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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功夫VS海底撈：世上最差股權結構公司的不同命運

一、真功夫

真功夫是中國規模最大、發展最快的中式快餐企業，也是中國五大快餐企業中唯一一家本土企業。

中式快餐市場的廣闊發展前景以及真功夫出色的商業模式和真功夫的發展業績，吸引了眾多股權投資基金的青睞。

2007年10月，今日資本和聯動投資兩家PE投資真功夫，企業和資本方的目標是，2010年真功夫實現上市。

但是，之後股東之間的矛盾糾紛，卻為真功夫的發展打上了問號，上市之路也愈發遙不可及。

一家好的企業在股權方面至少應該具備以下特點：股權結構簡單明晰;存在一個核心股東;股東資源互補;股東之間信任合作。 但是真功夫除了股權結構簡單明晰之外，其他三個方面都存在問題。回顧真功夫的案例，能夠讓我們對股權結構給企業和資本的影響進行深入的思考。

真功夫的前身是小舅子潘宇海在東莞長安鎮107國道旁邊開的一家168甜品店。

1994年，姐姐潘敏峰和姐夫蔡達標加入，投資了4萬元，潘宇海自己也出資4萬元，把168甜品店改為168快餐店。股份結構是潘宇海佔50%，姐姐和姐夫各佔25%。初期，企業經營以小舅子為主，姐姐管收銀，姐夫做店面擴張。潘宇海掌握著企業完全的主導權。

1997年，真功夫借助其「電腦程控蒸汽設備」，攻克了中式快餐業的「速度」和「標準化」兩大難題，開始在全國各地企業開設連鎖店，企業快速發展起來。在這個階段，負責店面擴張的蔡達標對企業的貢獻越來越大。2003年，企業的主導權從潘宇海的手中轉到了蔡達標手中。

2006年9月，蔡達標、潘敏峰夫婦離婚，潘敏峰所持有的25%股權歸蔡達標所有。

2、股東矛盾日益激化

2007年10月，真功夫引入了今日資本和中山聯動兩家PE的投資，兩家PE對真功夫估值高達50億元，各投1.5億元，各佔3%的股權，蔡達標和潘宇海的股權比例都由50%攤薄到47%。

PE作為資本方，逐利是其最大目的，因此，投資一家企業後，一定會支持能力較強、對企業發展作用更大的一方。

PE投資真功夫，主要看中的是蔡達標的能力，因此，無論在股東會還是董事會，PE都支持蔡達標，力圖企業經營確立蔡達標的核心地位。這樣一來，本來平衡的天平，倒向了蔡達標，而潘宇海被逐步邊緣化。

在PE的建議下，蔡達標開始著手「去家族化」改革，從肯德基、麥當勞等餐飲連鎖企業挖來眾多職業經理人，而在此過程中，真功夫多位與潘宇海關係密切的中高層離職或被辭退，這使得潘宇海被進一步邊緣化。

這無疑也引起了潘宇海的反彈，股東衝突由此引爆。

2009年初，真功夫向銀行申請1億元貸款，潘宇海卻向銀行稱「兩大股東有矛盾，貸款有風險」，銀行只能停止貸款，最後還是真功夫的兩名來自PE的董事擔保，貸款才得以放行。

2009年7月23日，潘宇海將真功夫告上法庭，要求履行公司股東知情權，並請求法院查封該公司2007年7月至2008年12月的財務報告、財務賬冊以及會計憑證。

2010年2月，廣州市天河法院作出判決，判定真功夫拒絕大股東查賬審計屬於違法，要求真功夫將財務報告、財務賬冊、會計憑證、銀行對賬單提供給股東潘宇海委託的會計師事務所進行賬目審計，並提供不少於10平方米的辦公場所。

隨後，潘宇海向公安報案。2011年3月17日下午，蔡達標和真功夫的部分公司高管被公安部門「帶走」。當晚11時，廣東省公安廳在其網站發佈公告稱，「廣州市公安局對廣州市真功夫餐飲連鎖有限公司個別高管人員涉嫌經濟犯罪展開調查，已在廣州、東莞兩地與該公司部分管理人員接觸並核實情況。目前案件仍在進一步調查中。」

3、世上最差股權結構

真功夫事件發生後，很多人認為這是因為家族企業所導致的，特別是蔡達標和潘敏峰的離婚是關鍵。

但我個人認為，真功夫的問題不在於家族企業，而在於股權結構，家族矛盾只是進一步加劇了股權結構不理想所導致的矛盾。正如某家媒體所報導的：「蔡潘婚變並不是蔡達標與潘宇海翻臉的本質原因，2007年真功夫年會時，蔡、二潘和潘宇海之妻、真功夫的現職監事竇效嫘四人還在一起其樂融融，有說有笑。」

全世界最差的股權結構就是兩個股東各佔50%，如果兩個股東意見一致還好，不一致就很麻煩。而真功夫正是這種情況，蔡達標離婚後，前姐夫蔡達標和前小舅子潘宇海各佔50%。

真功夫的投資者之一今日資本的總裁徐新，早在2005年就向蔡達標表達了對真功夫蔡潘兩人各佔50%股權的憂慮，徐新以自己多年的經驗告誡蔡達標，這是一枚定時炸彈。即使引入PE以後，蔡達標和潘宇海的股權比例仍然是47%對47%。

企業的每個股東對企業的貢獻肯定是不同的，而股權比例對等，即意味著股東貢獻與股權比例不匹配，這種不匹配到了一定程度，就會造成股東矛盾。另外，這種股權結構沒有核心股東，也容易造成股東矛盾。因此說，這種股權結構，出問題是早晚的事，不出問題才是不正常的。真功夫最後股東之間不信任合作，並最後導致激烈衝突，應該是意料之中的事。

其實從投資之初，兩家PE就一直為改變這種股權結構而努力，並且在2010年似乎看到了曙光。PE和兩大股東蔡達標、潘宇海達成協議，由PE逐漸受讓潘宇海的股份，從而降低潘宇海股權比例，使得真功夫的主要貢獻者蔡達標成為核心股東。

但股權變更尚未完成，蔡達標卻已入監獄。

二、海底撈

海底撈則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成功解決股權結構問題的案例。

1、也是世上最差股權結構

1994年，四個要好的年青人在四川簡陽開設了一家只有4張桌子的小火鍋店，這就是海底撈的第一家店。現在的海底撈董事長兼總經理張勇沒有出一分錢，其他3個人湊了8000元錢，4個人各佔25%的股份。後來，這四個年青人結成了兩對夫妻，兩家人各佔50%股份。

隨著企業的發展，沒出一分錢的張勇認為另外3個股東跟不上企業的發展，毫不留情面地先後讓他們離開企業，只做股東。張勇最早先讓自己的太太離開企業，2004年讓施永宏的太太也離開企業。2007年，在海底撈步入快速發展的時候，張勇讓無論從股權投入還是時間和精力的付出上都平分秋色、20多年的朋友施永宏也離開企業。

2、匪夷所思的股權轉讓

張勇在讓施永宏下崗的同時，還以原始出資額的價格，從施永宏夫婦的手中購買了18%的股權，張勇夫婦成了海底撈68%(超過三分之二)的絕對控股股東。

2007年，在海底撈成立13年後、並且快速發展的時候，一方股東卻將18%的股權，以13年前原始出資額的價格，轉讓給了另一方股東，這簡直就是匪夷所思。

但是，施永宏卻如此回答：「不同意能怎麼辦，一直是他(張勇)說了算……後來我想通了，股份雖然少了，賺錢卻多了，同時也清閒了。還有他是大股東，對公司就會更操心，公司會發展得更好。」

海底撈以匪夷所思的方式解決了股權結構不理想的問題。這一方面得益於海底撈從一開始就是張勇為主、施永宏為輔，形成了張勇是核心股東的事實，另一方面也得益於施永宏的大度、豁達與忍讓。

Google：我們管理世上最聰明工程師們的秘訣！

近日，《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刊登的一篇文章就詳細解釋了谷歌人力資源職員如何回答這一問題——管理者的作用體現在哪裡?

工程師一直是谷歌內部的重要力量，在這些工程師的眼中，他們並不需要管理者，因為那樣會增加官僚作風、遏制他們的創新，甚至還會讓他們偏離「真正的工作」。不過，谷歌在2002年時曾取消了工程師管理者的職位，嘗試扁平化組織。事實上，這種做法並沒有奏效，而且還導致了一些細小的個人問題也反饋到了首席執行官等高層領導。最終，在經歷了一項長達多年的名為「氧氣項目(Project Oxygen)」的研究之後，谷歌還是發現，好的管理者的確會起到巨大作用。「氧氣項目」主要是利用現有面試、調查和行為評論等方式來評估重要的管理行為及其影響。

谷歌認為，最優秀的管理者應當具有以下八種特質：

1、是一個好的指導者。

2、能夠賦予工作團隊權力，而不是事無鉅細地參與各種微觀管理。

3、關注團隊成員的成功和個人生活狀況。

4、富有生產力，並以結果為導向。

5、是一個好的交流者，可以傾聽他人的意見，並與他人共享信息。

6、幫助員工在事業上取得進步。

7、具有清晰的眼光，並能夠為團隊制定明確的戰略。

8、具有重要的技能，能夠幫助他(她)本人為團隊提供意見。

在一個充滿工程師的公司裡，上述第二個特質可能最為重要。那些曾經質疑管理層效率和習慣於從事分散性目標任務的員工並不希望被牢牢管死。

谷歌還將上述8條物質作為考量工程師經理人的最佳準則，並用這些特質來考量、建議和培訓經理人的具體行為。因此，工程師經理不僅要避免微觀管理，而且還需要平衡自由和意見，並給工程師提供可行的建議，給他們分配可以拓展的任務，明確信任他們的匯報，同時還要用高水平的人來鼓勵他們。

以下就是谷歌員工對管理層的相關評述：

1、關於避免微觀管理：「他不需要對我事無鉅細的管理，而且要有邏輯性，能夠傾聽別人的意見，而不要安排惡毒的議程。他必須懂得尊重別人。這樣的經理是不會讓我離開谷歌的。」

2、關於平衡自由與意見：「他鼓勵人們提出意見，但也要知道何時才能干預，並提出成功的建議。」

3、關於信任：「他需要培育一種有責任的文化氛圍，而不要忽略我們會享受工作的事實。他應當知道他在管理一個人才隊伍，而且也要能夠與我們分享他信任我們這一事實。」

儘管工程師不喜歡別人過多的干預他們的工作，但如果有管理者能夠密切關注他們的職業發展時，他們也會很願意。特別是在谷歌這樣的公司，經理人必須花費大量的時間來描述如何才能在晉陞之外更好的發展自己的業務，例如獲取參與更大項目的機遇等。

明確管理者的最佳特質和行為才是第一步，除了上述八條特質之外，管理者還需要從人力資源部門瞭解相關的反饋信息，特別是員工對他們各個特質的反饋、最佳法則相關的信息以及培訓課堂上的建議，從而彌補他們的弱點。

多頭狂歡夜：世上只有“央媽”好！

市場期待已久的中國央行降息終於成為了現實，央行終於不再“小打小鬧般”的定向降準啊、PSL啊、MLF啊、SLO啊……這次可是實打實的——降！息！

央行降息，讓多頭們在看多的道路上越走越堅定，越走越開心！

央行降息讓大多頭們的這個周末無限美好！

先簡述一下事件：

中國央行決定從今年11月22日起下調貸款和存款基準利率，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下調0.4個百分點至5.6%；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下調0.25個百分點至2.75%，同時結合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將存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上限由存款基準利率的1.1倍調整為1.2倍；其他各檔次貸款和存款基準利率相應調整，並對基準利率期限檔次作適當簡並。

在多數分析師都較為謹慎地認為今年“降準可期、降息無望”的背景下，央行這一重大舉措給各位市場大多頭們帶來了曙光，帶來了希望。

一向以唱多股市著稱的經濟學家李大霄第一時間連發7條微博來慶祝這一歷史性的時刻！“這是及時雨！是特大利好！特大利好啊！周末真美好！周行長萬萬歲！”

再仔細看看不難發現，“大校”李大霄早在今天中午就有個好彩頭，他在微博中異常開心地公布了這張圖片，看他笑得多燦爛：：

還有一家堅定唱多的機構——國泰君安，此次央行降息無疑也將成為國泰君安為A股搖旗吶喊的絕對支持。

回顧一下“國君”此前發布的一份驚天地泣鬼神的宏觀研報：

其首席宏觀分析師任澤平在題為“論對熊市的最後一戰”報告中稱，中央打虎歸來之後，出手打熊。“降低無風險利率，提升風險偏好，將開啟一輪波瀾壯闊的大牛市，5000點不是夢。”

這份報告用詞特別，“文學”氣息濃厚，研報觀點與詩句“交相輝映”，在提到上述論斷時，他說：黨給我智慧給我膽，千難萬險只等閑。詳見： “死多頭”國泰君安為牛市搖旗吶喊：黨給我智慧給我膽

最近，國泰君安還在2015年A股投資策略報告中提到，以2400點為起點，未來一年以上證綜指為代表的A股市場可能出現30%上升空間（向上看到3200點附近）。

當然，有央行“撐腰”，“死多頭”的隊伍還在不斷壯大，日前申銀萬國在剛發布的年度策略報告中也表示，明年滬指將上破3000點。

多頭們，盡情狂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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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吸粉大王掘金秘術“世上無難事，只要劉登攀”

十多部手機，背後插上電源，不停地自動添加微信好友。一個手機有一百多個微信號，一個月可以加九千人，十部手機，那就是一個月十萬人。

大量傳統行業的人，看到了移動互聯網的趨勢。“新菜鳥”這類組織，靠種種手段獲取用戶隱私信息建立起來的數據庫，發了一筆橫財，最終身陷囹圄。

似乎比懸賞推廣更有效，劉登攀在被抓之後，他和他的新菜鳥（“全中國排名第一的機器加粉服務商”）在社交媒體被廣泛傳播。

2015年1月4日，劉登攀的“新菜鳥網絡俱樂部”還在一家中文網絡推廣平臺（三打哈）上，懸賞200元人民幣，招募推手在財經類互聯網論壇發布公關稿件《與劉登攀並肩的那些年，我在新菜鳥收獲了許多》，共計100條，標題要求包含“新菜鳥”和“劉登攀”這兩個關鍵詞。

第二天晚上，同在深圳的深圳觸電電子商務有限公司創始人龔文祥在微博爆料，“那個中國最大的做微信吸粉的人前幾天被深圳南山公安分局抓了”。

一個失意的互聯網青年，在兩年不到的時間里成為萬人追捧的人物。其賴以成名的技術並沒有太高含金量，關鍵的是通過非法獲取用戶隱私信息建立起來的數據庫，滿足了一群不懂移動互聯網的傳統企業迫切想要在移動互聯網淘金的需求。

“真是像朝聖一樣啊”

時隔三個月，談起第一次去“新菜鳥”參觀、聽課的情景，張公山忍不住感嘆，要不是被陪同前往的朋友硬拉住，他現在也許是新菜鳥的代理商之一。

張公山是個醫療行業的企業主，2014年年中，他的微信上總是莫名其妙地收到不少陌生的添加好友請求，試探著加了其中幾個之後，他發現對方朋友圈時不時會發布一些看起來很吸引人的微信營銷活動信息。有一天，他忍不住聯系了其中一個人。

到了深圳龍華新區民治大道梅花山莊的新菜鳥公司，他大受刺激。

一個90後的姑娘，熟練地給蘋果手機越獄刷系統。十多部手機，背後插上電源，不停地自動添加微信好友。一個手機有一百多個微信號，一個月可以加九千人，十部手機，那就是一個月十萬人。“有了這麽多個粉絲，賣什麽東西不可以？”

幾個黑龍江人開了5天的汽車來到這里，參加培訓。“真是像朝聖一樣啊！”足足等了一個多小時，新菜鳥的一名招商經理才接待完前面的客戶，過來招呼他。

謹慎的張公山還是決定聽一聽課程。

2014年11月19日，在新菜鳥位於華強北曼哈數碼廣場6樓的新辦公場地，來了將近200位聽課的企業主。

每一個人都必須在前臺簽到，註明自己是受到新菜鳥的誰人邀請前來，如果沒有人介紹獨自前往，則不能入內聽課。

南方周末記者獲得的一份新菜鳥活動邀約上寫到，免費聽課只面向公司經理或者法定代表人，現場要身份證驗證。否則就要交費，300元或者500元。

張公山回憶，那一堂課持續了兩三個小時，一開始是劉登攀講自己的能力——手頭有多少多少微信粉絲，有多少五位數的QQ號碼。

最炫目的應該是各種數據庫演示，演示過程不允許拍照。

為了證明自己的能力，劉登攀讓人舉手提問，你想查什麽？有人想查深圳18-19歲學藝術的女生，現場他就找出來很多QQ號，投影在大屏幕上，當場就有人說，“哇，這麽厲害！我的目標客戶都在這里了！”

接著，劉登攀開始秀合影，比如和谷歌搜索引擎營銷的老大。一個多小時後，新菜鳥之前的會員現身說法。

再接下來，就是入會環節了。新菜鳥會員有不同級別。最高級的是一次繳納29.8萬元，提供十項服務，譬如，為企業完成10萬-30萬精準粉絲任務，開通認證升級公眾服務號，完成微網站、微支付，對接服務號；打造微信文案和微信高手。

而且，最高級會員每個月只有一名名額。現場馬上就有人報名。

最便宜的會員是年度會員，一次繳納1.68萬元，不限次數聽課，手把手包你學會微信公眾號玩法。不過，當然，會員還需要另外花錢購買手機和軟件，一部翻新iPhone4需要800元，兩套微信加粉軟件約200元，一個微信公眾號15元。

張公山很想加入，但硬是被坐在一旁的朋友李利給按住了，“這個遲早要出事的”。這位朋友是搞互聯網技術的，張公山請他過來參謀。

“劉登攀口才不錯，他應該是學過成功學之類課程，全場人可能都被忽悠得很High，像打了雞血一樣。”李利事後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在李利看來，劉登攀沒有什麽高深技術，真正核心的就是他手頭掌握不少數據庫。

市場上各種所謂的加粉神器，不過是用了一個叫做“觸動精靈”的工具。

通過“觸動精靈”，可以不停發出添加好友請求。遇到一些陌生的美女頭像的好友請求，有些人忽略了，有些人還是會通過的。前提是需要很多個人手機號碼。

個人手機號碼被泄漏的渠道很多，然後被有心人整理為“全國化妝行業老板電話”、“全國汽車業老板電話”等等出售，以前是在天橋上以黃頁形式倒賣，現在則到了互聯網上買賣。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和南方周末記者交流過程中，李利的微信收到一條好友請求，對方是一個美女頭像，李利看了一眼說，“這肯定又是個賣產品的程序”。

除了“加粉神器”，還有一種類似“外掛”的操作方式設備，可以通過虛擬全球任何一個位置，在一些城市固定地點、人群密集地區，自動巡邏，尋找目的人群加好友。

在很多定位服務APP開發過程中，都會用到一些類似的軟件測試手段，即虛擬某個位置查找附近的人／酒店、美食等等。

微信“尋找附近的人”功能，正常情況下是手機SIM卡通過GPS定位、傳送給微信，然後微信據此算出周邊的人。這類“外掛”軟件，則是直接將虛擬生成的坐標傳給微信，他們有全國酒店位置名單、機場名單，或者廣場等人群密集地方，然後定期巡邏，通過找附近的人加好友。

“這個也不神奇，一個做一兩年技術的人都可以搞定。”李利說。

2014年1月19日，劉登攀以“微信民間高手”的身份在第一屆2013中國品牌評價暨企業五星品牌論壇上發表演講稱，自己一個人用10部手機，“在深圳有一個人的微信粉絲最多，這個人可能是我，我的個人粉絲目前110萬，加上工作平臺募集粉絲是1000萬左右”。

微信也註意到了這類加粉行為。2014年5月，微信將個人用戶的好友上限設置為5000個。即使原來的好友數量已經超過5000個，其在朋友圈所發的文章也只能隨機發給其中5000個人。其實同時推出的另一個限制是，每個用戶可訂閱的公眾號上限是1000個，不過絕大多數人沒有到這個數。

劉登攀號稱的110萬粉絲，應該不是在10臺手機的10個微信賬號，而是同一個手機上同時打開多個微信賬戶，微信營銷圈的術語把它叫做“多開”。

2015年1月13日，南方周末記者造訪新菜鳥網絡俱樂部，工作人員稱，他們一臺手機上可以同時打開一百多個微信賬號。

一位希望匿名的微信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大約在2012年年中，微信發現了瘋狂加粉現象，采取技術封堵，如果發現一個微信號突增幾百個好友，就會被系統封號。隨後，微信將以QQ號登錄改為必須手機號登錄，以增加註冊和使用門檻。

結果是，在網上出現了買賣手機驗證碼的生意，即為了註冊多個微信號，你甚至不需要去“養手機”，只要買驗證碼就可以了，微信買號養號甚至成為一個產業。

隨後，微信又規定，一個手機號不能註冊三個以上微信。不過，這位人士透露，針對“多開”現象，雙方一直在較勁，相互都在技術升級，對方總是試圖以各種軟件、黑客手段實現“多開”。

劉登攀的人生

新菜鳥一位員工對南方周末記者確認，2014年12月，劉登攀和新菜鳥公司部分員工在梅花山莊別墅被深圳公安帶走。

“樹大招風，我們劉總應該是得罪了某些人，正在走程序，馬上就要出來了。”一名新菜鳥的骨幹成員在電話中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

騰訊一位人士也對南方周末記者確認了劉登攀被抓的事實。“我有數據庫給你用”，這是新菜鳥從頭到尾的一個營銷點。“數據是從各種渠道買的，侵犯用戶隱私”，他表示，這是深圳公安打擊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的行動。

截至發稿前，深圳公安方面尚未回應南方周末記者關於劉登攀一事的采訪請求。

在張公山看來，劉登攀警覺性其實很高，應該說早有防備之心。比如，去聽課需要有內部介紹人，出了事情知道找誰；劉登攀沒有直接賣數據和手機，而是賣會員服務，他提供軟件與方法，演示了數據庫，並沒有承諾一定兌現。

工商資料顯示，目前劉登攀擔任著包括新菜鳥在內的深圳五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據公開資料，劉登攀1981年5月出生於湖南懷化，2002年從湖南工學院計算機系互聯網專業畢業後，南下深圳。第一份工作是做網頁設計師，後來做網絡運營總監。2006年創辦深圳市藍天時代網絡有限公司，主營網站設計、網絡推廣業務，開始了互聯網創業。2008年運營網站“網絡營銷之家”。2011年，他在QQ空間中出價3000-80000元不等求購5位QQ靚號，線上線下售賣“2000G企業總裁自主學習演講視頻”。

不過，在2011年以前，劉登攀過得不盡如意。劉登攀有多個公開的實名QQ賬號，QQ空間里會發表一些生活感慨。2011年10月24日，30歲的劉登攀寫了一篇很長的日誌：“憧憬的事業一直在失敗中失敗，還能失敗多久？”“第一輛50W+的跑車，離我還有多遠？”

他在日誌中感嘆，自己太過自負，錯過了淘寶。2012年，他先後開設天貓店、淘寶店售賣各種數據資料，又陸續被關閉了。這期間他收集了大量數據資源。

2013年，他牢牢抓住了微信的機會。

2014年1月19日，在前述論壇上，劉登攀發言的結尾詞是，“世上無難事，只要劉登攀”。

騰訊創始人馬化騰的QQ號是10001，劉登攀有一個很炫的QQ號：20002，這個也是他的微信號。新菜鳥網絡俱樂部的微信服務號，選擇關註後跳出的自動回複消息，是歡迎大家加他的這個個人微信號。

“一切運營正常”

從2013年底到2014年11月，一年時間里他們做了5場超過千人的微信大會。其中有三次是涉及外部合作。

第一次是2014年8月和神舟電腦聯手。神舟電腦集團董事長吳海軍登臺演講，神舟與新菜鳥戰略合作，開發了專業做微信營銷的“小信3S”高配智能手機，“以定位加粉、精準加粉、加群友等特色功能服務於微信營銷”，神舟集團還提供9000平方米的辦公空間，與新菜鳥集團合作。

第二次是在2014年10月25日，在深圳會展中心辦了一場“微信遇上三門島——李強老師牽手新菜鳥”千人大會。李強是一位成功學方面的講師。

第三次是在2014年11月15日，牽手號稱“亞洲創富第一任導師”的杜雲生。杜雲生頭銜很多，潛能培訓大師、知名的演說家、企業培訓師與管理顧問等等。

大量傳統行業的人，看到了移動互聯網的趨勢，想做，但是完全不懂。太多像“新菜鳥”這樣的組織看到了機會，甚至還有“山寨微信培訓”將會議開到了微信原來的辦公地點——南方通訊大廈的樓上去了。

2015年1月13日下午，南方周末記者造訪新菜鳥位於華強北曼哈大廈6樓的辦公室，發現這里依然人來人往。一位負責接待的工作人員告知，目前新菜鳥已經有兩千多會員、二十多個加盟商。

前臺醒目地印著“深圳第一家微信學校”字樣，工作人員以90後年輕人居多，統一穿著淺灰色制服，多數文化水平不高，員工工資也不高，約是深圳基本工資，可是據稱提成差不多近50%。

辦公室設有兩間教室，一個小間教室坐了大約20人，一名年輕男子正在臺上用投影給大家上課，講臺左右兩邊分別掛著比爾·蓋茨和李嘉誠的畫像，臺下清一色是40歲以上的會員。

前述新菜鳥骨幹成員稱，公司2014年利潤大約6000萬，2015年目標是3億元。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我們一切運營正常。等劉總出來，我們要起訴龔文祥，要找媒體做正面宣傳。”

（應被訪者要求，張公山、李利為化名）

世上只有媽媽好

任正非：世上僅有一個華為，但世上不只有一個華為

新華社全媒平臺 2016-05-10 08:40

黑馬說：

2016年5月9日，新華社發布了對華為創始人任正非的最新訪談。這也是任正非繼去年9月與福布斯中文網進行“花園談話”後，又一次公開接受訪談。訪談中，任正非不僅回答了華為得以持續發展的原因、華為的“弱點”、華為為何不上市、華為怎樣形成了“堅守上甘嶺”的文化、華為如何看待競爭等眾多問題，也闡述了他對企業如何實現技術積累、政府與企業的關系、企業如何走出去等眾多問題的看法。

文|新華社

任正非和華為公司，堪稱當代商業史上的傳奇。

1987年，年滿43歲的任正非和5個同伴集資2.1萬元成立華為公司，利用兩臺萬用表加一臺示波器，在深圳的一個“爛棚棚”里起家創業。

28年後，華為公司由默默無聞的小作坊成長為通信領域的全球領導者：2015年營收3950億元人民幣，凈利潤369億元，增速均達30％以上。作為華為領軍人物，任正非從一名中年創業者成為全球知名企業家，深深影響了許多人……

華為走過了怎樣的創業、創新之路？成功密碼是什麽？“28年只做一件事”的任正非究竟做了怎樣“一件事”？有著怎樣的心路歷程？在他看來，當下的深圳乃至中國應該如何創新驅動發展？政府需要築牢哪些堤壩？

帶著一系列問題，新華社記者近日走進位於深圳龍崗阪田的華為總部，與任正非面對面，進行了3個多小時的訪談。

成功密碼：“堅持只做一件事”

記者：當下全球經濟不景氣，華為卻逆風飛揚。華為成功的基因和秘訣是什麽？

任正非：第一，華為的發展得益於國家政治大環境和深圳經濟小環境的改變，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我們的發展。深圳1987年18號文件明晰了民營企業產權。沒有這個文件，我們不會創建華為。後來，華為發展到一定規模時，我們感到稅負太重，很多同事說把錢分了算了。這時深圳出了“22條”，提出投資先不征稅，等到收益後再征稅，實行了好幾年。這個時候我們就規模化了。

第二，華為堅定不移28年只對準通信領域這個“城墻口”沖鋒。我們成長起來後，堅持只做一件事，在一個方面做大。華為只有幾十人的時候就對著一個“城墻口”進攻，幾百人、幾萬人的時候也是對著這個“城墻口”進攻，現在十幾萬人還是對著這個“城墻口”沖鋒。密集炮火，飽和攻擊。每年1000多億元的“彈藥量”炮轟這個“城墻口”，研發近600億元，市場服務500億元到600億元，最終在大數據傳送上我們領先了世界。引領世界後，我們倡導建立世界大秩序，建立一個開放、共贏的架構，有利於世界成千上萬家企業一同建設信息社會。

第三，華為堅定不移持續變革，全面學習西方公司管理。我們花了28年時間向西方學習，至今還沒有打通全流程，雖然我們和其他一些公司比管理已經很好了，但和愛立信這樣的國際公司相比，多了２萬管理人員，每年多花40億美元管理費用。所以我們還在不斷優化組織和流程，提升內部效率。

記者：華為每年花上億美元請IBM顧問團隊來幫助管理企業。為什麽要花這麽大的價錢改進管理？

任正非：你們知道嗎？豐田的董事退休後帶著一個高級團隊在我們公司工作了10年，德國的工程研究院團隊在我們公司也待了十幾年，才使我們的生產過程走向了科學化、正常化。從生產幾萬塊錢的產品開始，到現在幾百億美元、上千億美元的生產，華為才越搞越好。我們每年花好多億美元的顧問費。

我們走出國門、走向全世界的時候，什麽都不會，不知道什麽叫交付，全是請世界各國的工程顧問公司幫助我們。第一步就是認真學習，使公司逐步走向管理規範化。現在我們正在自己往前一步，就想再做得更簡單一些、更好一些。

記者：華為有沒有弱點？

任正非：有。華為公司3年前應該快垮了。為什麽？因為大家有錢了，怕苦了。我們往海外派人都派不出去。大家都想在北京買房、陪小孩，都想在好地方呆。我們就琢磨：為什麽不提升一線作戰的人的待遇呢？我們確定非洲“將軍”的標準與上海、北京的標準不一樣，年輕人在非洲很快就當上“將軍”。你在非洲幹，就朝著這個非洲“將軍”的標準，達到了就是“將軍”，就可以拿“將軍”的錢。現在我們的非洲員工根本不想回來。

記者：創新能把華為領向一個怎樣的未來？

任正非：比如4K高清電視，現在北京、深圳都還做不到，但四川全省連邊遠農村用的都是4K高清電視，就是我們和四川電信合作做的。4K電視會把帶寬、信息管道撐得很大。手機很快也是2K了，也會把信息管道撐大。這麽大的管道一定要有人來做！4K現在還沒有到來，VR（虛擬現實）就要到來了，還能互動，流量會遠遠大於4K。這是阻擋不住的社會發展趨勢，也是巨大的戰略機會。香港、澳門馬上也會實現。四川的實踐證明，普通的農村也可以享受很高的帶寬。

堅守“上甘嶺”：“中心是有理想”

記者：華為成長過程中，正逢中國房地產爆發，您是否動搖過？

任正非：沒有。沒炒過股票，沒做過房地產這些東西。

記者：沒有誘惑麽？

任正非：沒有。那時，公司樓下有個交易所，買股票的人里三層外三層包圍著。我們樓上則平靜得像水一樣，都在幹活。我們就是專註做一件事情，攻擊“城墻口”。

記者：是怎樣形成這樣一種文化的？

任正非：傻，要總結的話就是傻，不把錢看成中心。中心是理想，理想就是要堅守“上甘嶺”。錢不是最重要的。

記者：華為為什麽不上市？

任正非：因為我們把利益看得不重，就是為理想和目標而奮鬥。守住“上甘嶺”是很難的，還有好多犧牲。如果上市，“股東們”看著股市那兒可賺幾十億元、幾百億元，逼我們橫向發展，我們就攻不進“無人區”了。

創新者窘境：“即使有‘黑天鵝’，也是在我們的咖啡杯中飛”

記者：歷史上很多大公司幾乎在一夜之間倒閉了，就像在《創新者的窘境》里寫的一樣。您有沒有這種憂患意識？

任正非：至少在大數據傳送這個領域不會出現這種狀況。即使有“黑天鵝”，也是在我們的咖啡杯中飛。我們可以及時把“黑天鵝”轉化成“白天鵝”。我們內部的思想氛圍是很開放自由的，“黑天鵝”只會出現在我們的咖啡杯中，而不是在外面。我們這里已經匯集了世界主要的技術潮流。

記者：您對華為的未來比較樂觀，但是您自己也在強調“下一個倒下的是不是華為”，為什麽？

任正非：兩個問題。第一，我們公司也會懈怠，我們增長的速度非常快，但是增長完了以後會不會變懶呢？我們要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第二，我們國家一定要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物權都有物權法保護了，至少知識產權要等同於物權。國家要保護知識產權，才能有發明。

記者：前段時間您和愛立信簽訂了一個專利交叉許可協議？

任正非：是的，簽訂後我們公司高層歡呼雀躍，因為我們買了一張世界門票。我們一個普通員工寫了個帖子，說“我們與世界握手，我們把世界握到了手中”。

如果我們保護原創發明，就有很多人去做原創，最後這個原創就會發展成產業。

修寬航道：“主航道只會越來越寬，寬到你不可想象”

記者：企業間的競爭其實挺殘酷的，但剛才聽您講到和國外的競爭對手可以自如地對話，這是怎麽做到的？不是都講企業競爭搞焦土政策嗎？

任正非：那是別人說的焦土政策，我們從來沒有這樣做過。華為是小公司的時候就很開放，和別人總體都是保持友好的。為什麽我們在國際市場有這麽好的空間？因為我們知識產權的“核保護傘”建立起來了，這些年我們交了那麽多的知識產權費給別人，當然我們也收了非常多的專利費，和那麽多公司簽了專利交叉許可協議，這本身就是友善、尊重別人嘛。我們現在發展速度比別人快，進入的領域比別人深，我們還要顧及世界的發展。

記者：華為都是在主航道作戰，那現在主航道是越來越寬了呢，還是越來越窄了呢？競爭對手是越來越多了、越來越強了，還是怎樣一個情景？

任正非：主航道只會越來越寬，寬到你不可想象。我們現在還想象不出未來信息社會是什麽樣子。我們只是把航道修寬了，在航道上走各種船，遊艇啊、貨輪啊、小木船啊，是別人的，運營商也只是收過路費。所以我們要跟千萬家公司合作，才可能實現這個目標。

管住“兩條堤壩”：“政府最主要還是建立規則”

記者：在深圳，政府和企業的關系怎樣？您對政府有什麽建議？

任正非：深圳市政府做得比較好的一點，是政府基本不幹預企業的具體運作。法治化、市場化，其實政府只要管住這兩條堤壩，企業在堤壩內有序運營，就不要管。政府最主要還是建立規則，在法治化和市場化方面給企業提供最有力的保障。

記者：深圳創新型經濟如何走在全國前列？

任正非：深圳就是要率先實現法治化、市場化，這方面要走在全國前面。打知識產權官司，法庭要公正判決。

記者：過去有一個階段，珠三角地區被稱為“世界工廠”。您怎麽看這些年珠三角走的世界工廠之路？這條路對創新發展、創新驅動有怎樣的價值？

任正非：20多年前你來華為看，會覺得華為是家快關閉的工廠。我們是利用兩臺萬用表加一臺示波器在一個爛棚棚里面起家的。我們曾經也是落後工廠，落後到比珠三角的加工廠還可憐。

演變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現在珠三角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到東南亞去了。你不能只看珠三角有少數高科技公司成功了。高科技公司也是在“低科技”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你只要給他條件，他就會改進自己、趕超自己，慢慢就會發展。高科技公司也需要“低科技”的零部件。

記者：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這些基礎制造業的支撐，所謂高科技也是沒有基礎的？

任正非：是的。我們的高科技是由多少“低科技”組成的？每個零件都是高科技嗎？不可能。我們的產品是由多少零件組成的？以前買這些零件，我們都是付人民幣，到東莞提貨，現在是付美金，到東南亞提貨了。

走向繁榮：“鋤頭一定要種出玉米，玉米就是實體企業”

記者：您覺得現在抓住國際機遇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重點應該是在哪些方面？

任正非：第一，減稅，先把稅減下來。減稅可以帶來企業持續減負，從而增加更多投資和創新，企業有錢搞研發，這樣就可能得到休養生息和喘息的空間，產業就能做大，稅基也大了。第二，改變勞動和資本的分配機制。華為這些年勞動與資本的分配比例是3：1，每年經營增值部分，按資本與勞動的貢獻設定一個分配比例，勞動者的積極性就起來了。

記者：創新跟改革開放是什麽關系？

任正非：創新就是釋放生產力，創造具體的財富，從而使中國走向繁榮。虛擬經濟是工具，工具是鋤頭，不能說我用了五六十把鋤頭就怎麽樣了，鋤頭一定要種出玉米，玉米就是實體企業。我們還是得發展實體企業，以解決人們真正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為中心，才能使社會穩定下來。

記者：有人說這些年改革的動力有弱化的現象，您怎麽評價？

任正非：我認為如果每個人都抱著一夜暴富的想法，實現不了，它的動力就弱化了。但真真實實的是，天還是那個天，地還是那個地，轆轤籬笆狗都沒有變，你怎麽能變成“富二代”呢？如果我們抱著一種努力創造、緩慢健康成長的心態，每個人的滿意度就提升了。

戰略耐性：“沒有理論的創新是不可能持久的，也不可能成功”

記者：美國矽谷是世界高科技的高地，中國創新的希望何在？

任正非：高科技領域最大的問題，是大家要沈得下心，沒有理論基礎的創新是不可能做成大產業的。“板凳要坐十年冷”，理論基礎的板凳可能要坐更長時間。我們搞科研，人比設備重要。用簡易的設備能做出複雜的科研成果來，而簡易的人即使使用先進的設備也做不出什麽來。

記者：中國有可能成長出許多個“華為”嗎？

任正非：可以的。第一，小企業做大，就得專心致誌為客戶服務。小企業特別是創業的小企業，就是要認認真真、踏踏實實，真心誠意為客戶服務。

小企業不要去講太多方法論，就是要真心誠意地磨好豆腐，豆腐做得好，一定是能賣出去的。只要真心誠意去對客戶，改進質量，一定會有機會。不要把管理搞得太複雜。

第二，先在一個領域里做好，持之以恒做好一個“螺絲釘”。第三，小公司不能稍微成功就自我膨脹。我始終認為企業要踏踏實實一步一步發展。

泡沫經濟對中國是一個摧毀，我們一定要踏踏實實搞科研。一個基礎理論變成大產業，要經歷幾十年的功夫，我們要有戰略耐性。要尊重科學家，有一些人踏踏實實做研究。如果學術研究泡沫化，中國未來高科技很難有前途。不要泡沫化，不要著急，不要大躍進。沒有理論的創新是不可能持久的，也不可能成功。

我們公司在世界資源聚集地建立了20多個能力中心，沒有這些能力中心科學家的理論突破，就沒有我們的領先世界。中國必須構建理論突破，創新才有出路。小改、小革，不可能成為大產業。

記者：您說的理論創新是指基礎研究？

任正非：理論創新比基礎研究還要超前，因為他寫的方程也許連神仙都看不懂，就像愛因斯坦一百年前寫的引力場方程，當時誰也看不懂，經過許多科學家一百年的研究才終於證明理論是對的。很多前沿理論突破以後，人類當時都不能理解。

記者：華為聘用的國外科學家很多？

任正非：我們海外研究所的科學家大多是外國人，所長是中國人，所長就是服務。我們“2012實驗室”現在有700多位科學家，今年會到1400多人。

記者：高科技發展應該以基礎理論為支撐？

任正非：有理論創新才能產生大產業，當然有技術創新也能前進。日本一個做螺絲釘的小企業，幾十年只研究螺絲釘，它的螺絲釘永遠不會松動，全世界的高速鐵路大都是用這個公司的螺絲釘。一個螺絲釘就有非常多的地方可以研究。我去過德國的小村莊工廠，幾十年就做一個產品，打出的介紹圖不是說銷售了多少，而是占世界份額多少，村莊企業啊！

記者：就您在華為成長過程中的感受，我們國家在未來一輪經濟周期怎樣才能“搶占”高新技術的一席之地？

任正非：首先不要有“搶占”這個概念，一搶，就泡沫化。就是踏踏實實做基礎，融入世界潮流，與世界一同發展，分享世界的成功。

未來三十年：“一定會崛起非常多的大產業”

記者：有人說深圳走上了創新驅動發展的道路，其中的一個動力源就是華為？

任正非：未來信息社會的深度和廣度不可想象，未來二三十年將是人類社會發生最大變化的時代。伴隨生物技術的突破、人工智能的實現等等，未來人類社會一定會崛起非常多的大產業。

我們面對著極大的知識產權威脅。過去二三十年，是從落後通信走向寬帶通信的二三十年，全世界出現多少大公司，美國思科、谷歌、Facebook、蘋果，中國沒有出多少，就是因為對知識產權保護不夠。未來還會出現更多的大產業，比如ＶＲ虛擬現實，中國在這些產業是有優勢的，但是要發展得更好，必須有十分苛刻的知識產權保護措施。

記者：您覺得中國應該建設和發展怎樣的一種商業環境？

任正非：我認為中央提出新常態是非常正確的。我們不再追求高速度了，適當發展慢一點，有發展質量才是最根本的。

有個專家說，投資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外延方式，比如建一個鋼鐵廠，再建一個鋼鐵廠，又再建一個鋼鐵廠，規模就做大了；第二種叫普羅米修斯投資，普羅米修斯把火偷來了，有了火才有人類文明，這就是創新突破。我們國家提出要沿著創新之路增長經濟，是正確的。外延式增長，投資越大產品越過剩，價格越來越低，投資效果越差。

記者：在您看來，我們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大機遇，同時面臨的大風險是什麽？

任正非：我覺得，中國經濟沒有想象中那麽大的問題。主要是不要把自己泡沫化了。中國的情況還是比別人好的，只要不讓假貨橫行，就出不了大的問題。

中國企業走出去：“要搞清楚法律，不是有錢就能投資的”

記者：對一些希望走出去的中國企業，有沒有一些建議？

任正非：首先中國要建成法治國家，企業在國內就要遵紀守法。你在國內都不守法，出去一定是碰得頭破血流。所以我不支持中國企業盲目走出去。制度對社會的影響不會立竿見影，會幾十年一百年慢慢釋放影響。

第二，要學會在中國管理市場經濟，在中國你死我活地對打，還活下來了的話，就能身強力壯地出去跟別人打。

中國要加強法律、會計等各種制度的建設，使自己強盛了走出國門。不然企業走出去會遇到非常多的風險，最後可能血本無歸。

所以我認為，中國企業要走出去，首先要法治化，要搞清楚法律，不是有錢就能投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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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最好看領導人”想和美國爭創客，和中國多合作

自從70後加拿大自由黨人賈斯廷·特魯多坐上總理之位後，加拿大這個原本被中國人視為移民勝地的國家有了一張新名片——擁有“世界上最好看的領導人”。

雖然這張名片多為玩笑，但一個國家的品牌的確可以發揮重要作用。加拿大富裕、宜居，整體的移民和投資環境都堪稱不錯，當地人也很友好。但由於去年收緊了移民政策，再加上全球油價以及當地老齡化導致的經濟增速下滑，加拿大近幾年的影響力有所下降。

在這個快速變革的創新時代，全球的創客們很少會把加拿大作為首選。

5月27日下午，前加拿大樞密院大臣、內閣秘書，現BMO銀行金融集團副董事長林凱文（Kevin Lynch）在上海的一場公開演講中提出：“很多中國投資者還不知道加拿大的潛力。一般中國初創企業只會想到美國，而不會想到加拿大。加拿大的初創企業也太過關註美國市場，而忽略了中國市場。我們應該為此做更多。”

在林凱文看來，目前只憑“友好的加拿大人”這類品牌遠遠不足以吸引中國投資者，加拿大還應該塑造包括“人才多樣化、受過良好教育、擁有創業精神”，“知識型經濟（大學科研能力強）”，“堅定的價值觀和公民精神”，“擁有眾多創新型初創企業園區”以及“金融體系實力雄厚”在內的鮮明品牌。

別只想著美國，考慮下加拿大？

林凱文表示：“其實加拿大的初創企業做得很好，甚至比美國還要好。”他舉例說，加拿大西部的一家小型初創企業開發了量子計算機技術，不僅獲得了國家創新獎，而且還賣給了美國的NASA。可見當地擁有不少多元的初創企業。根據公開數據，全球前25個創新型初創企業園區有4個在加拿大。除此之外，他認為加拿大在公民精神和價值觀上也要比美國的形象更好。

然而，事實卻是，外商投資對於加拿大的興趣遠遠小於美國，尤其是初創企業。作為加拿大最大孵化器的董事，林凱文坦言自己認識的中國初創企業非常少。這反映了中國初創企業尚未認識到加拿大市場潛力的現實。目前多數企業在擴大規模時只會想到美國，而很少將加拿大作為優先選擇。

一般來說，哪里聚集了越多的初創企業，哪里就越容易吸引資本和人才。為了吸引更多來自歐洲、中國以及美國的投資，加拿大正在參與打通西起倫敦至滑鐵廬以至多倫多及渥太華的創新走廊。而林凱文和他的孵化器團隊也在考慮如何更好推動初創企業，讓他們擁有更好的技術和商業模式以實現經濟規模。“初創企業往往在技術上很厲害，但並不懂市場營銷和稅務規劃，大型銀行可以在這點上給予幫助。”他表示。

一般來說，政府或大型機構也不願意采購新型企業的產品。但他認為，政府應該鼓勵大型機構並連同自己一起更多采購由初創企業創造出的顛覆性產品，以作為扶持。“如果初創企業有政府的采購合同，就可以從銀行獲得貸款。銷售合同本身可以作為抵押支持信用。”林凱文解釋道。

加拿大正在認真考慮加入亞投行

近日，加拿大財長公開表態，加拿大政府正在認真考慮加入亞投行（AIIB）。林凱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也認為加拿大應該加入亞投行，這是個順理成章的動作。我們需要使用多邊主義。”

在當天的演講中，林凱文對新一屆加拿大政府的工作重點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表示，新一屆加拿大新政府的工作將會聚焦三個重點：各項政策的優先順序、本國治理的方法，以及全球事務的參與程度。

具體來說，新政府將會在執政上表現得更加具有代表性，也更加公開、更包容，並且去集權化；在經濟政策上，則會更多關註中產階級和收入的不平衡，長期的基礎設施投資，環境和氣候變化，科技創新以及貿易政策和貿易促進等；在與世界的交往上，會奉行新的多邊主義，支持敘利亞難民，支持對外援助發展及人權，並且支持跨國機構。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最近發出警告稱，加拿大加入TPP（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的後果將會不堪設想，希望加拿大拒絕加入TPP。他認為該協議的嚴重缺陷會使大企業受益，但卻削弱工人的談判能力並犧牲勞工階層。

對於這個觀點，林凱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他完全不贊同。“貿易協定本身是好的事件，能提高世界的貿易流通，是互利共贏的。雖然這不是革命性的協定，但卻是朝著正確的方向在邁進。”他表示，“加拿大應該加入，我也希望未來中國能夠加入。”

期待成為首個與中國達成FTA的G7國

一個月前，加拿大國際貿易部長克里斯蒂婭·弗里蘭（Chrystia Freeland）在訪問中國時明確表示，自從加拿大新政府去年年底執政以來，圍繞加中兩國自由貿易協定（FTA）的對話有所增加。

加拿大現任總理特魯多是加拿大前總理皮埃爾·特魯多的長子。作為上個世紀加拿大歷史上最有影響的政治領袖，老特魯多也是率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並與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的西方領袖。1973年10月，老特魯多正式訪問中國。

林凱文在當天的演講中表示，以此為起點，他期待年輕的特魯多也可以訪問中國，並與中國建立正式的協議。“我非常希望看到加拿大和中國建立自由貿易協定，這樣就會成為G7中第一個和中國簽訂自貿協定的國家。”他認為，中加兩國具有很強的互補性，非常適合共同建立品牌。

最近，特魯多公開表態稱，加拿大要致力於同中國和日本建立關系。

目前，加拿大的經濟也進入了一種新常態。林凱文預計，加拿大今年的GDP增速可能只有1.5%，不到2％。最近加拿大銀行也宣布，今年加拿大經濟的二季度數據呈現疲軟態勢，甚至可能為負增長，但第三季度，他認為經濟將會複蘇，因為山火災後的重建會有利於推動增勢。

與此同時，“美國經濟正在複蘇，這也有利於加拿大的出口。預測加拿大今年將會有複蘇的跡象。”林凱文表示，加拿大的新政府如今不再使用貨幣政策刺激，而是采取財政杠桿和結構性改革的方式，“政府計劃支出300億加元，這筆政府投資可以幫助加拿大實現0.5%的GDP增長。”

林凱文認為，加拿大的基礎資產是好的，關鍵是如何快速擺脫現狀，改變現在的做法。這需要新政府發揮力量，也需要私有企業的參與。“什麽都不做比嘗試新東西的風險更高”，正因如此，如何有力變革並獲得公眾的支持，也成為了加拿大新政府的一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