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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光榮 蔡東豪

2009-01-01  NextMagazine


一 個月前電台拍檔劉少坤在節目介紹一篇文章,文章部分內容震撼至令我墮入其中,一直思考着,我把所想的整理後介紹給讀者。這篇文章是麥堅時企管顧問 Gordon Orr 在《麥堅時季刊》撰寫的《Seven Ways China Might Surprise in 2009》,其中一個預言是中國政府宣布2020年全國一半車輛用電池發動,並立即投放數以百億元做電動車科研。這個預言大膽至極,不要說全國一半車輛, 即使只是一成也有機會改變中國以至全球政治、經濟、環保等領域。

電動車是汽車工業的烏托邦,幾十年來不斷有人研究,但成果一直欠奉,至 今仍未有汽車生產商能推出價廉物美的電動車。大家可想像到,製造汽車是複雜和需要龐大投資的工業,由外行人去推動電動車發展,成功機會微乎其微,但由汽車 業自行推動卻出現矛盾︰假如電動車真的普及起來,現有燃油車相關資產可能一文不值,即「倒自己米」,因此汽車業界對電動車發展一直以來的態度是愛理不理, 一方面做些少功夫應酬環保分子,另一方面確保電動車停留於實驗階段。

全球汽車業現陷於危機,主因除了經濟不景和油價波動,最重要是生產商態度傲慢,漠視消費者對汽車要求的轉變,只顧製造耗油量大的車輛,碰上油價急升和環保意識抬頭,令生產出來的汽車跟市場脫節。面對危機,汽車生產商醒覺到發展電動車是刻不容緩。

汽 車業在發展中國家處於起步階段,所背負的燃油車包袱較輕,繞過發達國家燃油車發展路途,把資源專注於發展電動車,既合理又配合時勢。有一個科技詞語形容這 類跳級式發展,叫Leapfrogging,意思是後進參與者繞過現有較落後、較昂貴、效率偏低技術,直接跳向最新技術。最明顯例子是發展中國家電訊市場 沒走過固網電話之路,一步就跳進流動電話階段。

 

發展中國家的汽車業,論規模,中國最龐大,她的燃油車包袱其實不輕。可 是細看之下,這個包袱不只單由中國背負。中國汽車業已有二十多年歷史,行業由中外合資企業壟斷,所說的中外合資,一直以來生產技術由外方提供,中方只配合 技術以外範疇。這些年來外方一直不願意轉移核心技術到合資企業,中國汽車業實在由外資汽車企業控制着。近年中資企業頻頻走出去收購外國破產車廠,目的就是 希望得到生產技術。因此,中國汽車業所受到的打擊,短期經濟損失有外資企業分擔,長期經濟果實卻可獨自享用。

中國是全球最大石油入口國之 一,對石油需求將不斷上升。近年中國不惜老遠跑到非洲、中亞等地開拓石油資源,無非是不想過於依賴傳統石油出產國。可是,在蘇丹、尼日利亞等政權不穩國家 進行石油工程,中國一直負上間接幫助暴政罪名,不停受發達國家道德衞士批評;一心只想開拓石油來源,卻惹來滿城風雨,中國有苦自己知。石油政治已成為所有 國家領導層最煩惱課題。假如發展電動車可大幅減低對石油入口的依賴,又可避免犯上政冶不正確罪名,對國家領導人來說是美妙音樂。

 

香 港政府推行政策面對最大的阻力來自財閥,由財閥組成的利益集團經過幾十年千錘百煉,已成為一頭猛獸。由港英到特區政府,施政單位或是默許、或是出手一起 幹、或是委屈至「眼淚在心裡流」,跟財閥關係已到了難捨難分境界。相反中國政府推行政策,特別是環保這類牽涉龐大商業利益的政策,不時顯出無後顧之憂的決 心,出手乾淨利落。全力推動電動車發展,中國將一躍成為全球環保道德霸主。

麥堅時的預言是2020年中國一半車輛是電動車。從零開始,這目 標看似遙遠,但有誰敢質疑中國下定決心後的一股力量?問題是中國政府是否願意這樣做。政治上,中國可減低對石油依賴,提高國家穩定性;經濟上,損失有數得 計,受重創的大都是中外合資車廠,現在鼓勵企業提早轉型,長遠未必是壞事;環保上,推動電動車是無可置疑的趨勢。當其他國家左顧右盼,得個講字的時候,今 年中國率先向全球宣布,將不惜代價Do The Right Thing,全國支持電動車工業。我期待這一天來臨,這真正是中國人的光榮。

究竟電動車的目標數量是一半或一成已不重要,這宣布將影響全世界。有一間香港上市公司身處這驚天動地轉變中,下星期介紹。

蔡東豪Tony Tsoi

現任上市公司精電國際行政總裁,港交所上市委員會副主席。他曾任職投資銀行,在《信報》以筆名原復生撰寫財經專欄,對投資及求知有無限渴求,習慣早上四時起床寫作找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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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在線:內地樓價好平因中國人太有錢 李華華

2009-07-31  AppleDaily





 

曾經揚言只會為有錢人起樓嘅內地「大嘴」發展商、北京華遠集團董事長任志強,經常語出驚人,佢對樓市嘅睇法,自然同一般老百姓唔同。好似樓價咁,佢前日出席喺南京一個房地產論壇時,就話內地樓價實在「太便宜」,因為中國人太有錢咁話。

華遠:買樓睇需要非樓價

賣 花自然讚花香,任志強話樓價平,皆因佢對未來樓市走勢睇得好好,佢話唔少城市出現「嚴重供不應求」,土地供應不足、房屋供應不足;預期下半年將會有「六個 加速」,包括投資增長、新開工面積、竣工面積、房價等。喺論壇中,有記者問佢下半年係唔係買樓好時機?呢位內地任總話,「問甚麼時候買房是最愚蠢的問 題」,佢話買樓唔應該睇樓價高低,而睇自己需要同埋負擔能力,有需求但冇能力供樓就唔好買,否則會背負好大嘅負擔,生活質量會下降。佢又話,長時間嚟睇, 十年廿年房價永遠係看漲,倒轉嚟睇,十年廿年前最貴嘅樓房亦比o依家嘅平。「長期來看,越晚買越貴;只有投資客會根據利息和盈利來看今年買還是明年買。」 咁講法,即係叫你有能力o依家好買樓啦,果然係發展商口脗!李華華[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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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买房情结 吴晓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877cc60100jwru.html


这是发在FTC上的专栏。“中国商人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中写的这句话让人很无奈,用在今天,或许也是 适合的。



 

标题:中国人的买房情结

 



 

房地产难题,在今天困扰了中国。上自政府,下到八零后,莫不为之烦恼。个中原因可谓千头万绪,今天只说一条,那就是工商资本的投机化。

我当年搞田野调查,到了徽南农村,看到无数高檐大宅,富丽辉煌,无比惊诧。在震惊之余,我却被一个问题给缠绕住了:这些大宅子的主人当年都是在淮扬一带显 赫非常的盐商、茶商,贩盐卖茶在明清两代是最为暴利的产业――因为需要政府的牌照,相当于专卖的性质,那么为什么,这些盐商茶商不把钱拿去扩大再生产,却 要把银子运回偏僻的老家,盖这些好看不中用的大宅子,买一大块产出效率很低的红壤地?有人解释说,这是中国人叶落归根的传统,是显耀乡里的宗族思想在作 怪。我不以为然,说来商人都是没国界的,只要有钱赚,连国家都未必认,何况乡里了。



又有一回,重读《史记》,我被司马迁的土地观给迷住了。在中国的史家中,司马公是最重视商业的一位,在《史记》中有专门的《货殖列传》讲到先秦和汉初的几 个大商贾,后来史家的历代史书中都有《食货志》,可是几乎已经看不到商贾的名字了,一代不如一代,用在这个例子上非常恰当。司马迁把“富裕”分成三种,本 富、末富和奸富,本富就是靠农田致富,末富就是以工商致富,所谓“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可是司马公接着又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 商,刺绢文不如移市门。”

这就奇怪了。既然农田为“本富”,可是为什么赚钱却比不上“末富”,如果大家都去追求“本富”,不是明摆着会吃大亏乎?好,接着司马公给出了第三个结论 ――这也可以被看成是“理财建议”,他说,“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跑到商海中尽情扑腾,大把赚钱,然后回头 去买房子和田地,用房子和田地把赚来的钱牢牢守住。

 

现在很多人不就是这么干的吗?中国的房价不就是这样被炒起来的吗?民众的烦恼不正是因此而生 吗?



然而,批判归批判,事实却比冰还冷。历史学家李剑农在《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说,“司马迁之观念如是,秦汉间大多数人士之观念亦如是,甚至于由秦汉以至于 今日,中国大多数人之理念,尚未能大异于是也。因此一切士农工商的活动,最后以取得大量土地而成富为目的。”李先生写这段文字是在1950年代中期,又半 个世纪过去了,规律还是规律。

人们肯定还会问,为什么大家从高赢利的工商业赚了钱,偏偏要再转投到低赢利的土地中呢?司马迁其实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我来点破最后的秘密吧:因为中国的治国者是全世界智商最高的人,他们最早明白工商业比农业更能敛聚财富,所以早早的就把这些产业收归国有化。这个有多早 呢?说出来吓你一跳,早在公元前770年,齐国的管仲就把盐业和铁业收归国营化,那时候,欧洲的铁器还没有普及,美洲还在猎人头玩。从此以后,秦汉唐宋明 清民国,只要是能赚钱的工商业,国家无不收归国营,从盐铁,到茶酒,到漕运,到对外贸易,到矿山铁路,到银行电信,现在,我们还有一个部门叫国资委,专管 此事。



当国家把工商业控制住后,私人资本在其中的角色就很微妙了,人人都知道那里的钱比农业多,可是谁也不敢往大里玩,因为千年以来的教训告诉大家,你搞得稍微 大一点,一定会与“国家利益”冲突,一博弈,要么灭家要么抄产。我曾经算过一个数字,以用途最为广泛的铁器工坊为例,从先秦到晚清,最大规模的私人企业不 过千人,2000年间规模几乎没有扩大过。

法国的年鉴派史家布罗代尔在他的著作中就曾经写道,无论中国还是伊斯兰教社会,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因而,最成功 的商人面临的一个永恒的问题是――在哪里再投资他们的利润。他最后说,“中国商人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

正因此,司马迁的第三段话就如幽灵般的出现了:大凡在工商业中赚了钱的,马上转身去购买土地,是为“以末致富,以本守之”。

这是发在FTC上的专栏。“中国商人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中写的这句话让人很无奈,用在今天,或许也是适合的。 标题:中国人的买房情结 房地产难题,在今天困扰了中国。上自政府,下到八零后,莫不为之烦恼。个中原因可谓千头万绪,今天只说一条,那就是工商资本的投机化。 我当年搞田野调查,到了徽南农村,看到无数高檐大宅,富丽辉煌,无比惊诧。在震惊之余,我却被一个问题给缠绕住了:这些大宅子的主人当年都是在淮扬一带显 赫非常的盐商、茶商,贩盐卖茶在明清两代是最为暴利的产业――因为需要政府的牌照,相当于专卖的性质,那么为什么,这些盐商茶商不把钱拿去扩大再生产,却 要把银子运回偏僻的老家,盖这些好看不中用的大宅子,买一大块产出效率很低的红壤地?有人解释说,这是中国人叶落归根的传统,是显耀乡里的宗族思想在作 怪。我不以为然,说来商人都是没国界的,只要有钱赚,连国家都未必认,何况乡里了。 又有一回,重读《史记》,我被司马迁的土地观给迷住了。在中国的史家中,司马公是最重视商业的一位,在《史记》中有专门的《货殖列传》讲到先秦和汉初的几 个大商贾,后来史家的历代史书中都有《食货志》,可是几乎已经看不到商贾的名字了,一代不如一代,用在这个例子上非常恰当。司马迁把“富裕”分成三种,本 富、末富和奸富,本富就是靠农田致富,末富就是以工商致富,所谓“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可是司马公接着又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 商,刺绢文不如移市门。” 这就奇怪了。既然农田为“本富”,可是为什么赚钱却比不上“末富”,如果大家都去追求“本富”,不是明摆着会吃大亏乎?好,接着司马公给出了第三个结论 ――这也可以被看成是“理财建议”,

言论至此,读者应该明白,在千年中国,土地其实不是由泥巴构成的,它是一种“类货币”,是资产阶层逃避政府力量的一个避险性工具。

回头说到今天,中国房价为什么日见日高?除了城市化运动、地方财政被土地绑架等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正是,近年以来,大量工商业资本汹汹涌进地产 业,企业家阶层因“国进民退”对实业产生厌倦,投机心理大增。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房产税的征收或是加大土地供应量,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解决之道何在?那就是以市场化的改革,活跃工商业经济,让工商资本留在工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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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真的“轻商”吗? 吴晓波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4008

“中国从来就有轻商的传统”,这似乎已成公论。时至今日,这一“公论”似乎要重新思考。

在我看来,古往今来,中国轻视的其实是商人,却从来不轻视商业。

说到轻视商人,倒真是罄竹难书的。早在管仲那时候——公元前七世纪,他给百姓分等级,是为“士农工商”,商排在最后,经商是末业。到了汉朝的刘邦, 他最讨厌商人,专门颁布诏书,严令商贾不能穿丝绸的衣服,不得乘坐华丽的车骑,还专门抬高针对他们的租税,以表示困辱——“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 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他还规定,商人不得从政,甚至连他们的子孙也不行,所谓“禁锢不得为吏”。当时朝廷没有钱,就推出一个“纳粟拜爵”的制度,平 民只要缴纳一定数量的粮食就可以获得爵位。可夸张的是,就是在“卖官”的时候,朝廷竟也规定,最有可能出钱的商人不在此列。

这种对商人极端蔑视的政策,在此后的历朝历代中稍有缓解,但是从根本上却没有改变。

可是,为什么又说中国从来不轻视商业呢?

还是从两千多年前的管仲说起。他主政齐国时,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就把盐业和铁业收回国家专营。当时其他的诸侯国,征税靠的都是农业税,可是只有管 仲看到了一个事实:工商业——煮盐冶铁——所能产生的利润远远的大于耕地种田。在农耕时期,这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产业,无一民众可以须臾离开。更重要 的是,这是唯一的工商合营产业,其原料得自天然,有垄断经营的优势,从业者一面自制商品,一面自行贩售,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展转变化,繁殖累积,其财势不 可阻挡。

更要紧的是,国家直接控制工商业,老百姓并不觉得受到了损失。管仲就举例说,大凡一个农户,无论是从事耕作还是做女工,都需要针、刀、耒、耜、铫、 锯、锥、凿等等铁制工具,只要在一根针上加价一钱,三十根针就可收三十钱,即等于一人应缴的人头税了,由此类推,则全国收入总数亦不下于人头税的征收总 额。表面上,国家并没征税,实际是“无不服籍者。”

因为实行了盐铁专营,齐国迅速成为当时最强的诸侯国,齐桓公因此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管仲也留下了“千古一相”的名号。从那时起,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 把最能够产生利润的工商业收归为国家经营。这种统治艺术冠绝全球。与欧洲列国相比,那里的治国者从来只知道从税收中获得收入,在中世纪,一些国家真的穷到 没有办法了,连一根烟囱也要征税,结果弄得天怒人怨,他们没有想到,其实只要把煤炭专营起来,每一斤煤多加一点钱,远远比征烟囱税更能增加收入。只有中 国,想到了从国营工商业中直接取得利益。所以,一些有见识的史家便提出,中国的治国者是世界上最早意识到“工商富国”的一拨人。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一方面知道“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这是司马迁先生在《货殖列传》中的原话,可为什么另一方面又要拼了命地压抑和蔑视商人呢?

道理在于:当国家直接进入到产业经济之后,国家资本集团就与民营资本集团构成了竞争之势,后者自然就应该遭到打压。所以,轻视商人与重视工商,正是一体两面的结果。

 

这种颇似矛盾,实则一体的观念会造成怎样的景象呢?下面一 段故事,在历史上一再发生——汉朝初建之时,国力极度赢弱,皇帝要出巡,居然配不齐四匹肤色一样的骏马,而一些列卿大夫和诸侯,穷窘得只好乘坐牛车。国贫 民穷之际,朝廷一改管制政策,“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经过七十年的“文景之治”,出现前所未见的盛 世,“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禀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国家储备的钱财以亿计,用以串钱的绳子都朽掉了。与此同时,商人阶层也崛起为一个强大的势力。司马迁 的《史记中》记载了二十一位当时的富豪,个个都神采飞扬。可是到了景帝的儿子汉武帝时期,再度实行管制政策,盐铁等重要产业重新收归国有化,所有盐商、铁 商、流通商、金融商几乎全部——破产。

让人叹息的是,这样的景象在此后的两千年里一再地重演。我们这个国家,只要没有外患内乱,放纵民间,允许自由从商,三十年可出现盛世,五十年可成为最强盛的国家,可是接下来必然会重新出现国家主义,必然再度回到中央高度集权的逻辑之中,必然造成国营经济空前繁荣的景象。

历代史书中的所谓“大帝”,从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到康熙、乾隆,无一不是国家主义的实践者,在其统治期内,商人阶层从来就是被打压的族群。这 些推行高度管制的国家主义的人,都是一群致命的自负者,而他们以及他们所在的阶级则是这一自负的最大得益群体。具有迷惑性的是,他们在口头上都以“均贫 富”——救济贫困,抑制豪强——为号召,这能够唤起无产者对有产者的“天然”的仇恨,而实际上,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巩固自己的专权统治,谋求财政收入的 增加。所以,国家的利益永远在人民的利益之上。而执行这一政策的官僚,因为要与民争利,所以又必定多为严厉的酷吏,先是以铁腕手段对付商人及中产阶层,然 后又私下作法敲诈,结成权贵资本集团。

在这种政策逻辑之下,有产者的下场是非常可悲的。而最具有讽刺性的是,政府因此增加的财政收入,大多用于国防军备,平民阶层因此而得到的实惠却少而又少。在国家主义的政策之下,国强易得,民富难求。

中国对“商”的态度是如此的混乱和矛盾,说到根子上,都是制度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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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種菜﹐中國人不是對手 思想花園

http://sixianghuayuan2.blogspot.com/2011/07/blog-post_4162.html

中國傳媒報導﹐日本企業在山東租下幾萬畝耕地﹐種菜﹐養牛﹐農田有鐵絲網保護﹐有攝像頭﹐高科技檢測﹐幾十個日本來的工程師派駐﹐已經花了幾千萬美元。

但由於不打農藥﹐不施化肥﹐不除草﹐五年下來都是虧損。產量不到當地農民的五分之一﹐這樣蹧蹋土地﹐當地農民都覺得心痛。由於不打農藥﹐農田的害蟲爬到當地農民的田裡﹐造成糾紛﹐最後日企還要賠償當地農民。

日本企業負責人說﹐這些土地﹐由於已經之前被化肥和農藥污染了﹐所以土壤需要花很多年時間來培養。「在十年內不會想盈利。」

文章的報導在中國有很多反響﹐有的罵是為日本企業做廣告﹐但也有表示敬佩﹐覺得中國農業模式應該反思。

我覺得這真是活生生的例子﹐讓人對日本這個民族震驚不已。

首先﹐相信沒有一家中國企業﹐沒有一個中國政府可以做到這樣的事。

先不說﹐現在的企業和政府都是急功近利﹐其實現在在中國﹐也有很多人在搞有機農業﹐但都沒有這樣的決心和魄力。

其次﹐日本人的目光遠大﹐真是讓人感到恐怖﹗

這家日本企業和中國政府簽的協議﹐已經說明產品不會銷售日本﹐只會在中國市場銷售﹐這也山東政府願意把這麼大土地出租給它的原因。

它的目標市場是將來中國的高端市場﹐大概有幾千萬的消費人口﹐為了吃完全放心的食品﹐不會在意金錢那種。

坦白說﹐這樣的消費群體﹐目前中國還在培養﹐但過幾年﹐一定是龐大無比。

對這家日本企業來說﹐租了土地﹐完全沒有必要急功近利地推出產品﹐還不如等這個市場慢慢成長。而在頭幾年﹐可以慢慢恢復地力﹐建立品牌。

試想﹐再過五年﹐如果消費者(他們的數量是現在的好幾倍﹐也將更捨得花錢)知道有一家這樣的公司﹐肯花十年的時間來回覆土地有機耕作的能力﹐你覺得他們還有選擇嗎﹖它到時要怎麼定價都可以﹗

到時候﹐中國本土的高端有機食品公司﹐恐怕只會剩下這家日本企業了﹐所有中國公司都不會是它的對手。悲哀的是﹐這到時將是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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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何東 左丁山

2012-1-22  AD

何東花園應唔應該列為古蹟,用公帑保育之,專家有不同意 見,譬如有報紙引述香港測量師學會會長劉詩韻,劉會長懷疑政府是否值得花巨款公帑去保留私人物業。但港大一位李浩然教授就話何東花園保育價值與建築無關, 主要係因為何東與平妻張靜蓉(張蓮覺,英文係 Clara),花園由何東所建,送予平妻,張氏亦在香港婦權中扮演重要角色,又因何東第一位中國人(華人進駐山頂),山頂第一座中式建築物喎。
何 東大名鼎鼎,左丁山自細聽父親講佢嘅故事聽到大,從來都以為何東係中國人。呢日翻閱在本欄提嘅香港大學出版社新書 A Dictionary of Hong Kong Biography,特登揭去何東及張靜蓉兩段(一九四至一九六頁),呢本權威字典簡介何東生平,何東又名何啟東,又名何曉生,生於 1862年 12月 22日,父親名 Charles Henry Maurice Bosman荷蘭猶太人,母親姓 Sze來自崇明島,係 Bosman情婦( mistress),故此何東本身係荷華混血兒,按現在嘅觀念,美國男人與中國女人生下兒子,兒子係美國人,中國男子與英國女子生下兒子,兒子係中國人, 咁計法,何東係荷蘭人,在香港長大,後來入咗英籍,拿英國護照,法律上係英國人。何東娶了一位 Margaret Mak(麥秀英)女士,麥女士嘅爸爸叫做 Hector MacLean,媽媽係一位歐亞混血兒,係 MacLean之情婦。後因麥氏不育, 1894年何東娶麥氏表妹 Clara為平妻, Clara張自己係連卡佛創辦人之一 Thomas Lane之孫女,係第二代歐亞混血兒;張女士為何東生下三子七女,七子係何世禮,何世禮娶妻 Hesta Hung,亦係歐亞混血兒,有一子一女,即何鴻毅與何勉君之父親。如此從以上資料所知,何東一脈之華人血統其實頂多係四分之一,一家三代都係混血,是否算 得上係中國人/華人,有待專家評定,不過何東生前好穿著中國長袍,與傳統中國富商無異。如果佢係百分百純華人, 1927年嘅港督是否肯批准佢在山頂起屋,還有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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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證明中國人的創造力

http://content.businessvalue.com.cn/post/5361.html

2011年中國互聯網創新產品評選年度創新產品

有人說我們已經慢了,可就算是慢了也要堅持。這是一個夢想的問題,它支持我們繼續做好我們的產品,耐心去迎接新的機會。

我們團隊真正開始做Talkbox這個產品的時間是2010年1月份,做出來到蘋果App Store上線是2011年的1月。作為一個6個人的小團隊,本來我們並沒有做太大的預期和準備,剛開始只是一個最簡單的想法:做一個應用,在應用商店賣 到100萬用戶,然後應用收費0.99美元,搞定!

在那段時間,其實經歷了很多不同想法,比如最初想做的是一款交友的應用。可交友怎麼做才能創新呢?

原點在於「如何在手機上更快溝通」,後來我們想到,所有人除了打電話,在手機上都需要用文字來發短信,短信這種方式差不多延續了十幾年,是不是到可以變變的時候了?有一天我開車收到短信,心想,如果收到短信只用聽、回覆短信只用說,那該有多好啊。

懷抱這種想法,我們很簡單就將產品先做了出來,完全沒有想到這種應用功能後來會有那麼多產品一起借鑑和使用。剛開始Talkbox找到好友的方式只 是通過Facebook,連國內的SNS網站都沒做。為什麼後來在國內也會有一些人使用呢?我們覺得應該一是比較好玩,二是算很實用,第三大家可以群聊。

實際上,做產品的時候我們沒想太多,現在反思的話,如果想得太多可能反而做不了了。比如要是剛開始就看有沒有市場,或者說剛開始就想要踏足手機即時通信,那一定得要很大的團隊,壓力就憑空大了不少。

想得少、小團隊做出來再說,它反而給了我們很大的驚喜。我們一兩個月就達到了100萬用戶,也在全球很多地區登上了排行榜的榜首位置。有一件事讓我 印象很深,就是一位以色列的盲人用戶,他給我們寫信說:「你們這款產品就像是我的眼睛一樣,我終於可以用短信了!」這讓我們非常高興。現在,我們用戶超過 600萬,在美國、意大利、以色列等地發展不錯。

預期之外的成長,使得風險投資迅速找了過來,這時候我們決定放棄剛開始售價0.99美元的打算,嘗試向更大的目標努力。

當別人抄襲我們產品時,老實說剛開始感覺當然會鬱悶。在國外,其他產品可能就是用到你的概念,很少會把整個界面流程都抄過來,連錯誤的英文單詞都會照著弄錯。可鬱悶歸鬱悶,我們也鼓勵自己看到他們的優點,不斷將產品做精做細,繼續創新。

每個產品都會有自己的風格,大部分人會用很大眾的產品,可是一些小眾的精品也一定會有人支持。比如說我剛剛才知道,中國的Mac用戶只有不到 0.2%,剩下絕大多數都用PC,可Mac的忠實用戶仍然不少,因為它做得比較極致。作為小團隊,這是我們可以做到的地方,在保持創新性的同時吸收他們的 優點。我們會耐心地與用戶一對一溝通,先將自己沉下去,這樣當產品有突破時、有機會時我們才會再浮上來。

對Talkbox來說,它在中國面臨的挑戰很多,已經進入了一個每個大頭都會進入的通信市場,可又沒有那麼多力量和經驗。可我們可以讓欣賞我們的用戶繼續用我們的產品,把我們的產品做到極致,同時國內很少有走向國際的產品,這是我們的一個優勢。

去年,有國內的互聯網大公司嘗試收購我們,可我們並沒有接受。如果只為錢那事情就很簡單了,可我們骨子裡也有點極客精神,同時整個團隊有個理想: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想證明中國人是有創造力的。

很多公司其實在國內沒有能堅持下去。有人說,現在和其他擁有我們功能的同類產品相比,我們已經慢了,可就算是慢了也要堅持。這是一個夢想的問題,它支持我們繼續做好我們的產品,支持我們耐心去迎接新的機會。我覺得,這才是創業的精神。

Talkbox CEO 郭秉鑫│口述  夏勇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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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他麥: 會根據中國人的口味進行產品改良

http://www.21cbh.com/HTML/2012-5-16/1NNDE4XzQzNDE1Nw.html
了一幅衝向亞洲的藍圖。

光明集團斥資12億英鎊購買英國麥片頭牌60%的股權,這給擁有80年歷史的維他麥描繪了一幅衝向亞洲的藍圖。

目前,光明食品對英國維他麥公司股權收購已經進入最後政府有關部門審批過程。《第一財經日報》日前特意到英國維他麥總部進行了實地探訪,並對維他麥首席執行官吉爾斯·特芮爾(Giles Turrell )進行了專訪。

倫敦北部的凱特林(Kettering)小鎮的綠色田園中,有一片低矮的畫著橙色麥穗標誌的白色廠房,那就是英國麥片「大佬」維他麥的總部。88英畝的土地,50英里之內的麥田都是其麥源。

「在英國我們非常成功,出口至全球80多個市場,但這些市場佔有率都相對較小。所以光明的投資給了我們增長的機會。」特芮爾告訴記者。

特芮爾透露,雖然光明食品的管理團隊考察過維他麥多次,但董事長王宗南5月3日與獅子資本(Lion Capital)和維他麥共同簽訂有關協議之後的第二天,首次到訪維他麥廠區,對維他麥的生產車間、經營情況等進行了直觀的考察。

事實上,近兩年維他麥在產品開發以及設備廠房等方面都投入很多。目前最需要的是開拓更廣大的市場。

當談到中國人很少有人以麥片為早餐時,特芮爾說,他不指望短期內改變中國人的早餐習慣。但是他相信,維他麥的產品一定會得到更廣泛的亞洲市場和人們的歡迎。至於會首先向中國引入何種產品,特芮爾表示,目前已經有少量的維他麥麥片和阿爾本(Alpen)麥片條等出口中國及亞洲市場。他說:「我們必須仔細研究現有的產品組合。在產品方面應該會根據中國人的口味和生活方式進行改良。我們正在和光明集團一起研究到底首先從哪些產品入手。」

特芮爾透露,在收購完成後,維他麥目前的管理層暫時不會有什麼變化。但是光明方面會派駐人員參與到維他麥總部的日常管理和經營中來。

「無論怎樣的企業,經歷這樣的收購,一定會在員工的內心造成觸動或者恐慌。而且這也沒有100%的保證說不會有變化。我們所希望的是保證英國這裡的員工不會受到影響。因為畢竟維他麥70%的生產力和業務在英國。」

2011年,維他麥的銷售額達到了4.16億英鎊,今年將向5億英鎊邁進。但也有媒體報導稱,維他麥2011年1月舉債6億英鎊。對此,特芮爾給予了否認。「這20年來,淨銷售一直增長,這是一個高利潤的產業,有著健康的資產負債表。我相信,光明食品所投資的是一個財務穩定、業務強大的公司項目。是的,我們是負債,但這只是維他麥經營的一種模式而已,就像很多其他公司一樣,但是我們相信我們有能力來管理好這些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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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硅谷的兩代中國人:生於1970和1985

http://www.yicai.com/news/2012/06/1791658.html

為一個近距離觀察硅谷的中國人,最近有幾件事覺得很不錯:其一是,最近這批從Y Combinator孵化畢業的60多家公司裡,有兩家公司的技術合夥人是土生土長的中國工程師,分別是做汽車修理與服務的平台Your Mechanic和人物搜索引擎Ark。其二是有一些更成熟的第一代華人移民的創業公司漸成規模,甚至有被一些投資人認為是下一個顛覆性的idea。其三是最近接觸到的一些在斯坦福和伯克利還在讀書的中國留學生,他們基本都出生在1986年至1989年間,但我覺得至少對創業這件事,他們的準備已經挺充分了。

在沒有接觸到這些人之前,我一度對在硅谷工作的很多來自中國的工程師有點偏見。很多人經常埋怨自己的社交圈子窄,但你在各種各樣的聚會、創業競賽和其他活動上又看不到他們;經常在微博上感時傷生痛訴碼農淒苦身世,也不見真正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的動力。自己中國人小圈子的聚會主題是Google還是微軟的福利好下班早,對中國的創業環境和科技公司,他們越來越陌生直至一無所知,國內有創業者過來做一些交流活動,帶著點兒好奇心去看了,回來就奚落人家土。

當然,不排除我前面提到的那些中國背景的創業者當中,很多人也曾經是這芸芸碼農當中的一員—在他們經歷了5年至7年的等待拿到了綠卡甚至成為美國公民之後,終於可以心無旁騖地在這片叫硅谷的地方幹點有「硅谷精神」的事兒了。

可即便是那些從大公司裡走出來的華人創業者,他們的創業的起步年齡已經幾乎是36歲、37歲甚至40歲以上。而硅谷平均的創業者年齡已經降到了27歲以下。況且,來自中國的工程師背景的創業者們始終沒能真正解決語言和溝通的問題—早年中國英語教育對口語和文化訓練的欠缺讓他們與1980年代後期出生且赴美深造留在當地的年輕一代中國人相比,在語言上更具劣勢,這導致在一個創始團隊中他們只能扮演技術角色,而無法充當那個走在台前很presentable地演示產品、與投資人和媒體溝通,被放在聚光燈下的人。

更重要的是人脈—在一家大公司裡做工程師並不能建立太多的人脈。我最近接觸到的一個40多歲的中國創業者跟我聊Instagram被收購的事。他最大的一個感慨是:「Instagram如果要是我們三個中國人在做的話,絕對做不到10億美元。不是因為別的,因為我們在2004年的時候根本不可能認識扎克伯格,我們也沒法在聚會上認識投資人Ben Horowitz,即使認識了,我們也不可能跟他談的那麼好。」

可是回國創業呢?他笑了,離開那麼多年了,回不去了,回國創業的一畢業就回去了,沒考慮綠卡的事。再說中國市場已經完全不熟悉了,一把年紀了,輸不起嘛。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一代中國人在硅谷的宿命。但我相信情況正在改變:這些1985年之後出生的傢伙們從小看美劇,參加字幕組的小孩兒英文流利得足以應付各種情境的溝通。他們基本上讀的都是計算機科學和工程管理,還有不少人輔修了設計類課程,這意味著他們的知識結構會賦予更全面的產品感覺,而不僅僅是一個寫代碼的。你能在各種活動和場合見到他們像模像樣地拿著瓶啤酒跟各種人交談,通過各種人認識另外的各種人。而且,他們幾乎都好像不睡覺,時間管理的效率極高。

比起他們的前輩將近40歲才開始趟創業的渾水,這些20歲出頭的小孩兒已經收到了很多來自學長和其他人邀請他們擔任一家新創公司的Co-founder—當然這可能在簽證上有點麻煩。不過這些傢伙們對於拿綠卡這件事好像也不是都那麼在意。他們才不想為了一個身份委屈自己好幾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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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手薩博的中國人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6-22/100403285_all.html

 2012年3月的一天,國能電動車瑞典有限公司(National Electric Vehicle Sweden AB,下稱國能電動車公司)總裁蔣大龍在從瑞典斯德哥爾摩市區去機場的路上,乘坐一輛出租車,司機師傅是一位50多歲的瑞典男子,他和司機攀談:「你認為世界上最好的車是什麼車?」

  司機沉默了幾秒鐘後回答:「薩博,但是公司破產了。每當想起這件事,我就特別痛苦。」他似乎難抑情緒地說:「我得停下來。」停車後,他把頭趴在方向盤上哭泣,片刻後他抬起頭,蔣大龍看到他的眼圈紅了。

  「我是看著薩博長大的。」他說,「小時候家裡的車就是薩博,父親喜歡薩博。誰要是有能力讓薩博起死回生,全瑞典人都會感激他。」

  「那你覺得薩博要走什麼路?」

  「汽油車不行,要走獨特的路。」司機說。

  在此前幾天,蔣大龍正式遞交了收購薩博的標書。蔣大龍對財新記者說,「我當時就想,我要有機會收購薩博,不會讓他們失望的。」

  這個故事聽上去傳奇得不像真的。但三個月之後,蔣大龍果然贏得了薩博。6月13日下午(瑞典時間),薩博資產管理人與國能電動車公司簽署了協議。蔣大龍宣佈,未來的薩博將不再是傳統的汽油車,而是電動汽車。

  2009年初,因母公司通用汽車財務狀況惡化,薩博被多次拋售並兩度易主,最終無奈走上破產不歸路。其間中國多家車企競相參與競購,皆因薩博主要零部件供應商和主要知識產權的所有者——通用汽車的斷然拒絕而止步(詳見本刊 2012年第11期報導「薩博複雜交易」)。通用的心思眾人皆知,它不願意在中國培育一個新的同業競爭者。而清潔能源背景的國能電動車公司正好打出了電動車差異牌,最終求得薩博。

  但長期從事電動車領域研究的業內人士多數並不看好電動車的未來,再加上蔣大龍控制下的生物質發電、儲能等多家清潔能源公司盈利性不佳,還需要巨資投入研發的薩博電動車,將會有怎樣的未來?

薩博的另一種可能

  儘管準備了一年多,但能否成功收購薩博汽車資產,即使在簽署收購協議前的一分鐘,蔣大龍仍不敢確定。他在6月18日對財新記者回憶稱,「我沒想到最終一定能成。我們錢不多,出價並不高;我們也沒有汽車業經驗,最多的時候有13家國際大企業參與收購薩博,我們比不過它們。」

  蔣大龍甚至沒有聘請投資銀行做併購顧問。「我們花錢很謹慎,沒有商務艙,沒有豪華酒店,沒有名牌大律師。」他說。

  但是,出價不高且沒有汽車業經驗的國能電動車公司最終勝出了,令很多業界人士意外。國能電動車公司於2012年5月在瑞典註冊成立,專為收購薩博而設,控股股東是蔣大龍任董事長的現代能源有限公司,持股51%;合資方是日本的一家投資公司SUN INVESTMENT,持股49%。「未來我們會全資持股國能電動車公司。」蔣大龍稱。

  最終國能電動車公司能夠收購成功,用蔣大龍的話來說,「是我們在生物發電領域的做法得到了各方讚賞。我們提出的方案,得到了各方認可。」

  有業內人士分析稱,蔣大龍的收購方案暗合了目前國內外的新能源熱潮,試圖打造一條貫穿發電、輸電、用電的綠色產業鏈,而電動車正好處於用電的下游。薩博所謂的轉型,也就是在傳統車身、底盤、核心動力總成等基礎上,將變速器換成發電機,「傳統的殼加上新能源」。

  近期有外媒報導購買薩博的金額是2.5億美元,蔣大龍沒有否認,僅稱根據雙方協議,交易價格不便透露。此次收購範圍包括薩博汽車主要資產、薩博動力總成、薩博工具公司,以及薩博汽車位於瑞典特羅爾海坦生產基地的所有地產股份。但較關鍵的商標使用權問題仍懸而未決。

  汽車業資深專家田永秋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表示,薩博的終局是各方妥協的結果。「通用汽車起了決定作用」。蔣大龍對此表示,與通用的談判細節不能透露,但「我們達成了協議」。他說,之所以買了9-3車型,而沒買9-4X和9-5車型,原因在於後者的許多零部件和知識產權掌握在通用手裡,「我們沒有必要都買過來。」根據此次國能電動車公司與薩博資產管理人簽署的協議,未出售的資產還包括薩博汽車零部件公司。

  自2009年初母公司通用汽車拋出重組計劃,售賣非核心品牌和資產,薩博就走上了一波三折的不歸路。三年間,缺乏汽車核心技術的中國汽車企業爭相競購薩博,其中北汽集團、汽車經銷商龐大集團、民營車企青年汽車集團均投出了真金白銀,但除北汽以1.97億美元代價購得三款薩博老車型知識產權外,龐大的4500萬歐元購車款和青年投入的近5000萬歐元購買鳳凰技術平台的資金都幾乎打了水漂,其核心癥結均由於通用的反對。「通用不願意在傳統汽車領域培養自己的競爭對手,這不僅僅是針對中國車企,此次參與資產收購的其他國家車企也被擋在門外。」一位業內人士對財新記者分析稱。

  蔣大龍在薩博商標歸屬問題上的讓步也促成了此次收購交易。蔣大龍表示,商標談判還在繼續,「相信各方能夠找到合適的解決方案」。但青年汽車卻在競購失敗發佈的公告中稱,青年汽車不願意收購不含薩博商標的破產資產。薩博商標目前由薩博飛機有限公司、瑞典斯堪尼亞汽車和薩博汽車三方共同擁有。

  一位業內人士指出,如果此次收購不包含商標,按照業內規則,如果國能電動車公司未來要使用薩博商標,每年可能需要支付幾千萬美元的費用,「這是不小的數目」。

盈利在哪裡

  蔣大龍原籍山東,在瑞典生活23年並已加入瑞典籍,掌握嫻熟的瑞典語。他曾以沃爾沃中國項目副總裁的身份參與沃爾沃集團與中國重汽集團的合資。他對財新記者稱,「我們要做與眾不同的事情,讓薩博轉型做電動汽車。」

  蔣大龍認為,未來電動車市場前景看好。他拿出了一份麥肯錫的行業研究報告,報告稱,到2020年,中國汽車保有量將超過2億輛,需要的燃油數量將是全球石油產量的總和。「傳統汽車肯定不可持續,我們收購薩博完成產品轉型之後,將優先開發具有巨大潛力的中國市場。」

  在蔣大龍看來,薩博的品牌很好,技術含量也高,「做飛機出身的薩博在輕量化和安全性方面做得很好」,這正是未來電動汽車需要的。

  根據雙方協議,國能電動車公司收購薩博主要資產的同時,並不承擔人員安置和薩博的債務。「它們的技術人員我們還會聘請,具體多少,看公司發展,我們沒有承諾,也無法承諾。」蔣大龍說。

  但在汽車專業人士看來,電動汽車無論技術條件還是市場條件,均不成熟。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現在全球尚沒有哪個公司可以將電動汽車量產。而在汽車行業,實現量產是檢驗技術是否成熟的主要標誌。

  接受財新記者採訪的多位汽車業內人士均不看好薩博電動車的未來。「電動汽車的安全性、續駛里程、充電便捷性都沒有成熟的解決方案。」田永秋說。最近比亞迪電動車在深圳發生車禍後燃燒一事至今沒有調查結論,也給電動汽車的安全性蒙上了一層陰影。

  不過蔣大龍認為,任何產業在發展初期都會遇到問題,但不能因此停止腳步。「十幾年前,也有不少人質疑、反對生物質發電,但我們做成了。」在進軍電動車領域之前,蔣大龍控制的旗下公司,主業包括生物質能發電、鍋爐製造、垂直軸風機和儲能設備等領域。

  他擔任董事長的國能生物發電集團有限公司(下稱國能生物),主要從事生物質能綜合開發利用。他對財新記者透露,該公司自2006年底實現並網發電,已有幾千萬農民受益,累計支付現金超過60億元。持有國能生物75%股份的控股股東是國能電力集團有限公司(下稱國能電力),由蔣大龍控制的現代能源100%持股;另一個持有國能生物25%股份的股東國網新源公司,則是國家電網的全資子公司。

  「國家電網從來都追求控股,甚至全部控股,但是在國能生物的持股比例這麼低,也就是參股給個面子。」一位業內專家稱。業界紛紛猜測蔣大龍的背景。公開資料顯示,早在2004年,他便陪同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到丹麥參觀生物質發電工廠,隨後又有多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參觀或者聽取國能電力的工作匯報。正是在2004年,國能生物拿到發改委批文,在山東單縣投資開發了全國第一家生物質發電廠,並於當年引進了丹麥的先進技術。

  但蔣大龍對財新記者回應稱,自己沒什麼背景,父母都是普通人,家庭成員沒有一個科級以上的幹部。

  生物質發電在中國還很難稱得上好生意。美國邁哲華(martec)諮詢公司中國分公司能源電力業務總監曹寅對財新記者稱,目前國內做生物質發電的企業「基本不掙錢」,原因是成本高,而上網電價並不高。與風力或光伏發電不同,除了上網問題,生物質發電還要解決前端的原料收集問題,現在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自己集中式收集,一種是委託農民經紀人分散收,前者成本太高,後者同經紀人很難打交道。

  蔣大龍在2010年接受一家國外媒體採訪時也表示,國能生物的控股股東國能電力的主要收入來自於政府對電價的補貼。根據現有政策,國能電力發的電全部由國家電網購買,在基準價格基礎上,國家電網需每千瓦時補貼0.25元和臨時補貼0.1元。目前生物質發電的上網標竿電價為0.75元/千瓦時,在曹寅看來,這個價格很難使投資者盈利。

  蔣大龍稱山東單縣生物質能發電廠「現在已經成為當地的一個景點了」。但一位清潔能源業內人士表示,單縣電廠也是不賺錢的。山東省物價局調研組2010年的一份調查報告稱,國內已投產的絕大多數生物質電廠虧損嚴重。

  蔣大龍所涉及的另一個領域——儲能領域,盈利前景也不明朗。2011年,國能電力收購國內儲能行業的明星企業——普能世紀科技有限公司,不過,該公司成立六年一直沒有盈利。「儲能產業化道路還比較漫長,短期內無法盈利。」在將持有的35%股權轉給國能電力之後,普能世紀創始人俞振華曾如此對外表示。

  此外,國能電力還擁有濟南鍋爐集團有限公司100%的股份,主要產品為生物質鍋爐和硫化床鍋爐。

  另外一家子公司國能風力發電有限公司,則從事垂直軸風機的生產研發,並參與了國網公司的張北風光儲示範工程。目前,垂直軸風機更多應用於較小規模的城市照明等領域。

  在曹寅看來,從生物質能發電到電動汽車,從邏輯上都屬於綠色科技,但國能電力此前的業務盈利均不盡如人意。而薩博電動車項目未來還需要巨額資金投入。蔣大龍在接受財新採訪中迴避盈利問題,強調企業家首先要有社會責任感。「如果你做的是負責任的事情,盈利是早晚的。」他認為薩博電動汽車不用十年就可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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