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最大制藥公司葛蘭素史克(GSK)在中國或將進入下一輪的多事之秋。

17日，GSK多位前管理層接受《第一財經日報》獨家采訪時確認，GSK目前正在接受美國司法部就其在中國商業賄賂案的調查，依照美國法律，該結果將直接決定其是否定性為公司犯罪，並將有可能連帶承擔數倍於其在中國被裁決的30億人民幣罰金。

與此同時，GSK本月6日突然宣布大規模裁員。據被裁方透漏，此次GSK裁員涉及多人，同時還承受著被裁方“單方面解約”、“解聘孕婦和哺乳期女員工”、“未提供具體解約理由”及大規模解聘未按照規定向人社部門報備等種種指責，讓GSK在中國的下一步走向顯得愈發撲朔迷離。

司法調查進行時

“美國司法部的調查還在進行中，我們先後都被授權的律師事務所反複約談過，直到現在也還沒有結束。”昨日，GSK某前管理層張弛(化名)向《第一財經日報》透露。

按照該人士的回憶，從2013年夏天公司“出事”後，美國司法部的調查就隨即開始了。

“2013年7月起，美國瑞格(Ropes&Greg)律師事務所參與美國司法部調查GSK中國商業賄賂事件，而瑞格的調查結果和處理意見將直接決定GSK在中國賄賂事件的定性：究竟是不是公司行為。”該人士告訴本報。

2013年6月，GSK在中國涉嫌商業賄賂案發;2014年9月19日，葛蘭素史克中國公司賄賂行為被中國有關方面正式認定為“公司行為“，被判罰金30億元，葛蘭素史克中國公司(GSKCI)前中國區總經理馬克銳(Mark Reilly)等被告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並處驅逐出境。

而商業賄賂究竟是不是公司行為，對現在的美國司法部調查和GSK來說可能都是最關鍵的問題。

“美國的《反海外賄賂法》是針對公司商業賄賂的最高標準的法案，根據這一法律，對於在美國設立和上市的公司，美國的司法機構任何時間都有權向海外公司進行調查。”17日 ，主要負責涉外業務的京都律師事務所合夥人郭慶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

她告訴記者，《反海外賄賂法》對於行賄行為設定了程度不同的幾種處罰，分別施予公司和個人，除需公司承擔200萬美元罰款、個人判處10萬美元罰金和5年以下刑罰外，該法案最嚴厲的地方在於其“選擇性罰款”。

“如果確認行賄，可以處以行賄圖謀利益的數倍，這個數字往往都是一個天文數字，此外，競爭對手也可以提起市場被不正當競爭擠占的訴訟，美國證監會可以裁定其撤市，聯邦內禁止交易、剝奪出口等毀滅性打擊，後果是非常嚴重的。”她告訴記者。

中國公安部此前公布的數據顯示，“自2007年來，葛蘭素史克向超過700家旅行社及咨詢公司轉移了高達30億元人民幣的資金”——依次推斷，如若美國司法部認定中國商業賄賂是公司行為，則GSK很可能將承擔數倍於30億人民幣的罰金。

不僅如此，GSK在英國總部還將很有可能繼續面臨更加嚴厲的懲罰。

2012年7月英國頒布《反賄賂法》，該法目前已經被公認為超越美國《反海外腐敗法》的全球懲罰範圍最寬、懲處力度最嚴格的“反腐大法”。

“不能解釋”的裁員?

而3月6日的大規模裁員，正是發生在GSK接受司法調查的關鍵階段。

“北上廣在3月5日，其他城市在3月4日收到了通知，要求我們在3月6日參加公司一個‘非常重要’的面談，雖然沒有說到底是什麽事，但是語氣很強硬，說不來就自己承擔嚴重後果。”17日，曾在北京參加3月6日約談的沈揚(化名)告訴《第一財經日報》。

按照他的描述，這個由公司人力資源負責人和相關部門負責人主持的約談並沒有在公司舉行——“在東四環的萬豪酒店，一個一個人地進去，說你違法了公司紀律，宣布單方面和你解除勞動合約，對你提出的問題，他們只是回答‘不能解釋’。”他告訴本報記者。

沈揚在GSK已經工作了10年，他告訴記者，和之前裁員不同，這一次的裁員大多是5年以上的“高年資”員工以及大區經理等資深員工，甚至包括一個重點產品線的總監。

“根據勞動法，需要裁減人員二十人以上或者裁減不足二十人但占企業職工總數百分之十以上的，用人單位提前三十日向工會或者全體職工說明情況，並且要聽取工會或者職工的意見;而且裁員必須滿足四個條件，依照企業破產法規定進行重整的;生產經營發生嚴重困難的;企業轉產、重大技術革新或者經營方式調整，經變更勞動合同後，仍需裁減人員的;其他因勞動合同訂立時所依據的客觀經濟情況發生重大變化，致使勞動合同無法履行的。” 京都律師事務所主要研究勞動糾紛的律師賈寶軍律師告訴《第一財經日報》，“如果涉及150人的裁員而沒有當地的人社部門報備，肯定是不合法的。”

17日，《第一財經日報》就上述問題向GSK中國確認，對方表示對具體問題無法提供詳細回答，也並未回應是否涉及以裁員規避美國司法調查，以及違反中國法律裁員等問題，僅表示，“對有清晰證據表明違反公司制度的行為，葛蘭素史克必須采取相應的懲處措施，包括終止勞動合同。”

據一名被裁的中高層透漏，3月6日解聘的員工90%以上都是地區經理以上的級別，屬於中高管理層，大多數曾獲得過公司各種各樣的獎勵，其中不乏被列入人才保留計劃，而且這些員工大多在公司工作5年以上，還有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員工。此外，還包括3名孕婦和4名正在哺乳期的員工。但以上信息尚未得到GSK官方確認。

“被談話的員工公司要求在3月9日前通知公司，要麽提交辭職報告，公司視為主動辭職，否則將在人事檔案上留下汙點紀錄;並要求在3月13日前上交所有的電腦和ipad和門禁卡等物品;所有被解職的員工沒有任何賠償，而且去年的評分直接降為最低5分，意味著去年的獎金歸零。”張弛告訴記者。

而最讓張弛覺得不能理解的是，公司並沒有給他們出具一份正式的解聘合同，也沒有寫明具體的解聘理由。

“我們後來交流了一下，在大家被約談的過程中，公司出具的口頭證據無非是組織旅遊，禮品，不合理的講課費，假發票等，更有甚者還有刪除郵件，知曉下屬的“不當”行為，以提高銷量為目的的科室會等匪夷所思的理由。公司的約談沒有留下任何書面的資料，員工當天的郵件系統全部被關閉，門禁也於當天失效。同時，GSK公司在各大辦事處加強了安保的力量，所有進出員工必須刷門禁，我們就是感覺自己被設計了。”他說。

救命稻草

張弛所說的“被設計”源於一周後公司新架構的對外公布。

《第一財經日報》獲悉，裁員發生的一周後，GSK中國宣布了新的組織架構，以這次受災最嚴重的肝炎治療領域為例，新的架構將地區經理以上(包括市場部人員)由原來的170人縮減為132人，減員比例高達23%;而在此次裁員中該治療領域有超過31人被解除合約，其中尚不包括接受警告而待崗的。

“之前被裁員的總監也正是之前的肝炎產品總監，因為肝炎事業部的兩條產品線合並，管理層也必然有‘被多出來的’。”張弛告訴記者。

而在沈揚看來，突然降臨在他們這些管理層身上的解聘或許並不簡單。

“2014年開始，公司進入所謂模式轉型的‘第二篇章’，很多市場都收縮不做了，加上出事後清退和主動離職的銷售代表，二線城市的市場基本沒有人去覆蓋，甚至在原有的一線城市重點市場，也被競爭對手拿去了不少市場份額。”他說。

2014年1月，受中國區商業賄賂案影響，GSK中國宣布開始其薪酬制度的根本性變革——對直接面向處方醫生的銷售員工的評估和薪酬體系進行根本性調整，不再以個人的銷售指標完成情況為基礎。

突然轉變的銷售方式既需要長期的適應期，也需要市場的重新培育，GSK開始告別之前的高速增長。

“2014年中國藥品市場的增長約20%，而同期GSK的銷量則約下降了20%;2013年僅處方藥領域，我們的銷售代表最多達到5000個，而現在僅有2000個，開源節流於是就成為了公司業務停滯期的一根救命稻草。”沈揚向記者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