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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怒的小鳥能飛多遠?

http://www.yicai.com/news/2011/03/717546.html

群飢餓的小豬從小鳥那裡偷走了一些鳥蛋,激發了小鳥們的復仇行動。玩家通過控制一架彈弓,發射小鳥來射擊建築 物和小豬,並以摧毀每一關中的所有小豬為最終目的。

這款名叫「憤怒的小鳥」(Angry Birds)的遊戲儘管看似有些「弱智」,卻是眼下炙手可熱的iPhone遊戲。在多國的蘋果App Store中,「憤怒的小鳥」高居付費軟件下載量的榜首,在全球已經擁有過億的下載量。

在讓該遊戲登陸Facebook,並在亞馬遜的Android應用商店向用戶提供免費下載後,開發「憤怒的小鳥」的芬蘭Rovio公司做出更大的舉 動,計劃在近期內首次公開發行股票。

「遊戲的重心已真正地轉移到移動通信上了。這是大部分的創新和增長所在。我認為電視遊戲是一個正在垂死的產品。」Rovio公司商業發展部門負責人 彼得·維斯特貝加(Peter Vesterbacka)於本月在奧斯丁舉行的一個遊戲行業會議上發言時預言,手機遊戲正在扼殺傳統的電子遊戲。

比Skype增長還要快

Rovio公司於2003年建立,在芬蘭埃斯波(Espoo)的總部目前有大約50名員工。

Rovio的主席卡嘉·海德(Kaj Head)最近對彭博社透露了上市的可能性:「我們最希望可以在一個流動性很大的市場上上市,這將意味著我們的首選很可能是納斯達克證券交易所 (NASDAQ)。」他表示,雖然他們是一家芬蘭公司,但是他們想把重心放在美國市場,因為他們的主要用戶都來自美國。

Rovio最近獲得了4200萬美元的投資,而整個公司的市值被估計為2.84億美元。芬蘭一份商業雜誌近期披露了公司的融資細節,卡嘉·海德作為 公司主席,同時也是CEO的父親,在融資前擁有公司80%的股份。

財報則顯示Rovio在2010年的下半年內,收入為500萬美元,盈利300萬美元。主要的投資方為美國的Accel Partners Fund和Felicis Ventures Fund,以及英國的 Atomico Ventures Fund,而各自具體的投資數額尚未披露。

投資者們希望可以通過Rovio在爆炸性增長的移動通信市場上大賺一筆。「有觸摸屏的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的日益盛行,讓市場對移動娛樂程序的需求大 幅增長。」Accel Partners公司的合夥人裡奇·王(Rich Wong)說,「這些增長趨勢正在改變著整個媒體領域,而Rovio處在一個合適的位置來推動這一變化。我們相信這僅僅是個開始。」

「這項投資將讓Rovio振翅高飛,」Atomico的CEO和創始人尼可拉斯·澤恩斯特羅姆(Niklas Zennstr?m)說,「這家公司擁有一支優秀的管理團隊,是一個有著巨大潛力的業內先驅,讓其成為我們最希望投資的一類公司。『憤怒的小鳥』是我見過 的增長最快的網絡產品之一,甚至比Skype增長還要快,該公司在跨平台發展上已經做出了顯著的成績。我期待著加入董事會,並幫助這個團隊實現其雄心。」

小公司不要急於上市?

「憤怒的小鳥」從2009年12月推出以來,在短時間內大熱,甚至獲得了「新世代的超級瑪麗」之稱。這款遊戲以容易上手的遊戲規則、低廉的價格獲得 了玩家的稱讚。在Android等手機平台上,軟件價格為0.99美元,iPad高清晰版本為2.99美元。

軟件測評網站Engadget評價說:「怎樣才能開發一個讓人上癮的遊戲?不用太多東西,只需要超級簡單的控制鍵、可愛的圖形,以及一些基本的物理 就行。『憤怒的小鳥』就是擁有所有這些元素的遊戲。」

這款遊戲目前可以在多個平台上運行,包括iPhone、iPad、Android系統、Symbian系統、諾基亞的N900、惠普Palm系統、 蘋果電腦、Windows系統等。「憤怒的小鳥」先後發布了一些節日特殊版本,包括萬聖節版、聖誕節版、情人節版,以及今年3月發行的聖帕特里克節版。

遊戲中的角色甚至進入了卡通電影。「憤怒的小鳥里約」(Rio)的登場,就是為了配合20世紀福克斯動畫公司的同名3D電影《里約》的上映。《里 約》預計在4月15日公映。

儘管取得了如此令人矚目的成績,但是分析師卻建議Rovio公司不要急著上市。「我認為Rovio目前取得的成就屬於曇花一現,如果他們能不斷複製 『憤怒的小鳥』帶來的成功,談論這一話題才可能有意義。」摩根大通證券分析師邁克·派克特(Michael Pachter)指出,當一家公司成功上市後,僅面向公眾這一部分的辦公成本每年就需要支出約500萬美元,因此他不建議小公司急於上市。派克特認為只有 當一家公司至少擁有5000萬美元的年收入,並且這種收入規模已形成常態後才適合上市。

由於App Store中遊戲開發者已經開始氾濫,中小開發商很難吸引用戶的注意。而像EA、Gameloft、Popcap這樣知名的遊戲開發商和發行商,正在 App Store上佔據越來越有利的位置。Rovio公司卻反其道而行之。在「憤怒的小鳥」進軍英美市場的過程當中,獨立發行商Chillingo為此立下汗馬 功勞,但Rovio公司卻選擇離開Chillingo單飛。維斯特貝加認為他們已經不再需要發行商。然而,外界仍在擔心,Rovio公司是否有持續的創新 能力,畢竟憑藉一款遊戲難說能走多遠。


憤怒 小鳥 能飛 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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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需迷局

http://magazine.caing.com/2011-03-25/100241056.html

「民工荒」的擾動造成了短期的內需下滑,從中期看,經濟增長的動量有望恢復,但貨幣政策、資金面趨緊的趨勢並 未發生改變

高善文

  2011年一季度的股票市場是極為混亂而複雜的。在30多個行業板塊中,沒有任何一個行業能夠持續兩個月出現在漲幅榜的前五名,這在歷史上是罕 見的。是什麼導致了缺乏趨勢的行業輪動以及週期、非週期行業表現的趨同?我們認為這與市場難以達成穩定一致的經濟和政策預期有關。

  市場對於經濟增長的分歧來自於2月份微觀層面觀察到的內需弱化的徵兆,比如港口吞吐量的下滑,水泥、鋼鐵等下游需求的恢複比往年緩慢,重卡訂單 的下降,汽車銷售增速的放緩等。

  關鍵是,2月份出現的需求下降是擾動還是趨勢?從1-2月份公佈的數據來看,經濟增長仍然處於相對健康的軌道上,工業增速穩步回升,進口依然強 勁。但有三個數據與市場預期出現了明顯偏差。

  一是2月份出口數據驟然下滑。2月份鞋帽、服裝、玩具等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增速均為負增長,春節因素難以解釋這種大幅的下降,更無法解釋 1-2 月合併後,同比仍明顯下降。

  二是投資增速還非常高。雖然公佈的固定資產投資數據受到口徑調整的影響,但如果結合工業品價格的上漲趨勢和大宗原材料進口的規模,以及通用設備 製造業工業生產的加速,國內投資需求仍然處於相對健康的區間之內。未來投資最大的變數來自房地產投資和政府保障房、水利等基建投資的對沖。從微觀調研情況 來看,許多基建項目的復工速度慢於往年,但1-2月份房地產市場仍然保持了去年三、四季度以來異常強勁的投資增速,並沒有出現市場預期的下滑趨勢。尤其令 人困惑的是1-2月份房屋新開工面積增速接近28%,似乎完全沒有受到宏觀調控的影響。

  第三個值得注意的數據是消費增速快速下滑,1月-2月社會零售銷售增速由外界預期的19%下滑至15.8%。由於限額以上零售企業的統計口徑出 現了調整,同時2月份銷售數據存在春節效應的擾動,我們認為對於消費的趨勢沒有必要過度的悲觀。

  企業「甩庫」可能也是春節以來內需偏弱的推手之一。去年四季度以來的政策緊縮的效果已逐步展露,短期主要體現為企業意願庫存水平的下降。考慮到 本輪庫存重建過程可能只持續了兩三個月,那麼去庫存化也將較為短暫,內需出現較大下滑的風險並不是很大。

  總的來看,我們傾向於認為是「民工荒」和勞動密集型企業的開工不足,造成了短期的內需下滑。隨著「民工荒」的緩解,站在中期的角度,經濟增長的 動量有望恢復。

  市場對於政策的分歧來自於近期央行在商業銀行資產方對沖行為的放緩,因此對於流動性的趨勢較1月更為樂觀。我們認為流動性回籠力度的放緩與政府 對經濟增長擔憂的情緒有關。但這並不能構成一種貨幣政策的常態。目前來看,無論是食品還是非食品價格的上漲趨勢在短期都沒有終結的跡象,如果在負利率以及 經濟週期向上的情況下放鬆貨幣,將導致通脹水平向更高的區間擺動,未來貨幣政策終會再次走入緊縮通道。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對資金面趨勢的判斷沒有發生轉向。繼而,我們對債市態度謹慎。在渡過貨幣政策觀察期後,債市的方向將選擇向下。

  對於股市,考慮到二季度融資規模以及接近300家上市公司對於資金的消耗,二季度大盤的運行區間要低於一季度。在需求尚待確認的背景下,短期建 議自下而上的選擇成長股以及需求相對確定的醫藥行業。如果確認短期需求下滑來自於招工難的擾動,鋼鐵、水泥等行業出現了明顯的去庫存化,建議在投資組合中 加入水泥、長材、工程機械、焦煤、集運等週期型行業。

  作者為安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內需 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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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送轉」的數字遊戲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241349&time=2011-03-26&cl=115&page=all

經過高溢價發行的上市公司「大方」送股,不是為再融資,就是為了配合機構炒作,完全是個「數字遊戲」

財新《新世紀》 記者 范軍利 見習記者 楊娜

 

  「『高送轉』只是財務上的一個賬面處理,不會給投資者帶來額外的價值。」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師楊德龍將常常受到市場青睞的「高送轉」,稱為 「一個數字遊戲」。

  不過,來自機構投資者的此類常識性分析往往被淹沒在市場的「熱情」裡。3月23日,創業板公司傑賽科技(002544.SZ)發佈年報,宣佈營 業收入同比增長19.25%,淨利潤同比增長32.60%,並推出10送10,派發現金紅利2.5元(含稅)的「高送轉」方案。這一利好在開盤不到一小時 內,將傑賽科技推上漲停板,報收35.31元。

  傑賽科技不過是今年A股「高送轉」大潮中的一朵小小浪花。業內人士表示,今年將成為A股歷史上上市公司分紅送股最多的一年。其中,送股最多的上 市公司,集中於中小板和創業板裡的小盤股。公佈年報的中小板中,有60多家公司提出送轉股預案,而在56家公佈年報的創業板公司中,便有46家公佈了送轉 股預案。

  如此密集的「高送轉」應和監管層對上市公司分紅、再融資掛鉤的規定,亦顯示出上市公司不願現金分紅的事實,實際經營中可能存在現金流緊張的問 題。尤需警惕的是,經過高溢價發行的創業板公司,資本公積金雄厚,大方送股的行為背後,可能隱藏著配合部分機構炒作及更進一步地再融資需求。

  楊德龍表示,送轉股不同於現金分紅,分紅是將企業盈利的一部分回饋投資者。而送轉股不會給上市公司的經營狀況帶來任何實質性的變化,「就是市場 炒作的一個題材而已」。

送股潮

  一般而言,上市公司分紅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分現金,另一種是分紅股。通常,市場人士將上市公司每10股送股或轉增股達到10股及以上稱為「高送 轉」。一直以來,「高送轉」是股市追捧的熱點題材。

  今年3月3日公告擬10轉15的迪康藥業(600466.SH),在消息披露後股價節節攀升,累計漲幅高達95%,成為今年「高送轉」陣容中的 明星股。另外,精誠銅業(002171.SZ)、常鋁股份(002160.SZ)、富春環保(002479.SZ)等「高送轉」題材股,也在今年收穫了不 小的漲幅。

  楊德龍認為,「大家覺得低價股容易上漲,『高送轉』可以吸引這些偏愛低價格的散戶。」

  國都證券分析師王明德表示,「高送轉」股往往能夠獲得短期超額收益,尤其是一些股票送轉除權後具備較高的填權預期。不過,「經過大比例送股之 後,創業板公司股本會急劇擴大,全部填滿權可能性很低。也是風險所在。」

  統計顯示,創業板中,50元以上的股票有50只,還有8只百元股,「高送轉」之後降低股價有利於吸引投資者。

  受此追捧推動,上市公司「高送轉」行情逐年走高。根據Wind統計數據,截至3月17日,在已公佈年報的495家上市公司中,共有353家公司 公佈了分紅送轉方案,並已有4家實施完畢或正在實施,佔比高達71.3%。而此前,公佈2009年度年報的1751家上市公司中,實施分紅送轉的為 1046家,佔比為59.7%。

  在送轉股比例上,今年上市公司也較往年更為「大方」。統計顯示,10股送轉10股以上的公司多達77家,尤以創業板最多,創業板有35家公司送 轉股比例10送10之上。其中,華平股份(300074.SZ)等甚至10股送轉15股;碧水源(300070.SZ)等10股送轉12股。

  廣東廣和律師事務所律師白燕群說,經過高溢價發行的創業板公司,超募累計了相當高的資本公積金,「這部分錢不能分紅,只能作為後期的轉股用。這 就是為什麼創業板公司會大筆轉股。」

「高送轉」陷阱

   「回報股東的方式正常途徑應該是分紅。不分紅,說明公司效益不好,現金流非常少,沒有錢。」白燕群表示,「高送轉」公司多數表現為賬面利潤好,但實際經營 中,沒有足夠的現金流,為達到相關監管要求,只能將募集的錢轉股。

  白燕群表示,一般而言,「高送轉」的背後,可能隱藏著公司更進一步的再融資需求。根據目前政策規定,再融資須與每年的分紅掛鉤。

  2001年3月,證監會發佈的《上市公司新股發行管理辦法》中規定,上市公司申請再融資,如其最近三年未有分紅派息,且董事會對於不分配的理由 未作出合理解釋的,擔任主承銷商的證券公司應當對此重點關注並在盡職調查報告中予以說明。2008年最新版本的上市公司分紅規定中,證監會將有關再融資的 條件修改為,「上市公司現金分紅額佔最近三年淨利潤比例需達30%。」

  楊德龍表示,創業板公司擴大股本、增加市值,是為將來再融資鋪路的主要途徑。「股本大的話,將來再融資方便一點,另外,『高送轉』之後絕對股價 變低,有利於將來再融資。」

  業內人士計算,經歷今年大規模送股之後,多數小盤股股本急劇擴大。186家創業板公司,目前總股本為208.87億股,總流通股為62.47億 元,平均每隻股票流通股僅3000多萬股,如果創業板股票平均10送10股,那麼,流通股增加1倍,變成平均每隻股票6000多萬股。

  另外,自2009年10月30日首批股票上市至今,許多公司上市滿一年,意味著大量「小非」開始解禁,將進一步擴充流通股的數量。如,華平股份 原來總股本只有4000萬股,流通股1000萬股,是盤子最小的公司之一,現在,10股送轉15股之後,總股本增加到1億股,流通股變成2500萬股,今 年4月27日,又將有2260萬股「小非」解禁,這樣,流通股變成4760萬股,比送股前的1000萬股增加了近4倍。

  此外,「高送轉」的更一層深意在於成為配合機構炒作的工具。白燕群表示,推出「高送轉」方案的公司,往往表現出如下特點,一是公司股票有機構投 資者潛入;二是在「高送轉」方案推出前上市公司股票的走勢明顯強於大盤,有的穩步攀升,甚至是強勢拉升。

業績堪憂

  集中於中小板、創業板中的「高送轉」現象,令市場擔憂,剛剛起步的創業板公司業績增長是否屬實。楊德龍表示,創業板的主要問題是,估值太高導致 其成長性低於預期,「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高」。

  根據Wind資訊統計:中小板552家上市公司2010年營業收入同比增長33.47%,而183家創業板上市企業(截至2011年3月1 日)2010年營業收入同比增長31.54%,創業板整體增速略低於中小板。而在2009年以創業板招股說明書公告數據計算,創業板45%的業績增長率卻 高出中小板17個百分點。

  同時,在183家創業板公司中,28家公司出現了業績同比下滑,其中13家公司出現營業收入與淨利潤兩項指標同時下滑。

  根據創業板規則,擬上市企業應滿足的財務條件包括:最近兩年連續盈利,淨利潤累計不少於1000萬元,且持續增長;或者最近一年盈利,且淨利潤 不少於500萬元,最近一年營業收入不少於5000萬元,最近兩年營業收入增長率均不低於30%,淨利潤以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前後孰低為計算依據。

  統計顯示,183家創業板公司的2010年業績與上市標準大相逕庭,營業收入增長率低於30%的公司高達86家,佔比達到47%。

  楊德龍認為,創業板公司增速下降原因在於,公司在上市時提前透支了未來幾年的利潤。「比如說他在會計處理等方面,做出亮眼的業績,以獲得好的發 行價。現在把今年的利潤確定在了去年(確定在了發行的那一年),所以他在報出來去年的上市之後第一年的利潤,就會很低,並且有的甚至是下降的。」

  另外,小公司在行業中會高速發展可能是個誤解。楊德龍表示,事實上,很多行業中,小公司的增速反而沒有大公司增速高。「很多行業都是贏者通吃, 前三家的大公司在行業中佔主導地位,發展更為穩健、快速。相反,小公司則可能面臨一些競爭上的劣勢。這也是小公司業績增速趕不上主板公司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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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重分財政蛋糕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241343&time=2011-03-26&cl=115&page=all

廣東決定調整稅收分享比例,提高省級財政收入比重,以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但要達致這一理想狀態,遠不止 於財力上收這一步

財新《新世紀》 記者 周瓊

 

  彷彿一輛「咣當」作響但仍在快速向前的大卡車,廣東經濟在繁榮中頻現隱憂。這個經濟總量連續22年居全國首位的省份,近年來展開了日益頻繁的自 我檢修,最新舉措是改革省以下財稅體制,提高省級財政收入比重。

  這項措施的要點是,廣東省對營業稅(不含各銀行總行、各保險總公司集中繳納的營業稅以及省級固定收入營業稅)、企業所得稅(不含屬於中央固定收 入和省級固定收入的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含利息所得稅)、土地增值稅等幾大主要稅種的地方收入部分,實行新的稅收分享辦法:以2010年為基數年, 對新增部分,省級與市縣分享比例由「四六分成」調整為「五五分成」。

“幸福广东”构想的目标是: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尽可能使居民享有同等权利,享受水平大致相当的基本公共服务。周春/CFP

「幸福廣東」構想的目標是:在基本公共服務領域,儘可能使居民享有同等 權利,享受水平大致相當的基本公共服務。周春/CFP


  方案歷經兩年醞釀,自2011年1月1日起實施。這意味著省以下各級財政給省裡上繳的錢更多了。

  廣東省財政廳相關負責人稱,集中財力的目的在於協調區域發展,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廣東將此列為「幸福廣東」的核心內容之一。

  但是,「財權層層上收,事權層層下放,上邊掌控越來越多,下邊做事越來越難」,這是中國自1994年實施分稅制之後,各地對中央的抱怨。廣東此 番調整稅收分享比例,亦面臨同樣難題。

省內兩極分化

  廣東兩極分化嚴重,區域發展極不平衡,過去當地官員經常說,「全國最富的在廣東,最窮的也在廣東」。

  廣東省政協專題調研組2010年下半年的調研顯示,至2009年底,全省貧困村仍有3409個,主要集中在粵北和東西兩翼地區,相對貧困和未穩 定脫貧的貧困戶高達70多萬戶,共計316.5萬人。全省仍有225.6萬戶人家居住在泥磚茅草房,其中住茅草房的還有7萬多戶。

  清遠市陽山縣孟山村是廣東最窮的村莊之一。據媒體報導,全村378戶中,年人均純收入1500元以下的貧困戶佔127戶437人,另有低保五保 69戶171人,20多位40歲以上的男人打光棍。2009年該村集體經濟收入僅4800元,無法維持基本運轉,更遑論教育、醫療、農地灌溉等基本公共服 務設施的建設。

  這僅是廣東貧困地區的縮影之一。廣東省政協的專題調研報告稱,目前珠三角人均GDP相當於山區的4.04倍;全省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已由2000年的2.67︰1擴大到2009年的 3.12︰1。

  廣東省共有67個縣(市),土地面積和人口分別佔全省的84%和60%,但其生產總值僅佔全省16.9%,財政一般預算收入為243.71億 元,僅為全省的7.4%;而浙江省2006年縣域GDP就已達到8281億元,佔全省的63.1%;縣域財政總收入達到651.13億元,佔全省的 44.3%。

  與這些數字相對應的,是這些貧困地區對公共服務的支付能力。調研發現,當珠三角地區居民在追求名醫、名校、名師或貴族學校時,貧困地區居民卻在 為留住一位普通的教師、醫生(兼做護士)而煞費苦心;由於自身無力投入,農村環境保護、文化娛樂、治安維護、社會救助等本應由政府承擔的基本公共服務內容 仍是奢望。

「幸福廣東」構想

  2009年底,廣東省政府印發了《廣東省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規劃綱要(2009-2020年)》(下稱《綱要》),從公共教育、公共衛生、公共 文化體育、公共交通、生活保障、住房保障、就業保障和醫療保障八大方面,制定了廣東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目標與實施路徑。提出到2020年,將基本做 到「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

  《綱要》對「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定義是:在基本公共服務領域,儘可能使居民享有同樣的權利,享受水平大致相當的基本公共服務。並提出,將堅 持「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的原則,基本公共服務供給重點向農村、欠發達地區和困難群體傾斜:

  ——教育方面,擬逐步建立城鄉統一制度、統一地區標準、統一預算撥付、統一監管的公共教育體系,實現義務教育均衡化、12年高中教育普及化、職 業技術教育體系化、高等教育大眾化,教育整體水平和綜合實力居全國前列,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公共衛生方面,希望能用十年時間建立起比較完善的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和醫療服務體系、比較規範的藥品供應保障體系和比較科學的醫療衛生機構管 理體制和運行機制,形成多元辦醫格局,「讓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

  ——公共文化方面,要讓城鄉群眾看電視、聽廣播、讀書看報、進行公共文化欣賞、參與大眾文化活動等基本文化權益得到有效保障。

  ——公共交通方面,到2020年,要基本建成惠及城鄉、全民共享的安全、便捷、經濟、可靠的多層次城鄉一體化公共交通服務體系,有效滿足居民出 行需求。

  ——生活保障方面,要讓城鄉全體居民、享有在全國處於較高水平的、具有相當高均等化程度的社會養老體系。

  ——住房保障方面,形成以廉租住房制度(將非戶籍人口亦納入其中)、經濟適用住房制度、政策性租賃住房制度和住房公積金制度為主要內容的城鎮基 本住房保障制度體系,解決人均住房建築面積15平方米以下的城鎮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的住房問題;基本完成農村特困戶危房改造,農村整個家庭均喪失勞動能 力、無能力改造自住危房(含泥磚、茅草房)的老、孤、寡、殘人群得到妥善安置。

  自中共十七大報告明確了財政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方向和任務以來,這是全國首份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規劃綱要。

  廣東省副省長劉昆在接受《南方日報》採訪時稱,廣東產業升級要求通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提高勞動者素質,實現由人口大省向人力資源強省的轉變; 共享式發展迫切要求通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建立起完善的再分配機制,有效緩解城鄉和區域差距;內源型經濟發展也迫切要求通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穩定廣東社 會成員對未來的預期,提高消費率。

  此外,他還指出,日益增長的社會公共需求與政府公共服務供給不足的矛盾如果長期得不到解決,將會把經濟發展推向結構性失衡的邊緣,也會使社會發 展面臨斷裂的危險。因此,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客觀上要求財政支出重點轉向提供基本公共服務,解決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不足且不均等的問題。

財力保障

  但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必須有穩定可靠的財力保障。

  廣東省財政廳廳長曾志權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經過測算,2009年至2020年,廣東投入到基本公共服務領域的財政資金需24812億元, 年均新增投入至少需要292億元。

  但在現行財稅體制下,2010年廣東省級一般預算收入為863.25億元,佔全省一般預算收入的比重僅19.1%。在這種情況下,要推進基本公 共服務均等化,壓力極大。

  廣東省財政廳有關負責人表示,這種現狀迫使廣東通過調整省和市縣政府間財政收入分配格局,為最終實現全省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提供財力保障。

  歷經兩年醞釀與「議價」,《廣東省調整完善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實施方案》(粵府(2010)169號文,下稱《方案》)於年初出台。

  《方案》提出,在前述四大稅種的省級與市縣分享比例,由「四六」調整為「五五」之外,廣東還改變了過去按企業隸屬關係劃分企業所得稅的做法,除 南方電網公司、中國電信廣東公司、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廣東有限公司、廣東電網公司、廣東中煙工業有限責任公司和省粵電集團有限公司等企業所得稅以及中央返還 總分機構企業所得稅,繼續作為省級固定收入,其他企業所得稅的地方收入部分全部改成由省級與市縣按「五五」比例分享。過去的做法則是,除省級固定收入,隸 屬市縣的企業所得稅歸市縣財政。

  廣東省財政廳表示,為保障市縣既得財力和經濟發展積極性,廣東擬按照「存量不變、增量調整」的原則,將確定2010年為基數年,對此稅收基數上 新增的部分實行新方案,存量部分則維持老辦法不變。

  2010年廣東全省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將達到4515.72億元,同比增長23.7%。按此粗略測算,如果2011年廣東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增長 15%,則增量部分可達670億元以上,按「五五」分稅制,則廣東省級一般預算收入可增加300億元左右,其中省以下各級財政將向省級財政多繳20億元 -30億元。

  這些稅收將主要來自廣州、東莞、佛山、惠州、中山、珠海等幾大珠三角城市。過去這些城市對廣東財政收入的貢獻率為80%左右。深圳作為經濟特 區,不向省級財政分享稅收收入

  「我們算了一下,按照新的分稅辦法,2011年廣州市要多拿出10個億。」廣州市財政局長張傑明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去年來自廣州的財政 收入一共有3270億元,中央分走了2100億元左右,省裡分走了300多億元,自己留了870億元。另外廣州去年土地出讓金也有400多個億,而今年的 財政收入還會增長,所以這10個億對廣州不是太大問題。」

  張傑明表示,儘管大家都希望能留下更多錢,但他仍對稅收分享改革表示理解。

  「省裡有省裡的難處。」佛山市禪城區財政局副局長林劍偉也這樣說。

  不過,財新《新世紀》記者在採訪中瞭解到,財政上捉襟見肘的欠發達地區則頗感憂慮——錢集中上去後,最後怎麼分配?財權與事權能否界定得更清 楚?

「蛋糕」怎麼分?

  「現在有一種傾向,錢都要往上集中,但上邊往往只調收入(分配比例),不調支出(指轉移支付方式)。」原江門市財政局局長、現江門市人力資源與 社會保障局局長俞雪花說。她希望這次省裡能夠兩者兼顧,「否則對欠發達地區來說,這個政策就是雪上加霜。」

  在1月24日召開的廣東省十一屆人大四次會議財經委員會預算審查座談會上,云浮、茂名、湛江、陽江等地人大代表均直言不諱,對新的稅收分享方案 提出異議:「粵西各縣市(區)財政可支配財力本來就非常有限,新辦法出台後,將更加削弱這些地區財政的可支配財力,加劇財政運轉的困難。」來自茂名的廣東 省人大代表吳勝真說,他希望省政府能真正加大對粵西財政困難縣市(區)的政策傾斜,增加對這些地區的轉移支付力度。

  「改革後,云浮的市級財政起碼減少了6000萬元。」云浮代表楊小清提出,財政體制改革及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並不是改變「四稅」分享比例這 麼簡單,「應該有更細緻的資金管理和使用辦法」。

  曾志權向代表解釋,此次省級集中的財力很大一部分,都將用於縣級以下政權的財力保障,計劃用三年的時間基本消化縣級基本財力保障缺口,並幫助縣 級基本財力保障水平達到6萬元/人的標準。「這是從發達地區拿錢支持困難地區。」曾志權讓欠發達地區代表不要擔心,「慢慢會看到,你們是受益者。」

  不過,省內多位財稅部門負責人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迄今為止,他們尚未看到任何關於這筆資金使用與管理方面的規定,相關配套措施也暫無出台 跡象。

  從財權和財力來看,基層政府沒有稅收立法權,沒有舉債權,也沒有獨立的主體稅種,其收入主要依靠共享稅。但按目前制度,共享稅的大頭均被中央及 省取走,如增值稅收入按中央75%、地方25%的比例分享,企業所得稅收入則按中央60%、地方40%的比例分享。地方分享部分則再由省與縣市共享。

  在廣東,從數據上看,中央和省級也在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的支出上佔據很大比例。據清遠市財政局副局長邵軍提供的數字,2010年,該市義務教育 公用經費合計投入1.825億元,其中中央和省投入1.51億元,市級財政投入0.099億元,縣(市、區)財政投入0.216億元。

  但在1月26日結束的廣東省「兩會」上,有十多份建議和提案不約而同提出,「反對中央和省出台各項政策要求地方配套資金的做法」。

  來自湛江的人大代表陳亞汗表示,吳川縣每年為落實中央推行農村義務教育減免雜費政策、對種糧農民實行種糧直補政策和提高社會保障標準等,要配套 資金1.2億元,「吳川本級一般預算收入若按正常計算,每年增長12%,增收財力不到4000萬元,無法應對增人增支,更難應付政策性增支。致使地方財政 不堪重負,難以為繼。」

  財政部原部長劉仲藜曾提出,要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目標,首先要解決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以及地方政府之間公共服務的分工問題,理順事權。 「事權不清,責任也就不清晰。」

  而廣東稅收分享改革出發點,即是由省級政府承擔更多的公共服務,由省級財政為基本公共服務提供相應支出。但分享安排中,省級與市縣的事權分工未 有提及,既未見在原有分工上根據分稅新安排做相應的調整,亦未有就原來的界定進行進一步明確和細化。

  廣州市財政局局長張傑明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多數發達國家的公共服務支出均由中央財政負責,「比如在美國,教育由聯邦政府管,與教育有關的 稅收收入集中到聯邦政府,聯邦政府再在根據全國人口的分佈,確定學校的建設與教師隊伍,使之達到一個基本平均的水平。教育人員的工資也基本相同。」

  「幸福廣東」的構想在省級的層面上與此接近,但要達致理想,則遠不止於財力上收這一步。

廣東 重分 財政 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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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轉型之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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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目標能否如期實現,在於決策層能否把握好短期經濟增長和長期經濟穩定之間的平衡,能否實施制度體制的深層 次改革

財新《新世紀》 記者 霍侃

 

  每年全國「兩會」後第一個週末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是中國政府與國際企業界、學術界和國際組織,探討新一年中國政策走向的平台。3月 19日至21日,200多位跨國公司領導人、國際組織高級官員和國際知名學者,第12次匯聚中國。

  今年正值「十二五」開局,因此參會者在關注通脹等短期問題的同時,也把目光放遠至未來五年,關注中國能否逐步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擺脫依賴 出口和投資的老路,激活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正由於此,今年論壇的主題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的中國」。

3月19日至21日,200多位跨国公司领导人、国际组织高级官员和国际知名学者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牛光 摄

3月19日至21日,200多位跨國公司領導人、國際組織高級官員和國 際知名學者參加「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牛光 攝


  中國政府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已經有約30年,正式列入五年規劃也有15年。「三個五年規劃已經過去了,但是實施結果並不如人意,問題 在哪裡呢?」一直致力於推動改革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提出疑問。

  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看來,中國不能再單純以GDP作為指標,而應該把所有居民綜合受益程度作為一個指標。

  未來五年轉型目標能否如期實現,在於決策層能否把握好短期經濟增長和長期經濟穩定之間的平衡,以及能否實施制度體制層面的深層次改革來推動轉 型。

  斯坦福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思坦言,在「十二五」規劃期間完成中國增長方式轉變,同時還要保持增長,確實是非常複雜的結 構性過程。

動力轉型:如何提高消費率

  來自哈佛大學的德懷特·珀金斯教授,是第11次參加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最近他在嘗試瞭解「中國非常特殊的GDP構成和含義」,因為改革開放至 今,中國居民消費在GDP中的比重不斷下降。

  1978年至2009年,中國的最終消費率從62.1%降至48%,居民消費率從48.8%下降至35.1%,最近十年下滑尤其明顯。

这些年,从内需和外需看,中国经济增长较多倚重外部需求;内需中,又更多依赖投资拉动。

這些年,從內需和外需看,中國經濟增長較多倚重外部需求;內需中,又更 多依賴投資拉動。


  剛剛發佈的「十二五」規劃綱要,將未來五年的年均GDP增速目標定為7%。降低GDP預期增速的做法受到歡迎,被視為中國更加關注經濟增長質量 的信號。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尼古拉斯·斯特恩看來,所謂高質量增長,首要內涵是增加內需,尤其是消費。

  斯賓思也持相似觀點。他認為,對需求的再平衡,最重要的問題是把總需求轉變到另外一種增長模式,從投資和出口轉向國內消費,「可以讓增長變得更 有持續性,並且避免邊際回報遞減的陷阱。」

  這些年,從內需和外需看,中國經濟增長較多倚重外部需求;內需中,又更多依賴投資拉動。

  2008年下半年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再次讓中國決策層意識到過度倚重外貿出口的脆弱性。隨著一系列拉動內需的經濟刺激政策實施,外需的貢獻率 和比重開始下降。2009年,中國貿易順差比2008年減少1000億美元,2010年比上一年再降低126億美元。

  今年2月,中國出現73億美元的貿易逆差。商務部部長陳德銘3月20日透露,3月第一旬也是逆差,預計一季度整體有可能是逆差,全年貿易順差佔 GDP的比重,將在去年3.1%的基礎上進一步下降。

  中投國際(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長劉遵義樂觀地認為,按照這兩年的趨勢, 「十二五」規劃期間會實現進出口平衡。

  內外需趨向平衡,當然是好消息。美中不足的是,在內需中的兩大組成部分——投資和消費,依然不平衡。「長時期存在的過度儲蓄和消費不足情況繼續 存在」,吳敬璉認為,消費乏力的原因在於,中國長時期以來採取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導致投資回報率不斷下降和消費率持續下降。

  最終消費需求的主體有政府、企業和居民。這幾個主體中,摩根士丹利公司(亞洲)非執行主席史蒂芬·羅奇認為,未來,中國消費者可能需要扮演更重 要角色,成為中國經濟成長的動能。

  居民消費率會自我修正、自動提高嗎?德懷特·珀金斯假設,若家庭消費每年增長10%,GDP每年增長6%,則十年後,最終家庭消費佔GDP的比 重將會上升到51.6%。

  不過,珀金斯對這種假設情形在中國成為現實並不樂觀,「在中國,這顯然一個不太實際的假設」,因為即使中國的家庭消費出現增長,其增速也會比較 緩慢。

  「十二五」規劃綱要籠統提出要「提高居民消費率」,但到底提高到多少,並沒有明確的量化指標。

  對於如何挖掘居民的消費需求,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3月20日介紹,中國政府將多措並舉,包括實施就業發展優先戰略,以及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 合理調整國家、企業、個人的分配關係,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未來五年,城鄉居民收入年均實際增長達 到7%以上」。

  的確,城鄉居民家庭實際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是中國實現長遠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珀金斯提出,問題在於,中國是否有能力通過一種機制,提高每一個中國人的收入水平,這需要加大公共投資。「中國把很多錢投在了鋼鐵產能擴大這樣 的投資上,如果把這筆錢直接投在老百姓收入增加上,得到的效果是一樣的。中國是付得起這筆錢的。」

  在增加公共投資的微觀層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部長葛延風提出,要完善定價機制,讓公共投入真正轉化為公眾的福利。過去有些領域 公共投入增加,但是由於沒有跟最終產品的定價聯繫起來,老百姓的福利水平並沒有得到改善。「在基本公共服務領域,降低個人自付比例應該是一個基本的方 向。」

  「如果在『十二五』期間,中國在提高勞動者收入方面能有很大進步的話,中國就會在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政治進步方面取得新的改變」,新加坡國立 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稱。

產業轉型:服務業和新興產業能否勃興

  「中國轉變增長方式,應該更多發揮服務業的作用,而不是強調工業和投資是經濟發展的核心支柱」,世界銀行常務副行長斯莉·穆爾雅妮·英德拉瓦蒂 (Sri Mulyani Indrawati)在3月20日的午餐演講中指出。

  英德拉瓦蒂建議,實行前瞻性改革,應將資源導向於新環境下需要擴大的部門、經濟活動和領域。具體包括改善私營部門、服務型企業、小企業和農村地 區融資機會;取消對土地、資本、能源及其他資源工業投資品的補貼。

  目前,中國還是一個服務業比重較低的國家。2010年末,服務業增加值佔GDP比重為43%,比2005年提高了2.5個百分點,沒能完成「十 一五」期間累計提高3個百分點的預期目標。

  「十二五」規劃的預期目標是服務業增加值比重累計提高4個百分點,到2015年末達到47%。即便如此,與全球60%以上的平均水平相比,仍然 是偏低的。

  「中國在消除服務業發展制約,擴大向私營部門開放服務業方面還有很大空間」,英德拉瓦蒂認為。她提出的改革措施之一是,促進永久化城鎮化發展。 因為城鎮居民比農村居民消費更多,尤其是在服務領域的支出更高,因此,更大規模的永久性城鎮化,能夠刺激服務業發展。

  「十二五」規劃提出的城鎮化目標是,城鎮化率從目前的47.5%提高到51.5%。

  此外,羅奇認為,要培育做大服務業,希望在批發零售業、物流業、醫院、醫療保健等領域,進行大量的投資和交易活動。

  包括新一代信息技術、節能環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裝備製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車在內的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也是政府確定的未來五年產業結構轉 型的方向。

  對於如何發展七大產業,斯坦福大學教授斯賓思強調,不應該再由計划來主導市場,因為中國已經進入市場經濟,市場的作用越來越大,「國家繼續保持 主導性的所有者地位,這可能並不是一個好主意。」

  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苗圩3月20日在回答政府發揮什麼作用的問題時稱,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政府最重要的角色是營造鼓勵創新的環境,企業無 疑是主體,「中央政府投入也罷,地方政府投入也罷,只能是輔助性的、階段性的,最主要的投入主體和產業化主體還應該落在企業頭上。」

  吳敬璉擔心的是,用舊體制執行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新方針,結果是,在政府主持之下,技術升級和新興產業的發展,都會造成很嚴重的投資效率降低。 所以,他特別強調,真正實現轉型,根本動力在於改革,「這種改革需要有頂層設計和實施方案,而不是一些零碎的、個別的政策調整。」

十二 二五 轉型 之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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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改革的「頂層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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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銀行業「十二五」規劃首度披露,市場化退出機制、存款保險制度、存款人保護職能機構、「金融穩定委員會」 等願景如何衝破現實的重重糾葛?

財新《新世紀》 記者 溫秀 張宇哲

 

  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一大鮮為人知的業餘愛好為水彩工筆,其作品常在銀監會職工才藝大賽中展出。而月底即將付印的銀監會2010年年報封面,即 來自於劉明康的水彩作品。

  不過,金融業界更為關心的是,劉明康心目中勾勒的銀行業「十二五」改革願景,又將以何種機制和力度去推動其實現。

金融业界更为关心的是,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心目中勾勒的银行业“十二五”改革愿景,又将以何种机制去推动其实现。王宙/CFP

金融業界更為關心的是,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心目中勾勒的銀行業「十二 五」改革願景,又將以何種機制去推動其實現。王宙/CFP


  近日,銀監會政策研究局副局長龔明華在接受財新《新世紀》記者採訪時表示,銀行業「十二五」規劃將涵蓋眾多重要機制的建設,包括銀行業金融機構 的市場化退出、存款保險制度的適時推進、審慎推進綜合經營試點、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進程、金融監管協調機制的探索、存款人保護機構設置等主要內容。

  「十二五」期間銀行業改革的規劃綱要,將體現在中國銀監會編制的銀行業「十二五」規劃和央行編制的金融業「十二五」規劃銀行業部分,前者基本定 案,後者還在制定之中,向相關部委徵求意見即將截止。

  參與金融業規劃編制的央行一位司長透露,「十二五」初期較為迫切、也有望獲得實質性進展的事項包括:存款保險制度、包括退出問題在內的農信社改 革、建立宏觀審慎的管理框架,以及加快利率市場化進程等。

  一位受訪銀行高管認為,兩項規劃重點的重合,一則因為改革進入深水區,一些緊密聯繫的根本性難題不能不突破,再則因為國務院曾給相關部委下發過 《當前金融領域的若干重大課題》,涉及前述命題的研究部署。

  不過,多數與規劃落實相關的受訪者對於上述前沿命題的看法,至今未達成充分的共識,這意味著「十二五」期間仍將經歷艱難的探索。國務院發展研究 中心研究員吳敬璉3月20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按照「十二五」規劃綱要,所有這些改革都需要頂層設計和實施方案,而不是零碎、個別的政策調 整。

退出機制探路

  「無論是存款保險制度,還是金融機構市場化退出,近期都沒有時間表。」一位接近監管當局的權威人士直言,此事「十分重要,但尚未破題」。

  龔明華對財新《新世紀》記者透露,「十二五」期間,將進一步完善監管法規體系,包括有序推進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市場化退出機制建設。

  龔明華表示,需要構建系統、合理的銀行業金融機構市場退出法律制度,從高風險銀行業金融機構的早期干預、強制關閉、重組、破產等方面明確監管機 構、司法機關的職責和手段,以及債權人和債務人各自的權利義務。

  事實上,由於缺乏一套法律框架和司法制度,及配套的監管框架,令問題銀行的清算重組過程變得非常漫長。

  海南發展銀行13年來仍在清算過程中。「從保護債權人利益角度,沒有走破產程序這條路。」一位海發行清算組的有關人士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

  這是中國金融史上第一家被行政關閉的商業銀行。該行於1995年8月正式開業,由海南省政府控股,一共有包括中國北方工業總公司、中國遠洋運輸 集團公司、北京首都國際機場等在內的43個股東。銀行是以兼併了五家信託投資公司,並向全國募集股本的方式設立的,後來由於兼併了海南28家大多資不抵 債、經營不善的農信社而陷入絕境,並最終爆發了支付危機。

  對於處置問題銀行時的市場退出效率如此低下,世界銀行東亞和太平洋金融發展局首席金融專家王君指出,目前在處置問題銀行的思路上,監管部門是按 照「誰的孩子誰抱」這樣一種處置方式,「只能是權宜之計,很難實現有效率、低成本的重組問題銀行。」

  亦有銀行高管悲觀地表示,「目前我們只有政府,沒有市場,何來市場化的退出機制?」

  他認為,只有政府和市場的職能得以真正的界定與劃分之後,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的市場化退出機制。

  前述接近監管當局的權威人士也認為知易行難:「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市場化退出是一攬子複雜的系統性工程,既要明確退出的法律框架,又要對退出後不 良資產的處置做出妥善安排,還要與地方政府協調,共同進行債權人的資產保全。」

  他並稱,過去幾年,監管當局對於問題金融機構的風險化解和處置問題十分關注,在這類機構的資本補充、風險化解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介紹了在這 些工作中的一個切實體會:風險能否順利化解,與地方政府是否充分重視與配合密切相關,如果地方政府能夠認識到轄內金融機構的安全穩定對於地方經濟發展的積 極作用,「事情就比較好辦」。

  2005年,銀監會依法撤銷了青海省格爾木市區八家嚴重違規經營、資不抵債、救助無望的高風險農信社。這是建國後首次農信社被集體撤銷事件。 2007年6月,銀監會再次行政撤銷已經存在52年的新疆哈密市四家農村信用社,這些信用社同樣是因特大經濟案件造成嚴重資不抵債,原網點被哈密市城市信 用社接管。

  參與處置相關事件的監管人士表示,存款類金融機構的處置必須慎之又慎。「如果僅保全部分存款人的利益,就會導致存款人因為擔心其信譽而將存款大 舉轉移至大型銀行業金融機構;如果全面賠付,國家又面臨極高的成本。」

存款保險待考

  「在探索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市場化退出機制時,一個不容迴避的制度安排就是存款保險制度。」一位資深銀行人士直陳,其核心要義在於,建立市場化的 風險補償機制。

  不過,這一制度在國內遲遲難以推出。

  接近貨幣和監管當局的權威人士透露,當前存款保險制度推進的主要難點在於,如數量眾多、問題重重的農信社改革還遠未能宣告成功,此時推進存款保 險,「只怕會平地起波瀾」。

  前述央行人士認為,讓該退出市場的機構倒掉,但是不要連片倒、集中倒,儘可能讓倒掉的時間延長,風險平穩過渡。

  目前,無論是存款保險制度還是《金融機構破產條例》仍無明確的時間表,前者是後者的先行條件。

  早在2007年6月,新修訂實施的《企業破產法》已為市場經濟中競爭淘汰的企業提供了可遵循的法律框架,但金融機構並未納入其中。國務院要求對 金融機構的相關破產辦法另行制定,而至今《金融機構破產條例》仍未推出,主要原因就是存款保險制度一直沒有設立——去年,央行已將存款保險機制的方案上報 國務院,但目前何時推出仍無時間表。

  2010年初,國務院曾決意加快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命央行牽頭制定詳細方案。按照央行的方案,金融業中最為孱弱的農信社將全部納入存款保險制 度。

  截至2010年末,全國共組建農村商業銀行84家,農村合作銀行216家,農信社近3000家。銀監會近日發佈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 末,全國農村金融機構的資產總額已突破10萬億元,總體各項貸款餘額、總資產等數據與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中的農行相近。但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農村合作金 融機構整體薄弱的資本實力和管理水平。儘管近年風險狀況已大為改善,但截至2010年9月末,全國農村合作金融機構按照商業銀行監管標準,平均資本充足率 為7.2%,距離最低8%的資本監管要求仍有差距。

  近年來,根據農信社機構數量多、差異大的特點,銀監會構建了分類監管體系,把農信社分為好、中、差三大類,比如好的一類機構標準是不良貸款率在 5%之內,各項監管指標達到銀行業通行的評級標準二級,對於農信社來說,這一門檻已經相當高。目前經營狀況較好的農信社有幾百家,不到總量的十分之一,大 部分在東部江浙地區。

  前述接近監管部門的權威人士透露,「十二五」期間,存款保險制度能否突破,與農信社改革能否到位休戚相關。

  在存款保險制度難以破局之際,銀監會在銀行業「十二五」規劃中提出「加強存款人保護」,並擬成立存款人保護職能機構,這一機構職能更多體現在保 護存款類金融消費者權益。去年以來,貨幣和監管當局都曾先後傳出,有意成立專門的消費者保護機構的設想,但目前均未成行。

  前述銀行高管直言,由於此事涉及眾多部門的利益,「好多部門之間有分歧,恐怕成立不了」。

  接近監管當局的權威人士表示,從大的範圍看,已經有消費者協會;就金融行業看,「一行三會」也都負有監管職責,都將保護消費者權益作為題中應有 之義;而且已經成立了行業自律性的銀行業協會,所以並不缺少保護金融消費者利益的機構,再成立新的機構恐怕是多此一舉。在他看來,更為重要的是如何將消費 者保護落到實處,而非成立更多的行政機構。

  雖然受訪央行與銀監會人士認為,市場化退出機制和存款保險制度主要針對中小銀行類金融機構,但在《當前金融領域的若干重大課題》中,「完善市場 退出機制和風險補償機制」及「對金融消費者服務和權益的保護」問題,被放在了「加強對金融機構綜合經營和『大而不能倒』金融機構的監管」課題中。

  業內分析人士指出,這顯示,市場退出機制、存款保險制度及金融消費者保護問題在初期主要涵蓋小型機構,但最終還是會與大型機構直接相關的系統性 風險防範問題緊密聯繫。

填補監管空白

  「不管給不給牌照,我們都要做。」工行有關人士私下表示。近日,財新《新世紀》記者瞭解到,工行已向證監會表達了做投行業務的強烈意願,證監會 持保留意見。而工行認為,綜合經營是銀行發展的重要方向,是應對未來挑戰的變革之舉。建行在未來發展中期規劃也明確表示,「商業經營和綜合經營並重」。

  「綜合經營可以試,但並非大面積普遍地推開。將允許有條件的銀行做符合自身特點的探索。」龔明華介紹說,商業銀行的綜合經營在「十二五」期間, 仍將處於試點階段,要個案審批報備。

  龔明華表示,此輪國際金融危機的一個教訓就是一些國家和金融機構過早地拆除了銀行、證券、保險業之間的「防火牆」,使得危機發生之後,風險迅速 地傳染、放大。

  而危機後各國對此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如大力加強對系統性風險的監管、強化對大型複雜金融機構的並表監管、限制銀行從事高風險業務(「沃爾克規 則」)等。

  也有銀行家直言,上世紀90年代,商業銀行就曾涉足投行、保險、信託等領域,除了侵蝕銀行自身資產,並沒有產生所謂的「協同效應」和「肥水不留 外人田」的好處,卻背負了巨額的不良資產和風險。「當前基本的經濟、法律、人文環境與當時仍處於同一歷史階段,不應舊瘡未癒,新瘡又始。」

  如果綜合經營的邊際收益無法超過相關行業的平均收益,而徒然增加經營風險和監管成本的話,就不如專心恪守本業。

  基於這一設想,銀監會主席劉明康在接受專訪時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規定要求試點銀行所投資對象的資本回報率和資產回報率在一定寬限期後,應 高於或至少達到商業銀行良好經營的平均水平,並高於其所在行業良好經營的平均水平,否則要主動退出相關投資行業。這一綜合化經營試點主動退出機制目前已經 被寫入了監管部門在下一階段銀行業改革發展的工作重點。

  有負責風險管理的大行高管坦承,商業銀行從事綜合經營實際能夠達到的利潤水平,短期內恐怕難以達到監管要求,而證券業務要與商業銀行的決策體系 共存,也面臨不小的難度,「將來究竟是監管放寬標準,還是商業銀行知難而退,仍需拭目以待」。

  一位銀行高管表示,在防範綜合經營風險方面,中國的主要漏洞是存在監管空白。他舉例說,經營文化的不同導致國外銀行過早的拆除了防火牆,但國內 銀行內部的銀行和證券、保險業務機構「掐都掐不過來」,「防火牆『好』得不得了」。

  如《當前金融領域的若干重大課題》所指,中國近年來金融監管有了很大進展,但主要側重單個金融機構的風險防範,對宏觀經濟及金融體系整體風險的 監測、評估和管理相對薄弱。

  對於完善金融監管協調,一些監管機構內部提到的一個政策建議是:由國務院牽頭,「一行三會」參與,成立一個金融監管協調機構,如金融穩定委員 會。知情人士稱,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各方均意識到,風險鏈條之長,傳染之快,超乎想像,單一機構想要及時獲取全面的信息以採取應對措施,存在很大的困難。 因而歐美國家都在探索成立金融穩定機構等對系統性風險加以監控。

  他認為,在分業經營的現狀下,「一行三會」的監管格局基本能夠有效實施分業監管,但對於一些跨業、跨境業務的監管,仍存在空白。上述政策建議正 是基於這一現實提出的。

  不過接近監管當局的權威人士表示,目前由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牽頭,「一行三會」參與的國務院金融「旬會」,在發揮監管協調作用方面起到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只要「旬會」制度可以固定下來,大部分問題都可以通過這一機制協商解決。

利率市場化慢跑

  「為何我們對綜合經營如此看重,是因為利率市場化大勢所趨。」一位大行風險管理部門負責人如是說,在利差收窄、盈利空間縮小之後,商業銀行需要 借助綜合經營來擴大收入來源,而且客戶也由此需求。

  一位參與編制規劃的銀監會官員表示,「十二五」期間,中國銀行業面臨的外部挑戰之一即是來自利率市場化的進程。這也是當下外界對銀行業的前景和 估值陷於悲觀的一個重要因素。

  目前,各界比較認同的一個基調是,「十二五」期間,利率市場化會逐步推進,但整個商業銀行的全面利率市場化仍待相當長的時間。

  一位央行官員也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利率市場化,起步有戲,但全面推進恐怕不可能。」他並稱,推進利率市場化的過程,必須充分考慮中國 的國情,而不能簡單照搬國際經驗。目前在中國,貸款的下限和存款的上限仍處於嚴格管制狀態,

  該央行官員認為,必須正視「國企為主、政府投資衝動不減」的特殊「國情」,選擇合適的路徑。在存款利率方面,他認為可以「先長後短」,先放開長 期存款利率,限制一年期的存款利率,而將活期存款利率作為最後一道防線,以防止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計成本地高息攬存。

  而在貸款利率方面,他建議要「先短後長」,當前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投資衝動不減,商業銀行紛紛將政府融資平台,長期貸款當成「大爺」,如果此時 放開長期貸款利率,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貸款和中長期貸款的增長將會更加變本加厲。

  事實上,監管部門也注意到了商業銀行在中長期貸款方面存在較多風險隱患,不少銀行的中長期貸款比例達到60%至70%,有的甚至高達90%,而 這些貸款的寬限期動輒在十年以上,兩屆政府任期內都無需還本,其道德風險和不確定性不容忽視。對此,監管部門將在未來通過一系列監管指標的設計加以規範。

  亦有銀行高管表示,在人民幣存在國內國外兩種不同利率的情況下,必然存在套利行為,只有價格統一的情況下,才能真正實現徹底利率市場化。前述央 行人士指出,在金融業「十二五」規劃中,縮小在岸、離岸市場差距、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將迎來大發展。

  本刊見習記者楊娜對此文亦有貢獻

銀行 改革 頂層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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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業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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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中小企業金融、主張資產證券化、加快國際化進程,是工行應對發展方式轉變的三大戰略

楊凱生

 

  前不久,全國人大審議通過了第十二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五年規劃綱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將貫穿今後五年乃至更長時間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方 方面面。實現中國銀行業健康和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出路,在於要在順應和支持整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過程中,不失時機地加快自身發展方式的轉變。

資產結構轉型

  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是加快轉變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銀行只有隨著經濟結構的變化趨勢,主動調整優化資產結構,才能真正提高可持續的競爭發展能 力。這涉及銀行貸款的客戶結構、行業結構、產品結構的全面調整。

  過去,我們總習慣地認為大企業、大項目風險小,而中小企業管理中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因而對發展中小企業信貸總存有一些顧慮。這導致了銀行信 貸結構貸大、貸長、貸集中的傾向日趨明顯。這除了可能使一些銀行積累系統性風險,還應該看到,隨著金融脫媒和利率市場化的發展,大客戶、大項目通過資本市 場獲取融資的能力和對信貸資金的議價能力將越來越強,以大企業、大項目為主的信貸和收益結構將對銀行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不小的挑戰。

  更為重要的是,金融危機後的金融監管改革,對銀行資本充足率提出了更高的監管標準,而大企業、大項目信貸增長會帶來資本佔用水平的提高。大企 業、大項目貸款與小企業貸款相比,固然違約率比較低,但由於大企業、大項目貸款中採用信用放款方式的佔較大比例,而按新的監管規則的規定,認為這些貸款風 險緩釋能力低,一旦違約後損失率較大。加上大企業貸款期限一般較長、與國民經濟關聯度又比較高,因此造成按新的監管規則測算時,同樣大小金額的貸款,大企 業貸款的資本佔用最高,對銀行資本充足率的影響最大。綜合算下來,小企業貸款的資本佔用不足大企業的二分之一。

  近些年來,工行把中小企業金融作為一項戰略性業務來發展,成立了小企業專營機構,建立了專職化客戶經理隊伍,制定了獨立的信貸政策和制度,創新 了融資產品體系和服務模式,促進了中小企業融資的快速發展。到2010年末,工行中小企業貸款餘額達3萬億元,約佔全部貸款餘額的一半。尤其是小企業貸款 2005年以來的年均增幅高達40%,遠遠超過同期工行貸款的平均增幅。同時,小企業貸款不良率僅為0.82%,貸款質量優於貸款整體水平。

  「十二五」規劃明確提出了加快中小企業發展的戰略舉措。我們將繼續創新適合中小企業特點的融資工具和服務模式,推動中小企業信貸業務加快發展, 進一步形成結構優、風險低、效益高、資本佔用小的信貸業務發展格局。同時,通過積極支持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擴大社會就業和增強經濟活力。

資產持有方式轉型

  加快多層次金融市場體系建設,大力發展資本市場,進一步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是「十二五」時期中國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這必將為銀行發展 方式的轉變創造有利的市場條件,特別是為銀行轉變資產持有方式打開一條新的通道。

  長期以來,中國間接融資比例偏大,實體經濟運行對銀行貸款的依存度過高,中國銀行業的資產經營模式特別是信貸資產經營模式是以持有到期為主,缺 乏信貸資產的交易市場,這就使得銀行的資產規模不斷擴張,資本佔用不斷增加。這種以資本佔用水平不斷增高的經營模式在新的金融監管環境下,隨著對銀行資本 充足率要求的不斷提升,已難以為繼。資產證券化是連結信貸市場和資本市場的重要工具,是增加銀行信貸資產流動性的重要途徑。發展資產證券化業務,有利於銀 行加快從貸款持有到期向貸款流量管理的轉變,探索出一條銀行總資產規模不無限擴大,資本佔用不無限增加的可持續發展的新路子。

  中國的商業銀行早在2005年就開始了資產證券化試點,工行於2007年就首次在銀行間市場公開發行信貸資產支持證券,邁出了銀行資產證券化的 重要一步。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各界對於資產證券化帶來風險的擔憂增多了。我們應該全面吸取金融危機的教訓,不搞脫離實體經濟需要和金融監管條 件的所謂金融創新,但同時也要深刻認識中國銀行業金融創新仍滯後於經濟發展需要。通過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信貸資產證券化業務來推動傳統銀行資產經營模式的 轉變,有利於分散銀行系統性風險;有利於降低銀行資本佔用;有利於增強銀行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能力;有利於增加投資工具,滿足投資需求。這是一件可以一舉 多得的事情。

  對於資產證券化可能帶來的風險問題,我認為,只要把握好兩條原則,風險是可控的。那就是既要有助於銀行資產規模的瘦身,又不至於增加全社會的金 融風險;既要堅持各類證券投資者風險自擔的市場化規則,又要防止銀行由於貸款可轉讓而孳生放鬆貸款審查管理的道德風險。這就需要我們精心設計適合中國金融 發展水平的資產證券化產品及其制度框架,貸款證券化產品的結構應該簡單明了,層級單一,力求做到證券化產品不會放大風險、放大損失。同時要相應調整信貸資 產證券化的會計政策,建立合理的風險隔離機制。

資產區域佈局轉型

  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和主體功能區戰略,充分發揮中國各地區比較優勢,增強區域發展的協調性,是「十二五」規劃綱要中提出的重要戰略舉措。目前 國家已正式出台區域發展戰略規劃20多個,相信今後還會有一些區域規劃陸續出台。銀行只有形成與國家區域經濟發展相匹配的業務格局,形成適應各地金融資源 稟賦和產業結構特點的資產佈局,才能在最具活力的經濟領域和最具潛力的區域市場中確立自身的競爭優勢。

  近年來,工行及時跟進國家區域發展規劃佈局,實施了分區域的發展規劃和一系列差異化的區域政策,促進了區域分支機構實現特色經營和發展。下一 步,我們還將根據國家區域發展總體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進一步完善區域發展規劃和信貸政策,加快形成與區域發展定位、經濟資源分佈、產業結構特點和區域 信用狀況相契合的信貸資產佈局,努力提升經營發展的協調性。

  同時,應該看到,儘管金融危機對經濟金融全球化的格局帶來了不小的衝擊,但全球化的趨勢難以逆轉。作為一家大銀行,資產佈局和金融服務也要著眼 全球。目前,中國銀行業絕大部分資產在國內,業務收入也主要來自於國內,國際化發展還處於初級階段。加快提升全球化資產配置能力和服務能力,是中國銀行業 適應中國產業資本全球化和人民幣國際化發展,更好地服務「走出去」企業的戰略選擇;是分享世界不同市場發展機遇的戰略選擇;也是避免地區性經濟波動風險的 戰略選擇。

  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工行抓住金融危機發生後的有利窗口期,加快了全球服務網絡建設步伐,目前已基本形成了跨越亞、非、歐、美、澳五大洲的全球 服務網絡。在完善全球網絡佈局的同時,工行積極構建境內外一體化的管理體系和服務體系,加快境內重點產品線在境外的延伸推廣,基本建成了一個全球一體化的 信息科技平台,使全球服務能力得到了明顯提升。目前,工行正在根據「十二五」規劃中關於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的新部署,進一步加快建設成為一個國際化的 銀行。

  作者為中國工商銀行行長

銀行 業之 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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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為村鎮銀行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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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行意圖走批量設立之路的村鎮銀行控股公司模式,暫被擱置

財新《新世紀》 記者 張宇哲

 

  「代理籌建村鎮銀行」「每年10萬求村鎮銀行發起行」……此類代理信息滿天飛,印證金融掮客們當下多了一樁新生意,即想方設法為有意謀求金融牌 照的民間資金「行個方便」。

  自2006年底年中國開放農村金融市場以後,伴隨著新興金融機構興起潮,監管部門預期的複雜境況也隨之而來。這也是銀監會堅持「銀行業金融機構 為村鎮銀行主發起人」最主要的原因。

  「商業銀行成立分支機構,成本要低於單獨成立一家村鎮銀行,大行沒有必要成立村鎮銀行。」一位接近央行的人士如此看。

  不過,建行和中行等卻不約而同決定選擇村鎮銀行的方式「重歸縣域」。有關人士表示,村鎮銀行是一級法人,完全不同於城市業務,縣域金融需求旺 盛,競爭也不像城市那麼激烈。建行和中行更打算成立村鎮銀行控股公司,來加快村鎮銀行的批量設立,並節約管理和系統上的成本。建行率先上報了村鎮銀行控股 公司的組建計劃,中行、民生銀行等均有跟進。

  但財新《新世紀》記者從多個權威渠道獲知,相關部門對村鎮銀行控股公司有不同意見,建行於去年下半年上報國務院的擬與西班牙桑坦德銀行共同出資 組建設立村鎮銀行控股公司方案暫被擱置,同被暫緩的還有銀監會一同上報國務院的《村鎮銀行控股公司管理辦法》。

  針對這一隱含「發起人埋單」的監管制度設計,有資深專家認為,村鎮銀行還在起步階段,也是銀行業中最脆弱的部分,目前在相關風險處置機制、退出 機制、存款保險制度還未明確的情況下,一旦蜂擁而至數十家甚至上百家,發起行是否能埋得起這個單?

  「村鎮銀行作為最弱小的一級法人銀行,抗風險能力比較薄弱,一旦快速鋪開,數量多了風險比較大。出於謹慎的考慮,最好待保護中小銀行利益的存款 保險制度推出後,再成立村鎮銀行控股公司。」一位知情人士向財新《新世紀》記者透露。

  財新《新世紀》記者從央行有關人士處獲悉,醞釀了十年的存款保險制度已於去年上報國務院,但何時推出尚未有時間表。

「利誘大行」

  堅持「銀行業金融機構為村鎮銀行主發起人」是一把雙刃劍,在控制風險的同時,亦導致村鎮銀行的成立速度受限。根據《新型農村金融機構2009年 -2011年總體工作安排》,銀監會計劃到2011年末全國設立1027家村鎮銀行,截至去年底僅設349家。

  「任務還是比較艱巨的,我們會積極推進,但數目不是關鍵,關鍵是質量。」銀監會有關人士表示。

  從目前情況看,到2011年底,離1027家的目標還差600家,全國金融機構空白鄉鎮仍有2312個。業內人士判斷,如果監管部門希望要大範 圍、批量化開設村鎮銀行,仍需寄望大型銀行。

  知情人士透露,為推進三年目標,銀監會已於去年上半年開始探索研究批量設立村鎮銀行的方式,意圖引導大中型銀行延伸縣域服務方面網絡、下沉經營 重心,並希望在2011年村鎮銀行有個「爆髮式」增長。

  2010年銀監會曾下發通知,著重強調三年規劃重要性的同時,鼓勵大中型銀行的參與力度,同時也對三年規劃的時間安排、東西部掛鉤政策、主發起 人範圍、集中度要求等做出了政策調整;對設立30家或以上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主發起人,將允許其探索組建控股公司;允許主發起人到西部及邊窮地區以地市州 為單位建總分行制的村鎮銀行。同年監管部門還召集大中型銀行開了吹風會。

  一番鼓勵之後,建行、中行、民生銀行均表達了進軍村鎮銀行的意願。

  國開行在停滯一年後,將於近期發起設立第八家村鎮銀行。建行批發業務總監兼村鎮銀行委員會主任顧京圃在公開場合表示,該行將在「一個百強縣建一 家村鎮銀行」,並將設立村鎮銀行的計劃從100家擴大至200家。目前建行已經開設了九家村鎮銀行。農行已發起設立四家村鎮銀行,均位於中西部地區;工行 已發起設立兩家村鎮銀行,東部和西部各一家;交行已發起設立三家村鎮銀行,東、中、西部各一家,匯豐銀行、民生銀行發起設立的村鎮銀行已達10家左右。匯 豐亞太區行政總裁王冬勝在接受財新《新世紀》記者採訪時表示,希望未來匯豐銀行的村鎮銀行能夠佈局到中國的每一個省份。

  3月,中行與淡馬錫富登金融控股私人有限公司合資設立的蘄春中銀富登村鎮銀行、湖北京山中銀富登村鎮銀行先後開業。在接下來的三四個月內,中行 和富登金融還將有12家合資村鎮銀行在湖北、山東、浙江陸續開業。中行是最晚開設村鎮銀行的大行,但中銀富登村鎮銀行董事長張儉生描繪了這樣的藍圖——未 來五年,中行希望其村鎮銀行網絡能夠覆蓋絕大部分省份,至少成立200家到400家的村鎮銀行,成為國內村鎮銀行中市場佔有率最高的金融機構。

  「無論建行還是中行,村鎮銀行業務並非不可踰越的鴻溝,最核心的問題是,動機是否純正,是否真心實意作了研究,真正願意實實在在地做業務?眼 下,無論監管部門還是機構,村鎮銀行的設立恐怕已有政治化傾向。」世界銀行東亞太平洋金融發展局首席經濟學家王君評價直率,「這可能意味著風險管理和業務 經營的疏忽。」

  對於銀監會為要求的發起人東西部掛鉤政策,業內也有憂慮。「只要不破產就行——抱著這樣的目的在西部設立村鎮銀行的金融機構不少。」中國社科院 金融研究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說。

  「完全沒有必要『拉郎配』。填補金融空白點並非只依靠物理網點,還有電子銀行、手機銀行等方式可以解決,而非為了完成1000多家村鎮銀行的指 標,想盡辦法利誘機構設立村鎮銀行。」一位金融專家提醒。

重歸縣域

  中資大行再度轉向縣域業務,面對中小客戶,無論從激勵機制、風險管理、信貸技術、成本控制、專業人員配備等,都意味著一個相當大的轉折,難道十 年前大行們主動遠離縣域的理由均不再成立?

  城市市場競爭越發激烈,縣域開始被商業銀行視為「藍海」。這是大行們堅決否認借村鎮銀行重歸縣域存在「非商業動機」的主要理由。

  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工行行長楊凱生、招行行長馬蔚華、國有重點金融機構監事會主席丁仲篪在接受財新《新世紀》記者採訪時均表示,2010 年中國所有商業銀行仍延續了傳統吃利差、壘大戶、追求規模和速度的信貸模式,這在當前調結構的宏觀環境下已很難持續,商業銀行必須加快轉型。

  曾剛認為,從中國的城市化進程看,縣域是未來經濟增長所在,村鎮銀行因此存在機會,對大行也有吸引力。

  「目前銀行面臨最大的壓力是盈利模式如何轉變、如何持續發展。」丁仲篪強調,以往無論大銀行、小銀行都靠大企業、大項目的貸款已不是長久之計, 必須更多關注服務業、中小企業、微小企業、涉農企業。

  選擇哪裡切入村鎮銀行更好?社科院金融所剛出爐的《中國村鎮銀行業發展報告》(下稱《報告》)顯示,東部地區的村鎮銀行在盈利能力方面並未顯現 優勢,反而要落後於中部地區。曾剛認為原因可能在於,東部地區金融機構眾多,競爭激烈,市場趨於飽和,新型金融機構的發展空間有限,由於村鎮銀行自身規模 小,經營受限制較多,因此,與其他大行相比,其本身的競爭能力也存在很大劣勢。

  從不良貸款來看,《報告》指出,幾類農村金融機構(農村合作銀行、農村商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發起設立的村鎮銀行不良貸款比率普遍較高;相反, 股份制銀行、國有大型銀行、外資行及城商行等幾類銀行發起的村鎮銀行不良貸款比率相對較低。《報告》認為,發起行較低的風險管控能力也反映到村鎮銀行的經 營之中。

  但曾剛認為,除了相對熟悉縣域的農行,其他大行進入縣域並不划算,農行縣域物理網點達1.2萬多家,超過工中建交的總和,基本覆蓋了全國所有縣 級行政區,在這一領域,中行和建行與農行相比沒有優勢,跟農信社等其他中小農村金融機構相比也沒有優勢。村鎮銀行註冊資本一般幾千萬元,一年能掙個幾百萬 元就不錯了,但這幾百萬元在大行上千億元的利潤裡只有百分之零點幾,經濟上沒有什麼意義。

  大行的戰略也趨於差異化。工行行長楊凱生在「兩會」期間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工行打算先把現有兩家村鎮銀行做好,待認真總結經驗之後再考慮 其發展步伐。「工行還有近2000家縣支行,把這些支行辦好就是對縣域經濟很大的支持。」工行的核心業務仍是城市業務,眼下著眼於海外佈局。據楊凱生透 露,2011年工行擬把海外分支機構從28個拓展到40個國家。這將一舉超過目前在海外31個國家有分支機構的中行。

  而中行網點是大行中最少的,近年來大舉開拓國內市場,「轉型」重點即立足本土市場。面對城市業務的激烈競爭,轉向縣域尋求突破亦無可厚非。

模式爭議

  大行重歸縣域,方式方法力求有所突破。建行率先上報了與具有農村金融經驗的西班牙桑坦德銀行合資成立控股公司,由後者提供農村金融方面的技術支 持,控股公司和村鎮銀行各為獨立法人,分別按照有關規定自主運營。

  「設立控股公司可集中到中後台管理,在資產負債表、流動性風險管理、規模效益方面都更有優勢。」匯豐中國村鎮銀行業務部常務總監李惠乾告訴財新 《新世紀》記者。通常銀行中後台管理對技術要求、資金投入要求都比較多,對於小銀行來說成本很高。匯豐中國在內部設立的村鎮銀行業務部,對其下屬十家村鎮 銀行統一管理,包括業務指導、產品開發、風險控制、資源調配等,相當於村鎮銀行的總部。

  李惠乾認為,這個模式到底如何,現在下結論為時尚早。按照匯豐的測算,以平均每年設立3家-4家村鎮銀行的速度和規模效益,設立16家村鎮銀行 即可實現匯豐村鎮銀行的整體盈利。

  曾剛表示,一家金融機構發起人設立多家村鎮銀行,特別是成立控股公司,比設立分行更有優勢,「因為激勵機制更到位,村鎮銀行有規模效應優勢、股 權轉讓的可能性,而一個分支機構不賺錢只能撤掉,沒有流動性。」

  銀監會吸引商業銀行設立村鎮銀行的另一利好政策,是允許設立地市級村鎮銀行。

  2010年年末,繼全國首家地市級村鎮銀行——湖南湘西長行村鎮銀行開業後,台州銀行作為主發起人的贛州銀座、廣西桂林國民、四川自貢農商村、 河南南陽村鎮銀行也紛紛開業。這些地市級村鎮銀行均為地方農商行、城商行發起設立,其中規模最大的南陽村鎮銀行註冊資本達5億元,股東包括天津農商行、渤 海銀行、天津銀行、天津濱海農商行等。這與最早設立的幾百萬元或千萬元註冊資本金的村鎮銀行,已不可同日而語,目前地市級村鎮銀行共有八家試點,「相當於 一家小的金融集團」,業內人士認為。

  由於村鎮銀行由縣級「升級」至地市級,突破了縣域範圍,而位於經濟較為活躍的地市,對於商業銀行發起設立村鎮銀行也很有吸引力,但在迅速聚集資 金的同時,一些銀行的業務重心也偏離了監管部門支持縣域中小企業和三農的初衷。「主要是支持當地政府背景的大型企業。」一位村鎮銀行人士透露。

  在大行上收信貸審批權之後,地方政府已意識到培植當地金融資源便於為我所用的重要性,對村鎮銀行往往給予稅收、財政資金支持等優惠措施,如湖 北、湖南等地。吉林省松源市一位政府人士甚至毫不掩飾地表白,「所有銀行都沒有村鎮銀行好。」

  而銀監會有關官員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部分民間資本對村鎮銀行存在不正當的入股動機,企圖通過入股、控股銀行機構套取信貸資金,且不具備持 續出資能力、不滿足股東資質要求等。一位業內人士新近接觸、考察的入股村鎮銀行的公司後也有類似感慨。

  曾剛認為,「激勵比監管來得更有效,管是管不住的,不可能天天盯著。現在更多是通過監管限制,但是它以逐利為目標,想方設法也會繞過。」

  有關部門出於風險考慮,對於批量設立小型金融機構的控股公司模式存疑,對村鎮銀行的爆髮式增長前景也比較謹慎。村鎮銀行控股公司的成立因此一直 「只見樓梯響,未見人下來」。

  曾剛認為,如果經濟出現波動,村鎮銀行可能出現行業性整合,甚至可能大規模的倒閉,如美國每年都有100多家小銀行倒閉。「在中國尚未具備金融 機構退出機制的情況下,大規模增加村鎮銀行的數量,出了問題,怎麼辦?這是監管當局需要考慮的現實問題。」

誰為 村鎮 銀行 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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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買家莫為他人做嫁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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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景洲

  現在全球市場有一怪現象:任何一筆交易,只要有中國企業參加競爭,賣家一定會賣出一個出人意料的高價。去年底,一家名不見 經傳的天津民營企業,競標收購歐盟一家電纜公司,出價奇高。結果競標的意大利和法國兩家公司先後指責該公司違反基本競標規則,最終中國企業沒有收購成功。

  無獨有偶,本月又有光明乳業競購Yoplait酸奶製品公司多數股權,似有志在必得之勢,但最後花落美國通用磨坊(General Mills)。

  兩起中國企業的海外併購案例中,都是中國企業不斷喊出高價,競爭對手指責中國企業破壞規則,當地權力當局介入交易,並宣稱所涉行業涉及經濟安全 或敏感行業。因此,投資所在地當局、媒體以及行業所涉企業,齊聲要求中國企業退出或出局。

  這讓人不由產生一種感覺,中國企業在類似交易中完全是自覺或不自覺地被各方利用或玩弄了一番。

  首先,賣家以及它們的財務顧問們先炒「中國概念」。中國現在被整個世界視為最有現錢的地方,加上中國企業海外收購的胃口與日俱增,只要能吊起一 兩家中國企業的胃口,則這項買賣一定會賣出個好價錢,甚至天價也有可能。

  中國企業一旦介入,媒體就會找出「深喉」。之後,賣價就會節節上揚。中國企業所表現出的姿態,大多會是財大氣粗、出價高出競爭對手一大截。

  其後,劇情進入第二幕。會有國外學者或某一對手突然發問:中國企業為何出此等高價?是不是中國政府為了達到某種政治或軍事目的而動了無形的手? 該行業被來自中國企業掌控,未來還會安全嗎?

  這種輿論導向,由於政治制度方面的差異,很容易為國外一般民眾接受。想想前不久發生在法國的雷諾汽車「經濟間諜」鬧劇,造謠者第一時間喊出有中 國企業收買經濟和技術情報,還真有很多人相信。幾年前中海油在美國收購優尼科失敗的一幕,似乎就在眼前。

  戲演到這時候,懸念幾乎不復存在。由於當地權力當局深感行業敏感,賣方會選擇一家除中國以外的出價最高的企業成交。賣家賣出了一個好價錢,出價 較高而成交的企業捍衛了該國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價錢高出其最初的預期也物有所值。中國政府無形的手不得不收回,中國企業也鳴金收兵。

  這是不是中國企業在發達國家收購的宿命呢?還是中國企業家在某些方面準備不足?

  儘管每筆併購交易都有自身的複雜因素,但是,個人以為以下幾點不妨作為中國企業海外收購的借鑑:

  一、中國企業不能「窮得只剩下錢」。那種以為「大手筆」、出高價就可以壓倒競爭各方的方式,需要重新思考。

  二、在現有的世界格局之下,在西方世界對中國企業為實現中國政府外交和軍事目的存在重大懷疑的情況下,有些項目中國企業完全不必去「湊熱鬧」, 有些項目中國企業則不能「單干」。否則,只會增加西方世界對中國的戒心和擔憂,也完全是被賣家和它們的財務顧問當槍使。

  三、中國企業家要敢於激流勇退,萬不可志在必得。海外收購是系統工程。不僅要有強有力的法律、會計、財務、稅務等外部支持,也需要公關、媒體關 係等的有效配合。海外收購是富人的遊戲,成功者極少,收購不成功者居多。

  當然,中國企業如此衝動背後有深層次的體制原因,比如國資委對央企提出的做大做強要求,同時卻又缺乏對企業失誤決策的懲罰機制,加上中國經濟快 速發展對外部資源的依賴性提升,都可能促使央企領導人盲目在海外併購。要解決這些深層次的機制問題,則非此一專欄所能概述。

  從業多年,筆者多為外資企業在中國投資提供服務,但是近幾年來有機會參與不少中國企業在海外併購,也見到了不少教訓。最後給中國企業家一個忠 告:別讓外部世界把中國企業看成「錢多、人傻」而 「拿你開涮」,更不要自覺或不自覺地「為他人做嫁衣裳」。

  作者為美國眾達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國際商會仲裁院委員

中國 買家 莫為 他人 嫁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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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觀情緒籠罩開發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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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行業的黃金時代即將結束;沒有人再懷疑政府的決心,更沒有人敢賭這只是「一場虛驚」

財新《新世紀》 記者 李慎

 

  前面是一個十字路口,你不清楚該選哪邊,只知道原地踏步和悶頭向前都是行不通的,無論向左還是向右,開發商們必須有所選擇了。

  一些市場人士將這種危機和王石、任志強最近淡出前台相聯繫,這未免有些牽強。王、任二人的遊學、退休早有計劃,並非因當前的市場形勢而定。但結 論其實是「歪打正著」,房地產行業的黃金時代確實即將過去。

随着限购和信贷的收紧,开发商“打着高尔夫赚钱”的好日子已然成为历史。图为冷清的“2011武汉房地产春季第一展”。孙新明/东方IC

隨著限購和信貸的收緊,開發商「打著高爾夫賺錢」的好日子已然成為歷 史。圖為冷清的「2011武漢房地產春季第一展」。孫新明/東方IC


  隨著限購和信貸的收緊,開發商「打著高爾夫賺錢」的好日子已然成為歷史。而隨著2011年1000萬套、今後五年3600萬套保障房的入市,先 不論其是否能真正轉化為有效供應,商品房的市場空間無疑將被大幅擠壓。

  一些人質疑,保障房真能落地嗎?就算落地,相關的進入、退出機制尚待完善,或許將出現供應和需求的錯位,導致保障房空置率提高的狀況。但從中央 到地方,目前所有信息都顯示著保障房「大干快上」的局面,從2010年4月到現在,幻想逐漸破滅,沒有人再懷疑政府的決心,更沒有人敢賭這只是「一場虛 驚」。

失去「護身符」

  與此前任何一次調控不同,此次以深化「限購令」為核心的「新國八條」,徹底撲滅了開發商之前僅有的一絲樂觀,悲觀和極度悲觀情緒在市場蔓延,即 便有人聲稱保持「謹慎樂觀」,但業務轉型的急迫性已難以掩飾。

  新「國八條」後,限購被當作主要工具。政府完全瞭解限購副作用,仍將其全面推廣,凸顯出調控的強勢與決心;但在土地財政等體制問題尚未涉及的情 況下,地產調控的難度不言自明。

  「限購令」的威力可以想見,且何時退出仍不得而知(參見本刊2011年第8期「限購龍捲風」)。龍湖集團董事長吳亞軍在該公司3月21日的業績 發佈會上表示,「我相信宏觀調控顯現出的效果會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反覆,對行業、對開發商的品牌及操作能力、執行能力、財務安全是一個重大的考驗,可能會看 到行業發生比較大的變化。」

  信貸也被政府牢牢壓住,除了提高二套房首付、三套房停貸以外,銀行對開發商的開發貸也呈趨緊之勢。國家開發銀行一位人士向財新《新世紀》記者透 露,部分銀行確已有計劃停止對開發商提供開發貸,「一家此前被四大行追逐的大型房企,最近貸款四處碰壁,最後在國開行得到幾個億的貸款,非常高興」。

  政府部門也在多種場合暗示,開發商們需要「自尋出路」。一位民營上市房地產公司人士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過去國家大搞城市化,需要開發商 給政府捧場,而實際上地方政府也在其中大撈好處;而現在,房價飆升、二三線城市房地產泡沫等等罪名歸咎於開發商頭上 ,「以前在桌子下面的交易,政府現在要把它擺到檯面上講,為了給政府正名,開發商必然成箭靶子。」

  除了上述心理和實際層面的壓力,保障房計劃的公佈,一方面擠壓了商品房的市場空間;另一方面,撕下了房地產行業拉動內需、拉動產業鏈、拉動GDP的這一張張「護身符」。

  一位接近決策層的智囊機構人士曾向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關於房地產有三個威脅論,即房地產是經濟引擎,打擊地產市場,經濟增速會放緩,銀行 會被套牢,老百姓變成負資產。

  然而,現在銀行風險被認為是可以量化的,調控打擊的主要是最後進場的富裕人群。至於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則可以通過2011年1000萬套保障 房、今後五年3600萬套保障房,來彌補商品房市場開工量縮減的缺口。

  上述種種信息,都傳達了相同方向的結論,房地產「只要能蓋出來就絕對不愁賣」的黃金時代即將終結,開發商也來到了戰略轉型的十字路口。

做不做保障房?

  現在擺在開發商面前的一條路,是大規模參與保障房建設。但一些開發商坦言,做保障房項目是做公益,並不賺錢。想要市場化的開發商大規模介入保障 房,首先需要解決「賺錢」的問題。

  此前,多數知名房地產公司都做過少量保障房項目,多數是配建,即政府在土地出讓時規定開發商必須配建一定比例保障房。但實際情況證明,配建路子 走不通,也不可能大規模推廣,因為保障房捆綁土地出讓,開發商是不得已而為之,房子的質量、戶型、結構能否過關都是問題。

  龍湖集團曾在北京市通州區開發了一個保障房項目——大方居,吳亞軍表示,大方居這個項目不僅不賺錢,還是虧本的,2009年公司上市前只好把這 一塊放在了虧損撥備。

  萬科和龍湖面臨相同的問題。萬科高管在業績推介會上表示,「萬科非常願意做保障性住房,而且賺1元錢就夠了——如果不賺錢的話對不起股東,而如 果賺錢的話就沒有了『道德的血液』。因此政府給我們地和錢,我們幫忙建,賺1元錢都行。」

  萬科提到的「政府給地和錢」,實際上就是開發商不墊資的代建模式。萬科認為,這對於開發商是最好的方式,成本可控;但在實際操作層面,其實也有 其他不可控因素。「有個地方,領導視察後給業主名單晚了六個月,因此導致我們積壓了六個月的庫存。公租房更可怕,誰來收租金?物業誰來管?還有可能出現腐 敗的問題,因此萬科儘可能離得遠一些。」萬科高管表示。

  這些問題凸顯了開發商介入保障房建設的困境。上述國開行內部人士認為,「開發商參與保障房,就是走代建路子,應給開發商留出一部分利潤。不應引 入社會資本和金融工具,因為它們都要追逐回報。對於保障房建設,切勿將政府責任與盈利相混淆。」他認為,保障房的建設、融資、分配應有一整套制度規範。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秦虹也認為,保障房真正的難題不在建或資金,難在管理,「如何准入、退出、審核、管理、分配?能不能讓有限的公租房資 源真正落實在需要的人身上?相關制度建設很重要。在政府提供一定貼息、優惠、免稅等優惠條件下,央企、國企應大規模參與,分擔社會責任。」

  對於市場化的開發商和民營企業來說,代建也是最易被接受的模式。綠城集團近日成立北方代建公司,希望大規模介入保障房,據綠城集團執行總經理、 代建公司總經理曹舟南透露,綠城此前在青島建設的一個保障房項目,不但沒虧損,反而賺了1億多元。

  曹舟南並沒有詳細介紹青島項目的運營模式,但他透露,目前保障房的利潤總體非常低,只有建安成本的3%-5%,地方政府的做法也千差萬別。政府 雖下達了大量保障房任務,但相關制度的設計不夠完善,例如與開發商的合作模式、付款方式、投資主體等都有待明確和細化。

  目前,中國的公用事業項目融資及其路徑選擇,有BOT、TOT、PPP三種基本模式,也有基於此演變出來的變異模式,地方政府在引入社會資本參 與保障房建設時,也脫不開這三種。

  BOT,即「建造-運營-移交」(Build-Operate-Transfer),是指政府通過特許權協議,授權外商或私營商進行項目(主要 是基礎設施)的融資、設計、建造、經營和維護,在規定的特許期內向該項目使用者收取費用,由此回收項目的投資、經營和維護等成本,並獲得合理的回報,特許 期滿後將項目移交回政府。

  TOT是在BOT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即「移交-運營-移交」(Transfer-Operate-Transfer),是指政府部門或國有企業 將建設好的項目的一定期限的產權和經營權,有償轉讓給投資人,由其進行運營管理;投資人在一個約定時間內通過經營收回全部投資和得到合理回報,並在合約期 滿之後,再交回給政府部門或原單位的一種融資方式。

  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即公私協作的模式,指政府與民營資本合理分擔項目的各種風險,並通過合同等 工具對風險進行管理。

  目前,上述幾種方式在保障房建設領域都有嘗試和運用,但地方政府的做法並不統一,甚至在同一個城市不同項目,對待不同開發商的方法也不相同,沒 有統一標準可循。因此,不少開發商提出,政府應該有明確的參加保障房建設的條件,並做好統一的制度設計。

尋找新大陸

  與半年前對做商業地產「遮遮掩掩」、不願談「轉型」二字不同,現在開發商已經陸續公開宣佈介入商業地產,旅遊地產、養老地產等新鮮的業態也成為 轉型的方向。

  SOHO中國董事長潘石屹稱,目前,確實有部分開發商考慮轉型到商業地產、旅遊地產方面的開發,但這種轉型是要時間的,一般需要三年以上,才能 從土地的購買、隊伍的建設等方面完成真正的轉型。

  實際情況確實如此。財新《新世紀》記者在採訪中獲知,開發商如果現在才開始做商業地產,已經在戰略上落後了。在最近召開的2010年業績發佈會 上,招商地產、金地集團等正式宣佈做商業地產的傳統住宅開發商,實際上都已在至少兩年前開始調研、論證、試水。

  3月18日,金地集團董事長凌克在投資者交流會上多次明確表示,商業地產是金地今後重點發展的方向。凌克稱,為了發展商業地產,金地在國內外聘 請了最優秀的人才進入金地,組成一個很好的管理團隊,「今後金地將會大力投資,爭取未來五年裡在全國投資20個綜合體,使商業資產總額達到600億元,再 創一個今天的金地集團。」

  3月12日,招商地產宣佈將全資子公司深圳招商房地產有限公司分立為存續公司和新派生公司——深圳招商商置投資有限公司。招商地產董事長林少斌 3月21日向媒體表示,分拆商業地產業務,正是希望未來能加大商業地產的投資比重。但他也坦承,商業地產不好做,因為無論是對土地選址、資金投放、設計水 準要求都很高。

  商業地產的操作難度遠遠大於住宅項目。中國商業地產聯盟秘書長王永平向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做商業地產最大的問題是資金和人,目前不少開發 商做商業地產投資、購買商舖,主要看好的是土地增值,而不是租金回報。

  目前,商業地產的投資總額只佔整個房地產投資總額的很小一部分,有較大市場潛力。據王永平介紹,2009年商業地產投資額5500億元,佔房地 產總投資的15%,近年來增長較穩定。

  此外,相對於住宅,旅遊和商業不但沒有受到調控,反而是國家鼓勵的產業。3月22日,世茂房地產董事長許榮茂在業績發佈會上表示,「十二五」規 劃寫得很清楚,重點發展服務業及先進製造業,傳統產業大部分要淘汰,一些類似來料加工的勞動力職業,或者回報很低、風險很大的企業,要改進。「所以,我們 的投資也會做相應調整。以往我們的銷售主要靠住宅,現在會多涉及商業、旅遊,這就是對服務業發展的最好體現。」許榮茂說。

  世茂副主席兼執行董事許世壇稱,「現在住宅受到的衝擊比較大,但高科技產業、旅遊、商業不但沒受到影響,反而市場佔有率、銷售情況非常好。旅遊 地產的市場潛力很大,所以我們非常看好旅遊地產產業,也希望能將該產業獨立上市。」

  而養老地產是更為新鮮的業態,險資已先於開發商大舉進入,但模式基本以「圈地」為主,相關研究配套進展寥寥。戴德梁行投資部助理董事曹建向財新 《新世紀》記者表示,日本和美國的養老社區,真正做到了以「養老」為主,而目前中國市場上投資的養老社區,基本上是以「地產」為主,根本達不到國外養老社 區的條件,並且選址距離城市很遠。

  真正的養老地產由於前期投入大,資金回收慢等特點,使很多投資者望而卻步,平安集團新聞發言人盛瑞生向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養老地產確實 不好做,模式還在探討中,目前險資可做的只有高端敬老院,還不知能否做養老社區。」

  業界人士曾向財新《新世紀》記者分析稱,如果交易量持續保持低位,大型開發商自身的資金鏈能夠維持最多6—8個月,相較於積極開拓新市場的大型 開發商,中小開發商面臨的考驗將非常嚴峻。這也是各家在年度業績發佈會上傳遞出來的共同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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