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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是一項五環相扣的系統工程(轉) 金石楊天南

來源: http://xueqiu.com/1175857472/32266679

投資是一項五環相扣的系統工程(轉)

      ------天南先生所譯《巴菲特的道路》第三版之序言

                              李 劍

羅伯特•海格斯多姆的《巴菲特的道路》一書問世已經二十年了,現在由天南先生翻譯的是第三版。由於第一版是第一本把巴菲特介紹到中國的專業投資書,我不禁產生了很多聯想:二十年來中國股市有了一些什麽樣的改變?中國的價值投資界現狀如何,還存在什麽問題?

說到中國股市的改變,情況十分糟糕。投機仍然盛行,投機仍是主流。炒小盤、炒概念、炒題材特別是瘋狂炒作垃圾股的場面如火如荼。而價廉物美的藍籌股特別是成長股由於股本太大或持股特別分散難以收集,依然受到冷落。短炒造成的國家印花稅和證券公司傭金在蕭條的2013年就超過1000億,吃掉了上市公司一年 10 %左右的凈利潤,更超過了全部上市公司一年的總分紅!就在我寫這篇序言的2014年9月下旬,稍微看一下電腦,就能點出市盈率在1000倍以上的股票有57個,虧損而無法計算市盈率但股價卻一漲再漲的股票有343個,而100個左右盈利能力最強(連續多年凈資產收益率在20%以上)的優秀企業,市盈率很多卻在20倍以下,還有不少在個位數。事實證明,二十年後巴菲特的思想並沒有在中國股市產生很大的影響。

普及巴菲特的思想任重而道遠!也許,這就是天南先生和機械工業出版時翻譯出版《巴菲特的道路》第三版以繼續指引道路的重要性所在。

中國的價值投資界呢,一方面占股民總數不多的巴菲特的學生們有少數人取得了驚人的成績。他們努力尋找有經濟護城河的企業,長期投資有持續競爭優勢的企業,獲得了穩定而持續的回報。但另一方面,又有一些人對巴菲特的思想淺嘗輒止。往往認為,巴菲特投資理論的原理非常簡單,不值得長期深入地學習和深究。而且據我觀察,他們中的有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內,或多或少都犯過用其一點,不及其余的錯誤。比如一說要選擇優秀企業,就會不管價格多麽昂貴仍然買進;又比如一強調集中投資,就會只買一個行業甚至一只股票;再比如一看重長期持有,就不管什麽行業什麽企業什麽價格一概拿住不放;還有,一說要了解自己的能力圈,就會在十多年中只局限在名牌白酒的範圍內不再擴展。。。。。。

我很想以自己的親身體會和實踐,以自己的語言概括,談談巴菲特的道路是條什麽樣的道路,特別是,他的投資策略是種什麽樣的策略。因為,根據我對中國價值投資界的了解,如何完整、準確地理解巴菲特的偉大思想並在實踐中加以運用,依然是至關重要的課題。

我認為,巴菲特的投資思想和投資策略,實際上是一項五環相扣的系統工程。這項嚴密的系統工程也可簡稱為投資的“十七字方針”。組成這項系統工程的五個環節是:好行業、好企業、好價格、長期持有、適當分散。正如奧運會的會徽一樣,五環中缺少任何一環都會在投資上或早或晚出大的問題。

好行業。

好行業在巴菲特這里首先是他自己能理解的行業(這是他不太喜歡投資高科技行業的著名理由);其次是產業吸引力高、產業穩定性強的行業,比如有差異化而不是同質化的行業、資本性投資需求小的行業、負債少而穩定增長的行業。他很少提朝陽行業這個詞,而且對銀行保險投行等高負債行業有些偏愛。

對投資者來說,行業的選擇是戰略性的,而公司標的的選擇是戰術性的。保險業和不慎選擇的紡織業的對比實踐讓巴菲特深感行業的選擇遠比其他方面重要。他說,“。。。。。。紡織業剛好完全相反,無論管理層多麽優秀,也只能獲得微薄的利潤。各位的管理階層學到的一課,很不幸一再學到的一課是,選擇順風而非逆風產業環境的重要性。”

我個人的體會是,有些行業如白酒醫藥網絡牛股成群,有些行業如化工公用事業則牛股稀少;有些行業如食品飲料盈利持續穩定不斷創出新高,有些行業如遠洋航運有色金屬盈利大起大落經常回到原點;有些行業如IT電子競爭極其激烈讓龍頭企業頻繁更叠,有些行業如銀行卡組織門檻很高先入為主讓龍頭企業持續不變;有些行業如賣菜理發開出租怎麽努力也做不大,有些行業如網上商城網絡社交搭好平臺瞬間無限擴張;有些行業如膠卷傳呼機保齡球一直衰退根本不能投資,有些行業如生物制藥朝陽升起前景廣闊特別值得關註。。。。。。行業特點決定了投資回報,所以錢怕投錯行。行業選擇列在第一位。

好企業。

好企業在巴菲特這里首先是指有長期競爭力即有持續競爭優勢的企業。這一條他老人家的論述實在太多太精辟。投資者的爭議也比較少。經濟護城河或經濟城堡理論、消費獨占概念和消費壟斷型企業理論、商譽的論述、低成本結構的企業、簡單的企業、能幹並以股東利益為先的管理層的論述,等等。在定量上,他還提出了好企業的盈利能力指標,應該在財務桿杠不太大和沒有重大資產變動的情況下,凈資產收益率長期保持在15%以上。這一條在讀年報選股中特別方便而有效。

好價格。

好價格在巴菲特這里沒有好企業那麽看重,所以排在第三位。這是因為便宜雖然重要但畢竟是有限的,而成長雖然價格略高卻是無限的。正如低價買一棵白菜利潤空間畢竟有限,而中等價格買一棵優質苗木卻可能長成參天大樹一樣。這種排序也是他與恩師格雷厄姆的不同。但這個環節絕不是可有可無。認為只要是優秀企業什麽價格都可以買進的投資者是大錯特錯的。好企業加上好價格才能成為好股票。在這個環節巴菲特最有代表性的論述是“在別人貪婪時恐懼,在別人恐懼時貪婪”;最有代表性的實踐是每次金融危機時或突發性利空事件發生時的大手筆買進。

長期持有。

在長期持有這個問題上,巴菲特的名言是:“如果你不想持有一只股票10年,那你就不要持有它一分鐘”,以及“我們喜歡持有的時間是永遠。”長期投資被很多投資者認為是巴菲特投資策略中最為迷人的一部分,這也許是這個世界短線投機客太多的緣故。但我覺得更重要的是兩個問題,一個也是能力圈問題,巴菲特說,“我不認為包括我自身在內有誰能成功地預測股市短期的波動”,而大多數股民卻高估了自己的認知水平;二是這個策略也必須建立在前三者即好行業、好企業、好價格的基礎之上。因為巴菲特還有一句名言:“時間是優秀企業的朋友,是劣質企業的敵人”。千萬不要以為什麽行業什麽企業什麽價格都值得長期持有。

適當分散。

巴菲特強調集中投資。他說,“我們的政策是集中持股。當我們決定之後便買入一大筆,而非這也買一點那也買一點,而事後一點也不關心”。我對巴菲特的這一策略的表述是適當分散。因為適當分散和適當集中是一個意思,但卻不容易讓投資者過於激進。盡管巴菲特嘲笑一些基金經理人常常買進幾百只股票的做法,說過“我們喜歡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然後小心地看好它”,但巴菲特在實踐中除了小時候買的第一只股票外,從來沒有在資產管理中只買一個行業或一只股票。顯然,過於集中就是孤註一擲。由於中國的價值投資者有不少人片面理解巴菲特的集中投資,經常犯下只買一個行業甚至一只股票而在看走眼的情況下大輸特輸的錯誤,所以我把集中投資表述為適當分散。

對這個環節的簡單表述是,投資的風險有兩種,一種是系統性風險,一種是個股風險。個股風險包括無法預料和抵禦的地震等自然災害風險。如果你的投資是一個好幾個行業的組合,從概率上來說,你的風險就下降了一半,只剩下了系統性風險。後面的問題只是組合的數量要合適,不要太過分散,而且要個個優秀。像一支全攻全守的足球隊那樣是最佳選擇。在定量上,巴菲特顯然是反對四十只以上的股票的。他開玩笑說,“如果你有四十個老婆,你就不可能對她們的每一個都有所了解。”

另外,在邏輯上,這個環節顯然也是建立在前面四個環節的基礎之上,否則集中投資風險更大。

願中國的價值投資者在巴菲特指引的道路上走得更好,更遠,更穩當。

                                本文作者為上證巴菲特研究會常務理事

                                            2014年9月於上海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fce9290102v5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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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北京五環內新增住宅將普遍“豪宅化”

國際地產服務機構——第一太平戴維斯11日發布報告認為,短期內北京一手住宅新增供給將繼續回落,且將主要分布在五環外,五環內新增項目則普遍“豪宅化”。

對於北京的住宅銷售市場,第一太平戴維斯華北區項目及開發顧問部負責人熊誌坤認為,今年第二季度,盡管北京一手住宅供給量和成交量較去年同期有所回落,銷售價格指數則保持上漲態勢,截至5月末,環比上漲5.0%,同比上漲17.1%。

此前,北京市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前五個月,北京全市商品房銷售面積為492.8萬平方米,同比增長15.1%。其中,住宅銷售面積為305.2萬平方米,下降14.8%;寫字樓為126.2萬平方米,增長2.5倍。

熊誌坤認為,短期內北京一手住宅新增供給將繼續回落,且將主要分布在五環外。五環內新增項目則普遍“豪宅化”,其中,朝陽和豐臺將出現最大供應規模。

成交方面,在經歷過去幾個季度的成交量高位運行後,隨著庫存的減少,預計下一階段成交量將繼續下滑。

熊誌坤表示,由於供給的相對有限以及一線城市住宅產品較好的投資屬性,短期內一手住宅市場價格仍將維持上漲趨勢。

除了住宅市場,在寫字樓市場,上述報告顯示,2016年第二季度,北京甲級寫字樓市場迎來大規模供應放量,共四個項目合計帶來30.6萬平方米新增辦公面積。至此,全市甲級寫字樓存量達到954萬平方米(含自用面積)。

2016年第二季度,北京市甲級寫字樓空置率進一步上漲至4.4%,環比上漲1.2個百分點(含自用面積)。一方面,在租賃需求減少的市場情況下,大規模集中放量增加了市場去化壓力。另一方面,P2P等新興互聯網金融公司的退租風潮持續影響著租賃市場,此類租戶比重較高的項目受到較大沖擊,出租率下滑明顯。

租金方面,今年第二季度,北京市甲級寫字樓租金降至人民幣每平方米每月337.8元,環比下滑0.7%。

“整體需求減少加劇市場競爭壓力,促使業主降低租金以換取出租率。另一方面,隨著市場對新興互聯網金融公司不良影響的重視,業主越發看重優質租戶,對傳統行業給予租金優惠,優化自身租戶組合。”熊誌坤說。

熊誌坤表示,2016年北京還將迎來六個新項目入市,預計將帶來35萬平方米辦公面積,全年新增面積同比上漲64%,市場去化壓力進一步加大。在未來集中放量和整體需求放緩的市場情況下,短期內北京市甲級寫字樓市場仍將面臨出租率和租金雙向下行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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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五環邊上學夢:北京首所打工子弟中學的奇跡與困境

題記

博主甚少轉載文章,今天在FT中文網(原文鏈接我就放在原文鏈接里了)看到關於蒲公英中學的報道,讀完非常動人。

 

當二級狗們炒著學而思、新東方,排著長隊給小孩兒申請學校,為了千百萬的學區房努力還房貸的時候,覺得亞歷山大的人應該千千萬個。但當我們停下腳步,才會發現,我們面臨的大問題在很多孩子面前都是幸福的煩惱。

 

也許我們永遠都無法體會,打工子弟兒女從小面臨的難關有多大。但我們理應比所有人都更能理解,金融的核心是要將資本投放到最需要的地方。這也許是一只畫筆,一本教科書,一雙球鞋,一座教學樓,看似微不足道,但這至少是一個讓孩子們有機會改變人生軌跡的開端。

 

在文章最後的最後,我把學校提供的人民幣、港幣、美元、歐元捐款的賬戶信息貼出來了,我也已經捐出了一份心意。

 

希望能夠在這里,幫助蒲公英的種子一直飛下去。

 

(正文、圖片版權歸屬FT中文網。)




從繁華的北京西單向正南16公里,路邊風景逐漸由高樓變為低矮的舊樓和錯落的荒地,在南五環邊一條狹窄的小路旁,兩扇對開的畫滿五彩塗鴉的大門內,坐落著北京第一所、也是至今唯一一所公益性質打工子弟中學——蒲公英中學。

 

進京務工農民工的子女與蒲公英不無相似之處,隨風飄落,便生根發芽。根據教務處數據,學校創辦12年,每屆400名左右新生,他們接受的小學教育質量參差不齊,入學考試及格率是個位數,卻能在三年間奇跡般蛻變,許多人以優異成績繼續升讀高中、大學,甚至海外深造。截至今年,已有12名蒲公英中學的畢業生正在美國攻讀、或已完成本科學業,其中不乏杜克大學等名校。

 

校長鄭洪沒有想到的是,12年前北京只有這一所公益打工子弟中學,12年後還是只有這一所。12年間,她投入日常教學與管理,甚少對外宣傳,學校知名度全靠畢業生和慕名而來的各種國籍的誌願者。學校不斷成就奇跡,也遭遇不少難題。


開端

鄭洪於哈佛大學留學歸國後,在2005年春季創辦蒲公英中學。“50後”的她,自言帶著那個年代“理想主義”和“以天下為己任”的情懷,憑著對農民工子女教育難問題的些許認知,“無知無畏”地在朋友幫助下,邁出了第一步。

 

2005年,北京已有200多所打工子弟學校,多由流動人口自己創辦。由於辦中學對教師要求高,且盈利空間小,這200多所學校全部是小學。鄭洪覺得孩子們的義務教育沒有完成,於是決定辦一所初中。沒有起步資金,鄭洪想到了她的幼兒園和小學時代的朋友、幾十年沒見的發小們。鄭洪另有一位在美國認識的好朋友、著名藝術家葉蕾蕾女士,她的弟弟在中國推動誌願者服務,與鄭洪素未謀面,便爽快表示“你能募到多少錢,我就再給你多少錢”。這是推動學校起步運轉的第一筆資金。

 

“幸運的是隨後就有一批職業女性,到了事業有成的階段,想回饋社會。她們都覺得這個學校是個很好的機會,願意參與,手里又有錢。這個女性群體變成了此後每年都會支持學校的組織。”

 

幸運的事情還有不少。分管教育的時任大興區副區長於魯明曾與鄭洪同一時期在哈佛進修,兩人一起去考察了一些美國的公益教育機構,對非盈利教育留下了深刻印象。後來,蒲公英中學創辦,負責審批的正是他。

 

鄭洪回憶建校初期,“我說要做非盈利學校,大家都覺得我說錯話了。但我並不覺著難,這第一步邁得很小。”


蛻變

鄭洪和朋友租了一個舊廠房,改建成教室、宿舍,和操場。學校大門正對面是一棟矮樓,這里是教師和工作人員的辦公室以及幾個教室,其他班級則分散在周圍的平房里。宿舍極盡空間利用,每間宿舍住了16-22人。走在校園里,遇見的每個學生,都會禮貌地問“老師好”。

 

正是在這樣的環境里,孩子們經歷了蛻變。鄭洪說,畢業時,這些孩子已與進校時“天壤之別”。

 

這些孩子學業基礎特別差,進校時基本上是小學三四年級的水平,比城里孩子落後二到三年,甚至三到四年,有的孩子最簡單小數分數加減法都不會,26個英文字母說全的,在面對的幾百個孩子里面大概只有幾個。“幾乎什麽都不會,因為小學教育質量參差不齊。”但鄭洪反複強調,這不怪孩子,都是學校的責任,是社會的責任,學校的責任,絕對不是這個家庭的責任。

 

“來的時候基本上可以說5%及格95%不及格,三年之後我們倒過來,90%多都及格。這種學業上翻身仗的幅度,我真的不知道哪個學校比這更大。”

 

除了學習成績,由於學生群體的特殊性,蒲公英尤其註重孩子們的心理健康。“他們跟著父母到這個城市,沒工作沒住處,沒錢沒學上,孩子之前的狀態就是一直被拒絕,到處找生存出路。這種心態的烙印極深。來到蒲公英之後,他看到很多人從各個方面來幫助他,重新感受到溫暖。我前幾天就收到咱們畢業生的一個短信,說她在蒲公英三年最大的體會,就是相信這個世界上還有愛。”

 

鄭洪覺得這很重要。辦學不是一個生意,不應僅與就業升學的指標掛鉤。一直被拒絕的孩子,在這里重新擁有了信任。在她看來,蒲公英給這些孩子搭上了橋,這個橋可以帶他們走很遠,一直到他們繼續求學、就業,是他們可以帶著走一輩子的心態。

 

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加起來,中國大概有一億。“在將來他們就是構建社會的主力軍,絕對不能被邊緣化。他們的未來不是被設定好的。”

 

身路歷程

 

蒲公英有一系列課程來對孩子們進行心理疏導。“很多孩子覺得家長沒工作,家里沒地方住,沒有錢,沒有學校上,好像漂著,負面情緒很多。針對這種情況,我們有一門課叫身路歷程。” 第一節課給孩子一張空的中國地圖,要求孩子標註自己的老家,然後一一標註在來到北京之前走過的地方。這個過程有時會引起一些無奈和不太讓孩子興奮愉快的回憶。第二步,讓孩子回想這一路從家鄉開始到學校的所見所聞是什麽,願意跟大家分享什麽,都表達出來畫出來。孩子們這會兒就開始越畫越興奮,因為想起了親情、美景、新鮮事兒,就擺脫了悲哀灰暗的色調。

 

“當時發給孩子12種顏色的彩色筆,有個孩子把筆夾在胳膊下面在教室前後來回跑,‘我有這麽多的顏色筆!我有這麽多的顏色筆!’這對城里孩子就不會有這麽大的沖擊。他們特別精心地用色彩去描繪他生活里的印象。美術和文字是自然有聯通的,不用老師去啟發。孩子們會開始想寫詩,想寫特別美好的句子,寫不下就粘一條在下面寫。”

 

下一堂課,全班的路線被描在一張圖上。大家一起分享的時候,孩子們覺得大家經歷都一樣,不會再覺得自己擡不起頭,說不出口。班級的氛圍就變了,孩子的心境也變了。

 

這個辦法不是預先想出來的,而是面對實際情況的靈機一動。還有一些課程則是借鑒來的,比如“問題樹”與“生命樹”。

 

問題樹

 

蒲公英的新生中有一些在社會“混”過一兩年的孩子,打群架曾經是令老師頭疼不已的問題。鄭洪從柬埔寨的流浪兒童學校學了一招——“問題樹”,讓孩子們自己想,打架這個“惡果”是由什麽根源的問題結出的。“沒想到畫出的原因非常多樣化,很全面,心理的、客觀的、青春期特點的、社會影響的,什麽都說出來了。”後來葉蕾蕾女士又帶來了“生命樹”。“讓孩子們想,如果不是像現在這樣,如果沒有這些問題,換另外一些動機、習慣和追求,那麽能結出什麽樣的善果。”孩子們梳理出的“善根”有愛交朋友、友善、互相尊重、不說臟話等等,那結出的善果就是朋友多、家庭幸福、學業有成、不用進監獄。“學生其實知道哪些事情對,哪些不對,但就是因為逞能沖動,想獲得註意。曾經一個學生在兩棵樹在中間加了一句話,‘如果讓你選擇’。你說如果老師說這些就沒意思了是不是?”

 

這些都變成了蒲公英特別得意的課程。


他人

鄭洪把學校管理總結為四個C:課程(Curriculum)、培養專業教育工作者(Cultivate Professionalism)、與包括政府家長誌願者捐贈方在內的多方合作(Collaboration)、學校文化(Culture)。

 

蒲公英學校有個獨特的“六位一體”,學校、學生、家長、老師、捐贈方、誌願者,相互連接,是一個整體。

 

每年接受新生申請的時候,蒲公英的老師包括校長會和每個申請的孩子面談。面談記錄表上首先有幾道題,基本是最簡單的小學數學和英語。接下來讓每個孩子描述自己,講講興趣愛好和家庭基本情況。

 

“在學業成績上,比如60分是及格,孩子到了10分15分基本都要,如果一分兩分就真的算了。另外就是看他對蒲公英有多大程度的需要。有的孩子家境稍好一點,可能除了蒲公英還有其他選擇,我們考慮的時候會把他往後排。如果家里是種菜的或是工地工人,那是最窮最窮的,我們一看職業就知道家里的狀況了,這樣的就根本不考慮,什麽都不看,直接就來。”

 

12年來,蒲公英每年都進行家訪,每個學生的家里都走到。鄭洪說,家長背景各不相同,但大約70%都希望孩子上大學,剩下的家長即使沒有明確表態,也會說“孩子能年到哪兒就支持到哪兒”。“他們尊重教育,相信教育。”

 

部分由於鄭洪及朋友的國外人脈關系,早年蒲公英的誌願者和捐贈者里非常多外國面孔。但鄭洪介紹,近些年,中國公益文化逐漸成熟。這不僅體現在誌願者和捐贈者人數的增加,還體現在他們心態的變化。“一開始出於善心來捐助,好像做善事。但現在更多的是社會責任,覺得這是一個不能等待的,有社會參與和個人層面參與的一項事業。”

 

誌願者對蒲公英的幫助,從捐書包文具、課外輔導,逐漸演變成更深層互動的形式。學校的誌願者里有一個叫“阿爾法”的集體,由30-40歲的職業人士組成。他們包了初一一個基礎最差的班,周末從小學課程開始一點一點輔導,取名叫“大沖關”。他們帶孩子們出去看展覽,走進大自然,一起觀察討論。“這能影響孩子的心靈和一生,這叫交朋友啊。這和原來做誌願服務的層面不一樣,這體現了誌願者對這份工作和對自己責任的理解。”


困境

近年,北京市對打工子弟學校打壓嚴重,多所學校被迫關停。鄭宏介紹,2005年,北京有200多所打工子弟學校,後來發展到300多所,容納50多萬學生。但這12年間,總體趨勢是學校越來越少,政府批準辦學的50多所學校,現在還剩四五所。“這些學校承擔了給孩子掃盲的功能,但由於不規範,畢業生達不到小學六年級應有的水平。”

 

政府的關停,一方面考慮是規範化打工子弟學校。但關停舊學校的同時,卻沒有相應數量的規範的新學校建起來。

 

鄭洪說,建校已12年的蒲公英中學,不會被與其他那些學校同等對待。政府了解蒲公英的辦學質量和非盈利性質,相反會給予支持。

 

然而蒲公英現在面臨另一個坎。

 

根據學校所在的西紅門鎮的整體規劃,學校門口的團河路將變成北京新機場的支持路,這條路拓寬後,整個學校都需要拆除,拆除基本確定會在2017年發生。現在的校舍本來就已經是以危房為主,建新校舍勢在必行。

 

新校舍也有進展。在一塊公益服務用地上,新樓已經封頂,現在還差最後安裝門窗、鋪設水電路等步驟,大概是四個月工作量。但由於遲遲籌不到後續所需款項兩千萬元,新校舍的建造已停工一年了。學生們可能切實面臨著,舊校舍拆除,新校舍搬不進去的困境。

 

“新校的設計是設計公司捐助的,又漂亮造價又低,搬過去的前景有多光明,大家都能想象得到。這本應該是一個政府、企業、個人和非營利組織協調的產物,是解決社會問題的一個成功模式。但現在這一步,咱們過不去。”


未來

說了這麽多,被問到最頭疼的事情時,鄭洪說,還是怎麽有更強有力的一套系統的做法能夠把孩子們解脫出來。“這辦法不現成,也不能保證有效,這個摸索過程我覺得是最難的,最需要時間的,而在這過程中,會有很多時候力不從心。比如這個老師對孩子剛有了一些了解就走了,老師的流動率最多時有百分之六七十, 你怎麽能期望有一支隊伍來和這些學生用一套系統的辦法來朝夕相處,來互動,能夠開始真正影響到學生呢?這種力不從心包括很多方面的需求,一時都不能解決,你必須得等待,積累,一年年就過去了,然後孩子們長大了,這些孩子你就沒幫到。”

 

校長鄭洪

 

鄭洪覺得蒲公英的未來應該特別光明。“我原來並沒有想那麽遠,覺得做就比不做強,那就做一年是一年吧,這一晃都12年了。12年前覺得北京這麽多資源,一定會有別人再辦,但就是不知道為什麽過了12年,還就這麽一所專門給流動兒童辦的公益初中。”

 

流動留守兒童是一個龐大的社會問題,鄭洪覺得,蒲公英12年案例的潛力應該被挖掘出來,社會意義應該被展示出來,更好地服務於這個群體。“把這些東西挖掘出來就是一個美好的未來,但是這個未來不是小小的蒲公英,不是幾百個學生,而是要匯集更多的人,在更多的層面上連接到社會。這個學校涉及到一億孩子的前途,是一個小的窗口,這個窗口我們一定要打開。”

 

希望蒲公英的種子一直飛下去。

 

幫助蒲公英中學:http://www.dandelionschool.org/a/17caiwuxinxi/juanzhulu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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