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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商住房暫停網簽,買房打不了“擦邊球”了!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2226

這是上海市普陀區一處住宅區(2016年10月12日攝)。(新華社記者 裴鑫/圖)

 購買商住房不受戶籍和貸款限制,因此成了不少人規避限購的購房渠道。繼北京之後,市場火爆的上海也對商住房展開清理核查,並很可能進一步限購。

2017年1月7日,上海市住房和城鄉建設管理委員會在其官網發布消息,為集中清理商業辦公項目,即日起核查清理期間,暫停這類項目網上簽約。

實際上在1月6日夜間,上海市住房交易信息網站“網上房地產”已顯示,上海多個中小戶型辦公產品暫停網簽。南方周末記者查詢“辦公”項下的一手房,大量酒店式公寓類產品的狀態均顯示為“暫停銷售”,覆蓋上海各個區縣項目。

上海住建委解釋稱,近期關於商業辦公項目違規銷售、擅自改建的投訴大量增加。經調查發現,上海市部分商業辦公項目“存在較為嚴重的擅自改變房屋單元空間分割、私自接通燃氣管道等改變房屋使用性質情況,使得房屋結構、消防等存在安全隱患”。同時,一些項目還在銷售中進行虛假宣傳,嚴重誤導購房人。

接下來,上海市住建委將會同相關部門對商業辦公項目進行集中清理核查,並在此期間暫停此類項目的網上簽約。

上述違規的“商業辦公項目”,也就是市場上通常所說的“商住房”。

目前上海的土地出讓分類,主要包括住宅、商業、辦公等類型,並不存在“商住用地”供應。但一些開發商通過改小、分割辦公或物業面積的方式,將商用物業變成類住宅,從而達到規避限購政策的目的。換句話說,這類商住房實際上打了政策的“擦邊球”。

此次暫停商住房的簽售,也被市場看作是針對此類產品限購的前兆。

“將商業辦公樓當作住宅使用,目前這種現象在市場上比較普遍。由於購買商住房目前不受戶籍和貸款限制,因此變成了不少人規避限購的渠道,現在這個(暫停銷售)有可能是限購的信號。”上海師範大學金融學院副教授黃建中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

與一般住宅產品不同,商住房的購房要求較高,首付比率最低為房價的50%,貸款期限最長為10年,貸款利率在基準利率的基礎上還需上浮10%。但由於商住房目前不受限購政策的影響,且在上海購買商住房無需滿足“社保連續繳滿5年”的住宅限購要求,因此成為不少人進行房產投資的一大渠道。

2016年起,在全國住宅供應量整體收緊的情況下,多個城市的商住房成交量出現了明顯提升。以北京為例,據中原地產統計,截至8月17日,北京當年的商住公寓共成交42030套,超出過去兩年的總和,合計簽約金額達到783億。而同期的北京新房住宅也僅成交3萬套。

2016年5月起,北京市通州區對商住項目實施限購,非京籍購房者的門檻為“5年納稅或社保證明”,且僅能購買一套。隨後,市場又傳出北京商住限購範圍將擴大至其它區縣的消息,由此商住房成交量突升。

2016年8月末,北京市政府對商住類產品進行清查,並在此後的土地供應出讓條件中明確:掛牌商辦類土地,特別規定該地塊不得設計成為類居住類產品。

上海同樣出現了商住房銷售暴增。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12月27日,上海公寓式辦公樓2016年全年成交201萬平方米,同比增加76%;成交均價23404元/平方米,同比漲幅12.4%。

一位地產業資深人士也向南方周末記者指出,對於商住房的管控,與當下各地政府開始進行的以控制房價為目的的樓市調控關系不大。由於商住房並不納入住宅計算體系,所以其價格或成交數量等在統計上不會對住宅統計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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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人跑了或死了,都可以依法追贓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2209

(新華社/圖)

截至2016年底,全國法院共受理沒收違法所得申請案件38件,大多數難以向前推進。與2016年1月至11月追回外逃人員908人、追回贓款23億余元相比,違法所得沒收程序不夠完善,嚴重影響了反腐成效。

2017年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了《關於適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沒收程序若幹問題的規定》(下稱《規定》)。這是2017年後,“兩高”首次發布司法解釋,對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正時首次提出的違法所得沒收程序進行了細化。哪些罪名、哪類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可以適用違法所得沒收,司法機關遵照何種程序審查、審理,都將明確。

在適用罪名方面,《規定》對《刑事訴訟法》第280條的“貪汙賄賂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作出詳細規定。尤其恐怖活動犯罪,《規定》列舉了組織、領導、參加恐怖組織,幫助恐怖活動,準備試試恐怖活動,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煽動實施恐怖活動,利用極端主義破壞法律實施,強制穿戴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服飾、標誌,非法持有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物品的諸多行為,比刑法的描述更加細致。

除上述罪名外,《規定》還將洗錢罪及其上遊犯罪列入適用罪名。比如危害國家安全、走私、金融詐騙、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毒品犯罪案件,以及電信詐騙、網絡詐騙兩類新型特殊詐騙犯罪。

至於何為“重大”案件,最高法院相關負責人表示,“重大”即為“在本省、自治區、直轄市或者全國範圍內有較大影響”,而不能簡單以刑法輕重或涉案數額為標準。同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境外的,也可認定為“重大”。最高法院相關負責人解釋,這樣的標準是為了有效追逃追贓,特別是針對“紅通人員”。

此外,《規定》也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利害關系人的權利做出進一步保障。比如《規定》寫道,在違法所得或其他涉案財產所在地國(區)主管機關明確支持的情況下,逃匿境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委托訴訟代理人參加相關訴訟。

與此同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親屬及其他利害關系人,也可以申請參加訴訟。對於那些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未能參與第一審訴訟的利害關系人,如果他們在二審期間申請參加訴訟,二審法院應當準許,並將案件發揮原審法院重審。

《規定》的出臺,與國內反腐浪潮及海外追逃追贓工作的嚴峻形勢息息相關。據最高法院透露,截至2016年底,全國法院共受理沒收違法所得申請案件38件,其中大多數案件尚處在公告、延長審理期限狀態,難以向前推進。與2016年1月至11月追回外逃人員908人、追回贓款23億余元相比,違法所得沒收程序不夠完善,嚴重影響了反腐成效。

為此,《規定》專門明確了針對境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利害關系人的法律文書送達程序,以及請求境外協助采取限制措施的執行規程。“實踐中,有些國家的司法制度要求扣押、凍結等限制措施的發文機關必須是法院。”最高法院相關負責人解釋,所以《規定》要求,對於這類國家,偵查機關可以向同級法院提出查封、扣押、凍結申請,法院審查同意並制作相關請求函後,層報最高法院,由最高法院依照刑事司法協助條約、多邊公約,或者按照對等互惠原則,向違法所得或涉案財產所在地國家的主管機關請求協助。

不管 人跑 跑了 了或 或死 死了 可以 依法 追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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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2017年反腐有哪些新信號?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2217

十八屆中央紀委七次全會在京閉幕。會議公報提出引人註目的重大判斷:反腐敗鬥爭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同時,公報提出,2017年仍將保持反腐高壓態勢,力度不減、節奏不變。公報強調,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要把管黨治黨政治責任落實到基層,厚植黨執政的政治基礎。

公報傳遞出哪些值得特別關註的反腐敗鬥爭新信號?權威專家進行解讀。

看點1:反腐敗鬥爭總體趨勢如何?

--關鍵點: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

會議提出:經過全黨4年多的努力,黨的各級組織管黨治黨主體責任明顯增強,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得到堅決落實,黨的紀律建設全面加強,腐敗蔓延勢頭得到有效遏制,反腐敗鬥爭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持續保持高壓態勢,力度不減、節奏不變。

專家解讀:統計顯示,92.9%的群眾對去年的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成效表示滿意。中央黨校教授辛鳴表示,當前反腐敗鬥爭的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腐敗存量大大下降,要從反腐向防腐轉變,在不敢腐、不能腐體系相對完善的基礎上,在思想層面建立不想腐的“堤壩”。

中央紀委駐中國社科院紀檢組副組長高波表示,2017年將是反腐敗鬥爭的重要一年,制度反腐的框架已經搭建,反腐正從治標向治本邁進。與此同時,黨中央對當前腐敗鬥爭形勢依然嚴峻複雜的判斷沒變,仍然要零容忍、無禁區、全覆蓋,同時也要繼續深化反腐敗國際合作。

看點2:全面從嚴治黨如何向縱深發展?

--關鍵點:紮緊制度籠子,強化黨內監督

會議提出: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全面從嚴治黨,必須抓住嚴肅黨內政治生活這個根本,紮緊制度籠子,強化黨內監督;嚴把選人用人政治關、廉潔關,防止幹部“帶病提拔”“帶病上崗”,為中央和地方換屆提供組織、幹部保障;深刻剖析典型案件,懺悔錄能公開的都要公開,充分發揮反面教材作用。

專家解讀:高波表示,全面從嚴治黨重點是通過加強黨的領導、幹部、黨員隊伍建設,凈化政治生態,重點是持之以恒。前一階段重點清除了腐敗有問題的幹部,下一步還要通過改革和制度建設,選好人、用對人。在標本兼治的過程中,需要把選人用人的導向、責任落實和長效機制建設、制度規則完善等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看點3:監察體制改革如何推進?

--關鍵點:推動制定國家監察法,籌備組建國家監察委員會

會議提出:紮實推進監察體制改革,完善黨和國家自我監督;落實改革方案,推動制定國家監察法,籌備組建國家監察委員會。

專家解讀:監察體制改革意在實現對公職人員監督全覆蓋。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認為,監察體制改革是今年制度反腐的重點。北京、山西、浙江三個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地區,將在今年推出一系列實質性舉措,陸續建立權威、統一的監察機構,要在工作模式、運行機制等方面,真正實現監督執法和監督執紀有機統一,用改革的方式破解反腐敗中遇到的實際問題,為下一步推行改革積累經驗。

看點4:“關鍵少數”如何抓住?

--關鍵點:加大問責力度,激發擔當精神

會議提出:推動各級黨組織解決黨內政治生活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抓住“關鍵少數”,層層落實責任。

專家解讀: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公報中多次提到高級幹部,突出強調抓好“關鍵少數”令不少幹部印象深刻。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原副院長李永忠表示,要進一步落實主體責任,強化“一案雙查”,不讓監督制度空轉。既要監督權力,也要探索限制權力的清單和邊界,落實好民主集中制。此外,應當加大自下而上的制度“探頭”設計,如媒體監督、社會舉報檢舉監督、同級和下級監督等。

看點5:紀委自我監督如何加強?

--關鍵點:紀委自我監督與黨內監督、社會監督相結合

會議提出:全會審議了《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監督執紀工作規則(試行)》;規則緊扣監督執紀工作流程,明確請示報告、線索處置、初步核實、立案審查、案件審理、涉案款物管理等工作規程;規定談話函詢的工作程序,執紀審查的審批權限,調查談話和證據收集的具體要求;提煉有效管用實招,上升為制度規範,把紀委的自我監督同接受黨內監督、社會監督等有機結合,確保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不被濫用。

專家解讀:十八大以來,紀檢監察系統在保持高壓反腐態勢的同時,還強調正人先正己,嚴格自律。全國有數千名各級紀檢監察系統幹部因違法違紀問題被處理,其中不乏一些查辦過大案要案的高級紀檢幹部。

莊德水表示,打鐵還需自身硬。防止“燈下黑”,需要根據規則、制度,帶頭強化自我約束。把紀檢幹部履職行為的每個步驟,都更加公開、明確,杜絕風險隱患。黨章賦予紀委權威地位和重要職責,每個紀委幹部都要認識到,這既是信任也是考驗。

看點6:巡視工作的重點將有哪些?

--關鍵點:實現黨中央一屆任期巡視全覆蓋目標

會議提出:完成對中管高校的巡視,實現黨中央一屆任期巡視全覆蓋目標,總結提煉黨的十八大以來巡視工作經驗,把巡視創新實踐固化為制度成果。

專家解讀:巡視“回馬槍”成效顯著。中央巡視工作不斷創新形式,加大力度。截至目前,中央巡視組已經巡視了240多個黨組織,實現了對地方、央企、金融單位和中央國家機關四個板塊的巡視全覆蓋。

莊德水認為,今年的巡視工作將進一步擴大巡視領域和範圍,真正做到全覆蓋。同時,將以政治巡視為重點,堅持“回頭看”“零容忍”,尤其要緊盯換屆選舉等重點領域。

看點7:反“四風”將有什麽新舉措?

--關鍵點:堅決防止反彈回潮

會議提出:把糾正“四風”往深里抓、實里做,緊盯老問題,關註新動向,堅決防止反彈回潮。

專家解讀:高波表示,反“四風”是攻堅戰也是持久戰,作風本身有頑固性、反複性,需要不松勁、不減壓、不換頻道,保持零容忍態度,有問題發現就查。同時,要加強黨內監督和黨外監督銜接,把人民群眾和輿論監督結合,讓反“四風”全天候,保持對“四風”變形和隱身的警惕,營造風清氣正的社會環境。

看點8:如何面對百姓身邊的腐敗?

--關鍵點:嚴肅查處

會議提出:嚴肅查處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要推動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一級級向基層延伸,讓廣大群眾在全面從嚴治黨中增加獲得感,不斷鞏固黨的執政基礎。

解讀:2016年1至11月,全國共查處侵害群眾利益問題70369件,其中,扶貧領域腐敗問題13285件,處理16487人。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表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也是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百姓更關註身邊的“蒼蠅”,“微腐敗”也可能成為“大禍害”。公報提出進一步加大對百姓身邊腐敗的監管力度,重點要解決基層黨委和紀委監督責任弱化問題,重點懲治扶貧領域貪汙“保命錢”和群眾身邊的“四風”問題。

(來源:新華社)

壓倒 態勢 已經 形成 2017 反腐 哪些 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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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2242

問責是各級黨組織職責所在,是加強黨的領導的具體體現。

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擔當沒有問責來配套,就會成為一句空話;問責如果只是出臺一個制度而沒有實際行動,也會成為一句口號。

只有抓出幾個典型、追責幾個人,才能讓各級黨組織和領導幹部警醒起來,把推進黨的事業和黨的建設的擔子挑起來。

要敢於黑臉,讓失責必問成為常態。問責不是一陣子,不能開頭熱鬧一下然後就把制度束之高閣。

監督要體現在日常,問責的武器要經常使用,該批評就批評,該處理就處理,這才是對同誌負責,對事業負責。如果日常不去管不去問,等到出大問題了,那就要問你的責。

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

在剛剛閉幕的中央紀委七次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敢於堅持原則,完善配套措施,推動問責制度落地生根。全會工作報告強調,以強有力問責督促各級黨組織履行全面從嚴治黨政治責任。要求就是號令,也意味著黨向人民作出了承諾。有承諾就會有期盼,問責就必須動真格。要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增強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敢於較真碰硬,以擔當的行動詮釋對黨和人民的忠誠。

問責是各級黨組織職責所在,是加強黨的領導的具體體現。黨的領導是具體而不是抽象的,“領”就是以身作則、率先垂範,以上率下、引領示範,“導”就是遵循正確方向、施以明確導向,發現問題、及時糾正。黨的領導本身包含著日常管理、監督和問責,開展問責的主體責任就在各級黨組織。問責能否真正發揮作用,要靠省委、市委、縣委強有力的領導,關鍵在於各級黨組織和領導幹部能不能發現問題、敢不敢動真格、有沒有戰鬥性。要準確把握中央的意圖這個政治和大局,向黨中央的旗幟、立場、態度看齊,向習近平總書記的頑強意誌品質看齊,在擔當精神上找差距,勇於負責、敢於擔當,不辜負黨和人民的信任。

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擔當沒有問責來配套,就會成為一句空話;問責如果只是出臺一個制度而沒有實際行動,也會成為一句口號。黨章黨規黨紀是面向全黨的,上至中央、下至基層,各級黨組織都必須貫徹執行。各級黨委尤其是主要負責人要以眼里不揉沙子的認真勁兒,緊緊圍繞貫徹中央決策部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強化問責,對不能有效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給黨和人民事業造成損害的,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力、“四風”問題仍然突出的,對巡視發現的問題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腐敗問題嚴重、不作為亂作為、群眾反映強烈的,都要嚴肅問責。一個案例勝過一打綱領。只有抓出幾個典型、追責幾個人,才能讓各級黨組織和領導幹部警醒起來,把推進黨的事業和黨的建設的擔子挑起來。

要敢於黑臉,讓失責必問成為常態。問責不是一陣子,不能開頭熱鬧一下然後就把制度束之高閣。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強化黨內監督,必然要求有責任有擔當,對不擔當不負責的就要及時去問責。問責的方式也是多種多樣,不一定都是組織處理、紀律處分,嚴肅批評、誡勉談話同樣是問責。現在有的領導幹部奉行好人主義,連張張嘴、紅紅臉都不願意,偶爾批評一下還要拐八道彎。有的私底下議論別人時鬥爭性很強,講得頭頭是道,但一到會上卻都失聲失語,批評和自我批評時就悶聲低頭。監督要體現在日常,問責的武器要經常使用,該批評就批評,該處理就處理,這才是對同誌負責,對事業負責。如果日常不去管不去問,等到出大問題了,那就要問你的責。

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強化問責的政治信號已經充分釋放,各級黨組織和領導幹部要把自己的責任擺進去,建立健全問責機制,誰不落實責任就問責誰,該問到哪一級就要問到哪一級。

用好問責這個利器

《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是第一部規範黨的問責工作的基礎性法規,凝結著黨的十八大以來管黨治黨理論和實踐創新成果,為全面從嚴治黨提供了重要的制度遵循。現在已是年終歲尾,要按照中央紀委六次全會部署認真盤點,看看失責必問是否成為常態,真正把問責的利器用起來。

制定實施問責條例,是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上作出的重要部署。習近平總書記反複強調,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用權受監督、失責必追究。對共產黨人來說,沒有離開責任的權力,黨和人民賦予權力的時候,更是壓上了責任,權力有多大,責任就有多大,擔當就得有多大。在權力和責任的關系上,責任總是排在第一位;在義務與權利的關系上,永遠是義務為先。厘清權力、責任、擔當之間的關系,把權力與責任、義務與擔當對應統一起來,是十八屆黨中央治國理政、管黨治黨的鮮明特色,是黨的建設理念的一大創新,也是全面從嚴治黨在堅持中深化的具體體現。

沒有問責,責任就落實不下去。當前黨內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矛盾和問題,其中突出的一條就是使命意識弱化、擔當精神缺失。有的領導幹部只想要權力、不願擔責任,組織委以重任時當仁不讓,但幹工作卻不擔當不負責,出了問題就溜肩膀、推脫責任;有的搞好人主義、一團和氣,對管轄範圍內領導幹部出現的嚴重問題心知肚明,卻就是不批評不報告,等幹部被審查了還說“感到很驚訝”,或者馬後炮地說“早就發現有問題”,不自覺反省、不主動擔責,甚至連一句自我批評都沒有。有權力無責任是管黨治黨之大忌。如果領導幹部不擔當不負責,我們黨就無法戰勝風險挑戰,全面從嚴治黨也無從談起。十八屆黨中央綜合運用通報曝光、調整領導班子、組織處理、執紀審查、紀律處分等多種方式方法,對遼寧系統性拉票賄選案等典型問題嚴肅問責,彰顯了全面從嚴治黨的堅強決心和失責必問的鮮明態度。

問責是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強化黨內監督的重要保障。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明確規定對不擔當、不作為、敷衍塞責的幹部,必要時給予組織處理或黨紀處分,造成嚴重後果的要嚴肅追責。《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要求,對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黨內監督職責的,依照《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等規定處理。問責條例與這兩部黨內法規相互呼應、相互配套,目的就是要把尊崇黨章、貫徹準則和條例,同執行黨紀處分條例、問責條例等黨內法規貫通起來,釋放制度蘊含的力量,做到失責必問、問責必嚴。全面從嚴治黨,嚴就嚴在剛性執紀,不能高高舉起、輕輕放下,要以常態化的問責,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

問責問的是政治責任

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黨內問責問的是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幹部的政治責任。要用好問責利器,突出堅持黨的領導、聚焦全面從嚴治黨,對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不履行或不正確履行職責的問題堅決問責。

黨的領導有著豐富的內涵,體現在黨自身就是理想信念宗旨的堅定性,體現在治國理政就是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性、科學性、實踐性。我們取得的巨大成就歸根結底在於堅持了黨的領導,存在問題的原因也在於一些黨組織黨的領導弱化。中央巡視發現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不堅決、不到位,以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錯誤方式應對。有的以會議貫徹會議、以文件落實文件,貫徹執行不力,或者在執行中走樣,更有甚者索性把黨中央要求當成標語和口號,不貫徹不落實。黨組織和領導幹部失職失責,妨礙黨的政治綱領和執政使命的實現,必須以強有力的問責督促領導責任落實,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確保黨中央政令暢通。

問責必須突出政治責任,厚植黨執政的政治基礎。過去對事故事件的行政問責多,對黨的建設缺失、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不力問責少。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無論發生什麽樣的事故事件,都有黨組織的領導責任。黨的好政策得不到落實,人民群眾沒有獲得感,最終侵蝕的是黨的執政基礎。問責條例將黨章規定黨組織和領導幹部的責任具體化,對現行黨內法規中的問責內容進行梳理、總結、提煉,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維護黨的紀律、推進黨風廉潔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等方面歸納問責事項,為強化問責提供制度依據。要善於從政治上看問題,從黨的領導核心作用發揮好不好、黨的建設強不強、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堅決不堅決等方面去考量,對不擔當、亂擔當,給黨的事業和人民利益造成損失、嚴重損害黨的形象的要嚴肅問責。

開展問責要抓住“關鍵少數”。落實管黨治黨政治責任,關鍵在黨委、要害在一把手,根本要靠以上率下,層層傳導壓力。問責條例明確規定,黨組織領導班子在職責範圍內負有全面領導責任,主要負責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員承擔主要領導責任,參與決策和工作的其他成員承擔重要領導責任。要分清責任,權責對等,責罰一致。各級黨委(黨組)、紀委(紀檢組)和組織、宣傳、政法、統戰等黨的工作部門,都要切實肩負起主體責任、監督責任,緊盯履職情況和效果,把管黨治黨責任壓緊壓實。

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全面從嚴治黨,各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幹部都是有責任的,責任重如泰山。問責本身不是目的,不是搞“事後算賬”,最終還是要讓大多數領導幹部受到觸動和警示,切實增強擔當精神,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貫徹下去。

讓制度的力量充分釋放

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關鍵在各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幹部把責任擔當起來,嚴肅問責是全面從嚴治黨的應有之義和重要保證。要從尊崇黨章、依規治黨的高度認識問責的重要作用,認真貫徹問責條例,推動管黨治黨從寬松軟走向嚴緊硬。

問責工作在實踐中發展,問責制度也在探索中完善。現行黨內法規和規範性文件中,包含問責內容的有100余件,對推動失職失責問題的責任追究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隨著全面從嚴治黨不斷深入,現有問責制度滯後於實踐發展的問題日益顯現:一是問責內容不聚焦,沒有突出政治責任、緊扣全面從嚴治黨;二是責任界定不清晰,沒有體現權責對等,問責主體不明確,問責方式多樣;三是多頭立規,對同一事項的規定散見於多部法規,表述不統一不規範,問責尺度也不一致,缺乏嚴肅性。新制定的《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緊扣“責任”二字,把問題導向具體化、清晰化,抽象提煉典型案例,整合歸納現行規定,明確提出問責的具體情形、問責主體和責任、問責方式方法,形成了一部針對性和可操作性比較強的基礎性黨內法規,為各級黨組織強化問責提供制度依據。

強化問責要從當前形勢和任務出發,抓住主要矛盾,明確重點和方向。目前問責工作中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有的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幹部搞“鴕鳥政策”,對管轄範圍內發生的問題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該問責不問責;在上級督促下被動問責的多,較真碰硬主動問責的少;追究直接責任多、追究領導責任少。這些問題的存在,直接導致管黨治黨壓力傳導不下去,責任落實上緊下松,從嚴治黨還沒有真正嚴起來、實起來。集體領導、分工負責是黨委的工作原則,既然分工負責,就要有問責。要把問責的利器舉起來,針對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問題,及時追究黨組織和領導幹部的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釋放失責必問、問責必嚴的強烈信號。

沒有有效的追責手段,問責就等於失去了“牙齒”,毫無威懾力。在長期實踐中,我們黨創造了多種責任追究的方式方法。問責條例總結歷史經驗和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新實踐,將現行各類問責規定中的10多種問責方式進行整合規範,規定對黨組織的問責采取檢查、通報、改組3種方式,對領導幹部的問責采取通報、誡勉、組織調整或者組織處理、紀律處分4種方式。這些問責方式緊密銜接、輕重有別,在實踐中經常運用,有利於增強問責工作的規範性和執行力。要把紀律挺在前面,實踐好監督執紀“四種形態”,綜合運用條例規定的方式方法開展問責,用一個個鮮活的案例,警示、督促各級黨的組織和領導幹部切實擔負起管黨治黨政治責任。

任何一個規則的制定,既是實踐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經驗總結,也是新的實踐歷程的開啟。各級黨組織和領導幹部要密切聯系實際,從自身做起,從具體抓起,充分釋放制度蘊含的力量。

維護制度的嚴肅性

制度建設是一個與時俱進的過程,必須堅持從實際出發,體現科學精神,把方向找準,只要方向正確,邁出一步就是勝利。執行問責條例、推進問責工作,同樣要堅持正確方向,準確領會中央意圖,牢牢把住黨內問責的定位,確保問責的嚴肅性和有效性。

制度建設首先要考慮必要性和可行性,二者缺一不可。有必要性而沒有可行性,就不可為;只是可行而現實中不必要,就先不要動。從必要性出發,著眼解決突出問題,必要和可行兼備,制度才能有效管用。要把握時機和條件,只有實踐發展到一定程度,各方對問題的認識比較統一了,絕大多數人能夠形成共識,這樣的制度才具有可行性。制定制度的過程就是統一思想認識的過程,必須廣泛聽取意見,尋求最大公約數,經過充分的醞釀和討論,使研究和征求意見的過程成為形成共識的過程,為執行制度打下堅實基礎。黨的十八大以來,制定修訂一系列黨內法規制度都是這麽走過來的。問責條例劍指管黨治黨寬松軟、壓力傳導不下去這個突出問題,抓住落實主體責任這個“牛鼻子”,強化責任追究,使實踐探索與規則制定相互促進、問責處置和黨紀處分條例等制度的實施相輔相成,使從嚴治黨的尺子越來越清晰,進一步壓實管黨治黨政治責任。

有理想但不能理想化,制度創新要求真務實。紮緊制度籠子,決不意味著標準越高越好、籠子的眼越小越好,而應該實事求是、恰如其分。如果標準太高,把籠子變成了箱子、盒子,大部分都執行不了,再完美的制度也是形同虛設。只有在制定過程中把自己擺進去,看看自己能不能經受得住、做得到,這樣制定出來的制度才有分寸感,才能叫“良法”。問責條例註意拿捏分寸火候,做不到的寧可不寫,寫上的就要管用,高度凝練、簡便易行,保證制度的有效性、可執行性。同時,又要為各級黨組織緊密結合本地區、本部門實際,把握好尺度和標準留下空間,這樣才能盡可能防止在具體實踐中變形走樣、破壞制度的嚴肅性和權威性,確保取得良好的政治效果和社會效果。

制定規則不能貪大求全、畢其功於一役。如果寫得洋洋灑灑,力求全面、不留死角,就突出不了重點和針對性,把亟待破解的難題淹沒在大量條文中,或者把重要的政治信號變成學術研討,致使討論曠日持久,制度遲遲出不了臺、貽誤了時機。問責條例聚焦現階段的形勢、任務和挑戰,寧斷一指、不傷九指,既體現了這四年來的工作體會,更抓住了當前要著力解決的問題。只要堅持問題導向,緊緊抓住本單位面臨的主要矛盾和突出問題強化問責,管黨治黨的局面就會大不一樣。

黨內法規制度是一個有機整體,要把問責條例放到黨的制度體系里來認識和執行,與貫徹黨內政治生活準則、廉潔自律準則、黨內監督條例、黨紀處分條例和推進領導幹部能上能下規定等其他重要法規貫通起來,發揮制度體系的綜合效應。

(來源:中紀委)

動員 千遍 不如 問責 責一 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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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相親》為何引發爭議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2197

金星開篇的廣告語是:一人脫單,全家光榮,有爸媽更放心。——excuse me,單身是恥辱?

在收視率面前,迎合糟粕又算有什麽的?制造出邊角話題,越罵越火,節目肯定在背後偷著笑了,“你們這群愚蠢的觀眾”。

“知道”(nz_zhidao)跟你談談,金星的《中國式相親》怎麽讓你呵呵。

相親節目在幾年前火過一陣子,現在就只剩下一二個節目還有那麽點影響力。但沒料到金星的新節目《中國式相親》還能在這片“紅海”中殺出一條血路來,節目雖然僅僅播出了一期,就引起了巨大的爭議。《中國式相親》的特色在哪?它為何引起爭議?節目是否存在什麽問題?

這場相親很“中國”

不論評彈如何,必須實事求是地說,這個相親形式的確非常“中國”,節目組算是把握住了中國式相親的核心特征。

首先是,“父母之命”。

中國傳統的婚姻形式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家長買賣、包辦兒女婚姻,以聘財的多寡、門第高低為普遍價值。雖然進入現代社會,年輕一代人都知道“婚姻是兩個人的事情”“父母可以給出建議,但應該由自己做決定”,但不得不承認,在當下中國發生過的無數次相親里,父母仍舊在把第一道關,雖然“買賣”的意味減輕了許多。你只要在每個周末的下午,往上海人民公園著名的“相親角”去瞅一瞅,就能清晰地明白究竟。

(資料圖/圖)

與《非誠勿擾》等相親節目由男女雙方自己做主的形式不同,《中國式相親》把父母請到了相親場合,並由他們把第一道關。節目的形式是五位男嘉賓帶著自己的父母甚至姑姨上陣,隨後男嘉賓被帶進“密室”。女嘉賓輪番上場,接受男嘉賓父母的“盤問”,中意的父母可以選擇亮燈,如果不足三組,女嘉賓離場;如果有三組以上父母亮燈,則進入女嘉賓反轉環節,由她來挑選中意的家庭,並參考自己父母的建議,選擇男嘉賓。很顯然,父母的意見占據決定性的作用。

中國傳統相親的第二個特征是:父母會將自己對女性的傳統認知,施加在未來的兒媳婦身上。而他們對女性的認知,很可能仍停留在封建傳統階段。

這一點在節目中也體現得尤為明顯。1號男嘉賓二姨的一個要求是“勤勞肯幹”“幹活,幹活,只有幹才能活”,每個女嘉賓一上場,問的就是,會做家務嗎?2號男嘉賓的母親說,女孩手涼的不要,因為手腳冰涼的女孩子宮寒,生的小孩可能不那麽健康;當兒子選了年紀40歲的姐姐時,她說,“要生2-3個孩”“你40歲,20歲男人是期貨,30歲男人是現貨,40歲男人是搶手貨。你有多大的把控,未來十年你還能擁有他?”……

《中國式相親》(影視截圖/圖)

可以說,他們對於“兒媳”“妻子”的認知基本不脫離“三從四德”“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守貞如一”的規範,他們想要找的兒媳,更近乎一個無所不能的家庭保姆+生育機器——雖然這樣說有點過於粗暴直白,但這兩點的確是他們的首選。雖然節目中也有4號男嘉賓的父母這樣的開明之人(“我沒有什麽具體的要求,只要我兒子喜歡。”),但從總體上看,《中國式相親》非常守舊。

迎合,而非引導

《中國式相親》的爭議正在於,它很“中國”。由此便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式相親》的節目形式很好,因為它直觀地反映了相親的現實,相親市場上就是講求“門當戶對”、就是充斥著直男癌父母,你既然躲不起,為何不坦然正視這“血淋淋的現實”?

另外一種觀點指出,這種由父母主導/包辦的婚姻,極易產生“巨嬰男”。就像心理學家武誌紅說的,“中國式相親奇葩的關鍵點,是父母參與並想做主。如自己努力,戀愛結婚生子構建一個滿意的家庭,知道會很不易,對於自己幾斤幾兩也更清楚;但如果別人做主,就失去了分寸感,不知道幾斤幾兩了”,因此,這樣的婚姻不太可能幸福或長久。何況,男嘉賓父母對於女性的一些評價,也涉嫌對女性的歧視,節目極易產生錯誤示範。

這就涉及到分歧的關鍵:一檔節目是否只要是展現現實即可?就像我們常聽說的一個辯解“技術無罪論”,我們這項技術是中立客觀的,它可以用來做好事也可以用來做壞事,至於用戶拿技術來做什麽事,我們不負責任;也有人這樣為節目組辯解,這檔節目也只是客觀呈現出某種現實而已。

技術的確沒有態度,但作為使用者的人卻有態度,媒介更是如此。媒介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社會責任和公共利益,應該要引導價值觀,堅守理性、良知和責任,而非對錯誤價值觀的迎合——即便它是客觀存在。那麽,《中國式相親》的態度是什麽呢?

金星開篇的廣告語是:一人脫單,全家光榮,有爸媽更放心。——excuse me,單身是恥辱?

《中國式相親》(影視截圖/圖)

當2號男嘉賓的母親說,女人的手涼會影響生育,金星即刻回答,我替你把把關,隨後每一個女嘉賓上場,金星都趕忙摸摸女嘉賓的手,看熱不熱。

《中國式相親》(影視截圖/圖)

無論男嘉賓的父母對於女性提出怎樣偏頗的要求,作為紅娘的金星都是一臉笑意。

很多人扒出參與相親的後面兩位女嘉賓,前前後後都參與了多個相親類或其他類別的綜藝節目。節目組在挑選嘉賓時,的確“用心”……

很顯然,《中國式相親》並非所謂的“中立”,更非以批判立場看待中國式相親的形式,也沒有任何引導(它缺少其他相親節目中的專家角色)。節目對傳統相親內涵及形式的沈默,展現的其實就是一種默認的姿態。默認就意味著迎合,就像阿倫森在《社會性動物》里所批判的那樣,《中國式相親》“在維護偏見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制度化作用”,父母從中習得的是對子女婚姻的幹預,對女性偏見的固化。

但在收視率面前,迎合糟粕又算有什麽的?《中國式相親》成功地在輿論上制造出了種種雞零狗碎的邊角話題,“越罵越火”“審醜邏輯”又不是第一次在電視上出現。——節目肯定在背後偷著笑了,“你們這群愚蠢的觀眾”。

可以預見,第二期節目女嘉賓父母對男嘉賓的要求,核心肯定落在多金+成功人士+有權(只是有權的人都不會上這個節目的)。唉,冤冤相報何時了。中國傳統的婚姻價值觀已經夠落後了,多少單身男女深受其害,竟然還有一檔節目對此進行宣揚和渲染。

最好的選擇是,咱都別看了,讓它自生自滅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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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 中國 相親 為何 引發 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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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真相時代:情感太多,事實已經不夠用了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2102

2016年11月30日,廣東深圳,一篇《羅一笑,你給我站住》的文章刷爆朋友圈。事件發酵後被指是營銷炒作,成為全民熱議事件。圖為羅一笑的父親羅爾現身,接受媒體訪問。(東方IC/圖)

在信息傳播過程中,真相有時變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情感和觀點。我們見過太多網絡事件的反轉:安徽女子為救女童被狗咬成重傷;江蘇教師監考中猝死,學生平靜做題;安徽女大學生稱扶老人被訛……

上海姑娘刺痛著割裂的社會,羅爾讓我們體驗到疾病的恐怖又讓我們感到人性的狡詐,被稱冷血或自稱被訛學生直指社會冷漠道德滑坡。

“知道”(nz_zhidao)告訴你,2017年,我們該怎麽處理情感與事實。

2016年我們已經看慣新聞反轉,但羅爾事件還是超出了我們的想象力。

從最初接力轉發刷爆朋友圈,到被質疑炒作和詐捐,再到被指重男輕女,最後其女羅一笑因病去世,羅爾捐獻女兒遺體,輿論幾經反轉。事實上,羅爾事件中最不缺的就是情緒,但我們對於很多細節都並不知曉,也不辨真假。

這種建立在模糊或扭曲事實基礎上的感情紐帶很容易因為新的事實細節浮出水面而斷裂,乃至轉向,然而,不管是最初的同情還是反轉後的憤怒,情緒都是真實而滿溢的。

《牛津英語詞典》選中的2016年度詞匯post-truth(“後真相”)所指的就是這樣一種情況:“訴諸情感及個人信念,較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輿論的情況” (circumstances in which objective facts are less influential in shaping public opinion than appeals to emotion and personal belief)。

簡而言之,在信息傳播過程中,真相有時變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情感和觀點。

還記得2016年春節期間,那件刷屏的小事嗎:上海女子跟男友回江西老家過年,見到第一頓飯後想分手。

事件一出,幾乎吸引了全民的關註和討論,有人批判,有人支持,有人想講講自己的故事:

咪蒙:什麽門當戶對,不就是愛得不夠;

陳嵐:上海姑娘,不是逃飯,是逃命;

和菜頭:上海姑娘,你的問題是沒教養;

魏春亮:上海所姑娘逃離的,是我的父老鄉親們每天賴以生存的日常。

但就在所有人都極力帶入角色去表達自己的觀點時候,我們被告知這一事件其實是假新聞。事實上如果回顧事件起因,我們也會發現,這一事件所有的源頭只是一則網友講述自己經歷的網帖,除此之外再無其他信源。然而,它又是如此地“真實”:城鄉、貧富割裂的鴻溝,真切地橫貫在寒門子弟面前。

(新華社/圖)

重要的是共鳴

咪蒙在分享其自媒體寫作經驗的《如何寫出閱讀量100W+的微信爆款文章?》一文中總道:

大師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大眾不是想看你怎麽表達你自己。而是想看你怎麽表達我。

我想在你的文章中看到我自己,我在朋友圈轉發這篇,是因為“這就是我”“我就是這麽想的”“作者幫我說了我想說的”。

所以,好的文章,要體察到人性的痛點,表達大眾的情感共鳴。(註:原文如此)

深知粉絲心理的咪蒙,就上海姑娘事件寫了《什麽門當戶對,不就是愛得不夠》,希望所有女生都嫁給真愛,然而就在這一事件的三個月前她還推送了另一篇文章:《夫妻之間最大的矛盾是什麽?階級!》。

一個人也並不是決然不可能寫兩篇觀點明顯對立的文章,然而對於一個價值觀早已確立的成熟寫作者而言,觀點立場出現急劇變化如果不是遭遇重大變故,否則必定是“另有隱情”:

你說話很溫和,你觀點很中立,你性格很寬容。那你不要寫公號文章了。你不適合。你看了《烏合之眾》就會知道,任何時代的領袖,包括意見領袖,都是特別偏激的。偏激的觀點才具有煽動性。你的標題必須簡單粗暴,情緒明確。

愛憎特別分明的人更適合寫新媒體文章。(註:原文如此,出處同上)

諳熟自媒體寫作和傳播規律的咪蒙深知觀點偏激才能引發讀者情感共鳴,一篇《致賤人:我憑什麽要幫你?!》幫讀者罵了那些不管你方不方便就找你幫忙的人,然而在自己孩子失學後又當了一回賤人,請人幫忙才解決問題。

不必以最壞的惡意去揣測咪蒙,她只是放大了情感,去引發共鳴,但在偏激的路上走得太遠,難免回不了頭被打臉。

不過,對於其讀者(或者說粉絲)而言,在他們看到這些帶有激烈觀念或情感的文章時,內心一定是有共鳴而深信不疑的,不會理會這些觀點或情感實際上是相矛盾的,更不管論證推理的邏輯是否經得住推敲。

後真相時代

在信息大爆炸的今天,紛繁複雜的信息讓人目不暇接,註意力早已成為各種媒體爭奪的稀缺資源,自媒體也越來越嫻熟地去迎合大眾心理吸引點閱、引導輿論,對事實的核對、對客觀的追求、對理性的崇尚早已成為明日黃花。

我們見過太多網絡事件的反轉:安徽女子為救女童被狗咬成重傷;江蘇教師監考中猝死,學生平靜做題;安徽女大學生稱扶老人被訛……

最初,每一起事件都是在情感訴求中形成輿論共同體,然後,又在新的事實出現後突然轉向。當我們事後置身事外思考時,會突然發現我們當初所置身其中的環境是如此地荒誕,當初越是確信不疑,這種荒誕感就越是強烈。

讓我們爭論不休的上海姑娘根本就不存在,讓我們接力轉發捐贈的羅爾名下還有幾套房,被我們罵冷血的學生當時就采取了措施,安徽女大學生稱被訛則恐怕永遠是羅生門。

與其說我們是在看新聞看文章,不如說我們是在尋求情緒的共鳴,而這些事件和文章都恰好適時引發了共鳴。

我們看到的只是我們希望看到的。

《烏合之眾》寫道:給群體提供的無論是什麽觀念,只有當它們具有絕對的、毫不妥協的和簡單明了的形式時,才能產生有效的影響。因此它們都會披上形象化的外衣,也只有以這種形式,它們才能為群眾所接受。

上海姑娘刺痛著割裂的社會,羅爾讓我們體驗到疾病的恐怖又讓我們感到人性的狡詐,被稱冷血或自稱被訛學生直指社會冷漠道德滑坡。

這些單純而強烈情感的力量當然比現象背後複雜多維的社會現實更富有傳播的魔力。

傳播中需要的是這些符合情感信念的事實。

情感的需求太強烈,事實都不夠用了。

號外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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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 時代 情感 太多 事實 已經 不夠 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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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賜給中國圍棋的領軍人物” 柯潔:半路殺出的“輕狂騷年”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2055

2016年12月14日,柯潔在第三屆“百靈杯”世界圍棋公開賽五番棋決賽中。(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1月5日《南方周末》)

“我看見自己吹吹牛能帶動關註,看見收視率因為我漲得空前絕後的,看到當年古力都沒有達到如今的熱度,我還是開心的。感覺自己還是蠻厲害的。有贊助商贊助不愁吃喝,整個市場也能向好。”

“柯潔就是天賜給中國圍棋的領軍人物。”張大勇覺得,柯潔兼具了聶衛平的霸氣格局和馬曉春的聰明細膩,是“最像棋士的棋士”。

在2017年到來前半小時,柯潔發微博稱:“昨夜輾轉反側,不想竟一夜難眠,人類數千年的實戰演練進化,計算機卻告訴我們人類全是錯的。我覺得,甚至沒有一個人沾到圍棋真理的邊。但是我想說,從現在開始,我們棋手將會結合計算機,邁進全新的領域達到全新的境界。新的風暴即將來襲,我將盡我所有的智慧終極一戰!”

新年伊始,一位“身份不明”的神秘棋手“Master”在圍棋界爆紅。

“Master”自2016年底先後登陸中國國內兩大圍棋網站,接連擊敗日韓圍棋高手,取得49連勝。人們開始將擊敗“Master”的希望寄托在中國棋手柯潔九段身上。

2017年1月3日晚,柯潔與“Master”的對決在騰訊圍棋對弈平臺上演,最終柯潔中盤投子認負,“Master”取得50連勝。隨後,“Master”又戰勝了中國棋手範廷鈺、黃雲嵩等人,截至1月4日下午,它取得了53勝1平0負(1平是由於陳耀燁掉線系統判和棋)的不敗戰績。

柯潔雖然失敗了,但他卻是當今“中國圍棋第一人”。柯潔1997年出生於浙江麗水。不到20歲的他,已經獲得了四個世界冠軍,僅次於古力的八個。更重要的是,身為一名90後,柯潔率真、自信,不會講場面話,常有石破天驚的言論。像“下出了滿意的棋”這種在棋界習以為常的話,可能永遠不會出現在柯潔的話語體系里。“我的傳奇,在我的呼吸停止之前,永不停止”,才是他的正確打開方式。

有人欣賞他,叫他“柯潔大帝”;也有人看不慣他,說他是“小國心態”。但至少,在天天和圍棋新聞打交道的《體壇周報》棋牌首席記者謝銳以及多位頻繁接觸圍棋手的人士看來,柯潔不僅獨一無二,甚至可說是上天賜給中國圍棋的禮物。

所以,柯潔到底是誰?

圍棋界的大網紅

一切始於那場舉世矚目的人機大戰。2016年3月,AlphaGo(阿爾法狗)在人機大戰中對陣韓國棋手、世界棋壇十四冠王李世石。

在《圍棋天地》首席編輯張大勇看來,谷歌從運作人機大戰的第一步起就無懈可擊。它深諳棋界規律,放棄了上一個時代的王者十七冠王李昌鎬,選擇了當下第一人李世石為對手。

只不過,谷歌通天神算也未料到,在與精心挑選的李世石於2015年秋季簽約後,後者會在2016年1月的第二屆夢百合杯決賽中,以2比8慘敗於他們從未註意過的一個人——年僅19歲的柯潔。“這是人機大戰的唯一瑕疵。”張大勇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原本谷歌是沖著人類棋壇世界第一而去,不曾想世界第一在賽前跌了個跟頭。

人機大戰進行中時,3月9日16點30分,柯潔在微博上說:“就算阿法狗戰勝了李世石,但它贏不了我。”此話一出,他的微博粉絲從1萬飛速漲到了25萬。到如今,柯潔已經堪稱圍棋界的大網紅,粉絲數325萬,甚至遠遠超過了聶衛平(234萬)、常昊(34萬)、古力(5萬)這些知名的老前輩。

說話直接,在柯潔很小的時候就已流露出來。2004年,麗水圍棋好手鄭一兵成為柯潔的啟蒙老師。在他的印象中,“柯潔如果能贏其他小孩子,他會直接說出來,給人感覺不留面子。”

第一次相見,鄭一兵強烈地感到對面7歲孩子的好勝心。那是2004年的一個夜晚,柯潔的媽媽帶著他來到鄭一兵處“面試”。照例先走一盤棋,鄭一兵讓11個子,毫無意外,柯潔輸了。柯潔立刻要求“再來一盤”,又輸,他拉著桌角不肯走,最後是被媽媽生拉硬拽才離開。

“一般小孩子輸了就是一臉不高興,而他沒有,他的表情就好像堅信自己一定能贏我。”鄭一兵說。

僅一個多星期後,柯潔就琢磨出打贏鄭一兵的方法。此後,每隔一到兩星期,柯潔就能令鄭一兵少讓一個子,到2005年柯潔離開家鄉麗水去北京道場求學時,鄭一兵只需讓柯潔三個子。而一般的學生,每減一個子,大約需要三個月甚至半年的時間。在鄭一兵看來,柯潔對棋藝的超高悟性,在他的教棋生涯中絕無僅有。

此後,柯潔在圍棋上開啟一路開掛模式。10歲,拿到第一個全國冠軍;2008年,在中國圍棋職業段位賽中成功晉級,年僅11歲即成為職業棋手。此後多次問鼎全國冠軍。

2015年可能是柯潔迄今為止最耀眼的一年。1月14日,未滿18歲的柯潔在第二屆百靈杯世界公開賽決賽第五局戰勝邱峻,這是柯潔首次奪得世界冠軍獎杯。同年12月,柯潔在第20屆三星車險杯世界大師賽決賽中直落兩局擊敗時越,成為中國90後棋手首位雙冠王。僅僅一個月後,他又拿下夢百合杯的王冠。2016年12月,柯潔又奪下三星杯冠軍,順理成章地成為“四冠王”。

一直到2016年7月18日,世界職業圍棋排名網站GoRatings公布最新世界排名,AlphaGo成為新的世界第一以前,柯潔已經連續24個月雄踞榜首。

只是輕狂?

許多人對柯潔輕視李世石的狂言不以為然。畢竟,李世石拿過十四個世界冠軍,後輩柯潔彼時僅有三個世界冠軍在手。

《體壇周報》記者謝銳對柯潔的話表示理解,“那場比賽(人機大戰)對圍棋界而言是致命的打擊,柯潔是在鼓舞士氣。”

對代表著人類智慧堡壘的圍棋帝國而言,人機大戰是一場前所未有的危機,在李世石最終不敵AlphaGo之後,人類似乎預感到自己正走向即將被人工智能攻克的陌路。幸而,“在淪陷之前,它塑造了柯潔,為人類圍棋留下最後的尊嚴。”張大勇在他與柯潔合作撰寫的《夢戰》一書中這樣寫道。這本有關第二屆夢百合杯細解的書籍即將問世,名字是柯潔親自取的。

柯潔的個性時常表露出來。2015年11月,在合肥舉行的第二屆夢百合杯世界圍棋公開賽上,李世石與柯潔打入決賽。柯潔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決賽奪冠的概率如果是一百成的話,他有五成。另外我想說,傳奇是時候落幕了。”

《圍棋天地》首席編輯張大勇說,聽到這話,李世石想必是懵的,“他應該從沒聽過中國棋手會這樣對他說話。”李世石後來回應道,“怎麽也得等到了二十幾歲再稱王吧?現在他太年輕了,不是嗎?”

一些棋迷表示反感,“印象中如此沒有禮貌的話,只會由小國心態的棋手說出來。”也有網友點贊,稱這是90後的風格:“聶衛平時代,感謝國家,感謝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常昊時代,對手很強,向對手學習一盤,平常心;古力時代,雙方都有機會,努力爭取,我會盡力的。柯潔時代,我覺得自己棒棒噠!”

後來,柯潔的這番言論甚至被湖北省高三學生語文測試卷列為作文題目,在學生中間掀起對狂傲鮮明個性的探討。

柯潔的爸爸柯國凡和妻子擔心,網上的過度關註會給兒子造成壓力,“有時也勸柯潔說話小心,但他一直認為,圍棋的圈子太小了,說些吸引眼球的話,可以讓更多人關註圍棋。”

柯父的解釋,確實與柯潔此前對媒體所表達的意思一致——“我看見自己吹吹牛能帶動關註,看見收視率因為我漲得空前絕後的,看到當年古力都沒有達到如今的熱度,我還是開心的。感覺自己還是蠻厲害的。有贊助商贊助不愁吃喝,整個市場也能向好。”

與年齡不相符的自覺

謝銳向南方周末記者道出了柯潔叫板李世石的另一個隱情。

2015年11月,夢百合杯半決賽在合肥舉行,承辦方廬陽區花費20萬組織賽事。據謝銳說,該區的一位領導在頭天晚上舉行的開幕式上,希望邀請參賽選手出席。

當晚,世界冠軍李世石一直未露面。在活動結束後回酒店的路上,大家談起此事,柯潔表現出了對這種行為的不以為然。與柯潔同坐一車的謝銳記得,“他說,人家(主辦方)花了那麽多錢辦比賽,結果你(李世石)連面都不露。”

柯潔與李世石進行決賽期間,一個小細節令張大勇至今記憶尤深。在柯潔輸掉的第四局比賽中,賽後複盤,李世石難掩喜悅,而坐在對面的柯潔一言不發,沒有經過仔細複盤便迅速起身離去。張大勇說,柯潔的行為在當時有點失禮。

在謝銳看來,這或許是柯潔向李世石“叫板”的原因之一。“你去梳理柯潔的公開言論,就會發現,他的一些大膽言論是針對一些特定人物、特定事情來說,而不是不分場合的胡言亂語。”在謝銳眼里,私下里的柯潔,是謙遜甚至有些羞澀的少年,而不是輿論說的狂傲,“而且,他有一種和年齡不相符的正義感和責任感。”

在即將過去的一年里,柯潔做的兩件事最為公眾所知。

一是柯潔在微博上牽頭為家鄉麗水發動募捐。9月28日,麗水發生山體滑坡,柯潔得知後發微博表示將在北京舉辦一次公益指導棋募捐活動,中國圍棋協會隨後加入,組織另外七名世界圍棋冠軍一同參與募捐活動。

二是柯潔在微博上為自己和其他棋手討薪。他在12月13日淩晨的微博中寫道:“2014年大連上方地產圍棋隊至今拖欠樸廷桓50萬人民幣,拖欠我30萬。羋昱廷應該也有10萬左右。”

柯潔的父親柯國凡提到,所謂的欠薪,是當年大連上方集團為邀請棋手參賽,開出勝率獎金的條件。柯潔在圍甲聯賽中勝率,換算為獎金是三十多萬,但這只是口頭約定。

“制度的不規範導致沒有白紙黑字,全因為我們相信贊助商的為人——那就是不會拖欠棋手的工錢。吃了啞巴虧後我發現棋手們還是太善良單純,希望盡快完善制度。”柯潔在網上透露,並表達圍甲聯賽必須有白紙黑字合同的期望。

背後折射的是圍棋界一直是“買方市場”的積弊——棋手是弱勢群體,贊助商才是強勢方。這個有話直說的“無知少年”一點都不無知。“沒有棋手敢說,我站出來說一定會受到很多的壓力與阻力,但我還是想為了我們單純可愛的棋手盡力爭取一下。”柯潔在微博中說道。

柯潔父親對媒體透露,壓力的確接踵而至,“有要他撤微博的,說私下解決”,柯潔沒有同意,並公開承諾,若能拿到拖欠的獎金,將拿出部分來做公益。

謝銳還發現,柯潔有某種同年齡棋手不具備的自覺。有一次,一家遊戲網站準備發布一款新遊戲,通過謝銳找到柯潔,希望柯潔幫忙轉發一則微博,報酬是6位數。柯潔拒絕了,“他就認為這東西對小孩有負面影響,他不能為它代言。”謝銳說。

2016年,對柯潔而言無疑是動蕩起伏的。百靈杯1∶3敗給對手,春蘭杯再度失利。和年初的風光無限對比,反差極大,謝銳甚至覺得,“柯潔的臉上能嗅出點滄桑的味道了。”

最後的12月,是他的魔鬼賽場,不是在下棋的現場,就是去下棋的路上。

12月8日下午,在韓國高陽三星杯決賽中擊敗柁嘉熹後,柯潔立刻飛回北京。當晚去機場接他的張大勇說,由於次日早晨便要趕往日本,家又離機場遠,柯潔只得在機場旁找酒店住下。

12月22日,柯潔在江蘇淮安春蘭杯半決賽現場,敗給韓國排名第七的棋手樸永訓。這是柯潔在2016年度的最後一場國際賽事。柯潔的老相識謝銳也在現場,他看得出,“柯潔非常難過”。當天傍晚6點,柯潔發了一條微博,稱“對自己真的很失望”。

柯潔顯然對自己有極高的要求。事實上,在2016年12月,除去奔波在路上的時間,柯潔平均兩天下一盤棋,勝率達到80%,單就圍甲聯賽來看,則達到超八成勝率,18勝4敗。

“柯潔就是天賜給中國圍棋的領軍人物。”張大勇覺得,柯潔兼具了聶衛平的霸氣格局和馬曉春的聰明細膩,是“最像棋士的棋士”。棋界就像武林,重新確立的霸主往往與前任截然相反。李昌鎬棋風平淡、失誤極少,到了李世石,則長於力量,出其不意給對手致命一擊。

然而,圍棋界的競爭似乎永無止境,如今對柯潔更大的挑戰是人工智能。2016年12月29日,一個名為“Master”的網絡棋手橫空出世,到2017年1月4日下午,短短7天之內,“Master”在多家網絡圍棋平臺連續挑落54名世界圍棋高手。

許多人猜測,“Master”就是阿爾法狗的化身,部分棋手對此也深信不疑。由於阿爾法狗的“深度學習”是建立在“學習”大量現有對局棋譜的基礎上,“學習”的對象水平越高,阿爾法狗的提高就越快。一個合理的猜測是,“Master”與人類頂尖高手對弈是為了提高自己的棋力。

果不其然,1月4日晚間,“Master”賬號突然宣布自己就是阿爾法狗,代替其執子的就是阿爾法狗團隊中的黃士傑博士。

對於柯潔來說,已經將計算機視為自己最大的對手了。在2017年新年到來前半小時,柯潔發微博稱:“昨夜輾轉反側,不想竟一夜難眠,人類數千年的實戰演練進化,計算機卻告訴我們人類全是錯的。我覺得,甚至沒有一個人沾到圍棋真理的邊。但是我想說,從現在開始,我們棋手將會結合計算機,邁進全新的領域達到全新的境界。新的風暴即將來襲,我將盡我所有的智慧終極一戰!”

天賜 中國 圍棋 領軍 人物 柯潔 半路 殺出 輕狂 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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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韓國人又準備“申遺”了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1980

資料圖:首爾一座寫滿漢字和韓文的幕墻。(新華社記者 姚琪琳/圖)

一說起“申遺”,中國人首先想到的是韓國人。

無論是暖炕還是端午祭,韓國人申遺總是一次又一次挑動中國人的神經。

“知道”(nz_zhidao)和你聊聊,韓國人真的是抄襲大師嗎?

韓國人又準備“申遺”了!《北京日報》11月18日的報道稱,這一回,他們瞄準了漢字匾額。說起來,這些年來挑動我們神經的韓國“申遺”項目真是不勝枚舉。有一個“申遺控”的鄰居,難免會讓中國人很不爽。什麽都是韓國人的,那“拷貝貓”(Copycat)是不是韓國人的啊?

生氣歸生氣,中國人最擅長的就是講道理。

韓服“變臉”的那些年

國產劇《女醫明妃傳》熱播時,一些觀眾就發覺它和韓劇《大長今》的畫風相似:都講宮廷女醫的故事倒也罷了,明朝皇帝穿得和朝鮮王一樣一樣的。難道說,“韓服”也是從“漢服”抄來的?

“韓服”是韓族的傳統服飾。現代韓服主要由赤古里上衣、巴基褲和高腰裙組成,這也是我們最熟悉的韓服形制。

李氏朝鮮風俗畫家申潤福所繪男女服飾,與現代韓服幾無差異。(資料圖/圖)

根據現有史料,韓服的式樣最早能上溯到朝鮮半島的三國時期。

當時,高句麗、百濟和新羅的服飾雖各有特色,但大體呈“上衣下裳”的二部式格局,可劃入中國北方遊牧民族的胡服系統。不過,它們與現代韓服的樣子實在差得有點遠。

根據高句麗古墓壁畫資料可知,當時的男子頭戴插鳥羽的帽子,身穿交領左衽短襦和大口窮褲,而女子則著交領左衽長袍(袍下現褶裙)。(資料圖/圖)

歷史背景為新羅時期的韓劇《善德女王》,里面角色所穿的襦裙和帔帛乃仿唐制。(資料圖/圖)

那麽,韓服是怎麽演變成現在這個樣子的呢?毫不誇張地說,同期的漢族服飾是這一過程的幕後推手。在歷史上曾先後統一過朝鮮半島的政權分別是新羅、高麗和朝鮮,它們的服飾都曾深受同時期漢族服飾的影響。

新羅自真德王三年起“始服唐朝衣冠”,到了文武王四年,連婦女服飾也被規定依從唐制。

到了高麗王朝,其服飾在近五百年內發生過三次“變臉”:初期,高麗繼承統一新羅時期的舊制,故間接受到唐宋漢服的影響;中期,高麗開啟了世子入元為質和聘娶蒙古公主的“親元”模式,使其服飾盛行“蒙古風”近百年;後期,辛禑王下令改依明制,恢複了漢族服飾的“樣板”地位。

明初,高麗大臣李成桂廢王自立後,建立“朝鮮”。此後,李氏朝鮮延續高麗的“親明”政策,一直以藩屬國的身份對明行“事大”之禮,並通過“請服”與“賜服”的頻繁互動,實現服飾的全盤“漢化”。正如朝鮮人崔溥的《漂海錄》提到:“蓋我朝鮮地雖海外,衣冠文物悉同中國。”

現代韓服是以李氏朝鮮的服飾為底本進行改良的,但基本沒有跳出明朝漢族服飾的“窠臼”。

可以說,韓服的演變多以漢族服飾為藍本,而最佳藍本又往往來自中國王朝的賜服——“賜服”正是宗主國對藩屬國的一種賞賜形式。

在中國王朝的朝貢體系中,不論出於自願還是被迫,朝鮮半島上的政權幾乎從未缺席,而李氏朝鮮甚至是明朝最得寵的藩屬國,在明亡後乃以“小中華”自居,雖向清稱臣,卻堅持沿用明制,以繼承漢文化的正統為傲。幾與明清相始終的李氏朝鮮延續了五百年,距今不遠,顯然會給現代韓國的文化打上深刻的“大明烙印”。

和服為什麽就沒事?

東亞諸國的文化或多或少都曾受到古代中國的影響。比如說筷子,韓國人用,日本人也用。奇怪的是,關於韓國人抄襲中國的流言很多,而關於日本人的就很少。這是怎麽一回事呢?

不妨還拿衣服來說吧。現代和服脫胎於奈良時代,在平安時代經過較大的修改,並於江戶時代最終定型。也恰恰是在奈良時代,日本接受過大量的唐朝賜服且仿照唐《衣服令》來規範朝參之服,開啟了服飾“唐風化”的進程。只不過,和服在演變過程中很早就轉向個性化發展,並逐漸內化了漢族服飾的影響,所以它如今的樣子已和漢族服飾的形制很不一樣。

除了和服,日本在建築、語言等方面也保留了明顯的“唐風”痕跡。

然而,孤懸海外的日本經常遊離在“華夷秩序”之外,甚至很早就萌生了“對等外交”的意識,如日本聖德太子給隋煬帝的國書,在開頭就毫不客氣地稱“日出處天子致日沒處天子書”。在經歷了入侵朝鮮半島卻被唐軍大敗的白江口海戰後,日本才徹底服氣,老老實實地派出遣唐使,用百分百的努力來學習漢文化。

此後,由於與元朝斷了正常邦交,與明朝的邦交也斷斷續續乃至徹底中斷,日本就再沒有過全盤“漢化”的時候了,這使其在發展民族文化方面較韓國走得更遠。

日本對外來文化的吸收和加工能力向來為人所稱道。以漢字的使用為例,東亞文化圈中曾通行漢字的國家,如韓國、越南等,都陸續廢除漢字,而日本沒有,盡管它在上千年前就發明了平片假名(有別於漢字的日語表音符號)。但使用漢字卻未妨礙日本發展其獨特的民族文化,反倒成了它對現代漢語進行“反輸入”的橋梁——我們所熟知的很多科技文化詞匯(諸如“科學”、“民主”)和網絡新詞(諸如“正太”、“蘿莉”)都是從日本傳入的。

為什麽我們老覺得韓國人是拷貝貓?

日本人吸收發展文化的能力強,韓國人就真的是喜歡抄作業的拷貝貓嗎?

事實上,曾在網上引起軒然大波的韓國“非遺”項目——江陵端午祭風俗、暖炕技術和拔河運動,在形式、內涵乃至起源上都跟中國扯不上太大關系。

江陵端午祭是韓國江陵一帶民間祭拜吉嶺大神的民俗活動,內容上類似薩滿文化的成分更多一些,也不是韓國的全國性節日。(資料圖/圖)

韓國暖炕原理圖,可以看出,此結構與中國的暖炕有很大的不同(資料圖/圖)

韓國村民和遊客在“金堤地平線節”上參加傳統拔河比賽。(視覺中國/圖)

另外,“申遺”既非“商標註冊”,也不同於“專利申請”,並不具有排他性。即便是同源共享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同的國家也可以各自申報,互不相礙,更不受先後順序的影響,這是因為傳承與流變的過程可能催生不同的文化特質,它們都值得尊重和保護。

日韓兩國雖然都曾大力學習漢文化,但其歷史過程有很大不同。

韓國的最後一個封建政權——李氏朝鮮,深受明朝的影響。到了清朝,朝鮮使臣進京朝貢時甚至還穿著“山寨版”的大明服飾。可以說,正是李氏朝鮮近五百年的全盤“漢化”讓現代韓國保留了相當顯著的漢文化特質,但這一特質也是現代韓國比較抗拒的。

而日本對中國“大抄大搬”的活動主要集中在唐朝,在上千年的改良中,已發展出獨具民族特質的文化,甚至不需要通過廢除漢字來撇清與中國文化之間的淵源關系,就有足夠的文化自信力。

另外,這與中國人看待韓國與日本的心態不同也有關系。

在歷史上,中日之間常常是一種對等的外交關系。然而,在過去相當漫長的歲月里,中韓關系幾乎一直是宗主國和藩屬國的關系。不少中國人看待韓國時仍殘留著一種“自古以來”的優越感。試想一下,小弟居然剽竊大哥的文化去“申遺”,是可忍孰不可忍,孰可忍中國人也不能忍。

很多中國人把“申遺”誤當成爭奪文化發源地的途徑,而這種誤會可能也恰恰反映了一種對本國文化不自信的態度,即需要通過確認文化發源地來鞏固優越感。

然而,在當今社會,面對強勢的外來文化輸入,這種優越感往往顯得底氣不足——我們甚至對自己的文化也沒有足夠的認識與了解。比如,中國的“二十四節氣”於11月30日成功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遺名錄,試問我們身邊有多少人不問度娘就能按順序背出“二十四節氣”呢?這恐怕值得所有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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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 韓國 人又 準備 申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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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商法草案出臺九成個人網店需要工商登記?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2042

(視覺中國/圖)

2016年12月底,《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草案)》(以下簡稱“電商法”草案)對外發布並公開征求公眾意見,意見收集時間為2016年12月27日至2017年1月26日。

電商法出臺的大背景是,電子商務已經成為中國最具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之一。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電子商務法起草領導小組組長呂祖善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提到,在全球電子商務零售市場中,中國目前占據約47%的份額。電商零售額對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占比達到了10.8%。中國電商就業人員達2690萬人。

但電商法草案里的一些條款引發了巨大爭議,其中最主要爭議是個人網店工商登記的相關規定。按照電商法草案第十二條,個人網店要進行工商登記。其中,以個人技能提供勞務、家庭手工業、農產品自產自銷以及依照法律法規不需要進行工商登記的除外。

反對的聲音認為,一旦這個條款成為法律,意味著市場上超過九成的網店要進行工商登記,這會增加企業成本,不利於大眾創業和萬眾創新,也不符合商事制度改革的精神。

針對電商法草案的起草故事、政策亮點、以及爭議由來等核心問題,南方周末記者專訪了中國電子商務協會政策法律委員會副主任阿拉木斯,他參與了這次電商法的起草工作。

南方周末:現在實體經濟不太景氣,這個時間點出臺電商法草案,有什麽意圖嗎?

阿拉木斯:很多人覺得,現在電商規模大、問題多,對線下又產生了沖擊,所以要管,要立法。這種說法我覺得比較偏頗。電商當然要管,電商也確實有很多問題,比如假貨、侵權、欺詐和消費者保護不到位。但這不是這次電商法立法的首要目的。

我覺得電商立法的首要目的應該有兩個,一是頂層設計,二是鼓勵創新。

我大概算了下,這十幾年來,中國跟電商直接有關的法律,大大小小有50部,間接相關的大概有500部。規則很多、很亂,企業無所適從,需要有一個根本大法把現有法律法規統一串起來,這就叫頂層設計。

頂層設計早了不行,過早立法的話,電商行業走不到今天。

另外就是電商行業發展到今天,出現了很多新業態、新模式,比如O2O,市場需要知道政府的導向態度,需要看到政府鼓勵創新的明確信號。這些導向需要以法律的最高形式固定下來。因為新業態往往是新事物,發生糾紛時,往往無法可依,有了電商法,就為法院解決相關問題提供了裁判依據。

比如對於炒作信用問題,現在法律沒有具體規定,所以“公檢法”在處理這類問題時往往無法可依、束手無策。

南方周末:你參與了哪部分的立法工作?

阿拉木斯:電商法完全是集體智慧的結果,我個人最關心其中的一些立法原則,比如發展導向、治理創新和多元共治等。

我覺得原則比法條要重要。現在電商行業發展很快,矛盾和糾紛頭緒比較多,很容易在一些具體問題上迷失方向,沒有原則的話,會把歷史上一些已經有結論的東西重新翻出來吵來吵去。

南方周末:從提出電商法概念,到今天出臺草案,耗時很長。為什麽?

阿拉木斯:中國互聯網行業的立法可以追溯到2000年,那是中國第一波互聯網熱潮,當時BAT(百度、阿里和騰訊)剛起步,風投剛開始進入中國。火爆的互聯網催生了很多法律問題,比如外資投資中國互聯網行業的資質問題、投資比例問題,中國互聯網公司去海外上市的政策問題,域名搶註和網絡版權保護等問題。當時互聯網行業有一些制度創新,比如VIE(協議控制)架構,但需要法律認可和明確。

當時一些有識之士提出要對互聯網立法。那時談互聯網,主要就是電商,所以2000年全國人大第一號立法提案就是電商法,史稱張仲禮(上海科學院原院長)提案。

但這個提案被全國人大否決了,理由是不具備立法條件。當時互聯網的法律問題還沒有暴露得那麽充分,解決方案也沒有那麽成熟。

2000年下半年,互聯網行業急轉直下,泡沫破滅,很多互聯網公司倒閉。也就在2000年下半年,中國互聯網行業出臺了幾個重要法律法規,奠定了中國互聯網的立法基礎。包括國務院發的《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第一次明確了網站要備案,這個規定延續至今。還有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電信條例》,以及一個關於域名保護的司法解釋和《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

2004年又出臺了電子簽名法,這個法在互聯網行業影響很大,被認為是電商法的前傳。在國際上,立電子簽名法的國家很多,一些國家直接把電子簽名法叫做電子商務法。

從2008年開始,全球金融危機,實體經濟整體下滑,網絡經濟卻開始高速發展。

2008年之後,B2C每年實現百分之百以上的增長速度。關於電商的立法也進一步完善。2009年,國家出臺了侵權責任法,對網絡服務提供者的侵權責任做出了明確規定。2010年,國家工商總局出臺了《網絡商品交易及有關服務行為管理暫行辦法》,同時中國央行出臺了第三方支付的牌照管理規定。2013年又出臺了新修訂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提出電商要7天無理由退換貨,並明確表示賣家實名制不到位的話,網絡交易平臺要承擔連帶責任。

2013年12月27日,在人民大會堂雲南廳,電商法立法工作正式啟動,召開了大會。非常榮幸,我也參加了,那天的停車證現在還留著做紀念。

南方周末:在立法過程中,有哪些關鍵事件?

阿拉木斯:整個立法過程很嚴謹。一共做了16個研究課題,每個課題委托給至少兩個以上不同部門承擔。2014年底,這16個課題基本完成了。2015年初開始起草大綱,16個課題形成的30多個報告,匯編成了500多個法條。

當時有四個大綱版本,一是行業版本,我參與的是這個版本,大概有20個專家參與。二是學界版本,主要是以北大法學院為代表提交的。三是地方版本,主要是上海的地方人大財經委主導。四是國家工商總局的版本。

後來,行業版本、學界版本和工商總局版本合成了北京版本,地方版本吸收了全國各地的意見,形成了上海版本。最後,北京版本和上海版本合二為一,2015年下半年,電商法框架出來了。

2016年初,形成了電商法初稿,接下來的一年里,多方征求意見,反複打磨,改了至少50多版,具體的次數我都記不準確了。

南方周末:這部電商法的亮點在哪?

阿拉木斯:從我個人參與的經歷來看,它符合人大開門立法、民主立法和科學立法的精神。

很多立法是由部委發起、調研、提交初稿、交給國務院法制辦、再交給全國人大的法律工作委員會。但這次電商法,是全國人大財經委直接發起,這並不多見,顯示出電商法的重要性。

過去部門立法弊端是,部委會放一些許可條款進去,以便於自己將來發許可證。但這次是讓多個部委和地方政府以及企業都參與進來,所以電商法的部門利益痕跡很少。

南方周末:從目前公布的電商法草案來看,關於個人網店要不要登記,哪類個人網店要登記,引發了很大討論和爭議。你的態度是什麽?

阿拉木斯:現在草案規定,有四種情況的個人網店不用登記,但這四種情況,是否覆蓋了全部?可能還需要進一步打磨。

之前國家工商總局對於個人網店登記問題,做了模糊處理,提出具備條件的個人網店要工商登記,但什麽是具備條件的?沒有規定。這個模糊處理,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治理創新。但走到這一步,需要進一步對個人網店登記問題做出創新性立法。只不過,具體怎麽規定,應該讓社會各界更多參與討論。

我覺得個人網店登記的事,應該更多地讓廣大網商群體參與進來討論。問問他們這麽寫是否合適,是夠公平、合理,能否促進發展。在這一過程中,網商應該自己多多發聲。但網商群體很特殊,他們比較草根,很低調,我覺得他們應該學會逐步浮出水面,為自己代言。

現在很多人理解的是,線上不要工商登記,線下要登記,線上不交稅,線下要交稅,這個理解是錯誤的。實際上,線上和線下都有不用登記的經營主體,都有偷稅漏稅的問題,現在線上和線下的經商環境基本是一致的。

南方周末:還有一種觀點認為,這些多年沒有電商法,中國電商發展很好,一旦有了電商法,可能會不利於很多創新業態的發展。你怎麽看這個觀點?

阿拉木斯:過去沒有電商法,但並不意味著沒有電商法規和規則。就拿其中的規則來說,這些規則一直存在,主要是電商交易平臺制定的平臺規則。比如淘寶對於售假網店會有管理規則,違反了規則可能就被關店了。

我一直專註研究網規,就是網絡上的“鄉規民約”,對政府治理是一個重要補充。現在的電商法,肯定了網絡規則,把網絡規則寫進了法律,認可網絡規則的治理作用。這也是重要亮點之一。

尤其是在多元共治的立法精神下,平臺規則值得重視。比如淘寶有個大眾評審員機制,邀請各行各業的人,以淘寶法官身份,來對淘寶上的一些糾紛做裁判。比如一個買家和賣家發生糾紛,可以選擇進入淘寶的大眾評審員通道解決問題,淘寶隨機組織31個“法官”,他們可能是買家,也可能是賣家。糾紛雙方展示證據,這些法官作出判定。誰的票數超過16票誰就贏。後來改成13個裁判者,超過6票的獲勝。

你把票投給賣家,如果買家勝了,你的投票記錄被計算到錯誤率。我到現在判定了大概30多個案子,正確率一半不到。這個看上去很土的方法,在今年中國互聯網協會的一個評選中,被評為中國互聯網法律創新的典型案例。

很多時候其實是買家沒有道理。比如我裁判過一個案例,一個女士買了一個皮衣,自己出差了,同事代收,出差回來後發現不滿意,但又過了七天退換貨時間,賣家說除非有質量問題才退。於是買家開始挑毛病,說有褶皺,我看了下照片,發現就是無理取鬧。於是把票投給賣家,但最終很多人都投買家有理,我就多了一個錯誤率的判決記錄。

南方周末:國外電商法有可以借鑒的嗎?

阿拉木斯:國際上可以對標的電商法有很多,但像中國這樣如此完備的電商法,並不多見。因為國外的電商發展,確實沒有遇到中國如此複雜的問題。跟中國電商法比較接近的是新加坡和巴西。

南方周末:你個人還有什麽政策建議?

阿拉木斯: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還有不少,比如炒信,雖然提到了50萬元的處罰規定,但事實上這個力度不夠,有的職業炒信平臺獲利豐厚,50萬元不足以構成足夠震懾。

 

商法 草案 出臺 臺九 九成 個人 網店 需要 工商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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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險的門正在被保監會關上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2031

繼對萬能險等中短期人身險產品嚴令限制後,監管層正對財產險公司經營的投資型保險“圍追堵截”。

2017年1月3日,保監會下發《財產保險公司保險產品開發指引》的通知(下文簡稱《指引》),對財險公司的開發提出了更為細致的監管要求。這一舉動顯示,監管部門對投資保險產品的管理仍在加碼。

《指引》首次細化了財險公司保險產品開發原則和禁止性規定,明確對8類產品說“不”:

1、對保險標的不具有法律上承認的合法利益。2、約定的保險事故不會造成被保險人實際損失的保險產品。3、承保的風險是確定的,如風險損失不會實際發生或風險損失確定的保險產品。4、承保既有損失可能又有獲利機會的投機風險的保險產品。5、無實質內容意義、炒作概念的噱頭性產品。6、沒有實際保障內容,單純以降價(費)、漲價(費)為目的的保險產品。7、“零保費”“未出險返還保費”或返還其他不當利益的保險產品。8、其他違法違規、違反保險原理和社會公序良俗的保險產品。

業內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除去對一些明顯違背保險定義的產品有所限制,此次監管也明顯指向了投資型產品。

例如,明令禁止保險公司承保既有損失可能又有獲利機會的投機風險的保險產品,以及開發“零保費”、“未出險返還保費”或返還其他不當利益的保險產品。

“這次文件明顯是想堵住投資型業務的一些漏洞,從資金來源對這類產品加以限制,也是監管部門延續保險姓‘保’、回歸保障精神的體現。”一位不願具名的財險資深人士分析。

“像一些依靠理財險快速擴大資產規模的公司可能會受到較大影響,之前監管對萬能險產品做了嚴格規定,這次監管理念也延續到了財險公司。”一位財險風控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

鄭立分析,上述條款中所謂的投機風險,相當於保險公司的一種經營風險,保險公司在一端售賣高投資收益產品後,試圖以此做大資產規模用於投資,然而這些投資款多用於投資非標準化債權資產等高風險投資,實際投資收益可能無法覆蓋承保成本,由此將保險經營變相做成一種“投機”的業務。

一般理財險的起售價為5000—10000元,然而其保費部分只有幾十元甚至個位數,保費占整個產品收費比例極低。

由於理財險來錢快,能夠迅速擴大險企資產規模,成為不少新晉財險公司“彎道超車”的工具(詳見南方周末2016年12月8日《險企吸金利器:限了萬能險,還有理財險》一文)。

2008年後受市場環境影響,保監會曾一度嚴格收緊該類業務的申報。由於這類短期產品和保險公司的長期投資風格明顯造成“錯配”,市場整體收益不好的情況下,險企能否始終找到好的投資標的?如果遭遇集中兌付,險企的現金流能否承受?這些都是對經營理財險業務險企的拷問。

一個明顯的信號是,監管層已多次在公開場合提出保險要姓“保”,強調保險產品的保障功能,鼓勵發展長期型業務。

保監會此前已陸續出臺了多條壽險新規,從產品、風控、精算等各個方面對萬能險等投資型險種加以限制。如今針對財產險公司的政策出臺,對於整體行業而言也意味著一種監管上的補充。

“一些公司之前的產品重點並不在財險主營業務車險上,所以理財險占整體資產規模會很大。這次規定出臺後,也是變相督促這些公司進行業務轉型,向保障型業務靠攏。”上述財險資深人士表示。

理財 險的 的門 正在 保監會 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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