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yicai.com/news/2011/02/680794.html
北京時間7月8日晚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宣布,建議任命現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張濤出任IMF副總裁,自2016年8月22日起生效。他將接任即將於7月25日離任的朱民。
接近IMF的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按照IMF副總裁任命流程,拉加德須提前兩周通知執行董事會有關任命提議,執行董事會最終只會通過該任命。而若期間執董會無人反對,任命便會生效,無需正式召開會議通過。在提名前,總裁一般都會提前咨詢執董會建議與意見,對提名人選達成一定共識。由此,張濤成為IMF史上第二位中國籍副總裁一事基本已無懸念。
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國駐IMF前執行董事魏本華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沒有條文明確規定中國一定能占據IMF副總裁席位,總裁在提名上會考慮各個方面的因素,可見中國目前在國際上的地位與影響力十分重要。”
當然,張濤和朱民都已不是個例。此前,財政部官員楊少林在今年2月26日擔任世界銀行常務副行長兼首席行政官;2016年1月,金立群正式當選為亞投行行長。來自中國的國際化人才,正在越來越深入地參與國際治理規則的制定,並貢獻中國智慧。
張濤將接任IMF副總裁
有“鐵娘子”之稱的拉加德擅長外交,而在IMF管理層中,她也需要有金融專家的協助。朱民曾是拉加德的“左膀右臂”,張濤未來也將繼續扮演這一角色。
在宣布提名張濤時,拉加德表示:“我很高興地建議由張濤出任下一任副總裁。張濤先生具有很強的國際經濟專業知識、公共部門決策能力和嫻熟的外交技能。他也有豐富的國際金融機構工作經歷和卓越的溝通談判技巧,並對基金組織的政策和程序有著極其深刻的理解。他曾於2011年至2015年擔任中國執行董事,在基金組織廣為人知,備受尊敬。”
各界認為,張濤的提名確在情理之中。知情人士稱,IMF有張濤的簡歷,對張濤的經歷有很好的跟蹤紀錄。2011年9月至2015年,張濤在擔任中國執董期間,他對IMF的各項工作,包括份額改革和人民幣加入SDR都有積極貢獻。
從教育背景和工作履歷看,張濤兼具國際多邊和國內央行的豐富經驗。張濤擁有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國際經濟學碩士和博士學位,北京清華大學電氣工程學士學位和金融學碩士學位。
1995年至1997年,張濤在世界銀行總部(華盛頓)的政策研究局任經濟學家;1997年到2004年,在亞開行總部擔任高級經濟學家;2004年回國後任職於中國人民銀行,歷任人民銀行研究局副局長、國際司副司長、調查統計司司長、國際司司長兼港澳臺事務辦公室主任;2015年後任中國人民銀行條法司司長;2016年5月升任央行副行長。
“張濤非常聰明能幹,英語流利,工作風格務實,是新一代國際型政府官員的代表。他主政過國際司和調統司的工作,專業和政策水平很高;也在研究局工作過,研究能力紮實;最近他又擔任條法司司長,主導了對互聯網金融立法的框架性工作,法律方面也很熟稔。”一位知情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IMF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產物。金融危機後,應對危機和宏觀穩定成為全球首要任務,同時,由於承擔了G20主要經濟金融政策的研究和制定,IMF成為當今國際上最為重要的國際經濟金融組織。通過對189個成員國的宏觀經濟體檢(第四條款磋商)和金融壓力測試(FSAP),發布宏觀、金融、財政領域的趨勢判斷,來預防危機和解決全球性的難題(例如油價、增長、失業、資本流動、收入分配等),而當危機發生時,IMF的核心任務是救助和解決危機。
當前,包括總裁拉加德和副總裁朱民在內,IMF最高管理層共有五位,其他三位分別是剛連任的來自美國的第一副總裁大衛·利普頓、去年2月到任的偏重內部行政管理的卡拉·格拉索(她擁有意大利和巴西雙重國籍)和去年3月到任的日本人古澤滿宏。
2011年7月26日,IMF打破了建立66年來,最高管理層“一正三副”的模式,增設了第四個副總裁職位,也迎來了首位中國籍的高管朱民。由於IMF的最高管理層歷來強調地區代表性,且近來年隨著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的地位提高,要求增加來自這些地區候選人擔任IMF最高管理層的呼聲不斷提高,朱民在2011年的到任順應了呼聲之勢。
迎接全球新挑戰
朱民任期始於2011年7月26日,當時全球金融危機余震不斷,歐債危機愈演愈烈,希臘、葡萄牙、愛爾蘭等相繼爆發銀行業危機;如今,新任副總裁將要面臨的挑戰絕不亞於朱民。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的判斷,當今全球正面臨“三元風險”——低增長、低生產率、高負債。這三者的組合可能產生的後果不容小覷。全球央行實行量化寬松(QE)多年後,經濟情況似乎愈發脆弱、金融市場波動頻頻,這對於以“維護全球金融穩定和經濟穩定為先”的IMF無疑是重大挑戰。
在朱民擔任IMF副總裁期間,其負責97個國家的宏觀督導,需要批審90多個國家每年的宏觀報告。他所主管的重點區域和國家,包括美國、印度、澳大利亞等、秘魯、北歐、中東的埃及和眾多中亞國家。而在如今全球聯動性不斷加劇的大背景下,張濤一旦接任IMF副總裁一職,其工作的挑戰可想而知。
根據今年4月IMF發布的《全球金融穩定報告》(GFSR),新興市場的沖擊給全球的股票價格和匯率帶來的溢出效應明顯上升,如今全球資產價格波動中有三分之一以上來源於上述溢出效應。這就意味著,不僅僅美國的政策變化會產生溢出效應,新興市場的任何政策變化也會對美國產生回溢效應。
不可忽視的是,今年6月發生的英國脫歐事件為全球經濟、金融格局帶來了長期不確定性。據IMF測算,在正常情況下,今後3年英國GDP累計會下降1.4個百分點;在極端情況下,即英國投資貿易大幅下降,今後3年英國GDP可能會下降5.6個百分點。同時,英國脫歐將導致全球政策不確定性上升。一系列其他國家公投的呼聲也開始出現,這會傳導到金融市場,未來市場波動會成為常態。
此外,如何落實G20的各項決議?在人民幣進入SDR後,如何進一步擴大SDR的國際使用?如何進一步開展新一輪份額改革,賦予新興市場更多話語權?這一系列問題也都直接指向新一任副總裁。
今年9月,中國將在杭州主辦G20峰會,這也堪稱危機後最重要的一次G20峰會,其使命從緊急危機應對轉為促進全球增長、推動結構性改革,要啃下這根“硬骨頭”絲毫不比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來的容易。
至於IMF與G20的關系,IMF中國執行董事金中夏此前是這樣描述的——G20所代表的全球經濟治理架構的特點是,以G20峰會的領導人共識為統領,以南北主要大國的政策協調與合作為手段,以主要國際經濟金融組織參與和落實G20決策為支撐。其中,與如IMF這樣的國際組織的關系十分關鍵。
由於G20並沒有常設秘書處和工作人員,其達成的許多決定和共識仍需要通過有關國際組織推行和落實,主要方式有提供政治指導、確定工作重點、籌措資金、推動改革等。
朱民今年初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IMF支持中國主辦G20,IMF也始終扮演G20技術秘書的角色,提供背景材料、做宏觀政策支持,我們也正積極參與中國主辦G20的工作。”
緊隨其後,人民幣將於10月1日正式進入IMF的SDR貨幣籃子,這也標誌著人民幣朝著國際儲備貨幣再進一步。
當1969年以美元為基準的“布雷頓”匯率體系崩潰後,IMF創立了SDR。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時,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表態稱,危機凸顯了全球金融體系依賴單一國家貨幣的風險。周小川稱,SDR應該覆蓋所有主要國家貨幣,成為一種“超主權貨幣”。
去年以來,周小川行長也一直呼籲要積極擴大SDR的使用,這想必也將是IMF的使命之一。“SDR有助於增強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性和韌性。增強SDR的作用是一項長期工作,可以開始采取切實措施,積極擴大SDR的使用,包括使用SDR作為報告貨幣和發展SDR計值的資產市場。”周小川稱。
至於IMF的份額和治理改革,所幸美國會參眾兩院終於在去年12月18日批準了2010年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終結了長達5年的僵局。
根據IMF於2010年批準的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IMF的份額將增加一倍;此外,超過6%的份額比重將轉移到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就此,中國將成為僅次於美國和日本的第三大份額國。
當然,IMF的使命遠不止如此。IMF目前正在討論下一輪份額檢視,即第15次,其最後截止日期為2017年12月。
“我很高興看到IMF的第十四次份額檢視已經完成。但是我們並不止步於此,IMF任重道遠。”拉加德說,“我相信,在第15次份額檢查中,中國將會承擔更重要的角色。”她也希望在下一個五年任期內,可以進一步提高IMF份額和本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地位不符的國家的份額。
15日據新華社消息,日前從河南省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獲悉,9月8日從首爾至鄭州航班上發現一名中國籍旅客發熱,經中國疾病控制中心反饋複核,其寨卡病毒檢測陽性。
據介紹,這名中國籍旅客此前曾在國外旅行,在河南鄭州入境時,在鄭州機場被公安邊防總隊、機場檢驗檢疫部門檢驗過程中發現問題。
據中新網報道,該旅客曾在危地馬拉工作兩個多月,9月4日出現發熱、頭痛癥狀,測量體溫最高達38.5℃。9月5日開始出現皮疹,逐漸擴散至全身,曾在當地醫院就診,期間做寨卡、登革熱、基孔肯雅熱等病原體實驗室檢測均為陰性,並口服退熱、抗過敏藥物治療。
9月6日該旅客前往美國,9月7日轉機至韓國首爾,9月8日乘坐首爾至鄭州航班入境。該旅客否認兩周內蚊蟲叮咬史,否認有性接觸和輸血史。自述未接觸過寨卡病毒病患者,其周邊關系密切人員未出現相關癥狀。
該病例是我國內地第23例寨卡病毒病病例,也是河南省首例輸入性病例。
目前,該名旅客已被隔離觀察。同時,河南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登記其接觸者信息,加強對同航班入境人員的排查,截至目前,未發現其他有癥狀者。
專家提醒,來自寨卡病毒病流行或有病例報告的國家和地區回國的人員,在兩周內出現發熱(多為中低度發熱)、皮疹(多為斑丘疹)、關節痛、肌肉痛、結膜炎等癥狀時,應及時到醫療機構就診,並主動說明上述旅行史。
空中客車進入中國市場三十三年來,第一次迎來本土化最徹底的新掌舵人——中國籍的首席執行官徐崗。
徐崗加入空客前是共青團天津市委書記,並曾任天津保稅區管委會黨組成員。此番脫離公務員體系“下海”,並成為一家世界五百強外企的高管,徐崗面臨著多重挑戰。
入職僅僅兩周後,1月19日中午,徐崗第一次以空客CEO身份在中國媒體面前亮相,坦承自己的角色之變與心路變化。徐崗直言自己面臨著眾多挑戰,其一是如何在新時期把空客在中國的業務與發展做好,畢竟在空客中國前兩任CEO博龍與陳菊民任內,中國與空客的合作不僅越來越緊密,訂單量也驚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行,無疑要求徐崗做得更加出色。而中國市場之變,恰恰是徐崗即將面臨的重大挑戰。
“空客絕不是僅僅把中國看成一個市場,而是把中國看成一個創新中心,一個可以攜手同行的合作夥伴。”徐崗表示,他加入空客後想的更多的是,如何在中國諸多重大戰略中發揮空客的作用,比如在“一帶一路”倡議下空客能做些什麽?
這種積極融入的姿態,或是空客集團總部選擇徐崗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徐崗,1972年出生於蘇州,年幼時父母參與援藏建設,自己跟隨父母在西藏、青海等地生活過很長時間。長大後到天津讀大學,就讀於天津大學信息管理系統工學,1995年畢業後留在天津,從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開始其職業生涯。2003年,徐崗調任天津港保稅區投資促進局副局長,並於2005年升任局長。就是從2005年開始,因為空客A320系列飛機總裝線項目,徐崗開始與空客公司結緣。
作為時任天津保稅區投資促進局局長,徐崗直接經手了該項目的選址、組建團隊、談判和簽署合資備忘錄等所有環節。因此待A320系列飛機總裝線項目正式成立並運作起來後,徐崗成了該項目合資企業的中方代表,出任該合資公司副總經理一職。但他主要是做些協調工作,並不具體管理工廠的運營,當時徐崗的身份更多是公職,並步步升遷至天津保稅區管委會黨組成員。
2014年,徐崗暫別空客與航空,就任共青團天津市委書記。不曾想,三年之後,他選擇離開體制內崗位,加入了空客中國,接替陳菊民出任空客中國的首席執行官。陳菊民則像原本的博龍角色一樣,轉任空客中國董事長。
從公職下海,不算新鮮,難得的是中國人在空客走到了這麽高的職位。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了解,空客歷年在華高管多為外國人,前CEO陳菊民是第一個華裔,不過其出任空客中國CEO時,已經入籍法國。而在波音、霍尼韋爾、泰雷茲等一眾航空制造業巨頭的中國區CEO至今無中國人出任過。
因此,當徐崗被宣布為空客中國新任CEO,外界好奇這一選擇的背後原因。在國際航協北亞地區副總裁、國際航協駐中國首席代表張保建看來,外資公司選人並不會因曾在政府工作過這一個背景選項而做出選擇,尤其是在中國區總裁這個非常重要的位置上,肯定要挑選對其企業發展有利,符合戰略考慮的人才。
空客中國公司內部人士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徐崗年輕有為,好學又有豐富的航空工作經歷,當年曾多次去法國空客總部談項目合作事宜,後來也多次與空客方面進行各種交涉交往,對空客的情況頗為熟悉。徐崗的風格平易近人,各層級人士對其印象良好。且因為其曾在美國芝加哥羅斯福大學攻讀工商管理碩士學位,還獲得了南開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外語水平很好,與空客集團內部溝通交流順暢。因此空客是考察了方方面面的因素才選擇了徐崗作為新掌舵人。
徐崗與空客究竟是誰先屬意誰?徐崗笑著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說道,在過去十年中的接觸交往,雙方互相有感覺才走到了一起。
對徐崗來說,空客中國CEO這個位置並不好坐。他透露,入職兩周來,每天八點不到就到辦公室,直到晚上九點還沒走。“學習、思考、協調。”徐崗透露這三件事是其近兩周在做的事兒。
盡管跟空客打過多年交道,但徐崗對整個空客集團的業務還沒完全熟悉,尤其是衛星、防衛、創新科技等業務領域,急需加緊補課。但擺在他面前更為緊迫的是,空客中國的對華戰略有可能需要調整,以便更加適應目前中國的發展。
中國民航管理學院教授李曉津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經其測算,2017年中國人均乘機次數為0.39次,而全世界人均乘機次數為0.51次,預計中國在2020年可以達到世界平均水平,且在2024年航空運輸總量上會超過美國,則在可見的未來,中國市場的增長空間還很大,還需要大量的飛機,任何一個航空制造企業都無法忽視中國。
以往空客在撬開中國市場的大門時,所采取的策略是合作。一直以來,空客公司與中國的關系日趨緊密,除了向中國出售大量飛機以外,空客與中國的工業合作總值也在逐年上升。到2015年,空中客車與中國的工業合作總值達到近5億美元。2020年,這一數字將翻番達到每年10億美元。
現在中國也開始有了自己的單通道飛機,並在未來有可能制造雙通道大飛機,國產C系列飛機直接的競爭對手就是空客與波音兩大航空巨頭。個中微妙關系,是新CEO必須處理好的挑戰之一。徐崗坦言,國產大飛機將來會是空客的對手,但空客並不懼怕競爭,空客恰恰是從競爭中誕生並成長起來的企業。
未來尚無法預測,但徐崗知道自己想獲得前兩任CEO的成就,會非常具有挑戰。李曉津便直言,此前空客兩任CEO將波音占據七成以上的中國民航市場成功撕開,形成目前空客略占上風的局面,實屬不易,成績斐然,徐崗要在這一高基礎上實現新一輪的快速擴張並不容易。
在李曉津看來,另一大挑戰在於隨著中國高鐵路網建成發揮規模效應,中國民航的短途市場受沖擊巨大,航空公司的需求可能會發生調整,以往單通道飛機的需求量有可能收縮,或者轉成區域跨境中短途,空客的銷售策略恐怕也要隨之調整。
雖然空客公司2017年獲得不菲的成績單,全年共向85家客戶交付了718架飛機,創下歷史錄新高,其中向中國用戶交付176架新飛機,約占空客同期全球交付量的四分之一。除了創紀錄的交付數量之外,空中客車2017年共收獲來自44家客戶的1109架凈訂單。截至2017年底,空中客車的儲備訂單數量達到7265架,以目錄價格計算,總價值達10590億美元。
中國市場雖然仍然貢獻了巨額飛機訂單,但這是否可以持續?近期法國總統馬克龍訪華一反常態未能給空客帶來訂單,或已讓歐洲感到警覺。如何更深入體察中國市場的需求與變化,按照張保建的說法,要知道體溫,就應該脫下手套握手。中國的情況畢竟是本土人更了解更知道怎麽做。倘若中國區總裁是外國人,就猶如戴著手套握手。
顯然,空客的做法是,“摘下手套來握手”,試溫如何,還要看徐崗後續表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