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艾滋病大會中國獲獎者調查發現 昆明「低齡女」的威脅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25502012年，中國昆明低齡女性性工作者性及生殖健康狀況以及2010年，性病和艾滋病感染與藥物濫用（包括酒精）以及高風險性行為的關係。 （何籽/圖）
昆明低齡女性性工作者懷孕、重複懷孕、流產等數據均比一般性活躍青少年高兩倍之多。
一場慘烈而罕見的空難使得第20屆世界艾滋病大會受到空前關注——6名正準備參會的艾滋病研究專家在馬航MH17航班遭遇空襲遇難。
和這起空難同樣少見的，是本屆大會頒獎禮上的一張中國人面孔——多年從事昆明低齡女性性工作者生殖健康狀況研究的張旭東（女）獲「婦女、女孩與艾滋病研究者獎」，這也是中國研究者第一次獲此殊榮。
這項令張旭東獲獎的研究自2012年開始，對象為昆明市20歲以下的女性性工作者，最小的15歲。據310份有效問卷調查顯示，性病和流產在低齡女性性工作者中間十分普遍。
性病、懷孕多見
2014年7月21日，張旭東在澳大利亞墨爾本召開的第20屆世界艾滋病大會上做題為《中國昆明低齡女性性工作者性及生殖健康狀況》的報告。
世界艾滋病大會是艾滋病防治領域最權威、最前衛的學術會議。該獎項由國際艾滋病學社（IAS）、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UNAIDS）、國際婦女研究中心（ICRW）、國際受艾滋病影響婦女共同體（ICW）共同頒發，旨在鼓勵中低收入國家開展針對受艾滋病影響的婦女和女孩的研究，讓她們從中受益。
張旭東所從事這項研究自2012年開始，由昆明市衛生局立項、出資，對象為該市20歲以下的女性性工作者，平均年齡為18.7歲。真正有效的問卷只有310份，張旭東說。
該調查結果顯示，性病和流產在低齡女性性工作者中間十分普遍：66%的人自述在過去一年有性病症狀。44%的人有流產經歷。在有懷孕經歷的女孩中有54%人經歷過與流產相關的後遺症。
這幾個數據和2009年第一次具有全國代表性的青少年生殖健康調查對比發現：昆明低齡女性性工作者懷孕、重複懷孕、流產等數據均比一般性活躍青少年高兩倍之多。
此前的2010年，張旭東還在昆明主持了關於性病和艾滋病感染與藥物濫用（包括酒精）以及高風險性行為的關係的調查。201個樣本中，1%感染了艾滋病，30%感染一種或多種性病。
當時調查並非專門針對低齡女性性工作者，但研究發現，低齡女性性工作者感染性病很普遍，艾滋病感染率和成年性工作者的感染率相同，非意願妊娠和流產的比例也很普遍。這些從未披露的區域性調查結果，讓昆明市衛生局和當地NGO都有些意外。
安全套使用偏少
是什麼原因導致低齡女性性工作者中感染性病和懷孕的幾率偏高？這是該獲獎研究項目中的核心問題之一。
據調查，83%的低齡性工作者是從農村進入城市的流動人口。而其中92%輟學，因受教育的水平偏低，獲得的社會資源較少，其職業選擇的空間也就很小。但同時面臨著生活和經濟壓力，她們更多進入收入較高的娛樂行業；而娛樂行業低齡化趨勢也越來越明顯，甚至有幼女情結、處女情結等。在201個樣本中，93%的人沒有別的收入來源，而性交易是她們唯一的生活來源。
張旭東進一步研究發現，該群體缺乏健康生殖健康知識，70%的人無法回答80%的相關問題，能完整回答的僅1%。「她們比較封閉，很少接觸傳統媒體、互聯網等，也很少從學校獲得相關知識。」
調查中，她們不肯反映吸毒情況，但會如實告知飲酒情況。在夜場，飲酒是受鼓勵的，而酒精濫用者在與客人發生性關係時更少使用安全套，懷孕、性病感染等幾率因此增大。「酒精對這個群體的影響一直被忽視，NGO也很少干預。」張旭東擔憂地說。
98%的調查對象都不希望懷孕，但大部分僅依賴於安全套，而不使用其他的安全措施，但安全套的使用率又偏低。低於7%的人知道和使用其他長效的可逆的節育方式，如宮內節育器、皮下填埋植入劑等。
張旭東說，對於此種高風險職業，雙重保護才能既預防艾滋病又能減少懷孕幾率，但同時使用這兩種方式的僅佔2%。「竟有高達40%的調查對象仍使用傳統低效危險的避孕方式，如生理期避孕、沖洗法、下蹲式等。」
顯然，針對這個特殊群體的生殖健康的服務嚴重缺失。調查還顯示，不到三分之一的調查對象性和生殖健康知識來自公共衛生服務人員，少數來自學校；其他都來自朋友、同伴、家人、互聯網、傳統媒體等其他信息渠道。
「低齡女」調查困境
公益組織原本是政府最好的補充，但現在普遍生存艱難。
云南省是全國報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最多的省份，而盤龍區又是昆明市性工作者較為集中的區。自2002年始，很多國際組織和國際項目進駐云南開展針對性工作者的公益活動。因為有性工作者和媽咪的參與，調查和干預網絡得以快速建立。
張旭東的研究正得益於這樣一個網絡。2012年，她主持並參與的昆明低齡女性性工作者性及生殖健康狀況的調查獲得了昆明市4個區級疾病控制中心的配合和支持，而當地為性工作者提供健康服務的NGO，比如牽手女性互助小組（以下簡稱「牽手」）也參與了其中的調查工作。
「以前，人手足，每個人服務的性工作者也少，可有更多的時間單獨交流，更易於建立信任關係，甚至可以交換電話，所以工作效果很明顯，她們也會積極參與檢查活動。」「牽手」的同伴教育骨幹呂唯唯說。
2010年國際資金撤資後，「牽手」只能暫時借用昆明市盤龍區疾控中心辦公室開展工作，專職工作人員由原來的13個減少到現在的4個，所以只能同時面對多名性工作者的講課，動員檢查的效果大為下降。盤龍區疾病控制中心還為該組織發放工資，並組織醫生於每週四為性工作者抽血、化驗，但由於缺少經費，現在只做梅毒和艾滋病的檢測。
在盤龍區，「牽手」的4個專職人員需覆蓋所有娛樂場所，該區約有四十多家娛樂場所，4個人分片區每月干預一次。主要是講課，講解和性病、艾滋病相關的知識，並動員性工作者們做婦檢、VCT檢測；傳播正確的求醫行為，因為她們常去小診所，易上當被騙；還講避孕措施。「這是一個嚴重問題，在娛樂場所，很少有人沒做過人流，很多人因多次人流而不會懷孕了」。
「關係好的主管會幫助維護秩序。為了能進入場所，要和娛樂場所的老闆們搞好關係，告訴她們，我們沒有政治目的，也不是執法單位。但負責人一開始都很反感，她們都會說『我們都很健康』等等。我們只好反覆做工作。特別牴觸的，才會通過疾病控制中心進行協調。」呂唯唯說。
艾滋病感染者低齡化
事實上，將年齡作為女性性工作者生殖健康研究的一個劃分標準，在學術研究界存有爭議。
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趙軍認為，不應該以年齡來劃分，而應該強調場所和從行業方式的差別。
「桑拿、洗浴中心等專業化、組織化高的場所，感染風險較低，因為這些場所有培訓，既傳授性技巧，也培訓性病、艾滋病等防治知識。而且這種場所還有同伴教育機制。所以在這種場所，即使低齡性工作者也有很強的安全意識。相反，如夜總會等，從業者安全意識就較差，安全套使用率就比較低。」趙軍說，「這些場所只是提供平台，小姐和客人自行交易，場所也收台費，但睜一眼閉一眼。這種場所不對從業者進行培訓、管理，她們交易的場所也不在夜總會、KTV，所以女性性工作者處於一種自我管理狀態，同伴交流也少。這種風險就比較高。」
和趙軍的觀點不同，在「牽手」工作了8年的呂唯唯說，「實際上在出租屋裡，只要每次使用安全套，又不喝酒，風險更低。而KTV要喝酒，尤其低齡性工作者容易不安全性交易。從人流手術的情況來看，低齡性工作者也是主要人群。而且年齡低，更容易沾染毒品。」
2013年7月，在2012年調查的基礎上，「牽手」向昆明市防艾辦申請了為期一年的低齡女性性工作者防艾干預項目，主要對24歲以下的性工作者進行單獨干預。
「申請時也有爭議。防艾辦是防治艾滋病、性病的專門機構，不應該有明確的年齡劃分。但考慮到低齡女性性工作者在生殖健康方面的需求可能存在差異性，所以通過了申請。」昆明市衛生局防艾辦主任曾子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所謂「低齡」，是指24歲以下。「牽手」通過多年的調查和工作發現，24歲以下的女孩們經常聚在一起玩，沒有生活目標，她們吃好的，穿好的，出門打的，從不坐公交車。花錢大手大腳。沒錢了，又進入娛樂場所掙錢。「自我保護意識很差。遇到帥的，即使不要錢，也願意上床。她們使用安全套的幾率比成年女性性工作者要小，因為不用安全套可掙更多錢。」呂唯唯說。
在娛樂場所，銷售人員還給小姐們規定喝酒的任務量，她們的「老公」、「男友」一年換好幾個，有的一個月換一個。實際上只是固定性伴，並非真的男友、老公。和他們發生關係時，她們一般不用套，而吃避孕藥。
「我們告訴她們，信任不等於安全。」呂唯唯說。一個明顯變化的數據讓其擔憂，2014年前6個月，僅在「牽手」就檢測出3個艾滋病感染者，年齡均為16歲到19歲。以前，查出來更多的是普通性病。
建議獨立開展防治工作
女性性工作者的低齡化趨勢越來越明顯，這是「牽手」的另一個發現，在盤龍區，24歲以下的超過50%，最小的14歲，不少是在校生，有職高、專科，甚至本科生，多為外省的和昆明市郊區的。
在2012年的這項調查中，昆明市防艾辦還發現，80%的低齡性工作者進入這個行業不到一年，但性病、艾滋病、懷孕、流產、無保護性行為十分普遍，比成年性工作者風險程度高很多。
「很多人計劃短時間內賺到錢就不再幹了，她們不認為自己是性工作者，所以不會主動與公共衛生人員接觸，躲避干預行為。因此相關機構和NGO不能只關注熟面孔，更應該注重新面孔，建議儘早進行干預。」張旭東說。
但讓張旭東、呂唯唯等研究者、干預者擔憂的是：近年大規模掃黃行動使得干預和研究網絡中的性工作者目標人數銳減。據統計，盤龍區娛樂場所低齡女性性工作者在掃黃前約有一千人，現在只有四五百人，其他人要麼轉入縣區，要麼轉入出租屋，或通過社交媒體開展工作。以前，「牽手」甚至可以對髮廊、站街女進行干預，但現在她們都在深夜十一二點鐘出來，或去城市小花園打毛線，行為更隱蔽。
等「牽手」再去娛樂場所宣傳時，老闆們的接受程度也不如從前了。昆明市衛生局防艾辦主任曾子怡也稱，尤其今年以來，由於掃黃等原因，開展干預工作時，尋找目標人群也變得非常困難。
趙軍建議，應該盡快立法，確保衛生系統可獨立開展性病、艾滋病的防治工作，與公安掃黃行動切割。「即使我們暫時不能改變法律，但應該改變觀念，她們的安全是公共衛生問題，關係到每個人的健康。」
在赴墨爾本參加第20屆世界艾滋病大會前，張旭東接受了南方週末記者的採訪。她認為：要儘可能地實現服務普及型和均等化，特別針對罪刑化和邊緣化的青少年。「目前，計生服務機構已建立了龐大的體系和網絡，但只為已婚人群服務。而佔總人口20%的性活躍、性觀念開放了的青少年，卻被衛生系統忽略很多。所以衛生系統要把青少年的人權考慮進去。」
低齡老人服務高齡老人 養老社區試水“時間銀行”
今年重陽節，58歲的李國菁從泰康保險集團總裁兼首席運營官劉經綸手上接過了“優秀義工”的證書。在過去的一年中，李國菁參與泰康之家“時間銀行”項目，在燕園社區開設民族舞和老年瑜伽課程，豐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根據泰康之家養老社區“時間銀行”項目的規章，李國菁所有參與社區服務的時間將被平等計入時間銀行賬戶，並在需要時以同等的服務時間進行支取。
作為年輕的老人，李國菁認為時間銀行有助於實現養老服務代際之間的良性循環。“現在我趁年輕為別人服務，將來等我到了高齡就有別人來為我服務，可以實現‘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理念’”
截至2015年，我國60歲以上的老人已經達到了2.2億，失能半失能老人數量已突破4000萬。 隨著銀發時代的來臨，養老服務人員匱乏現象也日益突出，不僅專業護理人員缺乏，而且很多“空巢”老人缺乏日常照料的人手。
全國老齡辦9日公布的第四次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狀況抽樣調查結果顯示，越來越多的老年人有照護服務需求，尤其在農村，需要照護服務的比例從2000年的6.2%上升到了2015年的16.5%。從社區老齡服務需求看，近四成老年人需要上門看病服務，其次是上門做家務、康複護理、心理咨詢或聊天解悶等服務。
面對如此龐大的人員缺口，一些地方政府和養老機構發現，僅僅依靠護理學校或是社工機構的人員輸出顯然是不夠的，應該倡導老年人之間的互助，采取“時間儲蓄”的方式，讓年輕人、準老年人以及身體健康的老人利用閑暇時間為高齡老人提供必要服務。
所謂時間銀行，是指誌願者將參與公益服務的時間存進時間銀行，當自己遭遇困難時就可以從中支取“被服務時間”。時間銀行的倡導者是美國人埃德加·卡恩。1980年，46歲的卡恩經歷了一次大面積心肌梗塞，這次經歷讓他對生活有了重新的理解，他開始倡導時間銀行。
“時間銀行”被引入中國後，主要是依托於社區，以老年人為主要服務對象。廣州、北京、山東、山西、河南等地的一些養老機構和社區已經開始試點時間銀行。
江蘇省還將發展“時間銀行”納入地方的立法進程。2015年7月，江蘇省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聽取審議了《江蘇省養老服務條例(草案)》，草案首次提出，今後提供養老服務的誌願者，本人或其直系親屬進入老齡後，可以根據其之前儲蓄的誌願服務時間，優先、優惠地享受到養老服務。江蘇省民政廳負責人表示，鼓勵、支持發展相關誌願服務組織，建立誌願服務時間儲蓄等激勵機制。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楊燕綏表示，“時間銀行”起源於義工和誌願者，在先行進入老齡化的發達國家，低齡老人做義工照顧高齡老人是條很好的經驗，時間銀行就是將義工付出的時間變成一種可以回報的權益，也可以提高義工服務的積極性。
從泰康之家養老社區的實踐來看，通過互惠互助的“時間銀行”項目，把冰冷的商業關系化成和睦的鄰里親情，不僅豐富了老年人的社區文化生活，還吸引了一大批年輕人來做義工。中國政法大學青年誌願者協會在過去的一年中在燕園完成了課程活動協助、圖書館整理、居民陪伴等多項任務，服務近600人次，時長達2500小時。這些大學生的義工時間同樣被記入時間銀行賬戶，待他們需要時可以提取同等時間的服務。
楊燕綏認為，時間銀行目前在國內還只是零星試驗的階段，但它代表了未來的趨勢。懂生活、會護理的“40、50、60後”進入社會養老服務業是產業結構轉型和人口年齡結構轉型必然發生的變化。讓50、60歲的人去照顧70、80歲的人，也是社會轉型的必然結果。
楊燕綏還表示，時間銀行發展壯大的關鍵是需要有權威的義工服務記錄，這必須通過有公信力的機構，來確保提供誌願服務的人們可以在未來需要服務時獲得應有的回報，這不僅要依賴於一個信息平臺，還需要政府立法制定規則，也需要社會每個人來共同維護。
“如果讓我選擇，我想成為直男”同性戀“低齡化”現象觀察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0363
某大學法學院學生Tina。她說：我覺得，至少對於女生來說，不少人是雙性戀。所以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是個“異類”，我只是一個掙脫了社會對女性欲望重重束縛，遵從自己內心的女生。（南方周末記者 翁洹/圖）
雖然死不承認，但伍風估計很多朋友是知道他的取向的。說是談戀愛了，伍風卻從來不發合照，他也避免打“他”字，都是用“Ta”來替代。
“現在‘我是誰’這個問題越來越重要，自我認同問題的糾結是後現代社會普遍的特點。”
“當我們到了中年，真正要去面臨比如成家、父母的壓力、工作、養老等問題的時候，就必須承擔很現實的東西，就會跟社會直面沖擊了。”
伍風永遠忘不了那一夜。四年前的一個晚上，下了一場秋雨，在伍風渾身濕漉漉地回到住處，低頭看見自己身上陌生的短褲和人字拖，他才意識到今晚確實發生了一些事。
在別人眼里，伍風是一個前途無量的年輕人，連續多年拿到獎學金的優秀少年。但只有他心里知道，自己是跟別人不同的。天津的秋風蕭瑟，他塞著耳機、拎著提包孤獨地走著。按捺不住寂寞，他還是下載了一款社交軟件，這是一款專門為同誌設計的交友軟件。打招呼、交換照片、商量時間地點，一切順理成章地進行著。對於伍風來說，他只想用另外一具身體來填補內心的空虛。
他提前來到了約定地點，是一家大型商場。對方剛從這里健身結束，徑直摟過他的肩膀，帶他去了對面的公寓。路上，男人低下頭輕輕對懷里略顯僵硬的伍風說：“別緊張。”
這是他的第一次。伍風一直沒有說話，他突然覺得自己挺沒勁，甚至有些輕賤。晚上10點多，20歲的伍風終於躺在了自己的床上，他累了。
“小軟件”
根據上述軟件2015大數據白皮書，平均每兩位中國男同中，就有一位像伍風這樣的用戶。圈內人都叫這種軟件是“小軟件”。
不少年輕的同性戀，都是用這個軟件找到自己的“伴侶”。居住於北京的程小新曾在上面結識了兩任男友，但現在對於它卻是既愛又恨：因為這依舊是交友最高效的途徑，但糟糕的方面卻是，人們基本上就是在約炮，很少有人真心實意地聊天。
同性戀者一窩蜂地湧向了這個虛擬的世界。在那里，人人都有櫃子，都可以肆無忌憚地走出來，甚至脫掉衣物，露骨卻直白地彼此相處。每一段對話的指向都心知肚明，每一次交談都有套路，他們看得見對方的本質，可以隨意挑選喜歡的款式。
“0”“0.5”“1”是註冊賬號時必須要填的屬性。1是指同性戀中扮演男性角色，0是指演女性角色，0.5是兩者皆可。除此之外，還需要填寫的是身高、體重數據，以及自己和尋找目標的特性。
目的性比較明確的人會標明0或1。雖然程小新基本是0，但他寫的卻是0.5，“這樣大家不知道你找什麽，聊天的範圍就更廣了”。
“但經常用一段時間就太失望了，關掉卸載，然後過一段時間又寂寞了就又上去看一看。”一些年輕人都有和程小新一樣循環往複的經歷。
即便對於上海的關弛這樣小心翼翼隱瞞身份的人，也忍不住使用它。但是，關弛很害怕被身邊的人認出來，“如定位距離太遠，很難跟對方長期發展，距離太近了，又怕自己的生活受到影響”。
另外，他還喜歡用一個叫做“閱後即焚”的功能，就是當對方發過來照片時，你需要按住才可以看到照片，否則就會被銷毀。他不希望自己的照片留在別人的手里。在關弛看來，生活的理想狀態是：“同性戀身份是一個盒子，我想進去的時候，可以進去，想出來的時候，它不會影響我。”
而在那一晚過後，天津的伍風立刻就把軟件卸載了，“你可以說我很保守，但我不能那麽臟，我要把最好的自己留給最愛的人。”一年後，他又遇到了下一個男人，比他大8歲，是一位銀行職員。伍風一度又陷入隱秘的愛情當中，只有大街上沒人的時候才敢牽牽手、擁抱，偶爾再大膽些才會接個吻。
雖然死不承認，但伍風估計很多朋友八成是知道他的取向的。說是談戀愛了，伍風卻從來不發合照，他也避免打“他”字，都是用“Ta”來替代。然而他卻從蛛絲馬跡里逐漸發現，“小軟件”一直存在。男友會時不時用各種軟件跟別人“聊騷”，屢教不改。最讓他忍受不了的一次是，在發生關系後，男人居然問他：“要不要給你再找個人來？”
23歲時，伍風再次分手了。在朋友的慫恿下使用了另一款社交軟件，他隨便放了一張照片，一個星期就有上千的瀏覽量。
“不知道同類在哪里，即便知道，選擇的余地也很小。”伍風對這種感情失去信心了，“如果是約炮，風險遠遠大過快感，安全措施不到位就提心吊膽地去檢測HIV。”
然而北京年輕人羅易的想法更悲觀一些，他很難對一段長遠的關系抱多大希望，“幹嘛那麽麻煩，找聊天的人聊天，找做愛的人做愛，找訴苦的對象訴苦。找三個人不就行了嗎？”
存在
在中國，同性戀呈現低齡化趨勢。換句話說，也就是有更多年輕人承認自己同性戀的身份。
“以前很多人30歲以後才開始出櫃，現在一些高中生，甚至初中生都要出櫃了。”華東師範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魏偉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是因為現在同誌身份在中國建構出來了。受到多方因素的影響，作為同性戀身份的模式出現了。二十年前，這些信息很少，很難去認同，現在這些信息無所不在，這很重要。”
如果待在同誌的圈子里久了，其實是可以通過衣著、舉止、手勢、言行等等判斷一個人是不是同類，也叫做“gay達”或“拉達”（指辨認“gay”或者“拉拉”的雷達）：比如一個人會打理自己的發型，但並不是理個寸頭；喜歡戴鐲子，腳上拴一根紅線；最愛穿Hollister和A&F品牌的衣服；經常噴香水，註重容貌，動不動就敷面膜美容；愛看綜藝節目《康熙來了》，喜歡高冷、另類、賤賤的明星……
但也難免會被瞬息而至的孤獨所侵擾。“你不認識別人的時候，你不知道要去找誰說這件事，找誰成為你的伴侶，會覺得恐懼，是不是自己會一個人一直這樣走下去？”程小新很害怕自己一個人的時候，在這樣的邏輯里越陷越深。他就是喜歡吃飯一定要跟別人一起吃，自習也要找人一起去，電影和人一起看。
“現在‘我是誰’這個問題越來越重要，自我認同問題的糾結是後現代社會普遍的特點。”魏偉覺得，“一百年前，我們的祖先沒有這種糾結，今天的這種糾結是普遍存在的，包括我們的種族、宗教、文化、性取向等等自我身份的認同。”
確實，程小新只在圈里以及少數好朋友面前承認了自己的身份。如果別人懷疑他的性取向，他會使用經典的一招套路：“你是我就是。”這是一種巧妙的回答，如果是圈內人，對方立馬就懂了，如果不是，也不會尷尬。
夜深人靜的時候，程小新才會把面具摘下來，平時都是一副直男的樣子，但其實他並不懂如何與直男相處，“不能把自己特別浪的一面展現出來，又無法把自己裝得很直，太辛苦了”。
在圈子里，流行著這樣一句話：Gay圈，有臉才有一切。得到認可的，其實是長得好看的，而且又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同性戀。羅易對此深有體會，“一直處在強者的位置，是不會遭到譏笑的”。羅易曾是老家的高考狀元，一直生活在保護和仰視之下，同性戀的身份也沒有過多隱瞞。
當然，也有少數人完全出櫃了。上海的馮允力現在把自己當做同誌運動中的一員，是緣於多年積攢的憤怒：從小學三年級開始，一直到小學畢業，他曾被當眾扒褲子、推進女廁所、文具被隨便搶走踩在地上、書包全被丟掉。後來他還會被人圍毆，罵成“死娘娘腔”。高中的時候，同學用社交軟件發現了他的身份，就告訴了全班。此後，他走在路上會有人朝他扔粉筆，考試時被潑水，還有同學堵在教室門口罵他“死基佬”。“每天一進到教室，都不知道他們今天又用了什麽花招。”馮允力回憶。
另外一種極端的方式是，完全隱藏自己的身份。這些人可能來自“管理特別嚴格”的集體，未來，他們還要參加國考成為公務員，正式走入編制里去工作，因此每走一步都要小心翼翼，更不用說暴露自己性少數的身份了。
接受
“你能接受同性戀麽？”“如果你的孩子是同性戀，還能接受嗎？”
南方周末記者走訪了北京多家為性少數人群提供服務的機構了解到，社會上多數人對第一個問題回答是肯定的，但到了第二個問題就成了“那不可以”。
“雖然現在感覺經常提基友、搞基啊，但很多人對這些詞匯還是停留在開玩笑的層面上。大家都會提到，但真的都接受嗎，也未必，而且接受也是不同程度的。”北京同誌中心負責人小鐵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表示。
2001年，中華精神科學會修訂發布的《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三版》，將同性戀剔除，使得中國至少三千萬同性戀不再屬於病人，但公眾對同性戀固有的觀念很難立刻得到改變。
同誌親友會的“紅狐媽媽”在發宣傳冊時，更是直接就遇到冷眼和嫌棄，“就像那本書就是細菌，堅決不要。”曾經有個北京的老人，接過小冊子以後就扔了，用眼睛上下打量了她一遍，說：“我看你也一把歲數了，你怎麽那麽缺德啊！你就不教孩子們點好，讓他們當同性戀。”並且威脅她，再發亂七八糟的東西就報警。
“中國人的歧視，面子上說得可好了，難聽的全在背後，對同性戀是骨子里的歧視和冷暴力，不是和你打一架就完了的。”“紅狐媽媽”特別無奈。
“如果讓我選擇要成為直男還是同性戀，我會選成為直男。”程小新毫不猶豫地說。在他看來，“目前同性戀群體處在一種內部狂歡的狀態。大多數人都覺得特別無所謂，因為對愛情沒有一個可以預期的、穩定的未來，因此會比較放縱，導致無論是外人，還是圈內人，都覺得比較混亂。”
“雖然社會上看起來基腐文化盛行，但其實都比較虛假。當我們到了中年，真正要去面臨比如成家、父母的壓力、工作、養老等問題的時候，就必須承擔很現實的東西，就會跟社會直面沖擊了。”程小新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和父母出櫃，是年輕人最難邁出的一步。“紅狐媽媽”經歷了十多年，才終於接受兒子的身份，現在她可以在線下面對幾百人，或者在線上面對十幾萬人直播，告訴孩子們家長們的想法：
“一個是面子上覺得很丟人，很少有家長告訴別人我的孩子是同性戀，99%都做不到，包括我也是；一個是有悖於傳統文化，一直都是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對家長來說，建立起來的價值觀徹底破滅了，是一個很痛苦的過程；還有一個問題是養老，到老了孤孤單單的怎麽辦，尤其是兩個男人，這就是爸爸媽媽所擔心的問題。”
最開始，“紅狐媽媽”非常反對同性戀，用盡了所有方法想讓兒子妥協，甚至把孩子趕出家門三年，有些家長甚至更過激地為兒子找妓女。矛盾的是，就算本身是男同性戀的一位父親，發現自己女兒是一名性少數的時候，也無法接受，“當時我就憋勁，一定給她矯正過來。我很難，絕對不能讓她也這麽難。”這位父親說。
通通都無濟於事。沒有任何制度保障，社會也不支持。如果父母也不理解的話，程小新覺得自己將來會非常無助。有一天晚上，他夢見自己被逼著和異性結婚了，在洞房那一刻，他被嚇醒了，一身冷汗。
艾滋少年
中國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吳尊友曾在2015年底透露，近5年我國大中學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年增35%。年輕人艾滋病疫情主要以性傳播為主，主要是男性同性性傳播。
北京的年輕人余明就是那個不幸的人。一個月前，他原本準備和一個人上床，但對方很在意健康，要求他去檢測一下。8月8日，這是他第五次做HIV檢測，弱陽性，第二條線是淺的，但還是硬生生地存在。余明立馬就去做進一步的檢測，最終被確診為艾滋病毒攜帶者。
當時，余明噗嗤一下就哭了：“我還這麽年輕，怎麽可能？”在過去五年里，他交往過十多個男人。只要能想起來的，他都通知了一遍。但所有人都聲稱自己是陰性的，他也不知道到底是被誰傳染了。
在得知自己感染艾滋病的消息後，余明再沒有告訴任何人這件事。他一直覺得，這件事不會對自己的心理造成任何影響，“我總覺得我可以接受，但其實不是的，而且對心理的影響程度遠遠比身體更大。生活中遇到很多小挫折都會聯想到這個，所有事情都變得不好了。”
如今，余明淡定一些了，好不容易取到藥了，還不想吃，“因為一吃就是一輩子，什麽藥你吃一輩子都是不好的，對腰、腎、肝、內臟都不太好。”還有很大一部分壓力來自金錢。余明的家境並不富裕，父親在北京郊區做點小生意，母親待業在家，“不能告訴父母。檢測費超貴，抽我一大堆血，一共要兩千多元呢。”
曾經一度，余明想過，以後找一個可以安樂死的地方度過晚年，“是不是要先在外國工作幾年，才能獲得外國的居民證”。然後再一想，他這一生最後的目標就是找個能安樂死的國家，就立刻變得消極了。
中國面臨到的情況並非獨有。今年7月，在南非舉行的第21屆世界艾滋病大會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執行主任安東尼·萊克指出，盡管人類在防治艾滋病方面成就顯著，但艾滋病仍是全球範圍導致青少年死亡的第二大原因，而在非洲則是青少年的頭號“殺手”。
對於中國來說，由於現在年輕人的性觀念較為開放，加上防範意識低，社交軟件的流行，艾滋病更容易通過性途徑在年輕人中間傳播。北京市性病艾滋病臨床診療中心、北京佑安醫院感染中心主任張彤曾對媒體透露，從中心近幾年接待檢測的人群中可以發現，14-20歲之間的年輕人占比越來越高，十四五歲的少年前來檢測已不算稀奇。
“性行為低齡化的現象不只是同性戀，從整個人類來看，異性戀也是，他們的性行為發生也更加低齡化。這也是一個全球性趨勢，不只是西方，中國也是這樣。”華東師範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魏偉認為，背後的原因包括大眾媒體影響，互聯網發展，信息彌散，包括現在學術界談論得很多的“過於早熟的孩子”，因為他們受信息的影響很大。
和余明一樣的人不少。同誌親友會最近收到一條求助信息：“第一任是南方農村的，和他好了三年，最後還是毅然選擇回老家娶妻生子，放棄我。第二任是北京公務員，同樣面臨到了婚齡娶妻生子。我開始亂了，染上了性病和艾滋病。”
發布這條信息的主人，生於1992年。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伍風、程小新、關弛、馮允力、余明、羅易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