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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已進入中型經濟危機的晚期並正靠近一場狹義熊市?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4968

本文作者為MFI首席經濟學家江勳、研究員尹偉、研究員牛曉怡,授權華爾街見聞發佈

春節前後已經有一系列的宏觀事件,2015年兩會正在召開,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剛剛匯報完成。而在兩會前的2月28日,央行進行了二次降息,二次降息之前的2月5日,才進行了一次超出預期的全面降准。同時,人民幣匯率的貶值區間接近經驗值3%的下軌。我們從價格指數上看,經濟持續向緊縮滑去,而從PMI及出口數據上看,則有改善跡象。總體上,有些冷暖莫辨。

在本篇,我們把長期變量和中期變量進行了剝離,然後從中國宏觀經濟系統運行模式出發,從中期危機中剝離出宏觀經濟管理政策這個強大的因子。這樣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經濟正「逼近最壞,靠近光明」。我們建議保持「先不樂觀,再不悲觀」的心態。

中國從2013年開始的中型經濟危機

截止目前,宏觀經濟管理部門中只有中央銀行勉強算是有對沖性作為。這說明,目前經濟持續加速下行的態勢是不正常的。從經濟週期來看,2014年房地產大周期拐點的到來和資本支出的加速下行,導致預期中的庫存擴張期被強行折斷。企業進入持續的預期惡化和持續的去庫存階段。這當然也是基礎工業品價格持續下跌甚至崩盤的原因之一。

我們從下圖中可以領略真正的「三期疊加」:消費、儲蓄、投資同時下行,導致的房地產週期、資本支出週期及庫存週期手拉手往下掉,這種場景實際上比2008年還要困難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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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們的微觀調查看,製造業發達區域的房價已普遍從高點快速下跌10%以上。而經濟執行系統(地方政府)幾乎已陷入偏癱狀態,不作為,「官不聊生」到了極為嚴重的地步。幾乎可以確認,「政府公司」的停擺,很大程度上放大了中國的經濟週期下行的福利損失。「政府公司」同時凍結投資和消費,也就是大幅削減了經濟系統的乘數和加速數,二者相疊加的傷害是巨大的。

如果從微觀經濟來看,而不是宏觀數據(毫無疑問宏觀數據有問題),那麼,我們傾向於認為:從2013年的「6月錢荒」開始,中國已經進入了一次中型經濟危機。2014年下半年的石油危機,也是全球經濟復甦失衡疊加中國中型經濟危機演化的一個結果。

從目前來看,這場中型危機並沒有結束,目前上游開始出現邊際企穩的信號,但主要是成本推動庫存試探性修正,產業鏈傳導機制仍未理順,反應的是對長期變量的矯正(由此推動對資源股的階段性重估,見下文)。而從有效的經濟週期來講,產出見底,恐應當在秋後。我們正進入一場中型經濟危機的晚期,當然也是高潮期。

按照經濟危機的一般演化規律,我們已經依次經歷了:商品熊市(2011年初開始)——股票熊市(2013年6月開始)——匯率危機(2014年2月開始)——債券上半場(2013年12月到2014年11月),從而正在進入衰退的後期,也就是債市的下半場時間,人民幣調整的後期及股市的前期復甦。後期,也是恐慌情緒最為濃厚的時間。

但有所不同的是,有兩個長期變量的強勢介入,正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大類資產的一般運行結構。

第一,股票市場在本次經濟危機期間提前經濟復甦進入了廣義牛市(2014年7月開始),似乎顯得難以理解和格格不入。但我們認為這很好理解,我們在改革背景下用XPO框架解釋了藍籌的暴漲(我們把習近平主導下的資產共有化改革用金融模型闡釋為習近平看跌期權XPO,參加北上深年會的朋友聽過我們的局部解釋)。股市在改革作用下的強勢介入,改變了中國股市的運行節奏。

要提醒的是,無論是從邏輯上講,還是用我們構造的A股絕對景氣指數來考察,我們都正逐漸靠近一場狹義上的熊市。用邏輯來考察,就是改革低於預期,疊加經濟危機後期的效應。

第二,美聯儲在條件不完全具備基礎上,強行進入加息週期。這實際上,讓工業大宗商品的價格提前且過度的反應了長波週期衰退的信息,而這又集中反映在了2014年年末到2015年年初的原油崩盤及金屬暴跌之中。這種向下作用力,與習近平改革(XPO)對中國股市作用機制是類似的,一個向下,一個向上,方向上是對稱的。

於是,在大類資產市場,產生了如下這樣一個包含了深刻而又簡明邏輯的結構。中國XPO及美聯儲啟動加息機制幾乎同步推進,中國股市與大宗商品關係發生深刻變化,從有時差的週期同步到2014年年中開始高度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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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工業大宗商品前期的暴跌和中國股市前期的暴漲,同時包含了中國改革速度和美國經濟獨立復甦的過高估計,與中國股市向下修正即狹義熊市的靠近,相類似,商品市場必須有一個向上修正的要求,這就是工業商品的狹義牛市,即中期反彈的靠近。

它同時有力的說明了:A),XPO是中國對沖美國貨幣政策正常化的核心工具;B),中國的改革也是有深廣全球意義的改革,中國與美國的G2結構在事實上不斷演進。

這個框架與我們春節前的2015年大類資產簡評報告《矯正美元單極化》的邏輯是相吻合的。我們最終見到了我們所說的「美元春季攻勢」,並正在衝擊我們100的目標價位。美元的上漲正進入「自我實現」的時間段,中國經濟的尾部風險亦將為其提供推力。

我們需要再精確一下「靠近」這個詞。我們目前認為,A股仍在沖頂進程之中,但改革和週期反抽的力量至少在上半年的支撐都有限,金融與資源股共振可能是這一次沖頂的條件,即便衝破3400點上行空間也有限。整個上半年仍是以新興產業及中小盤為主旋律。而工業大宗仍有一次有原油主導下的探底,才能順利展開中期反彈。目前的反彈更主要的是預期矯正,即機會成本與沉沒成本之間的再配置。

從「對抗式改革」向「對沖式改革」

關於國內,本篇只能做點到即止的說明。

我們認為中國經濟正處於微觀三角瀕臨崩潰的臨界點。經濟系統分裂的風險正倒逼執政集團從「對抗式改革」向「對沖式改革」轉變。這將為中國經濟重見天日去掉第一層「遮蔽」。

微觀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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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角債正形成自緊縮循環,我們從微觀上已經觀察到一些商業銀行開始考慮從地方平台中抽貸。毫無疑問,這是非常危險的信號。

而這一微觀三角的根源,來自於另一個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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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即所謂「中國模式」的核心模型,我們概括為公共租金的貨幣化。

隨著週期的演化,最終形成了今日中國特色的經濟危機,即以公共部門資產負債表提前老化為特徵的危機。為瞭解決這個危機,當局在不同的利益驅動下,針對三個要件實施了全面的對抗式改革。央行對獨立性的追求、財政部對地方資產負債表的管控及最高決策者對舊式「混改」的否決,從三個方向撕扯這一模型,最終演化為微觀三角債的自緊縮,經濟系統反饋機制的紊亂和失效——地方投資平台及商業銀行這兩個發動機的熄火——中國工業資本積累的進程有中斷之虞,這就危及了改革的合法性。

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進一步的證實了我們的判斷,我們的經濟系統的自緊縮進程正進入最痛苦階段,並引起了當局的警覺。這個螺旋式的自緊縮,是經濟週期與偏激的宏觀干預相疊加的結果。我們可以從特定歷史條件下去理解改革的困境,不過,越激進的改革可能對中國經濟制度的誤解越深,我們更要關注這種失誤的演化方向。

從政府工作報告「穩預期」並加大公共產品(鐵路、農田水利等)投資,財政部批覆3萬億地方債置換額度看,嚴苛的宏觀管控正在逐漸鬆口,騎虎難下的中央政府開始讓步。

這首先會修復市場預期,但修復經濟系統的預期,尤其是地方平台及商業銀行的預期,恐怕還要時間。以3萬億地方債置換為例,它實際上只提供了一個解決框架,尚需要設計超過2萬億的救助方案,需要央行的無私配合,而對執行「中性貨幣政策」的央行來說,恐怕沒這麼容易將就,央行可能寧願動用常規工具如進一步降准。

因此,這只是邁出矯枉過正的第一步,需要抱以務實的態度。尤其考慮到其他兩個因素,A),反腐敗進入最深的水域;B),經濟的週期下行還沒有企穩,儘管出現了PMI指數的反抽及1-2月出口15%的增速,它們主要說明的是大宗商品超跌補庫的邏輯及美元集團以外經濟體的初步回暖,可能其中還兼有資本外流的成分(導致出口數據及訂單造假)。

可以這樣理解,當下中央宏觀管理政策的邊際放鬆仍是量的,不是質的,有助於改善經濟增長的波動率,尚不能引導新的週期。無論如何,我們是要歡迎的,並更期待年中或下半年圍繞地方債的解決方案。

關於海外,我們需要密切關注烏克蘭危機第三度惡化的風險,及由此影響的原油價格的波動。

中國經濟系統運行及其對沖改革方向,及全球宏觀及大宗商品,都需要我們單獨撰文來予以陳述,尤其是前者。

知白守黑,等待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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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借鏡》林文伯「沒想到的事」席卷全球 惡意購並正熱 連杜邦也險被吃掉

2015-10-12  TCW

如今,惡意購並不只瞄準體質不佳公司,只要有利可圖,世界500大企業也可能成為狙擊目標……

矽品董事長林文伯接受《商業周刊》專訪時,親口說「想都沒想到」經營績效卓越的矽品,會成為惡意購並的對象。

那他一定更難想像,就在他被日月光搞得焦頭爛額時,太平洋的另一端,一家年營收比他大上十四倍的世界五百大公司,也剛度過一場跟他一樣驚心動魄的危機。

杜邦(DuPont),是全球最大化工原料廠,年營收高達三百五十億美元(約合新台幣一兆一千五百億元)。自執行長庫爾曼(Ellen Kullman)二○○九年上任以來,杜邦的毛利率從九.五%提升到一六.五%,幫投資人創造了二六六%的報酬,遠高于標準普爾(S&P)五百大 企業一五九%的平均值。

令人做夢也想不到的是,這家績效優良的巨無霸公司,竟然也會遭遇到敵意購並的狙擊,差一點點,就要被另外一個對沖基金奪下,分拆成三個部門賣掉。

小心!購並風死灰複燃

企業狙擊手出沒,今年購並金逼近百兆

在台灣,敵意購並被認為是令人不齒的商業手段,但在美國,這是資本市場的正常生態,甚至還有律師、會計師、券商合組而成的「反購並公司」,專門教企業如何對抗敵意購並。

過去,敵意購並通常發生在財務狀況出問題、體質虛弱或經營團隊不振的企業身上,從一九八〇年代開始蔚為風潮,主導者通常是對沖基金。

他們被稱為企業狙擊手(corporate raider ),手握大筆銀彈,尋找他們認為價值被低估的公司股票,然後向經營團隊施壓,要求採取他們認為可以沖高股票價值的做法,例如賣掉拖累公司獲利的部門、精簡人事、撤換高薪的執行長等,最後再分拆、出售所有資產。

最著名的案例是一九八八年,對沖基金公司KKR用二百五十億美元(約合新台幣八千二百五十億元)買下餅乾公司雷諾納貝斯克(RJR-Nabisco)。經典電影《麻雀變鳳凰》(Pretty Woman)中,李察.基爾(Richard Gere)扮演的角色,正是當年這群企業狙擊手的寫照。

金融海嘯後,他們一度銷聲匿跡。近年來,在全球經濟成長趨緩,各國競相寬鬆貨幣,熱錢到處流竄的催生下,他們又開始活躍。

根據《彭博》 (Blommberg)報導,今年的購並案數量,將打破金融海嘯以來的紀錄,此趨勢將一路持續王二〇一七年,全年的購並金額可望超越三兆美元(約合新台幣九十八兆元)。

光是二〇一四年一年,就出現了三百三十四件類似購並案件,成功率高達七四%。

這群企業狙擊手有新的名字:行動派投資人(activist shareholder)。相較于二十多年前,他們進化得更聰明,手中資源更多,野心也更大。他們與媒體關係良好,握有的銀彈高達一千二百七十五億美元,甚至還研發出一套「作戰守則」。

行動派投資人在發動攻擊之前,會先做好充足的功課,對該公司的財務、營運研究透徹。他們通常極有耐心,先在外圍默默的收購少量股票,累積實力,當時機一到,就立刻發動攻勢,拉攏外部大股東,說服他們與自己站在同一陣線。

他們會在電視、報紙上發表評論,分析該公司的弱點,讓現有經營團隊看起來像是笨蛋,接著提出改進做法,塑造出自己「救世主」的形象,獲取散戶投資人與一般大衆的好感,讓這場仗「師出有名」,待氣氛成形後,就開始大量收購股票、委託書,進一步取得經營權。

可怕!大企業犯錯照被狙擊

杜邦差點遭分拆,靠撙節保一條小命

最可怕的是,他們不只瞄準經營不善的小公司,就連像杜邦、eBay、通用汽車等世界五百大企業,只要一犯錯,立刻就會被狙擊。

以杜邦為例,在其亮麗的績效表現下,隱藏的是一個臃腫的成本結構,以及許多龐大的業外固定資產,例如酒店與高爾夫球俱樂部等。根據對沖基金業者評估,若能將杜邦分拆出售,市值將暴增八成,獲利也將超過本業,簡直是只大肥羊。

今年在中國成長停滯、美元不斷升值的趨勢下,杜邦的獲利能力掉到兩年來最低,信評機構穆迪(Moody's)甚至調降其信用評等,這就讓有心人有了可趁之機。

雖然杜邦最後靠著一份金額高達十億美元的成本撙節計畫、五十億美元的庫藏股措施,加上及時的轉型策略,成功穩固住外部投資人信心,驚險保住董事席次,免于被奪權分拆的命運。但可預見的是,在熱錢流竄的大環境下,不只美國,就連台灣,未來的敵意購並案件還會越來越多。

預防!觀察市場蛛絲馬跡

留意自家股票動向,慎防遭大量收購

該如何預防?首先,企業主一定要打破鐵齒的心態,不要認為「下一個不是我」。平常就要在集保中心、櫃買中心等股務代理機構,多留意自家的股票動向,看是否有陌生的投資人在大量收購。

一位曾參與過國內多項經營權爭奪戰、屢屢協助客戶反敗為勝的律師表示,對手要發動敵意購並之前,一定會有蛛絲馬跡,一有不對,就要立刻反應,才能夠制勢于先。

再者,要興ISS(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 services)、Glass Lewis 等全球重量級股權研究機構打好關係,這兩家出具的研究報告,對外資的影響力,幾乎等同于MSCI對台股的威力。許多外資法人內規對股東會的投票行為,還會 直接載名「依據ISS或Glass Lewis」。在中石化、彰銀等重要戰役的關鍵時刻,就是這兩家的報告,左右了外資要支持公司派還是市場派。

經營權爭奪必然牽涉到委託書大戰,這就要靠國內通路商,如全通、長龍、聯洲、台灣總合等支援。另外,也需要定期與媒體、投資人互動聯繫,保持訊息通暢,緊要關頭才能形成輿論壓力,爭取實力雄厚的外部股東支持。

「養兵幹日用在一時,布下這些防護網,才能高枕無憂。」該律師語重心長的說:「台灣企業過去沒有這種意識,總認為苦幹實幹就能高枕無憂,等到門口的野蠻人 沖進來,付出的代價更大。」對企業來說,遭受敵意購並絕非有趣的事,然而,就資本市場來說,某種程度上卻有利於整體發展。

因為行動型投資人就像病毒一樣,會趁企業體質不好的時候乘虛而入,企業為了活下來,勢必要改進缺點,強化績效,否則就等著被瓦解。而讓績效差的公司離開市場,原本就是維持整體環境健康的必要之舉。

反觀台灣,一千六百檔上市櫃公司中,有不少是營業利益率低於一%以下、如死水般毫無成交量的僵屍企業。他們佔用了寶貴的資源,卻無法產生對應的績效,可能衍生出不良後果。

固然矽品與杜邦都不是屬於這樣的公司類型,但若台灣接下來出現更多的日月光,或是像美國一樣的行動派投資人,對整體投資環境來說,或許不是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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