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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召全台》小額長期捐款,是延續的大希望 吳念真.柯一正.簡志忠.李永豐 陪偏鄉學童編織夢想

2015-06-08  TWM


撰文•鄧麗萍

祕密基地的開始,既是一種延續,也是一場新長征。

當二○一一年底「紙風車三一九鄉鎮市區兒童藝術工程」全台巡演完成,紙風車文教基金會董事、圓神出版社董事長簡志忠請紙風車團員出國玩,在峇里島的風光明媚中,簡志忠、吳念真、柯一正和李永豐四位歐吉桑,在午餐時閒聊起來,「接下來要做啥?」「我們來做偏鄉課後輔導。」簡志忠對著紙風車的老夥伴,雄心壯志地說,「在每一個鄉鎮,都設立一個祕密基地!」簡志忠講完,其他三人倏地站起來,李永豐啐罵一聲「×!」一起轉身走掉。

這一步,一旦走了就不能停但到了晚餐時刻,李永豐忍不住嘮叨:「你知道這代誌多大條嗎?」「這一步走下去,就不能停啊!」此時,簡志忠暗笑,「這些蠢蛋又上鉤了!」從峇里島回來後,他們反覆討論非常多次,因為攸關孩子,責任重大。簡志忠比較樂觀,「做了十年、十幾年,這些孩子長大了,在外面工作,說不定會回來幫忙。」吳念真相對悲觀,「我認為還沒看到的事情,都不成事實。這件事只要做下去,責任都必須要扛。」李永豐也有點擔憂,「三六八巡演(紙風車三六八兒童藝術工程)還在進行中,有沒有餘力再去做這件事?」這時,吳念真的腦海裡,浮起一樁舊事:在三一九巡演期間,他曾收到來自西邊靠海偏鄉一位老師的長信。

信裡說,村子裡從沒有這樣的表演,他帶學生看演出,小朋友們很興奮;然而,就像一場晚上的煙火,放完後,這地方還是沒有改變。如同每個偏鄉的困境,很多父母出外討生活都很晚回家,或久久回家一次,孩子不是隔代教養,就是外配的小孩,乏人照料。下課後,孩子們就去廟口或遊樂場閒晃,很容易染上如吸食K他命的壞習慣。

孩子們回到家,功課遇到困難也無人聞問,漸漸地,跟不上進度,學習意願被磨滅。那位老師感嘆自己無從改變這些事實,「他問我們,如果願意的話,是不是能為這些孩子做點什麼?」吳念真一直把這份無奈記在心裡,「對我個人來說,我們都是能力有限的人,我們不是當總統,不是當教育部長。」他感嘆說,像三一九、三六八巡演,已經是很辛苦的工作,到處募款欠下很多人情債,過程中還遭遇到拒絕,以及公部門的冷漠。「我們何德何能,能改變什麼?」這件事,一定要很多人一起做儘管如此,一三年這群「蠢蛋」還是決定投入這場「一旦開始,就無法停止」、比全台鄉鎮巡演更艱難的長途跋涉。他們決定先做出來,讓大家知道他們在做什麼,再匯集所有人的力量做下去。

「我的人生,喜歡一群人做一件事。」吳念真覺得,「一個人做一件事,當你掛掉的時候,這件事情可能就終止了;如果一群人做一件事,你掛掉,其他人都還在。」祕密基地是對孩子的責任與承諾,那是很長遠、很長遠的事。

他們的理念是:用最少的人力幫到最多的孩子。祕密基地的開銷包括課輔老師鐘點費、孩子餐點費、交通費等,每個基地照顧二十至三十個孩子,一個基地一年開銷約八十萬元至一百二十萬元。簡志忠指出,目前協會僅聘兩名行政人員,負責協調全台二十一個據點,讓行政開銷降至最低;募到的錢,想盡辦法要留給孩子用。

簡志忠如此期待著:祕密基地的孩子,如果現在十三歲,十年後,有一個人可以回來教一堂課;十五年後,開始有一個人每月回捐一千元,也許二十年後有一個人可以捐一百萬元……。或許那時候,他們這群發起人就可以安心退居第二線了。

從孩子的第一哩路,到孩子的祕密基地,明知路漫漫其修遠兮,然而,這群歐吉桑卻說:「為了下一代,我們什麼事都願意做。」「孩子的祕密基地」延伸21據點發起人:簡志忠、吳念真、柯一正、李永豐等人

理事長:吳念真

理念:集結民間力量,為偏鄉孩子提供免費課後輔導據點:目前全台共21個據點北部桃園觀音新竹竹東新竹香山中部台中霧峰彰化芬園彰化社頭雲林台西嘉義東石南部台南永康台南楠西屏東長治屏東高樹屏東獅子屏東霧台、原鄉東部宜蘭蘇澳宜蘭冬山花蓮鳳林花蓮萬榮台東延平台東知本

資料來源:快樂學習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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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癌後變熱血大叔 讓台灣更透明有質感 從政治冷感到社運戰將 柯一正

2016-02-08  TCW

十年前,柯一正罹癌,他輕盈看待生病:「當死亡逼近,把它當作生命的轉型,享受活在當下。」 如今他康復了,卻憂心這個國家病得不輕,在各項公民運動中扮演推手。 因為未來十年,他期待台灣重生,變成一個「透明又有質感的國度」。

一月二十三日,「霸王級」寒流來襲的下午,柯一正走到廚房,拿起鍋鏟,小心翻動爐火上的古早味鹹粥,裡面有豬肉、芋頭、蝦米……,還有前一天,跑去迪化街尋覓的蚵乾。

這桶從早上十點熬到傍晚的粥,下午六點送到台北火車站的「一二三無家者人權尾牙音樂會」。柯一正受邀上台,他對在場三百多位街友說:「聽說我是最後一個致辭,所以我講重點一句:請大家,開動!」電影《總舖師》中,柯一正飾演廚藝高超的「蒼蠅師」遊走婚喪喜宴;但這幾年,柯一正很少在銀幕上露臉,反倒是街頭常客。反核四 、大埔拆遷、 太陽花學運、反空汙等公民運動,無役不與。他形容導演這行,是「社會的觀察者加上參與者」。

從冷感到積極

快70歲的他,太陽花學運率先衝立院「以前的柯一正,是寡言、不關心時事的人。」太太劉知容說,柯一正只專注在電影、廣告工作上,有回她在家看新聞,柯一正問:「這是誰?」劉知容很驚訝:「這是行政院長啊!」如今,柯一正不但關心大小社運,甚至還上電視政論節目。

由柯一正與導演吳乙峰、作家小野等文化界發起「反核四五六」運動,一二年起,風雨無阻在自由廣場舉辦,直到一四年馬政府宣布核四封存。吳乙峰說:「大部分經費,都是柯導募款而來的。」「別人生病後開始注意養生,但柯一正生病後,重心卻放在社會運動上。」劉知容說,柯一正在三一八學運當晚,第一時間衝入立法院,她擔心快要七十歲的老人,怎麼能受得了激烈對峙。

那晚,柯一正帶著一本書,爬上議場最高的音控室,「導演的工作就是先勘景。

」在一坪不到的空間,安靜觀察二十四天的太陽花學運,心得是:「這些年輕人教了我公民不服從的課程,他們是我最好的老師。」

淡定看待劫數

才做完化療,又逢火吻十年前,他罹患大腸癌時,以同樣的身心安頓面對混亂局面。「一整排化療躺椅旁吊點滴,各式化療藥劑混合著難聞氣味。我帶著書,插著人工血管,望著天花板發呆,想著,打完點滴要吃什麼甜點……。」「我們在榮總打完化療針,到了漢堡店,我擔心得吃不下,柯一正竟然點牛肉堡加培根, 飯後來客冰淇淋。」劉知容心底驚呼:「這病人未免荒唐、太任性了吧。」最後她還是忍了下來:「柯一正的痛苦我什麼忙都幫不上,就不要在食物上勉強他了。」「在我這個年紀,太多健康的朋友說走就走。人的身體是很脆弱的,你無法控制身體,唯一操之在我,就是尋找自己的幸福感。」面對生命中的不可知,柯一正的名言就是:「如果有一件困擾你的事情,想了五分鐘,還想不出來,那就放下,不要想了,上天自然會處理。」這種五分鐘解憂法,的確讓他屢屢逢凶化吉。

當年他七月發現罹患大腸癌,剛完成第一階段化療,朋友九月在陽明山竹子湖住家幫他辦草地餐會,結果柯一正伸手調整掛在樹梢的煤油燈飾,整瓶煤油從頭淋下……,「等我從廚房衝出來時,他已經在草地上翻滾身軀熄火。」劉知容回憶,柯一正送醫後,臉部二級燙傷,化療被迫中止。

「我們到底有還多少關卡要過?」劉知容沮喪地看著柯一正灼黑的半邊臉,柯一正安慰她:「如果上天要我毀容,那我們也只能接受。」如今驚心動魄的火吻,化為耳後的一小點黑疤,談起這場意外,他笑嘻嘻說:「換膚過,膚質更好了。」

迷糊卻很執著

生活小事記不住 卻憂心國家大事「他是一個單純而浪漫的人,從沒看過他面露憂色。」紙風車基金會執行長李永豐○六年發起「三一九鄉村兒童藝術工程」,免費下鄉演戲給孩子看。他到病床前向擔任基金會董事長柯一正報告。這場預計要走六年的公益活動,柯一正沒有問他,「走得完嗎?怎麼募款?」只說了一句:「那就辦吧!」這項活動,第一階段在一一年底走完台灣三一九個鄉鎮,持續進入第二回。十年來,累計演出五百七十幾場,累計觀眾一二七萬人, 獲得三.七億元募款,成為台灣有史以來規模最大、進行最久的新文化運動。

「蝦米攏袂驚的個性,應該是老天待我不薄,給我一副駑鈍性格。」有一回柯一正穿西裝來公司,同事驚呼:「幹麼這麼正式?」他困惑:「今晚不是要吃喜酒嗎?」翻開喜帖,原來是上星期的事。

「迷糊成為他的優勢,聚會打球,我遲到五分鐘,被念耍大牌;柯一正半小時後現身,大家鼓掌歡呼,好棒喔,你終於找到路了。」吳念真口頭碎念不平,但打從心底,佩服柯一正的寬厚與執著。他稱讚,連續一百周的「反核四五六」運動,到一年內催生「時代力量黨」,讓素人進軍國會,執行力驚人。

「我對政府很憤怒,但對台灣人民是很有信心的。」柯一正說,不管是環境、政治、人權等運動,都要回歸到「公民的自我修煉」。

「如果我們對環境更誠實,就不會發生黑心油問題。」「如果我們不訛詐陸客,他們也會希望中共當局,永遠不要來染指台灣。」柯一正說,台灣是很有機會成為華人世界中,最有質感又透明的國家,這一點,他在街頭上,看到很多希望。

講完國家重生後的新面貌,柯一正拆掉第四包牛奶餅乾,邊吃邊想:「如果要我講個人重生的幸福感,應該是發生在四十歲生日那一天早晨。」生日當天醒來,他問自己:「人生的意義是什麼?」他想起自己的三次死亡經驗。

小學時,在嘉義溪邊洗澡,不會游泳的他,失足落水,「身體在水中翻滾,我沒有開口呼叫,只是張大眼睛尋找亮光處,直到堂哥把我從水底撈起。」初中時,他看到窗戶外面的電纜,伸手一摸,觸電昏厥;高中時,走在鐵軌上,抬頭一看,前方的鐵道員,死命揮紅旗,回頭的剎那,火車呼嘯而過,柯一正被高速氣流吹倒,跌坐鐵軌旁……。

三次死裡逃生的記憶縈繞至今。「每次劫後餘生醒來,發現自己還活在世上, 還有什麼好擔憂的?」想到這裡,他又開心地撕開第五包牛奶餅乾,慢慢咀嚼起來:「享受美好,幫助你關心的人,為不正義的事伸張,這樣的人生況味,應該就是幸福的滋味。」

柯一正幸福小錦囊

困擾的事情,想了五分鐘,仍想不出解答,就放下,交給老天處理。

幫助你關心的人,為不正義的事伸張,就是幸福的滋味。

撰文 / 陳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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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後一哩路 自己決定怎麼走 醫囑現場》當反核導演柯一正 遇上安寧醫師黃勝堅

2016-06-06  TWM

一位是罹癌後,在社運街頭重尋生命力的導演; 一位是從偏鄉到首都,閱歷近六千名死亡的安寧醫師。 一紙「預立醫囑」,讓兩人激盪出生命思辨,透過尊嚴告別的整理, 讓活著的人生更精采、踏實。

柯導的告別式

不要儀式,留幾瓶酒,

給心愛的朋友……

柯一正(以下簡稱柯):先說清楚喔,我不要告別式,簡單即可,骨灰燒完,就撒在家中花園的那兩株龍眼樹,我一直想在樹上蓋樹屋,躺在上面看書。

劉知容(柯太太,以下簡稱劉):這算是植栽吧,但會不會影響殯葬管理法規?(柯導:那就把骨灰偷偷帶回家撒……, 不用報備啦!)法鼓山聖嚴法師交代身後,將骨灰分裝成九小包,不立碑,分散樹葬各區,以免信徒祭拜。當時我們看到新聞時,第一次討論彼此的身後事,聖嚴法師生前推廣樹葬,他用自己的葬禮來實踐給信徒的生命教育,給生者很大的感動。

柯:化成土,回歸自然,生命自有它的循環。

劉:你不要告別式,要先跟你的朋友講,你朋友這麼多,又愛辦活動,萬一大家知道你沒有告別式,可能又用什麼追思晚會名義,把事情搞大……。

柯:那還是通知幾個朋友來家裡就好,也不要什麼儀式了,就把我收藏的幾瓶好酒,拿出來暢飲。我雖然不太能喝酒,但是我喜歡看朋友喝酒開心的樣子。

黃勝堅(以下簡稱黃):講到酒友,我昨天剛去參加一位企業老闆的告別式,擺在遺像前不是香案,而是三支酒杯。

我鞠躬後要走時,他公司的部屬喚住我:「院長,老闆有交代,酒友來,要敬他一杯,才能走。」「威士忌、紅酒、啤酒」三款酒擺在靈堂旁,我當然選最貴的威士忌喝啊。朋友的遺照採電子相框播放,輪流跑著生前最喜愛的三張照片,螢幕上的他,拿著不同的酒杯微笑著,像是跟我們對飲,一如生前的爽朗、豪邁,那種感覺非常好。

生命中,苦難的牽絆如果不是為了你,我會放棄所有痛苦的治療 ……黃:柯導,你十年前曾經罹患大腸癌,現在控制得如何?如果又復發?你會用什麼樣的心態,來面臨生命的艱難?

柯:我覺得生命是非常脆弱的,隨時都可以結束,生命不是自己決定,或是醫師可控制的。(黃:沒錯,什麼時候回去當神仙,是老天爺決定的。)我一直都是隨遇而安,十年前罹患癌症,我也沒有自怨自艾,碰到了,就交給老天爺與醫師來處理。反正我對這輩子,已經很滿意了,人生,沒有什麼遺憾。

劉:當時還沒有反核,他覺得這輩子活夠爽快了,老天爺要收回去,他也沒意見。

柯:是啊,現在是比較有使命感,留下生命,應該要多做些什麼。

黃:你的身體若再出現疾病,你對延命的態度是什麼?

柯:我會聽取醫師的建議,若他有把握治療,我就參與治療,若他沒把握治好,要老實跟我講,不要在醫院耗費太多醫療資源,我自己會計畫餘命的日子。

我不是「生命教材」的模範,十年前得知罹癌時,晚上睡覺前,浮上腦海的對白是:下周去看門診報告,若醫師說:「你只剩九十天生命。」我要怎麼辦?

這個生命課題,三天我就想出來,就是「快樂地去旅行,然後什麼都不做,爽活九十天後,等著老天爺來接你回去……。」結果醫師的答案是:「你要接受四個月化療。」每天在醫院躺椅躺一上午打點滴,那是我最討厭的事情,旁邊病友點滴中,各種化療藥物味道綜合,鑽入鼻內,非常難受。我向醫師要求,不打點滴了,請改藥物治療。醫師也傻眼。

劉:這位病人夠任性吧?醫師說從沒有病人自己更改醫療方式,討價還價。

我們為此大吵一架,因為吃藥的效果沒有打針好,我很焦慮,擔心他放棄治療。

但我知道,身體是他的,痛苦也是他,旁人無法代勞,只能陪伴與支持。後來,柯一正對我說:「若不是因為妳,我對一切治療都嫌麻煩。」黃:有位朋友得了食道癌,治療過程很痛苦,他原本不要,但太太反對。後來他說:「為了展現我對你的愛,我接受治療,但若是撐不過去,請你不要再勉強我了……。」那已經不是個人病痛的治療,而是夫妻互重、互惜的情分了。在那段痛苦的治療過程中,朋友說 :「不知道要感謝?還是怨恨上帝?要不是這場病,我還不好意思對老婆說這種話……。」那一輩的人,示愛都是非常矜持的。

只有死亡將屆,才會想到人生的四道手續尚未完成,就是「道謝、道愛、道歉、道別」,一一走完,人生才算圓滿。

醫囑代理人,重啟信任按鈕死亡,是修補家庭關係的開始柯:我的醫囑代理人是我太太,簽訂後,還要再跟其他親族或子女交代醫囑內容嗎?

黃:法律上,醫療委任代理人條件是配偶或是二親等,任一人擔任,若當事人不找家屬,想找信任的朋友也可以,但我們仍希望在簽署的當下,家人是知情,並清楚你的醫囑主張,親戚才不會在醫療現場,七嘴八舌,意見分歧,讓委任代理人為難。

依照我過去的經驗,建議讓子女或其他家屬知道。有些人說,「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處理。」 但我們還是要拷貝醫囑給子女知道。

我們在台大醫院金山分院的時候,甚至還要給里長知道,若長輩有主張,子女沒參與,會被指指點點,流言蜚語,活人會活得很辛苦,醫療團隊要善盡職責,提醒病人與家屬的溝通。

我們遇過家族會議時,國外的子女拿平板電腦一起參與,透過討論,達到協議。

劉:若是找朋友當醫囑代理人,家屬在醫療現場又翻案、反對,吵起來怎麼辦?

黃:醫療委任代理人不是包山包海 ,僅在你無法執行時,幫你監督醫療團隊有沒有按照醫囑去執行 。現代人家庭關係淡薄,有人不喜歡找家屬參與醫囑制定,但我們仍希望意願人可以找家屬(二親等內) 一起協商,不然這個法律又產生更多問題出來,這不符合我們「預防身心靈受苦」的初衷。

雖然這部《病人自主權利法》是採取美國的個人主義精神,也就是自己說了算,但台灣社會還是比較傾向「家族共決」,我們常規勸意願人,應該把「醫囑諮商」當作「修補家庭關係」的一門課。

我曾經遇過一位腦死的父親,昏迷多時,家中十個小孩陸續到加護病房探望,沒有一個願意簽署拔呼吸器。後來我跟大哥講,「你們家屬都不敢決定,那只有靠不相干的路人甲,也就是醫療團隊幫你爸爸做決定囉?」後來他勉強簽署,隨後其他子女,連女婿都跑來簽同意書(只要一名家屬簽名即生效),大哥「咚」一聲,跪在爸爸床前哭了起來……。

我參加了告別式,才知道這個家族非常富有,因爭產子女早不相往來,爸爸的放棄治療同意書,是大家唯一共同簽署的文件。大兒子說:「父親用生命,教我們認清手足血緣情分。」

堅叔的四點醫囑

我清楚地離去,

避免你受苦地活著

柯:《病人自主權利法》也鼓勵健康的人來簽署嗎?

黃:當然,健康的人要從「無常」的角度來看待死亡。像我的醫囑五年前就簽好了,每年會拿出來修訂一下。

四項主張分別是:「我的最後一程是死在金山醫院(現在改在市立聯合醫院)」、「骨灰植存」、「不要以植物人的方式存活」、「六十歲以後不接受器官捐贈,我不願意兒子因器捐,讓身體承受損傷的風險。如果我必須接受器捐才能活,我拒絕,應該把器官留給年輕人用。」我跟太太說,我若不決定,受苦的是妳, 我不要把外面的壓力,加諸在親人身上。預立醫囑,先把外在狀況解除,大家活著比較沒負擔。

劉:簽醫囑對我們而言,比較沒爭議,若碰到醫療極限,啟動臨終不急救,倒也乾脆。艱難的是,罹病初期,四處求醫的無助,還可以活多久?是不是還有其他治療方式?這都是醫師才能判斷的?病患與醫囑代理人要何時啟動「放棄治療」的按鈕?

黃:通常末期病人,是指生命週期僅剩半年到一年的患者,醫師應該主動告知病情,醫病關係中,訊息要對等。

常常在家庭會議上看到,病患的問題不清不楚,醫師的回答模模糊糊,我都會急著跳出化身為家屬,關於「是否繼續治療」對醫師提四個問題:「治療下去有什麼好處?」「治療的風險是什麼?」「治療後,會不會更痛苦?」「因治療而延長的生命品質是什麼?」例如:鼻胃管插上去,可以延長三個月壽命,但卻得臥床,這些醫師都要說明清楚;若這位醫師沒有把握,家屬就不要做治療,或是再找其他團隊諮詢。

柯:舉棋不定的醫療諮詢,是最折騰人的,她的生命觀,就是一直救一直救……。(望向太太)我家的狗,就有轉過十家醫院的紀錄。

黃:夫人對寵物的生命觀?

劉:(笑)因為我家狗狗命運多舛,有一回生病了,第一家獸醫驗血說沒事;隔兩天沒好轉,我又送第二家獸醫,照X光,說是長骨刺,得去大醫院診治;回家後,我又看了牠表情怪怪的。

隔天,我送去台大(動物醫院)準備開刀時,醫師突然問:「要不要再驗一次血?」結果,牠不是骨刺,而是得了「焦蟲病」,後來緊急輸血,才救回一命。

「如果沒有再驗一次血,我的狗是否就回不來了?」這種經驗一直牽引著我。

柯:(驚)所以,你千萬不要把我送十幾家醫院。

劉:對,柯一正很怕我給他送十家醫院,很怕麻煩人家,被長期照顧,如果病情是不可逆,那當然就不用救了。但像漸凍人霍金博士也是不可逆的病情,在別人照顧下,他還是做出很重要的學術貢獻啊!

柯:霍金腦袋還很好用,但我的腦袋不管用。

黃:對於病情不可逆的病患,我們有三大治療原則:「尊嚴、高興、舒適」。肺癌末期的病人想哈一支菸,醫師給不給?當然給啊,難道那時候你還要對他做衛教健康宣導嗎?

我曾遇過肝硬化末期的病人,要求喝啤酒,他的弟弟緊張地跑來問,我馬上叫護士買一打。醫院間交頭接耳:「只有安寧病房的醫師敢讓病人喝酒」。

弟弟幫他拍下暢飲的笑容,三天後,人往生了,弟弟跑來致謝:「南部的媽媽,看到哥哥拿著酒杯開心的照片,相信兒子是離苦得樂,到天上當菩薩了。」

金山阿嬤給醫師的一堂課

自然死亡,是平靜的凋零黃:柯導對「做神仙」的場所,有沒有主張?

柯:我最喜歡的日劇《風之花園》就是探討死亡,劇中男主角罹癌,返回北海道老家待死,最後的日子,他躺在客廳,周遭布滿花朵,沖淡身體衰敗發出的氣味。

若在醫院中,花可能被認為是過敏原,應該不會讓你擺在床邊吧。

劉:我們就選在家裡吧。

黃:我四歲時,初次遇到死亡經驗,也在家裡,就是我阿公。

他躺在家中等死,醫師幾天才來巡視一下,也沒做什麼積極治療,鄉下地方,他就這樣安詳地走了。

等我當醫師時,在急診處看的都是「加工後的死亡」,因為醫學的進步,患者在醫院,死亡前都已經套上各種維生儀器,瀕死者喘不過氣來,用加壓氧氣罩套上去,氧氣濃度開到最高,氧氣罩摘下時,口鼻間都烏青、脫皮了,如同蓋上一記死亡的印章,令人難受。

我在台大醫院金山分院推廣在家安寧時,有一天,到宅探望的醫師緊急打電話:「院長,怎麼辦?阿嬤量不到血壓,但卻意識清楚,這是什麼狀況啊?」我也很驚訝,因為我們在醫院對死亡的判斷是儀器上的「數字管理」,量不到血壓數字,怎麼判定生命跡象?

後來,我趕到阿嬤家,她笑咪咪說:「醫生,真多謝你這些日子照顧,我要返去做仙(往生)了……。」傍晚,阿嬤辭世了,原來,自然死亡是如此平靜的凋零,這種狀態是我們在醫院看不到的,當時,我向天上的阿嬤說:「謝謝您,給我們醫師上了一堂課。」黃:柯導要不要器官捐贈?或大體捐贈?

柯:好啊,骨灰除了撒在家裡龍眼樹下,可以幫我撒在海邊嗎?

黃:如果你有此需求,我們可以幫你圓夢……。

劉:(搖手)他這輩子不需要圓夢了,想衝立法院就衝,想上街頭就去,人生沒有遺憾了。

柯:有啊,我想去當不老騎士,騎車環島,就被拒絕。況且當大體老師後,教學團體還會幫忙處理骨灰,你又可以省一筆火化費。

劉:你喜歡就好……。

柯:我要選擇樹葬,不要告別式喔!

劉:到時候,一定會有上百通電話打給我,你的朋友又會想幫你辦追思音樂會……。

撰文 / 整理•陳玉華、楊明方 攝影•攝影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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