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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泳三的功過三七開

韓國政局能夠從軍人執政過渡到穩定的文人政府（金泳三自稱“文民政府”），金泳三功不可沒。“對於一個政治轉型中的國家而言，體制建設和政治包容是保持政治穩定的兩個必要因素。金泳三做得很好。”

2015年11月22日淩晨，韓國前總統金泳三因敗血癥和急性心力衰竭逝世，享年88歲。

“對去世的政治家，人家經常說他的功勞是70%，錯誤是30%。這是一種表揚詞。其實，真正值得受到這種客觀表揚的政治家不多。”

在韓國學者李成賢看來，韓國前總統金泳三是真正符合這樣評價的政治領導人。李成賢觀察到，在金泳三去世後，韓國知識分子給予他的總體評價是“肯定的”，也“很溫和”。

11月22日中午，韓國政府舉行臨時國務會議，決定為金泳三舉行國葬，葬禮日期截至26日，為期5天。葬禮期間，韓國政府機關和單位將降半旗表示哀悼。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周邊戰略中心主任周方銀說：“這說明，對金泳三的評價，在韓國朝野總體而言，共識大於爭議。”

金泳三才是韓國的“承前啟後者”

此前，韓國政府只在前總統樸正熙和金大中逝世時為其舉行國葬。金大中在任時，曾推出“陽光政策”，為緩和朝鮮半島南北局勢做出重大貢獻。2000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金大中，以表彰他為朝韓和解所做出的貢獻以及為韓國民主和人權發展所作的努力。

一時間，時人多識金大中。實際上，在周方銀看來，金泳三才是韓國政治、社會、外交發展的“承先啟後者”。韓國政局能夠從軍人執政過渡到穩定的文人政府（金泳三自稱“文民政府”），金泳三功不可沒。“對於一個政治轉型中的國家而言，體制建設和政治包容是保持政治穩定的兩個必要因素。金泳三做得很好。”

李成賢介紹，在韓國人心目中，金泳三對韓國最大的貢獻，就是他對韓國民主發展的貢獻。

1927年，金泳三出生於一個漁民家庭。在青少年時，他就立誌從政。1951年，畢業於漢城大學哲學系後，年僅24歲的金泳三獲得了很高的政治起點：成為時任韓國總理張澤相的秘書。此後，他仕途進展很快，曾以26歲的年齡當選韓國歷史上最年輕的議員，並逐漸成為在野黨領袖。

二戰結束後，韓國經歷了漫長的軍人執政時期。金泳三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中，逐漸成為體制的反對者。

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教授張璉瑰認為，金泳三是在韓國政治生態進行重大變化時的過渡人物。特別是作為在野黨領袖，金泳三同金大中、金鐘泌組成重要的反對派，被稱為“三金”。

1988年漢城奧運會是一次展示韓國國際形象的重要時間節點，在這次國際盛會期間，韓國軍政府對於朝野反對者的民主化聲音采取了溫和的傾聽態度。而漢城奧運會背後的推動者，正是“三金”組合。在盧泰愚軍政府時期，韓國順利修改憲法，規定總統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這次修憲使金泳三在1993年成為韓國第一位民選總統成為可能，金泳三組閣的韓國政府，也當之無愧被稱為韓國歷史上第一任“文人政府”。源於長期以在野身份對韓國民主化進程所做出的一以貫之的努力，當選之時，金泳三在韓國的支持率高達44%。

“樸正熙執政期間，金泳三曾是對獨裁最激烈的批評者。”李成賢介紹，金泳三曾直接寫信給《紐約時報》，以期對美國政府造成壓力，要求美國不要支持樸正熙。“冷戰”背景下，出於反共需要，樸正熙是美國支持的韓國軍政府領導人之一。

清算軍方既得利益集團

金泳三對韓國對另一個重大貢獻，就是反腐。但是，老虎並不容易“打”。這取決於韓國在二戰後形成的特殊政商關系。張璉瑰介紹：“韓國腐敗主要表現為政界和經濟界之間的利益輸送。但這是歷史造成的。日本投降後，日本占領時期的財團被打倒，其所遺留下的大批財產被韓國政府接管。韓國政府通過‘賤賣’這些財產，培植民營企業家，形成後來的大企業家對政府的依賴。”

李成賢這樣評價金泳三“打老虎”的措施：“首先，金泳三在任期間，清算在韓國非常有影響力的軍方既得利益集團，這是非常需要勇氣的決定。第二，金泳三在任期間還采取了金融實名制度，這對韓國以往既得利益集團的打擊很大。”

阻止克林頓對朝鮮動武

如果說金泳三開啟韓國文人政府，主要是國內民主趨勢所致，那麽他在1994年反對美國克林頓政府針對第一次朝核危機采取軍事行動，則更多歸功於其在總統任上獨一無二的決斷力。

1992年，第一次朝核危機爆發。美國發現朝鮮違背《核不擴散條約》，秘密發展核武器，朝方則否認發展核武器。在美韓直接談判三輪未果，國際原子能機構也未能發現相關證據之時，美國提供“證據”，施壓國際原子能機構繼續檢查，朝方隨後宣布退出《核不擴散條約》。朝核問題一時激化。克林頓政府決定於1994年5月對朝鮮采取軍事行動。

在克林頓政府知會此決定後，金泳三堅決反對其采取軍事行動。他判斷，這很可能將引發第二次朝鮮戰爭。隨即，美方宣布將軍事行動推遲到6月。另一方面，隨著美國前總統卡特赴平壤與時任朝鮮領導人金正日會談，推動朝美舉行日內瓦核談判、朝韓舉行首腦會晤。當年8月，朝美在日內瓦談判中就朝核問題和朝美關系達成了《核框架協議》，結束了第一次朝核危機。

周方銀認為，相較於之前的韓國軍人政府，金泳三執掌的文人政府在半島問題上，決策更加獨立，不再一味受美方制約。在張璉瑰看來，金泳三執政時期，朝韓關系沒有再出現僵化、敵對狀態，這為他的繼任者金大中積極推行對朝“陽光政策”，進而實現朝核關系緩和打下了基礎。周方銀甚至直言，是“金泳三和金大中開啟了‘陽光政策’”。

其子也被“打老虎”

在北京大學韓國學研究中心沈定昌看來，金泳三在任期間所提出和實施的“世界化”戰略，則為包括中韓關系在內的韓國對外關系發展提供了積極助力。

“世界化”就是全球化。隨著“世界化”戰略的提出，建交初期的中韓關系獲得穩步發展。沈定昌解釋，中韓關系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1992年中韓正式建交，兩國經貿往來則早在1988年就開啟，隨著1997年3月中韓簽署文化合作協定，雙邊文化交往逐漸增多。至2014年，習近平主席訪韓，中韓“好鄰居”外交成為中國周邊大外交戰略的典範。

如李成賢所言，功過三七分。金泳三上任後“打老虎”，卸任後，其子也成為被打的“老虎”。金泳三在亞洲金融危機波及韓國的1997年卸任，指責聲至今仍然存在。

李成賢評價，金泳三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對國際金融體系的理解和反應不夠完善，惡化了韓國經濟情況。而其曾請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援助,更是被一部分韓國民眾視為接受屈辱援助，一些韓國人直接稱其為“賣國賊”。其因此被迫辭職時，支持率剛剛超過10%。

韓國在樸正熙到全鬥煥執政時期實現第二次經濟起飛，但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經濟、社會矛盾也在不斷積累。到金泳三卸任時，危機終於爆發。“這也給金大中執政後推行經濟改革提供了機遇。” 張璉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