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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 詹培忠

2005-2-3  NM




立法會「流會事件」的始作俑者, 是詹培忠。他說他要用對付狗的方式,對付民主派。「在鄉下,如果那些狗看到你怕,會吠得更大聲;如果你站定瞪住牠們,牠們就吠小聲一點;但若你拿石頭打牠 們,牠們就會逃走……面對民主派,是要強硬些。」詹培忠就是這樣的絕。「出位,牙擦,係乞人憎啲,但平平凡凡,又有誰記得你。」凡事去得太盡,也沒好下 場。詹培忠說,他不在乎。「任何人到最後,又不是一死。分別只是風光大殮,或草草埋葬。「我老媽子今年八十幾歲,我跟她說:第日你死,唔使旨意我拜你。 「人都死了,搞來沒意思。」他在意的,是生前風光。「我戴過(金)勞,坐過牢,那裡跌倒,那裡站起來……」非常風光,何妨一絕?詹培忠的時間,才最寶貴。 他要記者早上十一時到達他的辦公室,但他本人,卻去了商業電台接受訪問。他的辦公室在金鐘,人卻在九龍塘。「你到了嗎?等吓吧。」他說。他甫抵步,電話便 一個接一個,內容都關於股票,接完電話,訪問時間已差不多,他又要趕下場——去灣仔佳寧娜跟朋友午膳。「不用擔心,我給你一篇訪問稿,你照抄就可以了。」 這篇稿,節錄自二○○五年一月號的《中國評論》。「金融是香港經濟的重要支柱……但是自亞洲金融風暴之後,香港金融市場的總市值大幅下降……如何維繫香港 證券市場在國際上的地位?本刊記者日前專訪了在香港證券界享有「金手指」之稱的立法會議員詹培忠先生……」這稿,他要助手影印兩份,一份給記者,一份他拿 在手中朗讀。五千字的內文,盡是他的豐功偉績,他洋洋自得地朗誦。「我很滿意這專訪,你加少少,就變成你的作品,就可以交差了。」那怎行?「行,你不說, 我不說,誰知?」

開快車他說,時間不夠,又要快達到目的,就唯有「切線」、「爬頭」。「就如開車,人家快你一個燈位,你要趕上,唯有加速,搶燈位。」像他,是潮安縣人,那是潮州較窮的一個縣。「潮州幫分兩大派,潮陽和潮安,香港的潮州幫實際是潮陽勢力,廖創興、 林百欣、馬錦燦……潮安比潮陽窮,自從李嘉誠崛起,潮安才有一些影響力。」詹培忠生於一九四七年,爺爺是地主,他被評為「成分不好」。「嗰時有『三反五 反』,我無得戴紅領巾,學校好少人沒紅領巾,我是其一,受盡歧視。」他長得矮小,連玩遊戲,都是笨笨的。「騎在單車上,腳永遠碰不到地。「有次騎單車,看 見前面兩屋之間只有一條小縫,以為自己可以從容穿過,誰知竟碰了壁,還把人家的尿桶撞個稀巴爛。」他要賠一塊錢——五毛錢償還木桶,五毛錢則抵銷尿價!詹 培忠五六年來港,轉了三次校。「第一間是嶺光學校,現在執笠了,我在那兒讀了一年小學五年班。但我想跳班,於是便轉培英中學讀中一。但培英是中文中學,在 香港必須懂英文,故此一個學期後,我轉去港島的新法書院,由小學六年級讀起。」讀書沒捷徑,兜兜轉轉,他年紀比同學大,但基礎又最不好,等不到中五畢業, 他去越南找父親。詹培忠父親於四九年赴柬埔寨,經營布疋、日用品及土產貿易生意。六四年,詹培忠去那兒跟父親從商,時值越南戰火滔天。六八年,他遇上寮國 華僑女子——李錦珠,同年成婚,婚後回港。七一年,詹父也由柬埔寨回港,並申請內地妻女到港團聚(詹培忠尚有一妹)。七二年,詹父和朋友搞永利證券行,詹 培忠在那裡當出市員。永利先後替莊士、寶光及金山地產等上市公司做「莊家」,很快便為詹培忠帶來第一個一百萬。「別人說我懂得利用灰色地帶。」

詹 培忠的字典,沒有「怕」字。他說他朋友多,因為他有義氣。他的朋友——「益大投資」鍾正文、前佳寧集團首腦陳松青、前交易所主席李福兆、黃玉郎、楊受成, 一個個惹上官非,他無懼世俗眼光,繼續跟他們做朋友。「黃玉郎曾想買我的上市公司,而他當年上市的時候,都有問我意見,是一個相當聰明的人,但他做事太性 急,過橋抽板。所謂過橋抽板,是自己行得太快,禮節也好,道德也好,做得不圓滿。「我常常勸他:好朋友吵架,不可吵上兩次,吵上兩次,你就要檢討自己,你 一定有些瑕疵,或者那兩步便撇開了朋友。「大眾傳媒,都簡單地覺得這班人奸,我的宗旨是:應該加以了解。」詹培忠出獄後,再選立法會,仍信心十足,因為他 朋友多。「整個界別有五百多個選民,經我再動員登記,可能有六百票,打個八折都有四百幾票,我算過,任何人只要有二百票就能勝出(他以二百七十五票勝 出)。」他有一套識朋友哲學。「我和朋友食飯,十次九次我埋單。「千萬別欠人,有錢人尤其是。」他說,有錢人常常以為別人只看中他們的錢,事實他們身邊又 有很多「傍友」,只旨在「滾」他們的錢。唯有真心交往,他們才樂意扶你一把。一九七三年,他遇上泰國華僑富商黃子明家族的黃創保,黃打本給他,透過李福兆 介紹,以五十四萬元買了一個經紀牌,以「盈忠證券」名義開業,專替黃創保旗下的寶光及美漢做莊。股市狂瀉後,黃又找詹培忠加入黃創山、黃創保兩兄弟的精工 和寶路華足球管理層,讓詹培忠有了名氣和事業。詹培忠貧苦出身,卻最反對扶貧。「這只會形成依賴、仇視。窮人依賴救濟,中產仇視拿綜援的人,因為政府為了 扶貧,逼中產多交稅。」他說他年代一樣貧富懸殊,但大家和平相處,有錢人又靜靜幫窮人。「現在?憎人富貴厭人貧,社會很多怨氣。」他說,今日低下層,生活 其實很好,有屋有冷氣。他當年,住在親戚的鋪頭,沒枱沒床,一家幾口,吃、住、屙,都在那三、四百呎空間,還要去戰火滔天的越南謀生。詹培忠做人,寧願做 被依賴那個,也不要依賴別人。他有兩子,從不期望老來靠他們養。「我當年由零去到風光高位,到九八年,嘭一聲由議員跌入監躉的深淵,今日站起來,還不是靠 自己?」

未驚過他有五個孫兒,他們可知你坐過監?「我無所謂喎。「如果我犯的是殺人放火,強姦販毒,當然無面目見人,但我不是,政府告我串 謀不知名人士偽造文件,那不知名人士至今未顯現,多少有點屈得就屈。」他九六年被拘捕,控罪指他在九四年串謀偽造股票轉讓書,利用一百九十九名不知情人士 的名單,虛假顯示一千二百萬股大富地產股票轉讓至詹培忠名下的Power Master Development,誤導稅局及證券註冊公司人員罪成。詹培忠說這是他屬下兩名文員的「商業錯誤」,他本人全不知情。當時,代表他的資深大律師祈理 士,曾任港英政府的律政司,返英國後專程由倫敦來港,但詹培忠在九八年八月,還是被收監一年。「你看現今世界性大人物,像曼德拉,坐了二十七年監才競選南 非總統;以前南韓金大中,又是坐過監;甚至陳水扁、呂秀蓮都坐過,中國的鄧小平,三起三落,坐監軟禁,街知巷聞。」他們為國、為理念犧牲,你?「我為做榜 樣犧牲。「而家人哋可以坃我做教材,坐監唔怕㗎,仲可以做得番議員。「以前人說:好馬不吃回頭草,我為大家示範了:好草不怕回頭吃。」他說,生命於此,已 經無憾。「我是立法會讀書最少的議員,但我無悔,英國首相馬卓安也只中學程度。「香港十個男人十隻鴨……董先生係跛腳鴨,負資產的係剝皮鴨,搵到錢嘅係北 京填鴨,Donald曾係當勞鴨,我?是油鴨,鹹,但至少你回味。「我一生,大起大落,總好過很多人,平平淡淡,沒人知他存在過。」

搏到盡 他說,有錢人資源多,慢慢行也可出頭。他初來香港住文咸西街,家中沒水廁,也沒有床,跟親戚擠在三、四百呎單位,資源匱乏如他,要贏人,唯有跑暗巷。「香 港是商業社會,人很現實,成皇敗寇,你要趕上,只能『攝』位。」他要搏,嗜賭,賭徒最怕用Motorola(諧音:無得撈啦),但他今日用的手提電話,正 是Motorola。他說,沒什麼號碼靚得過「16813」(諧音:一路發一生),但那是九八年,他在荔枝角覊留所的號碼。靚號碼,只為他帶來厄運,他更 加不信邪,只信富向險中求。「灰色地帶,是我剩餘的權利。在法律上,法律規定我的,我遵守;法律沒規定我的,就是我的。」詹培忠先後買入過八、九家問題公 司,新時代、偉益、伊人置業(亞洲證券前身)、威華航運(百樂門印刷前身)……這些公司基本上處於虧損狀態或業務停頓,他購入這些公司後,利用當時證券條 例並不嚴謹,以資產轉移,增發股本等手法,一方面製造公司賬面利潤,另方面形成股票盡歸自己控制後,在股票復牌後逐級炒上。最為業內人士津津樂道的,是八 七年復牌的港澳發展,經拆細後再送短年期窩輪(認股證),短年期窩輪再送長年期窩輪(這種送輪中輪的手法後來被取締)。這化腐朽為神奇手法,令不少問題公 司逃脫清盤命運,股份也常炒高幾倍以至幾十倍,公司原有的小股東固然可逃出生天,也吸引了不少愛投機的散戶。詹培忠因此有「公司醫生」美譽。

@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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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峰太平洋(8265)的問題(2)

(續上文)

有讀者說不太明白其「稅項淨額(稅項撥備減預付稅項)」是甚麼,故補上一圖,希望大家明白吧,另外其後收購品牌鐘錶業務均以現金支付,亦可以把多出來的現金套出。

現在開始再談第二點。

 

(2) 供應商大部分為關連人士

 

 

根據招股書,關連供應商共有3位:

 

(1) 寶興實業有限公司:

 

 

該公司主要從事包裝業務,為最大供應商,由其附屬公司Display & Packaging Limited的一位董事蘇輝雄的家族成員擁有。

 

但於2010年4月,他把Display & Packaging Limited的20萬股轉予宏峰太平洋附屬的Good Destination Co. Ltd.,作價僅20萬,出售後,蘇先生辭任Display & Packaging Limited之董事,並專注寶興的營運。

從上述可見,他是為了避免關連交易才出售並辭任董事的,但最終也不能避免視作關連人士。

 

(2) 深圳市龍崗區橫崗鎮迅隆五金加工廠

 

 

該公司的翻譯又為避免責任,竟然又把一些可以查到的東西變成一些英文及忽略事實。

 

該公司於2003年6月26日註冊成立,主要為上市公司提供錶帶等的產品,由楊先生的堂兄弟楊剛持有。但招股書連這個也懶,叫Yang Gang就算,去深圳市工商局網站一查就查到,為何連這兩三分鐘的工夫也要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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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深圳市桂峰表業有限公司

該公司主要提鐘錶組裝業務,是公司唯一的鐘錶組裝商。持股由公司沒有持股的執行董事楊一軍及其妻于玲及蕭慶裕分別持有80%、10%及10%股權,其中蕭慶裕在招股書並無披露,只列作獨立第三方。

該公司在2009年有一次股權變化,由一家寶興置業,變成由這三名人士持有。


 


根據招股書整理,從下表可見,在2008年該3家公司佔公司採購成本40.65%、其後2009年佔採購成本不減反增,達50.51%,2010年上市後亦達49.76%,在供應商均為關連方的控制下,其實可以大大控制應付款、存貨及採購成本,從而使盈利大大及報表地美化。可以說,該公司可分為兩部分,但只是拿了它貿易部門上市。


正如有一位網友所稱,「值得欣賞的是這公司的嵌件組合方式,這組公司實際上就是簡簡單單的生產商, 但只拿其Marketing Department 來上市,其盈利、資產,只要控制得宜,管理層說是一就不可能會是二。其(大)公司的營運完全隱藏, 完美的Off-Balance Sheet Financing, 與CDO中的SPV有著同等的藝術技巧。」

題外話: 內銷業務

估計為增加股票銷售的吸引力,公司開內銷業務。

公司內銷業務主要由深圳市天海霸鐘錶有限公司進行,但其實此前該公司並無其品牌,只是一個空殼,其後才向關連方收購,為免影響美化報表的效果,收購是在報表期終日,即2010年6月30日進行。招股書把這個過程分為多個部分,有點不清不楚,現在可以細說重頭。

(1) 2008年12月,楊先生的親生兄弟楊勝(招股書又拼為Yang Sheng)持有的深圳市嶺喬貿易有限公司向一名獨立第三方購入「天霸」及「海霸」的品牌。當時的執照期限僅至2010年9月,後改至2010年12月,即證明該公司無長期經營的打算,可以見到其實他們早有預謀。



(2) 2009年1月,以深圳市嶺喬貿易有限公司名義開始從事「天霸」及「海霸」品牌的銷售。

(3) 2009年6月,楊一軍及其妻于玲成立深圳市天海霸鐘錶有限公司。

(4) 2009年10月8日,由四位執行董事楊一軍、廖天澤、林志偉及黃汝文分別持有36%、32%、16%及16%的金域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成立。

(5) 2009年11月,金域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購入深圳市天海霸鐘錶有限公司。

(6) 2009年12月,廖天澤購入楊一軍所持有的金域控股集團有限公司36%股權,廖天澤、林志偉及黃汝文分別持有68%、16%及16%金域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7) 2010年2月,金域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購入深圳市天海霸鐘錶有限公司手續完成。

 

(8) 2010年3月,深圳市嶺喬貿易有限公司批准深圳市天海霸鐘錶有限公司於2010年3月1日至2010年6月30日期間使用天霸及海霸商標及銷售天霸及海霸品牌鐘錶,天海霸透過向嶺喬以成本價收購天霸及海霸存貨,開始銷售天霸及海霸品牌鐘錶。

這代表公司只是仍為一個貿易商,向深圳市嶺喬貿易有限公司購入存貨,然後出售予終端。

(9) 2010年6月底,深圳市天海霸鐘錶有限公司收購深圳市嶺喬貿易有限公司天霸及海霸品牌及存貨,作價470萬及565.4萬人民幣,合計1,034.4萬人民幣,在報表上,仍被列作其他應付款項,但該款項據稱已被結清,加上派發超過989.6萬股息,順利把2010年6月手上的現金2,979.7萬的大部分現金消滅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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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峰太平洋(8265)的問題(3) 

(3) 客戶極為集中

招股書稱,「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及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的五大客戶(包括鐘錶與人造珠寶品牌擁有人及陳列包裝品進口商)佔本集團總收入分別約95.1%、92.8%及91.0%。同期,本集團三大客戶佔我們總收入分別約92.7%、90.2%及88.2%,而本集團單一最大客戶(為鐘錶品牌擁有人)則佔我們的總收入分別約54.4%、40.8%及44.8%。」

另外,由該公司主要股東林志偉的妻子Fina Fung持有50%之美時(亞洲)有限公司為我們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五大客戶之一,約佔銷售約1.4%、1.0%及0.6%。但已於2010年4月沒有往來,且Fina Fung亦出售其股權,可見未來4亦不可能是五大客戶。

可以見到如果沒有了其中一個客戶,公司會有很大的影響,形成賣殼的伏線。但在短期來說,因關連人士減少購貨,導致業務亦有流失。

(4) 與財技人相熟

粗體字的公司均是財技公司,7個董事中,有4個是財技人,連公司祕書也有問題,賣殼的機會很大。

廖天澤,57歲,於2010年7月9日獲委任為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並於2010年12月22日獲委任為本公司的監察主任。....

於創立本集團前,彼於1992年8月至1994年5月擔任Watar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股份代號:0305,為電子手提遊戲製造商,亦生產液晶顯示器鐘錶)的董事及副主席,負責該公司的策略性及財務策劃工作。

...

於1997年10月至1999年7月,廖先生加入金島(管理)有限公司(文化地標投資有限公司(前稱友力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0674)的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控股、經營餐廳、一般貿易及物業租賃業務)先後擔任董事及總經理,並同時經營本集團的業務。

...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志文,43歲,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為蒙古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402)的執行董事、財務總監兼公司秘書,自2008年10月起獲委任為執行董事。

鄭文華,29歲,本公司財務總監,於2010年1月加入本集團,負責本集團的財務匯報、財務策劃及風險管理工作。鄭先生於2003年香港理工大學會計系文學士學位畢業,擁有逾6年財務、會計及審計經驗。於2008年6月至2009年8月間,他於金源米業國際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0677)任職。

吳岩,43歲,天海霸銷售及市場推廣部首席監理,於2010年3月加入天海霸,負責我們的鐘錶銷售及市場推廣工作。吳女士於1989年畢業於天津大學冶金分校工程系學士學位,擁有逾10年鐘錶行業經驗,加入天海霸前曾於宜進利時計(深圳)有限公司任職銷售業務部監理8年。

...

陳晨光,44歲,於2010年12月6日獲委任為本公司的公司秘書。

他於1990年取得香港樹仁學院(現稱香港樹仁大學)工商管理文憑,擁有逾20年審核、會計及公司秘書經驗。他於1992年1月至1997年9月間擔任太元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620)公司秘書,於1997年3月至1997年9月間擔任基電控股有限公司(現稱中民燃氣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681)公司秘書。自1998年起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他一直經營核數師行陳晨光會計師事務所,

曾於2006年2月至2008年1月間擔任安歷士國際控股有限公司(現稱永保林業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723)獨立非執行董事,並曾於2010 年7月至2010年11月間擔任科瑞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8109)獨立非執行董事。於2005年11月至2006年10月間,他擔任明興水務控股有 限公司(現稱蒙古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402)公司秘書,並自2003年3月起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一直擔任三和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 號:2322)公司秘書兼執行董事。

總的來說,這堆人是財技人,表面上經營鐘錶生意,其實只是搞買賣殼的遊戲。他們把一檔連生產及分銷的生意,拆走麻煩的生產業務,加上一個中國人的中國概念暫時放入公司,營造內銷概念,並由這中國人看著這業務。

上市集了資後,這公司不久就會變臉,虧損,把中國業務還原,然後賣殼,注入新概念,然後買回香港的貿易的業務,之後由其他人來表演。

我們就來看好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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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做刁-中國趨勢(8171)及中國創新投資(1217)、鉑陽太陽能(0566)及中國保綠資產(397)

你想先看哪一個多些?前者詳細,後者則已談過。本星期末才可能有看的。

(1)  中國趨勢(8171,前思拓通訊)高價買中國創新投資(1217)持80%的LED 業務

http://www.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gem/20110107/GLN20110107044_C.pdf

http://www.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01116/LTN20101116010_C.pdf

(2) 和鉑陽太陽能(566,前紅發集團)有關的福建鈞石向一名所謂獨立第三者出售青海鈞石後,然後向中國保綠資產(397,前合一集團、金寶國際集團、元開達利環保、星虹控股、康健醫療科技、香港體檢)出售99%,轉售價為590萬人民幣,較2010年7月購入價100萬人民幣高4.9倍。

http://www.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10110/LTN20110110519_C.pdf

和一些不明不白第三方有道德風險,但和自己人做刁則不同,最少可控制時間、價格,這樣同看別人的牌玩賭博的遊戲沒有分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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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关于估值 laoba1梁军儒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5a73c901017bk7.html

 

暗夜微光

巴菲特说美国股市前一百年的回报率是7%,未来极长的时间里也将保持7%,那么可以理解为,“7%”是一个合理的产业资本回报率(我问过几个做生意的人, 他们也表示,7%的复合回报,还算可以)。长期来看,股票的表现和公司的表现会趋于一致,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7%的复合回报,是股票合理的估值中枢呢? 极端的说,也就是,不考虑红利税和交易成本的情况下,一只不增长并全额分红的股票,可以给14倍PE。
强调一下,我所说的“合理”,与每个人内心的期望值无关(如果你渴望10%的复合收益,那么对你而言,合理估值就是10倍PE。我说的合理,是指最接近客观规律,也最具普遍性的合理)
利润养人,资产发财,我们想通过市场获得合理的回报,就可以在“合理”估值下买入,然后长期持有,如果我们渴望高回报,就要利用回报率的变化。当一家公司 的回报率从7%变成3.5%,我们的股票价格就会增长100%。当然,最好的情况是,在回报率14%时买入,等它回归到“合理”的7%卖出,这就是格老所 说的“安全边际”。
我们这里没有提到“增长”,因为美国过去一百年的回报率,必然包涵了增长,衰退以及平稳运行。估值就是定价,而增长只是定价的要素之一。本贴只想探讨最最基础的问题。但我相信,最最基础的问题,也一定会有很大的分步和争议——价值投资是无敌的,投资价值是无解的,哈哈。

 

新浪网友

如果投资需要很复杂的估值模型,数学功底,那世界上投资做的最好的应该是数学家,然而事实是,这部分基础只是做好投资很小的一方面
虽然不能说先天的性格等方面素质在投资中起首屈一指的作用,但很多人即使把巴菲特语录背的滚瓜烂熟,如何如何精通财务分析,在实践中也不会有什么像样的表现,压根就不适合投资
至于估值和安全边际,就不光是科学了,还有艺术的成分,不同行业的估值方式不尽相同,同一行业不同公司估值标准不尽相同,同一公司不同阶段估值标准不尽相 同,所以估值和数学水平高低相关度接近于零,而安全边际,定量的可以提供安全边际,定性的也可以提供安全边际,如何取得平衡是门学问,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 个哈姆雷特。

 

文娜铭

很多人喜欢用PEG作为估值工具,因为简单方便。但是,从来没有人深入探讨这样做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准确。PEG的原理其实还是现金流折现变成一个系数,其局限性就在于不准确。
巴菲特认为股票就是一种隐藏的“股权债券”。让我们先用债券作例子。假设我用的折现率为固定的15%,现在有一个永久债券每年付给我1块钱利息直到永远,我要用多少钱买这个债券呢?学过基本财务知识的人都能轻松算出:债券价值= 
1/15% 6.67 也就是对我来说,应该付出6.67元。注意,这个债券的利息是永远不变的,增长率为0%。
如果是一个股票每年盈利为固定1块钱的现金盈利,增长为零,那么我们应该付多少倍的P/E呢?按照PEG估值,市盈率比上盈利增长速率应为1左 右,PEG超过1则股票高估,PEG低于1则股票低估。如果增长为零,市盈率则应该接近零,也就是价值为零。显然,这是不合理的。如果我的折现率仍然是 15%,这个股票和前面的永久债券一样,价值6.67元。这时,PEG为无穷大。
还是假设固定的15%折现率,假设股票盈利目前为1,先增长10年,随后进入1%的永续增长时期。根据这个条件,我算出了各种增长速度的NPV,也就是 折现后的净现值。如果按NPV买股票,价格是合理的。因为盈利为1,这个NPV也相当于市盈率倍数。用PE市盈率比上10年的增长速度,我们就得到了各种 盈利增长速度下合理价格的PEG。
 
  所以PEG作为一个估值的工具,本质上还是现金流折现,变成一个系数,会受折现率大小影响。而且这个工具是非常粗糙的。当盈利增长速度为 个位数时,PEG=1会明显低估股票的价值。当盈利增长超过20%时,PEG=1也会明显低估股票的价值。只有在15%增长速度左右,PEG才有意义。  
 
   所以,PEG只能作为一个非常粗糙的估值工具。PEG更适合作为一个定性估值工具而不是定量估值工具。当PEG小于1时,股 票很有可能是价格合理的。但是,如果PEG大于1,股票也不能说是高估的,这要看折现率和盈利增长速度的区间。最准确的定量估值方式当然还是现金流折现。

 

花都巴菲特

有护城河稳定增长的非周期企业,如果能保持20%的复合利润增长率, DCF折现合理价值在47倍左右,但这个价相当于金子价买或许金子的物体,没有安全边际
如医药消费,市盈率基本很少30倍以下,如果出现30~40倍的市盈率而且未来一两年出现高增长,可以两年内把市盈率降到20倍,这样的话PEG=1,这样就相当于拥有了50%的安全边际。这样的结果可能是现实中比较理想的估值买入方法。
周期行业,地产在政策打压,成交低迷、大量中介倒闭,2pb附近15pe以下是非常好的买入点
银行在降息底部,利润增幅下降甚至利润增幅为负的时候,2.5pb以下,15pe以下也是很好买入点 

但地产银行只针对最优秀的企业如万科保利招行,其他不在考虑范围类,因为优秀的企业就是很好的安全边际.

 

zhaohuazone

我觉得中国股市股市走势还是比较有预见性的,市场先生并不像人们说所的那么愚蠢.以三五年眼光看,市场的走势基本上是对的.即使回顾过去几十年时间里绝大 部分也是表现正确的.反应到小的层面.就是优质的企业发展越来越好,它们市值也越来越大,发展稳健的企业市值也比较稳健,股市局部高估或泡沫当然是少不了 的,但你给市场先生几年的时间,它最终会给你一个比较合理的答案.
那些不怎样的企业,偶尔会被炒作一下跳上跳下,但终归其绝大部分时间会被打回归原形.市场先生偶尔会犯错,但长期看是不会犯错误的而且相当有前瞻性.绝对是个合格的企业称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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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的证明 Barrons

http://blog.caing.com/article/13314/

 传统智慧认为,资产泡沫无法事先发现,只能事后确认。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发生过明显房地产泡沫的日本与美国,就会发现一些很强的预警信号。      房地产价格上涨大幅度超越通胀      1970年开始,一直到80年度初,日本的全国综合地价指数上涨与CPI增长相近。而在日本房地产泡沫期间,全国综合地价指数大幅度超越CPI增长。在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的全国综合地价指数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重新回归CPI的涨幅,甚至还更低。     

泡沫的证明

   而美国自70年代以来,一直到90年代末,住宅价格增长与CPI增长几乎完全一致。而在美国房地产泡沫期间,住宅价格也大幅度超越CPI增长。    

泡沫的证明

   房地产价值与GNP的比大幅度超越历史平均水平      60年代以来,一直到1980年,日本全国土地的总价值与GNP的比例一直稳定在2-3之间。而在房地产泡沫期间,这个比例大幅度上涨,远远超过历史平均水平,最高达到5.6左右。而泡沫破裂之后,这个比例又回到了2-3之间的范围。     

泡沫的证明

   60年代到2003年,美国的房地产总价值与GNP的比例一直在2-2.5左右波动。而在房地产泡沫期间,这个比例上升到3以上。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这个比例又回到了2-2.5之间。    

泡沫的证明

   货币发行大幅度增长      1984年到房地产泡沫最高峰的1991年,日本M2平均每年复合增长9%左右。而日本房地产泡沫最严重的商业地产用地价格指数也平均每年复合增长9%左右。    

泡沫的证明

   美国与日本不同,在房地产泡沫期间M2并没有大幅度增长,而是通过次级贷款让本来买不起房的人买房,再通过资产证券化创造金融衍生产品支持次级贷款,从而推高房地产价格。        中国:泡沫还是刚需?      房地产价格上涨大幅度超越通胀:过去13年中国的CPI平均每年复合增长1.5%左右,而土地价格则以15%的复合增长率增长,是CPI增长速度的10倍。    

泡沫的证明

   货币发行大幅度增长:过去13年,中国的土地价格平均每年复合增长15%左右,而M2则平均每年复合增长17%左右。    

泡沫的证明

   关于土地总价值与GNP的比例,中国没有准确的数字。但是,可以用北京市的例子进行推算。2009年,北京的地区生产总值约为1.2万亿。北京市共有建设用地337,715公顷。按照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207,055公顷,共收入1.59万亿计算,平均每公顷价格约768万元。按照全国平均价格,北京的全部建设用地至少价值2.6万亿,相当于北京地区生产总值的2.17倍。      当然,北京的土地价格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1.1万平方公里的农用地。这也意味着北京的土地总价值远远高于地区生产总值的2.17倍。       历史将会证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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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誉及其摊销:规则与现实 Barrons

http://blog.caing.com/article/13176/

 

BERKSHIREHATHAWAY INC.

 

伯克希尔·哈撒韦有限公司

Goodwill and its  Amortization: The Rules and The Realities
商誉及其摊销:规则与现实
 

   

This appendix deals only with economic and accounting Goodwill – not the goodwill of everyday usage. For example, a business may be well liked, even loved, by most of its customers but possess no economic goodwill. (AT&T, before the breakup, was generally well thought of, but possessed not a dime of economic Goodwill.) And, regrettably, a business may be disliked by its customers but possess substantial, and growing, economic Goodwill. So, just for the moment, forget emotions and focus only on economics and accounting.
 

 

这篇附录探讨的只是经济和会计商誉,而不是日常所说的声誉。比如,一个公司可能被大多数客户喜欢,甚至热爱,但是却不具有任何经济商誉。(AT&T在分拆前总的来说声誉很好,但没有一分钱的经济商誉。)遗憾的是,一个公司可能被其客户所不喜欢,但却具有大量,而且不断增长的经济商誉。所以,就目前而言,让我们先忘掉感情,只关注于经济和会计。
 

 

When a business is purchas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require that the purchase price first be assigned to the fair value of the identifiable assets that are acquired. Frequently the sum of the fair values put on the assets (after the deduction of liabilities) is less than the total purchase price of the business. In that case, the difference is assigned to an asset account entitled "excess of cost over equity in net assets acquired". To avoid constant repetition of this mouthful, we will substitute "Goodwill".
 

 

当一个公司被并购时,会计准则要求并购价格首先分配给所并购的可确认资产的公 允价值。资产的公允价值总和(经过扣除负债后)经常是少于公司的并购总价格。在这种情况,这两者的差异就被分配到一个资产帐户,称为“超出并购的净资产权 益的额外成本”。为了避免不断的重复这一很长的说法,我们将用“商誉”来替代之。
 

 

Accounting Goodwill arising from businesses purchased before November 1970 has a special standing. Except under rare circumstances, it can remain an asset on the balance sheet as long as the business bought is retained. That means no amortization charges to gradually extinguish that asset need be made against earnings.
 

 

在1970年11月前购买公司所产生的商誉有不同的处理。除非在极少的情况下,只要仍然持有所购买的公司,商誉就可以存在于资产负债表上。这意味着不需针对盈利核算摊销费用而逐渐削减这项资产。
 

 

The case is different, however, with purchases made from November 1970 on. When these create Goodwill, it must be amortized over not more than 40 years through charges – of equal amount in every year –to the earnings account. Since 40 years is the maximum period allowed, 40 years is what managements (including us) usually elect. This annual charge to earnings is not allowed as a tax deduction and, thus, has an effect on after-tax income that is roughly double that of most other expenses.
 

 

但是1970年以后的并购就不同了。当并购产生商誉,这些商誉必须在不超过40年的时间里进行摊销。每年以相等的摊销费用减少利润帐户。由于40年是所允许的最长时间,这也是管理层(包括我们自己)通常选用的。这项减少利润的年度费用不允许被用来抵扣税,所以具有一般费用大约两倍的税后收入影响。
 

 

That’show accounting Goodwill works. To see how it differs from economic reality, let’s look at an example close at hand. We’ll round some figures, and greatly oversimplify, to make the example easier to follow. We’ll also mention some implications for investors and managers.
 

 

这就是会计商誉的做法。为了揭示这与经济商誉实际情况的不同,让我们看一个手头的例子。我们将近似一些数字,并极大的简化,以让这个例子容易理解。我们还将提及一些对投资者和经理人的影响。
 

 

 

Blue Chip Stamps bought See’s early in 1972 for $25 million, at which time See’s had about $8 million of net tangible assets. (Throughout this discussion, accounts receivable will be classified as tangible assets, a definition proper for business analysis.) This level of tangible assets was adequate to conduct the business without use of debt, except for short periods seasonally. See’s was earning about$2 million after tax at the time, and such earnings seemed conservatively representative of future earning power in constant 1972 dollars.    

 

Blue Chip Stamps于1972年初以2500万美元购买了喜诗糖果。当时,喜诗有大约8百万的净有形资产。(在整个讨论中,应收帐款将被归于有形资产,这个定义对商业分析是适合的。)这个水平的有形资产,除了季节性的短时期,当时足够不用债务而运营业务。喜诗当时的税后盈利是2百万美元,这似乎保守的代表了以1972年美元计的未来盈利能力。    

 

Thus our first lesson: businesses logically are worth far more than net tangible assets when they can be expected to produce earnings on such assets considerably in excess of market rates of return. The capitalized value of this excess return is economic Goodwill.    

 

因此,我们学到的第一课:当净有形资产能产生远超过市场水平的回报率时,公司价值从逻辑上讲,远超过净有形资产。这一超出市场回报的价值被资本化就变成了经济商誉。    

 

In 1972 (and now) relatively few businesses could be expected to consistently earn the 25% after tax on net tangible assets that was earned by See’s – doing it, furthermore, with conservative accounting and no financial leverage. It was not the fair market value of the inventories, receivables or fixed assets that produced the premium rates of return. Rather it was a combination of intangible assets, particularly a pervasive favorable reputation with consumers based upon countless pleasant experiences they have had with both product and personnel.    

 

在1972年(和现在)相对来说只有很少的公司能像喜诗那样稳定的获得25%的 税后净有形资产回报率。而且这种回报率还是建立在保守的会计方式和没有财务杠杆的情况下。并不是公允市场价值的库存,应收款,或者固定资产,产生了这种非 凡的回报率。正好相反,是无形资产的组合,尤其是在消费者中良好的声誉产生了这一切。这种良好的声誉是建立在消费者对其产品以及公司员工无数愉快的体验之 上。    

 

Such a reputation creates a consumer franchise that allows the value of the product to the purchaser, rather than its production cost, to be the major determinant of selling price. Consumer franchises are a prime source of economic Goodwill. Other sources include governmental franchises not subject to profit regulation, such as television stations, and an enduring position as the low cost producer in anindustry.    

 

这种声誉创造出了一个消费者特许经营权。这让产品对购买者的价值,而不是产品的生产成本,成为了决定销售价格的主要决定性因素。消费者特许经营权是经济商誉的主要来源。其他的来源包括无盈利管制的政府特许经营权,如电视台和在一个行业的低成本生产者的持久地位。    

 

Let’s return to the accounting in the See’s example. Blue Chip’s purchase of See’s at $17 million over net tangible assets required that a Goodwill account of this amount be established as an asset on Blue Chip’s books and that $425,000 be charged to income annually for 40 years to amortize that asset. By 1983, after 11 years of such charges, the $17 million had been reduced to about $12.5 million. Berkshire, meanwhile, owned 60% of Blue Chip and, therefore, also 60% of See’s. This ownership meant that Berkshire’s balance sheet reflected 60% of See’s Goodwill, or about $7.5 million.    

 

让我们回到喜诗这个例子的会计处理。BlueChip对喜诗的并购超出了净有形资产1700万美元。这就要求在BlueChip的资产负债表上设立同等额度的商誉帐户,并在40年的时间里,每年把这项资产摊销42.5万美元的费用,随之减少利润。到了1983年,经过了11年这样的摊销,这1700万已经被减少到了1250万。伯克希尔,与此同时,拥有60%的BlueChip,所以也就是60%的喜诗。这一所有权意味着伯克希尔的资产负债表反映了60%的喜诗的商誉,即750万美元。    

 

In 1983 Berkshire acquired the rest of Blue Chip in a merger that required purchase accounting as contrasted to the “pooling” treatment allowed for some mergers. Under purchase accounting, the“fair value” of the shares we gave to (or “paid”) Blue Chip holders had to be spread over the net assets acquired from Blue Chip. This “fair value” was measured, as it almost always is when public companies use their shares to make acquisitions, by the market value of the shares given up.    

 

1983年伯克希尔并购了BlueChip余下的股份。这一合并要求使用并购会计处理,而不是一些合并所允许的“合并”会计处理。在并购会计处理下,我们给(或“支付”)Blue Chip的股份的“公允价值”必须在我们从BlueChip获得的净资产上分摊。这一“公允价值”的多少,当上市公司用股票进行并购时总是用所放弃的市场价值来衡量。    

 

The assets “purchased” consisted of 40% of everything owned by Blue Chip (as noted, Berkshire already owned the other 60%). What Berkshire “paid” was more than the net identifiable assets we received by $51.7 million, and was assigned to two pieces of Goodwill: $28.4 million to See’s and $23.3 million to Buffalo Evening News.    

 

“并购”的资产包括了Blue Chip所拥有的所有东西的40%(如上所示,伯克希尔一直拥有余下的60%)。当伯克希尔“支付”的超过了我们收到的5170万美元可确认净资产,这一超出的部分被分配到两部分商誉:2840万美元在喜诗,以及2330万美元在Buffalo Evening News。    

 

After the merger, therefore, Berkshire was left with a Goodwill asset for See’s that had two components: the $7.5 million remaining from the 1971 purchase, and $28.4 million newly created by the 40% “purchased” in 1983. Our amortization charge now will be about $1.0 million for the next 28 years, and $.7 million for the following 12 years, 2002 through 2013.    

 

所以在并购后,伯克希尔有了喜诗的商誉,具有两部分:从1971年并购所剩下的750万美元,以及1983年的40%“并购”所新创造的2840万美元。我们在未来28年的摊销费用将是每年1百万美元,之后的12年也就是2002到2013年是每年70万美元。    

 

In other words, different purchase dates and prices have given us vastly different asset values and amortization charges for two pieces of the same asset. (We repeat our usual disclaimer: we have no better accounting system to suggest. The problems to be dealt with are mind boggling and require arbitrary rules.)    

 

换句话说,不同的并购日期和价格,让我们对同样一个资产有了两个非常不同的价值和摊销费用。(我们重复我们的免责声明:我们没有更好的会计系统可以建议。必须被解决的大量问题令人难以想象,因此必须有硬性的规则。)    

 

But what are the economic realities? One reality is that the amortization charges that have been deducted as costs in the earnings statement each year since acquisition of See’s were not true economic costs. We know that because See’s last year earned $13 million after taxes on about $20 million of net tangible assets – a performance indicating the existence of economic Goodwill far larger than the total original cost of our accounting Goodwill. In other words, whilea ccounting Goodwill regularly decreased from the moment of purchase, economic Goodwill increased in irregular but very substantial fashion.    

 

但是,经济现实是什么?一个实际情况是,从喜诗并购后每年从利润表中作为成本扣除的摊销费用并不是真正的经济成本。我们知道喜诗去年在2000万美元的净有形资产之上,挣了1300万美元的税后利润。这一业绩表明现存的经济商誉远高于最初总的商誉会计成本。换句话说,虽然会计商誉从并购那一刻就有规律的定期减少,但经济商誉却以不规律但却非常重大的方式增加。    

 

Another reality is that annual amortization charges in the future will not correspond to economic costs. It is possible, of course, that See’s economic Goodwill will disappear. But it won’t shrink in even decrements or anything remotely resembling them. What is more likely is that the Goodwill will increase– in current, if not in constant, dollars – because of inflation.    

 

另一个现实是,未来的年度摊销费用将无法符合经济成本。当然,喜诗的经济商誉也可能消失。但商誉不会稳定的消耗,或者以类似稳定的方式消耗。最有可能的是,商誉将会增加。由于通胀的作用,商誉将会以目前的美元价值,而不是以不变美元价值计增加   

 

That probability exists because true economic Goodwill tends to rise in nominal value proportionally with inflation. To illustrate how this works, let’s contrast a See’s kind of business with a more mundane business. When we purchased See’s in 1972, it will be recalled, it was earning about $2 million on $8 million of net tangible assets. Let us assume that our hypothetical mundane business then had $2 million of earnings also, but needed $18 million in net tangible assets for normal operations. Earning only 11% on required tangible assets, that mundane business would possess little or no economic Goodwill.    

 

这一可能性的存在是因为真实的经济商誉倾向于随通胀在名义价值上成比例增加。为了说明这是如何运作的,让我们把喜诗这样的业务和一个更普通的业务做一个对比。1972年,当初我们并购喜诗时,它在8百万美元净有形资产之上的盈利是2百万美元。让我们假定我们假设的普通业务也有2百万美元的盈利,但却需要1800万美元的净有形资产来维持正常运营。在必须的有形资产之上只获得11%的回报,这个普通的业务具有很少,或者没有经济商誉。    

 

A business like that, therefore, might well have sold for the value of its net tangible assets, or for $18 million. In contrast, we paid $25 million for See’s, even though it had no more in earnings and less than half as much in “honest-to-God” assets. Could less really have been more, as our purchase price implied? The answer is “yes”– even if both businesses were expected to have flat unit volume – as long as you anticipated, as we did in 1972, a world of continuous inflation.    

 

这样一个业务,完全有可能因其净有形资产而以1800万美元卖出。与之相反,我们支付了2500万美元购买了喜诗,即使它没有更多的盈利,而且只有前面普通业务不到一半的实打实的资产。难道少既是多,就像我们的并购价格所暗示的那样?答案是“对”。即便两个业务都预期有停滞的业务量,只要你预计到了一个持续通胀的世界,正如我们在1972年预计的那样,这个答案就是“对”。    

 

To understand why, imagine the effect that a doubling of the price level would subsequently have on the two businesses. Both would need to double their nominal earnings to $4 million to keep themselves even with inflation. This would seem to be no great trick: just sell the same number of units at double earlier prices and, assuming profit margins remain unchanged, profits also must double.    

 

要理解为什么,想象物价水平翻倍之后对这两个业务的影响。这两者都需要把名义盈利翻倍到4百万美元才能赶得上通胀。这似乎不需要太多的手段:只要卖同样多的数量,把价格翻倍就行了,假设利润率不变,盈利一定翻倍。    

 

But, crucially, to bring that about, both businesses probably would have to double their nominal investment in net tangible assets, since that is the kind of economic requirement that inflation usually imposes on businesses, both good and bad. A doubling of dollar sales meansc orrespondingly more dollars must be employed immediately in receivables and inventories. Dollars employed in fixed assets will respond more slowly to inflation, but probably just as surely. And all of this inflation-required investment will produce no improvement in rate of return. The motivation for this investment is the survival of the business, not the prosperity of the owner.    

 

但是关键的是,为了达到这一点,两者恐怕都必须把正常的净有形资产投资翻倍。 因为这就是通胀常常强加于商业的经济要求,有好处也有坏处。以美元计的销售额翻倍意味着更多的钱必须马上被用在应收款和库存。固定资产所用的钱对通胀会有 较慢的反应,但肯定会有反应。而且,所有这些通胀要求的投资将无法改善回报率。这种投资的原因在于维持业务的生存,而不是拥有者利益的增长。    

 

Remember, however, that See’s had net tangible assets of only $8 million. So it would only have had to commit an additional $8 million to finance the capital needs imposed by inflation. The mundane business, meanwhile, had a burden over twice as large – a need for $18 million of additional capital.    

 

记住,喜诗只有8百万美元的净有形资产。所以,它只需要投入额外的8百万美元来支持通胀所强加的资本需求。而普通的业务,则有着两倍的负担,需要1800万美元的额外资本。    

 

After the dust had settled, the mundane business, now earning $4 million annually, might still be worth the value of its tangible assets, or $36 million. That means its owners would have gained only a dollar of nominal value for every new dollar invested. (This is the same dollar-for-dollar result they would have achieved if they had added money to a savings account.)    

 

尘埃落定之后,这个普通的业务,现在每年盈利4百万美元,可能仍然价值相当于其有形资产价值,即3600万美元。这意味着所有者投资的每一个美元,只产生了一个美元的名义价值增加。(这与他们把钱加到存款帐户中一样,都是一美元对一美元。)    

 

See’s, however, also earning $4 million, might be worth $50 million if valued (as it logically would be) on the same basis as it was at the time of our purchase. So it would have gained $25 million in nominal value while the owners were putting up only $8 million in additional capital – over $3 of nominal value gained for each $1 invested.    

 

喜诗同样也盈利4百万美元,用我们购买时同样的估值方法评估(逻辑上应该如此)可能价值5000万美元。所以喜诗获得了2500万美元的名义价值增加,而所有者仅仅投入了8百万美元的额外资本,这相当于每投入1美元获得超过3美元的名义价值。    

 

Remember, even so, that the owners of the See’s kind of business were forced by inflation to ante up $8 million in additional capital just to stay even in real profits. Any unleveraged business that requires some net tangible assets to operate (and almost all do) is hurt by inflation. Businesses needing little in the way of tangible assets simply are hurt the least.    

 

记住,即使是这样,喜诗的拥有者也由于通胀被迫付出8百万美元的额外资本,这也才仅仅是维持真实利润。任何不用杠杆而且需要一些净有形资产来运营(几乎所有的业务都是如此)的业务都会被通胀伤害。只需要很少有形资产的业务只不过受的伤害最少。    

 

And that fact, of course, has been hard for many people to grasp. For years the traditional wisdom – long on tradition, short on wisdom –held that inflation protection was best provided by businesses laden with natural resources, plants and machinery, or other tangible assets (“In Goods We Trust”). It doesn’t work that way. Asset-heavy businesses generally earn low rates of return – rates that often barely provide enough capital to fund the inflationary needs of the existing business, with nothing left over for real growth, for distribution to owners, or for acquisition of new businesses.    

 

然而这个事实,当然一直很难被许多人领悟。多年以来,传统智慧,(长于传统, 短于智慧)认为充满天然资源,工厂,机器和其他有形资产(“我们信赖的商品”)的业务能够提供最好的通胀保护。其实根本不是这样。重资产的业务通常获得低 回报率,低到仅能提供足够的资本来满足现存业务的通胀下需求,而根本无法剩下任何东西来支持真正的增长,分配股息给所有者,或者并购新的业务。    

 

In contrast, a disproportionate number of the great business fortunes built up during the inflationary years arose from ownership of operations that combined intangibles of lasting value with relatively minor requirements for tangible assets. In such cases earnings have bounded upward in nominal dollars, and these dollars have been largely available for the acquisition of additional businesses. This phenomenon has been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the communications business. That business has required little in the way of tangible investment – yet its franchises have endured. During inflation, Goodwill is the gift that keeps giving.    

 

与之相反,不成比例的大量商业财富在通胀时期积累起来。这些财富是通过拥有一 些业务运营而实现的,这些运营结合了具有持久价值的无形资产与相对很少的有形资产需求。在这些例子里,名义盈利大幅增加,这些资金可以用来并购其他的业 务。这种现象在通讯行业尤为明显。这一行业仅需要很少的有形资产投资,但是却能保持特许经营权。在通胀时期,商誉是不断奉献的礼物。    

 

But that statement applies, naturally, only to true economic Goodwill. Spurious accounting Goodwill – and there is plenty of it around –is another matter. When an overexcited management purchases a business at a silly price, the same accounting niceties described earlier are observed. Because it can’t go anywhere else, the silliness ends up in the Goodwill account. Considering the lack of managerial discipline that created the account,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it might better be labeled “No-Will”. Whatever the term, the 40-year ritual typically is observed and the adrenalin so capitalized remains on the books as an “asset” just as if the acquisition had been a sensible one.    

 

但是这一论断自然只适用于真正的经济商誉。欺骗性的会计商誉(有很多这样的例 子)是另外一码事。当一个过度兴奋的管理层用愚蠢的高价购买一个业务时,前面描述的同样的会计细节也能被观察到。因为它无处可去,愚蠢的买价最终留在商誉 帐户。考虑到由于缺乏管理纪律而创造的这样一个帐户,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称之为“无誉”。无论期限,通常可以观察到40年的仪式性摊销。管理层追求刺激的肾上腺素被资本化保留在帐面上作为一项“资产”,就好像这个并购是一个明智的举动。    

 

If you cling to any belief that accounting treatment of Goodwill is the best measure of economic reality, I suggest one final item to ponder.    

 

如果你坚持相信对商誉的会计处理是衡量经济现实的最佳方式,我建议你思考最后一个例子。    

 

Assume a company with $20 per share of net worth, all tangible assets. Further assume the company has internally developed some magnificent consumer franchise, or that it was fortunate enough to obtain some important television stations by original FCC grant. Therefore, it earns a great deal on tangible assets, say $5 per share, or 25%.    

 

假设一个公司有每股20美元的净资产,全部是有形资产。进一步假设公司内部发展了一个绝妙的消费者特许经营权,或者这个公司足够幸运,获得了一些重要的FCC最初授予的电视台许可。所以,这个公司于有形资产上盈利丰厚,比如每股5美元,或者25%的回报。    

 

With such economics, it might sell for $100 per share or more, and it might well also bring that price in a negotiated sale of the entire business.    

 

有这样的经济状况,这支公司的股票可能卖价每股100美元或更高。而且还有可能在一个谈判卖出整个业务中获得如此的价格。    

 

Assume an investor buys the stock at $100 per share, paying in effect $80 per share for Goodwill (just as would a corporate purchaser buying the whole company). Should the investor impute a $2 per share amortization charge annually ($80 divided by 40 years) to calculate“true” earnings per share? And, if so, should the new “true” earnings of $3 per share cause him to rethink his purchase price?    

 

假设一个投资者支付了每股100美元购买股票,实际上是用每股80美元支付了商誉(正如一个企业并购整个公司时那样)。这个投资者是否应该每年拿出2美元的摊销费用,用于计算“真实”每股盈利?如果是这样,新的3美元“真实”盈利是否应该促使他重新思考购买价格?    

 

We believe managers and investors alike should view intangible assets from two perspectives:    

我们相信经理人和投资者应该从两个视角看待无形资产:   1. In analysis of operating results – that is, in evaluating the underlying economics of a business unit – amortization charges    should be ignored. What a business can be expected to earn on    unleveraged net tangible assets, excluding any charges against    earnings for amortization of Goodwill, is the best guide to the    economic attractiveness of the operation. It is also the best guide to the current value of the operation’s economic Goodwill.      

在分析运营结果,也就是评估一个业务单元的内在经济状况时,摊销费用应该被忽略。一个业务预期在净有形资产上所能获得的利润,除去任何商誉的摊销费用,才是衡量业务运营在经济上是否有吸引力的最佳指导。这也是衡量业务运营的经济商誉的当前价值的最佳指导。    

2.

In evaluating the wisdom of business acquisitions, amortization charges should be ignored also. They should be deducted neither from earnings nor from the cost of the business. This means forever viewing purchased Goodwill at its full cost, before any    amortization. Furthermore, cost should be defined as including the full intrinsic business value – not just the recorded accounting  value – of all consideration given, irrespective of market prices of the securities involved at the time of merger and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pooling treatment was allowed. For example, what we truly paid in the Blue Chip merger for 40% of the Goodwill of See’s and the News was considerably more than the $51.7 million entered on our books. This disparity exists because the market value of the Berkshire shares given up in the merger was less than their intrinsic business value, which is the value that defines the true cost to us.

           

  在 评估商业并购是否明智时,摊销费用也应被忽略。摊销费用既不应该从业务的盈利中减去,也不应该从业务的成本中扣除。这意味着永远视所购买的商誉为在任何摊 销之前的全部成本。更重要的是,并购成本应该被定义为,包含所支付代价的全部内在商业价值,而不仅是其记录的会计价值,不论合并当时所涉及的证券的市场价 格,也不管是否允许用合并会计处理。比如,我们在合并Blue Chip 40%的喜诗和Buffalo Evening News的商誉时,真正支付的代价远超过我们记录在账面上的5170万美元。这种不一致的存在是由于在合并时,伯克希尔股票的市场价值低于其内在商业价值,对我们来说这才是决定真实成本的价值。  

 

 

 

Operations that appear to be winners based upon perspective (1) may pale when viewed from perspective (2). A good business is not always a good purchase – although it’s a good place to look for one.    

 

从视角(1)看似乎是赢家的业务运营,有可能从视角(2)看却黯然失色。一个好的业务不一定是一个好的并购对象,虽然好业务是寻找好并购的地方。    

 

We will try to acquire businesses that have excellent operating economics measured by (1) and that provide reasonable returns measured by (2). Accounting consequences will be totally ignored.    

 

我们将寻求并购那些用(1)衡量是优秀的运营状况,而且用(2)衡量能产生合理回报的业务。会计后果将完全被忽略。    

 

At yearend 1983, net Goodwill on our accounting books totaled $62 million, consisting of the $79 million you see stated on the asset side of our balance sheet, and $17 million of negative Goodwill that is offset against the carrying value of our interest in Mutual Savings and Loan.    

 

在1983年底,在我们会计帐面上的净商誉是6200万美元,包括7900万美元标明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一侧,以及1700万美元负的商誉以冲销我们持有的Mutual Savings and Loan的权益价值。    

 

We believe net economic Goodwill far exceeds the $62 million accounting number.    
我们相信净经济商誉远超过这6200万美元的会计数字。   (1983年给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的信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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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质疑 合资自主“纠结”中上路

http://www.yicai.com/news/2011/01/648845.html

去年12月20日广汽本田(下称“广本”)自主车型理念量产版亮相后,一个月来,广本执行副总裁姚一鸣的压力陡然增大——并非是对这款车前景担忧,而是市场关于合资自主的新一轮讨论热了起来。

随着理念、启辰(东风日产)、宝骏(上汽通用五菱)等合资企业自主车型量产版的先后亮相,近期,关于合资企业该不该做自主品牌的讨论增多。这个业界 曾争论了两年多的问题至今之所以依然“纠结”,是因为讨论焦点变成了这样或将对土生土长的自主品牌产生冲击,以及老平台合资自主车型能否真正算自主创新。

就在各方观点撞击之时,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事件又发生了:2009年底高调发布南方战略的大众汽车(中国),前不久爆出了合资公司南方建厂放缓的消息,原因是合资公司新建项目缺少了必要条件之一:合资自主。

业内也有消息显示,政府部门在“合资企业该不该做自主”的讨论背后可能作出了相对明确的选择,即鼓励合资企业做自主。

包括一汽大众、东风本田、北京现代、长安福特、长安铃木、长安PSA等在内的众多合资车企均已表示,要加入合资自主大潮。于是,在政策是否支持尚未有定论的情况下,合资自主在“纠结”中上路了。

广本的“纠结”

包括姚一鸣、东风日产乘用车副总经理任勇、上汽通用五菱总经理沈阳,最近被常问到的两个问题是:合资自主车型拿来的是合资伙伴旧的平台,是否算真的自主?定位低于合资品牌的自主车型,是否会冲击土生土长的自主品牌,剥夺了他们成长的机会?

这是两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作为合资企业的高管,他们是合资自主的重要推动者。另一方面,作为合资企业中方负责人,他们又都是中国人,对中国汽车的自主创新有着别样的感情。

这其中,姚一鸣的压力更大些。广本是最早提出做自主品牌的合资企业,被视为行业标杆,三年前做自主的消息甫出,他就面临不小的质疑。现在,自主量产车型一发布,又成了质疑的靶子。

其实,在姚一鸣看来,合资企业做自主对土生土长的自主品牌不是冲击,只是正常的市场竞争,而且是良性的竞争。过去合资企业的快速发展,不仅没有扼杀 自主品牌,反而在人才培养、零配套体系建立等方面的沉淀,为自主品牌提供了支撑。现在,定位略低的合资自主,更能促使自主品牌在竞争中,找到差距,良性循 环。

而对于旧平台一说,姚一鸣则认为,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毕竟是刚开始,只能在能争取到的资源下循序渐进。他更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的一套自 主研发体系、流程、数据库,以及关键零部件的开发体系,尤其是研发的团队。“广本在过去三年多的研发过程中,建立起了150多人的研发团队,为即将上马的 广本研发中心积累关键的人才。”对此,姚一鸣很自豪。

这样的观点也得到了合资自主后来者东风日产的认同。任勇也认为,合资自主有利于增强合资企业的整体实力,同时也标志着其背后东风汽车核心体系建设进一步深化。

只是,这样的解释背后,虽然国内大汽车集团集体失声,但土生土长的自主品牌依然感觉到了压力,甚至有的认为,政府不应该鼓励合资自主。大集团既有土 生土长的自主品牌,又有数个大型合资企业,后者从过去到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还都是重要的利润等贡献点,削足适履显然不切实际,更多的是两条腿走路的战略。

“市场换技术”的新阶段?

合资企业的卖力解释,远不如政策的倾斜具有说服力。

对于大众汽车合资公司南方建厂放缓的原因,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过去合资企业挂着外方的品牌,拿来外方成熟的车型销售,难言学到真正的技术。而在合资 自主上,毕竟是要做一个自主品牌,这就需要合资企业建立一套自主研发的体系与流程,学会自主研发的方法,初步建立自主研发的数据库、关键零部件的开发体系 等,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深度的学习过程。而且有了合资自主品牌这个利益共同体,双方投入的精力、财力会更多一些。

简而言之,国家相关部门在中国汽车企业与外资合作过程中,中方能否充分获得外方技术输出支持,将成为合资企业最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强化对合资自主的要求,可是是市场换技术的新阶段。

很多政府部门及企业人士不愿意承认,通过建立合资企业,用市场换技术这条路走到现在并不成功。这个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轿车 工业的社会环境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手段虽略有成效,也诞生了奇瑞、吉利以及比亚迪等发展较快的自主品牌企业,但中国汽车工业总体自主创新能力差、自有及 关键技术落后等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仍然在重复着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尴尬局面。于是,强化对合资自主的要求,成了中国避免“市场换技 术”走向全盘失败的新支点。

其实,这种态度早就在政策上有所体现。《2009~2011年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细则》中,就多次提到“支持汽车企业自主创新,整车研发,尤其是关键零部件技术实现自主化”。更多的业内人士认为,这样的表述背后,指的就是合资企业。

除了鼓励,政策上也早有限制,2006年12月,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汽车工业结构调整意见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在新增加的汽车产业 准入标准中规定,新建整车项目(即扩大产能)时,“中外合资汽车生产企业应当按照合资各方签署的并经有关部门审查同意的合资经营合同等文件的有关内容开展 相应的活动。未能实现合同内容要求的应抓紧进行完善。未能完善的,应暂停建设分厂并暂停进行新产品公告申请”。而在合资各方签署的经营合同中,大多包含有 外资帮助中方开发自主车型的约定。

更多的业内人士认为,土生土长自主品牌的担心可以理解,但不必过于敏感。毕竟中国已经成了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觊觎这块蛋糕的企业无处不在,竞争激 烈早已不言而喻。多了合资企业的自主品牌,只是竞争对手多了一个。即使不多这个,也会多别的。要知道,上海通用的赛欧就已经打入了6万元区间,早就开始与 在低端市场占据优势的自主品牌贴身“肉搏”。

甚至有业内人士认为,衡量自主品牌的好坏,最重要的不是自主的形式,而是自主的内容,通过保护是不可能做强自主品牌的。否则,即便回到闭关锁国时代,没有核心竞争力的品牌也是脆弱、缺乏竞争力的。在这一点上,自主的心态比自主的外形更重要。

如果再放大些,结合政府的考虑,合资自主也是在提升大集团的自主研发等能力,形式由过去的单纯市场换技术,略微发生了转变。而且在竞争上,大浪淘沙,越是激烈的竞争越有利于产业前行,合资自主甚至会产生“鲶鱼效应”,激发产业竞争良性循环。

但专家同样提醒,政府在支持合资自主的方法上,也不应该一刀切,避免形成一哄而上的虚假繁荣。同时,有了合资自主的利益共同体,在中外双赢的同时,合资企业中方切不要忘了最终的诉求,即在共赢中真正找到壮大自己的方法。

现在,无论合资自主车企如何纠结,2011年春天,理念和宝骏就将走向市场,2012年启辰也将正式上路,接受市场考验。其实,需要担心的还有合资企业自己,例如理念的原型车三厢飞度、启辰的原型车骐达,它们是否会因为性价比更好的“兄弟”亮相而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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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营销新手段: 发微博,送份额

http://www.yicai.com/news/2011/01/648801.html

目前,已经有不少基金公司开通微博,很多基金公司还推出了“先加粉丝者送小礼品”的活动。而去年11月30日开通微博的长盛基金,于2010年12月22日率先推出了转发微博送基金份额的活动。

按照活动相关规定,长盛基金营销部出资购买了1500份基金份额,设立一个奖金池。在活动期间,一个粉丝转发长盛基金微博一次,奖金池的份额便增加 0.1份,活动截止之后,长盛基金将统计奖金池里所有的基金份额,并从转发过微博的人士中抽取两名,将份额奖励给这两位转发者。所有基金份额均由长盛基金 使用营销费用自行购买。

赠送的基金为长盛积极配置债券基金。2010年,该基金在所有开放式债券基金中收益率排名第一,为长盛基金公司的主力产品。不过,这个活动仅持续半个多月,将于2011年1月10日结束。

长盛基金公司相关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介绍,这次活动带有试验性质。作为业内首推“发微博,送份额”活动的基金公司,他们在推出活动前也曾有 诸多顾虑。譬如,此类营销行为是否合规,如何使整个活动流程公开、公平、透明以达到信息披露的要求等。为此,他们曾和监管机构以及律师多次沟通后,才推出 这次活动。

“以后可能还会持续推出这类活动。”上述人士表示。

据长盛基金提供的数据,截至1月9日,已有1500多人次转发过长盛基金的微博,600多人次进行了评论。据此计算,长盛基金奖金池中共增加了150多份份额,加上此前的1500份,共有超过1650份的基金份额可供抽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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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失意大公司

http://www.yicai.com/news/2011/01/647383-0_3.html

经济学人》在2010年末的时候说,这一年比预想当中还要更好一些—世界经济增长了近5%,美国未出现又一次不景气,中国的表现也令人满意。

一切看起来似乎确实是这样。中国股市尽管在这一年下跌13%,但对新上市公司来说却是创纪录的。根据安永的统计,前11个月,在全球发生的IPO总 值中中国公司占了46%,共发生442宗交易。美国投资者的注意力也都在中国公司上,不仅是38家的数量,还有像优酷这种首日上涨161%的成绩。

尽管中国政府下决心要调控房地产市场,但公司们没有一点不高兴。万科在一个多月前宣布今年的销售额达到1000.6亿元,中国房地产首个千亿公司诞生。

新浪微博的用户数超过5000万,每天这里发出2500万条微博。淘宝创造了一天近10亿的销售记录。

吉利正式收购沃尔沃。而在2009年,中国就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

令人激动的还有高速铁路。在第一条高铁开通之后,中国用短短一年多时间,让自己成为了世界第一。中国南车集团顺利登上全球轨道交通行业第三的位置。

GDP增长依旧很快。

就是这样的一年,但可惜的是,不是谁的日子都好过。

当我们2010年初第一次推出2009年度失意大公司榜单时,更多谈及的是企业在处于经济危机的竞争环境中出现的错误,例如在战略上的失误,昔日的领先者丢掉了市场份额,抑或是失去了绝佳的市场机会。

当总结2010年的时候,有一些事情令我们感到担忧。我们认为不言自明的是,大公司的失意应当表现在多种方面,但最不该出错的是在商业伦理上—尊重商业道德和游戏规则,有健康的企业精神,这是最基本的。

发生在2001年的安然事件也许可以被认为是美国商业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对大公司的不信任又随之重新出现,首席执行官展示了他们的脆弱性,那些指 责、诋毁和欺骗令人感到悲伤,它最大程度地破坏着商业文明。2010年的最后一天,金山召开新闻发布会指责360公司窃取和泄露用户隐私,给这一年划上一 个句点。我们可不想指责“这个时代太差了”,但我们确实有权利期待2011年会好一些。

同上次一样,我们推出的榜单中包含了20家大公司。这些公司在过去一年中过得不是那么好。我们会这么做:回答“为什么是它们”和“它们有什么错”的问题,分析这些错误并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看它们为此做了些什么。

01  为什么是它们?

2010年12月份的特别股东大会让国美之争暂归平静。国美的艰难时刻是它的竞争对手的最好机会。这一年苏宁开出了约400家门店,前三季度创造两倍于国美的净利润。

被超越的还有惠普公司。不到一年时间内它在中国市场份额缩水近一半,PC销量跌出三名以外。

缩水30%—中国汽车业的明星比亚迪公司曾将年度销售目标从80万下调到60万,事实上它最多只能做到55万,快速扩张触顶;

4000辆—意在开拓中高端市场的奇瑞碰到了麻烦,瑞麒G5表现不佳,G6暂缓上市;

下降6%—李宁公司没有想到,它刚提出“Make the change”,经销商却用订单的变化来表达了它们的怀疑。

业绩上的不如意直接导致资本市场上的尴尬:比亚迪的股价从最高时的84元跌到年底的不到40元;李宁单日市值蒸发了40亿;赴美上市的麦考林股价只剩最高时的1/3。

麦考林的麻烦始于一系列集体诉讼—它被指控在IPO招股书中发布虚假和可能误导投资者的信息。还有一些公司忘记了最基本的诚实和道德感—蒙牛用深度公关的方式打击它的竞争对手,腾讯将自己的用户当成了人质。它们真是坏透了的榜样。

贿赂门对雅芳的打击不止于商誉,前三季度营收同比下降30%。雅芳随后宣布回归全直销,意味着过去多年在中国实行的一直“成功”的商业模式被彻底推倒重来,这很讽刺。同样可以用失败来形容的还有NBA中国,它之前设定的目标现在看起来连泡沫都算不上,那只是空谈而已。

不到3%的中移动用户用上了3G服务;

中铁建在一个项目中亏掉了半年利润;

对世界最大代工工厂富士康来说,14起跳楼事件使它的管理细节和增长模式被暴露在日光之下任人指点;

谷歌选择了离开中国。

还有盛大、金地、深圳航空、美美百货、新华都和汇源,这些公司都是你最熟悉的,但它们都在这份榜单之中。

2010年20家失意的大公司

深圳航空

伊春空难将深航的伤疤再一次被放大,在那之前,这家曾经被民营资本掌控的航空公司刚经历了总裁拘捕、原大股东破产和股权转让等一系列变故。在空难之后被揭露的深航飞行员资质造假问题更给公司品牌蒙上阴影。

惠普

不到一年时间内中国市场份额缩水近一半,PC销量跌出三名以外,一场公众曝光事件暴露了惠普在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上的问题,这对全球最大PC厂商的打击比想象中更为严重。

比亚迪

大幅调低年度销售目标,中国最风光的汽车制造商意识到自己的扩张已经暂时触顶。唯一畅销车型F3的销量出现反转,新车型难当重任,电动车也未能给公司提供明确业绩。巴菲特为它带来的效应和新能源概念逐渐被耗尽,股价也不再一路向上。

李宁

更换品牌标识、转型面向90后的李宁却遭遇订单下滑,随即触发单日市值蒸发40亿,机构纷纷下调对其的评级。同时,公司的资本运作也遭遇挫折。

富士康

一年之中,14次跳楼事件,世界最大代工工厂的管理细节和增长模式被暴露在日光之下任人指点。随后,富士康加薪、搬迁,动荡在所难免。

奇瑞

瑞麒品牌的中高端车型G5未打开市场,G6暂缓上市,奇瑞是时候反思自己的中高端策略了——这家公司显得还没有摸到门道。在世界杯期间的一掷千金也似打了水漂。

新华都

唐骏学历门和紫金矿业污染事件都是媒体的头条新闻,在诚信和社会责任两个重要方面,它都被打了低分。虽然最后罚款70万对它的经营几乎毫发无损。

金地

高管集体出走,在房地产调控背景下业绩不佳,与行业内领先者的差距越拉越大。

腾讯

3Q大战是本年度最漠视游戏规则的商业事件。一家小公司对于腾讯构成的威胁,体现出这家中国最赚钱的互联网公司在商业模式上也并非无懈可击。随后,公司宣布开始试着构筑一个开放性的平台。

雅芳

贿赂门对雅芳中国的打击不止于商誉,随即引发人事和业绩震荡,前三季度营收同比下降30%以上。更为讽刺的是,雅芳宣布回归全直销,意味着过去多年在中国实行的商业模式被彻底推倒重来。

谷歌

出于对信息安全和信息审查的担忧,谷歌宣布关闭中国网站。这对公司来说是个艰难的抉择,在商业理想和政策环境之下要找到一个生存之地,很难。

中铁建

在沙特的轻轨建设项目在进行过程中由于成本上升而导致41亿元巨额亏损。

美美百货

从北京、上海撤离,中国奢侈百货品牌曾经的象征如今只能在二线城市寻找生机。转型购物中心的尝试效果目前还不明朗。

中移动

尽管3G用户数仍然领先,但发展速度难以令人满意。TD技术本身的局限给中移动在3G发展中设置了最大的障碍。现在推出TD-LTE的4G产品试点或许可以看做翻盘的寄托。

NBA中国

明星经理人陈永正离职,NBA中国之前设定的目标无一实现—1000家专卖店只开出5家,12家场馆无从谈起,超级联赛尚属空中楼阁。

蒙牛

还未走出三聚氰胺阴影的蒙牛又出丑闻,这一次,它用深度公关的方式来打击竞争对手的丑恶又被暴露在外。可悲的是,它反映的却是长期以来中国奶业几乎扭曲的竞争方式。

盛大

主营业务网络游戏的营收能力遭受考验,先后被腾讯和网易赶超。盛大不断扩展布局“网络迪士尼”,过长的战线却在考验这家公司的执行力,同时风险也在扩展。

麦考林

因在IPO招股书中疑存在误导投资者和虚假信息,纳斯达克第一只B2C中国股遭遇了5起集体诉讼。在那之前,由于财务数据披露而引发的股价下跌使得公司价值需要被重新估量。

汇源

在果汁上游领域快速扩张,导致资金链近于断裂。因为与可口可乐的交易被终止,这家公司陷入连续的麻烦。

国美

发生在创始人与董事会之间的国美之战影响深远,它所触及的关于道德、规则等的思考将在长时间内被人们所议论。对于国美来说,这一年在家电连锁行业的领先优势消耗殆尽。

02 它们犯了什么错?

01 对于在中国市场经营的公司来说,提供好的产品或服务还是核心竞争力所在,所以我们把这两个归为一类。

02 最后两项“意外事件”和“政策环境”被我们认为属于外部原因,前五项则是内部管理问题,本文着力探讨的也是前五项内容。

03 五个导致失意的原因

A 郭台铭缺乏足够的领导远见,贻误了向内地搬迁的时机。

B 奶制品企业频频使用不正当竞争手段的根本原因还是产品缺少核心竞争力。

C 缺少灵魂的市场导向导致竞争中不择手段,从而导出恶的公司,甚至恶的市场。

D 李宁公司对用户群摇摆不定导致产品难以持续形成特色。

E 市场反应失灵更多来自于管理缺失,NBA中国看起来像没有人管理一样。

领导力专家约翰·科特总是会强调,领导者最基本的素质是远见。这在我们的榜单中也得到了证明。

富士康在2010年遇到了它难以预料的困难,在接连的员工跳楼事件发生后,它所塑造的产业帝国被置于各种压力之下。随后,它被迫公开改进措施、连续宣布加薪,计划中的搬迁也变得迫在眉睫。

富士康在领导力上所犯的错误可以理解为,对这件大事—将聚集在深圳龙华的40万人规模的制造中心转移或分散到更合适的地方—它本应更早地预见这样做的必要性并付诸实施。

对于盛大公司来说,它的领导者此前错误地估计了未来趋势,现在他正通过一系列收购来打造新的盒子。只是公司的主营业务网络游戏的盈利能力却在下滑,并先后被腾讯和网易超越。

领导力与策略偏差,这是我们为失意大公司列出的第一原因—这不难理解,一家规模已经足够大的公司,最应该做好的就是管理好自己。

惠普的失意不应简单地归罪于媒体对其的曝光,其中国公司的特殊组织架构—笔记本产品的营销和服务渠道的管理权分属于两个独立部门—使领导力授权出现 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惠普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变得处处掣肘。更令人难以接受的例子则是,深圳航空在之前的扩张和收购中积累了太多管理失控的问题,为伊 春空难的悲剧埋下种子。

按照管理学者的观点,许多错误发生的前提是一时的成功导致企业领导者的傲慢。腾讯公司的做法让我们觉得那可能并不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肯定是愚 蠢和傲慢的决定。领导者还应当广泛地关注世界,这里包括承担社会责任,保证污染物不会被随意地倾倒到河流当中。新华都旗下的紫金矿业污染事件就是这种例 子。

失意的第二大原因是大公司在产品和核心竞争力上发生了问题。比亚迪一直以来过分倚靠F3的销量—它几乎是这家公司唯一的畅销车型。可是在2010年 3月份创造3.1万辆的记录后,F3的销量就开始出现不可遏制的下滑。比亚迪在连续推出成熟产品的能力上显示出弱势,另一方面,品牌形象也难以提升。

同样受此困扰的还有奇瑞汽车。这家公司总是试图用远比竞争对手多得多的低价车型获得数量上的优势,但当它企图进入中高端市场时发现,光凭借技术上的 配置或者外形设计却难以获得消费者的肯定。当瑞麒G5上市时,公司未找到正确的沟通方式去介绍这款产品,你可能无法相信,它甚至连自动挡车型也未推出。

管理大师加里·哈默尔认为,至少有三种方法可以确定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它能为公司进入多个市场提供方便;它对最终产品为客户带来能感知的价值有所帮助;它应当是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

“不愿意花力气在核心竞争力和核心产品上,就好比踩在危险的流沙上。”他说。

李 宁公司一直在寻找途径成为一家伟大公司,但种种努力始终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独树一帜的品牌形象或者为专业运动员提供高科技产品的能力。就像“竞争战略之 父”迈克尔·波特建议的那样,企业成功的路径之一便是差异化战略。一次偶然的订单下滑就引发投资机构纷纷抛售其股票,足以说明李宁还未找到正确的方向。

中国移动的烦恼在于TD-SCDMA本身的局限,无论它如何努力—例如不断降低价格或提供各种条件优渥的套餐诱惑—还是无法达到iPhone为联通增加的吸引力。尽管在3G用户数量上依然领先,但考虑到它巨大的基数,中移动的表现仍然无法令人满意。

如果只能同质竞争,没有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公司应当如何赢得市场?蒙牛公司的回答是用深度公关。还未从三聚氰胺的阴影中走出,蒙牛又一次令人失望地 触及了道德底线—更可悲的是,很多年以来,中国奶业公司似乎把这种互相指责、攻击和诋毁的方式当成了常态,这次蒙牛出事也被认为仅仅是“倒霉”而已。

确实,有1/3上榜大公司的失意或多或少与商业伦理相关,这个结果令人费解,但却是事实。伟大的公司都具备自己的行为准则,但你不能将它看作是完美无缺的装饰物,当发现错误存在时,遵循正确的价值观非常重要。

当腾讯与360大战发生时,双方完全忘记自己的行为禁则中还有不正当竞争这一项,它们的思维反而是绑架用户的电脑作为互相攻击的战场,腾讯还把“运 行QQ必须卸载360软件”的选择题扔给用户。尽管最终双方以致歉方式将风波平息,但无法挽回的是它们给人留下的恶劣印象:无视用户感受,肆意胡为,丧失 基本的企业精神。

能源巨头安然公司在破产之前一直是美国创新精神的代表,但无人料到这背后却是多年精心策划、系统化的财务造假丑闻。企业家失去了企业家精神,只能一步步的泥足深陷,把公司带入覆灭境地。

国美之战带给我们更多的是对于商业伦理的讨论。创始人黄光裕制造了霸权式的文化,他难以同管理层分享,而在他入狱之后,以陈晓为代表的董事又扮演了背叛者的角色。

回到我们最初讨论的因素,不正当竞争的背后仍是核心竞争力的缺乏。在一件丑闻发生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两种因素总是同时在场的。

影响大公司表现的另两个原因是用户、渠道失控以及市场应变失灵。

《华尔街日报》报道了惠普最新的Photosmart eStation多功能一体机,这是一台将打印机和平板电脑加在一起的机器,这看起来是时髦产品与传统优势的完美结合,但问题是:会有许多人需要这样的设备吗?

雅芳中国为自己设定了店铺加直销员的经营模式,但这两种渠道的叠加形成的是一个混乱的局面以及无序的竞争,让雅芳的品牌形象也遭受影响。这种矛盾在贿赂门之后终于被美国总部认清,并采用激烈的人事变动手段予以更正,最终雅芳宣布回到全直销模式。

而李宁公司失意的前提正是这家公司决定重新定位自己、提高价格以寻找新的消费者,同时着手改革分销体系。(详细报道见本期P66 《年轻的代价》)

NBA中国在2010年没有实现它此前的任何一项承诺:1000家专卖店只开出了5家,12家运营场馆无从谈起,超级联赛也尚属空中楼阁。如果说政策限制了NBA打造联赛的空间,那么面对市场做出适当调整是应该的,但从NBA中国公司身上你却看不到这一点。

金地和美美百货同样缺乏良好的应变能力。一年来不断出现的坏消息让我们看到,前者经常错误估计房地产市场的情况,后者虽然曾经是高端百货的象征,但看起来已经无法理解行业里发生的变化。

值得再说明的是在这五大原因之外,因为政策影响而发生的两个事件—谷歌退出中国和中铁建41亿巨亏。谷歌因为本地政策与公司理念发生冲突,不得不选 择将搜索业务搬离中国,这是政策阻碍公司生存的例子;而中铁建则恰好相反,这家大型央企在政策刺激和垄断优势的帮助下规模变得越来越大,这种大超越了可以 管理的合理半径,导致发生一系列安全事故以及海外项目的巨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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