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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民工”之梦:生命不是“标签”

http://www.21cbh.com/HTML/2010-5-27/1NMDAwMDE3OTM1NQ.html
5月25日凌晨,第11条年轻的生命选择在富士康公司坠楼而下。沉默多时的富士康终于选择开口,公司老总郭台铭 邀请了若干记者到厂参观,多位心理专家也应邀进入富士康进行现场会诊。与此同时,北大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等九位劳动社会学学者,不日即将 分批启程赶往出事地点——富士康深圳厂区,开始针对富士康事件的第三方调查。此前两日,九位学者已经在网络发布公开信,呼吁对富士康事件给 予足够重视。那时候,看到部分舆论的调子引向关注出事员工的精神疾患缺憾时,卢晖临显得非常着急。“心理干预无疑是必要的,但这绝对不仅仅 是个案的心理异常问题,不能局限于此,需要在公司管理、包括整个国家农民工的管理和支持制度体系上,反思很多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也需要进一步研 究。”“我们会跟他们打招呼,有他们支持更好,没有也还要做。”卢晖临说。自杀率之考此 前,应邀到富士康调研的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樊富珉曾表示,目前中国的自杀率大概是10万分之16左右,而富士康目前的自杀人数占40多万员工的比例约 为10万分之2、3,和大学生自杀率相差不多。富士康的自杀率仍低于全国平均自杀率,属于正常。对此,卢晖临在5月24日一次公开学术讨论 会上回应认为,这种自杀率的比较方式有待商榷。根据统计,自杀率最高者依次为农村妇女、中老年人、重病患者等群体,加上其他较低群体,才得出全国范围内的 平均率。单独来看,那么,农民工、职业青年的自杀率,显然不能简单地与全国平均率相比。“从同比角度看,应该拿这些年轻员工的自杀率,和城 市的机关国企工作以及在农村务农的同龄人相比较,才有可比性。”卢晖临说。在富士康发生第10起跳楼案件后,当地警方调查后认为,死者李某 系自己跳楼导致死亡,并称“警方在其宿舍找到李某写给亲人的遗书,遗书显示,李某感到现实与对前途的期望差距较大,再加上家庭因素等原因造成心理压力大, 对生活失去信心”。5月26日,在富士康深圳公司召开的心理问题研究专场会议上,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副会长时勘直言,他一共调查了8家企业, 富士康的员工抗逆力水平最低。这说明员工的心理承受能力和韧性较差,面对困难时心理适应和调节能力也比较弱。事实上,九位教授在公开信中并 未过多地连续多起的跳楼事件进行直接心理原因的揣测,而更看重从制度层面解决根本问题。“如果只认定为心理疾患,只对员工进行心理辅导,仍然不能完全解决 根本问题,因为使得他们焦虑和绝望的根本因素,有待解决。”公开信参与者之一、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潘毅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刚 性的最低工资潘毅更愿意把自杀看作是农民工对制度的无声抗争,这背后值得反思的相关问题有很多,绕不开的是企业具体 管理制度。“长期以来,我们过于牺牲一线员工的利益,将产品价格定得太低,这种利用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带来的低价竞争力,争取到生产订单之后 再将低价压力转嫁到工人头上的做法,肯定不会长久。”潘毅说。在9教授公开信中,第一条解决办法就是督促富士康调整九百元最低工资的规定, 赶紧给一线员工涨工资,让员工在法定工作时间的收入,能够满足自己的基本生存所需,而不必连续“被加班”。“即便工人加班能拿到一两千,仍 不能保证让他们在深圳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至少要提到三千左右,才是有保障的。”卢晖临直言,此次富士康暴露的问题,绝对不仅仅是其一家的问题,他承认富士 康甚至是血汗工厂中稍好的。而一些建立工时保护的公司,制度也逐渐形同虚设。潘毅通过实地调研了解到,为抵制“血汗工厂”而 实行的一些员工保护制度,在企业残酷的“逐底竞争”和“精益生产方式”之前,很难实施下去。东莞一家为国外公司加工产品的企业老总就曾坦率 地告诉潘毅,“显然,按时交货比取缔超时工作更为重要。”一位受访女工也曾无奈地告诉潘毅,“你可以说我们宁愿选择长时间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对,我们是出 卖自己的劳动来赚钱。我们大老远跑来打工, 如果连自己都养活不了的话, 那就算让我们星期日休息又有什么用。”闷得发疯的员工日 常生活的类军事化、集中化也被认为是反思对象。富士康一直以这样的员工管理模式“闻名在外”。90年代曾经在深圳一家港资电子厂做全职工人的潘毅,和女工同吃同住同劳动了8个月,她对农民工的厂区生活环境深有体会。很多 企业对工人的控制都是刚性和严厉的,劳动纪律中不会缺少的最多一条就是罚款。同时通过扣留证件、拖欠工资等非法手段,来抑制工人跳槽的意愿。在 这里,无论男女,无论已婚未婚,都居住在工厂宿舍,较典型的是每间房住8-12个工人甚至更多,厕所和洗漱间公用,宿舍里除了工人自己的床铺外,没有任何 可容纳个人隐私的空间。潘毅称其为“宿舍劳动体制”。即便如此,聚集在一起的工人却并不自发形成固定的工人组织,去争取员工利益。大部分劳 动者的农民身份,以及在城市候鸟式的短暂停留,使得他们很难形成自己的社区,建立紧密的感情和有效的组织。工会的作用也比较缺乏。在潘毅调 研的一些企业,工会委员会委员全部来自于管理层,而所谓的“工人代表”实际上也是组长等生产一线的管理人员。这种高流动率,也使得工人难以 形成集体谈判的力量,因而一些投诉申诉渠道形同虚设。有的企业拥有劳动争议调节委员会、投诉热线、员工与社会责任专员面谈等三个投诉渠道,也有长达三页的 申诉细则,但工人们极少注意这个制度,认为这个制度无异于装饰。“你看墙报上写着的那些电话和名字,就是热线和投诉经理们的名字,但我们从 来不打,真有意见当面说就行,为什么要下了班再打呢。”一位工人对潘毅调侃道。在这样的管理体制和生活制度之下,离乡背井的工人人情淡漠, 多数又缺乏亲人、朋友的情感支持,压抑继而产生。有与自杀者同宿舍一年的工人,竟然相互从未说过话。但户籍制度和工资待遇等诸多不公横亘在 面前,使他们进退不能。一位在东莞制衣厂工作的工人陈义宝曾经对潘毅说,厂里男男女女们都像石头一样,平时动都不动,越干得久的,越死板。“有时闷得发 疯,真想到街上逛一逛,可最后还是把冲动压制住了。工作时候不是闷得发疯,就是饿得肚子直叫。”待解的命题“是 时候对于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彻底反思了。”潘毅说。而员工选择结束生命的结果,并不令潘毅意外。上世纪90年代,她到工厂做女工进行调 研时,很多次听到同宿舍女孩阿英夜晚不自觉的梦魇和惊叫。10余年过去了,让潘毅没有想到的是,承受压力的年轻生命们,选择了更为决绝和张扬的方式——死 亡,来表达抗争。在90年代,潘毅尽管也接触到工人死亡事件,但多数源于职业病和工伤。“那个时候他们再不开心,也不会寻死,大不了在24 岁以后回家嫁人或娶妻,盖个房子,一家人和和美美。可是现在,新一代农民工是不一样的,也许他们没有经历太多父辈经历过的贫穷,他们习惯了城市的生活,他 们中的很多甚至不会种地,回去怎么生活?”“不能再以农民工的身份为借口,以平均低于第三世界的工资水平来支付他们的劳动报酬,使他们无法 在城市中安家生活,漂泊徘徊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过着无根无助、家庭分离、父母无人照顾、孩子缺乏关爱的没有尊严的生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沈原等教授 也如是呼吁。卢晖临期望逝者的血,能为农民工问题的根本解决,迎来一个契机。“国家已经出台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这次富士康的事件表 明,农民工问题,确实不能再拖了。”目前,潘毅尝试进行一些NGO的工作帮扶女工群体。她负责筹建的“女工关怀”已经存续了10余年,并长 期在深圳宝安进行女工帮扶。但由于没有更多社会力量的支持,她们的友善活动,无法拓展到更多的区域。潘毅认为,如何让打工者融入城市,成为 公民社会的新生力量,尚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当中需要政府的决心,企业的远见及支持,也需要打工者自身不断觉醒后的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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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之夢和玻璃長城

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5/0413/149599.html

黑馬說:斯坦福對於科技、工程的崇尚,反映了典型的美國價值。其以開放、自由、創新而著稱,這里的年輕人最熱衷的是如何改變世界。陳歐鼓舞了許多斯坦福的中國同學——原來成功可以離自己這麽近。回國創業的斯坦福同學經常一起切磋心得。許多中國學生在斯坦福找到了人生跑道。

文 | 雷曉宇

陳歐缺席的聚會

“當年那個誰,好不容易攢錢買了輛二手奔馳,結果車開到舊金山就開不回去了,

只好給我打電話……”

“是啊,最喜歡車的那撥人沒做汽車,倒被我們這幫商學院的給做了。”

接話的人叫塗誌清,高個子,圓乎臉,無邊眼鏡,書生氣,大家都叫他W i l l i a m Tu。他是斯坦福商學院2008屆的MBA,也是同學會的頭兒。他生性熱情,語速快,嗓門大,好像跟誰都挺熟的,凡是聚會吃飯這種事,準有他。2013年底,他和另外兩個斯坦福MBA同學一起,創立了一家名為“優車誠品”的O2O二手車零售平臺。眼下,他正為B輪融資操著心。

“我們這一屆,15個中國人,其中8個男生,就剩下1個沒創業了。如果以家庭為單位,100%都在創業。”

坐在塗誌清左邊的是一個比他瘦的男人,叫塔爾蓋,內蒙古人,就是那8個男生中的一個。塔爾蓋創業算晚的。去年,他從一家跨國公司辭職,正打算開自己的第一家連鎖口腔診所。

坐在塗誌清右邊的是一個比他瘦的女人,她叫舒為,比他低一屆。在這個小圈子里,舒為以個頭高、嗓門低以及創業次數多而著稱。她擁有一個家具設計的線上品牌,這已經是她第三次創業了。

塗誌清的天使投資人也來了。這筆錢來自真格基金,這家機構的總經理方愛之也是他的師妹。她坐斜對面,在笑。她是該笑,因為這一桌子人,差不多一半是拿了真格的錢。這些人里邊只消再出一個半個陳歐,她的兩位老板、著名的徐老師和王老師,就會比她笑得更歡。

還有劉延鋒,他是陳歐的同班同學,會是他嗎?這個據說“長得像李彥宏,但比李彥宏還帥”的家夥,他遲到了2 0 分鐘,只好坐在桌子的另一頭。當年,他和塗誌清夫婦、塔爾蓋一塊兒上過斯坦福商學院的旗艦課程之一S 3 5 6(Evaluating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評估創業機會)。那會兒,他們寫過一個有機蔬菜連鎖零售的商業計劃書。當然了,那不過是一

個模擬的創業項目。不過,在畢業第五年的時候,劉延鋒終於也放棄了圈內最年輕的董事總經理的光環,開始了真正的創業。這是一個名為安心de利的互聯網金融平臺,專註於產業鏈和資產證券化。目前,已經進行了兩輪融資。

還有幾個哥們兒坐在桌子對面:何搏飛、肖廣、胡丹。這仨都是西裝加風衣的外企風格打扮,看起來彼此也更熟一點兒,常聊天的樣子。何搏飛是格靈深瞳的聯合創始人,這是一家相當熱門的公司,研究計算機視覺和人工智能。據說,徐小平、馮波和沈南鵬為這家公司未來的估值打過賭,最後的結論是一個不得了的數字:3000億美元。

何搏飛和胡丹老早就認得,而且是胡丹幫他拿到了紅杉資本的A輪融資。說起來,當初方愛之在真格基金的工作還是胡丹幫忙攛掇的呢——不過,胡丹也早就從紅杉辭職了,他現在是一款移動消費金融產品的創始人。有時候,何搏飛會跟胡丹開玩笑:“你一個VC出身的人創業可真不容易——眼里看到的全是RISK(風險)。”

至於肖廣,他有一張比塗誌清更娃娃臉的面孔。他是何搏飛的小老弟,當年兩家人一個樓上,一個樓下。他親耳聽到老何一個又一個創業計劃,又親眼看到老何一次又一次開始打工。前年夏天,老何終於繃不住裸辭了。一年以後,受他的影響,肖廣也頗為熱血地從百度辭職了。春節之前,2月9日,肖廣才剛剛註冊了自己的新公司。簡單來說,這是一款類似“加油站的滴滴打車”的產品,滿打滿算才一個月,還沒正式上線呢。

屋子里的人越來越多。話題慢慢從插科打諢、同學敘舊變得嚴肅起來,不好跟外人開口。這幫老同學,其實也老大不小了,三十出頭,全在創業的頭三年,全在天使和B輪之間,里頭好些連產品都還沒上線。這就是說,正是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時候。再加上斯坦福、大公司、VC、投行、咨詢公司的履歷……這麽著吧,用一位小夥子的玩笑話說,當年在“四大”的時候,恨不能只住五星中的五星,錢包里只有白金卡,沒想到現在一創業,出差都開始住招待所了。

人到中年,時不我待,就是這麽尷尬。當年畢業的時候,就有教授交代:斯坦福這個名字,只夠你們用5年。言下之意,如果5年之後還要在名字前面加上“斯坦福的某某”這種前綴,那只能說明一事無成。

又過了一會兒,也不知道是誰在微信群里喊了一嗓子,大家開始三三兩兩地往外撤,一起去吃西北菜。“那天一整個晚上,我們都在聊各自遇到的問題。”何搏飛後來

說,“大家沒有一個端著,沒有一個裝,互相幫忙出主意。”

幾天以後,我在圓明園附近的辦公室里又見到他。他穿得雅痞,一條紫色的長褲,搭配紅色的襪子,胡須經過精心修飾。他的辦公室也跟他的打扮很相配。這是一座中式風格的大院子,有假山、草地和湖水,他的家人和一部分同事就住在這里。看起來,這是一個享受慣了的人。不過一旦忙起來,他連續兩個禮拜也沒時間跟家人吃一頓飯。

何搏飛今年3 3歲了,就跟他的名字一樣,他很珍惜這次創業機會。他就像個大齡女青年,想要盡一切力量抓住這次來之不易、姍姍來遲的戀愛。說起來,他的前半生有過無數次緣分。中學的時候,他就在學校里做過自動售貨機;大學的時候,他設計了一款自動沖水馬桶,一個人跑到唐山去找工廠;大學畢業之後,他在寶潔工作,又有機會做貼牌化妝品;從斯坦福回國,他本來打算做一個類似A&F的連鎖服裝品牌,但不知怎麽又放下了。一年之後,他又動過做汽車後市場的念頭,但也沒真動手。

後來,連他的朋友、師兄陳歐都被他的磨磨即即給搞煩了,直接勸他:“創業就是要開始幹,幹著幹著就知道了,哪怕轉方向呢。”

2010年,陳歐找過他。當時,陳歐的遊戲廣告生意不怎麽好,正想轉型做化妝品,跑來拉他入夥:你懂化妝品和渠道,我懂互聯網,我們一起來做。

“我記得特別清楚,他悄悄跟我說,做得好的時候,一天能掙兩萬塊錢呢。我跟他開玩笑說,兩個MBA一塊做成事的幾率挺低的。其實,我覺得我們倆都是四川人,性格挺像的,都比較強勢。一開始肯定是你懂渠道我懂互聯網,一旦不順了,肯定就是你也不懂互聯網我也不懂渠道。他當時跟我講,第一年怎麽樣,第二年怎麽樣,第三年上市……我覺得,扯淡。”

2014年5月16日,聚美優品在紐交所上市,市值接近40億美元,創始人陳歐則成了“15億美元先生”。這是一個會被載入史冊的成就:自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這是斯坦福人在中國創業所取得的最終極的成功。至於陳一舟,你知道,人人網的市值已經縮水了80%。

後來,陳歐見著何搏飛,總也沒忘了逗他:看吧,當初找你你不幹,你看現在多少個億了……說實在的,陳歐和聚美優品的神話對所有後來的斯坦福人都是個巨大的刺激。大家都還記得,入學的時候他是怎麽跟大夥一起到超市買東西,怎麽玩德州撲克和高爾夫,怎麽一塊買便宜的二手車。當年並沒人覺得陳歐特別出挑——斯坦福牛人多了,一個自信、野心勃勃的年輕人根本不算什麽。但就算在美國,畢業5年就上市的例子也不多呀。你看,非要拿錢來算的話,當年Instagram賣給Facebook,也不過10億美元。

在這個3月的聚會里,陳歐無疑是“缺席的在場”。他的成就像個人人洞悉又不好多提的秘密,在房間上空隱隱彌漫。只有何搏飛這種直腸子的實在人,才會把話講出口:“他做到了,確實牛逼。這對我是巨大的鼓舞——原來這事可以離我們這麽近啊。這之後,一個接一個的,大家都創業了。”

所謂“這事”,沒人好意思承認說,是指賺取大筆金錢,獲得世俗成功,證明自我價值。從某個意義上講,幾乎所有的斯坦福畢業生都不會缺錢,因此也沒有人願意直截了當地談論錢,真把錢多當回事。他們在斯坦福習得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錢不重要,改變世界比較重要,做自己心之所系的事比較重要。

不過,金錢還是斯坦福人證明自己的一個重要介質——就像文字是一代巴黎文人證明自己的介質一樣。打個不恰當的比方,海明威回國之後小說寫得好了,菲茨傑拉德尚且要奮起直追一番;今天陳歐混出來了,眾人便紛紛大著膽子往潮水里跳,也是平常事。

流動的盛宴

開車沿著University大道一直往南,沿途經過兩排高高的棕櫚樹,很快就能看到一座四方形的小廣場,周圍是鵝黃色的西班牙風格建築。站在廣場中心的噴泉邊上稍微踮踮腳,就能看到那座著名的標誌性建築:胡佛塔。這座建築的命名者是斯坦福大學的第一個學生、地質系畢業生、美國第31任總統赫伯特·克拉克·胡佛。

斯坦福大學到了。

還有更多的校園建築是以人名命名的:Gates、Allen、Moore、Varian、Hewlett、Packard、Clark、Plattner、Yang、Huang。這意味著,有更多偉大的企業能夠追根溯源地和斯坦福扯上關系:思科、雅虎、谷歌、惠普、SUN、耐克……根據校方的統計,這個數字大約在80 0 0家左右。未來,等你IPO賺到3000萬美元之後,你也可以命名一座大樓。如果沒那麽多錢,至少也可以捐個教席,或者贊助一項實驗。

這里是矽谷科技宇宙的中心。從廣場走出來,facebook總部就在隔壁,谷歌總部只有6公里遠,要去特斯拉面試的話,開車不過15分鐘。再遠一點兒的話,就能到著名的砂山路。你知道,全球42%的VC都在這里。有個說法,在斯坦福,只要你想創業,所需一切在20公里以內都能找到:簡單流動的資金、種子用戶、合夥人、廉價辦公室、各種項目推廣和孵化機構。

過去50年,在斯坦福校園周邊發生的事情像是一次“創業大爆炸”。真空三極管、搜索技術、iP h o n e、社交網絡,全都是在斯坦福工業園區的車庫和咖啡館里醞釀起來的。最近幾年,馬斯克的SpaceX和彼得·泰爾的“海洋家園協會”項目又為矽谷帶來了新的工業英雄主義色彩,已經有人把它拿來跟雅典文明、佛羅倫薩文藝複興和20世紀20年代的巴黎相提並論了。

20年代的巴黎,那意味著奇聞逸事、千奇百怪和無所不能。海明威這麽形容:“假如你有幸年輕時候在巴黎生活過,那麽你此生中不論去到哪里她都與你同在,因為巴黎是一座流動的盛宴。”現在看起來,假如把“巴黎”替換成“斯坦福”,這句名言十有八九一樣成立。

斯坦福確實讓人大開眼界。在這個春日下午的聚會上,不止一個人回想起當年在斯坦福的奇遇。盡管已經是好些年前的事情了,但話講出口還是忍不住要嘖嘖稱奇一番。比如說,陳曲在上學的小路上一拐彎,就看見蒂姆·庫克正站在路角吃冰淇淋。又比如說,塗誌清在上完埃里克·施密特的課後,被邀請到他家里去開派對。再比如說,何搏飛在課堂上和安迪·格魯夫一起討論中國的電動車市場,遭遇對方的詰問,大腦瞬間一片空白。還比如說,劉延鋒在某一堂課上的導師恰好是某一位“互聯網之父”,而這位恨不得年屆七旬的老人,他說,我知道你們太忙了,要不我幫你們打字好了。

這些相遇意義重大。原來世界這麽小,仿佛觸手可及。斯坦福一位社會心理學教授說:“如果這門課你什麽都記不住,你哪怕記住一點,那就是環境對於個人的影響是遠遠超出你想象的。”

見的牛人多了,免不了備受鼓舞。可這點勇氣又往往在同學里面備受打擊。這里有個專有名詞,叫作“斯坦福鴨子綜合征”。顧名思義,斯坦福的學生猶如湖水表面的鴨子一般優雅滑行,但殊不知水面下有雙掌在拼命用力。

何搏飛用“碾壓”以及“全面碾壓”這兩個詞來形容自己初到斯坦福的感受。這種感受在中國學生當中相當普遍——“斯坦福怎麽把我給招進來了?”

他一直記得那種“臉著地”的感覺:覺得自己唱歌不錯,結果同學里有兩位格萊美獲得者;得意地學會了跳傘,結果有個同學是法國特種部隊的;好不容易概率統計考了99分,結果發現身邊同學都是100分。“我之前的世界觀就是,只要我努力,就能成功。可來了斯坦福好一陣子我都覺得,不管我怎麽努力,事情都做不成。”

陳曲是2011屆MBA,出國前,他原本是有名的遊戲玩家。可是在斯坦福,他的室友更甚,自己隨便設計了一款遊戲,輕輕松松拿去上線,瞬間就商業化了。王孟秋是工程學院的計算機博士,他的同學因為不耐煩自己找房子,幹脆花一個禮拜自己設計了一款找房子的軟件,然後就成了一個創業項目。到現在為止,方愛之畢業4年多了,她的同班同學已經有兩個成功的創業項目,其中一家招聘公司已經以8000萬美元的價格賣掉了。

在斯坦福,很多學生都能夠從身邊的教授和同學那里獲得創業的幫助。Snapchat 就是斯坦福產品設計系某門課的class project,當時班上的三十名學生是Snapchat的前三十名用戶。後來創始人Evan Spiegel決定休學把Snapchat當成事業做下去,再後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博士畢業之後,王孟秋的導師C h r i s Manning知道他想創業,特地推薦他在矽谷的Xseed Capital工作了一年,參與各種創業項目的討論。此前,他是個狂熱又散漫的學生,開過冰淇淋店,做過大數據處理的小公司,也在阿里和twitter工作過,但這一年仍然對他大有裨益。

“有的時候,你走進一家公司,光從工程師回頭看你的眼神就能知道這家公司是什麽樣的。2B的公司只要有關鍵資源,花個五年十年總能做起來,2C的公司就難多了,因為你永遠不可能知道你做的東西消費者是否真的需要。這一年,我確定了一件事:將來創業,我要做2C,絕不做2B。”

和哈佛人不同,斯坦福人更樂於創業,而不是去大公司求職。哈佛大學的學生報紙《the Crimson》曾經刊登一篇文章,談到斯坦福的崛起以及對東部常青藤大學構成的挑戰。文中引用了愛德華·費斯克(EdwardFiske,《Fiske Guide to College》的作者)的觀察:美國東岸大學是按照英國大學的模型建立起來的——一個自成格局的象牙塔,而斯坦福開放式的校園是向外的,它對於科技、工程的崇尚,對傳統束縛的拒絕,都反映了典型的美國價值。

另外一份報告數據顯示,2004年前後,麥肯錫在全球的合夥人中,畢業於斯坦福的人數還不比哈佛少,但是到了2010年前後,僅以麥肯錫中國為例,整個公司只剩下一位斯坦福畢業生。按慣例,一位應屆MBA要升遷至合夥人大約需要8年時間。算一算,大約從1996年開始,斯坦福人就變得不願去大公司工作了。這時候,斯坦福人正在迎接一波科技股狂潮,而這波狂潮的標誌之一就是雅虎上市。如你所知,這不過是又一家由兩個斯坦福學生在車庫和實驗室里創建的公司而已。

現在,王孟秋在北京的中關村和朋友合辦了一家公司。這間辦公室好比當年的雅虎,猶如一個小小的烏托邦,只有一二十個員工、散亂擺放的實驗零部件、吉他、貝斯和無人打理的洗手間。下屬們管他叫“老王”,盡管他看起來比3 3歲的實際年齡要小得多。他還是個大學生的樣子,也喜歡用大學生的方式聊天,談論後搖滾音樂、塔可夫斯基的電影和黑塞的小說。他像個穿了一半西服的嬉皮士。他把自己的照片印在名片上,顯得有點輕浮。他又非常禮貌地拒絕談論自己的無人機項目(做無人機的都從來不談無人機,這難道是個隱秘的新潮流),顯得相當穩重。

大約一年半以前,王孟秋打算回國創業。金沙江基金矽谷辦公室的創始人林仁俊給了他一筆錢和一個建議:回去之後,花三個月時間踏實待著,什麽也別幹。

王孟秋沒聽。他大概是那種誰的話也不會真聽的人。他花了兩個月時間,又找真格和IDG各要了一筆錢,組建了一個7人團隊,租了華清嘉園的小房子,就打算開始幹了。他大概算了一下,這麽一筆錢,在矽谷創業夠花9~12個月,在中國則夠兩年使用。但為了讓公司盡快運轉起來,他還是忙不叠選擇了一個方向:團購優惠券。項目進展很順利,不到第三個月,他馬上就要拿到100萬人民幣的訂單了。

“那天從國貿出來,怎麽都不對勁。”他回憶說,“我連手機充電器都沒帶,直接打車去機場,買了張機票就去黃山腳下住了三天。”

從黃山回來之後,王孟秋挨個找投資人、合夥人和員工談話:對不起,但我不能做這個,這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在他看來,這個訂單只要一接,公司就會朝著完蛋的方向飛奔。這就是說,他的小公司會淪為大公司的供應商,從事調配資源而無創造性可言的項目。

“我在斯坦福學到的最重要的事情有兩樣。第一,錢不重要。我們實驗室至少有兩個谷歌前一百號員工,都是億萬富翁,一樣花8年時間來讀博士。第二,做研究一定要腳踏實地,一步一步來,千萬不能自己騙自己。”

結果讓王孟秋自己都意外。他的投資人和合夥人對他說:Thank God,還好你不做那個,真的不靠譜,我們還不好意思跟你說。王孟秋松了一口氣,回想那“三個月啥也別幹”的建議,心想,真是個金點子啊。

找到那件事

幾年前,斯坦福工程學院機械系碩士蔣濤去巴黎一所大學做課題交流。對方知道他來自斯坦福,第一個反應就是:你們這些斯坦福的,居然也願意認真做研究啊,呵呵。

如果你走進斯坦福周圍的任何一家咖啡館,毫不費力就能找到一大坨開口enterprise閉口leadership的人。很多人對於斯坦福的理解是這樣的:教授們都在做投資,賺很多錢,而學生們都在開公司,想要賺更多錢。

這種理解雖然偏頗,但也不無道理。2000年就任至今的校長約翰·軒尼詩,他本人就是谷歌和思科的股東。谷歌當年創業的時候,就是在教授大衛·切瑞頓家的門廊里拿到了十萬美元的啟動資金。在這里,不但有越來越多的學生手持《精益創業》這本聖經開發各種App,也有越來越多的創業公司投資於此。一項數據顯示,14年來,斯坦福接受的來自成功公司和創始人的捐贈已將近200億美元。

在斯坦福的小圈子里,這種說法會立刻招致對方的不滿,繼而是一大串誠心實意的解釋。就拿方愛之來說吧。“我不想做投行,也不想學營銷。”她講得很明白,“我曾經非常迷茫,不知道自己是什麽樣子的。如果說斯坦福教會我什麽,就是讓我了解自己,相信自己,幫助我找到一個方向。”

方愛之的故事並沒什麽特別的。她的父親是中國一位聲名顯赫的投資家,因此,跟很多同樣出身的孩子一樣,她的難題是,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她就要跟那些已經擁有的東西打交道,而找到一個新的、屬於自己的方向就顯得加倍艱難。她做過很多努力:考上最好的大學,進最好的投資機構工作,辭職學中文,去甘肅邊陲做慈善……但她始終不了解,她到底要做什麽才能成為她自己。於是,她打算去斯坦福看看。

現在看起來,斯坦福和其他大學最大的不同是,它願意接受所謂“怪咖”,也就是有困惑的人。20世紀60年代的反文化運動依然在制造影響,這里的文化氛圍與東岸截然不同。女生們在大冬天穿著超短褲,推開教室,門口掛著滑板,周圍聽得最多的不是英語,是西班牙語。你看見教授在發呆、打字或者織毛衣,但他突然一擡頭提個問題,一針見血。如果明天有同學跟你參加同一個面試,他一定會坐下來跟你討論,而不是暗暗瞅著你較勁。這種厭惡競爭的頹廢感正是嬉皮士精神的精髓。

開學第二年,方愛之在一門叫作Touchy Feely的課程上經歷了震撼教育。課程原名是Interpersonal Dynamics (人際關系情商課),12個學生被分成一組,加上2個外來的輔導員,共14人每周被關在同一個房間里度過7個小時,持續一學期。在每周的那7個小時里,沒有話題設置,必須實話實說,房間窗簾緊閉,室內發生的一切必須嚴格保密。

一段時間之後,輔導員要求12個學生互相打分,進行影響力排名。方愛之被排在倒數第二名,她委屈得大哭。“我發言非常積極,為什麽我的努力不被看到?因為我是亞洲人嗎?因為我是女人嗎?”

在後來的課程交流里,同學幫助她尋找痛苦感受的心理根源。她開始意識到,也許自己之所以這麽在乎別人的評價,是因為從小到大都過於在乎來自父親的評價。她有一位典型的中國父親,其威嚴謹慎的程度和優秀程度呈正比。“可能他也很為我驕傲,但很少說出來。”長久以來,父親成了她的超我的化身,常常和她的本我起沖突。這一發現讓她內心的小女孩終得解脫。

當然,在很多人看來,這樣的課程顯得有點神神叨叨,而且並不實用。但它確實是斯坦福商學院的三大王牌課程之一。通過這樣的談話,一個人得以了解自己,學會和他人溝通,並且有可能把這些技巧運用到公司管理中去。相比之下,諾貝爾獲獎教授的期權定價模型、各種創業實操課程,反倒顯出術和道的差別。

一位斯坦福文科教授解釋說:“這個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知識。一種知識是關於數學、物理、社會……但還有另外一種知識,是人對於自我的知識。這種知識豐富一個人的心智,鍛煉他的想象力。如果這兩種知識不能連接起來,那麽教育是盲目的。”

劉延鋒有一個更加動人心弦的和解故事。他今年3 4歲,看起來衣冠楚楚,是個養尊處優的年輕人,其實不然。在他15歲那年,原本堅強能幹的母親身體突然出現狀況,家里的生意也受到影響。頭頂的一片天塌了,劉延鋒意識到自己需要站出來獨自面對風雨。

他開始特別努力地想要保護家人。這之後的很多年,他給自己的使命就是讓家人相信自己,對未來重塑信心。他一直獨自承擔巨大的壓力。他選擇承受壓力的方式非常誇張,就是永遠要考第一名。每次拿到第
一名,他都能看見媽媽的微笑。他連續考了8次全校第一名。上大學的時候,他每周六晚上七點準時給家里打電話,每兩周寫一封家信——與其說是家信,不如說是學習總結。

他永遠列表一二三四,告訴家人,這兩周獲得了哪些獎項,組織了哪些活動,而接下來半個月的安排又是什麽。前一陣,劉延鋒看趙薇的《致青春》,感同身受。“趙又廷那句臺詞說的不就是我嗎——我的人生是一棟只能建造一次的樓房,我必須讓它精確無比,不能有一厘米差池。那些年里,我真的就是這樣。”

在斯坦福,劉延鋒也經歷了T o u c h y Feely的洗禮。這不啻為一次情感啟蒙。從覺得“我的內心全世界沒有第二個人可以拷貝”、“在最困難的時候,我幾乎從來沒有想過要找人訴說,也從來不覺得有這個必要”,到開始一點點放開自己。可以說,課程前後的劉延鋒幾乎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

以前,他很少去關註自己的情緒,人生似乎是一個由他設定好目標函數的最優化求解過程,正像是他所精通的各種複雜金融交易、定價和金融模型。這種極其理性、苛求完美的思維方式有助於他的職業生涯——他確實是一位相當出色的投資銀行家。你要知道,他在去斯坦福的飛機上就把兩年的學費賺回來了(當然,一年之後遇到金融危機又賠回去了)。

“這種近乎自殘的完美主義傾向和自我成長方式,帶給我本人的壓力,由於自己早已習慣,我已渾然不覺,但必然會對身邊的人產生無形的壓力,雖然我自己從不希望這樣。”劉延鋒開始更加敏感地了解自己的感受和別人的情緒,真正去換位思考,設身處地分析別人所處的具體環境,從而更能理解別人本來似乎不可理解的行為,更有耐心地去包容別人的錯誤,去無條件地愛別人。他一直記得Joel Peterson教授(同時也是美國捷藍航空董事長)在他們臨畢業時與他們分

享的話:“I can love the people I don’t like。”

在斯坦福,讓劉延鋒記憶最深刻的另一件事不是參加巴菲特公司年會,而是和家庭與愛有關。他剛入學時就碰到美國Capi t al On e 銀行的創辦人回校演講。創業之初,在他經過多年努力後,公司取得了一個突破性進展。當他回家告訴妻子之時,妻子卻哭了,因為擔心他從此會變,會無暇顧及家庭親情。當他意識到這一點,立即給了妻子一個承諾:親愛的,如果有一天你發現我變了,你就告訴我,我第二天就離開公司,回家陪你和孩子。

那次聚會上,劉延鋒遲到了。當別人都在聊學校趣聞逸事的時候,他冷不丁開口,說的就是這段往事。因為沒有語境,這話難免叫人不以為然,像是又一個冠冕堂皇的人在說冠冕堂皇的話。不過,如果意識到劉延鋒這些年的變化,你就會恍然大悟——他好像在說家庭,其實還是說的本我,那與任何創業、金錢、名望和成功無關,是一個人情感的自由流動。

野獸的小時候

2 0 10年,陳曲剛剛從德意誌銀行跳槽到紅杉資本。說起來,他不過是從大望路的一棟寫字樓換到隔壁另外一棟寫字樓上班而已,但感覺像是兩個平行世界。他的同事胡丹帶著他去看了有生以來第一個早期項目。在一間堆滿化妝品盒子的簡陋辦公室里,他認識了一個剛剛從斯坦福商學院畢業的年輕人。

“他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陳曲回憶說,“我以前做投行,見過的企業家都是背著手,帶著人,跟他說完話恨不得退著走的那種人。可是他不一樣,他身上有一種從里到外的自信,而且他的人和他身處的環境有巨大的反差,可是他輕易就接受這種反差。這讓你覺得,他一定是個somebody。”

這個年輕人就是陳歐。當時,他正在最糟糕的時候,第一個創業項目夭折了;也是他最意氣風發的時候,他幾乎立即就找到了一個新的方向,打算不管三七二十一試它一把。這種狀態對於習慣了埋頭熬夜寫報告的陳曲來說,有著巨大的感染力。不到一年,他申請下來斯坦福的offer,坐上了從北京到舊金山的飛機。

現在看起來,恐怕這次見到的年輕人大都處於當年陳歐的那個狀態:嘗到了創業的滋味,吃了一些不大不小的虧,曉得中國的創業跟矽谷的神話不是一回事,好在還年輕,吃得了苦,於是迅速預期回調,抖擻精神,再來一把。

陳曲出生於1986年,今年還不到30歲,有點樂呵呵的孩子氣。和大部分同學一樣,陳曲在斯坦福找到了自己的夢想。他是一個重度遊戲玩家,從小迷戀各種線上遊戲。本來是隨便玩玩,可斯坦福那種近乎原教旨理想主義的東西讓他慢慢開始認真了。他發現,中國幾乎所有優秀的遊戲設計師薪水都不高,大量的利潤被大公司和發行端賺走了。他在想,也許可以借鑒好萊塢的傳奇影業,做一家專事遊戲研發的孵化器公司,讓有才華的設計師能夠發揮專長,得到更合理的報償。

2 0 1 3年,陳曲畢業回國,創辦了一家名為星雲素的遊戲公司。在他的想象當中,自己好比是仗劍英雄,指向全世界只有他一個人知道的黑暗之處,此去艱險,但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他決定從第一款遊戲的研發開始啟動。但是很快,他遭遇了最大的一次失敗。

“ 我們的才華根本不支撐我們的理想。”他說,“這就好比,你寫了一個阿凡達的劇本,但是你的攝影師根本沒有能力把它呈現出來。”

當時,陳曲一時沒有找到合適的美術師,於是在這個落地環節里使用了外包公司。但是,供應商總歸不能第一時間深入理解策劃團隊的要求,再加上創業經驗不足,自己團隊的設計要求也一變再變。一來二去,外包公司主動結束了合作關系。半年之後,遊戲勉強上線,沒有獲得任何影響,基本就是廢掉了。

到現在,又有一年的時間過去了,陳曲的第二款遊戲已經制作完畢,正在等待4月底正式的海外發行。汲取第一次失敗的教訓,他搬了新的辦公室,補充了新的團隊,而且拆掉了辦公室里所有的門,以示無所忌憚。他形容這種心情好比臨產,有點忐忑,有點亢奮,也有點因為等待太久而產生的不耐煩。“快點來吧。”他說,“我好知道自己是一腳踩在地上,還是踩在屎上。”

塗誌清比陳曲大好幾歲,是這撥人里邊比較早開始創業的。和陳曲一樣,他也經歷過一次挫敗,而且,他那次比陳曲還要嚴重得多。

2010年底,塗誌清從今日資本辭職,打算做一家服裝庫存清倉的電商。這時候,市面上已經有唯品會、俏物俏語、走秀網、魅力惠這樣的同類項目。但塗誌清看來看去,覺得還是有機會:他們賣到六七折,我只賣一折。我0.3折的價錢就能拿到貨,還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毛利。他的想法得到了真格基金和險峰華興資本的認可,拿到了折合600萬人民幣的天使。

2011年9月,這家名為“一折網”的電子商務網站上線了。但很快,塗誌清發現問題嚴重。

首先,他的創始人團隊和投資人全都是男性,投資模型分析得頭頭是道,但沒料到,女性用戶最在意的點不是款式,也不是品牌,更不是價格,而是隨時要有新品上線,但一折網每天只能看到六七款衣服。

其次,網站的運營成本極高。唯品會有100款衣服的庫存,雇傭模特和拍照的成本竟然和一折網七八款衣服的成本是一樣的。那時候,塗誌清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跑庫房,每每看見一群大男人對著堆成小山一樣的女裝,拆線頭的拆線頭,貼標簽的貼標簽。再次,一折網的衣服是尾貨中的尾貨,便宜歸便宜,但他完全忘記了一件事:一件過醜的衣服,別說便宜賣了,就算貼100塊錢出去,女人也不願意穿上身。

“現在看來,當時的團隊也找錯了。”塗誌清說,“我們的采購總監是從巴黎最好的時裝學院回來的,非常潮,在她看來,這些衣服全都一樣醜,所以徹底喪失了鑒別能力。其實當時不如從百貨店請買手,把中檔這個層次做出來。”

半年之後,最可怕的事情發生了。2012年3月,唯品會上市,股價跌得厲害。對於塗誌清來說,這意味著兩件事情:他再也融不到錢了;貨源被唯品會壟斷,他再也買不到新衣服了。

現在回想起來,塗誌清說,他從上線的第一天開始就知道不對勁,但一來不好意思跟投資人開口,二來也不想認輸,於是硬著頭皮做。到了這樣山窮水盡的時刻,他還在看大眾點評創始人的奮鬥史,告訴自己要堅持。

於是,這位年輕有為的斯坦福MBA帶上所有的衣服,坐長途汽車來到了河北邯鄲城鄉結合部。這是他最後一線希望,也許在網絡覆蓋和審美程度都不夠好的地方,這些貨物能夠低價賣出去。結果又一次讓他失望:恐怕就算對華北農民來說,他的衣服也過於醜了。

第一次創業以這樣的結果告終,其實談不上傷感,倒是有那麽一點喜感。這會兒,塗誌清坐在亦莊的二手車賣場辦公室里憶當年,簡直樂不可支。他是個快活人,一邊講一邊笑,覺得自己當年簡直愚蠢到了幽默的程度。他其實不是個害怕失敗的人,當年連續高考兩次、斯坦福連續申請兩次的經歷告訴他,這輩子要做個什麽事,絕不可能一次成功。

時過境遷,有分析師經驗的他老早就給自己複過盤了。

“斯坦福的人出來創業,最容易犯這麽幾個錯誤。第一,你看過很多成功的公司,挑刺很容易。但等你自己真去做了,你會發現,人家不見得不知道那兒有問題,只不過經驗足,知道那不是重點,先不用管。你呢,完美主義,眼睛揉不進沙子,一看小事就興奮了。這反而說明你不行,沒抓住重點。第二,創業公司不需要什麽都強,但是要有一招鮮的東西。我是MBA、大公司和咨詢公司出身,戰略分析能力比較強,但是既沒做過互聯網營銷,也沒做過服裝采購。第三,很多人認為我們戰略能力強,執行能力弱,其實也不是。你想,我們在咨詢公司寫東西,那麽一點時間做那麽多事,執行力是不弱的,至少肯吃苦。但我們缺的是什麽?缺打法。在戰略和執行之間的那層東西,就是打法。打法就是接不接地氣的東西。”來回折騰這麽幾次之後,塗誌清心里已經有底了。“優車誠品”是他五年來的第三個創業項目,正在頻繁約見B輪的投資人。這

回,他覺得靠譜,因為他愛幫人撿便宜,這回總算挑了一個重決策、高單價的東西賣。

不知道塗誌清是不是清楚,他還有幾位同學,正處在他幾年前的焦慮期。肖廣第一次創業,上來就做了一個加油站O2O的項目。公司成立一個月,才剛剛在二線城市做完測試。他有點忐忑,希望能有一個BIG HIT,又擔心反響不如預期,最怕的是,萬一市場反響不好也不壞,那是要繼續做還是立刻調整方向?

前幾天,肖廣和美團網的一位高管聊天。對方問他,全中國有多少家加油站?他說,9萬家。對方又問,你打算怎麽個速度?他說了一個數字。對方問,你為什麽不找兩千個人、兩千臺車,讓他們在全國跑,不要停,這樣理論上來說,數字會是你計劃的三倍不止。

“在中國做互聯網有三板斧:圈地、拿錢、精細化運營。你可別把這三件事給做反了。”肖廣被震了。原先,他在殼牌石油工作,這家外企花了十年時間收購了中國1000家加油站,他原本以為自己的作戰計劃已經夠輕巧夠快速了,結果人家幾句話讓他開始了深刻反思。接下來這段時間,他一直在密集約見百團大戰中的戰鬥者,希望能把地面推廣做起來。

“我們這群人,還是不夠hungry啊。”他感嘆說,“我們受過的訓練,總要求系統完美性、邏輯自洽性,總希望它是美的。可光腳不怕穿鞋的,我所有的資源和智慧,不過只能換來幾個月的先發優勢。我們覺得自己很聰明,可真創了業,你會發現,創業需要會的十件事情里面,你可能只會兩三樣。”

有時候,肖廣會約他的哥們何搏飛聊天,說說困惑,討討法子。結果,兩人真是說到一塊兒去了。創業公司有大有小,但他們面臨相似的問題:規模,規模,還是規模;速度,速度,還是速度。

按理說,格靈深瞳是一家剛剛成立不到兩年的公司,它的安防監控產品已經拿到了中國四大銀行客戶,這是個了不起的成就。

但何搏飛並不滿意。

“2 B還是傳統生意。跟客戶吃飯、下單、生產。好處是來錢快,可量起不來,從百到千再到萬,每個階段都以年來計算。我們得做互聯網的生意,那是以月甚至周來計算的。”

幾天前,何搏飛和同事們開會,確定了一個原則:任何戰略討論到5 0%打住,剩下的就是決策和執行。回想之前無數次創業未遂的經驗,他打定主意這回要更有血性一點。他講了幾個不允許對外透露的2C應用場景,顯然是已經做好決定了。比起十幾年前那個捧著馬桶就往唐山跑的少年,今天的何搏飛仍有不可救藥的樂觀。“我們今天拿了這麽多錢,就是要披荊斬棘地殺出來。我看到前面的一點光明了,能不能把這條路砍出來,就看我的了。”

尾聲

2009 年,肖廣申請斯坦福MB A 的時候,楊寧以校友的身份幫他做過一次面試。當時,楊寧已經結束了空中網的業務,正在五道口做悟空搜索。但那也是他創業生涯的晚期了,有點身心俱疲的意思。

當時,楊寧問肖廣:“你的職業目標是什麽?”

肖廣說:“改造中國石油零售行業。”

楊寧比肖廣大9歲,他像個老江湖一樣笑了:“不可能,那是一個資源導向的行業。”那一年,肖廣25歲,他不服氣,跟楊寧爭辯了一番。6年之後,因緣際會,他竟然真有機會做自己當年最想做的事情。

4月初的一天,楊寧坐在國貿的寫字樓里暗暗發笑。他早已不記得這段往事了。如今,他的身份是樂博資本的創始人,投資互聯網和人工智能項目。

“他們啊……”他咳嗽起來,吞了一粒藥片,“在斯坦福待久了,被理想主義影響過之後,你的情商和現實世界是脫節的。”

“為什麽?”

“ 屢次受打擊之後,你就會預期回調了。當年,我的團隊還造過反呢,集體罷過工呢,也被黑過錢。當你在上市之後都被人陷害,被人在媒體上攻擊,各種舉報,運用各種關系打擊你的時候,你才會知道江湖和人心的險惡。一開始,大家都會理想主義,不切實際,最後天地不仁,視萬物為縐狗,市場會教育你。”

楊寧今年40歲。他和陳一舟、周雲帆一塊兒,算是中國互聯網創業的斯坦福先驅。他花了十幾年時間,先後創辦了三家公司,沒有一家真算得上成功。如今,他成了一個信奉王陽明的天使投資人,諄諄告誡年輕人們,不可過於理想化,以及防人之心不可無的道理。在他看來,中關村雖有中國矽谷的美名,但和美國創業壓根不是一回事。如果帶著斯坦福那一套回來幹,遲早會碰到一座玻璃的長城——美好得閃閃發光,觸手可及,但死活無法穿越。肖廣創業一個月,對此他還處於半信半疑的狀態。他記得,在斯坦福有兩個非常有名的教授:一個教Touchy Feely,教導學生相信他人,追求夢想;另外一個教Paths To Power,教導學生奉行馬基雅維利主義,結果導向,不擇手段。每一年,這兩位教授都會進行公開的大辯論,引來無數看客。

“我也不知道兩年之後我會變成什麽樣子。”他說,“但我想,中國還是需要斯坦福這樣的創業者吧?總不能都是土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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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的“烏托邦”之夢:“扭曲立場”能否讓知識變現

來源: http://www.iheima.com/promote/2016/0609/156411.shtml

知乎的“烏托邦”之夢:“扭曲立場”能否讓知識變現
吳俊宇吳俊宇

知乎的“烏托邦”之夢:“扭曲立場”能否讓知識變現

這種“烏托邦”的實驗,也只能在知乎上才能做的了。

最近知乎搞了兩個大新聞,而這兩個事件基本都是在產品層面的探索。第一是在愚人節上線了付費閱讀產品“值乎”,第二是在五月份知乎鹽Club活動宣布推出實時問答產品“知乎Live”。

兩個事件和產品結合在一起來看,頗有意思。因為中國付費閱讀氛圍不濃,在這種環境內,知乎這樣一個高質量的知識社區想來打破這一定律,確實體現了幾分高傲的“倔強”。也能給人幾分期待——知乎作為積聚了最多精英人群的社區,一直都存在著“扭曲力場”,這里有著獨特的價值觀和堅守,希望能夠“站著”知識變現,這是是離知識變現最近的 “烏托邦”。

從產品架構看知乎Live的邏輯

對筆者來說,最關註的應該是知乎Live。因為這樣一個“社區+社群”的模式,更加容易營造出知識討論的氛圍。

知乎Live的產品架構是非常有意思的。答主可以創建一個Live,它會出現在關註者的信息流中。用戶點擊並支付票價(由答主設定,一般是9.9元– 499元不等)後,就能進入到溝通群內,答主和其他用戶便在群內開始問答溝通。

值乎的落腳點在於“值不值”,而知乎Live的落腳點在於社群氛圍和討論模式,更加註重用戶的參與感。事實上,這與知乎各個題目之下,展開充分討論的社區氛圍是一脈相承的。

以李開複在知乎Live就創業話題進行了答疑分享為例。定價499元的200張門票剛開放便一售而空,當日收益10萬元。很多網友入群不是為了娛樂,而是真正為了能夠與創業導師李開複展開深入的交流溝通,以此提升自己的認識水準及眼光視野。

在這樣一個產品架構之中,一方面分享者可以通過傳授知識、經驗獲得一定的收益,另一方面,願意付費的用戶也會有機會充分參與討論。且不談知乎早就是自發研究討論的氛圍,付費入群這種模式也能通過一個小小的門檻,讓內部的知識氛圍得到更好的維護。

當然,知乎Live最核心的意義其實還是在於能夠真正讓知識分享者能夠通過自身的專業素養,帶來一定的收益。今天網紅直播如此喧囂,不少網紅通過簡單的唱唱跳跳都可以日賺數十萬,那些知識分享者更應該得到尊重。知乎正是通過自身的社區氛圍以及專業保障,以此為知識分享者創造這樣的機會。

產品激進大膽背後的內在驅動力

知乎在今年嘗試了值乎和知乎live,這說明知乎的產品形態正在逐漸豐富。事實上,過去幾年,知乎在產品形態上的變化其實不大,更多還是基於問題展開討論。但是今天,在產品層面的變化,比過去幾年要來的更加激進和大膽。

透過現象去看本質的話。這是移動端知識交流產品進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知乎內在商業驅動力的必然結果。用知乎創始人周源的話來說,近一年以來,移動端用戶對於知識交流有著全新的場景化需求,是時候做出改變,為用戶提供更為豐富的知識交流工具。

從這兩年來的相關案例可以看到,有關系統化知識分享的社群越來越多。比如說鈦媒體的“鈦坦白”公開課、插座學院的插座公開課都是通過微信群的方式來展開分享。但不得不說的是,通過微信群來展開這樣的討論有時還是會面臨各種限制,比如說群內討論氛圍不濃,大部分人都是在潛水圍觀甚至對內容毫無關心,部分分享者也會存在驅動力不足的問題。

這種基於微信群的產品改造不是不能做,而是牽一發而動全身,對微信這樣的超級APP來說,專為公開課改造微信群有些“殺雞用牛刀”的味道。但這種事情由知乎這樣的知識社區來做,確實顯得調性吻合。

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也讓知乎內容內部形成了良好的生態和層級。對知乎而言,知乎問答、專欄、live三個層級讓“知識”有了不同的分享形式,顯得邏輯性也更強。

比如說一個專業領域的分享者,他可以通過答題的方式積累粉絲,可以通過專欄的形式輸出觀點,當面對受眾的討論需求時,他還可以開通Live,通過收費的方式讓自己在討論答疑的過程中獲得一小筆收入。雖然其中形式各異,但每一個層級的存在,都讓專業領域的專業知識在其中得到了凸顯。

這種突出專業知識的產品層級的思路也在讓知乎的專業性得到凸顯,產品邏輯上的搭設,也使得知乎在商業化路徑上有更大的想象空間。

知乎的“扭曲立場”能否讓知識變現

知乎Live能不能讓知識真正變現,這個很難回答,因為筆者也無法確認。畢竟在目前的大環境之中,付費獲取內容,是相對困難的一件事情。無論是音樂、電影、書籍等各個內容生產行業都是如此。

但是知乎是有“扭曲立場”的,知乎有自己的“價值觀”,這麽多年構建下來的社區氛圍讓知乎用戶有自己的性格、調性。這幫有知識、高學歷且喜歡抖機靈還有幾分高冷的人,和微博、微信、QQ、貼吧以及其它平臺上的人行事邏輯是不一樣的。

知乎上曾經有這樣一個問題:經常上知乎會帶來什麽錯覺?

有一個答案是這麽說的:國內985、211大學畢業,留學後在國外或北上廣定居;年入百萬,愛玩相機、耳機,穿優衣庫;平時最大愛好是讀書和健身,做得一手好菜,尤其善用烤箱;周末會飛去另一個城市,跑一個全馬然後回來……

雖然說這個答案有些誇張,但是卻是也說明了這是一個普遍高素質的社區,在這里,有一些實驗,有土壤供其展開、生長。

這一次知乎Live其實就是這樣的實驗。在所有人都在艱難探索知識付費、內容付費的時候,這樣一個相對層級較高的社區,其實是最有條件也最容易成功嘗試的地方。

從愚人節的值乎嘗試,以及最新發布Live,都是在做內容連接。知乎現在有內容分享者,也有用戶基礎,其中已經形成循環的內容生態。沈澱多年以後,也應該到了進化的時候。

今年以來知乎的兩大產品層面的進化,至少讓筆者看到了知乎的價值觀和進取心。當然,知乎此舉也是在為自己的商業化構建更大的想象空間。因為給用戶收費的機會可以保證社區氛圍,也將會有更多人將以更專業的內容反哺社區,並獲得更多機會。

我們其實早已經看到了一些平臺在采取流量分成的方式來幫助內容生產者獲取收益。這固然是一種不錯的嘗試,但是在筆者的概念之中,用錢砸內容的邏輯只能走一時,不能走一世。所以筆者也看到,部分平臺在走過開始的繁榮之後,現在也在走入衰落。甚至在用戶越來越多的時候,內容生產者所獲得的收益也在不斷被攤薄。或者說,還有一些平臺因為知識變現的路徑不對而走火入魔,最終淪為娛樂化的喧囂。

知乎在這樣的探索過程中可以說起步是相對較晚的,但是這也體現了知乎的謹慎。事實上,今天再回過頭來看知乎的選擇,你會發現,它規避了前人的誤區,走出了一條獨一無二的道路。

這種“烏托邦”的實驗,也只能在知乎上才能做的了。筆者作為一個知乎的重度用戶,從個人感情的層面上來看,是相信知乎的實驗可以成功的。但是,筆者從理性的角度來看,還是有一絲絲的隱憂。知乎的“扭曲立場”能否再一次挑戰大環境,知乎能走多遠,還需要拭目以待。

坦白來說,知識內容的標價不能用流量來衡量,筆者更相信其真實的市場價值。知乎今年的Live和值乎都用的是這種標價的思路。筆者很喜歡“值乎”這兩個字,因為這背後的解讀和翻譯是“值不值得”,其實Live的存在意義也是如此,對於渴望知識的人,這自然是值得的,而分享者也可以因此獲得一筆回報,何樂而不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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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光逝世 :地產大哥的阿拉善之夢

又一位中國環保公益界的領路人走了。

阿拉善SEE公益機構1月16日晚消息,首創集團前董事長、阿拉善SEE生態協會創始會長劉曉光因病醫治無效,於2017年1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62歲。

6年多前,數百位環保界人士唱著《送別》,含淚送走了國內首個民間環保組織“自然之友”主要發起人梁從誡先生。而劉曉光在中國環保界,同樣是一位旗幟性的人物。

北京萬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馮侖曾說,“劉曉光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做了阿拉善。”

阿拉善SEE生態協會創始會長劉曉光。攝影/章軻

2003年10月,一個偶然的機會,劉曉光來到了阿拉善沙漠。面對著一望無際的黃沙滔天,他頓時心覺悲涼。“人類怎麽會這樣呢?”那一刻,他跪倒在沙漠里,“感覺心靈受到洗禮和震撼,開始思考企業家在環境保護上的作為。”

事後,他告訴朋友:“老實說,我在反思我的過去,反思我做過什麽壞事。”

劉曉光說:“我在想,怎麽把中國企業家作為一個階層,帶領到環保領域中去。”

2004年6月5日“世界環境日”之際,劉曉光召集了80余名企業家到了阿拉善。

那天深夜,茫茫沙漠中,企業家們擠在一個木質結構的蒙古包中,爭得面紅耳赤,場面一度陷入混亂。

劉曉光顯得非常著急。因為第二天,“阿拉善SEE生態協會”就要宣告成立,內蒙古自治區的主席也要到場,而此時,連協會的章程和選舉辦法都還在爭執。

但坐在一旁的萬科董事長王石感覺卻非常好。“因為我突然發現,我們企業家坐到一起來,是為了同一個目標:關心自然,關心環保,而不是關心自己的命運和自己的企業,沒有功利性。”王石相信。

在之後的阿拉善宣言中,企業家們有這樣一句話:“因為我們心中有希望和夢想……我們希望中華大地山清水秀,一片生機勃勃。”

阿拉善SEE生態協會創始會長劉曉光。攝影/章軻

“為什麽我們要選擇從阿拉善開始?因為阿拉善是中國最大的沙塵暴發源地,2000年中國華北地區9次沙塵暴,有8次源於阿拉善。阿拉善位於內蒙古西部,境內有三大沙漠,巴丹吉林、騰格里、烏蘭布和,三大沙漠中的兩大沙漠即將握手連片,沙漠已經蔓延到賀蘭山腳下,生態災難正呈現不可逆的趨勢。”劉曉光說。

劉曉光承認,是廣袤的沙漠凈化了他的靈魂。而他要做的這種事,正是個人情感的釋放,這種情感歸結為兩個字就是:行善。

阿拉善SEE生態協會其最初目標就是改善和恢複阿拉善地區的生態環境,減緩或防止阿拉善地區的荒漠化,從而減緩或遏制沙塵暴的發生。

劉曉光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阿拉善生態的根本問題,是自然生態承載不了社會發展過程中人為的擴張。人與生態的矛盾,只能通過“四減”(減少農牧業人口、減少牲畜數量、減少灌木林砍伐、減少地下水消耗)來實現。而這“四減”,是人為的努力可以逐步實現的。

“阿拉善地方政府和阿拉善公益機構已做的工作緩解了阿拉善生態惡化的進程,證明了阿拉善生態是可以保護和治理的,尚沒有達到不可逆的惡劣狀態。”劉曉光說。

阿拉善的養殖業、中藥材產業中,由於肉蓯蓉、鎖陽、甘草和麻黃,以及沙蔥、沙蒿、沙芥、苦豆等可成為藥材或食品的植物極具市場前景,在阿拉善的產量也比較可觀,完全可模擬野生狀態進行大面積人工增產或人工培植。

“這些植物的生產與阿拉善生態息息相關,相互促進。這些植物雖非阿拉善所獨有,但阿拉善是最具生產優勢的。”劉曉光認為,阿拉善的沙產業也具有無限廣闊的開發前景,但並不意味著這是一個簡單的綠色神話。

在一次徒步穿越沙漠後,劉曉光曾充滿激情地寫道:美麗的大廈不能建在沙灘上,要固沙就要種樹種草。這是涉及子孫萬代的大事,否則,大自然就要對人類進行懲罰,好像整個世界都沙化了,人類在玩最後的沙盤。中國的企業家們站出來吧,為母親、為人類,獻出我們的財富和才華。

“我一生中最高興的一次就是我被民選為會長,這是我一生中最光榮的事情。”在2014年6月5日阿拉善SEE十周年環保公益論壇上,劉曉光感慨地說。

在劉曉光所作的《阿拉善之歌》中,他寫道:逝去的終將逝去,逝去的多是塵煙。我們拒絕迷途,諾亞方舟不會擱淺!這個地球需要改變,我們的生存環境需要美麗的容顏。做一個無名英雄吧,大地用青翠為我們加冕。

16日晚,阿拉善SEE公益機構的公告稱:“12年,阿拉善SEE是大家人生中最有意義的大事件和對社會的公益貢獻!它不僅喚起了我們這一代企業家的公益意識和責任感,也號召和凝聚了未來幾代青年企業家的追求夢想。”“請您把沒走完的路指給我,讓我從您的終點出發。請您把剛寫完的歌交給我,我要一路播種火花。謝謝您,我們的領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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