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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改革者出掌國資委

2013-03-25  NCW
 
 

 

操刀過中國最大央企市場化改革,蔣潔敏能否扭轉國資委日漸成為央企利益代言人的方向?

◎ 本刊記者 何春梅 文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下稱中石油集團)總經理蔣潔敏接替王勇成為新一屆國務院國資委主任,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

石油工業在國資體系中向來地位特殊,中石油和中石化集團董事長和總經理素有出任部委“一把手” “二把手”的傳統。國資委的第一任黨委書記李毅中,之前擔任的就是中石化集團黨組書 記兼總經理。現任福建省省長蘇樹林出身石油系統,曾先後出任中石油集團副總經理和中石化集團總經理。關於蔣潔敏,近年亦不斷有外放傳聞。

在很多接觸過蔣潔敏的觀察人士看來,58歲的蔣潔敏敢做敢為,執行力強,擅決斷。一口濃厚的山東口音,也讓人難忘。據採訪過他的記者描述,他樂於當“講解員” , 常能見到他或對著規劃圖、或拿著圖紙對公司的各種規劃項目、油田分佈、面積儲量等侃侃而談;各種數據和名稱信手拈來,神情投入。在蔣潔敏的任內,中石油海外油氣權益產量飆升至5242萬噸。

此番蔣潔敏出掌目前改革呼聲最大的國資委,業內頗有期待。

近年來,國企特別是央企四處擴張,一方面憑借優勢地位佔有大量資源,引發“國進民退”的擔憂 ;另一方面一些企業虧損嚴重,依靠國家巨額補貼生存,但國企管理人員和職工仍享受高薪高福利,令各界不滿。國企改革已經成為輿 論焦點。

此前, 《經濟參考報》曾援引國資委權威人士的說法稱,國資委正著手制定《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 ,就下一步國企改革方向和路徑進行相關調研,擬對國企重新定位和分類,分為公益型國企和競爭型國企,並相應制定不同的改革和監管方向。這一動作始于前任王勇,蔣潔敏會怎麼做?

關鍵先生

蔣潔敏幾乎半輩子都在和石油打交道。

他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進入石油系統,曾任勝利石油管理局副局長、青海石油管理局局長、中石油總經理助理、中油““股份副總裁、青海省副省長、中油股份副董事長兼總裁等職。2006年11月,蔣潔敏出任中石油集團公司總經理。

1999年是蔣潔敏職業生涯中的重要轉折點之一。

1999年2月,時任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總經理的馬富才,將蔣潔敏從青海石油管理局調任集團總經理助理。

蔣潔敏以上市籌備組組長的身份,參與並籌備了中石油的公司化改革和海外IPO上市。

據知情人士透露,當時的中石油連符合上市要求的賬本都沒有,沒有資本回報率的概念,只關注生產了多少油,不關心成本和利潤,上市重組幾乎是這個超大型國企的一次再造重生。

1999年11月5日,中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組建完成,蔣潔敏出任董事兼副總裁。2000年4月7日,中石油股票在香港證交所和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躋身世界石油大公司十強行列。

中石油重組,蔣潔敏協調有功,但也因重組裁員得罪了不少人。

中石油上市兩個月之後,蔣潔敏被調任青海省副省長,直到2004年才重返中石油,出任集團副總經理。在接近中石油的人士看來,這一安排在當時有回護之意。

蔣潔敏將其國企改製的經驗帶到了青海。赴青海任職後,蔣潔敏主抓國資改革,推動當地國資改製,著力提高國企的生產經營效率。

2003年12月23日,造成243人死亡的重慶開縣井噴事故發生後,馬富才引咎辭職。

2004年4月,已近退休之齡的陳耕執掌中石油,與其同時上任的,還有集團副總經理和黨組副書記蔣潔敏。2006 年年底,蔣潔敏全面接手中石油集團。

蔣潔敏執掌中石油後,加快了“走出去”步伐並推進“氣化中國”戰略。

2009年開始的一系列伊拉克油氣服務合同大招標,中石油以低價連續中標,一躍成為在伊拉克運營的最大外國石油公司。蔣潔敏在幾次招標中都擔任了最後拍板的“關鍵先生” 。目前中石油集團產能的40%來自海外。

國資委與國企改革

曾經的國企改製先鋒,如今將把國企改革帶向何方?

一種聲音認為,蔣潔敏做過青海省的官員,而且在帶領中石油改製、上市、國際化的過程中,敢想敢幹,不怕得罪人,勇於承擔責任,未來將帶領國資委加速改革;另一種聲音認為,國資委近年已經逐漸變為大型央企的利益代言人,出身中國最大央企的蔣潔敏不會脫離管好國企的基本思路,未來央企可能會更加生猛。

當前,國資委監管的中央企業共有115家。國企改革專家周放生告訴財新記者,蔣潔敏上任以後,首先需要解決三個問題。

一是繼續推進產權制度改革,央企的母公司要實現股份制改革。現在絕大多數的央企還是國有獨資企業,或者即使是股份制,但是都是國有性質的股份,一定要有民營和外資資本進來。二是要進一步開放市場,尤其是競爭性領域的國企。三是要將一些虧損的、資不抵債的國有企業,通過市場方式退出,不能再用過去財政變相補貼的辦法來救這些企業。

國資委自身也需要革命。今年年初,國資委原主任王勇在講話中稱,國有資產管理體制自身存在不少問題,如政企不分、政資不分、一些地方對企業日常經營活動的干預有增加、經營性國有資產沒有實現集中統一監管,政出多門、監管規則不一致、資源配置分散,等等。

國資委在成立之初,即有未來定位為“管還是賣”的爭論。

從後來的實踐來看, “管”的思路占據了絕對上風。由於退出機制的缺乏,導致近年來國企挾種種政策與金融資源分配的優勢日漸壯大,而在上市及國資委的一系列管控措施之下,雖然效率也有所提升,但是仍然存在資本回報率低等種種問題,公泷和專家更是質疑“國進民退”影響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

此前《經濟參考報》的消息稱,國企改革方案即將出台,相關撰寫及相關工作由王勇主導,但現在王勇即將離任,這份國企改革方案如何出、怎麼出又成了懸念。接下來,蔣潔敏的抉擇將影響國企改革的方向。

對於央企,蔣潔敏曾在一次訪談中表示,央企應該既滿足國家利益,又滿足股東利益,既要為股東通過資本創造更大的利益,國家作為最大的股東,也需要國有資本來增加它的價值。

也有專家告訴財新記者,若國資委定位不改,國企沒有真正市場化,沒有取消其行政級別和身份,國企改革很難推進 ; “需要更高層面下決心,提出方案的主體不應該是國資委,而應該是國務院。國資委和國企就像運動場上的一個球隊,它們存在的第一目的,肯定是拿金牌,做大做強。現在讓國資委提國企改革的方案,邏輯上就有問題。 ”本刊記者于寧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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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工業利潤分化繼續 早改革者已早受益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6/4638002.html

5月工業利潤分化繼續 早改革者已早受益

一財網 重華 林小昭 2015-06-28 17:00:00

一邊是前5月全國工業利潤小降0.8%,一邊是同期高技術制造業利潤大增16.8%;一邊是1-5月份全國國企利潤下降3.3%,一邊是沿海多省同期國企利潤增幅已經超過20%。5月份,面對經濟增速進一步放緩的壓力,中國企業的利潤表現繼續分化,但早調結構早受益卻成為企業表現領先行業和領先地區的共同特征。

一邊是前5月全國工業利潤小降0.8%,一邊是同期高技術制造業利潤大增16.8%;一邊是1-5月份全國國企利潤下降3.3%,一邊是沿海多省國企利潤增幅已經超過20%。

5月份,面對經濟增速進一步放緩的壓力,中國企業的利潤表現繼續分化,但早調結構早受益卻成為企業表現領先行業和領先地區的共同特征。

新興產業利潤增長遠超傳統行業

國家統計局6月28日發布的工業企業財務數據顯示,5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同比增長0.6%,增速比4月份放緩2個百分點,仍保持增長態勢。1-5月份,利潤總額同比下降0.8%,降幅比1-4月份收窄0.5個百分點。

其中,傳統的鋼鐵、采掘等重化工業行業仍是利潤下滑的重災區。

來自統計局的數據就顯示,1-5月份,煤炭開采和洗選業下降66.8%,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下降69.5%,非金屬礦物制品業下降6.4%,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下降11.5%。

如果說去年至今原材料工業是企業利潤下滑的主力因素之一的話,那麽今年上半年由於經濟增速放緩,終端需求對於企業利潤的影響已經擴大到了裝備制造業和電力工業。這曾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市場對於經濟的擔憂。

比如,作為支柱產業之一的汽車,其在今年5月份產量降幅繼續擴大,其中轎車延續了上月的負增長,汽車業需求增長放緩的態勢日趨顯著。與之相對應,1-5月汽車制造業的利潤下降1.9%,5月單月的利潤增速從4月份增長0.4%變為下降6.5%。

電力方面,5月份,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利潤增長6.6%,增速比4月份回落13.7個百分點。連一直消費穩定的酒飲料和精制茶制造業因上年同期基數較高,5月份利潤增長13.2%,增速比4月份回落33.2個百分點。國家統計局工業司何平博士分析,這三個行業5月的利潤表現,合計影響利潤增速回落2.4個百分點。

雖然上述行業利潤表現不佳,但難以掩蓋工業利潤5月份的單月增速已經是連續第二個月出現增長的事實,而且高科技和戰略新興行業利潤表現增長突出。

今年以來,面對持續加大的下行壓力,黨中央、國務院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靈活施策,在區間調控基礎上加大定向調控力度,積極增加公共產品、公共服務,推進“互聯網+”行動計劃,實施《中國制造2025》,推動裝備走出去和國際產能合作,對工業運行已經起到了有效的提振作用。

何平就表示,1-5月份,高技術制造業利潤同比增長16.8%,增速明顯高於全部工業平均水平。其中,醫藥制造業增長11.5%,航空航天器及設備制造業增長30.2%,通信設備制造業增長29.4%,電子元件制造業增長16.4%,計算機整機制造業增長17.7%,利潤均呈較快增長勢頭。

沿海地區比內陸早享結構調整成效

企業利潤不僅在行業上出現分化,在不同地區上也有不一樣的表現。今年以來,在經濟下行壓力比較明顯的情況下,沿海主要省份的國企利潤增幅卻大幅領先全國平均水平。

雖然財政部19日發布2015年1~5月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經濟運行情況顯示,1~5月,國有企業利潤總額9237.5億元,同比下降3.3%,但來自福建省國資委日前公布的數據顯示,據企業財務快報統計,截至2015年5月底,省屬所出資企業實現利潤總額32.08億元,同比增長22.5%。

不僅僅是福建,多個沿海省份的國企利潤數據表現搶眼。

江蘇省國資委公布的數據顯示,省、市國資委履行出資人職責的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1~4月份實現利潤213.27億元增長46.98%。

浙江省國資委公布的數據顯示,據財務快報統計,1~4月份省屬企業實現利潤總額70億元,同比上升23.4%。

廣東省國資委公布的數據也顯示,2015年第一季度,20戶省屬企業累計實現利潤總額64.08億元,同比增長7.32%。

對於這樣的數據表現,廣東省綜合改革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彭澎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目前經濟仍處於下行的過程中,還沒有完全探明底部。因此以生產能源、原材料為主的省份中,其大型國企的利潤仍然不容樂觀,而沿海省份中能源原材料的比重比較低,受到的沖擊比較小。

彭澎還指出,沿海省份轉型得早,受益也比較早。轉型升級後,沿海省份也在逐漸降低對資源能耗的依賴,增長的質量在不斷提升。“一方面,沿海的投資方向在不斷調整,主要投向了戰略性新興產業、社會民生基礎設施等領域環節。另一方面,轉型升級後,整體質量也在不斷提升。”

政府“及時雨”重點扶持著實體經濟中的“新動力”

在不同企業和地區不同的利潤表現背後,也反映了黨中央和國務院連續推出一系列“及時雨”措施已經有針對性地支持了以戰略新興產業為代表的實體經濟。

一方面,黨中央和國務院積極引入“活水”重點支持戰略新興產業。

今年的6月24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按照市場化專業化運作和商業可持續原則,設立中國保險投資基金,基金采取有限合夥制,規模為3000億元。

該基金主要向保險機構募集,並以股權、債權方式開展直接投資或作為母基金投入國內外各類投資基金,主要投向棚戶區改造、城市基礎設施、重大水利工程、中西部交通設施等建設,以及“一帶一路”和國際產能合作重大項目等。用長期穩定的資金支持打造公共產品和服務的經濟新引擎。

另一方面,連續使用貨幣政策從貨幣總量供給角度降低了企業成本,讓生產企業的財務成本壓力得到了一定的緩解。

在已經連續兩次降準、降息的基礎上,6月27日傍晚央行又宣布,自2015年6月28日起有針對性地對金融機構實施定向降準和下調人民幣貸款和存款基準利率,以進一步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來自國家統計局的分析數據就認為,1-5月份,工業企業利息支出凈額同比增長2.4%,為近兩年來較低水平。隨著清費、減稅等政策進一步落實,企業支出有望進一步降低。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表示,此次降準降息的主要目的是繼續降低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進一步鞏固前期穩增長措施的效果,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實體經濟的發展。

瑞穗證券亞洲公司董事總經理,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也認為,借此機會降準降息一方面有助於穩增長,進而為企業盈利提供支持,降低泡沫,另一方面也能防範利空因素放大,對沖控制杠桿的負面沖擊,一舉多得。

編輯:汪時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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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 利潤 分化 繼續 改革者 改革 已早 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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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正吳 將是夏普最沉默的改革者 鴻海30年老臣 是日本通、也是「製造先生」

2016-04-11  TWM

四月二日,鴻海與夏普正式簽約大典上,除了雙方主角,還有一位重要角色浮出枱面, 就是牽成四年鴻夏戀的幕後操盤手戴正吳,他有機會坐上夏普社長大位嗎?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這樣。」這句話翻成日文,成為鴻海集團副總裁戴正吳在四月二日「鴻夏戀」記者會中,跟日本媒體握手時說的第一句話;幾乎所有的日本媒體都是這樣問他:「接下來夏普的社長,應該是您接吧?」當天日本時間下午一時許,五百多個中外媒體爭相湧入位於大阪的堺工廠,為即將展開的簽約大典預先卡位,當時記者會現場大致布置妥當。

最引人注目的,除了台上高掛的台、日國旗外,會場正前方、由左至右早已安置好的三個名牌,依序為戴正吳、郭台銘、夏普社長高橋興三,也是另一焦點。

郭台銘的名牌放在正中間,凸顯出他在這個大日子的主導地位;高橋興三是「女方代表」,列席自是無庸置疑;至於鴻夏戀事件四年來,一直隱身在幕後操盤的戴正吳,在這次雙方結婚大典上,不僅浮出枱面,還跟進「坐上大位」,這樣安排背後的含意,確實引人遐想。

他是鴻海第一任發言人

佐政三十年 謹慎少言

答案隨即揭曉,郭董欽點,由戴正吳作為代表,和高橋興三簽約,正式宣告鴻海以三八八八億日圓迎娶夏普,取得六六%股權,成為夏普最大股東。

這一天對郭台銘來說,是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天,但對戴正吳來說,又何嘗不是呢?透過這樣的座位安排,多少說明了戴正吳是鴻海集團「第二把交椅」的地位。

對於外界猜測他將接下夏普社長大任,戴正吳正式否認:「我現在沒有立場講。我們會以成立委員會的方式決定董事。四月底,雙方合議之後才會提出來。」他自己也透露,之後「不會定居住在日本」。而據了解,戴正吳即使不會掛名夏普社長一職,也將是操盤夏普改革的幕後要角。

這一點,可從郭台銘在簽約當晚的一句玩笑話推敲一二。當時他對台灣記者發下豪語,說夏普家電產品要在兩年內從五成市占率成長到七成,「夏普一個快倒掉的公司,市占率還五成,我們進來幫它,如果沒有成長兩成,我們戴副總裁,我看我要天天幫他打屁股了!」要讓夏普止血重生,郭台銘所寄託的大將,儼然就是戴正吳。

戴正吳何許人也?他可是鴻海集團裡響噹噹的人物,除了郭董、掌財政大權的「錢媽媽」黃秋蓮,在鴻海掛「老字號」的,非他莫屬。戴正吳在鴻海佐政三十餘年,算起來,他還是鴻海第一任發言人。

雖說是鴻海第一任發言人,但這位發言人卻「謹慎少言」,鮮少與媒體互動,寧可將全副精力都拿來拚事業。

在鴻海拚命三十年的戴正吳,轄下的軍隊有多少?版圖有多大?至今還是個謎,就連鴻海內部的人也說不清。

不過,若以廠區分,約略可以將鴻海細分成四大軍區,分別為深圳龍華、煙台、成都和鄭州,其中,煙台廠的統領就是戴正吳。此外,戴正吳也出任過鴻海內部號稱「天下第一會」的SMT技術委員會主委,手握數十億美元的採購預算,足見戴正吳在鴻家軍的動見觀瞻。

信奉「少說多做」為最高指導原則的戴正吳,律己甚嚴,很多人因其與日本淵源極深,給他起了「鴻海德川家康」的稱號,不過,毋寧用「日本版的郭台銘」來形容他更傳神,因為,他比郭台銘更郭台銘。

他深諳日式管理

人稱戴桑 一天工作17小時曾經有一場在台大舉行的青年論壇,席間,一位學生向郭台銘請益創業成功之道。郭董回答:「我剛開始創業時,睡的枕頭叫作電話簿,蓋的棉被叫作報紙,創業三十多年來,我每天都工作十六個小時以上,這些你都熬得住嗎?」這句「工作十六小時」說,讓學生啞然;但你可能不知道,在郭董一天工作十六小時的那段時間,戴正吳一天工作至少會是十七小時。

有著「拚命三郎」精神的戴正吳,每天硬是比郭董早一小時到公司,依照慣例,郭董每天早上八點開早會。為了做足準備,戴正吳會趕在早上七點前,召集其事業群的重要幹部,先行召開屬於該事業群的早會,且三十年如一日。

戴正吳的謹慎是有其淵源的,因為他是日本通,於是得了個「戴桑」的外號。

從小家住宜蘭的戴正吳,大學念大同工學院化工系,畢業後,順理成章進入大同公司上班。可別小看了那時的大同公司,在民國六○年代中期,是國內第一大民營企業,能進大同,對台灣人來說是一種殊榮,更何況戴桑曾被公司派到日本受訓兩年,更是少見。

他很會抓成本

擅長從微利擠出更多獲利

在那個「日本第一」的年代,戴正吳汲取了不少日式管理的精華,對成本和品質的管控特別有感。友人評論:「幾乎在任何競爭激烈的戰場,他都可以殺出一條血路來。」事實上,戴正吳在鴻海內部也有「製造先生」之稱,原因就在於他對抓成本很有一套,擅長從微利裡面擠出更多的獲利。

面對科技業無法避免的ASP(平均銷售單價)年年下滑困境,戴正吳有他的解決之道。據說,他曾表示,當產品定價下降三○%,首先就一定要讓訂單數量增加三○%以上;再者,是要把所有的製造流程全部拆解開來,一一細究,從中挖掘任何cost down(降低成本)的可能空間。

要新增訂單,又要壓低成本,這些目標的重要眉角還是在於管理,而戴桑的管理,靠的是言出必行,賞罰分明。據了解,在戴桑的團隊裡不重「年資」,重的是「表現」。他最著名的案例,就是曾將一名課長直接拔擢為經理,這在鴻海集團裡面極為罕見,除非有極大的戰功。

業界人士指出,那個案子當時確實在鴻海內部引起很大的討論,更令人意外的是,「郭董竟然批准了」,據鴻海內部人士表示,「郭董事必躬親,鴻海所有人事案都必須經郭董首肯,但戴桑批過的升遷案,從來不曾被打回票,足見戴桑在郭董心目中的分量。」

他為郭董擋子彈

面對四方質疑 都能神回覆形容自己個性「就是喜歡跑快一點」的戴桑,一九八五年獨排眾議,選了當時規模還小的鴻海,作為人生新戰場;三十年後的今天,戴桑又將披掛上陣,為鴻海鋪下一哩路。

鴻夏戀這條道路走來艱辛,面對四方湧現的質疑,戴桑身先士卒,擋在郭董身前,毫無畏色。

當記者問到,會否擔心參與夏普投資銀彈不足?戴正吳神回,「鴻海的資金有新台幣六千億元,會不夠嗎?」日媒質疑入股會否造成日本技術外流?戴桑更反問:「今天韓國所有的面板技術,不都是日本人給的嗎?從設備到技術轉移、到人員都是,日本甚至派駐人員到韓國教三星、LG,這些難道都是台灣人做的嗎?而且鴻海與夏普交流都四年多了,有聽過任何鴻海對夏普、對堺工廠技術外流嗎?」戴桑犀利的對話,現仍言猶在耳,隨著入股夏普案告一段落,這位牽起鴻夏戀紅線的戰將,無論是否親掌夏普社長大位,必然都會是帶領夏普這家百年老店換新裝的要角,結局成敗不僅牽動著夏普的革新大計,也牽動著鴻海帝國全新篇章的未來。

戴正吳

出生:1951年

現職:鴻海集團副總裁

學歷:大同工學院(現大同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經歷:大學畢業後,於大同公司服務1970年代赴日本進修二年

1985年加入鴻海

1992年擔任鴻海公司副總經理2005年擔任鴻海集團副總裁撰文 / 張少芬、楊卓翰

戴正 正吳 將是 夏普 最沈 沈默 默的 改革者 改革 鴻海 30 年老 日本 通、 、也 也是 製造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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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者該學蘋果 中環客

來源: http://hkcitizensmedia.com/2016/09/08/%e6%94%b9%e9%9d%a9%e8%80%85%e8%a9%b2%e5%ad%b8%e8%98%8b%e6%9e%9c/

千呼萬喚之下,iPhone 7終於隆重登場,由於7同廣府話粗口關係密切,三星嘅Note 7趕住出狙擊iPhone 7變咗流動炸彈,爆到係連美國都考慮唔俾帶上飛機果隻,所以依家Note 7真係變咗果句粗口,咁iPhone 7會唔會一樣鑊氣重真係不得而知。

不過,iPhone 7一直盛傳會取消傳統耳筒插口,好多人都猛話蘋果嘅做法有違用戶意旨。只不過,啲人見到AirPod個型樣,以及蘋果會附送的Lightning耳筒轉接器,當堂唔記得曬之前對蘋果嘅質疑。

其實蘋果已經唔只一次大幅度改變用家慣常習慣,包括取消咗慣常PDA嘅手寫筆,人人用手指寫字,加大換SIM Card難度,手機唔可以隨便換電池等等,呢啲設計都喺蘋果未推出新款電話前,好多人預言係唔可能改變到用戶習慣,但最後證實用戶習慣都係改變到,甚至競爭對手都要追隨蘋果嘅做法。作為改革者,蘋果好成功。

蘋果成功改變一般人嘅使用習慣,唔係因為佢係蘋果特別型,而且蘋果可以提供更合理嘅方案出嚟,例如手機唔俾換電池無問題,因為蘋果嘅作業系統可以做到比佢嘅競爭對手慳電,加上尿袋呢種嘢出現,仲方便過自己換電池。而AirPods肯定熱賣,因為AirPods細到同助聽器一樣,中環人未見過任何一款藍芽耳筒可以同助聽器一樣咁細,但蘋果偏偏能人所不能做到,所以蘋果咪夠薑取消曬傳統耳筒插口,因為你自然會乖乖額外俾錢買AirPods,甚至唔換iPhone 7都要買AirPods。其他競爭對手,根本就係提唔到更好嘅方案,咁又點可能改變到人地嘅生活習慣。

所以講嚟講去,你要改革社會無問題,你要學似蘋果咁,俾一樣型到震嘅嘢你,令你甘願跟蘋果去改變自己嘅行事習慣。問題,十個政界同商界人,九個半都無蘋果嘅功力。所以蘋果啲現金多到唔知點駛,而你間公司,或你個政府,就好鬼擇駛。

中環客

改革者 改革 該學 蘋果 中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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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福林:堅守者與改革者 | 完美人物誌

2月24日上午8點40分左右,在銀監會門口,郭樹清與時任銀監會主席尚福林上演“二次握手”,上一次“交接班”的握手時刻是在2011年的10月29日,尚福林將證監會主席一職“交棒”郭樹清。

出生於1951年11月的尚福林,今年已66歲,超期“服役”銀監會主席近3個月時間。2011年10月,在“十二五”開局之年接近尾聲的時候,尚福林出任銀監會主席,至今正好走過一個五年規劃周期。

除了任職中國農業銀行行長兩年的時間外,尚福林長期在金融監管體系內工作,長達38年,歷任央行副行長、證監會主席、銀監會主席,如今,他的下一站是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尚福林任銀監會主席的五年,正是銀行業金融機構褪去“黃金十年”光環的五年,伴隨的是金融創新與風險複雜共生,如何厘清其中關聯看透本質,在尚福林的領導下,銀監會沒有少下功夫。

“事異則備變”,這是尚福林在談及銀行業改革時常提及的一句話,從中可以感知,尚福林應對變化的沈著與穩重。

5年風險堅守

2016年末,銀行業資產總額達到232.3萬億元,較2011年尚福林上任當年末的113.3萬億元,已經翻倍。銀行業資產總額盤子的擴大,也意味著風險規模的擴張及風險暴露壓力的上升。

“歷史證明,商業銀行會因有效管控風險而發展繁榮,也會因風險管控不力而衰敗消亡。”尚福林曾表示。對風險時刻保持警惕的人,行事往往保守。的確,尚福林一直保持低調,在銀監會任職期間,極少接受媒體專訪,也極少在公開活動上露面。

“尚福林任銀監會主席5年多,這5年來銀行業平穩發展,他是功不可沒的。”中央財經大學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如是評價。

2011年10月,尚福林從“火山口”上的證監會主席卸任,執掌銀監會。可以說,尚福林在銀監會的這5年正趕上中國經濟進入下行期,整個銀行業經營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和挑戰,無論是銀行業不良率還是銀行業的盈利能力,與之前的“黃金十年”不能同日而語。

根據數據統計,2003年~2013年,中國商業銀行的利潤年均複合增速高達49%,可謂“黃金十年”,然而短短兩年,中國銀行業光環不再。而銀監會近期公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四季度末,商業銀行當年累計實現凈利潤1.65萬億元,同比增長3.54%,增速同比上升1.11個百分點,不良率為1.74%,環比下降0.02個百分點。

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銀行業的風險領域也不斷改變,而尚福林帶領銀監會要做的是面對銀行業新的風險臨危不亂,並且積極疏導,“堅守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為底線。

2011年,國際國內經濟金融形勢複雜多變帶來的潛在風險逐漸顯現出嚴峻挑戰,當時,民間融資風險已經有蔓延之勢,銀監會的重要任務是厘清並加強各類風險之間的相互傳遞,加強銀行業與“影子銀行”、民間融資之間的“防火墻”建設。

2012年,銀行業“不良”風險開始暴露,壓力上升,圍繞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房地產、流動性、案件、表外業務和信息科技六大重點風險,尚福林在這一年加強了銀行不規範經營的專項整治工作。

到了2013年,地方政府平臺、房地產、流動性的風險依然是銀監會緊盯的重點領域,新興業務、表外業務快速發展引發的風險苗頭已經顯現,同業、理財投資資金的運用不斷加強。銀監會開始推動“影子銀行”概念範圍和監管責任。

不能忽略的是,2013年3月25日,銀監會下發《中國銀監會關於規範商業銀行理財業務投資運作有關問題的通知》,要求理財資金投向非標資產,不得超過理財總額的35%,亦不得超過銀行總資產的4%,嚴控理財非標投向。

2014年,被尚福林稱為對銀行業而言是“不平凡”的一年,面對經濟增速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銀行風險也在加速暴露。其中,鋼貿風險暴雷,尚福林要求做到處置預案明確、措施及時有力。同期,同業、理財和影子銀行等業務風險也在發酵蔓延。銀監會2014年5月下發《關於規範金融機構同業業務的通知》,對銀行同業業務創新“堵邪門,開正門”,同時對銀行拉存款沖時點的不規範經營設立存款偏離度指標。

這一年,銀監會也開始著力改進監管方式,並對銀監會成立10年以來出臺的所有監管法規進行評價和梳理,這為此後各業務條線統一的監管政策打下基礎。

2015年,銀行業“不良”繼續暴露,交叉性風險成為風險防控重點,銀監會“透明、隔離、可控”原則探索加強交叉風險防控,有效防範跨行業、跨市場風險擴散和傳染。同時,鼓勵銀行探索“一企一策”,避免壓貸、抽貸、斷貸。

剛剛過去的2016年,為化解企業債務風險,尚福林主導了債委會的推進。針對P2P網貸風險,銀監會下發了行業監管辦法。

從5年的風險變化中感知,尚福林帶領銀監會所做的工作不僅細致,而且事關風險責任重大。“5年時間里,的確是有不少風險事件爆發,不過銀監會采取‘疏堵結合’,並沒有發生系統性的風險,這實屬不易。”一位股份制銀行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評論道。

改革者: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銀監會的工作性質決定了風險防控需要保守謹慎,而推進銀行業改革則需要銳意創新。

尚福林在公開場合的各項發言中,給人的印象是不喜歡任意發揮,秉承“有備而來”。不過,一位多次接觸尚福林的銀行業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尚福林講話的確是不溫不火,私下交流卻是一個很幽默的人,他性格溫文爾雅,但是一旦拍板決定的事就會強力推進。

推動銀監會內部組織架構的改革,可以窺見尚福林的“鐵腕”風範。2015年1月20日,銀監會宣布著眼於經濟新常態下銀行業改革發展和為民監管,對銀監會監管組織架構進行重大改革,這也是2003年銀監會成立以來首次對內部組織架構進行大調整。

其中包括設立審慎規制局,牽頭非現場監管工作,統一負責銀行業審慎經營各項規則制定;設立現場檢查局,負責全國性銀行業金融機構現場檢查;設立銀行業普惠金融工作部,牽頭推進銀行業普惠金融工作。

除此,將此前的銀行監管一部、二部、三部、四部,分別更名為大型商業銀行監管部、全國股份制商業銀行監管部、外資銀行監管部、政策性銀行監管部。合作金融機構監管部則改為農村中小金融機構監管部。

據了解,此次監管架構改革將有限的機構和人員編制向前臺監管部門傾斜,調整後內設22個部門中,監管部門由11個增加到17個,占部門總數的77.3%。

有銀行業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如是評價,在對內部組織架構的調整中不可能沒有反對的聲音,尚福林能夠在內部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正是說明了他超強的協調能力及篤定的改革精神。

郭田勇評價銀監會改革稱,對銀監會內部組織架構進行改革,使得金融監管功能發揮變得更加專業化,更加具有針對性和前瞻性,有利於銀行差異化、特色化發展。

“使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尚福林稱,“通過監管架構改革,進一步突出監管主業、優化監管流程,監管資源利用效率不斷提升,制定並公開銀監會及機關各部門的權力清單、責任清單、約束清單,提升監管透明度。”

推進銀監會自身改革,是為了更好的推進銀行的改革,尚福林任職期間,銀行業改革也穩步推進。“銀行業在逆境下,在監管的引導下,無論是積極謀求創新,還是從行業發展都可圈可點。”郭田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尚福林曾表示,國際經驗表明,健全的商業銀行體系,需要大中小商業銀行分層布局、適度競爭、協同發展。引入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可以推進銀行的差異化發展,民營銀行試點應運而生,從試點落地到現在的常態化設立,銀監會對此做出了諸多工作。

較少接受媒體專訪的尚福林,卻在針對民營銀行的推進問題上,接受了人民日報的專訪,盡管只回答了三個問題,已經顯示出了尚福林對民營銀行推進的重視。

2014年3月,民營銀行破繭而出,首批民營銀行試點落地,到如今設立已經常態化。尚福林最新撰文提供的數據顯示,目前已有8家民營銀行開業,總體運行平穩,服務實體經濟的效能逐漸顯現;還有9家已經批準籌建。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首批試點5家民營銀行資產總額1329.31億元,平均不良貸款率0.54%,撥備覆蓋率471.21%,當年利潤5.72億元。

除了民營銀行,銀監會也推動銀行在投貸聯動子公司、直銷銀行子公司等業務專營化方面做出探索。

“形勢逼人,不進則退。”尚福林2015年曾在《中國銀行業》雜誌撰文,提出銀行業必須加大金融創新力度,轉變盈利模式。他認為,銀行應該通過利用信息技術加強業務創新、加強非信貸和表外業務創新、加強負債業務創新、加強信貸業務創新四大方面來把握發展的主動權。

監管與國際接軌

尚福林任職期間,正值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時期,銀行業監管全面趨於嚴格。

2010年11月,20國集團首爾峰會批準了巴塞爾委員會起草的《第三版巴塞爾協議》(巴III),確立了銀行業資本和流動性監管的新標準,要求各成員國從2013年開始實施,2019年前全面達標。

在尚福林上任伊始,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就曾提出,未來銀行業監管的重點應在如何實施新監管標準方面,實現與國際接軌,不斷提高銀行的風險抵禦能力。

2012年6月8日,銀監會發布《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下稱《資本辦法》),並於2013年1月1日正式實施,這是中國版巴III的正式落地,意味著銀行業進入新的監管時代。自此,銀監會全面引入巴III確立的資本質量標準及資本監管最新要求,涵蓋了最低資本要求、儲備資本要求和逆周期資本要求、系統重要性銀行附加資本要求等多層次監管要求,促進銀行資本充分覆蓋銀行面臨的系統性風險和個體風險。

隨後,《商業銀行杠桿率管理辦法(修訂)》、《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辦法(試行)》等細則規定相繼落地,銀行業開始處於平穩過渡時期。尚福林當時專門強調,要穩步推進新監管標準的實施,商業銀行要提升穩健發展內生動力,制定過渡期達標規劃。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際銀行監管實施了大量改革,在資本、杠桿率、流動性等領域出臺了更嚴格的監管標準,寬管制、嚴監管已經成為全球銀行業發展和監管的共識。”尚福林稱。

尚福林認為,目前國際監管領域主要呈現兩個方向性變化:一是不斷強化審慎監管,註重微觀審慎與宏觀審慎監管的有機結合。本次金融危機後,巴塞爾委員會大幅提高了資本、杠桿率和流動性等監管標準,強化了最低資本要求、監督檢查和市場約束三大支柱,提出了逆周期資本和系統重要性機構監管等宏觀審慎監管工具。

二是加強風險隔離,推動金融業向專業分工和簡單透明模式回歸。危機後,美國、英國和歐盟三大經濟體紛紛強調“回歸簡單、重返主業、風險隔離”的監管導向,明確要求在傳統銀行業務與高風險的交易業務和投行業務之間建立防火墻。一些國際大型金融集團已在調整經營戰略和業務模式,更專註於在核心地區開展核心主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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