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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市風雲看全球金融中心位移：人民幣崛起，英國霸氣受挫

短短3年間，全球匯市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不僅僅是人民幣的國際地位迅速上升，歐洲經濟放緩、英國公投脫歐等已經使得英國的外匯交易中心霸主地位受到亞洲、美國的挑戰。

就在G20杭州峰會開幕前夕，國際清算銀行(BIS)於9月1日公布了三年一度的央行外匯市場趨勢調查(下稱“調查”)，透露了兩大重磅信息——首先，盡管美元依然是全球的主導媒介貨幣，占了2016年4月整體交易的88%，但人民幣已躋身成為世界第八大交易貨幣，其份額翻番至4%。人民幣已經快速成長為全球交易最為活躍的新興市場貨幣。

其次，就總體外匯市場交易量而言，處於領導地位的倫敦因近年來倫敦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Libor)操縱醜聞等原因，其所占交易份額出現了十多年來的首次下滑——從2013年的41%下降至37.1%，亞洲三大交易中心——東京、中國香港和新加坡搶占了倫敦失去的大部分份額;根據場外(OTC)利率衍生品交易的地域分布，美國超過英國成為了全球最大的交易中心。

倫敦的一位外匯交易員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早前倫敦在OTC利率衍生品交易量的占比高達60%，然而由於歐洲經濟放緩、英國脫歐公投導致金融機構考慮逐步搬離倫敦，英國的金融中心地位會持續受到威脅。不過，倫敦金融城政府政策與資源委員會主席包墨凱在接受本報采訪時曾表示，倫敦的時區、法律和人才優勢可能是其他金融中心無法比擬的。

英國匯市霸主地位臨危

隨著全球匯市波動性不斷放大，全球匯市交易量卻正在下降。不過隨著人民幣崛起，外匯市場交易份額正在向亞洲傾斜。同時，倫敦在全球外匯交易業務中的主導地位遭受侵蝕。

BIS調查顯示，2016年4月外匯市場交易額每天平均達5.1萬億美元，這比起2013年4月的5.4萬億美元有所下降，現貨交易額從2013年4月的2萬億美元下跌至2016年4月的1.7萬億美元。

一個顯著的變化是，英國的全球外匯交易量占比從2013年4月的41%下降至最新的37%，這一趨勢在所有貨幣對(currency pair)中都得到體現;歐元區的市場份額也持續放緩，同期從9%降至8%。而三大亞洲金融中心——東京、中國香港、新加坡等正在不斷擴大其市場份額，同期從15%上升至21%，凸顯出亞洲(尤其是中國)在全球貿易中與日俱增的重要性。同時，紐約的占比略增至19%，仍保持第二的位置。

調查也顯示，以美元計價的工具首次超過了以歐元計價的工具，成為交投最活躍的OTC利率衍生工具。

以歐元計價的衍生工具在歷史上一直是交易最活躍的場外利率工具，其交易額在2016年4月下降至每日6000億美元。相比而言，美元工具的成交額回升至14000億美元。盡管2013年至2016年間，許多新興市場貨幣相對於美元貶值，拖累了以美元衡量的交易額增長，但以新興市場貨幣計價的許多工具的交易也有所增加。

值得註意的是，就OTC利率衍生品交易方面，美國超過英國成為了全球最大的交易中心。

短短3年間，美國相關交易量在全球所占的份額從2013年4月的23%，上升至2016年4月的41%;英國的同期份額則從50%下降到39%。“部分原因是歐元活動的疲弱。英國仍然是歐元活動最大的交易中心。”BIS稱。

位於塞浦路斯的易信金融總部中國區首席交易官孫宇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越來越多外匯經紀商選擇設在塞浦路斯而不是英國，原因一是(塞浦路斯)稅收較低，二是英國的經濟和政治長期不確定性有所上升。

在英國脫歐公投結果宣布後不久，眾多在英國設立歐洲總部的美資銀行已醞釀“大遷徙”，以便在英國正式脫歐後，仍能在歐盟其他成員國正常開展業務。

接近摩根大通的投行人士此前向本報記者表示：“(摩根大通)可能在七八月份召開內部會議，商討Passporting的問題。”所謂的 “Passporting”，即歐盟的“單一護照”機制。凡是歐盟以外的金融機構，只要在任何一個歐盟國家取得營業執照，便有權在其他成員國設立分公司，並提供金融服務。

“英國脫歐後，金融機構無法通過在英國設立機構而獲得歐盟‘單一護照’。這些銀行在歐盟的新址很可能是巴黎、柏林或法蘭克福。”咨詢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Frost & Sullivan)大中華區總裁王昕告訴記者。

上述投行人士近期也透露，即使歐洲總部可能不會搬離，但部分業務會轉移至法蘭克福。

然而，倫敦的天然優勢仍無可取代。

其中一項便是時區優勢。倫敦處於中時區(零時區)，在時差上比北京晚8小時，比紐約早5小時。因此，倫敦上午的交易時段正好是中國市場下午的交易時段，而下午的交易時段又恰巧與紐約上午的交易時段一致。

對於倫敦的優勢，包墨凱還表示：“英國擁有歷史悠久的法律體系，英國法律體制也在國際社會通用，即使和英國沒有任何關系的合約，其選用的適用法律都是英格蘭法律。倫敦也能吸引全球人才。”

人民幣迅速崛起

顯而易見的是，BIS的調查結果佐證了人民幣不斷躥升的國際地位。

美元的霸主地位仍不可撼動。BIS指出，“美元依然是全球的主導媒介貨幣，占了2016年4月整體交易的88%，較2013年4月的87%稍有上升。”不過，其余八大流動性貨幣的排名有明顯變化，尤其是人民幣，其日均成交量從三年前的1200億美元升至2020億美元，在全球外匯交易中的占比從先前的2%升至4%，漲幅居首。

歐元和日元仍位列二、三名，但歐元、日元以及其後的澳元和瑞郎，在匯市的交易占比較三年前都有所下降。

具體而言，95%的人民幣交易量是是對美元產生的。這三年間，美元/人民幣貨幣對交易量從1130億美元升至1920美元，從第九位升至第六位。此外，一些亞太地區國家貨幣的市場份額也不斷擴大。例如韓元、印度盧比、泰銖都的位置都提升了2-3位。相比之下，墨西哥比索和俄羅斯盧布的交易量自2013年以來大幅下降。

歐元（EUR）、日元（JPY）、澳元（AUD）和瑞郎（CHF）在匯市的交易占比較三年前都有所下降。相較之下，新興貨幣（EME）、英鎊（GBP）和人民幣（CNY）的市場份額上漲，尤其是人民幣漲幅突出。數據來自BIS

近年來，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的確不斷加速。就在8月31日，世界銀行成功在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了第一期特別提款權(SDR)計價債券，即“木蘭債”。隨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新的SDR貨幣籃子在今年10月1日正式生效，人民幣將成為第三大權重貨幣，占比10.92%。

再來看應用和支付環節。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的最新數據顯示，今年7月人民幣回到全球第五大支付貨幣的位置，與去年同期持平，占全球支付貨幣份額的1.9%，較6月的1.72%有所增加。

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加快的背後，為了進一步向儲備貨幣邁進、推動匯率自由化，中國央行進行了持續果斷的改革。2015年8月11日，新一輪人民幣匯改啟動，IMF對此給予了積極評價。

“推動人民幣走出去”

盡管人民幣在匯率自由化、國際化方面取得進展，但這仍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孫宇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人民幣交易量的確呈不斷上升趨勢，但其在全球外匯交易中所占的比例仍有很大提升的空間。”

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黃益平也曾表示，人民幣要實現國際化，要做制度、政策甚至經濟實體上的改進，可以把條件分成三類。第一類條件是經濟規模的調整，以使經濟非常開放，使國際經濟活動非常活躍，提高其他國家使用人民幣的可能，進而提高人民幣在國際儲備貨幣中的地位;第二類條件是市場和流動性，要有各種產品;第三類條件則是制度上的保障，要保護產權、經濟自由度，要有各種信息的自由流動，以利於金融決策。

這三類條件涉及方方面面，決定了人民幣國際化不可能一蹴而就。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9月3日出席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開幕式並發表主旨演講，其中指出“在有序開展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逐步開放國內資本市場的同時，我們將繼續推動人民幣走出去，提高金融業國際化水平”。

人民幣匯改的進程也在不斷推進。從今年春節以來，每日中間價形成機制逐步形成了參考“上一日收盤匯率+CFETS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化”的機制。中國央行副行長易綱在G20峰會前的記者會上稱，“這種機制的好處是其增強了規則性和透明度，使市場有一個穩定預期。”易綱預計，未來3~5年，人民幣大概率上是一個雙向波動。但是，“總體波動率小於絕大多數儲備貨幣，也大大小於新興市場貨幣。”

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統計，過去一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的波幅為4.96%，而英鎊對美元的波幅達14.19%，日元為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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