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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麥肯錫:今年最好的18本商業書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103354

英國《金融時報》和麥肯錫開出了本年度最佳圖書的書單。本年度最具爭議性的兩本書,Thomas Piketty的《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和Michael Lewis的《Flash Boys》位列其中。(更多精彩財經資訊,請到各大應用商店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Piketty的新書是關於不斷深化的社會不平等。該書最初由法語發表,2014年出版的英語版令其獲得了更多的關註。Michael Lewis的新書中關於高頻交易者操縱了市場的內容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

其他書本還包括Nick Davies的《Hack Attack》,該書對默多克的英國電話竊聽醜聞進行了深入的調查。而Lord Browne的新書《The Glass Closet》對LGBT人群為何依然在工作場所隱瞞性取向進行了分析。

Erik Brynjolfsson和Andrew McAfee的新書《The Second Machine Age》主要介紹了對未來新科技的展望。

Walter Issacson的《The Innovators》介紹了數字革命背後的人們。Julia Angwin的新書《Dragnet Nation》則對數據的陰暗面進行了分析。

Ed Carmull的《Creativity,Inc》針對創業和管理提供了獨到的見解。

風投家Ben Horowitz的《The Hard Thing About Hard Things》介紹了如何創立一家企業。

榜單上還有不少書籍介紹了金融危機的起因和結果。

Ian Fraser的新書《Shredded》介紹了蘇格蘭皇家銀行在金融危機中的心路歷程。而Charles Calomiris和Stephen Haber的《Fragile by Design》試圖尋找銀行業危機的根源。

Atif Mian和Amir Sufi的《House of Debt》解釋了經濟衰退的原因。而Diane Coyle的《GDP》介紹了人們對這個數據存在的誤解。

最後,Howard French的《China’s Second Continent》介紹了中國在非洲不斷擴大的影響力。

以下為完整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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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社評:歐洲須重新思考國防戰略

來源: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5219

2014年03月12日 14:45 PM

FT社評:歐洲須重新思考國防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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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EU)各成員國必須聯合遏止在軍事力量上的集體衰落勢頭。多年以來,北約(Nato)和美國政府的高層已屢次發出這樣的呼籲,他們抱怨稱,歐洲政府為應對經濟危機,過快地削減了國防預算。

近期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對烏克蘭的幹預,讓上述那些擔憂得到了更多共鳴。俄羅斯對克里米亞的實質上的吞並,讓歐盟面對一個關鍵的戰略選擇。歐盟各國政府需要反思,它們是否還能繼續不計後果地削減軍力。

歐洲的國防近年來成為一個令人焦慮的問題,有兩點原因。首先,美國依然是西方聯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它正把註意力越來越多地集中在中國崛起帶來的戰略挑戰。而日本和韓國還指望美國加大安全保障力度,幫助它們抗衡中國。但五角大樓也在縮減經費,使得美國力有不逮。

其次,華盛頓要求歐洲增加國防經費,歐洲的回應卻軟弱無力。在去年一次峰會上,歐盟領導人不鹹不淡地說“國防很重要”。但整個歐盟的軍費從2008年的2000億歐元,縮減至現在的1700億歐元。一些政府加強了軍事合作,尤其是英法之間,這有助緩解軍費削減的影響,但效果甚微。

面對俄羅斯對克里米亞的幹預,歐洲應該告別隨波逐流的安全政策。清楚的是,無論美國還是歐洲都不會對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行動做出軍事回應。但這場危機帶來了一個巨大風險,就是俄國政府將更加堅定一種想法:歐盟成員國對俄國入侵歐洲東部邊界的態度仍然含混不清。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歐洲政府應該仔細考慮如何維持國防經費。這對歐洲兩個軍事大國之一的英國來說尤為重要,從2010年以來,英國國防開支按實際值計算已經削減了8%。下一屆英國政府——無論是哪個黨派上臺——幾乎肯定會進一步削減國防開支,在2015年後更會大力裁減常備軍。各位政界要人應在明年舉行選舉前聲明,他們不會這麽幹。

各國政府還應重新審視自己的軍事理念。尤其是德國,該國在安防問題上的不情願態度,在利比亞沖突中顯露無遺。德國總統約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近日在演講中提到,德國在國際安全問題上“應該作出更實質性的貢獻”。這番話現在應當引發一場更深層次的討論,促使德國拿出更自信、更負責、與自身經濟地位更匹配的對外政策。

如果俄羅斯越過烏克蘭,朝著其他地區——比如說波羅的海三國——繼續進犯,那麽北約成員國受協議約束,必須做出回應。如果這一幕真的發生,那麽美國將依據北約憲章第五條,前往援救自己的北約盟國。但歐洲領導人必須清楚表明,他們會不遺余力地維護北約聯盟的牢固。這意味著他們要向美國證明,美國對北約的貢獻不會被視為理所當然。

美國前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Robert Gates)曾在2011年警告過歐洲削減軍力的危險性。他說:“一些國家在自身防禦問題上顯然無意做一個認真並且具備能力的夥伴,美國也就越來越沒有意願把日益寶貴的經費花在維護這些國家的利益上。”克里米亞事件後,這樣的警告不容忽視。

譯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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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社評:經濟學課程須與時俱進

來源: 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58455

2008年全球經濟崩潰時,人們列出了一份長長的“罪犯”名單,愚蠢的監管機構、貪婪的銀行家和不負責任的次貸借款人都在名單之列。如今,經濟學這個乏味的學科自己也被送上被告席,各方對經濟學家為何未能預測金融危機的到來進行了許多反思。這場辯論的後果之一是,經濟學學生正要求改革教學大綱,他們認為現行教學大綱維系了一種自私的資本主義,而且被抽象的數學所支配。看上去這些學生的願望會得到滿足。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設計的一份新教學大綱正在試點。這是好消息。

維護現狀者發起了反擊。他們指出,有許多非正統的經濟學思想家。深入挖掘,你就會發現許多關於銀行擠兌、不穩定信貸周期和非理性市場的學術論文。人是自私的,企業追逐利潤,這並非經濟學的錯,而是人性使然。準確地預測未來,對任何學科都是不現實的考驗,更何況一種包含無窮人類互動的學科。

但批評者的基本論點是正確的。對於一門如此註重研究世俗行為的學科,不考慮時代背景的抽象太多,對真實世界待事件關註太少。經濟學課程往往從研究理性人如何與理想市場互動、如何產生對每個人都最有利的結果講起。隨著課程的深入,經濟學才開始講述真實經濟行為的擰巴和反常特徵。隨著學習的深入,這門課程越來越註重數學上的優雅。當更醜陋的真實世界闖入時,唯一引發的問題是:沒錯,實踐中確實是這樣,但這在理論上說得通嗎?

對理論的這種偏重讓經濟學對關鍵時刻的難題無動於衷。現任印度央行行長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在2005年曾警告稱,金融創新已成為不穩定的源頭。當時,人們對他的論文不屑一顧,稱其“有點兒盧德主義(反對技術進步——譯者註)”;他關於加大對銀行的審慎監督的呼籲被忽視了。

幸好,將經濟學教學引入真實世界,並不需要發明任何新奇的東西。我們需要的只是在教學大綱中增加經濟史內容的份量,並對那些非正統經濟學思想家給予更多關註,比如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甚至(沒錯兒)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教師必須重新建立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聯系,比如心理學和人類學,因為這些學科能夠解釋一些經濟學無法解釋的現象。經濟學教授應當將關於不完美競爭(以及人在不確定的情況下會如何行為)的研究作為課程的起點,而不是後續思考的內容。

數學模型的地位應當得到保留,只要不太過死板地對待模型結果。然而,央行迄今使用的很多數學模型忽視了金融領域是不穩定的一個源頭。修正這一點將讓模型變得更加復雜。數學含量會更高。

金融危機過後,經濟學課程突然變得熱門起來。曾親眼目睹全球經濟跌落懸崖的新一代學生,受不了關於市場智慧的不痛不癢的教條。對於這門迄今高估純粹主義和確定性的學科,他們要求多一些兼容並蓄,多一些謙遜。把經濟學當做一門關於永恆定理的學科來教授是行不通的。倡導學習經濟學的人必須銘記,經濟學的核心是關於人類行為的,而人類行為意味著混亂和無序。

譯者/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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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被收購背後:培生不堪財政重負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7/4659836.html

FT被收購背後:培生不堪財政重負

一財網 潘寅茹 2015-07-24 12:57:00

對於培生集團而言,之所以要將旗下的老牌財經大報出售,除了集團業務的轉型,即向教育領域深入探索外,還不乏在財務上的壓力與困境。

昨夜今晨,英國“百年財經大報”《金融時報》(FT)再度易主。老東家出版公司培生集團(Pearson)以8.44億英鎊(約合13億美元)的價格將其出售給日本經濟新聞社。後者為全現金收購。

培生集團隨後確認,其所出售的業務中不包括集團在《經濟學人》雜誌中持有的50%股份。

在最近一周內,包括德國出版巨頭斯普林格集團、英國的通訊社湯森路透、美國的彭博新聞社都被認為是《金融時報》下一任東家的有力競爭者。即便是在交易達成前一刻,很多外媒還認定《金融時報》將花落德國出版巨頭斯普林格集團,但最後卻是在歐美知名度不高的日經新聞社在這場競購混戰中勝出,著實讓人大吃一驚。

“我對攜手《金融時報》這個世界上最負盛名的新聞機構感到非常驕傲。”日經新聞社董事長兼社長喜多恒雄稱,“我們擁有共同的新聞價值觀。”培生CEO 約翰·法倫(John Fallon)隨後在聲明中表示,培生集團對能擁有《金融時報》近60年倍感榮幸。

至於出售《金融時報》的原因,法倫表示,在移動以及社交媒體爆炸性增長的當下,培生已到達了媒體業務發展的轉折點。在新環境中,確保《金融時報》繼續盈利和成功的最佳方式便是讓其歸屬於一家全球性的電子新聞公司。

考慮到雙方還有些管理制度方面的調整等因素,收購將在今年第四季度全部完成。

養不起不如賣了

對於培生集團而言,之所以要將旗下的老牌財經大報出售,除了集團業務的轉型,即向教育領域深入探索外,還不乏在財務上的壓力與困境。早在2012年,就有傳聞培生集團將出售《金融時報》,但隨即被其高層否認。

據英國發行量審計局(Audit Bureau of Circulation)公布的數字顯示,《金融時報》的銷售額從2008年至今一直在走下坡路。以2008年的數據為例,當時工作日期間從英國報攤上售出的《金融時報》總量約在9.2萬份,2010年這一數字下降為6.6萬份,今年截至5月,這一數字僅為3.6萬份。

《金融時報》紙質版銷量

同時,發行量審計局還分析了紙質版《金融時報》銷售的組成。除了報攤銷售,還包括個人訂閱、公司訂閱以及折價出售。但發行量審計局預計,今年這幾部分的銷量不高,比如,個人訂閱部分僅為6000份,公司訂閱為4000份。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查詢培生集團的財報中發現,2014年,培生集團凈利潤從2013年的5.38億英鎊下跌至4.7億英鎊。而經過調整之後的運營利潤在不包括重組成本的情況下下跌5%,至7.2億美元。培生集團的數據還顯示,去年《金融時報》的銷售額在3.34億英鎊,僅為整個集團利潤貢獻7%不到。

在2014年財報中,結合紙質版和網絡訂閱,《金融時報》的訂閱量還是呈上升趨勢,但相比互聯網對紙質版的沖擊,網絡訂閱產生的利潤占《金融時報》總利潤的70%。去年紙質版核網絡版的總訂閱數量為72萬份,而紙質版僅占22萬份不到。

為了進一步維持現有的訂閱量,培生集團也不斷在《金融時報》業務板塊創新,比如開發各種相關app,以期吸引更多讀者,彌補紙質版訂閱量的下滑。在集團自身每況愈下的財政壓力下,還要維護《金融時報》高成本的運作,對於培生集團而言,多少顯得有些力不從心。至少在培生集團看來,與教育培訓相關產業的連錢速度更快。

此外,伯恩斯坦(Bernstein)研究公司的分析師阿斯佩西(Claudio Aspesi)指出,《金融時報》還存在龐大的養老金赤字問題。盡管《金融時報》本身並沒有透露具體的赤字數額,但阿斯佩西認為這一數字不下百萬英鎊,這也是在此次交易中,培生集團要求日經全額現金支付的原因之一。

未來何去何從?

接手《金融時報》的日經新聞社之後將如何布局,目前尚不可知。不過,在交易達成的一刻,就有人驚呼,日經用8.4億美元收購銷售額僅在3億美元左右的媒體,值得嗎?至少這筆交易對培生集團的股東而言是個利好。當天消息出爐後,培生股價上漲1%。

2013年7月以來培生股價

有分析認為,日經之所以此次大手筆收購《金融時報》體現了其“走出日本”,進軍英語市場的雄心。的確,在英國,日經並不為多數讀者所知。這家土生土長的日本媒體是日本全國第一大財經新聞大報,擁有140年歷史,比《金融時報》127年的歷史還要長13年。其日均發行量在300萬份左右,網絡訂閱量約在40萬。盡管日經新聞社在發展進程中將觸角伸及廣播、大數據服務等,但數據顯示,去年的凈利潤約為8000萬美元,與2013年相比下滑10%。

為了拓展國際市場,增加非日本籍的用戶,2013年,日經就創辦了英文版的《日經亞洲評論》(Nikkei Asian Review),其載體為網絡版和紙質雜誌。

但在互聯網時代,紙質閱讀受沖擊是普遍的現象,日本媒體業也不例外。因此,許多日本新聞媒體的主編和出版商都擔心,所在的媒體缺乏應對互聯網時代挑戰的數字化技術。因此,日經此次收購《金融時報》某種程度上也是學習後者在互聯網時代生存的技巧。畢竟,網絡訂閱產生的利潤占《金融時報》總利潤的70%。

交易落定後,《金融時報》內部也引發軒然大波。在與員工進行的電話會議中,法倫反複強調,相信日經會尊重編輯的獨立性等《金融時報》固有的原則。不過,一些專欄作者也很樂觀地應對即將到來的變化。專欄作家愛德華·盧斯(Edward Luce)就第一時間在推特上寫道:“日本,現在是我最喜歡的國家。”

編輯:仇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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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立群釋疑FT主筆:亞投行怎樣對腐敗“零容忍”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11/4710409.html

金立群釋疑FT主筆:亞投行怎樣對腐敗“零容忍”

一財網 王蕾 2015-11-11 21:13:00

“在亞投行,會設立一個監管部門,負責監管部門的這個人在中國人當行長期間,不會是中國人。而且此人一旦上任,就不會被無辜卸職。”

11月9日、10日兩天,在倫敦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金融合作會議上,眾多與亞歐金融合作、“一帶一路”亞歐新合作契機、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G20新議題等相關的熱門話題被各路專家熱烈討論。

會議第一天下午,一場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候任行長金立群與英國《金融時報》副總編、首席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之間展開的對話吸引了不少與會者和媒體的眼球,席間時而針鋒相對,時而風趣幽默,場內不時響起掌聲,甚至大笑聲。

比如,金立群說,沃爾夫的專欄他一篇不落,而沃爾夫則打趣說,那我以後言辭需要更加謹慎。在現場的《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記下了不少精彩的對話片段。

西方準則不是國際最佳準則

沃爾夫:為什麽要成立這樣一個銀行?

金立群:我們相信,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建設起到巨大作用,而且可以幫助脫貧。1980年,當中國決定加入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時,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只有270美元。對於一個有著5000年文明的國家,這是一個多麽令人感到尷尬的事實。

正是因為改革開放,我們向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學習經驗,我們決定通過借貸,大量借貸,我們沒有把錢投入到消費領域,而是投資到了基礎設施建設上。在大約15年的時間里我們建設了很多道路、港口、鐵路、能源工廠等。

從1995年起,中國經濟開始騰飛。由此經驗,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基礎設施建設是脫貧致富發展經濟的關鍵。這是我們為什麽要設立這樣一個銀行的原因。我們希望幫助發展中國家脫貧致富,保護環境,改善民眾生活,中國領導人希望建立這樣一個新的金融機構,建立一個盡可能代表高標準和準則的銀行。

但是要說明的是,所謂的最佳準則並非西方標準的準則,而是全球各個角落的國家共同創造的一個國際準則。這個國際準則,是由過去50年全球各種發展經驗而得出的,中國是其中之一。西方世界對全球經濟做出了貢獻,請註意,我們亞洲國家同樣為之付出很多。

沃爾夫:你所謂的“國際最佳準則”如何定義?

金立群:所謂的“國際最佳準則”,基本上是老生常談。很多人在說,但是並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說什麽。在我看來,所謂的國際最佳標準,是集合了全球各國的發展經驗。硬指標包括:快速增長,成本控制,決策制定和實施發展過程的參與性,環境保護等。

沃爾夫:亞投行的工作語言是什麽?

金立群:很抱歉地說,英語是唯一工作語言。

沃爾夫:這對於一個設在總部設在北京的銀行有點尷尬嘛

金立群:不會啊。你知道現在在中國有多少人學英文嗎?有6億中國人在學習英文。我不得不遺憾地說,很快他們的英文比你都說得好。(與會者大笑) 我希望你不會感到受到了傷害。(與會者鼓掌)

如何對待腐敗問題?

沃爾夫:所有大的國際金融機構都面臨著腐敗問題,你會如何處理這類問題?

金立群:這個銀行的核心價值,可以以三個詞來概括:精幹、廉潔和綠色。精幹指的是,我們不會建立一個巨大的官僚體系,會是一個精幹的員工隊伍,對腐敗行為零容忍。我將是亞投行的行長,你對此有什麽疑問嗎?

沃爾夫:對你,我沒有疑問。

金立群:不是對我,是對這個銀行。

沃爾夫:那要走著瞧。

金立群:好吧。

沃爾夫:我曾經在投資銀行工作,我知道那里的事情是怎麽樣的。

金立群:我告訴你,我曾經就職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我負責的部門從未出過一件腐敗案,因為我規定了紀律,設立了規章。在我到財政部當副部長的時候,有之前的部下來感謝我,說因為有我,他們中沒有人入獄坐監。因此,制度是關鍵。

在亞投行,會設立一個監管部門,負責監管部門的這個人在中國人當行長期間,不會是中國人。而且此人一旦上任,就不會被無辜卸職。再有就是亞投行要推廣綠色環保,基礎設施建設非常好,而其對經濟和社會貢獻的意義,只有在堅持環保的前提下才能實現。

亞投行如何做到綠色環保?

沃爾夫:能不能請你定義你所說的基礎設施主要包涵哪些內容?而你說到了綠色環保,事實上,動力改造和交通系統等,這些都是需要消耗大量能源的項目,你怎麽來保持綠色環保?

金立群:我希望能夠借此機會來向大家介紹我們所定義的基礎設施建設。在我們與參與國簽訂的協議中,明確指出,所謂的基礎設施建設是廣義的,除了基礎設施,還包括更廣泛的生產領域。

我們不希望把自己框在一個很狹隘的定義內。可以是能源,包括動力的生產、改造和傳輸。可以是交通,一般的城市道路、郊區道路、高速公路、鐵路、高速鐵路、海港、空港。城市生活方面,包括供水、廢物廢水處理、大型城市交通系統還有其他生產部門。有人問:那麽什麽是其他生產部門呢?我說其他生產部門就是其他生產部門。(與會者笑)

沃爾夫:那你是指整個經濟的概念?

金立群:你可以超越基礎設施實體本身來看這個問題,比如醫療、教育,甚至是規章制度和政策層面的改善。我們必須有足夠的雄心去做一些可能10年,20年以後才見效的事情。舉一個例子, 如果沒有海關等政策層面的和諧合作,在兩國之間建設道路或鐵路系統是行不通的。因此我們希望是政策的和諧連接。當然,在最初的幾年,我們會集中在實體的基礎設施建設上。

1000億初始資金怎麽投?

沃爾夫:作為一個向基礎設施建設發放貸款的銀行,亞投行僅僅是貸款給國家主權級項目,還是推廣到私人企業和個人?

金立群:我倒是想問問你的看法?是僅僅和主權項目打交道嗎?

沃爾夫:我的回答是不僅僅。

金立群:我同意你的觀點。我想我們可以和任何機構進行合作。

沃爾夫:你說亞投行有1000億美元的初始資金,你可以放多少款?如何運作?

金立群:我們嘗試一點創新,亞投行初始的資產負債比是1比1,也就是說1美元資產對應1美元負債,最高可以達到1000億美金。但這是非常小的數字,是杯水車薪。如果你去看一下基礎設施建設的巨大需求,在將來的10年里,就有8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缺口,因此這是遠遠不夠的。

因此亞投行希望通過杠桿撬動我們的資本金,為更多的私有企業提供更多的投資機會。而且,我們可以與世界銀行、歐洲複興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共同合作。

這個1比1的資產負債比只是初期,我們從歐洲投資銀行那里借鑒來經驗,隨著銀行日漸建立起較為紮實穩固的基礎,等到這個銀行具有非常健康的資本金率。當評級機構給於良好的評級結果,這個負債比可以達到1比2.5,也就是說,不需要追加資金,我們的放貸總額相當於可以達到2500億美元。到那個時候,可能就是另一個世界銀行的規模。

亞投行願意承受的風險有多大?

沃爾夫:AAA評級對你來說是不是很重要?

金立群:當然很重要。

沃爾夫:那你對貸款人設立了怎樣重要的標準?亞投行能承受的風險程度是多高?

金立群:我運作的是一家多邊發展機構,我的責任就是要設法得到AAA評級並維護這個評級。因此,相對來說,我會比較保守,如果我以私人企業的身份來運作這間銀行,那我不會做的。我不會介意是AA或者怎麽樣。如果你要保證獲得AAA評級,你不得不控制業務發展,但是從這些評級公司和這些政府股權人的心理上來看,還是必須謹慎行事的。

沃爾夫:請介紹一下你們的貸款,有什麽條款和條件限制。是優惠貸款還是完全市場化的條件下放貸?

金立群:如果我們能夠拿到AAA評級,我們的籌資成本和世界銀行等其他同類銀行差不多,貸款的條款和條件基本上也很相似。然而,必須註意的是,或許籌資成本差不多,但是運作成本會較低。我們覺得項目運作的效率更重要。

沃爾夫:亞投行的雇員規模會是多大?

金立群:我們銀行大樓有3萬平方米的面積,可以容納700人的專業團隊,這個容量可能對將來的4、5年來說還是不夠的。因此,感謝北京市政府對亞投行的支持,我們為亞投行設計了幾棟樓,總面積達23萬平方米,這個辦公規模亞投行發展100年也足夠了。我們不存在分散辦公。大概是5000人吧。但是我們必須擁有3000億美元的資本金。

沃爾夫:對於美國和日本沒有加入亞投行你怎麽看?你覺得他們很愚蠢嗎?

金立群:對不起,你要小心選擇你的用詞(全場大笑)。我從來沒有說過他們愚蠢。讓我告訴你,從一開始我們就邀請美國和日本加入亞投行。我很理解,對於中國來說,去發起這樣一個銀行,肯定會有一些反對聲和疑惑。對管理方式、政策制定、標準和準則等產生懷疑,我非常理解這樣的擔心。

我們沒有過激反應,我認為應該給出更多的時間來給他們自己進行判斷,我們從來不介意(美、日沒有加入)。現在已經有57個國家加入到亞投行,如果這些國家不認可這將是一個21世紀水準的銀行,它們怎麽可能加入?這是不可能的。

當然我也很理解,對於有些國家出於自身的考慮暫時不願意加入。我要說的是,加入亞投行的門依然敞開,只要接受由57個起始成員國制定的條件和規則,任何國家都可以隨時加入。我不想你認為我對人不夠善良,對於一個一次次主動邀請對方去參加舞會,但被一次次無情拒絕的人來說,這種情況是不公平的。

沃爾夫:如果有人問你,亞投行雖然是有很多成員國,但實際就是中國在運作,你會怎麽說?

金立群:25%的股權屬於非地區內國家,75%的股權屬於亞洲國家,包括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當你所在的歐洲,只有25%的股權,你覺得舒服嗎?因為中國是亞投行發起國,中國就應該擁有多數股權,如果你覺得不舒服,你認為你被“劫持“了,那你最好不要加入。當你看到所有的程序,了解了所有的政策條款,肯定會讓你增強信心。你如果不相信我說的,那就走著瞧。

沃爾夫:不管我信不信,我的工作就是要抱有懷疑的態度對待事物(與會者笑)。但是我覺得你說得都很重要也很有趣。

金立群:我非常喜歡你的懷疑論,你越懷疑,你就越感到失望,這就是為什麽我喜歡你的懷疑論的道理。(與會者大笑)

沃爾夫:我不會失望,而是會很高興。

編輯:方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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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調查:揭開ISIS財政真相

來源: 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65304

西方情報評估顯示,轟炸“伊斯蘭國”組織(ISIS)的石油基礎設施將不足以削弱聖戰分子戰爭機器的資金來源。ISIS經濟的規模和復雜細節正變得清晰起來。

以美國為首的聯軍上周歡呼打死ISIS財務主管阿布•薩拉赫(Abu Salah)。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周一稱贊打死薩拉赫的行動,稱其為協同努力的一部分,這種協同努力的目的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狠地”打擊這個聖戰集團及其領導層。

但在英國《金融時報》對ISIS財政展開的調查中,多名高級情報官員和外交官都表示,在無意捲入地面作戰的情況下,很難阻止ISIS向其核心行動輸送資金,以及向構成其軍事力量主體的逾3萬名作戰人員支付薪水。

聯軍的一名情報官員表示,據估計,ISIS擁有足夠儲備和靠得住的收入來源,可在目前水平上維持三年的軍事行動。這名官員承認,當聯軍在2014年10月開始轟炸時,相關評估是ISIS將在12個月內開始感受到財政緊張。

根據文件和對數十名ISIS前指揮官、ISIS地盤內的伊拉克和敘利亞官員,以及聯軍外交官的採訪,英國《金融時報》對ISIS的資產負債表作出了自己的評估。

調查發現,在過去一年裡,這個聖戰恐怖組織從掠奪、沒收(往往以牽強的宗教說辭為藉口)和稅收獲得的財政收入,幾乎和石油(其主要資金來源)一樣多。在聯軍上月開始空中打擊ISIS油井之前,該組織估計每年從石油賺取高達4.5億美元。

英國《金融時報》的分析顯示,ISIS每年的總收入接近9億美元,其中約三分之二被投入它的戰爭機器。

但其核心戰鬥力量——主要由“哈里發”的外國應召者組成——每年僅耗資2億至2.5億美元,突顯這個聖戰恐怖分子能夠承受對其財政收入的沈重打擊。

ISIS每月要向核心作戰人員支付大約2000萬美元,還要向當地作戰人員和輔助人員支付1500萬至2000萬美元。聯軍情報官員的估算各不相同,但多數都認為,核心力量的人數至少有3萬,還有共計5萬至7萬的當地成員、輔助人員和兼職力量。

據美國和歐洲情報官員分析,通過掠奪和洗劫他們在伊拉克和敘利亞攻占的城鎮,聖戰者積累了逾10億美元儲備。

近幾個月有很大一部分收入來自聯軍很難在避免平民傷亡甚至人道主義災難的情況下進行破壞的來源。

ISIS的外國作戰人員每月獲得至多150美元的基本工資,外加各種福利——從每月200美元的移民獎金、戰利品,到妻子和奴役女性的津貼。

據ISIS地盤上的作戰人員介紹,平均而言,這相當於每月收入約800美元。

ISIS的其他優先支出領域包括其內部安全機器,主要是道德警察hisba和秘密警察amniyat。英國《金融時報》調查顯示,ISIS在內部保衛上每月支出高達1500萬美元。

其它政府職能領域,如醫療和教育,每月總共得到的經費不到1000萬美元。

譯者/何黎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175816

Lunch with the FT: Guo Guangchang


2014.11.14
Over vegetarian food, the billionaire behind China’s biggest private conglomerate talks about Cultural Revolution-era cuisine, learning from eastern and western sages, and what tai chi and investing have in common
W
hen a rich Chinese businessman is about to enter a room, my radar usually picks it up well in advance – the give-away is the sound of underlings tripping over themselves in the corridor to get out of the great man’s path.
But there’s no scurrying and kowtowing before Guo Guangchang arrives for lunch in the management canteen of his headquarters at the unfashionable end of the Shanghai Bund. Suddenly he’s just there, a slight bespectacled man looking like a cross between a librarian and the migrant worker he might have been – if he hadn’t built an $8bn conglomerate.
Guo Guangchang illustration for Lunch with the FT by James Ferguson
Guo is not China’s richest man; nor is he the flashiest, nor – according to him – even the cleverest. But in his 47 years, he has risen from peasant penury to having so much money that the desire to be rich no longer gets him up in the morning.
Fosun, the group he co-founded with three university friends in 1992, is the largest private conglomerate in China. It owns big stakes in the Shanghai hospital where my children get their flu shots, the cake shop where they get their birthday cakes, the holiday village where they’d love to spend half-term, quite apart from a fair amount of the ground we walk on (through its vast Shanghai property holdings).
It has also recently tried (and failed) to buy Forbes magazine, is trying (and will probably manage) to buy Club Med and has already bought Portugal’s largest insurance group, Caixa Seguros. Fosun has made 12 overseas acquisitions so far this year and there’s a good chance it will be coming to a country near you soon, looking to buy a company you know well. So this seems the ideal time to try to figure out what makes Guo Guangchang tick.
According to Guo, it’s a mixture of Buddhism, Daoism, Confucianism, and Warren Buffett. He says he finds inspiration for his investment decisions from China’s oldest sages (and that other one from Omaha). He is also a devotee of tai chi, the Asian martial art that he practises as often as he can. But the first thing we discuss is food – and not just because we’re having lunch.
Like many Chinese of his generation, however, Guo seems more nostalgic than critical of those darkest days of China’s recent history. He becomes positively lyrical on the topic of his mother’s signature dish from that period, meigancai(literally translated as “mouldy dried vegetables”), which he says tastes best with a generous dollop of pork lard.Food (and the lack thereof) was a big issue in China when Guo was born in the eastern province of Zhejiang in 1967. The country had recently embarked on Mao Zedong’s Cultural Revolution, resulting in widespread economic and social turmoil. He recalls that his family weren’t starving but neither were they banqueting (basic foods were rationed by how much each family contributed to their Communist production team). “We could definitely eat our fill but the food could be very bad,” he says, recalling how his mother “used to plant sweet potatoes secretly to feed us”.

Podcast



FT News podcast logo
Patti Waldmeir talks to Guo Guangchang about his philosophy of life and about getting rich in China.
“We were poor then. We used to steam a bowl of rice and then put one layer of meigancai on top of the rice. Then the pork fat would melt into the rice. It smelled very good. Even today, it still makes my mouth water whenever I think about it,” he says, “meigancai is our nostalgia.”
As well as acting like Guo’s own version of Proust’s madeleine, this sun-dried pickle also became his staple ration at boarding school: in China most rural children, including those from peasant families like Guo’s, have no choice but to board in the nearest town if they are to attend school at all. His mother loaded a pot of meigancai with lard and as many pieces of pork as the family could spare, and he carried enough to school to last the whole week.
He roars with delight when I ask whether we’ll be eating meigancai at our lunch, served in a private room of Fosun’s free all-vegetarian management canteen. But it seems we won’t – not because this earthy dish is not grand enough but because it’s not vegetarian enough. As he slurps a bowl of steaming handmade noodles, and takes an oversized mouthful of the kind of sweet potato his mother used to plant, I ask Guo if he is a vegetarian. He says he isn’t, though he spent a month off meat when he was mourning his mother’s death, since she was a devout Buddhist. If possible, he also eats a meat-free meal in the canteen every day at lunchtime.
Today’s fare is cold steamed sweetcorn, sautéed winter melon with black mushrooms, okra, spinach, and potato with cowpea. At most business lunches in China this would be lubricated by a type of firewater known as baijiu, but not here. It’s all part of the Guo approach to life and getting rich – do nothing by extremes, whether it’s food, drink or market speculation. Tai chi, he continues, is about keeping the extremes of yin and yang in balance.
What, I ask, has all this got to do with buying Portuguese insurance companies? Guo takes a stab at explaining how it applies to his investment decisions.
“The aim of tai chi is not to strike first to gain dominance over an opponent but to wait and hit at the right moment,” he says. “That is, to be the first one to take action after feeling the change in momentum. Investing is similar to doing tai chi. No one holds a permanent speed advantage in the market due to the limits of human intelligence and vision. Your advantage comes from your ability to feel the change faster and take decisive action faster.”
Though any tai chi master worth his salt will tell you that it takes years to understand the first thing about this martial-cum-spiritual art form – and I know I have only grasped a fraction of his meaning – I do have some idea of the whole “feel the change” thing. Having recently tried tai chi, I learnt how, by simply extending one finger down my outer thigh, I could alter my balance to the point where even the instructor’s determined pummelling couldn’t topple me.
Guo says he used to practise tai chi almost every day; even now that he’s too busy to practise more than a couple of times a week, he “can still do tai chi even by sitting” – including while having lunch, it seems. “You see, I rarely sit like this,” he says, slouching for emphasis. “I usually sit like this,” he explains, perching upright on the edge of the chair. “In this way, your qi is flowing smoothly inside your body.” He adds that this helps him “have a good mental outlook” and “recover from general physical complaints”.
My grasp of the Chinese medico-spiritual concept of qi or “spirit” is about as weak as my grasp of tai chi. But Guo is so intent on helping me understand that he breaks into a rare bit of English to insist, “If you just practise the movements for five or 10 minutes, it’s good for your health. Even sometimes during conference calls, I listen to the other side while practising some movements,” he says. Staff say he’s been known to break into spontaneous tai chi in the coffee breaks during tough dealmaking sessions.
. . .
The influence of eastern spirituality on his investment strategy doesn’t end here. Buddhism, Guo explains, teaches you that “everything starts from your heart, and feeling the heart of others is the most important doctrine in Buddhism. In doing business that means seeing things through other people’s eyes. I feel that doing business is just like practising Buddhism. Money is not your only purpose. Your purpose is to make things better for other people, and in the end, money will come as a result.”

Fosun Corporate Building


2 East Fuxing Road Shanghai, 200010
Spinach
Okra
Mushroom and wax gourd
Potato and cowpea
Vegetable noodle soup
Sweet potato
Sweetcorn
Total: Free
“Business,” he adds, “is also the best form of charity” (or that is what he tells Buddhists who come asking for donations). “By making a company successful, you can provide more employment, and, if you treat your staff well, then your business itself becomes a charity.”
Guo has been quoted as saying that intelligence isn’t the key to wealth. Instead, this is something known as xinli. It’s a term that many otherwise articulate people struggle to translate; this is how Guo explains it: “Some people make the wrong decisions but that’s not because they don’t have superior intelligence but because they can’t resist the temptation of the monsters hiding in their heart.”
For example, “Many people bought subordinated debt in the US before the subprime crisis when they knew clearly it was problematic but they knew if they didn’t buy it, their bonus that year would be reduced, so they made a decision based on short-term interests, not because they were ignorant of the risk.” Those people didn’t have xinli. Admitting when you’ve made a mistake is another form of xinli, he says – even if you are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you think you should always be right. Think of Forrest Gump, he says: “He wasn’t intelligent but he was very successful”.
Guo also uses the example of Warren Buffett, the man on whom he has modelled his strategy of building a conglomerate that uses insurance funds to invest in widely diverse businesses. “I don’t think he’s been successful because he is smarter than others,” says Guo. It’s more about investment discipline, sensitivity to the market, and taking the long view, he adds. Those things, it seems, are also xinli.
Buddhism and Buffettism aside, there is another sage whom Guo credits with his success: Deng Xiaoping, the leader who steered China through wide-ranging economic reforms after Mao’s death and who is famous for his (possibly apocryphal) saying, “To get rich is glorious”. Guo says: “If [Deng] hadn’t distributed the land to the peasants, we would never have had enough food to eat. Most [villages] in Zhejiang were starving”. He says that, without Deng’s reforms, he could never have attended university, “and then there would be no Fosun”.
For Guo’s company name reflects his treasured university education: Fosun means “star of Fudan University”, his alma mater and Shanghai’s most prestigious academic institution. But he didn’t just get a philosophy degree from Fudan: he honed his business skills there by selling bread to hungry classmates when they finished studying at 11 each night. He earned Rmb5 a night, which seems a paltry sum until he points out that his monthly expenses were only Rmb30 at that time.
After graduation in 1989, he had planned to study overseas but, instead, used the tuition money to found Fosun with three classmates (all of whom remain involved). Today, 22 years after the company was founded, it has investments from steel to mining, tourism to pharmaceuticals.
I hope you can understand we were poor for a very long time. I hope you can understand our desire for a good life and money. Let’s not rush to criticise that
This kind of “Zhejiang-to-riches” tale is not totally unheard of in modern China: Jack Ma, founder of internet giant Alibaba, is also a Zhejiang boy – and a fellow fan of tai chi. Guo is often compared with Ma but the Fosun chief says he’s not as clever as the ecommerce tycoon (nor, for that matter, so good at tai chi): “No one is as smart as Jack Ma,” Guo says, exploding with mirth. “He’s a . . . what do you call it . . . an alien. I’m just a normal guy,” albeit one with a personal wealth of $4.3bn, according to Forbes’ China Rich List.
Talk turns to more recent developments. Fosun has been battling for more than a year to take majority control of French holiday chain Club Med, and it recently paid $725m to buy New York’s Chase Manhattan Plaza. But its most important strategic move recently was to spend €1bn buying Caixa Seguros, an insurance group that gives him the funds he needs to buy overseas companies that can capitalise on China’s growing affluence, such as Club Med, without taking on more debt at a time when rating agencies already say Fosun has too much borrowing.
“Owning that insurance company means we own €13bn in insurance assets that we can use for investment,” he says, adding that assets from the Portuguese group funded Fosun’s $100m stake in Alibaba’s recent US listing. But, I say, you can’t just milk the Portuguese company for funds, you also have to sell insurance to Portuguese people (and deal with insurance regulations that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China), isn’t that a bit difficult? “It’s not the first time we have invested in an insurance company. We understand insurance,” says Guo. This has the ring of famous last words but his confidence won’t be shaken. Buffett uses insurance to drive investment, and Guo is determined to do that too.
It’s time to finish up but Guo has hardly touched his noodles, and I still want to know: what does a boy who grew up in a peasant famil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ink about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soon-to-be biggest economy on earth? Pundits wring their hands over greed, ostent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traditional values. Is Guo worried that China will just collapse under the weight of its own acquisitiveness?
He rebukes me gently. “I hope you can understand that we were poor for a very long time. I hope you can understand our desire for a good life and for money. Let’s not rush to criticise it. That is my opinion”.
He adds: “I believe Chinese culture, including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Daoism, is very balanced. It will lead people back to what they really need in their hearts. When people are rich enough, what they hope for will be different. At the beginning, a man wants to be rich, he wants to show off his wealth, it’s normal. But, gradually, he finds it’s quite boring. He will gradually find that inner spiritual balance is more important so he will turn to that.”
With that, the philosopher entrepreneur heads out, possibly to buy another famous name nea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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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e of a business empire

1992 Guo founds Guangxi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mpany, a market research group, with classmates from Fudan University, using Rmb38,000 as the company’s founding capital. Guangxin subsequently takes a founding stake in Fosun Group.
1994 Expands investments to property and pharmaceuticals.
2004 Fosun International founded in Hong Kong, listed on main board of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in 2007.
2010 Acquires 7.1 per cent of Club Med, the first time a quoted Chinese group has taken a direct holding in a listed French company.
2012 Sets up joint venture Pramerica Fosun Life Insurance with Prudential Financial. Also invests in Minsheng Bank, China’s largest privately owned lender.
2014 Wins bidding war for an 80 per cent stake in Portugal’s largest insurance group, Caixa Seguros, for €1bn. Other investments include Malaysian restaurant chain Secret Recipe, and US film production venture Studio 8. Raises bid for Club 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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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調研:滴滴本土冠軍地位難撼 Uber前路彌艱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6/0612/156457.shtml

FT調研:滴滴本土冠軍地位難撼 Uber前路彌艱
騰訊科技騰訊科技

 FT調研:滴滴本土冠軍地位難撼 Uber前路彌艱

想要挑戰滴滴,Uber前路彌艱,滴滴地位難以撼動,而且滴滴還將在海外向Uber發起挑戰。

文|李瑋(騰訊科技)

近日,《金融時報》旗下獨立研究機構“金融時報機密研究”(FT Confidential Research)發布關於中國打車應用市場的相關報道,調研顯示,在中國打車應用市場,滴滴出行無疑是市場領袖,FT在一線城市調查顯示,91.3%的打車應用用戶表示,滴滴是他們最常使用的3款服務之一。

文章指出,想要挑戰滴滴,Uber前路彌艱,滴滴地位難以撼動,而且滴滴還將在海外向Uber發起挑戰。

“金融時報機密研究”(FT Confidential Research)為《金融時報》旗下獨立研究機構,提供關於中國和東南亞的深度分析和統計研究。在這些關鍵市場,其研究團隊基於私有調查成果和踏實的研究,向投資者提供預測性的分析。

以下為部分內容:

打車應用正成為一門大生意。近期,中國市場領先的兩大服務商滴滴出行和Uber分別完成大規模融資,再次證明了這一點。中國大城市中心的交通擁堵嚴重,這里已成為雙方爭奪市場份額的戰場。

隨著中國移動互聯網使用量的迅猛增長,出行應用在消費者中迅速普及。“金融時報機密研究部”對1000名中國用戶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在各級城市、各種年齡群體和收入群體中,打車應用的使用比例超過60%。(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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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軟件日益普及91.3%的用戶認為滴滴位處前列 來源:FT機密研究

過去一個月,用戶平均使用打車應用完成了8次出行,平均消費總額為181元人民幣(27.5美元)。意料之中地,一線城市、年輕的高收入消費者是使用打車應用最頻繁的用戶。不過在所有受訪者中,有76.8%都表示常常使用這些應用打車。

獲得阿里巴巴、騰訊和蘋果支持的滴滴出行無疑是市場領袖。根據調查。91.3%的打車應用用戶表示,滴滴是他們最常使用的3款服務之一。Uber排名第二,比例為35%。不過在二線城市,Uber的這一比例只有22%,遠低於滴滴的91.9%。(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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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歡迎的5款打車應用 滴滴遙遙領先

問題:你最常使用的出行軟件是那種?可選三個一下。來源:FT機密研究

滴滴深入人心

在中國O2O市場,燒錢去搶占市場份額的做法並不少見。打車服務也不例外,司機和乘客常常都能獲得高額補貼。Uber承認,每年在中國燒掉超過10億美元的資金。滴滴出行CEO程維2015年則表示,滴滴手握40億美元準備用於“培育市場”。市場領先公司的融資水平表明,這樣的燒錢仍將繼續。滴滴獲得蘋果10億美元投資的三周之後,Uber就宣布獲得了沙特主權財富基金的35億美元投資。

Uber中國戰略負責人本月表示,Uber計劃到明年底在中國超過滴滴。我們認為這一目標無法實現。滴滴在用戶中深入人心;它擁有穩固的市場份額優勢,要歸功於滴滴與本地的出租車服務合作,而Uber只提供專車服務。滴滴還提供了其他交通出行選擇。例如飲酒後的車主可以通過滴滴叫來代駕。

盡管滴滴尚未像Uber一樣覆蓋全球市場,但正通過與其他國家Uber競爭對手的合作開拓海外業務,挖掘中國用戶的國際出行需求。滴滴的合作夥伴包括美國的Lyft、東南亞的Grab,以及印度的Ola。這一聯盟正在整合成員公司的技術,提供更無縫的用戶體驗,以對抗Uber。當然,這樣的合作仍然缺乏類似Uber平臺的單一性。

其他小公司在竭盡全力不被踢出局。獲得神州租車支持的神州優車正在籌備國內掛牌。而去年10月被樂視收購的易到用車則獲得了母公司的資本註入。

資金買不到用戶

相關公司正支出大筆補貼。我們估計,使用Uber的人民優步服務,在上海的一段10英里(約合16公里)路程價格僅為24.9元人民幣,滴滴快車的價格為32.7元人民幣。標準的出租車價格為36.8元人民幣。(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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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打車應用出行16公里的估計成本(補貼後)

根據我們對北京、深圳、南京、成都、武漢和太原23名司機的訪問,司機願意同時使用多個平臺。

補貼水平會頻繁調整。在近期北京的一個早間高峰時間,Uber司機最多可以獲得公司的1.8倍補貼,而補貼上限為每單50元人民幣。如果司機完成了22單,那麽還將獲得額外100元人民幣的獎金。滴滴快車的司機則可以獲得最多1.4倍的補貼,每單補貼上限為40元人民幣。完成20單的獎金為80元人民幣。

一些司機表示,相對於Uber,他們更傾向於滴滴。這是因為,滴滴每天都會與司機結算,而Uber只能按周結算。不過,根據補貼水平的變化,大部分司機會在不同服務之間來回切換。小規模服務,例如神州優車和易到用車,往往每單價格更高,但這些應用無法獲得足夠多的流量來保障司機的收入。

在投入補貼的情況下,小公司會看到短暫的成功。例如,易到用車會對用戶在應用中消費的每100元再補貼100元。然而推廣活動一結束,用戶就會流失。近期,Uber在南京展開了推廣活動,每單封頂價格為9.9元。然而南京的Uber司機表示,在活動結束後,司機和乘客都改回了滴滴。

探索其他業務

大部分打車應用正在探索除打車以外的其他業務,例如汽車金融和售後服務。滴滴推出了汽車金融業務,與招商銀行合作向滴滴的司機賣車。此外,通過滴滴應用,用戶可以試駕奔馳、奧迪,以及其他品牌的車型。目前,滴滴還開始通過應用直接賣車,其中的車型來自北京現代等廠商。Uber和易到用車也與本地金融機構合作,提供金融服務。

預計打車平臺即將進入的領域包括,車輛保養維修、保險、廣告、在線旅行,以及對用戶數據的利用等。

政策即將明朗化

政策仍是目前最大的不確定因素,政府正在敲定最終監管政策,我們預計政策將會采取更務實的態度,而不是像之前的意見稿一樣將強硬的傳統出租車的管理標準照搬至分享出行行業。

從字面上看中央政府的態度,可以發現政府部門有理由歡迎這類服務。這些服務具有創新性,受互聯網驅動,針對大城市中心嚴重的交通擁堵問題提供了解決方案。從2005年到2014年,私家車數量增長了691%,而出租車數量僅增長了15%,這導致許多城市的出租車運力不足。(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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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出租車和私家車對比

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 中國汽車制造商協會 交通部

在北京,有約9.5萬專車司機通過打車應用工作,而出租車數量為6.75萬輛。

地方政府對待這類服務的方式也並不相同。Uber的廣州辦公室遭到了搜查,而滴滴則獲得了上海市政府的牌照。上海市政府的回應至少證明,政府試圖在不同利益集團之間做好平衡,包容打車應用。我們認為,這種方式最終將在全國層面勝出。

滴滴u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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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英大使劉曉明就欣克利角通過FT發聲 被稱“迄今最嚴厲警告”(附全文)

2016年8月9日,英國主流大報《金融時報》紙質版和網絡版以及中文網同時刊登駐英國大使劉曉明題為《相互信任是中英合作的基礎——欣克利角考驗中英互信》的署名文章,全文如下:

近來,在英國政府宣布將對英格蘭西南部新建核電站項目重新進行評估之後,欣克利角核電項目再次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我想談談我的看法。

首先,我想澄清三個基本事實。

一是發展核電是英國自身能源規劃的實際需求。英國長期以來在民用核能領域走在世界前列,清潔高效的核電站一度是英國人的驕傲。近20年來,英國的核電發展有所停滯,現有的15個核電站大多數已達到設計壽命,正漸次退役。英國《能源白皮書》預測,到2025年全英將只有一個核電站仍在運行,英國電力供應將面臨重大短缺。核電相較於其他的現代清潔能源,有著運行成本低、維護技術成熟及發電穩定等優點,自然成為英解決電力需求的重要選項。

二是欣克利角核電項目不是臨時起意、倉促上陣的,而是英、法、中三方本著互利互惠、合作共贏精神,經過深思熟慮達成的重要成果。在英、法、中達成合作協議前,英法兩國有關部門和歐洲委員會均對欣克利角項目進行了研究論證和審批,相關企業和媒體也就項目的投入產出成本、施工工期和技術安全性等議題進行了廣泛深入討論。歷經十年磨礪,該項目只待順利啟動實施,早日為英國提供安全、可靠和可持續的能源。

三是中國企業是英國核電建設最好的合作夥伴。參與欣克利角項目的中國廣核集團,是中國最大的核電運營商,也是全球最大的核電建造商,占全球核電在建裝機容量的近1/5。從全球範圍看,這是一個有技術、有資金,同時也有豐富的核電站管理和運營經驗的優質夥伴。

圍繞欣克利角項目,媒體炒得最兇的還有一個安全問題。我也想就此談談我的看法。

英國的核能監管體系和法律制度是世界一流的,英國政府監管部門有豐富的經驗,也有充分的能力保證核電站的安全。中國發展核電30多年來,一直保持著良好的運行業績和安全水準,在核電發展和監管方面的成就得到了國際機構的高度評價。同時,英、法、中三國都是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成員。因此,法、中兩國在英投資的核電項目,必將遵守國際通行標準和英國當地標準。

建設核電站投資巨大,風險亦大。核電領域的多國合作是國際通行做法。中國的許多核電站都是通過國際合作建成的,其中有美國公司、加拿大公司、法國公司、俄羅斯公司。有國際規範的監督管理制度作為保障,我們從不擔心外國公司會控制中國的核電站。事實證明,正是這些國際合作成就了中國核電產業的快速發展。

英國素以對外資開放著稱,並引以為自豪。我也認可這一點。正是由於英國的開放,中國已成為英國在歐洲外的第二大貿易夥伴,英國亦成為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主要目的地之一。過去5年里,中國對英投資超過其在德、法、意的投資總和。這些成績的取得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英雙方堅持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如果說英國的開放是中英合作的條件,那麽相互信任則是中英合作的基礎。

當前中英關系正處在一個重要歷史時刻,相互尊重和信任更顯彌足珍貴。我希望英國繼續對中國開放,希望英國政府繼續支持欣克利角核電項目,盡早做出決定,確保項目順利實施。我深信,只要我們都珍惜中英關系來之不易的大好局面,不斷擴大和深化各領域合作,中英關系就能保持強勁發展勢頭,繼續造福兩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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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離北京居港 FT編輯:愛港3大理由

1 : GS(14)@2017-07-09 23:49:26

2017-07-01 NM

說得一口流利普通話的Jamil Anderlini,來自新西蘭,先後在上海和北京任職香港《南華早報》、《Beijing Business》及《China Economic Review》,現為《金融時報》亞洲版編輯,在中國生活了17年,見證中國崛起,在中國結婚生子,但去年決定舉家離開熟悉的北京,遷居香港。近月他在該報專欄寫下題為《我感覺獲解放:《金融時報》作者從北京搬到香港》(I feel emancipated:FT writer's move from Beijing to Hong Kong)的文章,用「解放」形容當中感受,是北京生活太難,香港生活太愜意。

說起內地的生活,Jamil 16年前初到貴境,中國已是世界工廠,但他仍看到有人吃不飽,生活困苦。今天中國成為第二世界經濟體,北上廣成為大都會,他卻選擇離開,「因為北京的生活愈來愈困難。」他列出四大要走的理由,包括空氣污染、交通擠塞、食物安全及愈趨嚴密的監控。

污染成患 外國人紛出走

空氣污染及食物安全令這位二孩之父擔憂。當中空氣污染最叫Jamil難忍,每日一早必查閱手機的空氣質素指標,「遇上霧霾日子,你整天感到不舒服,你擔心孩子的健康,擔心自己的健康,需要戴上口罩,你仍然感到喉痛眼澀,真的很難受。」他指內地政府要解決這問題,可能要用上以10年計的時間。此外,為吃得安全,他指妻子會去伊斯蘭教店舖買牛羊肉,相信店主基於宗教原因,不會賣餵飼抗生素或化學藥的牛羊;本地菜則擔心有農藥,買餸變得步步為營。至於買進口食物,「價錢太昂貴,不能每天只吃進口貨。」

此外,一直走在前綫採訪的Jamil,直言享受在中國當記者,因為發展急速的中國有無限故事等待發掘,「內地傳媒根本無法相比,因為太多事情你不能報道,但對外國記者來說,中國實在是太棒的地方,工作上會有很大的滿足感。」但他覺得自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台後,對傳媒及網絡監控收緊。他以上網為例,外國網站如Google、Facebook等全面封鎖,用VPN翻牆也變得困難,「大部分時間不能上網到外國網站,因此我常看不到我上司傳我的電郵。」至於手機、電話甚至電腦被監控竊聽,早已是工作一部分,愈來愈少人願意被訪,就算受訪亦更要小心,「你會愈來愈擔心消息來源會惹上麻煩,尤其是關於敏感議題或批評政府的。」

Jamil要走不是個別例子,他指近三四年身邊有許多外國人離開中國,雖然從無相關數字公布,但有些事正反映實情,例如報讀收外國人子女的國際學校,現在已不用排大隊或列入等候名冊。他表示,外國人離開中國自有不同的原因,但空氣污染是最大原因。另一方面,很多人選擇不來中國,「我可以告訴你,領事館及跨國公司很難請人來中國工作,尤其是有家室的,因為大家都擔心孩子的健康受影響。」

居港一年 熱愛香港郊野

來香港生活已有一年的Jamil,有三大理由讓他愛在香港生活。第一是買到高質素食物及用品,雖然價錢貴一點,但在內地,價高亦不等於高質素,「香港幾乎所能買到的東西都是一級高質素的,若你跟英國、新西蘭或美國比較,在香港你可以買到同級數的產品。」第二是香港交通便利,他指香港作為世界級城市,地方小小到處信步可達。即使要坐車,Jamil指香港有全球最完善的地鐵系統,記者笑說香港人可能不同意,「我曾經跟一位負責紐約交通的人傾過,他告訴我香港的地鐵系統是世界上最好的,部分原因是香港地理關係,地方小容易覆蓋到,很多地方走5分鐘便可到達,還有它聰明的設計,亦保養得非常好。」

最後一個理由最令Jamil興奮,城市竟如此接近自然,「這是令我覺得香港最精采之處。老實說,最奇妙的地方是身處世界級城市,只要20分鐘車程,你便可到達一個海灘,讓你有置身泰國的感覺。如果願意走遠一點例如西貢,那裏更有水清沙幼的世界級靚海灘。」他又指香港有80%土地是郊野公園或被樹木覆蓋的綠色地帶,是非常難得。當記者告訴他,特區政府要開發郊野公園起樓,他直言:「我認為他們很愚蠢。」

論中港融合:言之過早

把香港說得如此美好的Jamil,也看到香港的另一面,樓價太高及貧富懸殊是他也能感受得到的。他指香港的樓價及租金高昂,「在香港我永遠買不起樓,而租金亦很高,這裏生活成本非常高。」他在自己的文章提到,他現時香港租住的單位面積比北京的小一半,租金卻高五倍。此外,他經常在中環看見執紙皮的老人,推着大堆沉重的紙皮在街上蹣跚前行,「這個年紀的人不應該如此,我相信他們要執紙皮,不是因為喜歡而是出於需要,這個問題政府要解決。」

不過,最令港人擔憂是香港被「大陸化」或者「內地化」(Mainlandised),變成中國一個普通城市。Jmail指出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確是中國其中一個城市,他相信慢慢的融合是自然的過程,愈來愈多內地人來港居住,內地公司進駐中環商廈等,「我不認為這必然是壞事,但我認為令香港不同於內地城市,是她擁有法治,某程度民主以及出版自由。」這些不是香港獨有的價值,而是普世價值,讓每個人活得有尊嚴,備受尊重。無可否認,中央對香港不論在經濟或政治方面有愈來愈多的干預,令他擔憂這些價值被侵蝕。刻下他認為相對內地而言,香港仍然保有這些價值,因此說香港已經完全「大陸化」,似乎還太早。

澳洲記者見證回歸 信港人勤力渡難關

1995年香港回歸前夕,《Fortune》曾以著名的「香港已死」(The Death of Hong Kong)作為封面故事的題目,預言香港回歸後的未來一片黑暗,例如北京會控制香港政府、英語被普通話取代、解放軍跟黑社會勾結、外商撤走、人民幣取代美元與港幣掛鈎等等。不過,回歸十周年時,《Fortune》已承認錯誤,香港仍屹立不倒,當年的預言是誇張了。

外媒睇淡香港回歸

回歸前,外媒普遍對香港前途抱有懷疑態度,當年見證回歸的前《英文虎報》政治版副編輯Michael Smith亦指,當時外媒的目光就是較負面,認為英國人離去對香港傷害很大,才會觸發移民潮。

「當時的社會狀態很有趣,外國人雖持負面眼光,但以我認識的香港人,很多其實頗開心的,甚至有說很自豪能成為中國的一部分。」政制改革、五十年不變等等回歸後要處理的問題,Michael說香港人都完全明白,相信回歸後仍會有很多困難,但整體上他認為當年香港的情緒是混雜着開心的緊張心情。

「還記得在會展採訪主權移交典禮後,坐地鐵回家,跟一些乘客聊天,都是香港人,他們都忙着參加派對慶祝。」1997年7月1日朝早醒來,Michael形容,香港還是老模樣。

來自澳洲城市Hobart的Michael,1992年有機會來港工作,22歲的他原打算留兩年便離去,但作為新聞工作者,難得可見證主權移交的歷史事件,一轉眼便在香港工作了7年。他到過英國倫敦追訪中英政府的回歸談判,亦經常跟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交手,他亦有駐北京同事多次獲取獨家新聞,這段經歷對他來說都十分珍貴難得。

港人近年關心政治

回到澳洲,至今他繼續新聞工作,幾乎每年他都會回來香港,或工作或探朋友。他懷念香港充滿力量的城市氣氛,又想念地道的飲茶文化。回歸20年來,他看着香港各方面都變得愈來愈成熟。

可是,2015年香港爆發雨傘運動,這令他感到非常驚訝,「回歸前後都有種種示威,但未見得有這麼大規模。」為此他曾來港探過究竟,從社會一事一物,他亦感受到香港的改變,「有從來不跟我聊政治的香港老朋友,忽然跟我談起政治,說中國政府如何影響香港,甚至連樓價都被中國人炒貴。他憂慮子女在香港的未來,已正考慮移民澳洲。」

現時在澳洲《Financial Review》擔任商業專欄作家的Michael,看着香港由中國對外的唯一門戶,地位漸漸褪色,變得不再像從前般重要,而特首繼續「被欽點」、出版書商又無故消失。面對種種變化,他明白大家追求自由的心,並相信香港人會捱得過去,「始終香港是一個大城市,有其國際地位,人又十分勤力,多年來已捱過很多困難。」他鼓勵香港人要提起精神,面對未來,相信接下來的20年會經歷更多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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