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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一成品油將現“三連漲”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9470

4月24日,車主在上海一家加油站內排隊加油。 (新華社記者 丁汀/圖)

5月11日(下周一),成品油調價窗口將再度開啟,目前國際油價一路上,多家分析機構預測,國內油價“三連漲”幾無懸念。

安迅思認為,美元匯率下滑、也門地緣政治危機以及利比亞一出口港被關閉等消息提振了近期原油期貨市場,3月中旬,原油觸底以來重振強勁反彈趨勢。布倫特和WTI原油價格過去8周中有7周錄得上行,後者甚至出現突破心理關口價位$60。

不過從供需基本面上看,供應過剩格局仍就沒有改善,目前美國原油庫存仍處於歷史高位,需要市場緩慢消耗,且一旦伊朗重返市場,原油市場將立即下跌,但另一方面,如5月份美國原油產量出現拐點,原油價格可能順勢上揚。不過受多空消息面影響,近期原油將持續震蕩,但下周一國內汽柴油三連漲成定局。

金投網數據,昨日WTI(美國西得克薩斯輕質原油)價格為60.93美元/桶,布倫特為67.77美元/桶;今日就分別跌至58.94美元/桶和66.45美元/桶。

卓創資訊分析師張斌表示,由於原油波動頻繁且幅度大,調價後前4個工作日預測新一輪成品油調整幅度及趨勢並不完全準確,因此,只能初步預計5月11日成品油每噸上調260—270元。

卓創資訊還監測,國內主營柴油市場批發均價受漲價預期提振而繼續上漲,使得柴油批零價差縮小。

截至5月7日收盤,國內20個省的主要城市主營銷售公司國四93#汽油批發均價在7852元/噸,較上個工作日上漲24元/噸,平均批零價差在558元/噸;0#柴油批發均價在5931元/噸,較上一工作日上漲32元/噸,平均批零價差在605元/噸。

截至目前,2015年內我國油價共經歷8輪調價周期,其中三次下調,四次上調,另有一次因幅度不足50元/噸而暫不調整。

下周 成品油 成品 將現 三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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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著禁令躍進十年後 高爾夫陡然入冬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9362

根據國家發改委等十一部委《關於落實高爾夫球場清理整治措施的通知》,廣州薩爾斯堡高爾夫球場被列入取締清單。2015年4月1日,這家已經停業的球場里,草坪已開始種上樹苗,大門口則放置著取締通知,禁止外來人員進入。 (CFP/圖)

2004年國務院發布全面叫停令後,高爾夫運動卻奇怪地進入了飛速發展的黃金十年。但現在,這個行業遭遇了進入中國數十年來最難受的寒冬。

從前那種眼睛向上看,指望向有錢人賣會員卡的日子結束了;這個行業真正的機會,在於讓其回歸體育運動的本質。

“當事人:上海國際高爾夫球鄉村俱樂部有限公司……本機關現責令你單位於2015年5月31日前對上述高爾夫球場項目予以拆除……”

2015年4月14日,上海市青浦區人民政府出具的一則通知,在一個擁有500名成員的中國高爾夫球行業從業者微信群里,又一次引起眾多行業高管的“哀嘆”:“上海國際高爾夫是1990年就成立了的球場啊,連它都躲不過去,這個‘冬天’真難熬。”

在過去的幾個月里,這樣的“哀嘆”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實際上,從2014年7月開始,以國家發改委、國土資源部等11個部委聯合下發《關於落實高爾夫球場清理整治措施的通知》為標誌,中國高爾夫球第一次真正遭遇了行業“寒冬”。

業內較為認可的《朝向白皮書——中國高爾夫行業報告》2014年度數據顯示:2014年里,中國有超過76家高爾夫設施(折合約77個18洞標準高爾夫球場)停止營業;全年總打球輪次1190萬輪次,較2013年下降了2.1%;高爾夫核心人口(每年至少下場打球8次)41萬人,較2013年下降3.3%。

停業球場數量之多,為2009年這一白皮書開始發布以來之最;總打球輪次與高爾夫核心人口數,則是首次出現下降。

而北京、深圳、廣州等地的數家高爾夫球場管理層人士,均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到他們球場打球的人減少了兩三成,2015年以來下降幅度仍在拉大。

“更讓我痛心的是,高爾夫球行業的名聲被醜化,乃至有些被‘妖魔化’了。原來以為自己從事的是‘高、大、上’的職業,現在怎麽有些像過街老鼠一樣,人人喊打?”一家廣東高爾夫球會的總經理,更是這樣表述“委屈”。

中國高爾夫球業,為什麽會走到這樣的境地?這個本質上是“體育運動”的行業,其前景將會如何?

最大力度的整治

“現在用談‘高球’色變,避‘高球’之唯恐不及來形容我們,一點都不誇張。”一位官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這一輪整治,起源於2014年7月,國家發改委、國土資源部等11個部委聯合下發《關於落實高爾夫球場清理整治措施的通知》。

這份文件是對2011年4月11日十一部委聯合發布的《關於開展全國高爾夫球場綜合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的“落實”,使之有了更具體的措施和明確的時間表。

新的文件,將全國各地高爾夫球場,按照取締、退出、撤銷、整改四類要求進行處理;並明確取締類球場的完成時間表是2014年12月31日;退出和整改工作則都必須在2015年6月30日前完成。

2015年3月30日,國家發改委公布了66家全國各地已取締高爾夫球場的名單。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在此前後,不在66家名單之內的球場,也有多家收到了要求其退出、整改的指令。

多位業內人士估計,總共關閉的球場,會在120家左右。“這次真的不同以往,這是‘十八大’以來反腐的大勢所趨,也是保證中央政令暢達的需要。”

地方的禁令更為明確:2014年12月9日,廣東省紀委監察廳下發《關於嚴禁黨和國家工作人員違規打高爾夫球的通知》,對現職黨和國家工作人員違規打高爾夫球作出了“九個不準”規定。

“我見過的官員,有深圳的,有廣東其他地方的,有從北京來的。已經落馬的一些官員,之前也都是常客”深圳沙河高爾夫球場一位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往年球場的常客里,的確有不少官員,他們來打球,身邊往往跟著四五個企業家,這是一個生態鏈,“從2014年底開始,來打球的官員,基本上沒有了,那些跟著的企業家,也就打得少了。”

廣東一位銀行業高管則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高爾夫是其近年來最喜歡的運動,往常每一兩周都要打一次,而今年以來一次也沒去過。“其實我是真心鍛煉,也是自己掏錢打,但被人看見說不清楚,還是不去算了。”

在中國獨特的政商環境中,高爾夫曾經發揮過微妙的作用,而現在,由此而來的“禁令”還在發酵。

2015年3月31日,商務部通報,“商務部合作司司長王沈陽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參加企業安排的打高爾夫球等活動,已構成違紀。駐商務部紀檢組決定對其立案調查。”

4月29日,商務部再次通報,免去王沈陽的合作司司長職務。

此事震動一時。一位商務部官員對南方周末記者稱,雖然王沈陽的問題並不止於接受企業安排打高爾夫球這樣簡單,但“現在用談‘高球’色變,避‘高球’之唯恐不及來形容我們,一點都不誇張。”

“我們反對利用高爾夫球來進行腐敗,但腐敗不是高爾夫球的產物,其他非法利益輸送的方式和手段,遠遠多於安排打高爾夫球、送高爾夫會員卡。”數位高爾夫球行業的管理者如此表示,“不應該給高爾夫球貼上這樣的標簽。”

2015年3月30日,國家發改委公布了66家全國各地已取締高爾夫球場的名單。 (CFP/圖)

全面叫停令後,高爾夫“黃金十年”

2004年1月10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暫停新建高爾夫球場的通知》,用5個“一律”,全面叫停。但此後至今十年間,中國新增了五百多家球場。

高爾夫球的起源,最流行的說法,始於蘇格蘭牧羊人在草地上的遊戲。

1896年,在上海,第一家高爾夫球俱樂部成立,象征著這項運動正式進入中國。1984年,香港知名商人霍英東、鄭裕彤等投資興建了廣東中山溫泉高爾夫俱樂部,則是當代意義上中國高爾夫產業的起步。

北京環球奧世高爾夫球場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段小春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綜觀前30年的中國高爾夫發展史,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1984-1994年是起步,10年間全國只建造了十多家球場;1995-2014年,這20年里平均每年新建三十多家球場,目前全國約有六百多家。

而在國家政策層面,則分為三個時期:1993年之前,鼓勵發展;1994-2003年,限制發展;2004年迄今,為禁止發展時期。

2004年1月10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暫停新建高爾夫球場的通知》,用5個“一律”(“一律不得新批”“一律停止建設”“一律不許動工建設”“一律暫停辦理供地和開工批準手續”和“一律停止開工”),全面叫停。

同年2月26日,時任國土資源部副部長在國新辦記者招待會上表示,在2004年1月之前,國土資源部總共只審批了10個高爾夫球場建設項目。

而到2003年末,中國的高爾夫球場已經有一百多家,這意味著,彼時大多數球場的合規性存在疑問。

隨後的時間里,國家部委又陸續出臺數項禁令。然而,從2004年國務院全面叫停令至2014年,這十年間,中國的高爾夫球場又從100多家增加到了六百多家,每年平均新增四十余家。

“過去10年,國家對高爾夫球場雖禁令頻發,事實上卻是發展的‘黃金十年’。”一位曾在北京、江蘇等地高爾夫球會擔任高管的人士這樣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

來自房地產和地方政府的助力

大多數高爾夫球場的業主,即是房地產公司;大多數知名地產商,均涉足了高爾夫球場項目。

中山大學旅遊學院副教授何莽,多年專註於高爾夫球行業和產業研究,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以國務院辦公廳名義下發的禁令,被拖十多年沒有落實,“與政策自身有關。因為十年前的禁令並未給出執行細則,同時,既忽視了強勁的高爾夫市場需求,也未顧及各地各級政府的合理利益訴求。”

何莽說,中央政府雖明令禁止,但部分地方政府因經濟發展或城市形象需要暗中支持;國土建設規劃部門雖不予審批,但文化體育旅遊部門則可能變相鼓勵。這導致高爾夫項目審批與查處的政策,在不同層級的政府間上下不一致,在同層級政府間部門不一致,加上查處力度上時緊時松產生時間上前後不一致,這三個“不一致”皆為高爾夫項目發展提供了“政策空間”。

段小春等數位高爾夫球從業者則認為,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富裕群體和中產階級人數的日益增多,對包括高爾夫球等在內的中高端體育娛樂活動的需求自然增長,如日韓等國家的經驗也類似。

同時,中國房地產業,在過去十幾年的興盛,更給高爾夫球業發展極大助力。

“從2001年之後,新修的高爾夫球場,有大約90%是以房地產項目為支撐的,”段小春對南方周末記者介紹,“一個標準18洞球場,如果不包括會所建設,投資是幾千萬元到三五億元不等。但高爾夫球場能夠給房地產項目提高20%-30%的售價;部分地產項目,高爾夫球場還是主要賣點,比如一些項目的名字就叫××高爾夫小區、××高爾夫花園。”

可為佐證的是,南方周末記者采訪亦發現,許多高爾夫球場的業主即是房地產公司;同時,大多數知名地產商,均涉足高爾夫球場項目,在其公司架構里設有專門的高爾夫球事業部。

而對於地方政府而言,除了能從房地產業的繁榮中直接受益外,高爾夫球場的存在,一定意義上,也確有提升城市形象,促進招商引資帶動就業的正面作用。

“中國的高爾夫球場,多建於比較偏遠的地方。要修球場,需要在當地先修路,需要租村民的土地——當然‘以租代征’的方式,合法性上有疑義。我們每年給村民付的土地租金,肯定要高於種地的收入;我們還要采購當地的農產品,要有償使用村民們的勞動力,一個球場需要的員工,算上球童得兩三百人。這些好處看得見摸得著。”

上述曾在北京、江蘇等地高爾夫球會擔任高管的人士,如此解釋他們能夠得到地方政府支持的部分原因所在。

2014年5月,北京朝陽區金盞鄉一高爾夫球場因占用耕地等違法行為被國家發改委和國土資源部聯名通報,並進行了拆除。現在,這里已經成為一片玉米地,也是一個羊圈。 (CFP/圖)

高爾夫是與非

“我們行業里經常開的玩笑是,‘在中國,審批高爾夫球場項目最多的官,是村支書’。”

但在“正面作用”之外,高爾夫球項目,也一直充滿爭議。除去高爾夫在政商生態中所起的作用備受詬病外,球場本身的問題,也是引來強力整頓的重要原因。

高爾夫球場占地面積大,一個標準18洞球場,大致需土地1200畝,“不少地方建設的高爾夫球場存在大量占用耕地、林地的現象,這不僅違反了我國嚴格保護耕地的基本原則,而且嚴重損害了農民的利益,易引發社會矛盾。”中倫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朱茂元、穆聳,在其《中國高爾夫球場用地法規政策回顧與展望》一文中這樣表述。

南方周末記者獲得的一份山東德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於2015年2月作出的判決書也顯示:山東德州臨邑縣臨邑鎮季寨村的村幹部們,在未征得村民張兆國、張兆順、張兆生等人同意的情況下,將後者承包的用於種植小麥的270畝土地,轉而承包給外來的公司以建設高爾夫球場,同時未給予村民們任何賠償。

該案一審、二審均判定季寨村村委會敗訴,並判其向村民做出相應的經濟賠償。

“搞定一個縣級政府,或者鄉鎮政府,乃至一個村委會,就基本可以搞定一個球場的審批。我們行業里,經常開的玩笑是,‘在中國,審批高爾夫球場項目最多的官,是村支書’。”廣東一家高爾夫球場的總經理對南方周末記者坦陳。

耗費大量水資源、威脅水源地的問題,在近年來,更是被屢屢抨擊。

高爾夫球場需要保持草坪的常綠,因此需要長時間澆水,耗水量巨大。

《朝向白皮書》的統計數據稱,2014年,中國一座18洞高爾夫球場,草坪年用水量平均為25.5萬立方米(即25.5萬噸),雖相比2011年時的調查下降了21.1%,但與美國年均18.8萬立方米(2012年數據)相比,仍高出35.6%。

25.5萬噸水是什麽概念?目前,北京市人均水資源占有量不足200噸,全國平均值是人均2100噸左右。

而北京地區的高爾夫球場數量是全國之最,在北京市區域內的就有60-70家。簡單計算,這些球場每年需消耗10萬人的水資源量。按照當前的水價——2014年5月1日起,北京將高爾夫球場、滑雪場等納入特殊行業用水管理,水價由原來的每噸4元提高到160元——簡單計算,高爾夫球場每年光水費就得兩、三千萬元。但實際上,大多數球場是自行打井,使用幾乎免費的地下水。

“自己打井開采地下水,是不被允許的。但就我所知,在北京,沒幾家球場會老老實實交水費。”一位高爾夫球會的法律顧問,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將高爾夫球場建在飲用水水源保護地或其他保護區內,也是屢見不鮮的做法。

比如,江蘇在此次整治中發現,全省41家高爾夫球場,取締類1家、撤銷類4家、退出類4家、整改類32家。

在4家被評定為退出類的球場中,有3家屬於球場建設在水源地保護區、占用一級或二級飲用水水源地等情況。比如溧陽天目湖高爾夫球場,占地面積887.44畝,無環評審批手續,經核查有11.5個球洞位於沙河水庫飲用水源地二級保護區內。

再如,老牌的上海國際高爾夫球鄉村俱樂部,也是因球場“位於黃浦江上遊飲用水水源二級保護區內,該球場在養護過程中有排行汙染物的行為”,因而被上海市青浦區政府要求拆除。

不過,對於整頓、取締高爾夫球場的行動,從業者們認為,不乏可商榷之處。

山西太原長風高爾夫球場,屬於66家被通報取締的球場之一。在被央視暗訪曝光後,有球場的管理者“叫屈”:那個球場的用地,原來是煤礦采空區、渣山,是當地政府作為重點治理對象,鼓勵民營企業投資進行治理改造。

亦有高爾夫球場管理者質疑,“政府要求取締我們的球場,並按照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確定的用途‘恢複原狀’,可這球場是建立在垃圾場上的。這是否意味著要把這還原成垃圾場?”

何莽則認為,不應“一刀切”地禁止高爾夫球項目,而是要開列“正負清單”:在耕地、水源地等附近的球場,屬於“負面清單”,予以禁止;而對使用垃圾填埋場、塌陷地、荒坡荒山等劣質土地建設球場起到綠化生態效果的,能夠產生正外部性的,則進入“正面清單”。

段小春等其他高爾夫球行業的受訪者也表示,日本的國土面積不到中國的1/20,但高爾夫球場有兩千多家,數倍於中國;韓國的國土面積,只有中國的1%強,也有四百多家高爾夫球場,與現在被清理整頓後的中國球場數量基本相當。

“鄰國的經驗值得我們學習。比如韓國,球場審批非常嚴格但政策清晰,盡管他們批建一家球場需要經過241項手續,5-10年的時間,但每年仍然有幾十家球場在等待審批。這些球場基本都在山地,不會占用耕地。”段小春說。

受訪者們還表示,與高爾夫球場緊密相關的一些基礎性法律,如土地性質和土地確權,還沒有解決,這也是困擾中國高爾夫球行業發展的根本性問題之一。

對違規建設高爾夫球場的嚴厲整頓正在進行,圖為北京海澱區一家高爾夫球練習場正在被拆除,用來撐網的鐵架已被放倒。 (CFP/圖)

從“向上看”到“向下看”

“過去發展高爾夫,我們眼睛是往上看,想著向有錢人多賣一些會員卡;從今天開始,我們要開始往下看了,吸引更多一般城市白領,吸引更多的年輕人來打球。”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南方周末記者接觸到的高爾夫球場高層管理者,或多或少都對國家整頓球場的政策提出了意見和建議,但幾乎很少有高爾夫球場的業主們表達過不滿。

“相對於房地產幾十億乃至數百億元的收入而言,球場每年的營收只有幾千萬,業主沒必要為此與政府部門對著幹。甚至不少業主私下還歡迎關閉球場,因為有相當比例的球場,平素是處於虧損狀態,這下可以名正言順地甩包袱了。”一位高爾夫球場的總經理解釋。

《朝向白皮書》歷年披露的數據顯示,在中國,近幾年虧損的高爾夫球場,約占40%。

而如果不計算賣會員卡的收入,在2010年,57家“運營較好”的球場,年日常運營收入只有1565萬元。

與此同時,高爾夫球行業的從業者們,也在自行“救亡圖存”。

前述深圳沙河高爾夫球場的人士介紹,其實這兩年,已經有不少球場通過降低打球費用,成立球場聯盟,在社區推動和普及高爾夫球運動等方式,使其回歸“體育運動”的本質。

“一些原來要先交納幾十萬元會員費,才有資格去打球的球場——我們稱為‘封閉式會員制球場’,也改為了非會員能打球。優惠活動也出現了,非節假日花幾百元就能打一場球,大大降低了打球的‘門檻’。”

深圳市衡泰信高爾夫有限公司執行董事王繼民則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目前中國高爾夫球行業,存在“三座大山”——“學球難”“打球貴”“費時間”,“只有搬掉這‘三座大山’,我們才能真正擴大高爾夫人口,為行業健康長遠發展,奠定基礎”。

“過去發展高爾夫,我們眼睛是往上看,想著向有錢人多賣一些會員卡;從今天開始,我們要開始往下看了,吸引更多一般城市白領,吸引更多的年輕人來打球。”另一位資深的高爾夫球經理人則說,“用粗俗的話講就是降低‘價格’和‘逼格’——這‘兩格’,是中國高爾夫未來發展的必然趨勢。即使政府不這樣打擊高爾夫,行業本身也該自我調整了。”

就在行業“壞消息不斷”的時候,高爾夫球賽場傳來了難得的好消息:

2015年4月26日,沃爾沃中國公開賽,中國選手吳阿順擊敗多位國內外名將奪得冠軍。這距離中國選手上一次奪得這項賽事的冠軍,已經過去了12年。

“這是冬日里的陽光”,高爾夫球從業者群里一片歡呼,在這一天,不少人像過年過節那樣,發微信群紅包慶祝。

鏈接:影響高爾夫球行業的重要政策文件

1993年8月16日,國務院批轉當時國家計委《關於加強固定資產投資宏觀調控具體措施的通知》,其中規定:對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資金來源不落實、建設條件不具備、市場前景不明的在建高爾夫球場,停緩建設,且不宜新建。

199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關於進一步加強土地管理切實保護耕地的通知》規定,禁止征用耕地、林地和宜農荒地出讓土地使用權,用於高爾夫球場等高檔房地產開發建設。

1999年,國土資源部發布的土地限制目錄,將高爾夫球場列入限制類建設項目。

2004年1月10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暫停新建高爾夫球場的通知》,用5個“一律”(“一律不得新批”、“一律停止建設”、“一律不許動工建設”、“一律暫停辦理供地和開工批準手續”和“一律停止開工”),全面叫停高爾夫球場的建設。

2011年4月11日,十一部委聯合發布《關於開展全國高爾夫球場綜合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

2014年7月,國家發改委、國土資源部等11個部委聯合下發《關於落實高爾夫球場清理整治措施的通知》,要求將全國各地高爾夫球場,按照取締、退出、撤銷、整改四類要求進行處理;並明確取締類球場的完成時間表是2014年12月31日;退出和整改工作則都必須在2015年6月30日前完成。

頂著 禁令 躍進 年後 高爾夫 高爾 陡然 入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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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叫停天價羊胎素療法讓國人夢斷的抗衰老傳說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9361

(農健/圖)

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花費數十萬元遠赴瑞士接受羊胎素療法,國內市場也充斥著各類以羊胎素為名的保健品,瑞士政府近日全面叫停羊胎素,其抗衰老效果,或許還不如啃一塊生牛排。

39歲的廣東人張恕是澳門某賭場貴賓廳的股東,圈子里曾有朋友去瑞士接受過羊胎素註射療法,據說不僅能美容養顏、延緩衰老,還能提高免疫力、調節內分泌、解決失眠問題,他心動了。

2014年12月中旬,在支付了5.19萬瑞士法郎(約合35萬元人民幣)後,他和妻子在日內瓦湖畔的一間診所接受羊胎素口服療法。

“羊胎素的味道有點像酸奶,黏糊糊的,不難吃也不好吃。”張恕回憶。

回國兩周以後,張恕就覺得不對勁:先是臉上長出了米粒似的小疹子,小疹子很快蔓延到全身,渾身的瘙癢讓他很難睡個安穩覺。用他的話說,“幾個月下來,非但沒覺得精神煥發,倒是不少朋友說我更憔悴了”。

“不會是羊胎素的質量有問題吧?”他曾試圖向醫生打聽羊胎素精華的成分,但對方以“配方是機密”為由拒絕透露。

最近,這個“逆生長”的夢徹底破滅了。2015年3月26日,瑞士醫藥管理局和聯邦公共健康局聯合發表聲明,要求所有生產、進口、銷售或使用羊胎素產品的診所及從業人員立即停止此類活動。

“無論醫療機構具備何種資質,只要未獲授權,其羊胎素療法都是非法的。”在給南方周末的郵件回複中,瑞士醫藥管理局新聞發言人彼得·巴爾茲利明確表示,截至目前,聯邦公共健康局和醫藥管理局沒有簽發過任何此類授權書。

根據聲明,醫療機構要想獲得授權,必須科學地證明羊胎素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沒有任何科學證據表明羊胎素療法有抗衰老功效,這也是叫停該療法的原因之一。”巴爾茲利說。

另一個原因是安全性存疑,歐洲已經發生多起與註射羊胎素相關的死亡案例。

近年來,到瑞士打羊胎素已成為不少明星尋求抗衰老的秘方。2013年1月,時年64歲的影星斯琴高娃在新聞發布會上坦言使用過羊胎素。

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也希望成為“不老傳說”。根據瑞士聯邦衛生局醫藥產品處的統計,僅2011年,瑞士就向913名中國遊客發放了以醫療為主要目的的入境簽證,其中約80%接受了羊胎素療法。最近幾年,這個數字一直在持續增長。

同步增長的還有國內羊胎素保健品和化妝品市場。在淘寶網上輸入“羊胎素”,上千種產品信息撲面而來,價格低至幾十元,高達上千元。

“羊胎素保健品在中國大行其道完全是商家的炒作宣傳,功效存疑。”北京協和醫院整形美容外科副主任王曉軍說。

致命誘惑

羊胎素療法,更確切地說是“活細胞療法”,本質上屬於異種移植。傳統方法是從妊娠三個月的羊胚胎中提取細胞活性物質註入人體。隨著技術的改進,使用冷凍細胞、細胞碎片或細胞提取物的做法日益盛行。

“人和羊不同源,對於一些細菌和病毒等微生物,人體不具有抗性,一旦出現過敏、組織排異等情況,會有很大的健康風險。”王曉軍指出,即便在瑞士,絕大多數公立醫院也都未涉足羊胎素療法。

1986年,國際權威醫學期刊《神經病學雜誌》刊登了一篇病例報告,一位60歲的德國婦女在經過3天9針劑的註射後,於一周後出現感冒、頭疼和輕度偏癱的癥狀,隨後陷入重度昏迷並在兩周後死亡。

論文第一作者、德國美因茨大學神經病理學教授漢斯·戈倍爾指出:屍檢顯示該女子的死因是激素治療引起的血管炎癥,雖然不能完全證實,但臨床病理學研究提示,患者死於活細胞療法所引發的嚴重並發癥。

2002年,為防止瘋牛病傳入,原衛生部和國家質檢總局聯合發出公告,明令封殺羊胎素。

2005年,世界衛生組織也發表聲明,敦促會員國“只有具備有效的國家管理控制和監測機制時,方可允許異種移植”。 “光是2014年,科赫研究所就接到好幾例報告:患者因註射了受汙染的羊胎素而導致Q熱,一種能使人和多種動物感染而產生發熱的急性傳染病。”德國頂級科研機構羅伯特·科赫研究所的新聞發言人蘇桑娜·格拉斯莫徹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說。

國內也曾發生過類似案例。

3年前,原杭州市第三人民醫院皮膚科副主任宋為民接診了一名38歲的女士,患者花了三十多萬去瑞士打羊胎素,回國之後,原本光潔的臉上痤瘡大爆發。另一名患者在接受羊胎素註射後,非但沒覺得皺紋變少,反倒每天昏昏沈沈。

除了導致感染的風險,羊胎素中含有的雌激素還可能促使腫瘤生長。“外源性補充雌激素會導致乳腺癌等腫瘤的發病率增高。”宋為民說。

美國癌癥學會曾強烈建議人們不要接受細胞療法,因為現有的科研數據不但不能證明該療法能有效治療癌癥,反而會導致嚴重的不良反應,甚至致死。

“換做是我,寧可啃一塊韃靼牛排”

目前,瑞士醫藥管理局和聯邦公共監管局已經列出一份名單,對35家涉嫌違法經營的診所展開調查。

作為瑞士某醫療中心在大中華區的代理機構,北京名仕優翔國際旅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優翔)在官網上發布了“瑞士青春之旅產品暫停聲明”。優翔一名客戶經理表示,預約至少要等到6周後才會重新開放。同時她強調“瑞士所有開展羊胎素療法的機構目前都在接受資質審查,都不能接受預約”,

但當筆者以顧客的身份聯系其它幾家代理機構時,得到的答複卻出奇一致:預訂和治療正常進行。

瑞士保羅尼翰活細胞精華治療中心上海代理方的解釋是,瑞士新規禁止使用羊作為細胞供體,而保羅尼翰已改成小牛作為細胞供體,因此是合法的。

瑞士青草地療養院(以下簡稱青草地)上海代理方表示,青草地早在2007年就由註射改為口服,“口服療法是合法的,根本不在被調查之列”。

“口服同樣非法。”對此,巴爾茲利明確指出,任何具有適應癥的羊胎素產品,無論是口服還是註射,都被視為藥物,都需要通過瑞士醫藥管理局的審批。唯一的例外是羊胎素作為食品添加劑使用。不過,這意味著羊胎素不具有所宣稱的治療功效。

“換作是我,寧可啃一塊韃靼牛排(一種歐洲美食,使用未經烹煮的生牛肉)讓動物活細胞進入胃里。”巴爾茲利打趣道。

針對為何仍在運營的疑問,青草地公關總監文森特·斯坦曼並沒有給出正面答複,只強調:一直以來,青草地始終符合瑞士的法律法規。

去瑞士前,張恕也已註意到瑞士對羊胎素療法的監管日趨嚴格。不過,他把這一信息解讀為叫停某個項目,“國外監管那麽嚴格,如果政府全面禁止,醫院不早就把相關項目下架了嗎?”

對此,巴爾茲利解釋,瑞士是由26個州組成的聯邦國家,負責法律執行的是各州政府,一項新規定落實到所有州需要一段時間。

全球權威機構關於羊胎素的警示信息 (農健/圖)

暴利鏈背後的亂象

林楠是與瑞士旅遊局長期合作的自由撰稿人,在她看來,想要通過羊胎素療法“重返18歲”,代價不是一般的高。

6晚7天的行程,青草地報價27270瑞士法郎(約合人民幣18萬元);保羅尼翰5晚6天的行程開價36萬元;優翔則根據個人身體狀況不同,推出6、8、10三種針劑的個性化套餐,6針劑套餐的價格為42.8萬元。

在羊胎素診所,全套療程不僅包括食宿、體檢、抗衰老治療等內容,還包含簽證、機場接送、醫療翻譯等額外服務。

如此“貼心”的服務背後是巨額利潤。在整條產業鏈中,代理商是非常重要的一環。林楠透露,代理商與診所簽訂的合同,最核心的內容就是代理商的提成。

當幾年前宋為民還是杭州市第三人民醫院皮膚科副主任的時候,就有代理商找上門來,希望他在為患者體檢時能遊說他們去瑞士打羊胎素,“公立醫院主任的身份比較有說服力”。總費用約為30萬元的全套療程,代理商許諾給醫生的提成高達30%。

“想來想去覺得不靠譜,讓代理商走人了。”宋為民說。

代理商也找到過林楠,希望她能幫忙寫些推廣軟文,“價格太讓人心動了”。但因為不敢確定羊胎素註射是否安全,她專門進行了一年多的考察,最終拒絕了代理商的誘惑。

在巨額利潤面前,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出這樣的選擇。據林楠透露,在瑞士羊胎素產業中心的沃州和瓦萊州,“野雞機構”並不少見。大陸一些商人在度假勝地租個湖畔別墅,或是在酒店里租幾個房間,雇幾名醫生和接待人員,羊胎素美容生意就能開張,“有些甚至只是營養師,連從醫執照都沒有”。

法國化妝品MedSPA大中華區總裁王宇平也曾聽公司瑞士分部實驗室的臨床醫生說起,不少診所都由中國人買斷經營,診所里難覓老外的蹤影。還有瑞士業內人士悄悄告訴她,“一些機構註射的並不是羊胚胎活細胞,只是普通的營養液。”

據林楠了解,打羊胎素的中國人大多低調神秘,以私營企業主居多,也有部分官員,有些甚至不用自掏腰包,因為“有人替他們埋單”。

林楠也接觸過不少瑞士人,能感受到當地人對羊胎素的複雜感情:一方面是反感——衰老是自然規律,醫療資源不是應該用在真正的疾病治療上嗎?但因為羊胎素能為當地帶來巨大的經濟收益,他們常常選擇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靠羊胎素“逆生長”?你想多了

“不管說得如何天花亂墜,羊胎素註射在國內都是非法的,中國衛生部門對人體註射羊胎素從來沒有發過許可證。”王曉軍說。

攢錢打羊胎素的夢想破滅讓愛美一族心碎,羊胎素保健品和化妝品寄托了他們“逆生長”的希望。在商家的宣傳中,延緩衰老、美容養顏、增強免疫力、抗疲勞是最常見的幾大賣點。

羊胎素凍幹粉是網絡上最暢銷的一類羊胎素產品。但仔細查看產品配料表就會發現,不少凍幹粉傍著“羊胎素”之名,卻是從羊胎盤中提取出來的。

“羊胚胎素”和“羊胎盤素”僅一字之差,卻有著天壤之別。“羊胚胎素”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羊胎素”,是從3個月大的小羊胚胎活細胞中提取的活性物質,一只小羊只能提取幾克,成本很高;而“羊胎盤素”是把羊的胎盤粉碎,提取其中的有效成分。胎盤中激素含量較高,營養也遠不及羊胚胎素。

揚大聯環藥業基因工程有限公司是國內唯一一家擁有羊胎素提取專利的公司。總經理周旻昊至今仍記得兩年前參加廣州美容博覽會時看到的一幕:展館門口有人在叫賣羊胎素凍幹粉,“5元一斤,就用塑料袋裝著在賣。你相信這是從小羊胚胎中提取的羊胚胎素原液嗎?”

據了解,目前國內生產羊胎素產品的企業數量不少,但良莠不齊。很多小企業不僅不具備制備工藝,制作過程中的潔凈控制也很難達標。

但正規企業能保證其功效嗎?

周旻昊表示,就化妝品而言,主管部門目前沒有規定,要求在審批時拿出數據證明產品功效。

“國內保健食品在上市之前是需要進行功效成分批檢的。”上海食品安全工作聯合會副秘書長鄭樹松說,“1996年實施的《保健食品管理辦法》規定,保健食品的功能評價和檢測由衛生部認定的檢驗機構承擔。”

上海保健品行業協會的負責人也表示,國內保健食品的功效性檢測需要通過大鼠試驗和人體試驗來驗證。在上海,該檢測可由企業自己完成,也可通過上海保健品行業協會下屬的第三方檢測機構進行。

“老企業一般都是自己進行功效性檢測,之後將資料交給原國家藥監局(現為國家食藥總局)審批,審批時間很長,需要3年左右。”該負責人直言。

不過,在全球生物醫學領域最大的數據庫Pubmed上用關鍵詞“羊胎素”搜索,幾乎沒有文獻涉及對羊胎素功能性的研究,研究大多是在細胞或是動物身上進行的,僅僅涉及最基礎的生理和藥理效應。

在周旻昊提供給南方周末的文獻資料中,有一篇名為《羊胎素延緩衰老作用的實驗研究》的論文,是由福建省衛生防疫站開展的兩項以黑腹果蠅和大鼠為實驗對象的研究。

在果蠅實驗中,相比餵玉米粉的果蠅,飼料中含有羊胎素的果蠅平均壽命和最長壽命都有了提高。而在大鼠實驗中,研究者每天將一定量的羊胎素灌進大鼠的胃中,60天後,高劑量組和對照組大鼠血液中的超氧化物歧化酶——一種抗氧化劑有顯著差異。

商家正是通過這些單一的動物試驗,宣稱羊胎素對人體具有抗衰老等諸多功效。

在醫學專家眼中,人體是個複雜的系統,衰老也有複雜的機制,想借助某款羊胎素產品實現“逆生長”並不現實。

“羊胎素類產品很多都是概念炒作,國內對於保健食品功效宣稱的監管很不到位,”宋為民直言,“還有一些產品打著羊胎素的名字,批號卻是另外一個產品的批號。”

北京軍區總醫院美容整形主治醫師石成方也給愛美人士潑了冷水,他表示,經常有一些機構聲稱發現某些類似羊胎素的神奇物質能延緩衰老,“但只是有相關性,單一的某種物質和某個環節並不能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應受訪者要求,張恕、林楠為化名

瑞士 叫停 天價 羊胎素 療法 國人 夢斷 斷的 抗衰老 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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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總署:4月出口降幅明顯收窄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9471

貨輪在山東日照港礦石碼頭卸載進口鐵礦石。 (新華社 張磊/圖)

5月8日,海關總署公布了4月我國進出口情況。

4月份,我國進出口總值1.96萬億元,比去年同期(下同)下降10.9%。其中,出口1.08萬億元,下降6.2%,降幅較3月份收窄8.4個百分點;進口8739億元,下降16.1%;貿易順差2102.1億元,擴大85.2%。

值得註意的是,4月出口降幅較上月大幅收窄,出口形勢有所好轉,但外貿出口先導指數繼續下滑讓人擔憂。據海關統計,4月份,中國外貿出口先導指數為35.9,較3月下滑2.3,連續2個月下滑,表明今年二季度我國出口好轉勢頭並不穩固。

今年1-4月,我國進出口總值7.5萬億元人民幣1,下降7.3%。其中,出口4.23萬億元,增長1.8%;進口3.27萬億元,下降17%;貿易順差9653.7億元,擴大3.4倍。

對此,據海關總署負責人介紹,前4個月,我國外貿進出口主要呈現以下幾個特點。首先,一般貿易進出口比重提升,出口增長。其次,對美國、東盟出口增長,對歐盟、日本出口下降。

此外,內地與香港貿易總值為5663.6億元,下降10.4%,占內地外貿總值的7.6%。其中,對港出口5499.8億元,下降9.8%;自港進口163.8億元,下降26.7%;對港貿易順差5336億元,收窄9.2%。

這與此前幾位專家的預期值預測結果基本不太一致。經濟學家們預計,中國4月貿易順差將顯著較3月份擴大,出口同比增速將大幅放緩,而進口增速或仍為負值。

華爾街見聞分析稱,中國4月進出口雙雙下滑,且大幅不及預期,凸顯經濟下行壓力加大。若按美元計價,中國四月出口同比下滑6.4%,上次在4月份下降是2009年,當時降幅為23%。進口下滑16.2%,為2009年來同期最差表現,且為連續第四個月以兩位數速度下滑。

對此,招商證券宏觀研究主管謝亞軒表示,4月出口再次低於市場預期,可能與前期人民幣有效匯率走強,及海關嚴查虛假貿易有關。出口延續了3月的弱勢,表明春節因素並非影響3月數據的主因。4月進口同樣不及預期,表明內需仍然疲弱,實體經濟亟待宏觀政策支持。

此外,第117屆廣交會累計出口成交1720.96億元人民幣,比2014年同期下降9.64%。歷來被視為中國外貿“晴雨表”和“風向標”的廣交會出口成交額出現七連降,加深了市場對中國未來六個月出口形勢的擔憂。

5月5日,商務部在發布的《中國對外貿易形勢報告(2015年春季)》中表示,2015年,中國經濟開局平穩,但仍面臨下行壓力。外貿特別是出口具備增長的基礎條件,但形勢的嚴峻性、複雜性沒有根本改變,不穩定不確定因素較多,挑戰和壓力還在增大。

未來一段時期,中國外貿發展面臨外部需求不振、傳統競爭力有所弱化、外部限制措施增多等諸多挑戰,加上國際市場份額已處於較高水平、進一步提高份額難度增大,中國外貿可能保持中低速增長。

  

海關 總署 出口 降幅 明顯 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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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膜越貴越好?百元面膜保濕效果不如三元貨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9465

(CFP/圖)

5月7日,中國消費者協會召開“26款面貼膜商品比較試驗結果”發布會,數據顯示,26款樣品之間的保濕效果差異顯著。

此次比較試驗的26款宣稱具有保濕功能的面貼膜樣品由中國消費者協會的工作人員以普通消費者身份,分別從北京莊勝崇光、北京新世界商場、絲芙蘭、莎莎、安利、凱德mall、屈臣氏等11家商場、超市和直銷店購買,樣品面貼膜單價從折後每片3.0元到191.7元不等,涉及嬌蘭、資生堂、蘭蔻、SK-II、美即、百雀羚等品牌。

結果顯示,有兩款面膜被發現有熒光物質,分別是資生堂的“新透白美肌源動力美白面膜”和“SK-II”護膚面膜。

熒光增白劑是一類能發出熒光物質的統稱,它可通過光學上的補色作用起到“增白”的效果。不過,中消協表示,我國目前並沒有檢測熒光劑的相關標準,出現熒光現象並不代表一定含有熒光劑,只能說明其產品中含有能夠產生熒光的物質,但無法判別是否為熒光增白劑,也不等於其產品對人體有害。

而在保濕功能方面的試驗發現,面膜的保濕性能和價格並不呈正比,部分高價面膜保濕性能還不如價格較低的實惠型面膜產品。

據了解,化妝品保濕效果越好,皮膚角質層中水分含量增加越明顯,皮膚越滋潤、光滑,越柔軟有彈性。經測試,26款面貼膜樣品中的保濕劑以甘油、丁二醇、透明質酸、丙二醇等居多。

有趣的是,樣品的保濕效果與其售價不成正比。如3元一片的紅景天補水保濕24小時面膜,6小時後的水分增加值仍大於10個單位,而59元一片的蕾舒翠美肌達人透明質酸水動能面膜(生物纖維)面膜,半小時的皮膚水分增加值僅為1.28個單位,從1小時後,保濕效果就基本為0了。

本次比較試驗還對常見的7種激素和常用的12種防腐劑進行了檢測。測試結果顯示,26款樣品均未檢出7類激素,有15款樣品檢測出上述防腐劑,但測試值均低於國家相關允許使用量,在安全使用範圍內。從比較試驗結果來看,26款面貼膜樣品都符合我國化妝品衛生規範要求。

新京報消息,近兩年,微商這一新的面膜銷售渠道備受關註。但由於微商缺乏統一監管,很多質量堪憂的“三無”面膜產品占據市場。中消協介紹,目前全國有超過1萬家微商企業。

業內人士介紹,大大小小的面膜品牌在近兩年間增長了4倍。而在調查網購面膜時購買假貨引發的問題中,過敏問題最為常見,占比39%,無宣傳效果的占14%,假貨但無害的占9%,其他占15%,最嚴重的是23%的消費者導致毀容。

針對當前微信朋友圈被賣面膜刷屏的現象,中消協消費指導部副主任皮小林對新華網表示,由於面膜屬於快速消費品,利潤較高,因而比較容易被一些不法分子造假。同時,網絡上刷信譽的軟件也起了不好的作用,蒙蔽了消費者。

他說,朋友圈中多是熟人關系,靠互相推薦來進行銷售。這種私人間的交易難以監管,一旦發生侵害消費者權益的情況,消費者將很難維權。因此,建議消費者一定要選擇正規銷售網點購買化妝品,即使是選擇微商,也盡量挑選可靠的熟人購買正規產品。

到底如何挑選面膜?中消協教你三招如何正確挑選面膜。

首先,消費者在挑選保濕面貼膜時,要根據自己皮膚的情況、使用習慣、目的以及經濟能力,挑選快速保濕、長期保濕、保濕美白、保濕抗皺等具有不同側重功效的不同劑型面貼膜,以達到更好滋潤護膚的效果,不可一味盲從。

另外,購買面貼膜與購買其他化妝品相同,請在正規銷售網點購買化妝品,以防買到假冒偽劣商品。

其次,在購買化妝品時,要仔細查看化妝品標簽,尤其註意進口化妝品必須有以規範化漢字書寫的中文標簽。按相關要求化妝品標簽應有產品名稱、生產者名稱和地址、實際生產加工地、化妝品生產企業衛生許可證編號及產品標準號、批準文號或備案號、全成分表,保質期限、凈含量等信息,若在購買時發現產品標簽標識信息不全或者是全外文標簽標識,很可能是有問題的產品。

化妝品標簽中需明確標註產品全成分表,成分含量大於1%的情況下按降序排列,含量越大越靠前,含量越小越靠後;如果成分含量小於和等於1%時,可以在含量大於1%的成分後面按任意順序排列。消費者在選擇化妝品時,也可查閱全成分列表,了解化妝品成分和含量排序。

 

面膜 越貴 越好 百元 保濕 效果 不如 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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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擴大電影市場,只能放眼海外” 東京國際電影節最高執行人椎名保專訪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9392

椎名保出品了近百部電影,包括深受動畫迷推崇的《給桃子的信》(如圖)。片中,桃子和上天派來守護她和媽媽的三個妖怪:大塊頭的阿巖、瘦瘦的阿川、矮小的阿豆,展開了一段不可思議的旅程。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2013年椎名保(Shiina Yasushi)就任東京國際電影節主席,第一件革新就是廢了“主席”這個職位,改稱“最高執行人”。他接著新設了“日本電影-Splash”獎、競賽單元“亞洲未來”,鼓勵亞洲電影新人新作,對舊有單元也多有改進,極力推動日本電影的國際合作及推廣。

與他的前任依田巽一樣,椎名保曾長年任職“日本外國電影進口協會”。真正國際化的電影節需要與海外電影界廣泛接觸的人。

生於1951年的椎名保,自1987年任職藝術電影公司Asmik Ace總裁時起,就從事外國電影進口工作,是將《霸王別姬》等大量中國電影輸入日本的推手。後來先後在角川娛樂、角川集團任要職。椎名保曾出品近百部電影,包括中國影迷熟悉的《間諜佐爾格》、《啄木鳥和雨》、《天地明察》,還有深受動畫迷推崇的《茄子:安達盧西亞之夏》、《妄想代理人》、《給桃子的信》等。

2015年4月18日,南方周末特約記者對前來參加第五屆北京國際電影節的椎名保先生進行了專訪。椎名保低調、謙虛,對中國懷著濃厚的感情和興趣,坦言“推動日中電影進一步交流是我現在最大的使命”。

以前賣電影票和錄像帶就夠了

南方周末:不少國家對進口電影加以限制,如配額制,而日本卻全面開放,外國電影進口發行協會每年還給進口電影發行做得好的機構頒發獎項。日本為什麽采取這樣的做法?

椎名保:“進口協會”成立於1962年。協會的成立,就是為了避免內部各成員內耗。當時的日本進口電影業界沒有競爭,聽起來讓人不可思議。這是因為電影這種產品與一般商品不同,每一部都是獨一無二的,沒有完全相似的作品,這就避免了競爭。更不可思議的是,一部電影火了,也會帶動別的電影,這就形成了產業的良性循環,沒有人去惡性競爭。所以大家很註重協調性,都朝著共建和諧市場的目標努力,關系都很好,甚至會互通信息。

南方周末:你曾長期擔任進口協會會長,目前外國電影在日本的市場份額只有約45%,你怎麽看待這個問題?

椎名保:2002年日本電影的市場份額曾經跌到27%,外國電影的市場份額超過70%。之後,日本電影的市場份額才逐漸增長,這主要得益於日本原創漫畫電影的繁榮和日本電視業界開始參與電影的制作。

此前年輕人對日本電影並不感興趣。但是當他們熟悉的電視明星出演電影,以及電視劇收視火熱推出電影版後,年輕人感受到了電影的魅力。

南方周末:美國歷史學者約翰·W.道爾在《擁抱戰敗》一書中指出,日本是一個很保守的國家,雖然對進口電影持全面開放的態度,但日本電影在市場上一直堅挺。你如何看待這個評價?

椎名保:日本電影市場曾位列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當然現在中國是第二。日本電影人認為,只要盯住日本這個巨大的本土市場就夠了,這個想法延續至今。日本國土面積小,但是人口眾多。除了票房,還有錄像帶收入,光是這兩塊市場就夠了。所以比起開拓海外市場,日本電影人更願意把目光投向本土市場。這就是這位學者所說的保守吧。哪怕不進口電影,日本的電影公司依舊可以維持,現在也是一樣。但我認為到了2020年,日本的電影公司就無法維持現狀了。

南方周末:為什麽?

椎名保:因為日本面臨“少子老齡化”的危機,這不單是電影業界的問題。現在日本有1.3億人口,到2050年將銳減到1億人,減幅達30%。現在日本年輕女性不願結婚,即便結婚了也不願要小孩。人口減少,觀影人數必然也會減少。

以後我們更應該考慮怎麽去擴大電影市場,要對電影人口的減少保持危機感。從這個意義上說,堅持以往保守的做法,肯定行不通。

南方周末:改變保守的方式是什麽?

椎名保:那只能是放眼海外市場。這個想法沒錯,但關鍵是日本電影是否能夠被外國所接受。日本電影在海外有很多擁躉,但這只是杯水車薪。日本電影采取何種方式進軍海外市場是重中之重。我認為,日本電影人要把目光投向海外,日本的導演和演員該去外國拍電影,比如和中國的深度合作。

南方周末:你說過大島渚的《戰場上的快樂聖誕》是日本電影史上最成功的合拍片。

椎名保:作品在世界各國廣受好評,獲得多個國家的大獎,阪本龍一拿到了英國電影金像獎最佳配樂獎。除作品本身,北野武等日本演員的演技也得到了好評。這些成績都是建立在合拍電影基礎上的。

南方周末:美國打算拍攝《攻殼機動隊》的真人版,你認為那會是一部好的合拍電影嗎?

椎名保:合拍電影沒有好壞之分,就像《變形金剛》原本是日本的動畫,卻被美國翻拍成電影。《攻殼機動隊》的情況也差不多,非要分好壞的話只能說是好的吧。只要拍攝成功了,就是好事。

說到底,《戰場上的快樂聖誕》之所以能夠成功,影片和演員演技廣受好評,那是有必然原因的。那就是除了合拍沒有別的方式可用,不是為了合拍而合拍。大島渚想拍這部電影,就必須去英國。

南方周末:如果中日合拍電影,怎樣實現合作的“深度”?

椎名保:合拍電影必須考慮必然性。如果日中要合拍電影,劇本是中文的,也要有中方演員出演,或者必須在中國的某個地方拍攝。這就是合拍電影的必然性。如果合拍的電影想在中國上映的話,那拍攝電影的目的就必須要明確,必須考慮中國觀眾的感受。

吉蔔力要靠自己活下去

南方周末:你執掌Asmik公司13年,這家公司為什麽一直堅持投資藝術影片?

椎名保日本電影界有東映、東寶、松竹、角川這四大公司。Asmik這樣的小公司想要搶占市場的話,就必須把寶押在新作品和年輕人身上。在積累相當的經驗和名聲之後,小公司才有機會去參與更大的電影制作。大的制作公司不會去冒險。換句話說,你不去冒險,就不會取得成功,這是小公司的生存之道。從結果上看,公司成功了,與公司合作的年輕導演也獲得了成功,他們當時可都是無名之輩,現在都成了大牌。你要問公司是怎麽發掘這些導演的,誰也無法給出答案。

南方周末:所以你扶持了森田芳光、熊切和嘉、吳美保等青年導演。

椎名保:導演這個行業有這樣的體會:大公司請他們去拍片,他們其實在拍攝過程中受到了很大限制,壓力都很大。拍完一部大制作後,他們更願意去拍自己想拍的電影,哪怕是小制作。這時候他們就會去選擇一家合適的小公司,Asmik公司正是理解了這些導演的苦衷,才取得了成功。這種成功是無法預見的,只能說是運氣,但是當時與我合作的導演現在的確都成功了。

南方周末:吉蔔力作為日本動畫電影的代表,這兩年收益不算好,比如《起風了》票房只有120億日元。你怎麽看待當前日本動畫電影的創作?

椎名保:但那也是120億日元,也就是說有1000萬以上的人次觀影,那可是1000萬人啊,很了不起。如果不是吉蔔力,而是由我們角川來做的話,肯定做不到這麽好的。這就是品牌效應。就像哆啦A夢一樣,吉蔔力是日本的品牌,已經在日本紮根了,收支不成問題。

南方周末:是否可以說宮崎駿和高畑勛的吉蔔力已經不複存在了?

椎名保:怎麽說呢,鈴木敏夫先生現在正努力打造新的吉蔔力,我認為吉蔔力培養出來的人肯定會有新想法,日本動畫界還是很註重培養新人的。

南方周末:日本政府或者市場是否有一些措施來保護吉蔔力或其他創作性強的中小型動畫工作室?

椎名保:說實話,日本在這些方面可能有缺失。但是如何讓這些公司活下去,說到底還是要靠它們自己。如何讓制作公司回籠資金、培養後續力量,這不僅僅是動畫面臨的問題,也是整個日本電影界的課題。我們也在考慮建立電影專項資金制度,就是把票房收入的百分之幾回饋給制作公司,建立一個基金讓錢循環起來。但現在還沒有能夠解決,因為缺乏一個行之有效的方式。

南方周末:你和今敏導演合作過《妄想代理人》,2015年北京電影節也上映了好幾部今敏的作品。

椎名保:今敏的動畫作品水平高,原創性強,從風格上說比較舊式。他的作品廣受好評,我非常高興,可惜天妒英才啊。

南方周末:眼下日本動畫的代表性人物是誰呢?

椎名保:現在最被看好的是庵野秀明導演,在2014年的一個記者招待會上,鈴木敏夫也公開對他表示了認可。他很有才華,創意也很多。今後日本動畫界應該就靠他和細田守來支撐大局了。實際上,日本動畫界很註重培養下一個宮崎駿,現在也有很多好苗子。

得獎的是北野武,吐槽的是“天才武”

南方周末:聽說你曾打算將2014年的東京國際電影節辦成專門的動畫電影節展,但被鈴木敏夫先生阻止了,具體是怎麽回事?

椎名保:動畫電影已經是日本電影的標誌之一,廣受世界各國好評。不單是東京國際電影節,其他國家的電影節也展映日本動畫電影。東京國際電影節如何對待日本動畫電影,是一個很重要的話題。所以我們沒有采用零散展映的形式,而是專門挑選了庵野秀明導演的個展,這也得益於鈴木敏夫先生的建議。當然,只是放映庵野導演的一部作品的話,任何電影節都可以做到,但是集中搞一個個展,那就非東京國際電影節莫屬了。所以這也是東京電影節的特色,向全世界集中展示了日本動畫電影的強大。

南方周末:你跟鈴木敏夫先生是多年的朋友了吧?

椎名保:我跟鈴木先生認識是認識,但是稱不上很熟悉。他跟我說,庵野秀明導演的個展,只有東京電影節才能做到。而且動畫這個範疇很大,有哆啦A夢,有蠟筆小新,也有吉蔔力作品,還有今敏作品。日本電影題材廣泛,我們也不可能一一都涵蓋。既不能搞成全動畫,也不能完全排斥動畫,這些方式都太極端,我們需要把握好這個度,做好協調。

南方周末:通過5年的任期,你打算給東京國際電影節帶來怎樣的改變?

椎名保:我的理想是讓東京國際電影節真正走向國際。如何讓海外的電影人關註東京國際電影節,為日本電影提供向世界展示的平臺,如何把電影節辦成影迷的電影節,這些因素都很重要。

南方周末:日本四大電影制作公司跟東京國際電影節之間是什麽關系?

椎名保:電影節需要這些大型制作公司挑頭來炒熱氣氛,但只限於此,它們不會去經營管理整個電影節,也做不到。電影制作公司和除此之外的電影業相關人士、企業、政府,電影節與他們通力合作是很重要的。

南方周末:東京國際電影節能夠對本土電影公司帶來怎樣的幫助?

椎名保:有可能完全沒有幫助。要搞清電影節是誰的電影節,它是為了電視制作公司,還是為了電影迷,抑或是為了一年一度專程來看電影的觀眾?我認為,通過電影節向觀眾傳遞電影的一種特定信息,給普通受眾創造接觸電影的機會,讓他們在電影節了解電影之後,提高前往電影院觀影的頻度,這就是電影節對本土公司的幫助。

南方周末:你2014年在東京國際電影節上新設“武士獎”,表彰具有突破精神的電影人,北野武在領獎後的特別演講卻狠狠吐槽日本電影產業。你作何評價?

椎名保:我們要把他當做兩個人來看。北野武不僅僅是北野武。一個是作為電影導演的北野武,很有名。但是日本普通觀眾和媒體更加關註的是另一個身份的他,就是講相聲和主持綜藝節目的“天才武”。“天才武”舌燦蓮花,觀眾覺得比“北野武”更有意思。評價這樣一個具有雙面性的人比較難。所以,得獎的是北野武,發表言論的卻是“天才武”。一個拿獎,一個發表評論,兩不相幹,要不然多沒意思啊。估計他本人也是這個想法吧。

南方周末:你2014年邀請到一批好萊塢明星來參加東京國際電影節,今年也照樣麽?

椎名保:有這個想法。但是現在隨著中國電影市場的逐步擴大,好萊塢已經把眼光從日本挪向了中國。當然,我希望好萊塢電影能夠在日本繼續熱賣,所以還是想邀請好萊塢明星前來助陣。

南方周末:如果要使用“危機感”這個詞的話,你覺得東京國際電影節的危機感是什麽呢?

椎名保:現在我時常都會考慮,東京國際電影節面臨的難處是什麽,該走向何方。也就是所謂的主題性。這個主題性一直在變,因為不變不行。首先必須要明確大家期待的東京國際電影節是什麽樣的,日本影迷也好外國影迷也好,每個人的期待不一樣。東京國際電影節如何滿足不同的要求,這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啄木鳥和雨》也由椎名保出品。講的是一個伐木工偶然參加電影的拍攝而和導演結緣,並幫導演找回信心、解開了多年的困惑。雖然動用了役所廣司和小栗旬兩位熱門演員,但票房並不理想。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從在中國上映日本電影做起

南方周末:你從何時開始經手中國電影?

椎名保:1993年。我經手的首部中國電影是《霸王別姬》。當時《霸王別姬》在院線上映後,也制作成了錄像帶銷售。

南方周末:反響如何?

椎名保:當時業內都不看好。《霸王別姬》一舉拿下戛納金棕櫚獎和美國金球獎最佳外語片,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成績。但我周圍的人都說,是一部中國電影,片長在3個小時左右,那麽長,沒人會去看的。結果證明他們是錯的,好的作品沒有國界,完全打破了語言障礙。

南方周末:你還引入了陳凱歌導演的其他作品嗎?

椎名保:還有《荊軻刺秦王》、《梅蘭芳》、《溫柔地殺我》等。還有王家衛的《花樣年華》等等。我經手的中國電影很多的。

南方周末:你執掌的角川集團在中國投資建造了電影院,這在日本電影公司里獨樹一幟。

椎名保:是的,這是我主導的,也是我一直掛心的。日本的觀點是在中國投資影院存在風險,指的是對象國“國家風險”。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按照CEPA和中國的外商投資影院相關規定,聯合港資來投資。這種方式我們還在用,而且合作很順暢。從目前的結果來看,我們的選擇是正確的。

中國現在國際舞臺上大顯身手,並通過“一帶一路”構想變得更加國際化,這是世界願意看到的。而且中國經濟現在可以比肩美國,所作所為非常值得稱贊,至於結果怎樣,大家都拭目以待。中國在“一帶一路”構想中發揮火車頭作用,這是無人能夠阻止的。中國已經是大國了。

南方周末:在中日兩國電影合作交流的過程中遇到過困難麽?

椎名保:我本人雖然沒有參與過日中電影合拍片的制作和發行,但在當前日中兩國之間的政治狀況大潮之中,電影合拍、進出口的從業者,內心一隅還是常常抱有不安的。也就是所謂的國家風險。所以很難往前邁進一步。關於怎麽合拍、拍什麽樣的片子,困難不在於是中國導演還是日本導演來拍,或者是中國演員還是日本演員出演,而是在於沒有哪個日本電影人懂得明確的合拍規則。日本電影人不懂的東西太多。

所以,現在我們從在中國上映日本電影做起。除了在北京國際電影節和上海國際電影節上展映日本電影、參賽之外,也獲得上海文廣新局的支持,在上海國際電影節開辟“日本電影周”單元。2015年我們還將在上海國際電影節上舉辦“高倉健回顧展”,專門放映高倉健的8部代表作。借這個日中兩國電影交流的紐帶,日本電影業界的領軍人物也將首次赴上海,促進兩國電影文化與產業的深入交流,切實以電影推進兩國的友好。

南方周末:你作為日本電影界的領軍人物之一,在中日電影交流方面最看重的是什麽?

椎名保:我非常期待日中能夠深入進行電影合拍。當前中國電影產業飛速發展,成為繼美國之後的第二大市場,我們作為電影業界人士很看重在中國市場的發展。而且中日之間文化相通,能夠成為合拍題材的素材豐富多元,會有很多合作的有利之處,我相信也一定會有傑作出現。但是,我想,更重要的是,中日兩國的電影交流,不僅僅停留在市場的層面。電影是兩國人民理解對方國家的文化與民眾思想的一大渠道。

南方周末:聽說3D版《哆啦A夢伴我同行》這部電影正在引進中國。

椎名保:我期待它能夠在中國獲得較大範圍內的公映。這部電影是2014年日本動畫電影的優秀代表,哆啦A夢這一動漫形象在日本婦孺皆知深入人心,帶給大家無限歡樂。除了哆啦A夢之外,五年前《奧特曼》也曾經在中國上映,日本還有許多代表性的動漫形象,我期待他們能夠成為日中兩國文化交流的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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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清算市場放開銀行卡背後的隱秘大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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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22日,中國政府網發布《國務院關於實施銀行卡清算機構準入管理的決定》,這意味著,從2015年6月1日起,中國銀行卡清算市場正式放開。 (CFP/圖)

一紙文件,吹響了國內國際巨頭角逐千億市場的號角。對銀行卡消費者來說,更多的選擇可能帶來更好的服務;而腹背受敵的銀聯,面對的是60年未有之變局的開始。

國內清算市場放開了。換句話說,將來即使不出國門,你也有可能拿著VISA卡或者萬事達卡在任何POS機上使用,說不定還會有一張支付寶發行的卡。

2015年4月22日,國務院正式發布《關於實施銀行卡清算機構準入管理的決定》(下稱《決定》),提出進一步放開國內清算市場,符合條件的企業法人包括境外機構均可申請“銀行卡清算業務許可證”。

該《決定》將於6月1日正式生效。這意味著,從事銀行清算業務的銀聯,將徹底告別12年來在中國市場獨自稱雄的現狀。

“並不意外。”從事銀行卡相關工作十多年的董崢說。實際上,2014年10月29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已經作出決定,進一步放開和規範銀行卡清算市場。

在《決定》出臺當晚,國外卡組織VISA就回應,“對該決定充滿期待,希望相關規定將允許更多的參與者來參與國內支付市場的建設與發展”;第二天,萬事達卡中國區總裁常青也說,“一定會申請牌照”。對於“等待了28年”的萬事達來說,這一天,“終於等到了”。

客戶就有選擇了

“誰的價格便宜、服務好,這個時候客戶就有選擇了。”

“最早發新牌照可能要一兩年時間。”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預計。新申請的機構將經歷從申報到籌備,再申報開業再批牌照的一個過程,“並不是簡單地發個牌照”。

目前國際清算市場上的大機構,有VISA、萬事達、美國運通、日本JBC和中國銀聯。

清算機構在國內目前只有一家,即中國銀聯。一直以來,它並不直接和消費者打照面,但是消費者和商家在線下以及網上的部分交易清算都得走銀聯通道。ATM機跨行取款背後,銀行間的清算亦由銀聯完成。

清算市場放開,對消費者意味著更多選擇,甚至更多實惠。

“廠商多了,自然產品多了。”董崢說,“如果銀行卡就是手機,銀行就是手機制造商,銀聯、萬事達等卡組織就是移動、聯通等運營商。”這樣,客戶辦了銀行卡,就相當於買了手機後,選擇用誰的網絡、誰的服務。“誰的價格便宜、服務好,客戶就有選擇了。”

“可能會有一些積分,比如用銀聯卡,可能給你更高的積分或者一些折扣,就看卡組織誰的服務更好。”一位接近銀聯的人士說。

但董崢對於市場放開能帶給消費者多少實惠,“並不看好”。他說:“目前市場價格比較亂,拼得起拼不起價格,這個比較值得懷疑。”

銀行的選擇也多了。“沒放開時,銀行沒有任何選擇,在國內只能發銀聯的卡。”郭田勇說。但一位常年在銀行系統工作的人說,“實際上,對於銀行整體影響不大,無非是多發一種卡。”

對於國內從事支付行業的270家第三方機構來說,這是一個好消息,“清算組織是我們的上遊,上遊的基礎建設做得越好,我們的日子就越好過。”第三方支付機構快錢CEO關國光說,因為這樣,可以開發的產品就會越多,整體的市場更加多樣化,最終對消費者影響是最大。

但也有負面影響,第三方機構的主業是網上支付,很多是直接和銀行連接,繞過了銀聯,比如支付寶。但對VISA、萬事達來說,他們是不允許這種情況出現的,第三方機構可能會面臨巨額罰款。

未來,進入到國內清算市場上符合《決定》條件的有三種機構,一個是國外的卡組織,如VISA、萬事達等,一個是國內最大的第三方支付平臺——支付寶;還有就是發卡量最多的工商銀行。

在董崢看來,《決定》是為銀聯、VISA、萬事達等卡組織制定的一個遊戲規則,並不是“誰想玩就能玩的”。技術不是問題,關鍵是“千億”級別的錢。

“無論國外還是國內,要在國內建立起跟銀聯一樣的跨行轉接能力,還需要一段時間。”拉卡拉董事長孫陶然說。

而工行雖然也是“土豪”級別,但多位業內人士均認為,工行參股了銀聯,如果再成立一個自己的卡組織,走美國運通的模式,建立自己的通道,在自己的閉環里運營,“沒有太大意義,也沒有必要,其他銀行不一定會接受工行的卡。”

擔了虛名的壟斷?

銀聯忽視了另一塊大市場,隨著互聯網的發展,支付寶等第三方支付機構早已實質上成為轉接清算機構。

市場開放之前,作為惟一的銀行卡跨行交易清算機構,銀聯一直被業內詬病為壟斷者。

對此,銀聯也似乎一肚子苦水。

銀聯總裁時文朝在多個場合回憶起銀聯的發展歷程,他認為眼下銀聯的獨大,是當初幹了大家都不願意幹的臟活、累活。

銀聯成立之前,中國早已有了銀行卡,但並不普及,大眾日常消費幾乎全用現金,而且從銀行卡里提款,也必須到指定發卡銀行的櫃臺去辦理。各家銀行發行的銀行卡不能通用,當時由於收單市場投入大,一臺POS機近萬元,受理銀行卡的商戶也十分有限。

要促進銀行卡的普及,最重要的是銀行卡之間聯網通用和收單市場的規模效應。

在此背景下,為了把市場做起來,2002年銀聯組建了銀聯商務,“實體商戶的收單市場就是靠銀聯商務的網絡一家一家走訪建立起來的。”一位銀聯商務人士介紹說。

2002年3月,經國務院同意,央行牽頭,中國銀聯成立,開始在全國發行統一標識的銀聯卡。從成立伊始,銀聯在一定程度上就承擔了“服務性”功能,連接各個銀行做轉接清算業務。

截至2014年年末,全國累計銀行卡近50億張,全國銀行卡受理商戶、POS終端和ATM終端分別達到1200多萬戶、1500多萬臺和60多萬臺。

銀聯培育了整個市場,也因此獲得了不菲的收益。

在一般的銀行卡支付流程中,分為發卡、轉接和收單三個環節,參與方包括卡組織、發卡銀行、收單銀行/機構、商戶和持卡人(卡用戶),其中,卡組織處於核心和樞紐地位,承擔對資金的轉接清算。

目前,消費者每在POS機上刷一筆費用,相應的商家就會交一筆手續費,這筆手續費,又將以7∶2∶1的比例分別由發卡行、收單行、銀聯收取。因為銀聯打通了中國兩百多家銀行,在每一筆刷卡手續費中的“1”均交給銀聯,這成為銀聯收入中的“大頭”,大概占銀聯總收入的75%。

收單行一般為銀聯商務、各大銀行和第三方支付機構。而銀聯商務作為銀聯的子公司,遭到業內對銀聯“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詬病。

但銀聯對此亦有抱怨,“都說銀聯壟斷,連價格都定不了,還壟斷什麽?”銀聯內部人士稱,這是因為中國銀行卡產業還是政府定價,原來由央行定價,前兩年改為發改委和人民銀行共同制定。

銀行卡刷卡交易情形分為四大類別:餐娛類、一般類、民生類和公益類。四大類中,涉及銀行卡刷卡手續費的主要是前三類,其中餐娛類手續費最高,合計為1.25%,一般類次之,為0.78%,最低為民生類,費率為0.38%。

中國的刷卡手續費並不算高,即使是費率最高的餐飲娛樂類,也差不多只是國外刷卡手續費最低水平。國內刷卡手續費平均費率為0.3%,美國等成熟市場約為2%,是中國的六七倍。

更重要的是,十多年過去了,銀聯忽略了另一個市場:因為互聯網的發展,在線上,銀聯的壟斷地位早已被打破。

以支付寶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機構在2005年以後,逐步發展起來。2011年5月,央行頒發了第一批支付牌照。4年後,國內已經有269家第三方支付機構擁有牌照,其中前20名第三方機構占據了整個支付市場90%的市場份額。

第三方機構在線上通過和銀行“直連”,在支付清算時繞過了銀聯,因此在線上形成另一塊巨大的市場。

艾瑞咨詢報告顯示,2014年中國支付行業互聯網支付業務規模近8.1萬億,同比增長50.3%。

據上述接近銀聯內部人士分析,對內資機構來講,實際上轉接清算市場開放早就開始了,多家第三方支付機構采取與發卡銀行多頭“直連”的方式,已經“成為實質意義上的轉接清算機構”。

“我們在超市吃了頓飯”

不同類別商戶的刷卡手續費費率不一,這就帶來了套利空間。

以第三方支付機構為主的線上市場和線下刷卡市場,形成了二元價格體系,直接影響到銀聯過去的壟斷收益。

一位業內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線上支付分三種。一種是網銀通道,相當於銀行內部的轉賬交易。第二種,銀聯通道,它背後是兩百多家銀行,“就像你線下在POS機刷卡一樣,只要上面有銀聯標,無論拿誰的卡都可以支付。”

第三種,即支付寶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這種支付方式,既可以通過給支付寶充值,也可以通過支付寶直連銀行的快捷支付。但不論哪種方式,都跟銀聯沒關系。

線上費率完全由市場進行定價。某資深業內人士說,“0.6%這一價格實際並不低,是目前線下刷卡平均費率的2倍。”他認為,“支付寶們”只是針對不同商戶制定了差別化的費率,小商戶暫時免費,一旦流量上來,就要收費。“只是他們的收費體系更加複雜,隱蔽,大家不易覺察罷了。”

關國光說,“線上商戶並不關心你連的是誰,而是看你提供的服務。價格不是唯一的關心問題,最重要的不僅是安全,還有綜合服務。”

支付寶、財付通這類第三方支付機構不斷湧現,在收單側,銀聯商務和各大收單銀行已經“無力阻止商戶的紛紛離棄”,而已是微利的收單機構也無力抵禦敢於“燒錢”的互聯網公司。

除了應對互聯網的沖擊,更使銀聯感覺腹背受敵的是,它還面臨線下收單市場上出現的各種套碼行為。

套碼是指收單機構為商戶設置的“商戶類別碼”,以此標明接受刷卡商戶的主營業務和行業屬性,為此商戶需要繳付的刷卡手續費也不同。比如“5812”代表餐館,手續費率1.25%;“5411”代表超市,手續費率僅為0.38%。

費率不一,就帶來了套利空間。不少收單機構為了搶占市場,會為商戶安排費率更低的類別碼,商戶就能少付手續費,直接蠶食了銀聯的手續費收入。

“我前幾天跟朋友去餐館吃飯,刷完卡一看,代碼是5411。”愛開玩笑的董崢跟朋友說,“嘿,我們在超市吃了頓飯。”

眼下的局面,使得銀聯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這是卡組織六十余年未有之大變局。”時文朝在2015年新年講話中說。“線上、線下二元價格體系,又將把這種空襲真正變成了一場不對稱的戰爭。”

為此,銀聯也選擇了進軍互聯網。2011年6月正式推出“銀聯在線支付”和“銀聯手機支付”。目前接入發卡行超過260家,並與100多家銀行和64家非金融支付機構開展收單業務。

清算市場放開,定價機制究竟如何變,在郭田勇看來,理論上發改委會放開手續費定價。“可能給指導性價格,而具體的價格由市場競爭形成。”

參與過多次價格研討的孫陶然認為,只要存在價差就會有套利,解決的辦法就是“借貸分離”,區分借記卡和信用卡的刷卡手續費,而取消商戶之間的價差。

但最新的銀行卡刷卡手續費征求意見稿中,取消餐娛類商戶類別,並入一般類。簡單說,就是餐娛類商戶的刷卡費率(不含收單服務費)從1.03%降至0.63%。而“借貸分離”被認為“存在一定風險”,即商戶可能會拒絕消費者刷“費率高”的信用卡。

行動開始了

“這個市場太大了,但這是一個砸錢的遊戲。”

為了這一天,國際巨頭VISA、萬事達在中國蟄伏已近30年。

“我們本來非常看好中國市場,但中國市場一直沒能打開,我們一直在等待中國更開放。”一位外資銀行卡組織人士說。

1980年代,VISA、萬事達等先後進入中國。它們先是和國有銀行合作發卡,但只能在中國境外使用。在籌建銀聯之初,它們還提供技術支援。但相關的政策壁壘,一直將他們圈在原地。

於是,銀聯成立後不久,VISA、萬事達選擇和銀聯共同發信用卡,即現在市面上的“雙標卡”,在一張信用卡上,一般會有銀聯和VISA,或者銀聯和萬事達兩種卡標。

雙方合作時約定,境內人民幣清算使用銀聯通道,跨境和境外的外幣清算使用VISA通道。但隨著銀聯也在走國際化道路,國外一些商戶也可以刷銀聯卡,而且沒有貨幣轉換費,所以銀聯認為“應該給消費者選擇的權利”。

收取貨幣轉換費,VISA和萬事達的內部人士認為這是因為他們無法執行人民幣清算業務,多一道兌換,多一個程序,自然增加了成本。

“例如消費者拿萬事達卡在境外刷了50美金,想直接還人民幣,但是在外匯局和銀行的角度來說,需要用這個錢先買外匯然後再還賬單。因為我們跟銀行結算的時候不能結算人民幣。銀行必須轉成美金,當人民幣清算市場打開,我們就可以結算人民幣了。”上述人士指出。

2010年,VISA和銀聯之間的矛盾走向了WTO裁判桌。兩年後,WTO認定,中國政府要求所有在華發行的銀行卡都必須帶有銀聯標識,以及要求所有支付終端都必須接入銀聯網絡的做法,構成對外資支付機構的歧視。

2012年,WTO裁決要求,中國政策逐步放開銀行卡清算市場。

這次風波使銀聯對清算市場放開有了“思想準備”。

2014年銀聯提出“二次創業”,先在銀聯內部進行“自革命”。一方面通過各種主題營銷活動鞏固國內市場,另一方面加快國際化進程,同時大力發展移動互聯網支付平臺建設。

截至2014年底,銀聯卡受理網絡已延伸到境外150個國家和地區,覆蓋全球總計超過2600萬家商戶和180萬臺ATM。但這個數量仍與VISA、萬事達在國際市場上的受理程度相去甚遠。

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銀聯將在5月底正式“打響應對國內市場開放的‘第一槍’”。銀聯將推出“銀聯62兒童日”,覆蓋線上線下、境內境外,涵蓋數百個品牌數萬家門店,比2014年首屆“試水”活動力度更大,僅銀聯投入就上億元,還不包括銀行、商戶的共同投入。

在銀聯“砸錢”鞏固自身品牌地位的同時,外資卡組織也悄悄地開始行動了。

“先要和收單行談合作,只要把收單行的系統改造了,他們就可以收我們的卡。”一位外資卡組織內部人士說。

國內POS機要想刷VISA和萬事達卡,必須先升級改造。VISA和萬事達卡都沿用國際EMV標準,而銀聯則使用PBOC標準。國內POS機大部分僅支持銀聯標準的卡片。所以,改造POS機,是外資卡組織建立國內網絡必須要做的事,而這部分的投入成本巨大。

但這並不是唯一要求,根據新規,外資卡組織要在中國開展人民幣清算業務,須在國內建立數據中心,且數據不能外流,這無疑擡高了外資卡組織的進入門檻。

“賠錢都得幹,這個市場太大了。”董崢說,“他們要解決的問題就是發人民幣卡,將來中國人就拿著這個人民幣卡去國外消費。”

未來清算組織的真正戰場在國際市場上,但金融安全不容忽視——2014年,俄羅斯遭美國制裁,在俄境內VISA和萬事達使用受阻,普京密友根納季·季姆琴科撕毀VISA和萬事達卡,轉投中國銀聯。他在接受當地媒體采訪時說,“在某些方面,銀聯卡比Visa更安全——至少美國人管不了它。”

清算市場放開,就相當於“劃了一條起跑線”,“就像是奧運會,雖然是全民參與,但能參加的也是有一定的水平要求的。”董崢說,“這是一個砸錢的遊戲,沒錢,你玩得起嗎?”

國內 清算 市場 放開 銀行 背後 隱秘 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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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VIE,做“鏡面反射”中概股海歸奔A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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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風科技曾經也設置了海外上市的架構,但後來拆除了這一架構,轉而在國內上市。2015年3月24日登陸A股後,暴風科技連續漲停了30個交易日(截至5月6日)。市值折算成美元接近30億美元。 (CFP/圖)

眼看著國內A股市場的火爆和門檻的降低,出國上市的中概股公司坐不住了。他們忙著改換門庭,拆除原有的境外投資者協議控制的股權架構,轉而搭上A股快車。

“中概股海歸已成趨勢。”沙航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沙航最近正忙著給在美國上市的中概股做私有化退市工作,然後幫助他們在中國的A股上市。沙航是淳信奮進投資管理中心董事總經理,淳信奮進是由中信資產股權投資板塊淳信資本發起設立的投資平臺。

2015年5月5日,據騰訊科技報道,分眾傳媒最快在1個月內就可通過借殼上市的方式登陸A股市場。這已經不是第一家從國外退市回歸A股的中概股了。世紀佳緣、完美世界、盛大網絡等都在謀求退市回到A股。

甚至連百度也表示了要回到A股的想法。2015年4月24日,李彥宏在中國證監會做演講的時候,再次表達了百度不能在A股上市的遺憾。2014年兩會期間,他就表達過類似的想法。

4月15日,上交所發行部周大勇在互聯網+資本市場培訓研討會上公開表示,相關部門在研究是否可以借用自貿區的特殊地位逐漸把VIE架構的海外企業引入國內上市。

體量龐大的科技公司回歸,對沸騰的A股市場影響巨大。問題在於,他們背負的VIE(外資公司協議控制境內公司)股權結構將如何改變?

“暴風”狂飆

北京市通商律師事務所合夥人金有元,過去幫助很多公司搭建VIE架構去美國上市,現在已經有不少公司來找他拆除VIE架構了。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中概股從美國退市和私有化,是因為這幾年國外資本市場對中概股不是特別友好,渾水和香櫞等做空機構經常做空中概股,一些優質的中概股也遭到沖擊。大家在海外的日子都不好過。反觀國內資本市場,能給到很好的市盈率和估值。

上市8年來,完美世界的股票從上市時候的16美元,到今天的19美元,而且還是由於退市消息公布後,股票最近才漲了3美元。

也就是說,在美國上市8年,股價基本沒動。市盈率只有9倍左右。而作為遊戲業的同行,在A股的掌趣科技,市盈率高達123倍。即便是阿里巴巴,市盈率也只有43倍,百度是32倍,騰訊是50倍。

盛大2004年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時股價是11美元,到啟動退市時候的股價已經是6美元左右。陳天橋要構建一個娛樂帝國,需要拓展新業務,但前期要靠遊戲輸血,造成財務報表難看,但美國資本市場不管這些,覺得盛大不行。

過去中概股去美國上市,是因為國內投資人看不懂互聯網,只能去國外上市融資。但現在情況不一樣了,從股民到政府,都看好互聯網。尤其是政府,已經把互聯網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

現在,A股市場最火的一個板塊就是互聯網+。所有一線互聯網公司的老板們都參加過總理的經濟座談會。互聯網公司的老板們也成了證監會的座上賓,馬雲和李彥宏都去證監會做了演講。

“特別是暴風科技的表現鼓舞了很多已經在海外上市和打算在海外上市的人。”沙航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暴風科技曾經也設置了海外上市的架構,但後來拆除了這一架構,轉而在國內上市。2015年3月24日登陸A股後,暴風科技連續漲停了30個交易日(截至5月6日)。市值折算成美元接近30億美元,幾乎跟在美國上市的優酷土豆的市值差不多。但顯然暴風跟優酷之間的量級還差了很多,可以說是“隔著好幾個暴風”。

北京大悅律師事務所主管合夥人祝偉對南方周末記者評論說,暴風科技是拆除VIE登陸A股的吃螃蟹第一人,是政府和市場有意無意樹立起來的一只示範股。但暴風受到追捧的最根本原因還是A股市場的優質互聯網公司太稀缺了,導致目前暴風的價格偏離了價值。

過去是唯一選擇

在沙航看來,當時這些企業選擇去國外上市幾乎是唯一選擇。

首先,在國內A股上市需要經過中國證監會核準,要求較高,上市程序複雜、時間周期較長。而國外資本市場多數采取註冊制,相對便捷。

其次,國內A股上市條件有一些門檻較高的硬性指標,如三年連續盈利且達到一定的利潤水平等,但很多互聯網公司前期往往是虧損的,需要通過燒錢來獲取用戶或對物流等進行投資,典型的是電商領域的京東。

另外,很多企業一開始拿到的就是海外的風險投資,公司的經營模式也是模仿自美國資本市場的成熟企業,所以他們天然會選擇到海外上市,在講述資本故事的時候,往往直接說他們是“中國的亞馬遜”之類。

當時,只有海外基金願意投資早期的創業項目,國內的人民幣基金主要是投資那些快要上市的成熟型公司,很少有人民幣基金投資天使和VC(風險投資)環節。

現在的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很多互聯網公司的模式都是自創的,並非複制於國外,所以在美國資本市場找不到對標的公司,很多時候不知道怎麽跟美國投資人講述一個資本故事。

中國政府也在采取措施推動中概股回歸A股。比如創業板首發辦法和創業板再融資辦法的修改,包括明確表示要放寬財務準入指標,取消持續增長要求,簡化發行條件,明確註冊制程序,取消股票發行審核制,以及為境外企業境內上市預留法律空間。

“新三板對於創業公司來說,門檻已經低到跟他們去美國納斯達克沒有什麽區別了。”沙航對南方周末記者介紹,現在在新三板上市,門檻很低,你可以不盈利,也可以沒有任何的收入,你的業務可以還沒有真正的開始,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沙航舉例說,像仁會生物和中搜網絡,之前在新三板是不可能上市的,現在給的估值都不錯,市盈率都是好幾十倍。據他得到的數據,現在新三板一天的交易量就等於2013年一年的交易量。

“可以說,股市開放是國家意誌。要配合這個戰略,證監會會對資本市場加大改革力度。”沙航說。

一方面是積極創造條件讓中概股回來,另一方面政府又表現出對於VIE的明確管束信號。

前不久頒布的《外國投資法(征求意見稿)》對於VIE的協議控制做了明確的表態。已經有VIE的公司和中概股,要根據不同情況做處理。要麽申報,要麽申請認可,要麽實行許可準入,到底哪種,意見稿還沒有定論。

對於未來的VIE架構,祝偉對南方周末記者分析,意見稿的傾向很明白,對新設VIE架構,如果是負面清單之外的,是允許的態度,如果是限制類的VIE架構,要追溯到實際控制人是否中國人。禁止類的行業,無法獲得VIE準入許可。

“不難看出來,態度是讓你出去上市難,在國內上市容易。”祝偉說。

VIE重回監管視野

對於中概股和VIE問題,中國政府的態度發生過多次改變。

VIE架構集中的領域,主要是政府限制外商投資的領域。比如電信、互聯網和傳媒。新浪等互聯網公司需要國外的資金來發展,而國外資金又不允許進入這個領域。為此新浪創造了一個中國特色的VIE模式。所謂VIE,即可變利益實體的縮寫。

一位已經完成VIE架構設置的某匿名互聯網公司CEO對南方周末記者介紹,VIE架構是一個複雜的協議控制組合。首先他和合夥人要先在英屬維爾京群島(BVI)設立一家公司A,然後通過A公司和國外的VC機構一起,在開曼(英屬島嶼)設立一個上市主體“開曼公司”,由開曼公司再在BVI設立一個公司B,由B公司在中國境內設立一個外商獨資公司C,再由C公司跟境內的實體公司D簽訂一系列協議,C公司以為D公司提供技術、管理、咨詢和服務等名義,獲得D公司的所有利潤、D公司所有股權的投票權和優先購買權等。

2000年4月13日,新浪在納斯達克交易所上市。VIE架構被百度等所有在美國上市的中國互聯網公司效防。

對於這種制度創新,中國證監會很快有了回應政策。該部門在2000年6月9日出臺了一個被稱為“無異議函”的規定,即對於海外上市的公司,要拿到證監會的無異議函。

2003年4月,這一政策取消了。VIE模式遍地開花,互聯網第二波熱潮興起。這一批在海外上市的公司有盛大、蒙牛、騰訊、分眾、百度、尚德、玖龍紙業、新東方、如家等。

好景不長,2006年9月,在“優勢上市資源流失境外”的民意壓力下,中國商務部、證監會、外管局等6部門聯合發布了《關於外國投資者並購境內企業的規定》(簡稱“十號文”),對中國公司赴海外上市的行為再次進行管束。這實際上是默認了VIE模式的存在,但規定VIE上市的行為需要得到相關中國政府部門的審核和批準。包括匯源、味千拉面、碧桂園、百麗、複星、阿里巴巴、忠旺等,都是在那時候上市的。

進入2011年,是中概股的一個拐點。這一年發生了好幾件大事。先是支付寶股權風波爆發。為了拿到支付牌照,支付寶拆除了自己的VIE架構。這一行為讓美國資本市場認為,VIE架構存在被中國政府叫停的風險,中概股集體大跌。加上當時一些中概股正好爆發財務造假等醜聞,國外做空機構趁機做空中概股估價,中概股集體陷入寒冬,美國市場也暫時關閉了對中國公司赴美上市的窗口。

第二件大事是2011年8月,異常敏感的視頻網站土豆網在海外上市,引起監管層的註意。當時證監會內部甚至形成了一個內部報告,建議對VIE結構按照“新人新辦法,老人老辦法”的原則,消除VIE結構。不過這個建議最終沒有被當做正式規定實施。

但VIE風波對於中概股已經造成了很大的傷害。美國投行羅仕證券的統計顯示,僅2011年就有29家中概股從美國退市,當年登陸美國的中國公司也只有11家。留下來的中概股基本沒有什麽交易,屬於僵屍股。對這些中概股來說,美國資本市場基本喪失了造血功能。風險投資者也希望企業退市,或者轉移到其他資本市場,否則自己手上的股票就是廢紙一張。

退市劃算嗎

沙航對南方周末記者介紹,退市主要有兩種做法,一是要約收購,大股東和關聯方作為買方集團設立一個公司A,由A公司和上市主體公司進行合並。二是簡易合並。大股東和關聯方回購市場上的股票,回購到九成之後,可以用現金直接購買剩余一成股東的股票。

大部分退市的中概股,由於股票交易太過冷清,以及控股權相對集中,大都采取的是要約收購的辦法進行退市。整個私有化過程至少要6-7個月,

要想回歸A股,僅僅企業退市和私有化不行,還要拆除VIE架構。

沙航剛拆了一個VIE架構,具體做法是,先找一個國內的機構接盤國外美元基金的股份,或者說服這個美元基金,把股份轉讓給這個美元基金在中國設立的人民幣基金。相當於左手倒右手。

“最好的是把國外的股權結構原封不動複制到境內主體上,我們把這叫做鏡面反射。”沙航說,過去做這種鏡面反射操作,要經過中國商務部和外匯管理部門的審批,程序繁瑣。這幾年相關程序簡化了很多。

金杜律師事務所資本市場部的一位匿名的資深律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有個客戶在香港上市了,但發現即便是離得這麽近,他們在內地的很多經營和市場動作也沒法及時反映到股價上去。他們在大陸做了很多市值管理的行為,但發現效果不佳。股價很低,低於A股的同行。於是開始想回A股。

但該匿名律師提醒,這些想拆掉VIE架構回A股的企業需要好好算一下賬。因為拆除架構之後,需要把股權從實際控制人控制的外商獨資公司轉移到境內自然人,雖然對實際控制人來說只是左手倒右手,但會產生稅收的補繳,而且往往數額特別巨大。

就算這筆賬劃算,對於要回到A股的企業來說,如果排隊上市的話,前面有好幾百家等著,排多久很難說。如果是借殼的話,在註冊制時代怎麽借殼,也沒有清晰的規定。

另外就是註冊制就算很快到來,是否會是預期的那樣好,也有待進一步觀察。

“最怕的就是你耗時耗力把VIE架構給拆了,卻發現你在A股上市還是很麻煩。相當於你後退了一步,但沒有前進。”上述匿名律師說。

阿里巴巴移動事業群總裁俞永福則對南方周末記者提出了更為現實的股權激勵的問題。

在員工股權激勵上,一些在境外上市的海外民營紅籌公司可能會設立附條件的員工期權激勵計劃,有些可能已經行權,有些並沒有行權。由於目前國內不支持在A股上市完成前建立跨越上市時間點前後的員工期權激勵計劃,這對海歸中概股們來說,是一個需要妥善解決的問題。

“盡管國內資本市場的市盈率比較高,但還是有很多企業去國外上市,因為去國外上市給企業的品牌是加分的,在國內有時候甚至是減分。另外就是中國股市的火爆能持續多久很難說。”俞永福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VIE 鏡面 反射 中概 股海 歸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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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委副書記竺延風接掌東風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9358

資料圖:竺延風 (cfp/圖)

據國資委新聞中心官微消息,5月6日,東風汽車公司召開中層以上管理人員大會。中共中央組織部幹部五局局長毛定之宣布了黨中央、國務院關於東風汽車公司主要領導變動的決定:竺延風任東風汽車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免去徐平東風汽車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職務,另有任用。

澎湃新聞消息,今年54歲的竺延風曾是中國三大汽車集團中最年輕的帥才,38歲就出任有著“共和國長子”之稱的一汽集團“掌門人”。1961年出生的竺延風是浙江奉化人,1983年他從浙江大學化工系化工自動化及儀表專業畢業後,就進入一汽,從熱電廠儀表車間技術員開始幹起,歷任一汽進出口公司經理、一汽副總經理等職。

和竺延風打過交道的媒體人表示,竺“強勢”,“行事大膽”。1999年,竺延風剛一出任總經理,便對一汽內部大刀闊斧地重組,賣掉或者關掉產能低下的生產廠,放棄了一汽過去縱向整合的策略,清理效率低下的零配件廠。2002年,竺延風當選為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

當時,一汽、上汽和東風占據了中國汽車市場70%以上份額。有趣的是,2007年末,徐建一接替竺延風,正式掌舵一汽集團。竺延風則步入仕途,調任吉林省委常委、副省長,後任省委副書記。現在對於從官場再度返回央企的竺延風而言,8年似乎是他的一個輪回。

關於一汽、東風兩大央企換帥重磅消息早已在媒體圈內流傳。對此,5月5日,東風股份發布公告稱,為保證信息披露的公平、公正,該公司申請公司股票自2015年5月5日起停牌,待上述事項核實並刊登公告後複牌。此外,一汽集團旗下上市公司一汽轎車也於同日停牌。

如今傳聞正變成了現實。據第一財經日報消息,在三十年中國汽車工業發展歷程中,尚未出現過競爭對手互換帥的先例。對此,業界分析人士認為,背後或許有全新的思維主導著央企改革。東風汽車公司與一汽集團實力相當,去年分別以380.25萬輛以及308.61萬輛的銷量位居十大車企銷量的第二和第三。

值得註意的是,汽車行業大佬們換帥的背後或許也隱藏著反腐的壓力。

此前,中央巡視組在2014年進駐一汽集團以及東風汽車公司,兩家公司的數十名高管被帶走和數百名員工受處分。其中,2015年3月,一汽集團董事長、黨委書記徐建一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於兩會結束後被帶走。截至目前,一汽集團董事長空缺已有一個多月。

21世紀經濟報道消息,目前,東風和一汽的下屬子公司不斷有高管離開。4月底,東風雷諾、東風裕隆和鄭州日產三家東風的子公司,都有負責市場和銷售的高管遞交離職申請。

“大批管理者落馬和處分,一汽和東風內部觸動很大,內部原有的一套運行規則被洗牌,很多高管選擇離開,留下來的也很迷茫,不知道怎麽做事情。”接近東風的知情人士稱。

此外,對於東風汽車公司與一汽集團合並的傳聞,汽車分析專家孫木子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這兩家車企當務之急是重構內部秩序,理順內部經營管理,短時間內應該不會出現並購重組。這兩家車企1+1整合的難度極其大,大到難以想象,一汽集團以及東風汽車公司旗下均有多家合資企業,一旦合並涉及多方利益,各種利益關系極其難以平衡,合並可能性很小。

吉林 省委 書記 竺延風 接掌 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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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城退出上海融綠平臺 融創放棄黃浦灣項目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9351

5月5日晚間,融創中國和綠城中國昨天分別發出公告,綠城將留下融綠平臺中售價最高的項目上海黃浦灣,以及跟融創等合作的另外兩個項目北京禦園和杭州之江一號,除此之外的融綠平臺,則全歸融創所有。 (CFP/圖)

經過半年的分分合合之後,融創和綠城這對怨偶終於和平分家了。

5月5日晚間,融創中國(01918,HK)和綠城中國(03900,HK)昨天分別發出公告,綠城將獲得融綠平臺中售價最高的上海頂級豪宅項目黃浦灣,以及跟融創等合作的另外兩個項目北京禦園和杭州之江一號,除此之外的融綠平臺,則全歸融創所有。

根據公告,融創獲得了雙方此前各占50%股權的上海融綠平臺——其下屬包括上海玫瑰園、香溢花城等20個項目,及在處女群島註冊的SunacGreentown,這兩者的股權和債務全部最融創所有。

而綠城則獲得原屬於融綠資產的上海黃浦灣、北京禦園、杭州之江一號三個項目,其中上海黃浦灣一度被認為是全國最貴豪宅項目,該樓盤單價最高叫價達到38萬元/平方米。

知情人士對《東方早報》記者表示,綠城董事長宋衛平對黃浦灣誌在必得。他們需要這些高利潤、高銷售額的項目,鎮住軍心。

不過他們之間並未完全斷絕關系,雙方仍然保持了天津全運村項目的合作,融創和綠城分別以49:51的比例持有該項目80%的股權,剩余的20%則由一名獨立的第三方決定。

有業內人士向《京華時報》表示,這個總建築面積達87萬平方米的項目,天津市政府絕不允許雙方“拆臺”。“這顯然是孫宏斌和宋衛平各退一步的妥協結果,未來孫宋二人仍有繼續合作的可能。”該人士表示。

交易完成後,綠城預計可以獲得33.9億元的現金流量凈額,以及出售收益和可取得分紅合共7.81億元。

融綠平臺爭奪戰

2012年6月,融創和綠城合資成立上海融綠平臺,註冊資金20億元。

南方周末網早前介紹,2012年,綠城資金鏈高度緊張,以33.6億元出售上海、蘇州、無錫等6個城市9個項目中50%的權益換得融創支援。融創和綠城宣布組建合作平臺融綠公司,各以10億元現金持有融綠公司50%股權。

到2014年,融綠累計銷售額達到174.8億元,超過萬科、綠地成為上海的住宅銷售冠軍。

但時隨著雙方感情破裂,宋衛平重回綠城,融創退出以來,融綠平臺就成了爭奪的焦點。早前有媒體報道,融創董事長孫宏斌之所以願意讓宋衛平重掌綠城,便是以融綠平臺為條件。

億翰中國董事長陳嘯天向《每日經濟新聞》表示,對於融創而言,之前其在融綠平臺投入了很多心血,不僅獲得了團隊,也獲得了一部分項目資源。融綠平臺此前的諸多項目未來屬於融創,對融創的品牌在上海的落地非常有利。

新城控股總裁歐陽捷表示,從公告來看,綠城獲得了更多的現實利益,它通過黃浦灣留在了上海,因為黃浦灣品牌效應非常強,而杭州和北京幾個項目,也保證了綠城不會失去大本營。

綠城 退出 上海 融綠 綠平 平臺 融創 放棄 黃浦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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