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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巴菲特五分鐘選股到投資人的煉金爐!

http://www.ltkdj.com/News/ltsd/2012/1123/121123155442744AKB1E9A15JD6J3E10.html
   巴菲特說:「如果我不能在五分鐘內判斷一個公司值不值得投資,那麼我絕對不會用幾個星期的時間來評價這個公司。」
    從第一次接觸這段話到現在已經有十多年了,從完全不理解,到逐步有所理解,再到目前形成了能被常識性道理解釋通的理性認知,我整整思索了十多年。
    以下是我對巴菲特這句話的理解和深思。
    特級廚師,判斷一盤菜的口味和質量,看一眼就知道味道怎麼樣,不用親口嘗。很多理髮師,當一個陌生的客戶來到他的面前的時,他幾秒鐘就知道這個人理什麼樣的髮型效果最好。各行各業的傑出人物,從事某一個行當久了,都可以在五分鐘就決策,這是很普遍的生活現象。經過長期的實踐會形成了一種能力體系,這個能力系統幾秒鐘就能高質量決策判斷。越是需要花費很長時間判斷,決策質量越差,因為你沒有快速決策的能力,從而必須靠長時間的消耗精力來彌補,(這種精力消耗也不一定能有質量)。不能五分鐘做出判斷和決策,往往說明你不懂!
    支持巴菲特五分鐘選股的是巴菲特長期實踐形成的投資體系和思維模式,巴菲特有一套已經非常成熟、非常流水化、非常模式化的投資決策體系和思維模式,並且這個體系和模式在多次的實踐中已經被證明是有質量的,有可靠性的。這個體系和模式就像一架自動化煉金爐,當巴菲特遇到一個新的投資對象的時候,他馬上把這個投資對象放到巴菲特牌自動煉金爐中,一按按紐,讓巴菲特牌自動煉金爐自動對眼前的這個對象進行考察。如果發現啟動按紐後,巴菲特牌自動煉金爐頻繁的死機,頻繁的出現了意外,而且運行緩慢,無法得出結論,這意味著巴菲特牌自動煉金爐無法處理加工眼前的投資對象。此時爐前工巴菲特,眼疾手快搶步上前立即關閉煉金爐的電源,停止對這個對象的加工。因為巴菲特知道自己的巴菲特牌自動煉金爐與這個投資對象不配套,這個對象無法用巴菲特牌煉金爐進行加工,放棄停止加工是唯一理性的,否則會毀了煉金爐!
    特別要重視巴菲特的後半段話:「如果我五分鐘決策不了就不浪費時間了。」這是非常深刻和高明的。因為一個投資體系和思維模式是歷史實踐的結果,是十幾年幾十年在市場逐步完善的結果,他的高效率的處理能力來自一個無限長的歷史實踐過程,因此在體系無法有效判斷投資機會時,停止和退出是唯一正確的。很多「聰明的投資人」會說,既然老體系處理不了,建立新體系,抓住眼前的機會,這是有點異想天開了!投資體系不是自己想建立就建立的,沒有十年,幾十年的歷史累積,沒有反覆的正反兩方面的印證根本不能成為可信賴的體系。一個特級廚師離開了餐飲業進入了理髮領域,短期他怎麼努力也不可能知道一個圓臉胖子理什麼樣的髮型合適。
    體系在保障簡單的同時,體系本身的形成費時費力,難於上青天!這種難度表現在時間漫長,表現在不能一蹴而就。新的、沒有歷史、沒有實踐效果的速成體系和決策依據沒有可靠性!越是在漫長歲月形成並被多次證明行之有效的老體系越可靠!因此當你的體系處理不了眼前問題的時候,除放棄之外,其他都是不明智的,所謂短期再建一個體系是想當然的,絕無此種可能。巴菲特說五分鐘無法決策就不浪費時間,其實這話是非常睿智的。
    巴菲特的話也是對能力圈原則的另一個闡述,這個投資決策的體系和思維模式就是能力,這個能力是特定的能力,是對有限的對象的處理能力,不是萬能的能力,永遠也不會出現一個體系能處理任何投資對象。如果那樣,就不可想像了。既然這個體系對某些對象不適用,那麼就放棄,這是對能力圈的堅持。巴菲特牌煉金爐只對特定對象有效!如果原料不合格,巴菲特拒絕啟動自己的煉金爐!對原料明確的要求,是巴菲特牌練金爐長期優質高效煉出金子的前提。
    投資體系是漫長歷史過程形成的,因此,矢志不渝專注在有限領域長期積累,才能實現能力的累積。目標越多、方法越雜,越不易建立起能力優勢,我們必然會在多個對象、多個方法面前犯下左右搖擺,三心二意,淺嚐則止,貪多咬不爛的錯誤。十幾年,幾十年不動搖,在有限對象單一方法上日積月累精益求精,長此以往必能打造出屬於自己的煉金爐。概括言之:「在有限對象上,用一種方法長期堅持就會形成屬於自己的投資體系,就會擁有自己的煉金爐。」
    另一方面,假如你經過長期求索擁有了你的煉金爐,你還要明白對你利益最大化的做法是,讓這個煉金爐的使用壽命越長越好,而不是突擊使用,加班加點,使練金爐短期煉出很多的金子來。這樣做將導致煉金爐受到毀壞,也從根本上毀害了投資人自身的利益,把一個煉金爐快速的榨乾,使其喪失工作能力是愚蠢的,有意義的是讓它長期處於穩定的工作狀態,這就是巴菲特成功的秘密,也是最簡單的生活常識。

   每位投資人都應該設計屬於他自己的煉金爐。否則不能長期規律性的成功。下面是我作為一個資產管理者給自己的練金爐設計的圖紙

    「董寶珍牌煉金爐設計原理圖」

    董寶珍牌煉金爐的設計相當於蓋一個房子,包括三個部分:一,地基;二,牆體;三,屋頂。
    地基由三大材料構成:
    一,格雷厄姆、巴菲特、費雪等大師的基本投資原理和學說
    二,中國哲學,以道家,儒家為主,佛家為輔。
    三,保守主義思想和保守主義理論。
    三大思想共同構成了董寶珍牌煉金爐的基礎。
    牆體是由單一的材料構成,統一使用消費、食品企業作為磚塊,同質性高,不搞混合材料,不在消費食品企業之外構建其他原料,這樣 的牆體由於是同質磚塊砌成,所以更結實,若用不同磚,尺寸不一樣,互相無法砌成一個統一的牆。屋頂是以歷史文化為依託有長期提價權的企業作大梁,這個大梁支持住了董寶珍牌煉金爐的頂。
    地基、牆體和頂整體在一起,形成了董寶珍牌煉金爐的設計結構。牆體和頂部不做變動,地基越紮實越深入煉金爐越穩固,所以不停的夯實地基。對地基之上牆體和頂部則做減法,進行精練,簡化,縮小範圍,越專一,越純粹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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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拉馬拉大草原和A股

http://www.ltkdj.com/News/szcc/2012/1124/121124051246C659AI49FE9JEI23A2B.html
非洲的馬拉馬拉大草原位於非洲南部,是非洲歷史最悠久和面積最大的自然保護區之一,一望無際廣袤的草原上生活著難以計數的動物,從博弈的角度上可以分為掠食性動物和非掠食性動物,前者的代表是獅群、非洲野狗和獵豹,後者則是羚羊、斑馬和野牛等。後者靠旺盛的繁殖力以數量取勝,並以自身的犧牲為前者提供蛋白質來源。在這個生態鏈上獅群處於最高端,以非洲的動物之王的姿態起著清理草原維持生態平衡的關鍵角色,野狗和獵豹也以其獨有的本能參與著草原上日復一日的略食和屠殺。平常的年份裡掠食者和被掠食者維持著良好的動態平衡,獅群再威風也不可能把羚羊都消滅,而羚羊也不會膨脹到把草木全部啃光,唯一能夠打破平衡,真正決定獅群和羚羊命運的只有一個因素,就是水!

    非洲的草原一年只有兩個季節,雨季和旱季。當雨季遲遲不來的時候,所有的動物都Hold不住了,羚羊和野牛會遷徙走,而由於食物來源的減少,很多新生的小獅子根本熬不過第一年的旱季,成年獅子也可能在飢餓的驅使下在與野狗群爭奪食物的殘酷戰鬥中喪命。

    馬拉馬拉大草原的這一幕其實與A股像極了,掌握A股升跌的關鍵也是「水」,即資金,源自10年下半年開始的收緊流動性而形成的「旱災」遲遲沒有結束的意思,資金利率水平的不斷上升,直接造成了大類資產價格的不斷下跌,而這種下跌恰恰又是對09和10年信貸寬鬆造成的資產價格顯著上漲的修正,這種修正也是一種去槓桿化的過程,這過程究竟要持續多久尚無人能給出準確答案,做為在這片草原上謀食的我們(私募好比非洲野狗,公募當然是老大,好比獅群;游資來去無蹤以速度見長好比獵豹)只能觀察天氣狀況,也就是對利率的跟蹤來判斷資金面是否實質性放鬆,在沒有這個明確信號出現之前恐怕A股的築底之路還將走下去,各版塊和個股的估值調整還會劇烈的進行,在缺乏有效做空手段的時候我們也只能被動等待,就像顧准去世之前交代吳敬璉先生那樣的「待機守時」了。

    如果考慮的更深一層,那麼誰又來決定旱季和雨季的交替呢?在現階段的中國當然是有關部門,旱季總不可能一直持續下去,我們如今的管理層頗有當年沒落家族公子哥的氣派,不斷的賣掉田產換酒喝(賣地換三公消費喝茅台),財政收入連年高速增長,當家做主為民花錢的積極性相當高,隊伍日益膨脹,總有一天他會像貪吃蛇一樣自己把自己吃垮了,那麼也許兩三年之後捉襟見肘時又該開始賣國資了,但在變賣之前總該把資產高估一下到時能賣個好價錢吧,況且為了維穩Hold住,當房價控制到達一個階段性目標時將會為了保增長而迫不及待的預調微調,因為我們國家承受不住經濟放緩就業率低迷的衝擊的,現實的例子就擺在眼前,以埃及為例,其15歲以上人口的識字率只有七成,這部分人抵禦經濟波動的能力最低,而最易受穆斯林兄弟會等宗教組織的洗禮,是街頭運動的主力軍,不把他們的就業問題解決,埃及的亂局難平。在咱們社會主義新中國當然識字率很高,宗教也沒有影響力,但是我們有我們的問題,即廣大的農民工二代,這批年輕人不可能再回到農村下地干活了,一是不願意沒技能,二是恐怕地也沒了,但是他們的文化水平使其又很難真正融入大城市,以往紅火的民營經濟解決了大部分這些年輕人的就業,但旱季的持續讓大批民企得不到貸款,就業率保不住的話,情況不堪設想。所以貨幣緊縮週期會過去的,這只是時間問題。

    在這片馬拉馬拉草原上活下去的關鍵技能就是能判斷旱季和雨季的交替並及早做準備,其次決定股票長期走向的還是其盈利變動方向,就醫藥股來說,也就是該企業在行業中的地位是向上還是向下,這個變動方向就是該醫藥股的「價值」,而價格則在中短期內受雨水的多少而決定。我們無法指責市場的對錯,只能不斷修正自己的行為模式和交易系統來適應這個市場,除此似乎別無他法。


拉馬 拉大 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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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號人物」高平

http://www.infzm.com/content/83081

西班牙警方所稱的犯罪集團「一號人物」高平,在他位於馬德里的別墅裡被抓走,同時被抓的還有他的妻子。

當時,大批電視媒體聚集在抓捕現場。電視節目中可以看到抓捕的片段,畫面上的高平很年輕,被抓捕時手裡拿著一份文件,臉上有一絲茫然。

他被指控涉嫌在4年間走私洗錢12億歐元。

高平來自中國浙江青田,他同時是浙江省政協委員。

在西班牙的華人圈裡,高平是一位成功人士,經常會登上當地華文報紙的頭條。南方週末記者採訪的當地華人,也對他一致認可。一位當地華人服裝店的店主這樣評價,「他算不上華人領袖,但是成功的企業家。」

高平出生於1972年,上世紀90年代初從青田來到西班牙,和所有到西班牙求生活的中國人一樣,高平也經歷了在餐館洗碗、做廚師,到自己開店,最後做外貿和批發的「通關」過程。

從1990年代後期便與高平相熟的西班牙華人華僑協會榮譽主席徐松華對高的上進印象深刻。一般第一代移民很少有人會願意和有時間學習語言,往往在西班牙待了幾十年還沒法與當地人溝通,但高平「一邊炒菜,一邊學西班牙語,把一本單詞都背下來了」。

「雖然年紀小,但對華人的事情很上心,很有頭腦。」徐松華如此評價高平。在批發區誕生之前,華人的生意集中在馬德里市區另一個地方,但屢遇摩洛哥人搶劫。當時高平對華人維權很熱心,帶領大家想辦法。2000年成立華商會的時候,他被選為副會長。

1999年起,高平就已涉足小商品批發生意,從傳統華人的餐館生意,轉向百貨批發和外貿。這幾乎是僑居西班牙華商的共同軌跡。

現在,高平在西班牙的主要產業,是國貿城。

2005年開始,高平開始涉足「文化產業」,在西班牙成立了西班牙國際文化藝術基金會,這在目前西班牙的華商中並不多見。據國貿城的工人介紹,最近兩年,高平已很少在國貿城出現,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文化基金會的發展上。

在國內,高平也在杭州等地有多處產業。據一位生意夥伴介紹,他的投資天平近年來已逐漸向國內傾斜。

隨著生意規模的不斷擴大,高平正在努力完成一個從「批發商」、「生意人」到「企業家」的轉變。徐松華說:「他在上海交大學習工商管理,有時就是為了上課專門飛回國內一個星期。」

高平的努力,逐漸得到西班牙主流社會的認可。2007年,經僑辦推薦,高平和其他一些華商一起,作為企業界代表,陪同西班牙國王卡洛斯訪華。2008年,他當選為浙江省政協委員。

出事之後,高平被西班牙媒體描述為「黑社會」,讓當地一些華人非常不解。「偷稅漏稅的行為都是多少存在的,但說高平是黑社會,我是肯定不相信的。」徐松華說,華人是個小圈子,誰是怎樣的人,大家都清楚。

華人律師季奕鴻也不太認同黑社會說法。從業十多年,季接過大大小小2000個案子,暴力犯罪很少。在這很少的案例中,中國人主要是傷害罪,都不是出去和別人打,而是老外到店裡,發生爭執,打起來了。

至今,高平和妻子以及另外22名涉案人員,未能獲准保釋。高平究竟涉嫌何種犯罪,還要等待最終的司法判決,而這個等待可能曠日持久。他已經聘請了一位西班牙律師。不過,季奕鴻說,「根據以往經驗,從現在到起訴要花三到五年時間,起訴到宣判還要差不多同樣的時間,當初的西班牙燒鞋案,案情單一,判了28個人,用了七年時間。」


一號 人物 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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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三公」改革: 公車、公款吃喝、公費出國,一個都不能少

http://www.infzm.com/content/83158

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要從制度上解決「你不能腐敗、你腐敗不了」的問題。

據浙江日報報業集團的《今日早報》11月22日報導,近日,《溫州市黨政幹部因公出國(境)管理五項制度》(簡稱《五項制度》)出台,並將於2013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根據新政,溫州黨政幹部因公出國不僅要提前審批,而且全過程要在網上公示。

據溫州市紀委相關人員介紹,《五項制度》分為計劃控制、任務審查、公示公開、動態監督、責任追究,具體涵蓋了15條規定,針對管理因公出國(境)時,可能會遇到的問題,逐一「對症下藥」並規範細化,可操作性強。

《五項制度》中,公開公示這部分被溫州市紀委認為是亮點最多的。例如,外辦、台辦將黨政幹部因公出國(境)年度計劃,包括批次、人數等情況,依託政務公開平台,於每年年初在政府門戶網站上公示;審核批准後3日內,要按規定在網上公示出訪團組的任務、人員、經費和行程等情況;執行出國(境)任務回國後30日內,還要在相應網站上公佈出國(境)任務執行情況、出訪成果報告和出訪費用。

此外,在從嚴控制出訪人員方面,《五項制度》規定,「新提任的市管幹部,一年內不安排出訪;退休前不足6個月和退二線的幹部,不安排出訪;同一地方、同一部門的負責人在6個月內不得重複出訪同一國家或地區(特殊任務除外)」。

今年以來,溫州頻頻出台「三公」改革新政,涵蓋了公車改革、公款吃喝和公費出國(境)這三個方面。據《南方週末》此前報導,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對於「三公」改革傾力頗多。2012年2月溫州黨代會上,陳德榮公開承諾:「三公」改革要在今年推進,特別是公車改革,從而從制度上解決「你不能腐敗、你腐敗不了」的問題。

早在4月初,溫州已經下發市級機關公車改革方案。溫州的公車改革改革被官方歸納為:近程貨幣化補貼,遠程市場化租車。

溫州對從正縣實職到科員、辦事員,按其職務層級劃分為7個車貼檔次,每人每月最高補貼3100元,最低為300元。車補不計入個人工資,全部存入市民卡專用賬戶,用於市內交通有關的支出,如加油、保險、汽車維修等費用,不可提現或挪作他用;遠程出差和重大應急用車,將由溫州市交運集團組建的公務用車服務公司承擔。

溫州的車改借鑑了杭州模式與國企車改的經驗,推行速度極快。3月15日,初步方案交由民意代表研討;4月10日,方案下發;4月16日,車改辦成立;5月20日,評估開始,6月20日,公車全部上繳;6月24日,第一場拍賣開槌。

公務接待改革也在同時進行中。據《錢江晚報》報導,2012年5月,溫州市委、市政府發佈《關於改革和加強公務接待管理的通知》,要求「三嚴四禁」:嚴格執行工作餐制度,嚴格執行公務卡消費制度,嚴格執行公示報告制度;禁止午餐飲酒,禁止同城接待,禁止超規格接待,禁止經費超支。

6月底,溫州又下發了被網友稱為「史上最細」的《落實公務接待「三嚴四禁」規定實施細則》,對公務接待中很多地方,都進行了細化和量化。

比如,規定標準工作餐,每人每餐不超60元;陪餐人不得多於客人數;同城單位不得互相宴請;野生黃魚、鮑魚和魚翅等高檔菜,以及茅台和五糧液等高檔酒,不得上桌;公務接待要逐月公示報告等。

「不敢接受請吃,也沒有主動請別人吃的念頭」

據前述《錢江晚報》報導,近日,溫州市紀委對公務接待「三嚴四禁」執行情況進行了通報。8月中旬開始,溫州市紀委會同財政局、審計局組成督查組,對溫州98個市直單位和11個縣(市、區)進行督查。

通報稱,「各地各單位公務接待費用支出明顯下降,公務接待批次和費用均有大幅度下降。」6月底下發了「三嚴四禁」細則後,7月的接待費支出總額,就較前6個月平均數下降了40.8%。督查中,不少單位還表示,現在已經「不敢接受請吃,也沒有主動請別人吃的念頭」。

通報也提及,仍有一些單位執行不力,存在的問題包括:執行不及時;未落實公務卡報銷;工作餐超標;公務接待未公示;超額度接待;轉移費用。對此,溫州市紀委表示,接下來要進一步嚴肅紀律,確保「三嚴四禁」落實到位。

公務接待改革實施細則本身也還有改善空間。例如,中廣網引用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行政學研究室研究員贠傑評論稱,陪餐人不得多於客人數,那如果來了20位客人,派19個人作陪就不算違規;高檔菜遠不止鮑魚和海參,高檔酒也不是只有茅台和五糧液,列舉式的規定難以做到萬無一失。

而據前述《南方週末》報導,在溫州的公車改革措施中,最觸痛公眾神經的仍是高額車補。有網友將最高車補標準與溫州市區企業退休職工的平均養老金(每月2200元)對比:假定處級待遇不變,到60歲退休,一40歲的正處級官員所領取的車補總額,將是338個月的企業退休職工平均養老金。

「車補標準不統一,公務員之間差距太大,改革後開支並未明顯減少。最重要的是,百姓對車補這種顯性福利反對聲強烈。」一位浙江省省紀委官員說。


溫州 三公 改革 公車 公款 吃喝 公費 出國 一個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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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賀蘭,兩個世界

http://www.infzm.com/content/83069

常住人口只有五萬人的賀蘭縣城長寬不過幾里地,卻或許是中國租房業務最繁忙的小城市。這個秘密張揚在它大街小巷的信息張貼欄,欄上的房屋出租轉讓的廣告紙層層疊疊,一條廣告的壽命常常捱不過2個鐘頭,就會有急等著變現和加入這座城市的人撕走。

如果將廣告上的小區剪貼,會發現拼成的地圖幾乎就是整座城市。賀蘭縣城居身寧夏回族自治區的地界,空曠處向西遠眺可以看到賀蘭山高大黑黢的身形,而往北就是騰格里沙漠。展開於黃河沖積扇上的街道平直寬闊,房屋整齊地排列在街道的兩邊。新建的小區在城市周邊擴散開來,由於多數房屋建於最近幾年,小城給人簇新之感。泥頭車和塔吊密佈城市的邊緣,仍推動著小城在地面的擴張和高度上的跨越。

這是一座不停開價售賣的城池,空虛而撕裂。填補空虛的人群低調神秘,他們通過信息欄同這個城市取得聯繫,撥通那些廣告上留下的電話號碼,繳納租金然後填充那些閒置空間,給房屋帶去溫度,為窗戶打上燈光。對於這些人的身份,知情人總顯得難以啟齒。

王飛雷是賀蘭縣工商局經濟檢查大隊大隊長,負責全縣違規經濟活動的糾察,從2009年開始他與同事們就開始了與神秘人群的周旋,並陷入日後他們疲於應付的「貓鼠遊戲」。「鼠」是指需要隱藏的一方,是潛伏於縣城龐大的傳銷網絡。「最高峰時期,這裡聚集的傳銷人員有近20000人。」這令他和同事們感到頭疼,在這個常住人口不多的城市裡,每四個人中就可能有一人是傳銷分子。

「賀蘭是南派傳銷在西北最深入的據點。」中國反傳銷協會會長李旭曾於2009年底前往賀蘭縣解救參與傳銷人員,當時正處在賀蘭縣傳銷組織的發展時期。此後,他所領導的反傳銷組織又多次派志願者前往賀蘭進行解救活動。一個內陸腹地的小縣城聚集了這麼大量傳銷人員,在他經驗中絕無僅有。

在城市如同海綿一樣膨脹開來的同時,傳銷分子也像吃水一樣浸了進去。傳銷人員的加入,使得原本寧靜的小城被撕裂成兩個平行世界。面色黝黑的本地人,每天晨練、上班、吃羊肉飯、睡覺,按照社會管理和秩序過著平淡普通的日子。與此同時,另一群人則受控於龐大的傳銷組織,他們多數來自河南、江西、四川等地,沒有正式職業,大部分時間待在出租房裡,三五一群「串門」學習傳銷知識,被一個暴富神話鼓噪得難以入睡。

因為傳銷組織的嚴厲規範,兩者之間並無太多接觸,只是空間上剛好都在一座小城裡。大部分賀蘭人對於租住他們房屋的人瞭解僅限於「外地人」,房租一年一交都通過銀行轉賬,至於這些人是干什麼的則說不清楚。這種隔閡,使得作為熟悉的陌生人的兩者在小城中相安無事,達成某種平衡,這裡是一個有著二元世界的地方,界限井然。

並無交集的兩個世界卻有一個重合點,這是賀蘭縣城中心的欣蘭廣場。欣蘭廣場是當地人飯後休憩的地方,也是傳銷組織和成員心中的「聖地」。

聖地

作為本地人,宋美云從欣蘭廣場建立開始便在這裡工作,她是廣場的管理人員。常年的觀察,她發覺來廣場休憩的本地人多數都是一家子,曬曬太陽、散散步,等寒冬炎夏時人就不多了。而操著外地口音的遊覽者則是寒暑不輟,他們多數穿戴整齊,有著不同於本地人的白皙面容,三五一群,指來指去,像領導考察一樣。

雖然佔據著打量這座城市的最佳「觀測點」,宋美云並不知道她所管理的欣蘭廣場是傳銷組織的洗腦基地,被尊稱為「行業的寶塔山」。這座2002年建成的廣場位於小城中央,佔地8萬平方米,氣勢恢宏。

「他們很規矩,有生人就不說話,只聽說這些人是搞傳銷的哩。」她看到,這些「考察的人」一般會從廣場東邊進入,經過一座鐘樓,然後在一棵樟樹下停留幾分鐘,之後走上噴泉台,之後從廣場西緣出去。讓她惶惑的是,被這些人奉為神樹膜拜的居然是一棵死樟樹。這棵移植的樟樹前兩年死了,只留下枯枝幹部分,每個樹杈都分成兩個枝椏。為了不影響美觀,工作人員用一些塑料花草對這棵樹進行了裝飾,並用裝飾布將樹幹裹了起來。

郭宇是王飛雷的同事,通過長期與傳銷人員的交手他才弄明白欣蘭廣場一草一木在傳銷課程中對應的解釋。廣場東邊的大鐘,是「持久牌」鐘錶廠生產,寓意「行業持久」。而「樹杈分作兩枝」則代表賀蘭傳銷行業「一個人可以帶兩個人」發展,樹幹纏裹著裝飾布條是暗示「行業有國家支持」。

「廣場液晶顯示屏背後有5台空調機降溫,被稱為「五級」;噴泉台有3級階梯,則意味著「三階」;合起來就是傳銷行業的模式『五級三階制』。」這個被「神格化」的廣場一切都被賦予同傳銷有關的意義,將傳銷行業所有的知識點形象化,並且不斷為行業新的謊言提供佐證。

宋美云關於「神樹為何是死樹」的疑惑很快就被傳銷組織攻克。「樹死了,就意味著『一個人帶兩個人』這是個死規定,不能破例。」

被忽悠進傳銷組織的人們,一遍遍地來到這個廣場,瞻仰每一處「神蹟」,將他們第一次在這裡聽過的「神話」,講給之後帶來的人聽。平時只能潛伏在縣城出租屋裡的「夢想者」,在這裡進行著他們唯一露天的「精神生活」,同當地人站在了一起沐浴陽光和風,不過彼此無關。雖然荒謬不經,但這些神話故事確有其吸引力,不然難以解釋在欣蘭廣場「考察」的人群幾乎從未斷過。

「他們說廣場噴泉有600個噴頭,被解釋為夠600份的參與者就可以躺著拿錢。」作為一個打擊傳銷的執法人員,郭宇知道,他所見到的每一個傳銷者都曾無數次來過這個廣場。「但卻沒有一個人識破,那個噴泉的噴頭明明是800個。」

市民休閒地、行業教學基地、洗腦的教堂,比之小城的撕裂,欣蘭廣場似乎更甚一層,作為實實在在的實物,卻又是一個虛空謊言的生產地。

打而不絕

傳銷勢力進入賀蘭的時間已不可考證,但流傳下來的故事卻頗具宗教色彩。賀蘭傳銷組織內口耳相傳,數年前為了扶植西部大開發的進行,讓更多的人富裕起來,24名「行業精英」在一個深夜被一輛軍車從廣西北海秘密護送到寧夏。「資本運作」事業由此在當地紮下根來,並開枝散葉。

「實際上,南派傳銷正是從廣西擴散到云貴川,再到甘肅、寧夏的。」對全國傳銷狀況瞭如指掌的李旭覺得,上述傳說是有其真實腳本的。廣西是南派傳銷的發源地,北海、南寧、來賓等地都曾十分猖獗,近年來南派傳銷逐漸北移,沿途城市紛紛淪陷。南派傳銷脫離了北派傳銷「以實物銷售作為基礎,控制人身自由」的窠臼,而僅以繳納現金作為入行條件,更為隱秘也難以被偵查到。

傳銷分子選中賀蘭縣城絕非偶然,王飛雷發現傳銷組織最感興趣的就是賀蘭充足的房屋資源。賀蘭縣城離銀川僅10公里,被稱作銀川的「後花園」,房價卻只有銀川的一半,空氣和綠化都較好。近年來賀蘭縣城新開的樓盤就有七十餘個,在這些樓盤中,佔地3000畝的太陽城小區號稱可居住50000人,這差不多能住下縣城所有的常住人口。

「賀蘭縣城房價低且閒置率高,而且房屋建設都很漂亮,和在其他地方相比,這裡簡直是天堂。」郭宇說,傳銷分子最常見就出現在大中城市的城鄉接合部,過著大鍋飯、集體住宿的苦日子。小城作為一個內地縣城的城市管理比大城市則顯得較為寬鬆,降低了傳銷行業存在的風險。傳銷分子在這裡找到了「世外桃源」。

賀蘭當地政府對傳銷的打擊,從來就沒有間斷過。「力度最大的時候,當時傳銷組織惶惶不可終日,他們包下了大巴車從太陽城直接發往河南,號稱逃出賀蘭縣就是勝利。」郭宇說,2011年夏天那次專項整治後,有不少傳銷組織為了保存下來,整體遷往中衛、固原等地。小城震動,政府新聞網站揚眉吐氣地寫道:火車票代售點門口買票的人一大早就排起了長龍,其中80%的人買去往河南的火車票。

根據2011年6月16日至8月1日的統計,賀蘭縣打傳人員共入戶走訪6653戶,發現涉嫌傳銷窩點679個,發現涉嫌傳銷人員1927人。在打擊行動中,郭宇和他的同事們每敲開十戶房門,就有一戶是傳銷窩點。

藥渣

幾年折騰下來,擁有最佳觀察位置的宋美云已經掌握了這個小城的「脈動」。

她發現欣蘭廣場「考察」人群的疏密度與縣城房價、租金和菜價都存在著正相關的聯繫,人多時房價漲菜價高,人少時房價就下跌。而碰到嚴打傳銷的時節,租金菜價就一起往下掉。作為城市化的受益者,她家的土地在城市擴張的過程中被徵收,獲得三套房子的補償,如今家人住一套房,另外兩套就被用於出租。

2011年6月時,是賀蘭傳銷最為猖獗的時候,欣蘭廣場的人絡繹不絕,宋美云家的房子租出了最高的價一年一萬多元,她的鄰居甚至租上了一萬五。賀蘭很多小區的房價也一路漲破五千。雖然心裡開心,但菜市場的菜價卻都上漲了,原先兩三元一斤的蒜薹,卻賣到了7元錢,比過年還貴。而等之後全縣清查傳銷,她家的房子租金又一路降到了三四千元。

雞和魚是「體系」內特別敬奉的食物,取其諧音「機遇」。體系內有一位山西的酒廠老闆,負責造起了「雞魚酒」。每月1號,是行業內的「機遇日」,這天大家都要吃「雞魚宴」。在傳銷旺季,雞魚的銷量,會明顯影響整個賀蘭縣的菜市場。

「為了保存下來,組織內製定了嚴格生活管理方案,禁止與當地人來往,細節方面也是嚴抓嚴防。」來自周口的劉生財平時就在太陽城小區門口賣水果,和他一樣小區裡所有的攤販幾乎都是「組織」的成員,只是分屬不同的「山頭」而已。很多人甚至把孩子都帶到了這裡,就在小區裡的學校上學。

有成功者,也有落魄者。而劉生財是一個從「初級業務員」奮鬥到「高級業務員」再落魄為小販的典型。他自己的70萬陷進去,背後還有一大批被自己引進來的親友,家鄉已成畏途。在被「組織」榨乾以後,這些人像藥渣一樣丟棄在這個傷心之城「刨食」。劉生財參加傳銷前,有個老鄉勸他,他不聽,現在他把他稱為恩人。兩人每次見面都要喝酒,以澆心中塊壘。

街頭信息欄裡的廣告刷了一層又一層,劉生財知道這意味著「組織」又增添新鮮血液了,而自己就像被掩蓋(在)裡面的廣告紙一樣,沒用了但仍被粘連其中。偶爾碰到一個老鄉來買橘子,劉生財才會從悵然若失的狀態中回過神,表情戲謔地問道:你加入組織沒。

無人理會,就像他是在另外的世界裡自我調侃。


一個 賀蘭 兩個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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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地王」的傳承難題

http://www.infzm.com/content/83076

驍勇善戰的第一代創始人兼父親去世後兩年間,黃氏兄弟改變現狀、開拓新路,也積極扶第三代成員上位,但這個新加坡首富家族面臨的局面也更嚴峻

新加坡每六間私人住宅中,就有一間是遠東機構興建的。這家東南亞最大的私人房地產開發商,催生出一個首富家族。在2012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執掌遠東機構的黃志達和哥哥黃志祥為新加坡首富,其資產高達92億美元(約580億元人民幣)。

遠東機構是祖籍中國福建的黃廷芳於上世紀六十年代一手締造的,他還創辦了如今香港主要地產商之一的信和集團。從2007年至今,黃氏家族蟬聯新加坡首富。黃廷芳於2010年去世後,家族企業由兩個兒子即現在的黃氏兄弟執掌。

黃廷芳生前極為低調,幾乎不接受媒體採訪,也不希望企業上市。外界對這一總資產高達450億美元(逾2800億元人民幣)的企業掌門人的風格始終感到好奇。

他去世後,黃志達與黃志祥儘管遵從父囑,低調而謹慎,但因旗下有資產登陸資本市場,這一首富家族的更多信息才為外界所知。這對兄弟兩年間拓寬了遠東機構的經營方向,並且與中國的聯繫也更加緊密。

告別「沉悶感」

跟父親黃廷芳時代相比,黃氏兄弟執掌遠東機構後,多元化的趨勢更為明顯。

遠東機構執行董事謝文華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郵件採訪時稱,遠東機構業務涉及住宅、酒店、零售、商業、工業以及食品與飲料行業等,「通過多元化的策略,來緩衝其在任何一個行業中受到的衝擊。」

「2012年,我們重點向包括馬來西亞、泰國、越南、緬甸、印尼和澳大利亞在內的地區推廣『新加坡精神的酒店』。」謝文華說。

兩年前,即黃廷芳剛去世不久,遠東機構提出一個新理念——整體性的生活環境。為客戶提供「一攬子」的選擇,包括SOHO家居、時尚公寓、複式閣樓以及聯排別墅等。

這種整體性的生活格局使得一個家庭即使面對各種情況也能夠保證處於一個住宅環境中。這些家庭需要面臨的情況包括:「升級」,隨著家庭成員的增加,需增大住所環境;「降級」,考慮孩子長大後搬離的影響;以及「擴張」,有的孩子考慮與父母保持近距離的聯繫。

相比而言,黃廷芳早期建房都比較簡單、樸實,「無論從外形還是內部設計都給人以沉悶感。而且黃廷芳比較喜歡傳統庭院。」熟悉遠東機構的一位人士稱。

而黃志達受過美國教育,他接手遠東機構後,非常注重房屋設計感,連著拿了幾個房屋設計獎。

事實上,上世紀90年代中期,黃廷芳就逐漸給兒子們更多的決策權,開始了交班大計,長子黃志祥掌管香港房地產公司信和置業,小兒子黃志達留在新加坡協助他處理遠東機構的業務。

黃家是個傳統的華人家庭,子承父業看起來理所應當。「我的家庭父母很傳統,從小就調教我們如何接管家族生意,」黃志達曾在一次公開演講中稱,「因此我沒有想過自己會有其他選擇。」

黃廷芳曾經的私人秘書陳寶蓮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黃廷芳生前工作非常勤奮,經常一天工作12到18小時,他的這種風格也遍佈家族企業中。「他要求員工盡心盡力做事,他最常說的就是能者多勞。」

黃廷芳從小就培養兒子們的商業嗅覺與決策力。中國內地改革開放後不久,首次土地使用權公開拍賣活動在深圳舉行,國有土地正式開始走向市場時,黃廷芳和黃志祥時常出現在交易現場。

他們更是出現在信和置業大本營——香港的土地拍賣會上。黃廷芳因曾多次以高價投得土地,在香港地產界有「超級大好友」之稱。

一次他帶黃志祥參加拍賣會,由於有大批房地產商出席,兩人只能在最後面站著,參與一個多小時的競拍。

黃廷芳對兒子們有時「愚蠢」的想法或行為常大動肝火。黃志達記得父親常對他說「即使你聽了會傷心,我還是要提醒你,因為只有我才會這麼做。你現在所處的位置高高在上,除了我,大家只會對你說奉承話」。

黃志達曾買過一輛豪華跑車。當他開回家時,被父親狠狠訓了一頓。「黃父說自家是本分生意人,不出花花公子;兒子不得不把車退掉了。」一名熟悉黃氏家族的人士對南方週末記者稱。

「有人可能會綁架我」

低調是黃廷芳生前身上最大的標籤。1928年,黃廷芳出生於福建莆田。6歲隨其父到新加坡,開了一家醬油廠和雜貨店,專門售賣乾貨、醃製品和莆田特產。

黃廷芳二十多歲時決定出來創業。第一項生意是開雜貨店,但他失敗了。根據《新加坡的領袖》一書記載,「貧窮跟隨著這次失敗而來」。

隨後,黃廷芳重返醬油加工行業,積累了一點本錢後,改行進入房地產業。他的第一個項目,是在新加坡華登嶺建了72間排屋和半獨立洋房。

上世紀六十年代,房地產慘淡,不少開發商破產,房地產當時被稱作「房地慘」。房子賣不出,就像是一隻腳踏進泥潭,再走一步就會整個人陷進泥巴裡。

當時,華登嶺一帶每逢下雨就會淹水,那裡的屋子很難賣。黃看準時機以低價買下地皮建房。再以每棟10萬新元的價格出售。當時以這個價格出售洋房,很具吸引力。由此,他賺到第一桶金。

坊間的一個說法是,黃此前當過的士司機,他動員了500名的士司機合資,才買下那塊地。

黃廷芳瞭解物以稀為貴的道理。他曾說,「如果你要在房地產業發展,你是不可能在所有地區都投資的。只要你打開地圖,到一個你看不到面積,可是卻看得到名字的國家,就是最好的投資地點。」他指的就是土地稀缺的新加坡。

在外人看來,黃迷戀土地。他經常在半夜拿著手電筒,獨自一人,在買到的地皮上散步。「既然土地有一半時間是在黑夜度過,必須不分晝夜到那裡探索它們的發展潛能。」他也經常花上數小時,細心研究建築圖案和親自到場地監督工程。

上世紀七十年代,黃廷芳遭遇了其第一次危機。新加坡政府採取一連串的行動,以抑制當時已經過熱的房地產市場,市場由此陷入低迷。

黃廷芳受到影響。他轉戰香港,在那創辦了信和集團,繼續地產生意。在香港的經營思路幾乎與在新加坡如出一轍,他看上那些具有發展潛力卻無人問津的荒地,大片買入,獲利頗豐。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香港因未來前途問題導致經濟低迷,令信和集團大受影響,虧損超過10億港元,幾乎到破產的邊緣。

在房地產業最為悽慘時,黃廷芳曾和另一產業大亨召開記者招待會。他們指責媒體「搞垮」了地產市場。結果,現場媒體強烈抗議,稱房地產價格是因供需變化而起伏。黃最後不得不整晚一桌一桌地向在場記者道歉。

當黃廷芳剛喘過一口氣,便繼續在香港購買地皮。1997年香港回歸時,黃是唯一受邀見證中英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的新加坡商人。

「不要在房產市場蓬勃時才進場,市場疲弱時就退場。」他稱自己要做一名「全天候創業家」。

這樣的理念幫了他,他最早在新加坡開發的價格10萬新元的洋房,在政府改進了溝渠系統後,成為黃金地段,漲到了450萬新元。而信和集團現在是香港主要地產發展商之一,居香港地產前四強,為香港恆生指數成分股之一。

富貴之後的黃廷芳卻變得異常低調。他交代公司職員,即使迎面相遇,也不要跟他打招呼或問好。

一名前遠東機構職員曾公開表示,黃廷芳很少主動與人打交道。他的辦公室採用的是暗玻璃牆,大門常閉。

他害怕更多的人認識自己。他曾接受一家媒體訪問,攝影記者在旁邊拍照。保鏢突然把相機搶過來,交還相機的條件是不得刊登照片,「否則採取法律行動」。

黃廷芳經常工作到深夜,然後到紐頓小販中心吃碗兩塊錢的面。他不讓自己照片出現在報章的原因之一是,擔心吃麵時不安全。他曾袒露心聲,「人們一旦知道我是誰,知道我有錢,有人就可能會綁架我」。

他同時擔心家人的安危。另一位長期觀察黃氏家族的人士對南方週末記者稱,「黃廷芳的擔心並非杞人憂天。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新加坡綁架盛行,人人自危,更別說有錢人」。

有段時間,黃廷芳發現自己的車子後面總跟著一輛紅色的小車。他立刻換了車子顏色。隨後,跟蹤其的紅色車子也消失了。當地媒體稱,之後他對紅色有了恐懼感,由此更加厭惡人們知道他的長相。

現在新加坡被看作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之一。黃廷芳去世至今已經兩年,但謹小慎微的風格卻仍牢牢刻在遠東機構身上。南方週末記者多次聯繫,遠東機構公關負責人說,「我們不能透露任何關於黃氏家族的信息,這是一貫做法。」

中國市場的誘惑

黃氏家族因為神秘,在新加坡企業界保持著一份特別的「魅力」。2012年5月,在新加坡科技與設計大學的開學儀式上,校董事會主席黃志達只用不到兩小時便為該校獎學金項目籌集到1000萬美元的捐款。

儘管視野更開闊,思維也比較西化,但黃志達兄弟卻一樣繼承了父親低調的風格,極少在公開場合露面,但他們並不刻意。

2011年底,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在推介自己中英文版的新書時,宣佈個人捐出1000萬新元(逾5000萬元人民幣)設立一個雙語基金,希望大力加強學前教育機構教導雙語的能力。黃志達獲悉這一消息後慷慨捐出500萬新元。

黃氏家族有著「中國情結」,從來都非常重視中國市場。廈門是中國最早的四個經濟特區之一,當廈門剛剛開始出讓土地之時,黃廷芳就帶著兒子來了。他以壓倒勢的價碼競得廈門推出的五塊地皮中的四塊,現在價值飆升。

遠東機構在給南方週末記者的採訪回覆中稱,信和集團先提出進軍中國內地,而後遠東機構跟進,一開始是借信和集團的平台進行投資。

根據信和集團的財報,截至2011年底,其在內地的土地儲備達283萬平方米,在重慶、上海、深圳、廣州、廈門、福州、漳州和成都等城市都擁有項目,但是272萬平方米即96%的儲備尚未完全開發。

這意味著,由於市場低迷,向來大膽幹練、喜歡當「地王」的黃氏家族也被深套,只得靜觀市場變化或另尋突圍機會。

2011年3月,福建代表團訪問香港,得到了黃志祥為主的閩籍商人的款待。一個月後黃志祥到福建考察,得到了省領導們的熱情歡迎。

值得一提的是,黃志祥還是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新加坡2011年商業房地產投資交易總額達到91億美元,取代香港成為全球商業房地產交易活動最熱城市第五位。大量中國買房客也湧入該國。據全球領先的房地產顧問公司高力國際發佈的研究報告,新加坡私宅市場買家接近30%來自中國。投資海外房地產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內地的限購政策。

2012年7月,遠東機構攜其在新加坡的三大項目在中國上海、無錫、昆明、杭州、深圳、福州、北京、瀋陽、成都和重慶進行巡展,產品正是黃氏兄弟推出的包括公寓、SOHO、聯排別墅在內的「整體性生活環境」系列。

據介紹,中國買家在新加坡投資房地產更傾向於豪宅項目,尤其新加坡最繁華地段的烏節路成為了置業熱門地段。

而黃廷芳生前曾被稱為「烏節地王」,原因是在這一新加坡商業心臟地帶,約九座購物中心、三家酒店、一棟服務公寓,都由黃氏家族直接或間接擁有。這還不包括其興建中的公寓,以及握有的地皮。

「除住宅外,我們是新加坡最大的酒店和酒店式公寓業主運營商。」遠東機構總經理鄧英明曾公開表示,公司正在抓緊尋找合適的機會到中國內地拓展酒店業務。

中國的辦事處正進行包括品牌推廣在內的市場營銷。他們希望建立和管理一個多樣化的投資組合,以滿足住宿和商業客戶需求。

為此,他們正在尋找機會,無論是直接投資還是合資方式。他們還和另一家知名的新加坡系地產資本——凱德置地一起參與了上海來福士廣場的投資。「內地土地成本不便宜,操作透明度不高,我們只能尋找機會。」鄧英明也公開了顧慮。

2012年8月,遠東機構將酒店業務分拆注入遠東酒店信託,以7億新元(約36億元人民幣)的募資規模在新加坡IPO(首次公開募股),為該國年內募資額最高的新股。

這一事件引起市場強烈關注。香港首富李嘉誠隨後決定分拆旗下的一隻基金,以人民幣計價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方式在新加坡上市。

雖然在市場上的表現仍是積極進取、善於創新,但黃氏兄弟時代的遠東機構和信和集團是否真正比黃廷芳時代更能經受「顛簸」及各種不利因素的衝擊,現在還沒有人——哪怕他們自己——敢下定論。


新加坡 地王 傳承 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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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遠見】伊朗的「人體器官市場」

http://www.infzm.com/content/83083

人體器官移植,是指運用醫學技術手段摘取捐獻者具有特定功能的器官(或組織)的全部或者部分,將其植入接受人身體內以代替病損器官(或組織)的過程。這一技術的誕生為醫學領域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有數字表明,到2003年,全球器官移植總數已達到936萬例。器官移植對於人類已經不再陌生,而器官移植也已經納入公眾談資和視野當中。

雖然器官移植技術日益成熟,應用愈發廣泛,但供體器官來源不足,卻成為這項新技術的瓶頸。對此困境,學界多主張以「政府主導下的器官捐贈補償機制」進行解決,而伊朗,正是世界上實行此制度的唯一國家。

1965年時,伊朗開始採用血液透析法治療腎病,由於資源有限,55歲以上的患者被排除在治療計劃之外。透析對任何一個國家的醫保經費都是沉重的負擔,如2005年時,美國腎病患者花掉了政府210億美元,佔到聯邦衛生支出的6.5%。

1967年時,伊朗進行了第一例腎臟移植手術,如何促進器官移植便成了首要任務。於是在1988年時,有償器官移植制度終於被批准,隨後,腎移植數量大幅增加,到了1999年時,伊朗成為了全世界唯一消滅了腎臟移植等待名單的國家。

就此,美國醫療政策專家John Goodman認為美國需要向伊朗學習。在美國,每天都有約十多人因無法及時接受器官移植而死亡。據美國器官共享聯合網絡2009年8月公佈的數據顯示,美國共有103363名等待接受捐獻器官的患者,但在2009年1-5月期間,美國僅有6009人捐贈了器官。

實際上不止是美國,全球其它國家都存在嚴重的器官危機,即便是實行「預先默認同意」制度(即假設每個人都是捐贈者,除非他主動提出不加入捐贈)、在世界器官移植領域處於領先地位的西班牙,其每百萬人口中也只有32位屍體捐贈者,要知道這個比例還是位於歐盟國家之首的。截至2011年底,西班牙仍然還有5484人在排隊等待接受器官移植。

那麼,伊朗的「有償器官移植制度」究竟是如何消除供應器官不足的呢?由腎病患者組成的「透析與移植患者聯合會」(DATPA)擔任整套系統的核心。患者如果無法從親屬處獲得腎臟,則由DATPA尋找合適供體。願意等的人可以等待屍體腎源,等不及的可以去首都德黑蘭,在位於市中心的腎臟病患關懷慈善協會(CASKP)周邊的區域,賣腎廣告多如牛毛。

接下來,DATPA將會為患者匹配合適的腎源,合適的話將擇機進入手術階段。手術後,政府將對有償捐獻者提供1200美元的補償和一年左右的健康保險,患者也會付一筆錢。如果患者比較貧窮,特定的慈善組織將給予捐獻者2300-4500美元的補償。

這套看似簡單的系統實際大有文章。免費中介DATPA將患者與捐獻者分隔開來。此外,透析、徵集、移植手術、術後抗排異藥物和術後康復的所有費用都會由政府來承擔,移植團隊均屬於大學的附屬醫院,開銷由政府支付,這些設定旨在降低窮人移植器官的門檻。而伊朗器官移植協會也會全程監督移植事宜,為了讓市場可控,患者給捐獻者的補償費用並非雙方私下商定,而是由DATPA協調而成。

伊朗的有償器官捐獻制度並未出現明顯的不公平問題,據一項隨機調查顯示,在器官接受者中,有50%是窮人,36%是中產階層,13%為富豪。對於大多數國家在「利他行為」的倫理學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器官捐贈制度,以及那些唯道德論者而言,這不啻於一記打擊,就連已經教育和呼籲「無償捐獻」、「利他捐獻」三十多年的美國,仍有太多的人因等不到器官而遺憾地離開人間。器官短缺則必有器官黑市和器官移植旅遊。

總之,這個由國家財政支持,嚴格監管的有償器官市場帶來了比較理想的結果。目前,伊朗不僅已經沒有腎移植等候名單,還有超過50%的末期腎臟疾病患者因為器官移植而重獲新生。

除了伊朗外,新加坡的「有償器官捐獻制度」也正在籌劃中。世界衛生組織在《保住腎臟》的文章中這樣寫道:「不能充分利用腎捐獻所具有的潛力,這方面的代價是人為造成的。」

【點評者說】器官移植市場涉及器官供給,由於在市場交易中自願供給方往往是窮人,這就帶來了倫理問題,反對者認為窮人沒有損害自己健康的權利,市場交易器官「越界」,因此必須否定買賣雙方的交易權。不過白市不存在,可不意味著黑市不存在。也許轉基因技術的發展有望解決器官供給問題,雖然又會有新的倫理問題,但總比窮人賣腎的情感衝擊要小。


天下 遠見 伊朗 人體 器官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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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平墳復耕記

http://www.infzm.com/content/83070

河南周口大規模平墳運動雖已被叫停,圍繞其上的爭議卻遠未平息。在中國農村,殯葬改革一直被視作和計劃生育並列的「第一大難事」,周口平墳運動的擱淺,為此提供了一個極具參考意義的現實樣本。

在河南周口,平墳復耕這場風暴的結束比開始更突然。

2012年11月16日,國務院修改《殯葬管理條例》的消息公佈,取消了強制平墳的條款。這令周口5月以來風風火火的平墳復耕工作戛然而止,市委方面稱將進一步調整政策。

據新華社報導,開展平墳運動半年裡,周口已有兩百多萬個墳頭被平遷,複種耕地近3萬畝,被稱為「移風易俗,減輕農民負擔」之舉。

「周口平墳看商水」,作為平墳風暴的起源地,商水全縣28個平墳試點行政村最早吹響平墳號角,在理論宣傳、幹部帶頭和經驗推廣方面,均成為周口平墳既典型又詳盡的樣本。

350萬個墳頭,5萬畝地

城關鄉大劉村緊挨著商水縣城。村民蘇紅社記得,2012年5月24日,村支書郭巋帶頭平墳。

當郭書記扛著鐵鍬走進地裡時,周圍田埂就擠滿了聞風而來者——四百多位本村、鄰村的人都要看看,他要怎樣向3代11座墳頭揮鍬。

即使作為村支書,郭巋也從來沒有思考過墳頭與耕地的關係。商水是全國產糧大縣,每年初冬種一季小麥,夏天種一季苞谷。2011年11月,小麥剛露頭,省領導到這裡視察。

汽車開過大劉村一帶,經過田地裡雜亂的墳頭。在隨後的村支書座談會上,郭巋被省領導提問——這些佔用耕地、影響大機器運作的墳頭能否平一平?支書們你一言我一語,大多覺得可行。省領導囑咐說,平墳同時要把配套公墓做好。

河南是人地矛盾非常突出的省份。人口過億,人均耕地不足1.1畝,低於全國水平(1.38畝),而且其耕地面積每年以20萬畝的速度在減少,土地後備資源已經亮起紅燈。加快推進殯葬改革、釋放耕地成為當地的一種必須的選擇。

河南省許昌市委黨校的董躍民在2008年主持了「河南省農村部分地區殯葬改革停滯現象研究」。結果是:殯葬改革並沒有取得理想的效果,部分地區農村的殯葬改革出現了停滯現象。數據也能支撐這一論斷——1999年,河南省就提出5年內在全省普及火葬,但直到10年後,火化率也只有50.4%。

河南省民政廳社會事務處處長彭國平曾公開對媒體表示,農村不實行火葬或者火化後再土葬立墳頭,最直接的危害就是佔用良田。

平墳復耕,在河南南陽等地早已有之,但對周口而言還是新鮮事。周口開始醞釀,很快形成了2012年3月發佈的「1號文件」《關於進一步推進殯葬改革的實施意見》。

政策醞釀的當口,對大劉村村民蘇紅社來說,此時辦好四嬸的喪事才是家裡的頭等大事。

四嬸命不好,丈夫死得早,身邊沒娃,辦事的錢還是蘇家上下湊的。但即使這般窘迫,喪事依然要辦得體面:買棺材,找16個人輪流抬,二次裝棺,再擺上酒席,搭台唱戲……

蘇紅社一家為四嬸立墳後沒多久,平墳復耕的風暴就來了。「1號文件」裡稱:「(周口)全市基本農田有墳頭350多萬個、佔地近5萬畝」。

三年計劃

「1號文件」既出台,商水被定為殯葬改革試點縣。商水設定了三年計劃:今年底前完成30%以上平墳復耕任務,明年再完成40%,後年全部消滅墳頭。

有此計劃,全縣各系統迅速運轉起來;2012年3月13日的全縣殯葬改革動員大會是第一聲轟鳴。

縣長楊珺在會上定調,殯葬改革是破千年陋俗,樹節儉、文明、科學殯葬新風的社會改革。

參會人數多達3萬,和其他村支書一樣,郭巋在現場聆聽了動員,包括大劉村在內的28個行政村被定為試點村;大會還通過縣電視台直播。

會後第二天,「殯葬改革宣傳月」就開始了。縣電台、電視台、《新商水》報開闢宣傳專欄,全縣印發宣傳資料26.9萬餘份,在1314平方公里的縣域裡,懸掛過街聯5500多幅,張貼臨時標語6.3萬多條,刷寫永久性標語3640幅。

65輛宣傳車開進了村莊,有的後邊還掛著鏟車。與此同時,司法部門專門研究了相關的法律懲處程序。

縣上的文件這樣定位宣傳——不僅要在廣度上家喻戶曉,還要在深度上「真正觸及到群眾的靈魂,真正認識到不火化不行、墳塋不平遷不行」。

在這波攻勢中,與蘇紅社同村的王玲(化名)發現剛入土的丈夫蘇富生也成了宣傳的一部分。

2月26日,蘇富生騎電動車掉進河裡,沒救過來。3天後,王玲為他辦喪事,在自家地裡找了地方入土。但沒過「二七」,村幹部就拿鐵鍬平掉了。「不同意也沒法啊!」

幾天後,這番平墳的場景上了縣電視台,成了宣傳的典型。

村幹部們

村幹部們要做的,顯然不只是為鏡頭服務。縣裡設立嚴厲的獎懲措施後,壓力實際上匯聚在村幹部身上。

「村裡有多少墳,在誰家地裡,墳主是誰……統計以後都要通知到人」,村支書郭巋的手段不複雜,重要一項是要求村幹部以身作則。

動員很快延伸到了蘇紅社——村幹部找到了她爹老蘇,她清楚記得老爹那天氣沖沖跑來的樣子。「俺不平,要強推就推吧,自古以來誰敢幹這事?」郭巋則回應:「你們看著,我第一個平我老頭的墳。」

村委會的辦公室裡陳列著郭巋和大劉村的榮譽——全省「五個好」村黨支部、新農村文化建設先進個人、河南法治建設工作明星人物、優秀村書記——郭巋必須捍衛這些榮譽。

事實上,郭巋家裡也非鐵板一塊。聽說要帶頭平墳,兄弟三人就有不同意見。尤其老三,他是農民,不能理解大哥要剷平父親墳頭的做法。

郭巋對三弟說:「我到山東去學習,人家農村裡不見一個墳頭,大棚一個連著一個,誰都知道墳頭礙事,但沒人帶頭,就都沒想到幹這件事。」

由於土地重新分配過幾次,不少村民家的墳頭都在別人地裡。大劉村眼下有兩千多口人,郭巋每年都要處理至少20次墳頭引起的糾紛,「上墳時刨到周圍的麥子,種地戶要生氣;犁地時犁到墳頭,墳主又要生氣。」

三兄弟達成一致後,開了個家庭會,把平墳的事告訴72歲的母親。老太沒說啥,按郭巋的說法,「這事已經是國家形勢,她很想得開。」

5月24日,郭巋帶著兄弟和村幹部扛著鐵鍬走進了自家墳頭所在的田地,花了1個多小時,把11個墳頭上的土鏟下來鋪平。

在商水,與郭巋一樣,28個試點村的支書都帶頭平了自家墳地。他們的付出很快有了回報,有村民一上午平了5座墳頭,還有人跑來請幹部查驗,「你看俺平得中不中」。

蘇紅社的父親仍然抗拒,但看著鄉親們都在自家祖墳上動起了土,越發覺得另類。在6月1日截止日前,他終於同意了遷墳。

驗收的隊伍開始出沒於村莊各個角落,確定平完的墳跟地面齊平,就灑點白灰在上面,表示驗收成功。

按照縣裡的政策,每平一個墳,墳主家獲150元,種地戶獲50元。縣裡幹部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表示,這種鼓勵方式是「花錢買帶頭人」,但這筆錢後來又被定義為「補償誤工損失」。

商水「經驗」

商水成功了。6月29日,周口市在這裡舉行現場會,兄弟縣區都來學習借鑑商水經驗。

在試點期間,28個試點行政村共平(遷)墳頭20035座,實現了試點區域內20.5公里主幹道沿線6萬畝農田內無墳頭。商水縣將試點成果總結為「撕開了口子、做出了樣子、走出了路子」。

現場會上,周口市委市政府明確表示,掀起殯葬改革工作新高潮,打響殯葬改革攻堅戰,原本長達3年的任務被寄望於在今年底前完成。

商水縣委的一位工作人員私下表示「壓力巨大」,但同時認為,「這樣的事,可能也確實要趁熱打鐵才行」。商水縣隨後開了3場大小會議,商議攻堅的具體步驟。但隨著工作的鋪開,質疑和阻力也相繼而至。

2012年7月初,有媒體以商水為樣本,報導了周口投巨資補貼、試點平墳復耕一事,引發全國關注,不少媒體刊發評論,認為這種自上而下、「一刀切」的做法欠妥。而開展平墳2個月後,商水縣產業集聚區西擴7平方公里的項目,初步通過了河南省發改委批准,也讓其蒙上企圖「徵地」的嫌疑。

這場輿論拉鋸戰在2012年11月16日出現了轉折。中國政府網當天公佈了國務院628號令,刪除了《殯葬管理條例》中民政部門有權對拒不改正違法土葬、建造墳墓行為強制執行的條款。

政策雖未否定殯葬改革和平墳舉措,但周口一位宣傳幹部對媒體表示「這個事基本就停了」,原因是政策調整。

學術界也迅速參與討論。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鄭風田在11月17日的博文中稱:平墳運動名義上為「復耕」,實為「賣地」,「縣產業聚集區亟待西擴」才是平墳運動的真實理由,通過平墳搞來的土地就可趁機拿來徵地,進一步招商引資,製造GDP。

次日,清華大學教授許章潤、北京大學教授張千帆等26位學者聯名呼籲:「平墳運動」嚴重傷害了民眾情感,破壞了中國文化傳統,必須立即停止。

而對此,當地干部覺得有點冤。「這些年,隨著工業化的發展,耕地在不斷減少,糧食增產的任務逼著河南在耕地上想辦法。這也是死人與活人爭地引發的困惑。」河南省一位不願具名的官員對媒體說。

一位商水縣委幹部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根據上面的精神」,當地政府正在進一步調整政策。而他自己,在看到周口叫停平墳復耕的消息後,則「陷入了思索」。


周口 平墳 復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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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行動」突襲海外「義烏」 西班牙華商:危險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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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彷彿是兩個互為鏡像的世界:西班牙首都馬德里的cobo calleja批發區就像是另一個義烏,而數千里之外的浙江青田縣卻像是一個「中國的歐洲」。

數十年來,隨著全球化與中國經濟的開放與崛起,青田人通過宗族移民鏈條,通過拚命般地勤奮,構建了一個跨越中國與西班牙的商業帝國,蓬勃而封閉。

但是,132張搜查令、83人被抓,1000多萬歐元現金被當場帶走……在西班牙深陷經濟危機之時,「皇帝行動」以中國商人從來沒有想像過的極端方式突然發生。

南方週末記者奔赴西班牙事件現場,和大部分西班牙華商的故鄉浙江,以探究「青田幫」隱秘的世界,以及「皇帝行動」背後西班牙與中國的經濟現實。

我們看到,一切都被打破,而迷惘、反思與新的經濟力量一起生長。無論是留守還是歸來,青田人面臨的,正是整個中國經濟都在面臨的轉型挑戰。

從當地時間2012年11月14日凌晨開始,西班牙開始進入全國總罷工,以反對財政緊縮和節約支出。

在這個失業率超過25%(其中年輕人失業率超過50%)的國家,人們試圖用罷工來挽救搖搖欲墜的經濟。他們打出的一個口號是:「我們要去中國!」

弔詭的是,就在一個月之前,西班牙警方剛剛進行了一場「皇帝行動」,抓捕了大量中國人,使這個曾經數次大赦非法移民的新興移民國家陷入對華商的懷疑與不安中。

2012年10月16日凌晨1點,西班牙海關、稅務、國家警察組成的近500人的行動團隊,封鎖了華商聚集的馬德里cobo calleja批發區。警方發出132張搜查令,帶走1000餘萬歐元現金(約合人民幣1億元),83名涉案人員(包括58名中國人)被捕,其中包括浙江省政協委員、中國商人高平——他旗下的西班牙國貿城,是這個批發區裡面積最大的一家。

西班牙警察總署署長Ignacio Cocido在行動後的發布會上說:「中國犯罪團夥已經扭曲了西班牙經濟的運行。」而內政部部長Jorge Fernandez則表示,這是西班牙歷史上最大的搜捕行動,顯示了政府在打擊欺詐和逃稅上的決心。

明晃晃的數字、現金,使這起被警方定義為「有組織犯罪」的案件,被西班牙媒體報導成「西班牙最大的華人黑社會團夥」。

華商高平是誰?事情原委究竟如何?這一事件背後是西班牙經濟與華人經濟怎樣的現實糾結?

「像水洗過一樣」

檢查官在抓捕前就已介入,而案件由國家警察署操刀,說明官方「足夠重視」。

「夏海軍和王長關(音譯)被攔下了。」2012年10月15日晚上,在中國義烏的林輝寰收到西班牙朋友的一條微信。

林是西班牙國貿城貨運總代理。微信中所說的夏和王,是西班牙國貿城的兩名股東。

寥寥數字,林沒能猜透其中的深意。

事實上,發微信的朋友與夏和王搭同一班飛機參加廣交會,但夏和王在機場被海關以攜帶過多現金為由攔下。而這位朋友登機後,身邊有西班牙便衣警察,於是只發了個隱晦的消息。

這些,是林輝寰後來才知道的。國貿城兩名股東被捕的消息,沒能在第一時間傳出去。

幾個小時後,10月16日,西班牙史上最大的抓捕行動——「皇帝行動」開始。當天凌晨的警方突襲,讓馬德里cobo calleja批發區很多商戶至今心有餘悸。

「門砰的一聲被撞開,一群人衝進家裡來。」11月3日,在已經人煙稀少的批發區,當事人之一錢虹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家裡人都被趕起來,婆婆也被反手一扣,按在地上。

一陣混亂後,警方出示了搜查令,並要求錢虹簽字,瞟了一眼上面的西班牙文,她看到「走私」、「組織賣淫」等字眼,堅決拒絕簽上自己的名字。「我沒做過,擔心簽字就等於認罪了,」錢虹說,「但很多人都被嚇得簽了字。」

最終,錢和丈夫、小叔一起,被警方從家裡帶走。

當天,在批發區以及馬德里市區內的許多華人家,均上演了同樣一幕。

「像在看好萊塢大片,很恐怖。」黃志堅說。

黃志堅是西班牙遠東工貿集團董事長,事發時正在家裡睡覺,被推銷員的詢問電話吵醒。他立刻打開電視,警察破門而入的畫面不斷播放,解說說抓了個中國黑幫,是歐洲最大的黑社會頭目。他馬上給使館去電話,對方也是一頭霧水,事先未得知任何信息。

打了一圈電話後,總算搞清了一點輪廓。

當天凌晨,西班牙政府行動跨過馬德里大區,直接由內務部下屬的警察總署操刀,海關、稅務配合,出動警力達五百餘人,同時在數個大區同步展開搜捕。

為實施此次抓捕,西班牙警方已準備兩年,不僅對多個華商進行了電話監聽,還派了臥底在倉庫區,已經獲得初步證據。

「此次行動,和以往有些不同。」在西班牙有十餘年律師從業經驗、對當地司法系統頗為熟稔的華人律師季奕鴻說。首先是檢察官在抓捕前就已介入案件,此外案件直接由國家警察總署操刀,說明案件被官方「足夠重視」。

很多中國人在拘留所裡相遇。錢虹被關押在一個兩層樓拘留所裡的一個女性專用房間,那裡已經有六七個中國人,有國貿城的員工、國貿城打掃衛生的,還有兩個女留學生。她們都是凌晨五六點被帶過去的。

拘留所裡也發生了一些不愉快,一個西班牙警察對關押的中國人說你們中國人怎麼不滾回自己的國家去,「大家很生氣,都和他吵了架。」錢虹說。

在看守所待了兩晚三天後,錢接受了法官訊問,因情節輕微被當庭釋放。

儘管回家了,但批發區依然是一個被恐懼和擔憂籠罩的地方。

事情過去一個月,影響卻在持續發酵中。「華人黑社會」、「高平」在抓捕之初即成為西班牙各類媒體頭條,並連續播出一週有餘,黃志堅說,「我來了二十多年,從來沒有哪則華人的新聞被這麼重視過。」

24萬餘華僑成為當地輿論焦點。而涉事的整個地區,生意都變得零落。

「客人至少下降了六成。」旺吉貿易進出口公司老闆夏林妹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現在的批發區,像水洗過一樣。」

2012年11月3日,週六,商戶們為抗議西班牙媒體的不實報導,集體停業一天。夏林妹說,「批發區成立二十多年來,今天是最安靜的一天。」

「黑錢」惹的禍

走私、洗黑錢和偷稅漏稅是主要的三項指控。

這個編號為131、2011的案件,在法律程序上仍在調查階段,法官已對行動中拘捕的嫌疑人開庭錄完口供。最初被抓的八十餘人,大部分在繳納了數額不等的保釋金後獲得了暫時的人身自由,但仍有24個涉案中國人最終被法院認定不能保釋,其中包括高平和國貿城的其他幾名股東。

西班牙是大陸法系國家,其基本司法架構和中國有很多相似之處。在目前的司法進程中,律師可以見到的法律文書主要有兩份,一份是抓捕行動當日多達6頁紙的搜查令,另一份是法官在庭訊後對犯罪嫌疑人作出的是否予以保釋的決定書。

在這兩份法律文書裡,均提到被抓華人涉及觸犯13項罪名,走私、洗黑錢和偷稅漏稅是主要的三項指控。

經常幫企業處理各種財務和報賬事宜的華人律師陳理多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根據西班牙稅法,貨物在入關時,要繳納貨物金額4%到21%不等的增值稅,所以,有些外貿商人會在入關時少報貨物金額——比如進貨價是10塊錢,就只報8塊,少繳些稅。但這10塊錢是必須要付給供貨商的,而通過正常渠道匯出的只能是8塊錢,未報稅的2塊錢如何支付,就是所謂「洗黑錢」的過程。除了海關,還涉及向稅務局少繳的公司稅,只要沒開發票的收入一般就不報稅,這是另一部分「黑錢」。

南方週末記者得到的法律文書如此勾勒涉案華商將「黑錢」運回中國的幾種方式:

一種是由人直接帶回中國(西班牙法律規定單次攜帶現金不能超過1萬歐元),另外是藏在衣服貨物裡,通過意大利、匈牙利,再匯回中國,一個月運一次,每次運400萬到500萬歐元。

另外一種方式是利用大批移民的身份資料,每三個月將3000歐元(西班牙法律規定三個月內3000歐元以下匯款無需申報)通過匯款公司將錢匯回國內。南方週末記者在批發區採訪期間,遇到一位五十多歲的山東婦人來尋找出事的女兒。女兒名叫鄭海虹,涉嫌協助老闆通過葡萄牙將錢匯回國內。從2010年開始,鄭海虹擔任了西聯匯款的代理商,幫助中國人匯錢。

還有一種方式是通過西班牙的有錢人,用其在避稅天堂的賬號把錢匯到中國,中國人在西班牙給他們現金和好處。據瞭解,大部分是通過瑞士匯,也有通過加勒比的巴哈馬和巴拿馬。西班牙著名豔星Nacho Vidal和其妹妹就被指控利用其公司幫助高平洗錢。

另外一些涉嫌的罪名還有,非法使用移民的問題,一些KTV裡有賣淫行為等。

律師也牽涉其中。馬德里市中心一家代書樓(即律師樓),收取1.6萬到1.8萬歐元,將中國人帶出來,工作兩到三年。這些代書樓還被指控和北京西班牙使館的外交官「合作」獲得簽證。

法律文件還暗示這個以華人為主的犯罪集團,得到了當地市政府的一些關照。事實上,在10月16日的抓捕行動中,有8個西班牙人涉案,被媒體曝光的政府官員包括批發區所在地負責華人事務的副市長Jose Borras。他與很多華商熟識,目前已經被保釋。

「你們中國人是不是只有錢?」

開豪車、住好房子、拿名牌包,是富裕起來的華人普遍的生活方式。這在西班牙當前的經濟危機中,分外扎眼。

「一起經濟犯罪案件,西班牙政府為什麼要用對付恐怖分子的手段來辦案?」黃志堅的疑問,代表了很多華人的不解。

除了發佈會上的信息,西班牙官方並未就此次案件的緣起作出公開的詳細解釋。

多位華商猜測,西班牙警方最初將視線投向華商群體,是因為一起「華商現金被搶案」。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兩年前,一位鄒姓華商讓其六七個手下,攜帶近500萬現金意圖經意大利帶回國內,但被手下夥同外人將錢私分。該華商遂到相熟的馬德里大區警察局報案,但案件引起警察局其他部門關注,遂開始調查華人洗錢走私等行為。

當地多位華人認為,西班牙警方準備兩年調查華商,和華商平常過於高調有關。

「現在案情還不明朗,但高平走到這一步,不管怎樣調子高了一點。怎麼能在電視上說一年有一千多個集裝箱進來呢?」徐松華說。他所指的,是西班牙電視三台在2010年播出的一則新聞調查節目,標題是《華人新富》,高平和其他4個華商、律師一起,接受了採訪。

片子裡有一些讓人震撼的鏡頭:一個開餐廳的女老闆,把記者帶到家裡,掀起床墊,都是愛馬仕的包包。而高平一身黑色西裝,住在西班牙的富人區,接在私立學校唸書的兒子,並在國貿城的倉庫對著鏡頭說,每年自己有一千多個貨櫃從中國運到中國。目前,在Youtube上,依舊可以搜索到這檔節目的視頻。

「很多華人都看到了,覺得很不安。」青田陳氏兄弟律師樓陳理多說,「西班牙已經經濟危機了,中國人還這麼有錢,肯定惹人關注。」

一個可資佐證的細節是,事件發生後,當豪邁批發城老闆的家屬去拘留所探望時,警察問包裡有什麼,她回答說是一些錢,後面排隊的西班牙人立刻說:「你們中國人是不是只有錢?」

「中國人都是身無分文來的,現在卻住比本地人更好的房子,開更好的車,西班牙人心理當然不平衡。」華商吳官正說。

開豪車、住好房子、拿名牌包,是富裕起來的華人普遍的生活方式。這在西班牙當前的經濟危機中,顯得分外扎眼。

根據西班牙發佈的官方數據,2012年第三季度失業率已達到25%,創下1970年代以來的歷史新高。財政壓力下,首都馬德里政府正在公開售賣其六處房產。而為得到歐盟貸款補助的西班牙政府,正在實行財政緊縮政策,一些政府機構也被迫減薪和裁員。西班牙駐華使館一位工作人員對南方週末記者說,「警察們也需要一些大案子,證明他們在幹活。」

事實上,西班牙早在2010年經濟危機後,就曾專門出台公告,加大對亞洲貿易企業的檢查力度。

陳理多律師說,很多企業對西班牙政府收緊檢查是有準備的,但大家的心理預期是最多「封店、罰款」,從沒想到「會用這麼極端的方式」。

在當地華人圈中,事件的起因,甚至被歸結於西班牙的黨派鬥爭。

在多黨執政的西班牙,人民黨和社工黨是兩大政黨。在經濟危機的情勢下,人民黨重新贏得執政黨地位並在多個地區獲得議會多數,目前只有cobo calleja批發區所在地仍由社工黨執政,此次涉案被抓的該市副市長也是社工黨黨員。

但這種說法被西班牙駐華使館工作人員否定,「西班牙司法和行政是獨立的。」

這位工作人員稱,其從各個渠道瞭解的信息是,這個案件主要是打擊經濟犯罪行為,至於「黑社會」,則是一些媒體的炒作和報導「有問題」,西班牙外交部等部門已經做了道歉和澄清。

「這絕不是一起排華事件。」他強調。

現在,這起事件已經改變了華商的生活方式。「以前中國人出來吃飯,門外一排都是豪車。」在一家中國人開的餐廳,黃志堅指著門口說。出事後,大家都換上了普通車,而他本人早在出事前就開起了標緻206。

被改變的義烏與西班牙

「爸爸,你是不是黑社會?」

「皇帝行動」在義烏和西班牙同時掀起了一場風暴。

聽到出事的消息,人在中國的西班牙國貿城股東葉曉軍因為害怕逮捕令從西班牙傳來而迅速躲了起來。

之後的幾天,義烏商城集團開始廣播,建議商戶停止對西班牙華商供貨,一時間人心惶惶。

三天後的晚上,葉曉軍回到義烏,召集剩餘兩名股東和西班牙國貿城中國採購中心的中層,會一直開到凌晨兩點——他們有151個客戶需要安撫,涉及欠款3590萬元。國貿城的工作人員每家每戶說明情況,並承諾春節前支付1000萬元,明年5月前,全部付清。

11月5日下午,當南方週末記者來到國貿城義烏採購中心時,室內沒有開燈。會議室大門緊閉,依然能聽到激烈的討論聲。一位被拖欠了十七萬元貨款的供應商的父親,就坐在採購中心總經理辦公室——採購中心沒有給出具體的還款時間,這位父親每天就在這裡喝茶看書。

而在西班牙,高平被抓後,國貿城被封,兩百餘工人立刻失業,在西班牙經濟危機的壓力下,僅有不到10個人找到了新的工作。

在「華人都喜歡把現金存在家裡」的媒體渲染下,西班牙的竊賊們發現了一條生財的捷徑,10月16日後,至少已有五家華人家庭失竊。

西班牙政府部門針對華人的大檢查也已經拉開序幕。很多公司已經收到稅務局的信,要檢查2011年整年的稅務情況。衛生、消防也都來查了,「感覺是磨刀霍霍。」黃志堅說。

而電視新聞連續一個多禮拜的「黑社會」報導,在西班牙人和華人間留下了更多罅隙。

「我的孩子和西班牙鄰居的孩子在一個學校唸書,平日裡相處都很愉快的,老太太就對她的孫子說,和你的中國同學交往要小心,他們的家長是黑社會。」在馬德里一家有名的四川火鍋店,華商陳勝利神情低落地說。

陳勝利1990年來到西班牙,並獲得碩士學位,如今經營著一家頗具規模的建材公司。陳同時也是西班牙華僑華人協會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也曾作為華人成功人士的代表,接受過是西班牙3台「華人新富」節目的採訪。

「以前天天和西班牙人混,一起打高爾夫,喝紅酒,我還是馬德里政府安全顧問委員會唯一一個華人委員,早就覺得自己是西班牙人了。」陳勝利的臉上有看得見的失落。事情發生後,雖然也找了很多西班牙朋友幫忙,但他的感覺就是「無能為力。」

而同樣已在西班牙打拚了23年,認為自己已經融入當地的黃志堅,更是有點幻滅——在10月16日凌晨打開電視時,一旁8歲的兒子歪著頭問他:「爸爸,你是不是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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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巨虧:「衝動」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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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通訊前三季度的巨虧,雖直接源自全球經濟形勢的惡化,但更多是公司累積問題的爆發。激進的市場策略,錯綜複雜的關聯交易鏈條,侵蝕了這家電信設備公司多年來在全球市場披荊斬棘獲得的豐厚成果。

2012年11月16日,中興通訊(股票代碼:000063)發佈公告稱,將出售持有的下屬子公司長飛投資股權,轉讓預計將為中興通訊增加投資收益4.5億至8.5億元,所得款項將用於補充營運資金,支持主營業務發展。這已經是中興通訊最近第二次出售子公司股權。

第一次發生在2012年9月21日,中興通訊與深圳市創新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廣東紅土創業投資有限公司、南京紅土創業投資有限公司等10家投資者簽署協議,轉讓中興特種設備有限公司(下稱「中興特種」)68%的股權,為中興通訊增加投資收益3.6億到4.4億元。

兩個月內兩次出售子公司,中興最多可以在賬面上增加12.9億元收益,但這仍不能填平中興三季度形成的巨大「窟窿」。

根據該公司發佈的2012年前三季度業績報告,中興通訊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同比下降250%以上,虧損高達19.45億元。

這是中興自1997年上市以來的首次季度虧損。在業績預告中,中興把三季度出現虧損的原因歸結為四大因素:全球經濟不景氣及全行業發展放緩、低毛利合同在第三季度的集中確認、部分國際重大項目工程進度延遲及國內運營商集采模式對公司收入確認的綜合影響。

然而,這樣的說法,卻遭到了業內人士的質疑。中興內部的多名員工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中興巨虧,雖然有宏觀經濟的影響,但更多的,則是長久以來累積問題的爆發。

全球主要電信設備廠商業績。 (EG365❘/東方IC/圖)

上前線,打大仗

中興通訊的問題,其實早在2011年就已經露出端倪。

2011年底,中興員工意外地發現,往年按時發放的年終獎被推遲了。一些部門直到2012年7月份才拿到。而這筆錢還是中興賣掉其下屬子公司國民技術後換來的。

年報顯示,2011年,中興通訊拋售國民技術股票獲利8.64億元,幾乎佔了中興通訊利潤總額的40%。2012年中報透露,中興通訊僅持國民技術312.58萬股,持股比例只剩1.15%。

2010年3月,偏重於銷售和市場開拓方面的史立榮接替偏重於技術的殷一民,成為中興的新任總裁,這被外界視為中興戰略轉變的標誌。

與中興通訊的創始人侯為貴相似,殷一民以謹慎和穩健著稱,在其主政期間,中興遵循的是「現金流第一,利潤第二,規模第三」的原則。在一段時間內,這成為中興穩定發展的利器。但中興的速度也因此而受了影響。

在殷一民剛就任中興總裁的2004年,中興與其在國內市場最凶悍的對手——華為的差距只有2.1倍左右,四年之後,這一差距就擴大到了2.5倍。

面對與對手之間的巨大差距,中興必須加快步伐,追趕「大佬」。在此背景下,以銷售見長的史立榮被推到了前台。

史立榮從1993年開始就偏重於銷售和市場開拓方面的業務。1997年至2007年,負責中興整體市場工作。當年中興通訊的第一個海外市場巴基斯坦就是史立榮拿下來的。在中興歷史博物館裡,有一張史立榮1990年代隻身一人參加日內瓦ITU世界電信展的照片。

這位頗得侯為貴賞識的猛將2010年上任兩個月後,就在給「三層管理幹部的一封信」中,提出了「調狀態、定戰場、聚資源、打勝仗」的十二字方針,號召公司「上下真正起來有打仗的狀態」。他還提出了名為「大國大T(Telecom)」的市場戰略,即市場上緊盯大的國家以及大的運營商客戶,同時採取相對激進的市場策略,力求中興在相對短的時間內,成為全球前三大設備商——按收入規模計算,中興在目前的電信設備市場排名第五,按照業內的普遍觀點,只有成為前三的設備商才能生存。

據中興深圳研發部門的一位員工介紹,當時,史將產品經營部大量技術商務人員前移到營銷一線,加強一線「大國大T」的支持力量,一些本來在後方做研發的人員,甚至也被要求「上前線」。

這些舉措在初期確實帶來了一些效果,2010年,中興的合同銷售額首次突破千億元人民幣大關,進入了中國企業「千億俱樂部」的行列。

然而,好景不長。歐債危機的擴大,讓原來日子過得很滋潤的運營商也開始勒緊腰帶,收縮開支。全球經濟形勢的惡化給中興潑了一盆冷水。到了2012年前三季度,中興就出現了19.45億元的巨虧。

隱秘利益鏈

面對大幅虧損,中興管理層表示,將集體降薪一半,直至扭虧為止,「以表歉意」。

中興通訊2011年年報顯示,董事、監事以及其他高管從該公司獲得的年度報酬總額為2971.1萬元(稅前)。其中,董事長侯為貴的報酬為115.1萬元;史立榮的報酬最高,達到302.3萬元。

高管層的這一決定,被業界稱為「臥薪嘗膽」、「破釜沉舟」,表明了管理者與企業同甘苦的姿態和決心。然而,對比中興通訊的利益分配結構可以發現,降薪對公司管理層的薪酬影響,不過是「九牛一毛」。

在中興內部,一個公開的秘密是,中興的管理層已經形成了一個內在且隱秘的利益分配體系。這個體系,就隱藏在中興下屬的錯綜複雜的子公司、孫子公司、孫孫子公司中。

從中興的財報上看,上市公司中興通訊的最大單一股東是佔其35.2%股權的中興新通信設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興新)。事實上,在1997年中興通訊上市前,中興新就是中興的全部。

而中興新的歷史淵源更為複雜:1985年,侯為貴帶著西安航天部的第一批「元老」到深圳創建中興半導體有限公司,主要股東包括侯為貴等中興創業元老、深圳當地的投資者和一個香港股東。香港股東撤資後,侯為貴重新註冊了一家「民營企業」深圳中興維先通設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維先通)。其中侯為貴佔維先通18%的股份,其餘38名自然人股東佔有維先通82%的股份——他們均為現在中興通訊的元老級人物。

1993年中興「國有民營」改制,成立中興新通信設備有限公司,由中國航天工業總公司西安微電子技術研究所和深圳廣宇工業集團公司聯合控股(51%),「民營高科技企業」深圳市中興維先通設備有限公司參股(49%)並負責經營。

2001年,深圳市聚賢投資有限公司成立,創建者同樣是一群「中興骨幹創業員工」。其中「深圳市聚賢投資有限公司工會委員會」持股49.5%,其餘為個人持股。據媒體報導,當時的政策不允許在上市公司的平台上搞股權激勵,為了確保核心管理層以下2至3級骨幹管理者的穩定,侯為貴專門成立了這家公司,「相當於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搞變相的股權激勵。」

四年後,深圳中興發展有限公司成立,聚賢投資和維先通分別佔50%和40%的股權。它又開闢了另一條利益輸送鏈:中興通訊的利潤流向中興新和維先通,中興新的部分利潤再流向中興發展,再由中興發展向聚賢投資和維先通輸送利益——最終的獲益者仍然是中興創業元老和早期的2至3級核心員工。

聚賢投資的身影還浮現在諸如中興軟件、中興康訊、中興微電子、中興新宇、中興新地和中興國際投資等一系列依附於中興的採購和外包的關聯公司背後。中興通訊相當一部分運營成本被花費到上述關聯公司,而聚賢投資仍可從中獲益。

2012年6月27日,中興通訊發佈公告,將其下屬的中興和泰酒店投資管理有限公司82%的股權賣給了中興發展,作價2517.4萬元。有網友驚呼,深圳一套別墅,價格都高達上千萬元,而一個四星級的酒店投資管理公司(中興和泰官方網站顯示,目前其已經建成和在建的酒店有五家,均為四星級以上),其82%的股權竟然抵不上一棟別墅。更為離奇的是,在以如此低的價格賣掉股權之後,中興通訊反過來以4600萬元/年的價格租賃酒店,以9000萬元/年的價格採購酒店的服務(住宿、開會等)。

南方週末記者通過查詢工商資料得知,在此交易中佔盡便宜的中興發展,其背後的股東包括聚賢投資、中興新通訊、中興維先通以及洪波、彭燕兩位中興高管。而中興維先通的股東,則是中興另外39位高管,侯為貴、殷一民、史立榮等赫然在列。

裁員進行時

通過關聯公司掏空上市公司利潤,在中興日子較為好過的時候,似乎並不易被人察覺,而今,世道艱難,中興的危機因此而爆發。

中興長沙某研發部門的一位員工向南方週末記者介紹,三季度業績公佈前不久,中興內部即開始進行裁員。其所在的部門裁員比例高達20%,在其他部門,則在15%-30%不等。

這位入職兩年多的員工,自認為一直表現不錯,但在上個月,他的業績突然第一次被打成了C1——與華為分為A、B、C、D四級考核類似,中興考核分為S(優秀)、A(普通)、C1(直接淘汰)、C2(降薪)。

詳細瞭解之後,他才知道,原來公司規定,每個部門必須有一定的比例得C,而他,則不幸被攤上了。

對這樣的裁員方式,這位員工無法接受,一氣之下,他建起了一個中興員工維權群,幾天之間,這個群就滿了,他又接著開了第二個、第三個……

更慘的是中興2012年新招的三千多名應屆生,其中數位剛入職不久的員工向南方週末記者抱怨,還沒轉正,他們就被以「不合格」為由裁掉了。

不過,對於裁員,中興內部有另一個叫法——「結構性優化」。南方週末記者獲得的一份中興內部資料上,對「人員優化方案」的操作,有一系列說明,其中有一條特別強調:注重內部溝通口徑,「公司並非裁員,而是在做人員的結構調整和優化」。

在中興的利益分配結構中,底層員工基本被排除在既定利益格局之外。一位在中興手機售後部門待了五年的員工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剛入職時,工資是5500元,年初離開的時候6000多元,「為什麼中興的員工狼性不如華為,這就是原因」。

據這位員工介紹,與華為相比,中興給員工的各種補助、住房公積金、社會保險和附加商業保險等福利基本都要縮水20%,由於業績不彰,與華為同一崗位的年終獎相差50%以上更是司空見慣。

對正在進行的裁員,許多進入裁員名單者表示無法接受。但是對中興來說,這似乎是目前唯一能夠自救的辦法。有研究顯示,中興通訊的業績受人力成本的影響同樣非常大,湘財證券分析師周明巍就做過一個模擬模型:以2011年財務數據為基準,選取一些TMT行業的典型公司與中興通訊一起比較發現,中興通訊受人力成本變化影響最大,若人力成本上升10%,中興的淨利潤將下滑62%。

2011年的年報顯示,中興通訊的員工為89786人,而剛剛公佈的2012年中報上,這一數字少了2806人。


中興 巨虧 衝動 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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