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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你有能力,替他講一講吳念真講述的臺北底層故事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7858

《臺北上午零時》脫胎於社會新聞:原住民湯英伸到臺北洗衣店工作,工作太過辛苦,湯英伸幾次想辭工,老板不答應,不給身份證。最後湯英伸殺了老板,被判死刑。新聞發生時,吳念真(左前)將三十歲,他的第一反應是:我說不定會做同樣的事。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如果臺灣的作家不分藍綠,而分左右翼,吳念真肯定可以算作左翼作家。迄今為止,不管是作為電影/戲劇的編劇、導演,或是寫小說、隨筆,吳念真寫作的出發點一以貫之:“弱勢的人,他的聲音沒有被講出來,他們沒有地方可講,好像你有能力,替他講一講。而且你自己就是那樣的人,也曾這樣走過來……”

大陸作家的左右翼分野,吳念真不熟:“丁玲我看過,可是丁玲後來變了”,“我比較喜歡沈從文”。

2015年1月到2月間,吳念真任藝術總監的臺灣綠光劇團,把他們十五年前創作的劇目《臺北上午零時》帶到內地巡演。這是一個典型的底層故事:

1960年代,臺北市一家鐵工廠的三位學徒終日在老板打罵中做苦工。他們三人同時暗戀隔壁面攤的孤女阿玲。面攤的老板是鐵工廠的頭家娘(臺語,意為“老板娘”),也是阿玲的姨母。阿玲被姨丈強奸。為給阿玲報仇,學徒阿榮殺了鐵工廠老板,入獄服刑;學徒阿嘉娶阿玲為妻,給她腹中小孩合法姓氏;學徒阿生以阿玲的名義給阿榮寫信,直到阿榮出獄。此後四個年輕人天各一方,2000年再次聚首,是因為頭家娘的面攤要作為“違章建築”被強制拆除。

劇名《臺北上午零時》是1960年代臺北私人電臺的一檔廣播欄目。其中包含臺語版的世界名著廣播劇;有簡單的英文歌;有各種即時消息:昨天哪里發生了水災,從那里出來打工的朋友,如果身上有錢趕緊寄回去;一位媽媽在臺北尋找一直沒有消息的兒子,如果你們誰認識她的兒子,即刻跟她聯系……對當年飄零在臺北最底層的異鄉人來說,這檔每天從深夜播送到淩晨的節目是一個公共的情感碼頭。

“謝謝導演,我們被理解,我們被撫慰”

2015年1月22日,《臺北上午零時》在北京首演結束,已是22:30。很多觀眾沒走,圍著國家大劇院戲劇廳的外墻,站著填寫調查卷。

問卷的紙張薄得有些潦草,問題也很普通:姓誰、手機號碼、郵箱、怎麽知道這出戲、沖著什麽來看戲、最喜歡的演員……綠光劇團把這些問卷回收,得到寸許厚一疊。很多觀眾沖著吳念真而來。他們的年齡從19歲到四十幾歲不等,性別有男有女,很多人以小名“阿欽”稱呼吳念真,熟悉他的初戀故事、影視代表作、隨筆集。

每一場演出結束,吳念真都會坐在後臺,閱讀這些新鮮收割到的觀眾意見,借此判斷一出戲是砸了還是成了。

在綠光劇團,《臺北上午零時》從屬“人間條件”系列。這一系列劇目彼此沒有情節上的關聯,風格卻類似。都是說來話長的故事,從1960年代臺灣經濟起飛,到2000年前後的民主政治、工商社會。人情冷暖、滄海桑田,一份“古早”的情義,許多傳統的美德……

2014年,《人間條件6》在臺灣上演,綠光劇團收集到建團以來最多的調查問卷。有觀眾寫:“謝謝導演,我們被理解了、我們被安撫了。”“我們知道我們很辛苦,但總有那個力氣在。”

這些觀眾大多與吳念真的兒子吳定謙同齡。吳定謙生於1982年,那一年羅大佑寫出《未來主人翁》:曾經一度人們告訴你說/你是未來的主人翁/在人潮洶湧的十字路口/每個人的眼睛都望著那/象征命運的紅綠燈……我們不要一個被科學遊戲/汙染的天空/我們不要被你們發明變成電腦兒童。

《人間條件6》要說的是,沒有人成為主人翁。大學生畢業工資臺幣兩萬五千塊(合人民幣5000元),房子貴得買不起,父母漸老,未來勢必“二拖四”(一對夫妻贍養四位老人),塑化劑、毒牛肉……

當演員在臺上說“近幾年來毒害臺灣最厲害的就是五六十歲以上的混蛋”,臺下拼命鼓掌。

“我真的覺得,我們這一代掠奪他們太多資源了。現在房子那麽貴,誰搞的?所以我們這一代是混蛋。”吳念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如果不是寫作我早就自殺了

吳念真從“人間條件”的6部戲中選擇《臺北上午零時》來內地巡演,是出於“接近性”的考慮:“1960年代到1970年代,是島內大移民的時代,和今天的大陸很像:大量各地來的人往城市集中,我想他們在城市里面都會東張西望,忍受寂寞。”吳念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有觀眾不買賬。中場休息,一位年輕的女觀眾對同伴說:“我先走了,實在受不了了……整個一《幾度夕陽紅》……也是一個女的被強奸了,然後跟別人結婚……”

大多數觀眾留了下來。雖然表演有涉嫌狗血的段落,他們依然會偷偷擦拭眼淚。他們在劇場中學到了珍貴一課:雖然不是100%的映射,別人的經歷跟我們依然有關系:

《臺北上午零時》脫胎於一個真實的社會新聞。1982年前後,臺灣原住民湯英伸到臺北洗衣店工作。老板怕他跑路扣留其身份證。洗衣店的工作時長及辛苦程度超出湯英伸的程度,他幾次想辭工,老板不答應,不給身份證。最後一次湯英伸拿刀把老板殺了,後被判死刑。

這件事發生時,吳念真即將三十歲,他的第一反應是:我說不定會做同樣的事。

吳念真15歲從鄉下到臺北。醬菜店、工廠小工友、中醫診所的學徒、幫富人遛狗……什麽工作都做過,但都幹不長。有一次,少年吳念真去臺北火車站後面的職業介紹所找工作、一間一間的小房子、小廣告密密挨挨、層層覆蓋。吳念真看到一個文書的廣告。按照當時的規矩:如果一個工作的月薪是600元,求職者要繳300元給職業介紹所。吳念真交了300塊錢被帶去“上班”:那是另一家職業介紹所,他的工作是:問求職者挑中了什麽工作,按那工作月薪的一半收錢,帶他去上班……

每一個被騙的人都要找到下一個人行騙,才能從這個循環中解脫。吳念真打破了這個循環,兩個女生來找工作,他對她們講了實情。為此,他被老板打了一頓,並且賠了600塊錢。

900塊錢花出去,工作沒找到,口袋里不剩半毛,吳念真把這段經歷寫下來,投給《聯合報》,得到750塊錢稿費。雖然沒有回本,他依然覺得很了不起:一篇文章比一個月薪水還多。

這750塊錢是一道分界線。從此,吳念真經歷殘酷,卻能書寫溫暖。

“如果沒有寫作或閱讀,我說不定早就自殺,或者拿刀子殺人了。”在北京與媒體、粉絲交流時,吳念真幾次這樣說。這是實情。吳念真的同胞兄弟,小時候念書不好,十幾歲時追著哥哥的腳步到臺北討生活,後因種種原因深陷賭博、詐騙泥潭,最後自殺了事。而吳念真卻把童年的稟賦變為謀生的手段。

演員在臺上說“近幾年來毒害臺灣最厲害的就是五六十歲以上的混蛋”,臺下拼命鼓掌。“我們這一代掠奪他們太多資源了。現在房子那麽貴,誰搞的?所以我們這一代是混蛋。”吳念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劇組供圖/圖)

“我是最會罵人的那個”

小時候,吳念真在村口樹下聽叔叔伯伯講古:他們當日本兵,打仗打到馬來西亞……跟父親去看電影,劇情完全不懂,吳念真卻註意到日本人車的車牌上都寫兩個字“品川”。成年以後問日本人,才知道“品川”是東京的一個區。

十五歲,念書念得很好的鄉下少年到臺北謀生,吳念真特別在意別人的言行舉止:他是在挖苦我,還是贊美我?贊美是真的贊美,還是反話?“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一種病態”,回憶往事,吳念真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觀察各種各樣的人,揣摩他們的心理,曾經是底層少年吳念真最大的樂趣。到服兵役時,他這方面的功夫已經駕輕就熟:部隊里什麽人都有。有人家里窮,有人很有錢,有鄉下來的、有不認識字的、有強奸未遂的……跟大專兵說話可以酸來酸去;如果問強奸未遂的為何未遂,想都不用想,一定一鼻子灰:因為是你媽媽,看她很老,所以就放棄……

及長,臺灣的劇作家中,吳念真這方面的功夫無人能敵:跟三教九流打交道,販夫走卒的語言信手拿來,把市井悲歡寫得深情而文藝。

《臺北上午零時》中,鐵工廠老板“幹你娘”不離口,路人甲點評:“啊,哪個老母他都要給人家怎樣,他是拿補腎丸當飯吃嗎?”內地上演時,這句給改成:“他是不是讓所有的媽媽都懷孕?”

頭家娘抱怨自己多年遇人不淑:“走了個放屁的,又來了個滲屎的”——用臺語念這句詞,鏗鏘有力,變成“國語”,力量減輕許多。

這是內地巡演不得不付出的代價:吳念真堅決不用字幕機:“看戲的時候讀字幕,好像你跟人聊天的同時低頭看手機”,但原劇有大量臺語對白,其中不乏各種生動的俚語。

那些俚語,都是生活中來。“我們的執行長就臟話連篇。我的朋友三教九流都有。我自己講起臟話來比誰都厲害。”吳念真說。

“執行長”是李永豐。他的“全稱”紙風車基金會執行長。“紙風車基金會”使命之一是給臺灣偏遠鄉村的孩子“送戲下鄉”。

2000年之後,幾位老朋友——李永豐、吳念真、柯一正發現自己和身邊的熟人天天為藍綠之爭吵架。吵到厭煩時,互相問:有什麽事大家不會吵。一致的結論是“孩子的笑”。紙風車計劃由此萌生:到臺灣各鄉鎮去演戲給小朋友看,不要錢,而且舞臺必須是國家劇院的標準。五年時間,幾個老男人開路,紙風車劇團走遍了臺灣的319個鄉鎮。

停了兩年,有人寫信給吳念真:我孫子現在已經七歲了,他出生的時候你在我們村鎮演過,七歲過去了,他沒有再看過戲,你們要不再走一次?“那我們就再來。天天募款,跟企業募款、跟朋友募款,募、募、募……”吳念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第二輪巡演,319個鄉鎮,走過一百多的時候,一位鄉村老師給吳念真寫信:昨我帶小朋友去看戲,他們很高興。可是導演你知道嗎?它是一夜煙火。第二天小朋友還是要面對偏僻的鄉村,隔代教養。很多小孩子都是阿婆、阿公帶的,爸爸媽媽到城市工作;或者爸爸娶的是越南太太,她根本沒辦法教小孩子念書,小孩子天天在村鎮里面遊蕩,打電動遊戲、大的小孩就教他們賣東西……作為一個老師,我真的很無能。只能今天撿一個,明天撿一個……我希望小朋友們放學之後,有一個可以一起做功課的地方,有人輔導他們,帶他們玩……

吳念真跟朋友商量:老師的希望可以變現。隨著人口的減少,臺灣流浪老師很多,師資很容易招募,不用他們做義工,基金會付薪水,孩子們會有自己的一間教室,在教室里可以做功課,可以吃東西,學英文和電腦。

2013年7月開始運作,到2015年1月底,這樣的教室建了二十個。一間教室一年需投入臺幣一百萬。

“這種班成立之後不能斷,斷了小孩子們會絕望。”當初的承諾變成沈重的壓力。吳念真為此募款,拍廣告……

“今天上帝派了一個人”

吳念真拍廣告不愛用帥哥美女,愛用素人演員(非職業演員)。他相信,廣告只有幾秒鐘,只要把情境講清楚,給對光,攝影機捕捉到合適的瞬間,普通人完全能準確詮釋一則廣告的情感。

拍廣告、拍電視節目的時候,吳念真自己常常“入戲”。

有一次,吳念真帶一支紀錄片攝制組,到非洲東南部國家馬拉維拍片。臺灣的醫療機構在當地發放防艾藥具,有些病人拿了藥轉賣給別的國家,這迫使臺灣醫生想出按指紋拿藥的辦法……吳念真的攝制組從旁拍攝這一切,每天面對文化沖突、小小的詭計和成片的死亡。

一天,攝制組跟拍一個快要死去的媽媽。吳念真問:現在你最需要的是什麽?那位瘦巴巴的母親說:我希望有一個堅固一點的房子。現在我的房子是泥巴糊的,雨季一來,很容易塌下來,我希望我死後,我的六個孩子至少有一個安全一點的地方。"

吳念真轉頭問醫療隊的工作人員:在這里蓋一棟水泥的房子多少錢?工作人員一邊告訴他三百美金,一邊把他伸向口袋的手擋住:導演,這個村子里面有幾十戶都是這樣的,你都要付嗎?

又有一天,攝制組走到一個寡婦村。村中一位能幹的婦女曾向醫療隊遞交過一份報告,請求捐款。村中女人用募到的錢養雞,賣雞肉、賣雞蛋……攢夠了錢,在村外空地上蓋房子,養護已經患病的鄉人。攝制組到來的時候,女人們已經把房子蓋好,但沒有門窗。女頭人說:要慢慢來,賣完這批雞蛋再想辦法。

醫療隊工作人員的阻攔沒有發生效力,吳念真把口袋里的錢掏給那位馬拉維婦女。女人接了錢,並不道謝,跟其他女人劈里啪啦講了一段話。然後,女人們開始唱歌跳舞。翻譯告訴吳念真,她們唱的是:謝謝上帝,上帝今天派了一個人來……

與慣常的情況不同,這次是施與者受到震撼。

更多的時候,“有情人”吳念真篤信:“無情無負擔”。

成為微博註冊用戶之後,吳念真發現大陸有很多礦工是肺矽病患者。吳念真是礦工子弟,他的爸爸患肺矽病去世。有一次,有人在微博上轉發了一張照片:一位患肺矽病的礦工,看上去很老,實際年齡只有38歲。照片下面配了一條長微博,訴說那家人的辛酸。

“我一看真的受不了”,吳念真去查,發現一個叫作“大愛清塵”的機構,正在為肺矽病患者募款,買氧氣機,愛心人士可通過支付寶支付。

“我沒有那個鬼東西”,吳念真給大愛清塵的工作人員發私信:給我你的賬號,我匯款。

事後,受捐助者給吳念真寫信。吳念真自問:這個時刻我幫他,以後呢?所以“無情無負擔”。

——這句話被吳念真寫成了《臺北上午零時》的一句臺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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