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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青春跟大家不太一樣” 蘇有朋從“奶油小生”到青春片導演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9393

 

廣電總局方面在劇本創作階段就來跟劇組開會。對於“大家開會這件事”,蘇有朋早有耳聞,有機會親歷,他相當激動。他之前聽說,總局就是負責挑毛病,可後來他覺得,“他們是很誠心地希望你能夠創作出一個好的藝術作品。” (劇組供圖/圖)

2015年4月30日,作家韓寒在自己的微博上寫了短短的兩句話:“看完《左耳》,我很難過。這條請勿點贊。”配圖是電影中的一個場景:女主角李珥斷然拒絕了表哥遞給她的一本韓寒的書,直言:“我早就不看韓寒了。”而高三時,她的自行車筐里會放一本老版《三重門》。幾天後,這條微博獲得的點贊,超過了百萬。

《左耳》的導演蘇有朋擔心過這個橋段。他問編劇兼原著作者饒雪漫:“這樣子好嗎?會不會得罪人啊?”饒雪漫安慰:“沒事,我跟韓寒很熟。”

臺灣70後蘇有朋,接拍一個大陸80後的青春故事,很多事情不熟悉。況且這還是蘇有朋第一次擔任導演。電影上映後,他才發現:原來真的有水軍,“你會看到(微博上),隔幾天,不一樣的用戶,可是發的文字和標點都一模一樣。”

光線影業方面一早就對票房期望很高,他們報出一個預期的票房,蘇有朋當場就懵了:“那是一個很離譜的數字,我可承受不起。”蘇有朋的經紀人倒很興奮:“太好了,這次該你了。”

光線影業的“新導演培養計劃”,之前已有徐崢、趙薇、鄧超等演員轉型導演,票房都過億,連連創紀錄。

5月3日,《左耳》票房破四億。饒雪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電影在三四線城市的受歡迎程度,就連光線影業方面都頗為驚訝。

如果非常暗黑, 票房可能只有現在的十分之一

接拍《左耳》前,蘇有朋讀了原著小說。他被書中的暗黑和殘酷橋段吸引。

書里的壞男孩張漾,仇視自己的家庭和成長背景,想逃離貧窮的小鎮。他與有錢人家的任性姑娘戀愛,希望利用對方的經濟力量去北京;他同時與另一個“壞姑娘”戀愛,後來對方懷孕,為了防止這打亂他的人生計劃,他千方百計讓對方流產。

蘇有朋看中小說中強調的青春的疼痛,“疼痛之後大家才知道成長”。他覺得,那些殘酷的情節符合青春的設定,並且還不是缺乏自我意識的“白癡的青春”。

蘇有朋認為,小說中某些較為粗暴的語言,會有所幫助。電影中某些粗口經過了重新配音,但一些有助於保持“這種暗黑的電影調性”的次要詞匯,譬如“婊子”“破鞋”,都保留進了公映版本。

至於暗黑或者疼痛要到什麽程度,蘇有朋得仔細拿捏。他知道,疼痛程度有多重,除了關乎表達自己的思考與觀念,還會影響電影的票房收入,“如果你定調得非常暗黑,那些情節統統可以保留,可是對不起,票房可能只有現在的十分之一。”

劇組做過一些調查,有人反饋,如果男主角張漾真的如書中所寫,去踢一個孕婦的肚子,後面不管再怎麽道歉和救贖,都絕不可能獲得觀眾的原諒了,電影最後拿掉了這類令人反感的情節。蘇有朋希望男主角能夠體驗到年輕時荒謬行為的代價,從中獲得成長,“變成一個觀眾喜歡的角色”。

觀眾喜歡,只是問題的一方面。

蘇有朋沒聽說過臺灣電影管理機構對“早戀”問題有什麽特別規定,而大陸電影中“早戀不許成功”的潛規則,也是後來饒雪漫給他普及的。在蘇有朋的觀念里,初中談戀愛太早,但高中就“不是不可以”。

為了符合審查要求,同時又想保留故事精髓,電影把那些顯得殘酷的感情故事都挪到了高考之後。

在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備案公示中,《左耳》的劇本梗概正面而宏大:“塑造了吧啦、張漾、許弋等一批性格迥異的年輕人的形象,展現了當下青年人成長時期的疼痛和美好。真實深刻地表現青春少年們生活理想與愛情,成長迷茫與救贖。用生動的語言和動人的情節譜寫了80後不可磨滅的青春記憶。”

在創作劇本的階段,總局方面就來跟劇組開會討論。

對於“大家開會”這件事,蘇有朋早有耳聞,有機會親身經歷,他相當激動。在他的印象里,開會的原因在於,小說《左耳》的讀者群比較大,影響層面可能比較廣,所以“有些東西希望我們不要太偏差”。他說自己完全同意:“大家還在摸索的時候,你給出一些錯誤的價值觀,我自己也覺得是不OK的。”

參加會議的有專業的導演和編劇,除了價值觀,也會討論劇本的結構問題、邏輯問題。“那一次我還挺感動,挺震撼的。”蘇有朋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之前一直聽說,大家覺得好像總局就是負責挑毛病,可是我經歷的那一次不是。他們是很誠心地希望你能夠創作出一個好的藝術作品。”

《左耳》的海報上,打出宣傳語:17歲,該愛了。在蘇有朋的觀念里,初中談戀愛太早,但高中就“不是不可以”。關於大陸電影中“早戀不許成功”的潛規則,他是後來才知道的。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特別憤怒,很不喜歡

一開始,蘇有朋並不想接拍《左耳》。做導演,是他過去從沒想過的事。

2005年,蘇有朋30歲,那時正是他接演電視劇的高峰時期。拍《楊門虎將》時,有一天他看劇本,忽然覺得:“這種言情的偶像電視劇,內容大同小異,有些東西只是為煽情而煽情,我自己看劇本,都覺得不感動,沒有辦法有眼淚,我要怎麽演呢?那個時候我的叛逆心又起來了。”

他開始想“做一個比較認真嚴肅的演員”。那時的他,因為小虎隊的乖乖虎、《還珠格格》的五阿哥,“奶油小生”的形象深入人心,對這四個字,蘇有朋的感想是:“特別憤怒,很不喜歡”。

他開始接觸舞臺劇。2006年上海話劇藝術中心邀請蘇有朋演了話劇《菊花香》。還是言情劇。而上海話劇中心看中他,他覺得,“可能還是我的偶像人氣,他們希望是粉絲來看,而不是真的做給票友看的那種話劇。”

最後票房還可以,演了七場,據說破了紀錄,但影評很差。年輕氣盛的蘇有朋很生氣:你們對我不公平,為批評而批評。

接下來,蘇有朋開始專挑有挑戰的角色來演,“不想做那些手到擒來、談情說愛的東西”,他在電視劇里演過新中國時期的團幹部,演過精神病人,也演過主旋律電影《康定情歌》和《少年星海》。

2009年有了《風聲》。蘇有朋演一個侍從官,過去是昆曲名伶。電影里他亮了一嗓子,有板有眼。小時候在臺灣,周日早上十點鐘轉播NBA,還有播國劇的節目,“誰看那個呢?都看NBA的”,蘇有朋就沒有想過有朝一日,他會跟戲曲打上交道。

因為這個角色,蘇有朋獲得第30屆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男配角獎,這是他為數不多的幾個表演類獎項之一。

蘇有朋這才松了口氣:“以前有一些是‘顏粉’:看重你的偶像氣質的粉絲。當我可以把自己完全當成是一個演員的時候,不見得我的市場也用一樣的眼光來看我。等到《風聲》出來,沒有太多反彈的聲音,我覺得已經很震撼了。”

2013年底,光線找到蘇有朋,問他有沒有興趣做導演,蘇有朋的第一個反應是:不要發神經,我不會。

基於禮數,他還是專門去了光線一趟。結果沒有拒絕成,“老板很正能量的,實在拒絕不動。”蘇有朋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

第二天想想,還是覺得這件事情麻煩,蘇有朋還是想推。經紀人勸他,你先擱幾天。琢磨了幾天,蘇有朋又覺得,自己還是有些東西想說,想通過作品表達一些價值觀或者人生觀。

《左耳》的兩位主演歐豪和陳都靈都很年輕。作為過來人的蘇有朋評價:“歐豪是有過一些經歷的,加上他是個男人,可能會比較堅強;都靈,我很希望她不要受到傷害,因為成名可能未必如想象中那麽美好。”

蘇有朋自己的青春看上去順利、風光,他從小是好孩子,中學讀建中,大學讀臺大,都是臺灣最好的學校。

“我的青春跟大家不太一樣。”蘇有朋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知道自己的壓力跟別人不同。

“乖乖虎”的時候,蘇有朋還是中學生。有一天排練完,晚上十點多,他在路邊等計程車回家。路人看到他,過來問:“你不是乖乖虎嗎?十點多了你怎麽還不回家,怎麽還在路邊?”

“大家對我的期望嚴厲到一個什麽程度。在這種情況下長大,你覺得會特別開心嗎?”蘇有朋無奈地對南方周末記者笑。

兩三年前,佛教徒蘇有朋就在想給自己做減法:“我最輝煌的時候,反而是我人生最痛苦的時候,我覺得也許應該改變一下:事業也算OK了,歌壇、戲劇上也算有些代表作,還拍了電影,還要追求什麽呢?很多東西在周而複始,你的那些感受,從希望到失望,從榮耀到谷底。欲望也不能無止境去膨脹。”

《左耳》之後,蘇有朋還沒有接任何角色,也沒有安排新的工作。一個月前,光線的老總問他,要不你再拿幾部小說,去看看想拍什麽?蘇有朋沒有接受,他決定先放個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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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轉專制:宋人的政治闡釋學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9399

(向春/圖)

英國普通法體系中有一條所謂“君主不容有錯”的原則,涵義跟董仲舒提出的“君不名惡”差不多。邏輯上的道理是這樣的:君主不容有錯,即不負行政責任;只作為尊貴之國家象征,不過問實際行政;行政權委托給內閣,發生差錯也由內閣負責;君主則超然事外。

一百年來,一直都有人聲稱,儒家那一套是鼓吹、維護“封建專制”的統治術。直到今天,持這種看法的人仍所在多有。平心而論,儒家經典中的一些提法,猛一看,也確實讓人感覺是在宣揚君權專制。不過我想說,這種感覺多半是因為對儒學原典的誤解所致,比如“君君臣臣”之說,原意是強調君臣各有義務,各守本分,但今天無數人硬是認為,這句話是說臣對君的絕對服從。

還有一些儒家原典上的話,可能本意的確有點維護君權之義。但是,如果我們看看宋人對這部分儒典的闡釋,便會感受到一種邏輯逆轉的趣味:這些貌似宣揚君主專制的話,經宋人一解釋,原來卻具有反對皇權專制的深意。

“三綱”說與反專制

最受人詬病的儒家話語大概要算“三綱”說:“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我看袁偉時老先生每次駁儒家政治學說,必將“三綱”拎出來批一番。從字面來看,所謂“君為臣綱”,似乎確實是在強調君對臣的絕對權威、臣對君的絕對服從。有什麽可辯護的?——還是可以一辯。

“三綱”之說最早見於漢朝儒生整理的經書《白虎通》。今天許多人都相信,漢代的儒學經書實際上已經竄入不少法家、陰陽家之流的思想,不可避免地感染上皇權專制主義的成分。余英時先生便認為,“現代人攻擊儒家,尤其集矢於‘三綱’說。但事實上,‘三綱’說也是法家的東西。韓非《忠孝》篇說: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儒家‘三綱’之說淵源在此。”不過我不打算將責任完全推給法家,因為自漢之後,“三綱”之說確實成為儒家學說中不可切割的一部分。

那麽宋朝儒家是如何理解“三綱”說的呢?讓我先引用南宋理學家真德秀《大學衍義》的一段話來說明:“即三綱而言之,君為臣綱,君正則臣亦正矣;父為子綱,父正則子亦正矣;夫為妻綱,夫正則妻亦正矣。故為人君者,必正身以統其臣;為人父者,必正身以律其子;為人夫者,必正身以率其妻。如此則三綱正矣。”

——顯然,在真德秀的理解中,所謂“君為臣綱”,並不是說君對臣具有絕對的權威,而是說君主應以身作則,自覺充當眾臣之表率。君正,臣才能正。這里的“綱”,並非指“權威”,而是指“模範”:君有責任成為臣之模範。你看,經真德秀這麽一闡釋,“君為臣綱”哪有半點為絕對皇權張目的含義?

事實上,如果我們去檢索文獻,就會發現,歷代士大夫向皇帝引述“君為臣綱”時,都不是為了論證“臣必須無條件服從君”,通常都是意在“格君心之非”,強調君主正人先正己的責任,甚至是以譴責的語氣批評君主“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南宋淳熙七年,朱熹在給孝宗皇帝的上書中便說:“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系而立。”朱熹所說的“紀綱”,當指“三綱六紀”。眾所周知,朱熹是堅持“三綱”說的死硬分子,但這半點都不影響他一貫抗議皇帝專權的立場。

蘇軾對“作威”“作福”的重新解釋

另一部儒家原典《尚書·洪範》中有一句“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也深受詬病。人們一般將其理解為“只有君王才能獨攬威權、擅行賞罰”。聽起來,此說維護君權專制的意味是非常濃郁的。

《尚書》原文已在秦火中佚失,傳世的今文《尚書》、古文《尚書》均為漢儒整理,人們相信其中許多篇目乃是漢代人之偽作。不過,《尚書》一直被漢後儒家奉為經典,不管“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之說是不是漢人偽造,它都已經成為儒家義理了。關鍵是,後世的儒家如何理解、闡釋它的涵義。

宋代已有士大夫對“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之說提出質疑,如南宋儒家李衡在《樂庵語錄》上說:“惟辟作威,固是如此,紂之作威殺戮,豈不是作威?乃以此得罪天下,後世惟有徳然後可以作威,故曰徳威惟畏。”不過李衡的觀點談不上新鮮,大致不脫“仁政”的思路。

令我忍不住擊節叫好的是蘇軾的解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舍己而從眾,眾之所是,我則與之,眾之所非,我則去之。夫眾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蘇軾的意思是說,“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確實是為君之道,而君主要做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則應當舍己從眾,不持己見,讓自己成為“天下公議”的代表,公議所贊成者,君主遵從之;公議所反對者,君主放棄之。這樣,君主的權威就不會被一二權臣所侵奪。

如果說“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的原意確實有鼓吹君權專制之嫌,但讓蘇大學士這麽一闡釋,立即就“化腐朽為神奇”,獲得了全新的涵義,不但毫無專制的意思,而且透出幾分“民主”的味道來。

宋人建立的政體當然不是民主政體,不過崇尚公議、反對皇帝專斷,則是宋朝士大夫的共識,朱熹就曾告誡皇帝:“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為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因此,當宋寧宗稍露出一點專制的苗頭時,朱熹馬上便毫不客氣地向寧宗提出抗議:“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以啟將來之弊。”在朱熹看來,政事若任由皇帝專斷,即使皇帝天縱英明,決斷無皆合事理,也不是“為治之體”。

如此說來,蘇軾從“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推導出“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也非個人的標新立異,而是當時士大夫共識的反映。

司馬光:君主無為,大臣掌權擔責

還有一句聽起來無疑是為絕對皇權張目的儒家立論,來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意思是說,皇上您永遠正確,錯的都是臣下。余英時先生認為,這是漢代“儒學法家化的一個顯型”,《韓非子》中有“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之語,便是董仲舒“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的思想之來源。

我們不必否認漢代複興的儒家受到法家專制主義的感染,至少董仲舒本人是“君尊臣卑”理論的積極吹鼓手。不過,從“君不名惡,臣不名善”是不是就必定推導出絕對皇權?也未必。

英國普通法體系中有一條所謂“君主不容有錯(The king can do no wrong)”的原則,涵義跟董仲舒提出的“君不名惡”差不多。恰恰是這一原則,構成了英國虛君立憲框架下責任內閣制的法理基礎,邏輯上的道理是這樣的:君主不容有錯,即不負行政責任;如何不負行政責任?君主只作為尊貴之國家象征,不過問實際行政;行政權委托給內閣,發生差錯也由內閣負責;君主則超然事外。

現在的問題是,這里面的道理,宋代中國的儒家是不是也弄明白了?恰好北宋大學者司馬光寫過一篇《功名論》,開篇第一句話就說:“自古人臣有功者誰哉?愚以為,人臣未嘗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意思與“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相近。司馬光這麽說,是要拍皇帝的馬屁嗎?不是。司馬光在文章中接著寫道:既然所有的功名都歸於君主,那麽,君主就應該給予執政大臣充分的信任,讓他們掌執政之權,“人主端拱無為”即可,自可“享其功利、收其榮名而已矣”。“古之聖帝明王”都是這麽治理天下的。

——原來司馬光的用意,是希望君主象征化,無為而治;具體治理國家的權力,交給大臣。反正人臣的功名,最終都將歸於君主,君主又何必親自操勞呢?不能不承認,司馬光的推論,在邏輯上是完全站得住腳的。

司馬光是從“功名”(“善皆歸於君”)的角度推導出君主應當“端拱無為”的。另有一些宋代士大夫則從“責任”(“惡皆歸於臣”)的角度,同樣推論出君主不應該親裁政務。宋神宗時,由於“內外事多陛下親批”,皇帝出現專權的傾向,大臣富弼便勸誡宋神宗:陛下親批政事,“雖事事皆是,亦非為君之道。況事有不中,咎將誰執?”為什麽富弼反對皇帝親批政務?因為君主是難以承擔行政責任的——總不能經常更換皇帝吧,倘若出錯,“咎將誰執”?因此,皇帝還是“垂拱無為”的好。

我們再將朱熹的見解補充進來,從“君不名惡”推出“虛君制”的邏輯鏈就更加完整了。朱熹是這麽說的:“君雖以制命為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然後揚於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在朱熹看來,人主不負責任,所以每一道以皇帝名義發出的命令,都必須由執政大臣合議、經給事中與中書舍人審核通過,才可以發布於王庭。這樣,即使事後發現該命令有錯,也可以由執政大臣負其責。

在我看來,這一宋人心儀的政體,雖然稱不上“虛君立憲”,但已庶幾接近“責任內閣制”了。而它的法理基礎,居然就是看似鼓吹絕對皇權的“君不名惡,臣不名善”理論。

闡釋是活的思想史

“君為臣綱”“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君不名惡,臣不名善”是儒學原典上三個比較礙眼的論點,確實給人一種鼓吹皇權專制的觀感。但經宋人一解釋,其專制的意味立即得到逆轉,變成了強調君主責任、限制君主專權的意思。而且,整個推論的過程,完全合乎邏輯律,而不是信口開河、語不驚人誓不休。——這便是宋人闡釋儒家政治學的智慧了。

我堅持認為,闡釋比原典更重要,原典只是凝固的思想史,闡釋才是活的、動態的思想史。闡釋使原典不斷獲得新意義,使原典的思想與時俱進,“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兩千多年來,儒家思想之所以一直保持著生命力,就因為它是一個開放的思想體系,允許質疑,允許爭鳴,允許闡釋,允許推陳出新。

逆轉 專制 宋人 政治 闡釋學 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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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言四海】頂尖者永遠有位子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9397

找到興趣,並為興趣認真不懈;不問自己為何沒有機會,只問自己是不是頂尖。

每當自己與朋友面臨生活中的諸多選擇決定,我總想起兩位鋼琴家。

當我訪問巴黎高等音樂院教授、著名演奏家貝洛夫(Michel Beroff)時,曾請教他如何教學。貝洛夫錄音等身,更是鋼琴天才,12歲就能掌握極其艱深的當代作品,是梅西安(Olivier Messiaen,1908-1992)等人作品的代言名家。我以為會聽到累積多年的經驗與心得,至少苦口婆心的循循善誘,怎知他竟冷淡言道:“我幾乎都在勸退,要他們趁早改行。”

是天分不夠嗎?“不是”,熱情才是關鍵。巴黎高等音樂院的鋼琴入學上限是18歲,能考進的必然有天分,但許多學生不曾思考自己要什麽,只因當年鋼琴是最拿手科目,糊里糊塗報考,考上後也就懵懵懂懂彈下去。“即使有天分,這也是浪費,”他面無表情繼續說,“人生可能無限,根本沒有必要在二十歲前就決定一切。用心探索,及早認識自己並找到真正的興趣,現在正是時候。”

或許貝洛夫真的看多了“乖”學生,但我還是忍不住好奇:如果有學生對音樂充滿熱情卻天分不足,怎麽練也不能成為演奏家,又該怎麽辦呢?

“那有什麽問題!”鋼琴家雙眼突然一亮,“我從來沒有勸退過這樣的學生,還盡一切可能幫助!音樂世界何其寬廣,誰說每個人都該當演奏家?只要真心愛音樂並充滿熱情,音樂必會給予回報!”

我永遠不會忘記貝洛夫那時的神情,而那瞬間煥發的光芒讓我無法再問:那些留下來的學生,最終也得面對僧多粥少,競爭激烈異常的音樂環境。現實不會改變,但有多少人能像貝洛夫般天縱奇才呢?

不過,自己沒說出的問題,貝洛夫的師弟巴福傑(Jean-Efflam Bavouzet)卻給了解答。

一日,他邀我在指揮大師蕭提(George Solti)家中敘舊。這位20世紀名聲輝煌響亮的音樂巨擘逝世雖近二十年,其倫敦故居卻一如往常,仿佛主人從未離去。對這位傳奇巨匠,巴福傑最深的記憶是什麽?“有次我在他琴房練習。那時我雖得了不少獎項,也日夜苦練鉆研,卻看不到希望,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也不知道該不該繼續。”

當年巴福傑才35歲,剛從手傷中複原,對人生充滿疑問。鋼琴家又何其寂寞,得在琴房孤獨面對自己。聽到年輕後輩的茫然困惑,蕭提沒說任何場面話,甚至也沒一句安慰;他只簡單說了句:“頂尖的人永遠有位置(There is always room for the top)。”

從此巴福傑不再仿徨。“既然我選擇了音樂,就要全力以赴。我不再問為何沒有機會,只問自己是不是頂尖,夠不夠資格站上舞臺。”大師的鼓勵其實是美好的預言。這七八年來巴福傑演奏事業大開,錄音連獲大獎,已是國際上炙手可熱的名家。這一切來得真實無欺:畢竟他從古典到當代作品都有深刻研究,曲目之豐遠遠勝過諸多同儕。還有誰能像他一樣,可以同時演奏貝多芬與海頓所有的鋼琴協奏曲和奏鳴曲,普羅柯菲夫和巴爾托克鋼琴協奏曲全集,以及拉威爾與德彪西的所有鋼琴作品?

“興趣可以讓你選擇人生方向,但只有努力才能讓興趣選擇你。”——巴黎高等音樂院畢業、國際大賽得主,都不是演出(甚至是生活)保證;找到興趣,並為自己的興趣認真不懈,音樂如此,其他科目或許也相去不遠吧!

(作者為音樂學博士)

放言 四海 頂尖 永遠 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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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幹部“回爐”再造“幹部召回”的貴州試驗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9379

汽車不合格,廠家要召回;幹部不合格,組織來召回。貴州“召回”千名不作為幹部分類“維修”。 (CFP/圖)

“35人以下單位召回至少1人,70人以上單位至少召回3人,中間規模的單位召回2人。”

“內心感受五味雜陳,強烈的自尊心壓得我有些喘不過氣來,我不知道家人和朋友將會怎樣看我,恨不得立刻找個地洞永遠地鉆下去。”

“末位淘汰和民主測評肯定不是唯一的、最好的辦法,但在工作開始之初,我們需要有一個突破口。”

汽車可以召回,幹部也能召回?沒錯,在貴州黔西南州,正在開展一個名為“幹部召回”的“運動”——

幹部完不成年度目標任務,召回;在幹部隊伍里鬧不團結,召回;上班期間打麻將玩遊戲上網聊天,召回;在急難險重任務前畏縮不前、臨陣退縮,召回;工作方法簡單粗暴、態度生硬,還是召回。凡是涉及包括上述問題在內的5類共計30種問題的,一旦觸犯,幹部就會被組織部門召回。

幹部召回之後去哪兒?除參加集中教育外,還有轉崗、降級降職、免職、辭退等幾種較為嚴厲的處理方式。

黔西南州的幹部召回制度,正是從“商品召回”中找到的靈感。實施大半年來,截至目前,整個黔西南州被召回幹部已有1668名,其中132人被轉崗或免職,67人仍待崗,占到全州公職人數的2.3%。

幹部召回制度正成為黔西南州的一塊招牌,在州府興義市的主幹道上,宣傳“幹部召回”的標語,每隔50米就能看到一塊。

有人形容這一制度是在現有的體制內,放入一條專吃末位者的鯰魚,事情是否果真如此?

“攤派指標,硬性召回”

召回制度的出臺,要追溯到2013年,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開始之後,貴州黔西南州提出口號“向惰政宣戰、向惰政問責”,號召各個區縣、單位積極創新自選動作。

據黔西南州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辦公室(以下簡稱活動辦)副主任梁喜明回憶,全州都在想辦法搞“新意思”,如“曬比述評”幹部工作、開設“勤政先鋒榜”和“惰政曝光臺”等。次年8月活動進入總結階段,興仁縣提出幹部召回制度。

時任興仁縣委書記郭雲海是這一制度的主設計者之一,他曾對人民日報表示,因為常聽到下屬抱怨自己單位職工如何不服從安排,不遵守紀律,但讓他們報名單,大家又都不願得罪人,結果成了“都還幹得不錯”。在他推動下,縣里仿效“汽車召回”制度,推出了人事管理上的幹部“召回”制度。

時任興仁縣委組織部部長、現任興仁縣人大常委會主任譚雲臨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說,“商品出現問題了,要把它召回來。幹部是組織部派出去的,當幹部出現問題了,組織也要把他召回。其實用書面語言就是幹部能上能下制度,只不過召回更加通俗一點。”

2014年8月11日,興仁下發《興仁縣不勝任現職幹部召回管理辦法(試行)》的文件,規定將對完不成任務、鬧不團結等12種不勝任現職情形的幹部實行召回,根據情節輕重處以“集中教育、跟蹤考察、組織處理”等三種方式進行管理。

文件下發後,新鮮的“召回”字眼,讓許多基層公務員議論紛紛。“是否執行得下來?召回後達不到處分標準,按照公務員法或者事業單位管理條例規定,達不到辭退、改聘的要求,怎麽辦?”某鄉鎮紀委書記宮偉說。

與宮偉一樣,大多數人一開始都持觀望態度。直到強制分配指標的命令下達,大夥才知道縣里“動真格的了”。

據多位公務員回憶,當時興仁縣下派指標,每個單位都必須出人,“35人以下單位召回至少1人,70人以上單位至少召回3人,中間規模的單位召回2人”。

文件僅規定了被召回情形,但是判定這類情形的標準以及選出召回幹部的方式,都由各單位自行決定。

當時在興仁縣的各級單位中,有些單位甚至沒有規章制度,大多數單位即使有規章制度,不少也處於“掛在墻上”的狀態,如何選出一個被召回對象,大家都沒有準備好方案。

在硬指標的巨大壓力下,最終,民主測評成為了大多數單位選出被召回對象的方式。全單位同事一起對單位成員的業務表現、工作態度等情況打分投票,居末位的人被召回。也有單位由於人數太少,召回幹部會影響工作,最後領導選擇將自己召回。

一位被召回幹部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雖然單位領導同事都對他“評價不錯”,但是“縣里要把這個制度推出來,必須要有人去”,自己在民主測評中居於末位,無奈就成了召回對象。

攤派指標的做法,讓一些被召回幹部感覺委屈。一位曾為召回幹部進行培訓的黨校老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曾聽到多位被召回幹部向他抱怨,自己工作並不差,但單位必須選出一位,不得已為集體“犧牲”。

私下里議論中,一些幹部認為這種方式並不科學,“人緣關系的好壞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民主測評的結果”。

作為制度設計者之一,譚雲臨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末位淘汰和民主測評肯定不是唯一的、最好的辦法,但是在工作開始之初,我們需要有一個突破口。”

“當時末位淘汰和攤派指標爭議最大。”譚雲臨說,為了突破第一個瓶頸,他向各單位一把手表示,“要用末位這種方式,是因為你們不作為,就要倒逼你們建章立制”。

當時與譚雲臨搭檔的興仁縣組織部副部長石鳳初也說,“下指標”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因為“一個單位總會有幹得好的和幹得不好的”。

2014年9月,幹部召回制度交出第一份成績單。興仁縣第一輪共召回不勝任現職幹部148人(科級幹部25人)。其中,集中教育125人,免職1人,辭退或解聘5人,跟蹤考察2人,轉崗15人。

“被紀委拍下照片時,桌子上的水還是滾燙的”

在黔西南州活動辦主任梁喜明看來,興仁縣第一次就召回148名幹部的數據,“震懾了全州”。在州主要領導的重視下,9月24日,黔西南州委常委會決定:在全州範圍內開展不勝任現職幹部召回管理工作。

才在興仁試點一個月的制度要在全州推廣,操作上的難題逐漸浮出水面。首先要解決召回標準的問題,興仁縣提出的12種召回情形,並不適用於全州。

當時有兩種意見爭論得厲害。一種主張出臺細、周、全的統一標準,全州一盤棋。另一種則主張州里出原則性政策,各個縣市各單位根據實際情況制定標準。

最終州里選擇了後者,原因在於“所有惰政情形根本無法窮盡,拿到基層也沒有操作性”。按照這一思路,州里出原則性政策,各縣區、單位據此制定實施細則。

各單位的規定五花八門,比較普遍的內容包括:幹部出現失誤,任務不能完成,班子不團結,有連續曠工情況,不請假外出,鄉鎮駐村幹部走讀,上班開會打瞌睡,被紀委暗訪通報批評等等。出現這些情形的幹部將被召回。

公務員李毅所在的單位,當時也公布了本單位的召回幹部管理細則。按照規定,單位需要開會學習管理細則,但當領導念到其中的一條時,“我們單位要求不按規定過斑馬線遭抓了,也要被召回”,李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全場哄堂大笑,最後領導自己也笑了。

幹部召回在全州推開後,幹部管理的一些基本原則被重新遵守,例如過去淪為形式的考勤,被擺到了重要位置。

在安龍縣委,南方周末記者發現了一本簽到本。縣委宣傳部幹部蔣先學介紹,如今連部門一把手也要嚴格考勤,如果外出開會,還需要向辦公室報告。4月24日下午兩點半,安龍縣委組織部副部長楊盛意在辦公室接受媒體采訪,沒來簽到,辦公室專門打來了電話詢問。

在安龍縣委會議室門外,每到開會時間也會臨時多放一張桌子。據工作人員介紹,開會無論是誰都需要簽到,如果不簽到,到時候各個單位辦公室核對不到,就算缺勤處理。

“簽到”令一些人頗不適應。安龍縣一名副縣長,有一次就遭遇紀委暗訪,被質問“怎麽不簽到”。這個副縣長負責農業口業務,常常要外出下鄉。

在安龍縣衛計委,一名業務骨幹被評上“惰政之星”,個人照片被登在單位的大門口,原因正是“一次上班遲到”。與這位骨幹一起被掛在惰政曝光臺的,還有剛入職安龍縣人民醫院不到兩年的住院醫師鐵余鴻,他的錯誤也是一件小事,“病例沒給主任簽字”。

一旦被上級通報,就屬於“一票否決”、必須被召回的對象。鄉鎮幹部王飛和他的同事們現在最害怕紀委,他們單位有一位同事僅是在桌子上瞇了一會,就被召回。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他同事因為重感冒倒了杯水準備吃藥,結果遇到紀委暗訪,“被紀委拍下照片時,桌子上的水還是滾燙的”。

根據梁喜明統計,被召回的幹部中,兩個群體比較突出,一是接近退休的幹部,這部分人往往是由於工作懈怠被召回。另外就是剛進來的年輕幹部,因為業務、工作失誤被召回。最常見的召回情形集中表現為兩點,一是作風問題,也就是常說的“冷硬橫推拖”,另外就是惰政,既不犯錯,也不幹活。

目前,李毅的單位還沒有人因為不走斑馬線被召回,但是李毅仍然有些害怕,“萬一被逮到,被召回還是有點丟臉”。

全州推廣之初,阻力自然不少,梁喜明說,“一是一些幹部認識不到位,膽子不夠大害怕得罪人,召回名單報不上來。二是被召回幹部也有些情緒”。

在接受人民日報采訪時,黔西南州州委書記張政曾坦言,現在一些領導幹部不僅“惰政”甚至還“躲政”,認為提拔當了領導就等於上了保險,幹與不幹沒關系、沒人管,壞了幹部風氣。“幹部‘召回’引起大反應,說明造成了壓力,帶來了殺傷力。”

2015年年初,張政曾連續11天上門約談,當即就召回了4名縣委常委。

譚雲臨介紹,在興仁縣,為了保證這項制度落實到位,“如果你們單位召不出幹部,但是工作又沒有幹好,那麽就要召回一把手”。

“強烈的自尊心壓得我喘不過氣來”

大半年來,整個黔西南州被召回幹部已有1668名。按制度設計,幹部召回後有集中教育、轉崗、降級降職等幾種處理方式,最為主要的還是集中學習。

幹部的“回爐”教育主要依托黨校進行。學習內容主要是各類法律法規、黨建理論教育、觀看教育警示片、撰寫學習心得這四部分。

差別主要體現在學習時長和學習強度上。一些縣較為嚴格,不但規定學習時間長達一周,而且實行封閉式管理,甚至會安排軍訓。如安龍縣和晴隆縣就是一周的全封閉式管理,早上6點鐘便要起床跑操。有些地方也會加入一些特色內容,如興仁縣的召回幹部就需要到縣里面最為艱苦的中心項目去參觀,“看看那些單位的同誌‘5+2,白+黑’的工作,讓他去感受到自己不足”。

中國法律援助誌願者劉松律師,曾兩次為望謨縣的召回幹部提供行政法的培訓。在與這些幹部交流過程中,他發現大家的心結還是在於面子問題;另外一些幹部覺得在外學習耽誤工作,還要花錢,有經濟損失。但由於召回並不記錄檔案,對他們的仕途影響並不大。

晴隆縣花貢鎮人社中心的章俊就因為一次工作遲到而被召回。當他走進晴隆縣委黨校報到時,他感覺“五味雜陳,強烈的自尊心壓得我有些喘不過氣來,我不知道家人和朋友將會怎樣看我,恨不得立刻找個地洞永遠地鉆下去”。

梁喜明介紹,在參加集中教育培訓的人當中,有70%的人考核合格後可以回到原來崗位上班,但仍有30%的人將面臨“跟蹤考察3個月、轉崗、待崗、免職、降級降職、辭退解聘”。

興仁縣史誌辦原副主任熊忠衛就面臨轉崗。在接受過集中教育之後,他通過“招拍掛”的方式,轉崗到回龍鎮擔任該鎮副鎮長。

召回制度實施大半年來,黔西南州紀委提供的暗訪情況顯示,2014年4月至8月,月均發現各級幹部違反作風建設規定問題十余起,最多的一個月達20起。不過,在“召回”制度實施後,2014年12月份僅發現並查處3起。

南方周末記者采訪發現,對召回制度感觸最為深刻的,當屬各個單位領導。“人好管了。”一位官員說。

幹部召回的殺手鐧,無疑是“攤派指標”和“末位淘汰”,這也是爭議最大的地方。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劉昕就覺得用“抓壞蛋”的方式召回幹部不妥。“評估一個人要長期、穩定的評估,不能因為一兩件事來決定。”

在黔西南州,攤派指標和末位淘汰的做法也在修正。據梁喜明介紹,從第二輪召回開始,要求不準攤派指標。一個單位允許幹部零召回,但沒有幹部被召回的單位,需要提交報告,且該單位將被列為重點工作對象。一旦發現存在問題,單位的領導班子將面臨問責。

“末位淘汰現在也不建議使用,還是要根據召回情形,事實依據要清楚;如果用末位淘汰或者大家投票,這就存在有些人人際關系不好被召回,實際上他沒有什麽錯誤,這個做法不太科學。”梁喜明說。

實際上,幹部被召回後,重新回到工作單位,壓力也不小。一些召回幹部學習歸來或調崗後,感覺單位氣氛“微妙起來”。例如李毅所在的單位,有一名女同事因為民主測評排在末位被召回學習,如今回到單位,同事們都小心翼翼的,“從來不在她面前提到那個敏感詞”。

(應受訪者要求,宮偉、李毅、王飛皆為化名。)

問題 幹部 回爐 再造 召回 貴州 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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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煩大了】忘了吧,專車的“免費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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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3日24時開始,一號專車平臺將正式關閉專車的司機端口。所有專車司機全部歸入滴滴專車平臺,重新開展培訓。

這是一個可以預判的結局,盡管來得過於迅捷。自今年2月14日滴滴、快的兩大中國打車軟件公司完成價值60億美元的“情人節合並”後,對於同質化業務的整合,就是新公司首席運營官柳青最核心的任務。雖然快的在1.3億用戶規模的市場上領先對方8個百分點,同時在盈利模式和商業邏輯清晰的專車市場轉型上也領先一步,但獲得“小馬哥”更大力度支持的滴滴,才是未來的主導者。

4月28日,部分有關的專車司機進行抗議與談判。這並不是第一次發生,快智集團其實已連續遭遇一線司機反彈——4月初,因規避政策法規,租車公司單方面提出要向司機收取1萬至2萬元的“車輛交通事故風險抵押金”,北京市的一號專車司機出現消極怠工等現象,身後站著一幹風投大佬且也是由他們主導推動完成合並的新公司管理當局一直保持著緘默。

表面看來,一號專車的司機似乎是對賠償方案不滿。根據規定,已履行原合同半年以上者將獲賠2個月的基本工資共3800元,而半年以內者為1900元,不滿一月者為1000元——此前司機得到的信息則是1萬元和5000元。如果選擇過檔滴滴專車就需要接受新的條件,包括:每周做六休一,每天上繳210元份錢,油費仍然自負,保險全自負,司機雖能拿到營業額的六至八成作為收入,但每周施行的末位淘汰制將使10%的司機被淘汰、從每月一兩萬高大上收入匹配五百多元的四金保障,到未來隨時可能執包袱走人還沒有保障。沒有最壞,只有更壞。

“現在把平臺做起來了,落得這樣個結果”,某專車司機的感嘆代表著大多數同業的真實想法。在他們原先的理解中,騰訊、阿里在為打車軟件推廣至少消耗了24億元人民幣後,強勢崛起的專車也被給予至少10億元人民幣的補貼承諾,以互聯網、大數據為名提供高端的出行服務,享受體面的收入待遇,就算後來也明白兩位老板意在疾速推進移動支付,但那又如何?就像老舍筆下的祥子,擁有一輛弓子軟、銅活地道、雨布大簾加雙燈、細脖大銅喇叭八百大洋屬於自己的新車,包月、整天終於可以全憑心意了。

且慢,這樣的嘀咕和抱怨何其耳熟!2014年,也是5月,“我知道遲早這一天會來,但不知道會來得這樣的快”,滴滴、快的突然默契宣布乘客補貼歸零,並在三個月後再同步取消僅剩2元的每單司機補貼,類似的不甘心就浮出過水面。只不過,提升了出行效率和品質的乘客們早早就明白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而尚未感知專車發展終極目的的普通的哥們,畢竟體驗了空駛率下降20%的切實好處,咂咂嘴生活依舊。

問題是,盡管科技的進步有助於破除既得利益集團落後的陳規、倒逼市場改革,但隱於其背後的資本力量才能深刻影響變革最終呈現的模樣,更不能忘記的是,推動這場變革的資本往往有著更精確的投入產出分析以及更宏大的抱負。

於是,一方面專車司機炫耀著象征先進生產力的高收入,一方面各地卸載軟件事件層出不窮;一方面公司們不斷拋出吸足眼球的大數據,諸如七夕節女生叫車時間峰值點22點10分,目的地為酒店的前五位城市分別是長沙(53%)、深圳(49%)、杭州(46%)、上海(45%)和北京(43%),一方面他們已在給司機打預防針:只靠補貼是愚蠢的!一方面,今年4月15日首例專車被罰起訴案在濟南開庭前,滴滴告訴司機會為他作出部分補償,而另一方面,部分地區的專車司機已被告知要多繳納各種風險抵押金。

最重要的,專車司機們的實際收入距半年前已出現大幅下降,而馬化騰、馬雲則高調宣布與近二十個城市就互聯網+時代下城市情境服務簽約。這里已是夢破碎的聲音,那廂杯子剛碰到一起。

麻煩 大了 忘了 了吧 專車 免費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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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信內部通報:私設小金庫和嫖娼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9464

中央第十二巡視組自3月1日進駐中國電信,兩個月後公布了初步巡視結果。綜合新京報和財新網消息,4月30日,中國電信內部通報顯示,中國電信對巡視組前期交辦的信訪已查清86.1%,並處理了北京公司等單位共計15件案件,共31人受到黨紀政紀處分。 (新華社/圖)

中央第十二巡視組自3月1日進駐中國電信,兩個月後公布了初步巡視結果。綜合新京報財新網消息,4月30日,中國電信內部通報顯示,中國電信對巡視組前期交辦的信訪已查清86.1%,並處理了北京公司等單位共計15件案件,共31人受到黨紀政紀處分。

通報顯示,北京電信相關人員私設小金庫196萬元,這一行為至少可追溯至2006年。2006—2012年期間,北京電信在河北香河某酒店共召開20次會議,累計向該酒店支付567.20萬元,其中88.85萬元結余形成小金庫。此外,北京電信還通過虛列會議費、瞞報客戶贈禮等方式為小金庫擴容。

除了私設小金庫外,公款吃喝和嫖娼也是存在的主要問題,僅一個月內,北京電信的幾位副總劉博、孫昊、王慶玉等人就在河北省香河縣的同一家酒店先後組織了三次公款吃喝和高消費娛樂活動,涉及渠道部經理張琳、政企部經理張新強、人力資源部經理張柏、辦公室主任王海生、辦公室副主任陳東等61人次,共花費7.95萬元。

另外,北京電信辦公室主任王海生在2015年1月組織的三次公款吃喝及娛樂活動期間,每次都在所住的酒店打電話召來內設的女性按摩人員為其按摩,其中一次屬嫖娼行為,累計花費公款1.08萬元。

對此,中國電信給於王海生開除黨籍,撤銷資深經理、辦公室主任職務,降為一般員工。劉博、孫昊、王慶玉等都分別視違紀輕重給予降級、留黨察看、嚴重警告等處分。而北京電信總經理張誌勇雖未參與此次公款吃喝,因履職不力被通報批評。

此外,中國電信還通報了集團電子渠道運營中心、企業信息化事業部、黑龍江鶴崗分公司、河南開封分公司、重慶石柱分公司等五起典型問題,分別涉及違規公款購買購物卡、違反組織人事紀律、違規招標、對抗組織調查以及弄虛作假等問題。

三大運營商反腐

2010年前後,中國移動原黨組書記張春江和中國移動原副總經理魯向東的落馬,被外界視作運營商反腐的開端,但反腐運動並沒有形成長久的持續力。

直到2014年十八大召開之後,隨著政府反腐不斷深入,三大運營商均有高管被查。

據中紀委監察部網站公告,2014年11月,中央第八巡視組專項巡視中國聯通;2015年中央巡視組第一輪專項巡視進駐了包括中國電信集團和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在內的20家單位。

其中,4月17日,中紀委發布消息,中國電信集團公司原副總經理、黨組副書記冷榮泉涉嫌嚴重違紀,正接受組織調查。

有分析人士指出,本輪巡視雖然已經結束,但有些案件可能還在進行中,已查出的線索將可能成為其他案件的線索。因此,電信運營商的這一輪反腐風暴並未停止,甚至只是開始。

中國 電信 內部 通報 私設 小金庫 小金 嫖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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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一成品油將現“三連漲”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9470

4月24日,車主在上海一家加油站內排隊加油。 (新華社記者 丁汀/圖)

5月11日(下周一),成品油調價窗口將再度開啟,目前國際油價一路上,多家分析機構預測,國內油價“三連漲”幾無懸念。

安迅思認為,美元匯率下滑、也門地緣政治危機以及利比亞一出口港被關閉等消息提振了近期原油期貨市場,3月中旬,原油觸底以來重振強勁反彈趨勢。布倫特和WTI原油價格過去8周中有7周錄得上行,後者甚至出現突破心理關口價位$60。

不過從供需基本面上看,供應過剩格局仍就沒有改善,目前美國原油庫存仍處於歷史高位,需要市場緩慢消耗,且一旦伊朗重返市場,原油市場將立即下跌,但另一方面,如5月份美國原油產量出現拐點,原油價格可能順勢上揚。不過受多空消息面影響,近期原油將持續震蕩,但下周一國內汽柴油三連漲成定局。

金投網數據,昨日WTI(美國西得克薩斯輕質原油)價格為60.93美元/桶,布倫特為67.77美元/桶;今日就分別跌至58.94美元/桶和66.45美元/桶。

卓創資訊分析師張斌表示,由於原油波動頻繁且幅度大,調價後前4個工作日預測新一輪成品油調整幅度及趨勢並不完全準確,因此,只能初步預計5月11日成品油每噸上調260—270元。

卓創資訊還監測,國內主營柴油市場批發均價受漲價預期提振而繼續上漲,使得柴油批零價差縮小。

截至5月7日收盤,國內20個省的主要城市主營銷售公司國四93#汽油批發均價在7852元/噸,較上個工作日上漲24元/噸,平均批零價差在558元/噸;0#柴油批發均價在5931元/噸,較上一工作日上漲32元/噸,平均批零價差在605元/噸。

截至目前,2015年內我國油價共經歷8輪調價周期,其中三次下調,四次上調,另有一次因幅度不足50元/噸而暫不調整。

下周 成品油 成品 將現 三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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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著禁令躍進十年後 高爾夫陡然入冬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9362

根據國家發改委等十一部委《關於落實高爾夫球場清理整治措施的通知》,廣州薩爾斯堡高爾夫球場被列入取締清單。2015年4月1日,這家已經停業的球場里,草坪已開始種上樹苗,大門口則放置著取締通知,禁止外來人員進入。 (CFP/圖)

2004年國務院發布全面叫停令後,高爾夫運動卻奇怪地進入了飛速發展的黃金十年。但現在,這個行業遭遇了進入中國數十年來最難受的寒冬。

從前那種眼睛向上看,指望向有錢人賣會員卡的日子結束了;這個行業真正的機會,在於讓其回歸體育運動的本質。

“當事人:上海國際高爾夫球鄉村俱樂部有限公司……本機關現責令你單位於2015年5月31日前對上述高爾夫球場項目予以拆除……”

2015年4月14日,上海市青浦區人民政府出具的一則通知,在一個擁有500名成員的中國高爾夫球行業從業者微信群里,又一次引起眾多行業高管的“哀嘆”:“上海國際高爾夫是1990年就成立了的球場啊,連它都躲不過去,這個‘冬天’真難熬。”

在過去的幾個月里,這樣的“哀嘆”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實際上,從2014年7月開始,以國家發改委、國土資源部等11個部委聯合下發《關於落實高爾夫球場清理整治措施的通知》為標誌,中國高爾夫球第一次真正遭遇了行業“寒冬”。

業內較為認可的《朝向白皮書——中國高爾夫行業報告》2014年度數據顯示:2014年里,中國有超過76家高爾夫設施(折合約77個18洞標準高爾夫球場)停止營業;全年總打球輪次1190萬輪次,較2013年下降了2.1%;高爾夫核心人口(每年至少下場打球8次)41萬人,較2013年下降3.3%。

停業球場數量之多,為2009年這一白皮書開始發布以來之最;總打球輪次與高爾夫核心人口數,則是首次出現下降。

而北京、深圳、廣州等地的數家高爾夫球場管理層人士,均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到他們球場打球的人減少了兩三成,2015年以來下降幅度仍在拉大。

“更讓我痛心的是,高爾夫球行業的名聲被醜化,乃至有些被‘妖魔化’了。原來以為自己從事的是‘高、大、上’的職業,現在怎麽有些像過街老鼠一樣,人人喊打?”一家廣東高爾夫球會的總經理,更是這樣表述“委屈”。

中國高爾夫球業,為什麽會走到這樣的境地?這個本質上是“體育運動”的行業,其前景將會如何?

最大力度的整治

“現在用談‘高球’色變,避‘高球’之唯恐不及來形容我們,一點都不誇張。”一位官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這一輪整治,起源於2014年7月,國家發改委、國土資源部等11個部委聯合下發《關於落實高爾夫球場清理整治措施的通知》。

這份文件是對2011年4月11日十一部委聯合發布的《關於開展全國高爾夫球場綜合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的“落實”,使之有了更具體的措施和明確的時間表。

新的文件,將全國各地高爾夫球場,按照取締、退出、撤銷、整改四類要求進行處理;並明確取締類球場的完成時間表是2014年12月31日;退出和整改工作則都必須在2015年6月30日前完成。

2015年3月30日,國家發改委公布了66家全國各地已取締高爾夫球場的名單。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在此前後,不在66家名單之內的球場,也有多家收到了要求其退出、整改的指令。

多位業內人士估計,總共關閉的球場,會在120家左右。“這次真的不同以往,這是‘十八大’以來反腐的大勢所趨,也是保證中央政令暢達的需要。”

地方的禁令更為明確:2014年12月9日,廣東省紀委監察廳下發《關於嚴禁黨和國家工作人員違規打高爾夫球的通知》,對現職黨和國家工作人員違規打高爾夫球作出了“九個不準”規定。

“我見過的官員,有深圳的,有廣東其他地方的,有從北京來的。已經落馬的一些官員,之前也都是常客”深圳沙河高爾夫球場一位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往年球場的常客里,的確有不少官員,他們來打球,身邊往往跟著四五個企業家,這是一個生態鏈,“從2014年底開始,來打球的官員,基本上沒有了,那些跟著的企業家,也就打得少了。”

廣東一位銀行業高管則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高爾夫是其近年來最喜歡的運動,往常每一兩周都要打一次,而今年以來一次也沒去過。“其實我是真心鍛煉,也是自己掏錢打,但被人看見說不清楚,還是不去算了。”

在中國獨特的政商環境中,高爾夫曾經發揮過微妙的作用,而現在,由此而來的“禁令”還在發酵。

2015年3月31日,商務部通報,“商務部合作司司長王沈陽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參加企業安排的打高爾夫球等活動,已構成違紀。駐商務部紀檢組決定對其立案調查。”

4月29日,商務部再次通報,免去王沈陽的合作司司長職務。

此事震動一時。一位商務部官員對南方周末記者稱,雖然王沈陽的問題並不止於接受企業安排打高爾夫球這樣簡單,但“現在用談‘高球’色變,避‘高球’之唯恐不及來形容我們,一點都不誇張。”

“我們反對利用高爾夫球來進行腐敗,但腐敗不是高爾夫球的產物,其他非法利益輸送的方式和手段,遠遠多於安排打高爾夫球、送高爾夫會員卡。”數位高爾夫球行業的管理者如此表示,“不應該給高爾夫球貼上這樣的標簽。”

2015年3月30日,國家發改委公布了66家全國各地已取締高爾夫球場的名單。 (CFP/圖)

全面叫停令後,高爾夫“黃金十年”

2004年1月10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暫停新建高爾夫球場的通知》,用5個“一律”,全面叫停。但此後至今十年間,中國新增了五百多家球場。

高爾夫球的起源,最流行的說法,始於蘇格蘭牧羊人在草地上的遊戲。

1896年,在上海,第一家高爾夫球俱樂部成立,象征著這項運動正式進入中國。1984年,香港知名商人霍英東、鄭裕彤等投資興建了廣東中山溫泉高爾夫俱樂部,則是當代意義上中國高爾夫產業的起步。

北京環球奧世高爾夫球場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段小春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綜觀前30年的中國高爾夫發展史,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1984-1994年是起步,10年間全國只建造了十多家球場;1995-2014年,這20年里平均每年新建三十多家球場,目前全國約有六百多家。

而在國家政策層面,則分為三個時期:1993年之前,鼓勵發展;1994-2003年,限制發展;2004年迄今,為禁止發展時期。

2004年1月10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暫停新建高爾夫球場的通知》,用5個“一律”(“一律不得新批”“一律停止建設”“一律不許動工建設”“一律暫停辦理供地和開工批準手續”和“一律停止開工”),全面叫停。

同年2月26日,時任國土資源部副部長在國新辦記者招待會上表示,在2004年1月之前,國土資源部總共只審批了10個高爾夫球場建設項目。

而到2003年末,中國的高爾夫球場已經有一百多家,這意味著,彼時大多數球場的合規性存在疑問。

隨後的時間里,國家部委又陸續出臺數項禁令。然而,從2004年國務院全面叫停令至2014年,這十年間,中國的高爾夫球場又從100多家增加到了六百多家,每年平均新增四十余家。

“過去10年,國家對高爾夫球場雖禁令頻發,事實上卻是發展的‘黃金十年’。”一位曾在北京、江蘇等地高爾夫球會擔任高管的人士這樣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

來自房地產和地方政府的助力

大多數高爾夫球場的業主,即是房地產公司;大多數知名地產商,均涉足了高爾夫球場項目。

中山大學旅遊學院副教授何莽,多年專註於高爾夫球行業和產業研究,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以國務院辦公廳名義下發的禁令,被拖十多年沒有落實,“與政策自身有關。因為十年前的禁令並未給出執行細則,同時,既忽視了強勁的高爾夫市場需求,也未顧及各地各級政府的合理利益訴求。”

何莽說,中央政府雖明令禁止,但部分地方政府因經濟發展或城市形象需要暗中支持;國土建設規劃部門雖不予審批,但文化體育旅遊部門則可能變相鼓勵。這導致高爾夫項目審批與查處的政策,在不同層級的政府間上下不一致,在同層級政府間部門不一致,加上查處力度上時緊時松產生時間上前後不一致,這三個“不一致”皆為高爾夫項目發展提供了“政策空間”。

段小春等數位高爾夫球從業者則認為,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富裕群體和中產階級人數的日益增多,對包括高爾夫球等在內的中高端體育娛樂活動的需求自然增長,如日韓等國家的經驗也類似。

同時,中國房地產業,在過去十幾年的興盛,更給高爾夫球業發展極大助力。

“從2001年之後,新修的高爾夫球場,有大約90%是以房地產項目為支撐的,”段小春對南方周末記者介紹,“一個標準18洞球場,如果不包括會所建設,投資是幾千萬元到三五億元不等。但高爾夫球場能夠給房地產項目提高20%-30%的售價;部分地產項目,高爾夫球場還是主要賣點,比如一些項目的名字就叫××高爾夫小區、××高爾夫花園。”

可為佐證的是,南方周末記者采訪亦發現,許多高爾夫球場的業主即是房地產公司;同時,大多數知名地產商,均涉足高爾夫球場項目,在其公司架構里設有專門的高爾夫球事業部。

而對於地方政府而言,除了能從房地產業的繁榮中直接受益外,高爾夫球場的存在,一定意義上,也確有提升城市形象,促進招商引資帶動就業的正面作用。

“中國的高爾夫球場,多建於比較偏遠的地方。要修球場,需要在當地先修路,需要租村民的土地——當然‘以租代征’的方式,合法性上有疑義。我們每年給村民付的土地租金,肯定要高於種地的收入;我們還要采購當地的農產品,要有償使用村民們的勞動力,一個球場需要的員工,算上球童得兩三百人。這些好處看得見摸得著。”

上述曾在北京、江蘇等地高爾夫球會擔任高管的人士,如此解釋他們能夠得到地方政府支持的部分原因所在。

2014年5月,北京朝陽區金盞鄉一高爾夫球場因占用耕地等違法行為被國家發改委和國土資源部聯名通報,並進行了拆除。現在,這里已經成為一片玉米地,也是一個羊圈。 (CFP/圖)

高爾夫是與非

“我們行業里經常開的玩笑是,‘在中國,審批高爾夫球場項目最多的官,是村支書’。”

但在“正面作用”之外,高爾夫球項目,也一直充滿爭議。除去高爾夫在政商生態中所起的作用備受詬病外,球場本身的問題,也是引來強力整頓的重要原因。

高爾夫球場占地面積大,一個標準18洞球場,大致需土地1200畝,“不少地方建設的高爾夫球場存在大量占用耕地、林地的現象,這不僅違反了我國嚴格保護耕地的基本原則,而且嚴重損害了農民的利益,易引發社會矛盾。”中倫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朱茂元、穆聳,在其《中國高爾夫球場用地法規政策回顧與展望》一文中這樣表述。

南方周末記者獲得的一份山東德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於2015年2月作出的判決書也顯示:山東德州臨邑縣臨邑鎮季寨村的村幹部們,在未征得村民張兆國、張兆順、張兆生等人同意的情況下,將後者承包的用於種植小麥的270畝土地,轉而承包給外來的公司以建設高爾夫球場,同時未給予村民們任何賠償。

該案一審、二審均判定季寨村村委會敗訴,並判其向村民做出相應的經濟賠償。

“搞定一個縣級政府,或者鄉鎮政府,乃至一個村委會,就基本可以搞定一個球場的審批。我們行業里,經常開的玩笑是,‘在中國,審批高爾夫球場項目最多的官,是村支書’。”廣東一家高爾夫球場的總經理對南方周末記者坦陳。

耗費大量水資源、威脅水源地的問題,在近年來,更是被屢屢抨擊。

高爾夫球場需要保持草坪的常綠,因此需要長時間澆水,耗水量巨大。

《朝向白皮書》的統計數據稱,2014年,中國一座18洞高爾夫球場,草坪年用水量平均為25.5萬立方米(即25.5萬噸),雖相比2011年時的調查下降了21.1%,但與美國年均18.8萬立方米(2012年數據)相比,仍高出35.6%。

25.5萬噸水是什麽概念?目前,北京市人均水資源占有量不足200噸,全國平均值是人均2100噸左右。

而北京地區的高爾夫球場數量是全國之最,在北京市區域內的就有60-70家。簡單計算,這些球場每年需消耗10萬人的水資源量。按照當前的水價——2014年5月1日起,北京將高爾夫球場、滑雪場等納入特殊行業用水管理,水價由原來的每噸4元提高到160元——簡單計算,高爾夫球場每年光水費就得兩、三千萬元。但實際上,大多數球場是自行打井,使用幾乎免費的地下水。

“自己打井開采地下水,是不被允許的。但就我所知,在北京,沒幾家球場會老老實實交水費。”一位高爾夫球會的法律顧問,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將高爾夫球場建在飲用水水源保護地或其他保護區內,也是屢見不鮮的做法。

比如,江蘇在此次整治中發現,全省41家高爾夫球場,取締類1家、撤銷類4家、退出類4家、整改類32家。

在4家被評定為退出類的球場中,有3家屬於球場建設在水源地保護區、占用一級或二級飲用水水源地等情況。比如溧陽天目湖高爾夫球場,占地面積887.44畝,無環評審批手續,經核查有11.5個球洞位於沙河水庫飲用水源地二級保護區內。

再如,老牌的上海國際高爾夫球鄉村俱樂部,也是因球場“位於黃浦江上遊飲用水水源二級保護區內,該球場在養護過程中有排行汙染物的行為”,因而被上海市青浦區政府要求拆除。

不過,對於整頓、取締高爾夫球場的行動,從業者們認為,不乏可商榷之處。

山西太原長風高爾夫球場,屬於66家被通報取締的球場之一。在被央視暗訪曝光後,有球場的管理者“叫屈”:那個球場的用地,原來是煤礦采空區、渣山,是當地政府作為重點治理對象,鼓勵民營企業投資進行治理改造。

亦有高爾夫球場管理者質疑,“政府要求取締我們的球場,並按照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確定的用途‘恢複原狀’,可這球場是建立在垃圾場上的。這是否意味著要把這還原成垃圾場?”

何莽則認為,不應“一刀切”地禁止高爾夫球項目,而是要開列“正負清單”:在耕地、水源地等附近的球場,屬於“負面清單”,予以禁止;而對使用垃圾填埋場、塌陷地、荒坡荒山等劣質土地建設球場起到綠化生態效果的,能夠產生正外部性的,則進入“正面清單”。

段小春等其他高爾夫球行業的受訪者也表示,日本的國土面積不到中國的1/20,但高爾夫球場有兩千多家,數倍於中國;韓國的國土面積,只有中國的1%強,也有四百多家高爾夫球場,與現在被清理整頓後的中國球場數量基本相當。

“鄰國的經驗值得我們學習。比如韓國,球場審批非常嚴格但政策清晰,盡管他們批建一家球場需要經過241項手續,5-10年的時間,但每年仍然有幾十家球場在等待審批。這些球場基本都在山地,不會占用耕地。”段小春說。

受訪者們還表示,與高爾夫球場緊密相關的一些基礎性法律,如土地性質和土地確權,還沒有解決,這也是困擾中國高爾夫球行業發展的根本性問題之一。

對違規建設高爾夫球場的嚴厲整頓正在進行,圖為北京海澱區一家高爾夫球練習場正在被拆除,用來撐網的鐵架已被放倒。 (CFP/圖)

從“向上看”到“向下看”

“過去發展高爾夫,我們眼睛是往上看,想著向有錢人多賣一些會員卡;從今天開始,我們要開始往下看了,吸引更多一般城市白領,吸引更多的年輕人來打球。”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南方周末記者接觸到的高爾夫球場高層管理者,或多或少都對國家整頓球場的政策提出了意見和建議,但幾乎很少有高爾夫球場的業主們表達過不滿。

“相對於房地產幾十億乃至數百億元的收入而言,球場每年的營收只有幾千萬,業主沒必要為此與政府部門對著幹。甚至不少業主私下還歡迎關閉球場,因為有相當比例的球場,平素是處於虧損狀態,這下可以名正言順地甩包袱了。”一位高爾夫球場的總經理解釋。

《朝向白皮書》歷年披露的數據顯示,在中國,近幾年虧損的高爾夫球場,約占40%。

而如果不計算賣會員卡的收入,在2010年,57家“運營較好”的球場,年日常運營收入只有1565萬元。

與此同時,高爾夫球行業的從業者們,也在自行“救亡圖存”。

前述深圳沙河高爾夫球場的人士介紹,其實這兩年,已經有不少球場通過降低打球費用,成立球場聯盟,在社區推動和普及高爾夫球運動等方式,使其回歸“體育運動”的本質。

“一些原來要先交納幾十萬元會員費,才有資格去打球的球場——我們稱為‘封閉式會員制球場’,也改為了非會員能打球。優惠活動也出現了,非節假日花幾百元就能打一場球,大大降低了打球的‘門檻’。”

深圳市衡泰信高爾夫有限公司執行董事王繼民則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目前中國高爾夫球行業,存在“三座大山”——“學球難”“打球貴”“費時間”,“只有搬掉這‘三座大山’,我們才能真正擴大高爾夫人口,為行業健康長遠發展,奠定基礎”。

“過去發展高爾夫,我們眼睛是往上看,想著向有錢人多賣一些會員卡;從今天開始,我們要開始往下看了,吸引更多一般城市白領,吸引更多的年輕人來打球。”另一位資深的高爾夫球經理人則說,“用粗俗的話講就是降低‘價格’和‘逼格’——這‘兩格’,是中國高爾夫未來發展的必然趨勢。即使政府不這樣打擊高爾夫,行業本身也該自我調整了。”

就在行業“壞消息不斷”的時候,高爾夫球賽場傳來了難得的好消息:

2015年4月26日,沃爾沃中國公開賽,中國選手吳阿順擊敗多位國內外名將奪得冠軍。這距離中國選手上一次奪得這項賽事的冠軍,已經過去了12年。

“這是冬日里的陽光”,高爾夫球從業者群里一片歡呼,在這一天,不少人像過年過節那樣,發微信群紅包慶祝。

鏈接:影響高爾夫球行業的重要政策文件

1993年8月16日,國務院批轉當時國家計委《關於加強固定資產投資宏觀調控具體措施的通知》,其中規定:對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資金來源不落實、建設條件不具備、市場前景不明的在建高爾夫球場,停緩建設,且不宜新建。

199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關於進一步加強土地管理切實保護耕地的通知》規定,禁止征用耕地、林地和宜農荒地出讓土地使用權,用於高爾夫球場等高檔房地產開發建設。

1999年,國土資源部發布的土地限制目錄,將高爾夫球場列入限制類建設項目。

2004年1月10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暫停新建高爾夫球場的通知》,用5個“一律”(“一律不得新批”、“一律停止建設”、“一律不許動工建設”、“一律暫停辦理供地和開工批準手續”和“一律停止開工”),全面叫停高爾夫球場的建設。

2011年4月11日,十一部委聯合發布《關於開展全國高爾夫球場綜合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

2014年7月,國家發改委、國土資源部等11個部委聯合下發《關於落實高爾夫球場清理整治措施的通知》,要求將全國各地高爾夫球場,按照取締、退出、撤銷、整改四類要求進行處理;並明確取締類球場的完成時間表是2014年12月31日;退出和整改工作則都必須在2015年6月30日前完成。

頂著 禁令 躍進 年後 高爾夫 高爾 陡然 入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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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叫停天價羊胎素療法讓國人夢斷的抗衰老傳說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9361

(農健/圖)

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花費數十萬元遠赴瑞士接受羊胎素療法,國內市場也充斥著各類以羊胎素為名的保健品,瑞士政府近日全面叫停羊胎素,其抗衰老效果,或許還不如啃一塊生牛排。

39歲的廣東人張恕是澳門某賭場貴賓廳的股東,圈子里曾有朋友去瑞士接受過羊胎素註射療法,據說不僅能美容養顏、延緩衰老,還能提高免疫力、調節內分泌、解決失眠問題,他心動了。

2014年12月中旬,在支付了5.19萬瑞士法郎(約合35萬元人民幣)後,他和妻子在日內瓦湖畔的一間診所接受羊胎素口服療法。

“羊胎素的味道有點像酸奶,黏糊糊的,不難吃也不好吃。”張恕回憶。

回國兩周以後,張恕就覺得不對勁:先是臉上長出了米粒似的小疹子,小疹子很快蔓延到全身,渾身的瘙癢讓他很難睡個安穩覺。用他的話說,“幾個月下來,非但沒覺得精神煥發,倒是不少朋友說我更憔悴了”。

“不會是羊胎素的質量有問題吧?”他曾試圖向醫生打聽羊胎素精華的成分,但對方以“配方是機密”為由拒絕透露。

最近,這個“逆生長”的夢徹底破滅了。2015年3月26日,瑞士醫藥管理局和聯邦公共健康局聯合發表聲明,要求所有生產、進口、銷售或使用羊胎素產品的診所及從業人員立即停止此類活動。

“無論醫療機構具備何種資質,只要未獲授權,其羊胎素療法都是非法的。”在給南方周末的郵件回複中,瑞士醫藥管理局新聞發言人彼得·巴爾茲利明確表示,截至目前,聯邦公共健康局和醫藥管理局沒有簽發過任何此類授權書。

根據聲明,醫療機構要想獲得授權,必須科學地證明羊胎素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沒有任何科學證據表明羊胎素療法有抗衰老功效,這也是叫停該療法的原因之一。”巴爾茲利說。

另一個原因是安全性存疑,歐洲已經發生多起與註射羊胎素相關的死亡案例。

近年來,到瑞士打羊胎素已成為不少明星尋求抗衰老的秘方。2013年1月,時年64歲的影星斯琴高娃在新聞發布會上坦言使用過羊胎素。

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也希望成為“不老傳說”。根據瑞士聯邦衛生局醫藥產品處的統計,僅2011年,瑞士就向913名中國遊客發放了以醫療為主要目的的入境簽證,其中約80%接受了羊胎素療法。最近幾年,這個數字一直在持續增長。

同步增長的還有國內羊胎素保健品和化妝品市場。在淘寶網上輸入“羊胎素”,上千種產品信息撲面而來,價格低至幾十元,高達上千元。

“羊胎素保健品在中國大行其道完全是商家的炒作宣傳,功效存疑。”北京協和醫院整形美容外科副主任王曉軍說。

致命誘惑

羊胎素療法,更確切地說是“活細胞療法”,本質上屬於異種移植。傳統方法是從妊娠三個月的羊胚胎中提取細胞活性物質註入人體。隨著技術的改進,使用冷凍細胞、細胞碎片或細胞提取物的做法日益盛行。

“人和羊不同源,對於一些細菌和病毒等微生物,人體不具有抗性,一旦出現過敏、組織排異等情況,會有很大的健康風險。”王曉軍指出,即便在瑞士,絕大多數公立醫院也都未涉足羊胎素療法。

1986年,國際權威醫學期刊《神經病學雜誌》刊登了一篇病例報告,一位60歲的德國婦女在經過3天9針劑的註射後,於一周後出現感冒、頭疼和輕度偏癱的癥狀,隨後陷入重度昏迷並在兩周後死亡。

論文第一作者、德國美因茨大學神經病理學教授漢斯·戈倍爾指出:屍檢顯示該女子的死因是激素治療引起的血管炎癥,雖然不能完全證實,但臨床病理學研究提示,患者死於活細胞療法所引發的嚴重並發癥。

2002年,為防止瘋牛病傳入,原衛生部和國家質檢總局聯合發出公告,明令封殺羊胎素。

2005年,世界衛生組織也發表聲明,敦促會員國“只有具備有效的國家管理控制和監測機制時,方可允許異種移植”。 “光是2014年,科赫研究所就接到好幾例報告:患者因註射了受汙染的羊胎素而導致Q熱,一種能使人和多種動物感染而產生發熱的急性傳染病。”德國頂級科研機構羅伯特·科赫研究所的新聞發言人蘇桑娜·格拉斯莫徹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說。

國內也曾發生過類似案例。

3年前,原杭州市第三人民醫院皮膚科副主任宋為民接診了一名38歲的女士,患者花了三十多萬去瑞士打羊胎素,回國之後,原本光潔的臉上痤瘡大爆發。另一名患者在接受羊胎素註射後,非但沒覺得皺紋變少,反倒每天昏昏沈沈。

除了導致感染的風險,羊胎素中含有的雌激素還可能促使腫瘤生長。“外源性補充雌激素會導致乳腺癌等腫瘤的發病率增高。”宋為民說。

美國癌癥學會曾強烈建議人們不要接受細胞療法,因為現有的科研數據不但不能證明該療法能有效治療癌癥,反而會導致嚴重的不良反應,甚至致死。

“換做是我,寧可啃一塊韃靼牛排”

目前,瑞士醫藥管理局和聯邦公共監管局已經列出一份名單,對35家涉嫌違法經營的診所展開調查。

作為瑞士某醫療中心在大中華區的代理機構,北京名仕優翔國際旅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優翔)在官網上發布了“瑞士青春之旅產品暫停聲明”。優翔一名客戶經理表示,預約至少要等到6周後才會重新開放。同時她強調“瑞士所有開展羊胎素療法的機構目前都在接受資質審查,都不能接受預約”,

但當筆者以顧客的身份聯系其它幾家代理機構時,得到的答複卻出奇一致:預訂和治療正常進行。

瑞士保羅尼翰活細胞精華治療中心上海代理方的解釋是,瑞士新規禁止使用羊作為細胞供體,而保羅尼翰已改成小牛作為細胞供體,因此是合法的。

瑞士青草地療養院(以下簡稱青草地)上海代理方表示,青草地早在2007年就由註射改為口服,“口服療法是合法的,根本不在被調查之列”。

“口服同樣非法。”對此,巴爾茲利明確指出,任何具有適應癥的羊胎素產品,無論是口服還是註射,都被視為藥物,都需要通過瑞士醫藥管理局的審批。唯一的例外是羊胎素作為食品添加劑使用。不過,這意味著羊胎素不具有所宣稱的治療功效。

“換作是我,寧可啃一塊韃靼牛排(一種歐洲美食,使用未經烹煮的生牛肉)讓動物活細胞進入胃里。”巴爾茲利打趣道。

針對為何仍在運營的疑問,青草地公關總監文森特·斯坦曼並沒有給出正面答複,只強調:一直以來,青草地始終符合瑞士的法律法規。

去瑞士前,張恕也已註意到瑞士對羊胎素療法的監管日趨嚴格。不過,他把這一信息解讀為叫停某個項目,“國外監管那麽嚴格,如果政府全面禁止,醫院不早就把相關項目下架了嗎?”

對此,巴爾茲利解釋,瑞士是由26個州組成的聯邦國家,負責法律執行的是各州政府,一項新規定落實到所有州需要一段時間。

全球權威機構關於羊胎素的警示信息 (農健/圖)

暴利鏈背後的亂象

林楠是與瑞士旅遊局長期合作的自由撰稿人,在她看來,想要通過羊胎素療法“重返18歲”,代價不是一般的高。

6晚7天的行程,青草地報價27270瑞士法郎(約合人民幣18萬元);保羅尼翰5晚6天的行程開價36萬元;優翔則根據個人身體狀況不同,推出6、8、10三種針劑的個性化套餐,6針劑套餐的價格為42.8萬元。

在羊胎素診所,全套療程不僅包括食宿、體檢、抗衰老治療等內容,還包含簽證、機場接送、醫療翻譯等額外服務。

如此“貼心”的服務背後是巨額利潤。在整條產業鏈中,代理商是非常重要的一環。林楠透露,代理商與診所簽訂的合同,最核心的內容就是代理商的提成。

當幾年前宋為民還是杭州市第三人民醫院皮膚科副主任的時候,就有代理商找上門來,希望他在為患者體檢時能遊說他們去瑞士打羊胎素,“公立醫院主任的身份比較有說服力”。總費用約為30萬元的全套療程,代理商許諾給醫生的提成高達30%。

“想來想去覺得不靠譜,讓代理商走人了。”宋為民說。

代理商也找到過林楠,希望她能幫忙寫些推廣軟文,“價格太讓人心動了”。但因為不敢確定羊胎素註射是否安全,她專門進行了一年多的考察,最終拒絕了代理商的誘惑。

在巨額利潤面前,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出這樣的選擇。據林楠透露,在瑞士羊胎素產業中心的沃州和瓦萊州,“野雞機構”並不少見。大陸一些商人在度假勝地租個湖畔別墅,或是在酒店里租幾個房間,雇幾名醫生和接待人員,羊胎素美容生意就能開張,“有些甚至只是營養師,連從醫執照都沒有”。

法國化妝品MedSPA大中華區總裁王宇平也曾聽公司瑞士分部實驗室的臨床醫生說起,不少診所都由中國人買斷經營,診所里難覓老外的蹤影。還有瑞士業內人士悄悄告訴她,“一些機構註射的並不是羊胚胎活細胞,只是普通的營養液。”

據林楠了解,打羊胎素的中國人大多低調神秘,以私營企業主居多,也有部分官員,有些甚至不用自掏腰包,因為“有人替他們埋單”。

林楠也接觸過不少瑞士人,能感受到當地人對羊胎素的複雜感情:一方面是反感——衰老是自然規律,醫療資源不是應該用在真正的疾病治療上嗎?但因為羊胎素能為當地帶來巨大的經濟收益,他們常常選擇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靠羊胎素“逆生長”?你想多了

“不管說得如何天花亂墜,羊胎素註射在國內都是非法的,中國衛生部門對人體註射羊胎素從來沒有發過許可證。”王曉軍說。

攢錢打羊胎素的夢想破滅讓愛美一族心碎,羊胎素保健品和化妝品寄托了他們“逆生長”的希望。在商家的宣傳中,延緩衰老、美容養顏、增強免疫力、抗疲勞是最常見的幾大賣點。

羊胎素凍幹粉是網絡上最暢銷的一類羊胎素產品。但仔細查看產品配料表就會發現,不少凍幹粉傍著“羊胎素”之名,卻是從羊胎盤中提取出來的。

“羊胚胎素”和“羊胎盤素”僅一字之差,卻有著天壤之別。“羊胚胎素”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羊胎素”,是從3個月大的小羊胚胎活細胞中提取的活性物質,一只小羊只能提取幾克,成本很高;而“羊胎盤素”是把羊的胎盤粉碎,提取其中的有效成分。胎盤中激素含量較高,營養也遠不及羊胚胎素。

揚大聯環藥業基因工程有限公司是國內唯一一家擁有羊胎素提取專利的公司。總經理周旻昊至今仍記得兩年前參加廣州美容博覽會時看到的一幕:展館門口有人在叫賣羊胎素凍幹粉,“5元一斤,就用塑料袋裝著在賣。你相信這是從小羊胚胎中提取的羊胚胎素原液嗎?”

據了解,目前國內生產羊胎素產品的企業數量不少,但良莠不齊。很多小企業不僅不具備制備工藝,制作過程中的潔凈控制也很難達標。

但正規企業能保證其功效嗎?

周旻昊表示,就化妝品而言,主管部門目前沒有規定,要求在審批時拿出數據證明產品功效。

“國內保健食品在上市之前是需要進行功效成分批檢的。”上海食品安全工作聯合會副秘書長鄭樹松說,“1996年實施的《保健食品管理辦法》規定,保健食品的功能評價和檢測由衛生部認定的檢驗機構承擔。”

上海保健品行業協會的負責人也表示,國內保健食品的功效性檢測需要通過大鼠試驗和人體試驗來驗證。在上海,該檢測可由企業自己完成,也可通過上海保健品行業協會下屬的第三方檢測機構進行。

“老企業一般都是自己進行功效性檢測,之後將資料交給原國家藥監局(現為國家食藥總局)審批,審批時間很長,需要3年左右。”該負責人直言。

不過,在全球生物醫學領域最大的數據庫Pubmed上用關鍵詞“羊胎素”搜索,幾乎沒有文獻涉及對羊胎素功能性的研究,研究大多是在細胞或是動物身上進行的,僅僅涉及最基礎的生理和藥理效應。

在周旻昊提供給南方周末的文獻資料中,有一篇名為《羊胎素延緩衰老作用的實驗研究》的論文,是由福建省衛生防疫站開展的兩項以黑腹果蠅和大鼠為實驗對象的研究。

在果蠅實驗中,相比餵玉米粉的果蠅,飼料中含有羊胎素的果蠅平均壽命和最長壽命都有了提高。而在大鼠實驗中,研究者每天將一定量的羊胎素灌進大鼠的胃中,60天後,高劑量組和對照組大鼠血液中的超氧化物歧化酶——一種抗氧化劑有顯著差異。

商家正是通過這些單一的動物試驗,宣稱羊胎素對人體具有抗衰老等諸多功效。

在醫學專家眼中,人體是個複雜的系統,衰老也有複雜的機制,想借助某款羊胎素產品實現“逆生長”並不現實。

“羊胎素類產品很多都是概念炒作,國內對於保健食品功效宣稱的監管很不到位,”宋為民直言,“還有一些產品打著羊胎素的名字,批號卻是另外一個產品的批號。”

北京軍區總醫院美容整形主治醫師石成方也給愛美人士潑了冷水,他表示,經常有一些機構聲稱發現某些類似羊胎素的神奇物質能延緩衰老,“但只是有相關性,單一的某種物質和某個環節並不能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應受訪者要求,張恕、林楠為化名

瑞士 叫停 天價 羊胎素 療法 國人 夢斷 斷的 抗衰老 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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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總署:4月出口降幅明顯收窄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9471

貨輪在山東日照港礦石碼頭卸載進口鐵礦石。 (新華社 張磊/圖)

5月8日,海關總署公布了4月我國進出口情況。

4月份,我國進出口總值1.96萬億元,比去年同期(下同)下降10.9%。其中,出口1.08萬億元,下降6.2%,降幅較3月份收窄8.4個百分點;進口8739億元,下降16.1%;貿易順差2102.1億元,擴大85.2%。

值得註意的是,4月出口降幅較上月大幅收窄,出口形勢有所好轉,但外貿出口先導指數繼續下滑讓人擔憂。據海關統計,4月份,中國外貿出口先導指數為35.9,較3月下滑2.3,連續2個月下滑,表明今年二季度我國出口好轉勢頭並不穩固。

今年1-4月,我國進出口總值7.5萬億元人民幣1,下降7.3%。其中,出口4.23萬億元,增長1.8%;進口3.27萬億元,下降17%;貿易順差9653.7億元,擴大3.4倍。

對此,據海關總署負責人介紹,前4個月,我國外貿進出口主要呈現以下幾個特點。首先,一般貿易進出口比重提升,出口增長。其次,對美國、東盟出口增長,對歐盟、日本出口下降。

此外,內地與香港貿易總值為5663.6億元,下降10.4%,占內地外貿總值的7.6%。其中,對港出口5499.8億元,下降9.8%;自港進口163.8億元,下降26.7%;對港貿易順差5336億元,收窄9.2%。

這與此前幾位專家的預期值預測結果基本不太一致。經濟學家們預計,中國4月貿易順差將顯著較3月份擴大,出口同比增速將大幅放緩,而進口增速或仍為負值。

華爾街見聞分析稱,中國4月進出口雙雙下滑,且大幅不及預期,凸顯經濟下行壓力加大。若按美元計價,中國四月出口同比下滑6.4%,上次在4月份下降是2009年,當時降幅為23%。進口下滑16.2%,為2009年來同期最差表現,且為連續第四個月以兩位數速度下滑。

對此,招商證券宏觀研究主管謝亞軒表示,4月出口再次低於市場預期,可能與前期人民幣有效匯率走強,及海關嚴查虛假貿易有關。出口延續了3月的弱勢,表明春節因素並非影響3月數據的主因。4月進口同樣不及預期,表明內需仍然疲弱,實體經濟亟待宏觀政策支持。

此外,第117屆廣交會累計出口成交1720.96億元人民幣,比2014年同期下降9.64%。歷來被視為中國外貿“晴雨表”和“風向標”的廣交會出口成交額出現七連降,加深了市場對中國未來六個月出口形勢的擔憂。

5月5日,商務部在發布的《中國對外貿易形勢報告(2015年春季)》中表示,2015年,中國經濟開局平穩,但仍面臨下行壓力。外貿特別是出口具備增長的基礎條件,但形勢的嚴峻性、複雜性沒有根本改變,不穩定不確定因素較多,挑戰和壓力還在增大。

未來一段時期,中國外貿發展面臨外部需求不振、傳統競爭力有所弱化、外部限制措施增多等諸多挑戰,加上國際市場份額已處於較高水平、進一步提高份額難度增大,中國外貿可能保持中低速增長。

  

海關 總署 出口 降幅 明顯 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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