牟其中是非常複雜的一個人，作為中國最早的民營企業家，很具有標本意義。
一
曾想兵諫老牟
從1989年到現在，我認識老牟已經十六年了。牟其中很少講經營理念，他就講故事;這些故事很重要，會給你很多基本智慧和對人情世故方面的知識。所以，中國最早的MBA應該是牟其中所講的這些故事，它們都是活教材。
我在體改所的時候就經常聽說老牟如何了得，有印象，但一直沒見過。1989年以後我在海南碰到南德在海南的一個代表，這個人是幫助牟其中做成飛機生意的汪兆京，他跟我說了一些牟其中的事。1989年9月，汪兆京說你現在沒事兒做，也沒工資，可以去牟其中那兒折騰。我就這麽去了南德。
第一次正式見老牟是在他的辦公室。軍博大院里比較奇怪的一棟樓，老牟占了地下室和地面一層共兩層的空間。他辦公室旁邊有個會客的地方，兩排沙發，一個破茶幾。他給我的印象是個子特別高，手里總是拿個大茶缸——後來他也一直是這個形象。他把茶缸往茶幾上一放，開說的事情就是天下、國家、改革、命運之類。1989年以後，牟其中需要澄清他和“六四”的關系，我幫他把一篇文章刊登在《中國青年報》上，叫《牢牢記住黨和國家的利益》，後來《人民日報》等報紙轉載了。這為他樹立起一種正面的形象。
自此，老牟開始重用我，而我也慢慢表現出在表達和組織能力方面比他原來的草莽班子要優秀得多。我主要負責外部聯絡與形象經營，作為第一任主編辦了一份小報《南德視界》(牟其中原先設想的是“世界”，我改成“視界”)，報頭是牟其中寫的，發刊詞是“造就一代儒商”。他的文章縱橫捭闔，很有氣勢。後來有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所有民營企業都愛編小報。之後我做了總辦公室主任兼西北辦主任，介紹很多人過去，南德有三分之二的部門經理是我引進的，萬通最初的創始人里有四個人(馮侖、王啟富、王功權、劉軍——編者註)在南德幹過。
更有意思的是我離開時以及離開之後與老牟在內心的較量，這純粹是一種男人和男人之間的較量。當時我和功權覺得南德不是我們的事業，和老牟也存在太大的年齡差異，所以我們幾個經常商討未來的路怎麽走。我們想了一條路：人在牟其中那兒，私下里做些生意，慢慢培養起經濟條件後再一起出來。所以我們一邊在門頭溝(南德員工宿舍蓋在那兒)物色了個店面想開餐館，一邊又想辦一個實體，起名萬通代理事務所，沒有啟動資金就註冊成事業法人，幫別人出書。但都沒辦成，里外都不滿意，後來就放棄了。我們又想對老牟實行規範化改造，仔細研究了張學良，準備集體“兵諫”老牟，讓他只做董事長，我們來管理公司事務，把南德做成中國最好的企業。可是，想到老牟五十多歲了在香山吃飯時還會為了一個凳子一拳把人家的嘴打得縫了五針，在街頭看見別人打架他就興奮地喊“打啊!打啊”，聯想老牟流氓無產階級的習氣和土匪的勁頭，我們認為“兵諫”只能更糟。
結果只能選擇自己走，從頭折騰起。柯雲路寫了一本書，其中提到的那個謝老板，當時在北京，希望我給他幹。於是我和老謝手下兩個人一起去海南。老牟知道後非常惱火，因為我一不要錢二連招呼都不打，說明內心極其自信，且不把他當回事。我是南德歷史上第一個炒老板的人。他曾經對我有評價：沒有缺點的人是最可怕的。沒缺點的具體表現就是從來不占便宜，每次活動別人不交錢我交。牟其中常說，有缺點的人好用，容易控制;沒缺點的人可怕，因為他有巨大的欲望和意誌力。其實我們之間有一種英雄主義是可以溝通的，但我的出走對他心理上是個巨大的挫折。
我在海南待了一個月之後，他辦事也正好要去海南，王功權他們給我透了個信兒，所以我就到機場接他，想給他一個解釋，他不理我。一兩個星期之後我回北京辦事，南德搬到永定路，我又去找他，還試圖溝通。他依然不改口，就是不見。我就回來了，放出話說：“活著就不要見了。”到他越來越困難的時候，就讓下面的人找我合作，功權他們也勸我見見，但我堅決不見。然而感情上是有瓜葛的，我們內部“MBA教材”全是老牟的案例。
我和老牟有兩次奇跡邂逅。一次我們全家去三峽，登機的時候，他站我前面，一回頭，太近了，沒法弄啊。我就叫了聲“牟總”，他“哦哦哦”，問我是不是去重慶，我說去三峽，他又“哦哦哦”一陣。飛機上他坐在我後面兩三排的地方，下飛機我沒打招呼就先走了。第二次是在華盛頓的中餐館，我坐著吃飯，呼啦啦進來一群人，一看正是老牟，遠遠瞪著我，我沒站起來，看了他一眼，繼續吃我的飯。
後來他就出了狀況。有一天他突然給我打來一個電話，說：“我是牟其中，我沒出事。給我拿些錢，回頭我還給你。”事後我分析肯定是公安給了他我的電話號碼，因為他需要請律師。過了一段時間，他在武漢監獄里手寫了一封信托人帶來，大概說了一下案子的情況，還是希望我給錢，準備繼續請律師。我跟功權商量了一下，做了幾個決定：第一，在二審判決之前不便介入，也不便給予任何資金上的支持，因為會形成和政府的直接對抗，法律關系不清楚，不知道這筆錢算什麽性質;第二，如果二審判完了，服刑的話我們會去看望;第三，牟其中勞改出來了，生活上所有的事歸我馮侖管，我負責養老送終。對我個人來說，無非多了一個爹，原則上我爹多少他多少，對朋友也是個安慰，他歲數和我父親差不多。
二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生意人
牟其中是被社會長期壓在底層的一個角色，其悲劇性在於要用沖撞體制的辦法不斷證明自己的強大，要翻身。牟其中是第一代貿易類民營企業中做得最成功的，單筆金額幾個億，沒人做得過他。實際上，倒飛機這件事是在改革開放初期的體制下私人資本創造的最了不起的商業奇跡。至於他的商業倫理、公司內部組織，都和他的出身、經歷以及社會制度的變革有關。這樣來說比較公允，不能籠統地把他說成是個江湖騙子或者壞人。
第一代民營企業江湖豪俠、英雄氣節、政治情結非常濃烈。上世紀90年代初在全國做承兌匯票做得最大的是海南南方信托的老板朱邦義，他也是四川人;老牟在北邊控制信用社。他們都是社會底層混上來的，互相不買賬，光約會見面這件事，我作為總辦主任都銜接不好。老牟要在北京見，那邊說在南方見，這就是民間江湖較勁的方式，因為涉及江湖地位的問題。
做飛機時，有一夥人想“兵變”，計劃把所有相關文件拿走自己做，老牟連夜把那些人抓起來捆在地下室里。所以我們當初的判斷是對的，如果我們“兵諫”，估計也被捆起來了。
老牟不論開大會開小會，從來沒人主持。講臺上放一張小方桌，他拿個大茶缸子坐下，講完就散會。不聽大家說什麽，他講過癮了就行。
老牟早上堅持在玉淵潭冬泳，且博覽群書，我們離開南德前，有一次他過生日，我和功權還湊錢買了一套《資治通鑒》送給他。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生意人。政治情結、江湖大哥、民間智慧、合理的商業想象力，以及我們有限的體制空間，塑造出牟其中這樣一個形象。現在沒有此類人物了。生存就是在每個階段改變自己適應環境，不斷改變行為方式;而以原有方式一直往下做，環境改變人不變，會死得很快。
牟其中在商業上有過巨大的成功，但最終還是身陷牢獄，沒能成功到底。這究竟是什麽原因呢?我發現，他的商業邏輯(發衛星、運作航母、炸喜馬拉雅山等)並不是都不成立，但是這個邏輯跟社會制度的變化節奏不夠吻合，和體制變革的邏輯是沖突的。
最早的一代民營企業當中，牟其中是最有創造力、想象力的。但由於他的創造力、想象力跟體制環境脫節、對立的太多，所以大部分都成功不了。這種命運使他成為“過去的一代”。也許，再等上十年、二十年，他就會有機會成功了。任誌強當年曾被錯關了一年，要是再往前、毛主席那時候，可能就給槍斃了，哪會有今天的風光和業績!所以商業上的成功還要和制度環境相適應。作為一個民營企業，我們的任何商業計劃都有一個跟體制環境的配合問題，如果不能配合，你的結局就是牟其中第二。
每個人做事情總得有道德感，而牟其中給我最大的震撼是一個人可以沒有道德感。老牟不是凡人，通常認為不能做的事，他做起來毫無心理障礙，這也許就是他強大的地方……作為一個企業，到底道德的底線應該在哪里?在創辦萬通時，我和功權常常拿老牟的例子做反面教材。我們認為，企業家、特別是民營企業必須要有自己的道德力量，否則無法凝聚人心、把事業推向成功。
我也是被蓋上時代印戳的人，在我自己眼里，我現在是資本家的工作崗位，無產階級社會理想，流氓無產階級生活習氣，傳統士大夫的精神享受。我也是一個不倫不類的東西。
三
一生愛錯放你的手
牟其中有很強烈的政治情結。他這一代人有政治情結是很正常的。
老牟在“文革”的時候曾寫過《中國向何處去》的文章，探討中國的命運;開始做生意之後，又不停地研究社會經濟變革。應該說這些都是非常合情合理、而且非常有趣的做法，是一種好的、值得肯定的品質。但為什麽他這種政治情結會失敗呢?我認為，他的政治情結隨著社會歷史的變化，表現出明顯的錯位。既然是一種政治情結，也必定有它的邏輯，不能錯位，錯位就會鬧笑話，甚至招致滅頂之災。比如鄧小平生日那天，老牟在家里召集了一幫人來祝壽，我不知道這種做法在西方會怎麽樣，反正在中國，人們就覺得很怪——給鄧小平做壽，是黨內一種特殊的政治生活，也是極少數人的特權與恩榮。你一個勞改釋放犯、小商人在家里大操大辦、給鄧小平做壽，純粹為黨添堵啊!
他特愛操心的事情就是中美關系、中俄關系，這些事情也不是你企業家該操心的;如果一個老板沒事去管中美關系，管臺灣問題，那也屬於錯位了。他這種錯位不單是錯，還叫人惡心，這就好比一個鄉下的小夥子牽一頭豬到城里來追一個女孩子，他的確有誠意，他對姑娘說“我愛你，我把我所有的生命和財產都獻給你”，他要獻出的就是那一頭豬。他是真誠的，他一點兒都沒錯，他也沒騙那位姑娘，他真是獻愛心來了，而且他可能對她負責，為她赴湯蹈火，但是城里的那位姑娘只會覺得惡心，恨不得一腳把他連豬一起踢得遠遠的。這就是錯位，也可以說是錯愛。
我認為牟其中的政治情結本身不應該說有錯，但是表達的時間、地點、方式和對象是有嚴重的問題，於是就錯位了。有一首歌叫作《一生愛錯放你的手》，這個歌詞有兩種解釋：一生愛、錯放你的手，就是悔不當初，不該讓你走，為愛負疚;再就是一生愛錯、放你的手;後悔愛你，打發你走。老牟這個事兒就叫一生愛錯，被人早早撣開了他的手。我覺得一個企業有社會責任感、關心一下社會上的事情是無可厚非的，有一些情結隨著年齡、歷史沈澱下來，也都能理解，但是你表達的方式、時間、對象一定要對。表達得不對，真誠的事情就變成一個惡心的事，最後被推開、攆出局。
但牟其中在品質上有超強的毅力。當時已經五六十歲的人了，他每年冬天都堅持冬泳，非常有毅力。他的毅力也表現在他的政治情結和處理問題的方法上。在面對危機時，他從來都是賭在領導批示上，賭在政治翻案上，賭在政治領導人的身上，因為他兩次坐牢出來，都跟大背景的改變和批示以及政治翻案有關。所以他一遇到事，就往這方面想，從來不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真錯了。實際上這一代人都有這個特點……由於他們有超強的毅力，這種政治情結表現出來的非理性和非商業的行為就特別刺眼。
我和牟其中曾經一起去陜北，開的是一輛價值4萬塊錢的漏風的破車，總共開了兩千多公里。其中有一天早上，大概五六點鐘，天麻麻亮的時候，我們停在了文水縣雲周西村當初劉胡蘭家的邊上。我們當時餓極了，就咣咣咣砸老鄉的門，讓人弄了些刀削面，加上鹽啊醋啊之類的調料端上來。當時飯桌邊上還睡著人。我們都嫌臟，吃不下去，老牟卻吃得倍兒香。這頓飯大概花了我們十幾塊錢。上車以後，我們都覺得勉強飽了，老牟就說，“你們不懂什麽是饑餓。坐牢時最大的煎熬是饑餓，不是疼痛。一進去先餓你個五天，啥都招了。”他教育我們要懂得忍耐。他饑餓過、忍耐過，所以他說他現在吃什麽都特香。
牟其中作為普通人來說，他也有很人性的一面，就是侍奉母親非常孝順。在我離開他之前一段時間，他母親病了，住在309醫院里。我跟他去看過他母親幾次，就我們倆，他在他母親身邊，表達的情感和普通人沒什麽兩樣。當年他坐牢的時候，他母親在崎嶇的山路上邁著小腳給他送飯，所以他一直對他母親特別感恩，當他母親去世時也非常難受。開追悼會前一天，他信手寫了一個對聯，讓我貼起來，後來我才知道，這個對聯最早是曾國藩寫給母親的，上聯是“一飯尚銘恩，況曾保抱提攜，只少懷胎十月”;下聯是“千金難報德，即論人情物理，也當泣血三年”。開追悼會的那一天早上，我陪他到太平間去，這是我今生特別難忘的一件事……那一次，我第一次看見老牟哭。
牟其中是非常複雜的一個人，作為中國最早的民營企業家，很具有標本意義。一個人在一個時代中能夠迸發出的光芒，其實就是這個時代的光芒。所以，我覺得解讀和了解牟其中，最重要的是應該明白一個企業家的命運不是孤立的，一定要在一個時代的背景下才能發光。你所能做的事業一定取決於制度空間的大小，你個人的品質再好，能力再強，都不重要，只有跟制度空間相容，你才能夠很好地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