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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專題】“不扛槍的隊伍”“百團大戰”百萬民眾總動員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9380

百團大戰中民兵破壞橋梁。在1940年歷時三個半月的破襲戰中,二十多萬民兵炸鐵路、毀橋梁、割電線、拔據點,用實際行動詮釋著“軍民合一”的威力。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編者按

1940年,國際反法西斯力量“進入低谷期”。

那一年,日軍恢複了對中國的大進攻,接著對重慶進行大轟炸;那一年,德國以閃電戰戰術,僅用6周就打敗了法國。

那一年,中國保持著頑強的抵抗,但誰也沒指望中國有驚人之舉。因為“三年多的抗戰軍事,‘應戰’二字,可以盡之——敵軍不攻,我們待戰,敵軍此處攻,我們他處不戰,形勢幾乎完全是被動的”。

而在沈寂了三年的中國華北戰場,卻突然出現了一種出人意料的戰局:1940年8月20日晚,在總計長達5600余里的華北主要交通線上,出現了數十萬大軍,其中主力兵團即達105個團。他們炸鐵路、毀橋梁、攻廠礦、拔據點,頃刻間,日本在華北的交通網、通訊網全面癱瘓。在接下來的三四個月里,共擊斃、打傷或俘虜4萬多名日偽軍,其中半數以上是日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百團大戰。

與此同時,各大抗日根據地在戰火中日益牢固,後方社會面貌一新,民眾的抗日熱情也日漸高漲,持續不斷地為前線輸送兵員和物資。

“百團大戰背後,是千萬民眾。僅吃一項,100多個團20多萬人,一天就需口糧30萬斤。再加上各種支前工作、破路工作及後方保障,在當時肩挑手提為主,輔以騾馬、手推車的條件下,不組織動員100萬以上的民眾,根本無法打一場百團大戰!”

1940年的一個夏夜,山西武鄉縣磚壁村,左權端著半截蠟燭,站在地圖前思考良久。由於一直沒有好好休息,左權不知不覺中合上了眼睛,手中的蠟燭頭燒著了地圖的一角,燒痛了他的手。左權猛地驚醒,急忙脫下上衣,把火焰撲滅。

那段時間,時任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與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常常挑燈夜戰,討論的焦點,是一條日軍自吹自擂的“鋼鐵封鎖線”。它東起河北正定,西至山西太原,橫貫太行山,是日軍在華北的重要戰略運輸線之一,敵人經常派裝甲車在鐵道上巡邏。在這條全長240余公里的鐵路線兩側10-15公里地區,還設有外圍據點。

“日軍企圖困死八路軍,必須打破這個‘囚籠’。”一場交通破襲戰在討論中蓄勢待發。

這就是八路軍主動發起的百團大戰。

八路軍在1937年8月接受改編時,全軍只有十幾個團,其中約一半又分散在陜西、山東等地。六七個團在敵後堅持3年,不但不減,反而激增。這場破襲戰背後有著怎樣的奧秘?

不一樣的軍隊

從山西省武鄉縣城東行47公里,有一個叫磚壁村的村莊,這里僅有108戶人家,村子像一個半島,西、南、北三面皆百尺懸崖,溝深坡陡。從軍事角度看,此地居高臨下,易守難攻。從1939年到1942年,八路軍總司令部曾先後三次進駐磚壁村。

1939年6月,獲悉八路軍要進駐磚壁村時,村民十分恐慌,“會不會和去年的三軍一樣?”

此前一年,國民黨第三軍軍長曾萬鐘率部來磚壁住了一夜。那一晚,國民黨士兵抓雞殺狗,毆打村民。多虧村中長者送錢送物,村子才免遭洗劫。從此,磚壁村民一見到兵,便如驚弓之鳥。

八路軍進駐農戶後,探訪家情,和顏悅色,還幫助村民推碾滾磨,親如一家。

當年的兒童團團長肖江河,如今已是87歲的老人。半個多世紀前的舊事,仿如昨日。“八路軍一來,就為村里辦了件大事。”

太行山脈小松山腳下的磚壁村,地屬黃土高原,有山無林,有河無水,十年九旱。“幹磚壁,磚壁幹,正月吃完土窖水,二月擔水三十里,要想找到活泉水,熬到日頭朝西起。”這首歌謠,道出了磚壁人吃水難。

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長期與土地打交道,對外界知之甚少,對軍隊的認識停留在“兵匪一家”的印象中。但是眼前這支灰衣軍隊非但“不拿群眾一針一線”,還晝夜苦戰,不到半月就挖了一眼43米深的活井水。不久又挖了兩水井、七旱井,並掘池築壩。

挖水池時,八路軍的朱德、彭德懷、左權3人一組——朱、左擔土,彭裝筐。軍民聯動,三五天便將兩個旱池挖得擴大一倍。一場大雨過後,溝滿池平,人畜皆歡。

八路軍的作風,顛覆了生活在黃土溝壑中的農民對軍隊的認知。

“我看了許多古書,古今中外,兵鋒指處,洗劫一空。唯有八路軍助民為樂,愛民如子。他們的‘三大紀律八項註意’,就是漢高祖的‘約法三章’也不能相比。”磚壁村村民李作模高興地給村民說。

“在八路軍總部進駐磚壁村前,村里就早有了共產黨員。”肖江河依然清楚地記得磚壁村最早的四位黨員——“馬象模、李來和、李佩璉、白祥榮”。他們開展的群眾工作,為磚壁村天翻地覆的變化“埋下了伏筆”。

“戴山西帽,說山西話”

在共產黨力量進入前,武鄉縣是晉東南土地最為集中的地區,貧富分化劇烈,高利貸盛行,農民破產情形嚴重,村政則全由富人一手把持。《武鄉縣誌》中有記載,“閻錫山政府對於村長、村副的任職資格規定了具體的財產標準,只有500元以上資產的居民才能擔任。”

但共產黨人卻借助犧盟會,發動群眾打開了局面。

李來和是山西犧盟會的一員,他在磚壁村最早一批共產黨員,同時也是村里的農會主任。至今,肖江河仍記得他帶領村民驅逐舊村長的一幕:磚壁村村長魏明鏡平日里貪贓枉法,欺壓百姓。村民有意驅逐,卻苦於勢單力薄。1938年適逢磚壁唱戲,魏明鏡坐在前排太師椅上,喝著茶水,頤指氣使,周圍村民敢怒不敢言。這時,李來和依計帶頭高喊“打倒壞村長”。村民一擁而上,痛揍魏明鏡,歷數其罪狀,告到縣抗日政府那里,魏明鏡最終被撤換。

這一幕,也在整個武鄉縣84個村莊同樣上演。1938年夏季,武鄉縣開展反貪汙、反攤派鬥爭,召開群眾大會,罷舊選新,改造舊有基層政權。同屬武鄉縣的東溝村村長變成了共產黨員魏文德,有村民感嘆,“現在的村長不是犧盟會力量可不行。”

李來和所在的犧盟會,全稱為“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是閻錫山政權1936年“聯共抗日”的產物。王生甫等所著的《犧盟會史》中記載,在犧盟會的共產黨人開始“戴山西的帽子,說山西的話”,即將一些共產黨的策略,換成閻錫山的話講出去。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後,山西地方政權紛紛解體,犧盟會填補空缺,逐漸掌權。梁誌祥、張國祥在《第二次國共合作在山西的成功實踐》中這樣描述,“(犧盟會)曾經一天派出40多個抗日縣長。到1939年,山西全省105個縣,其中62縣名義上是由犧盟會領導,實際上是由共產黨領導。通過犧盟會,共產黨在晉東南尤為強大。”

在犧盟會的引導下,抗日活動如火如荼。百姓紛紛走向街頭進行遊行,大街小巷的墻壁上隨處可見抗日標語。工人、青年、婦女、兒童、貧農等都成立了各自的抗日救亡團體。《武鄉縣誌》中記載,“無論在哪里都能聽到這樣的聲音:‘抗日救國’‘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糧出糧’。”

英國記者詹姆斯·貝特蘭曾在報道中寫道:“到1940年,華北鄉間的無數農民第一次被組織起來,受革命觀念的教導,達到某種程度的政治和經濟解放。他們現在為中國抗戰構成了一個比綿延的堡壘和塹壕還要機警和有伸縮性得多的活的屏障。……他們是中國動員起來抵抗法西斯惡性病侵略的健康的細胞。”

如今,陳賡大將之子、重慶警備區原副司令陳知建用“血肉關系”來評價軍民之情,這種關系在百團大戰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山西省武鄉縣磚璧村,百團大戰時八路軍司令部所在地。這個僅有百戶人家的村子,三面環崖,溝深坡陡,易守難攻。 (南方周末記者 王劍/圖)

只要是抗屬,生活便有保障

日寇依靠據點到處搶掠,實行“三光”政策,中國華北敵後人民受到了嚴重摧殘。

史料記載,“1938年4月,日軍對晉東南地區發動九路圍攻,武鄉縣1500多人被屠殺,縣城被日軍徹底燒毀,化為廢墟。石門村張受書一家11口人全被滅門;一位在當地很有勢力和影響的陳姓地主士紳,被日本士兵用刺刀逼迫,當眾強奸自己的女兒;一些缺乏民族觀念的地主,為了保護自己財產,歡迎日本人的到來,然而日軍給予他們的卻是刺刀……”

日軍的殘暴,教育著百姓起身反抗。

“當時武鄉縣僅有14萬人,其中9萬人參加了各種救亡組織,1.4萬余人參加了八路軍。”八路軍太行紀念館史料研究部主任郝雪廷說,抗戰八年,整個武鄉縣全民上陣。

但當地也流傳一句民謠——“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隨著抗日戰爭的爆發和共產黨力量的到來,這句民謠日漸失色。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政府為解決士兵的後顧之憂,作出了多重努力。

在磚壁村,為了讓抗戰家屬(簡稱“抗屬”)生活有保障,肖江河說,“村里有專門的代耕隊,他們長期給抗屬和烈屬代耕土地,挑水擔煤;有抗屬生了病,村里還要派人前去伺候。”

各地根據地註重營造出“參軍光榮”的氛圍。比如各區村在召開大會或看戲等重大活動時,首先向抗屬致敬,還專設抗屬席以示尊重。

經濟貧困的貧雇農長期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是村里最沒地位的人,而共產黨通過優抗措施,“使其身份得到極大的認同,心理得到極大的滿足,精神得到極大的撫慰”。有抗屬在給前線打仗的家人寫信時說:“我們在家里處處受人尊敬和優待,你們在前線應當放心地勇敢地作戰……”

正如美國記者韓丁調查的那樣:“招收新兵的最大問題,不是要克服對敵人的子彈或戰爭艱苦的恐懼心理,而是要使這些人相信,他們的家庭將會得到很好的照顧,他們的牲口和莊稼也會得到妥善照料。”

參軍時,抗日政府會對抗屬進行物質補償,逢節過節還會對抗屬分發禮品。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李軍全在研究中說,在這種氛圍下,出現過一個招兵站一天招募幾十個甚至上百個新兵的火熱場面,也出現了“母親送兒打東洋,妻子送夫上戰場”的感人場面。

1945年抗戰勝利後,武鄉縣縣長武光清為磚壁村韓好存等22名抗屬掛起了“抗戰功臣”的金字大匾。上書:“諸君遠見,為國為民。子弟殺敵……第一光榮”。

打破“囚籠”

1940年,日軍在華北推行“鐵路為柱,公路為鏈,碉堡為鎖”的“囚籠政策”,企圖把華北各抗日根據地分開來,使八路軍“遊”不了,“擊”不成。

彭德懷、左權等人決定,打一場大仗——直接參加正太路破襲戰的兵力不少於22個團。

1940年8月20日,八路軍總部

所在地磚壁村上空烏雲密布,天氣悶熱的午後,淅淅瀝瀝地下起了小雨。晚上8時整,八路軍各路突擊部隊撲向敵人控制的鐵路沿線的據點、車站、橋梁、碉堡。正太路、同蒲路、白晉路、平漢路、津浦路等華北各主要鐵路和公路幹線先後燃起了戰火。

在戰鬥部署前,彭德懷並沒有對出動兵力的數量作出具體要求。所以,在戰役打響後,聽到作戰科長王政柱匯報這次戰役共計105個團參戰,彭德懷一拍大腿,“幹脆就叫百團大戰好了”。

而那時,距3萬八路軍1937年初入山西,只有短短三年。1940年,共產黨部隊已經有了大發展,其中參戰兵力達20余萬,民兵27萬,另有民眾不計其數。

“八路軍抗戰意識十分旺盛。在中共地區內的居民,連婦女、小孩都用籮筐給八路軍搬運、傳送手榴彈等。民眾一致同八路軍合作,我方有的部隊,因無準備地冒進,而陷於被其急襲、包圍的困境。”戰敗而歸的日本華北方面軍第l軍參謀朝枝對如此廣泛的大眾戰、民兵戰驚悸不已。

“擔任戰爭的先鋒任務的,還是中國的老百姓。”英國記者詹姆斯·貝特蘭撰文寫道,“農民戰鬥隊由已獲得武器的男人組成,雖然有時候,幾個人才有一支步槍。他們割斷電話線,進攻火車站,並且襲擊小股日軍,從他們手中奪取武器。他們從當地人民極有限的物力中得到一些支援,並希望有朝一日能被補充到正規部隊中去。他們是八路軍一支巨大的後備力量。”

“百團大戰背後,是百萬民眾。僅吃一項,100多個團20多萬人,一天就需口糧30萬斤。再加上各種支前工作、破路工作及後方保障,在當時肩挑手提為主,輔以騾馬、手推車的條件下,不組織動員100萬以上的民眾,根本無法打一場百團大戰!”《1940:大破襲》的作者劉強倫談及此處不禁贊嘆。

“這種關系在軍事上意義很大,它意味著兵源補充、後勤補給、情報等資源。有了它,老百姓給你囤糧,老百姓給你做衣服,老百姓給你做鞋子。”陳知建說。

“為了給八路軍做最好的鞋,磚壁村的婦女們都拿出家里最好的布和麻繩,有的還托人從外邊捎點好洋布做鞋面。每次軍鞋做完後,許多婦女手上都勒出了深深的血印,有的還要脫幾層皮。”2015年初春,上午的陽光正照進屋子里。肖江河老人一邊在床頭拿彩紙糊燈籠,一邊向南方周末記者說起母親在燈下做軍鞋的場景。

磚壁村當年有120余戶居民,上交的軍鞋累計有360余雙。“方口、黑面,鞋口鞋幫鎖口包邊,底子厚實硬邦邦,給人的感覺很結實。”磚壁村民馬正英親眼見過抗日軍鞋。

八路軍打遊擊,作戰頻繁,四處轉移,又在山區,特別費鞋。陳知建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根據地婦女一有空就納鞋底,不知道納了多少雙鞋,所有戰士的鞋子都是她們做的。”

如今,在磚壁村八路軍指揮部舊址,當年彭德懷親手栽下的榆樹,依然茁壯。根部之粗,非兩人不能合抱,四散的枝幹,正如紅色根據地建設中成長起來的磚壁村民。

“磚壁村許多人後來都成了各個時期各個崗位的骨幹力量。”肖江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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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專題】活躍在戰場的“日本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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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之手如此無常,連渡邊三郎自己都驚訝身份的轉變——紡織工、日本兵、八路。

1940年9月下旬,山西榆社戰鬥到了第三天,日軍中二十幾人棄陣而逃。其中就有渡邊三郎,他來華已有兩年零九個月,應征入伍前在日本是名紡織工。

趁著夜色突圍,渡邊三郎還是沒能逃出八路軍的伏擊圈。負了腳傷的他,使盡力氣投出最後一顆手榴彈之時,八路軍的手榴彈也在他前方爆炸了。

渡邊三郎眼前一黑,一頭栽進深谷。醒來時,看到月光下寒光閃閃的刺刀,他被八路軍俘虜了。

等待他的不是“苦刑”,只是態度友好的問訊,他有些意外。

他親眼見過日軍是怎麽折磨八路軍俘虜的,他接受的教育也是“寧死不當俘虜”“當俘虜是帝國軍人最大的恥辱”。

這樣想的不止渡邊三郎一人。

在抗日戰爭前期,八路軍很難抓到日本兵。平型關戰役是八路軍首次與日軍交鋒,盡管消滅了千余名日軍官兵,但未能活捉一名俘虜。那時,日軍傷兵只要有一口氣在,就要抵抗到底。

後來,情況發生變化。八路軍俘虜的日軍越來越多。冀中軍區在1938年以後的3年時間里,俘獲日軍六十多名,其中有不少軍官。1940年百團大戰,八路軍俘獲日軍281人。隨著戰爭深入,這一數字越來越大。

對日本戰俘頗有研究的國防大學少將徐焰分析,一方面,日軍長時間作戰,許多人開始出現厭戰心理;另一方面,八路軍的對日宣傳起了作用。

而挑起八路軍對日宣傳大梁的,卻是這些日本戰俘以及戰俘組織,比如渡邊三郎後來加入的覺醒聯盟。覺醒聯盟成立於1939年,是日本在華的第一個反戰組織,後來與“反戰同盟”合並為“日本人反戰同盟華北聯合會”。據1944年4月的統計,同盟成員已發展到253人,支部16個。

同盟的成員一般並不直接參加戰鬥,他們的武器多是喊話筒、宣傳單、電話筒和信件等。

戰鬥間隙,炮火喧天的戰場沈寂下來,此時變成了宣傳喊話、瓦解敵軍的良機。但八路軍官兵不懂日語,所學的日語喊話口號數量有限,效果不明顯。“反戰同盟”成員參加戰場喊話後,局面很快就打開了。

平日里,同盟成員會向碉堡里的日軍發動宣傳攻勢。他們現身說法,本身就是絕好的宣傳材料。太行支部的松田君原所在部隊戰友收到他的信時,部隊里便傳開了:“松田在八路軍里還活著呢!”這令發布陣亡公報的中隊長慌了手腳。反戰同盟還會印刷“不準打耳光!”的傳單,在日軍碉堡附近散發。日本櫻花節到來時,聯盟成員會給碉堡里的日軍打電話,給他們講自己在八路軍中的生活、日軍生活中的矛盾、戰爭的性質等。第二天,還會按照約定想方設法給日軍送去日用品、甜食和傳單。

這些努力在潛移默化中發揮作用。徐焰說,雖然有時達不到勸降效果,但日軍的戰鬥意誌沒有那麽瘋狂了。有些日本兵後來殺人放火,也有顧慮,開始想辦法消極對抗。戰後有日本兵回憶,部隊一提出掃蕩,他就裝肚子疼。開始時個別人這樣,日本軍官可以打耳光、踢打,但當一半以上都泡病號,軍官也沒了辦法。這也是抗戰後期日軍掃蕩減少的原因之一,反戰同盟的宣傳起了實效。

參加反戰同盟的這些日本戰俘,都很堅決。經過宣傳教育,日本戰俘多是誠心誠意反對戰爭,反對日本法西斯。因為他們已沒有後路。按照日本規定,戰場上一百個小時不歸隊,不管找不找得到屍體,他就被視為陣亡,他的家屬開始享受撫恤金待遇。這個士兵已經不存在,他再回去也活不成。這也是為什麽很多日本戰俘回憶說,“舊的我已經死亡,我開始新的生命”。

八路軍相信“日本士兵並非我軍之真正敵人。日本士兵大部分與我等相同,系日本統治階級壓榨下勞苦人民之子弟”,並允許他們發揮更大作用。1941年在陜甘寧邊區,日本人森健當選邊區參議員。1942年延安大生產運動中,日本戰俘主動參加勞動,並有多人成了勞動模範。戰爭結束後,反戰同盟里仍有很多人在為中日友好而奔走。

據不完全統計,在抗日戰爭中日本“反戰同盟”有34人獻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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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青春跟大家不太一樣” 蘇有朋從“奶油小生”到青春片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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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電總局方面在劇本創作階段就來跟劇組開會。對於“大家開會這件事”,蘇有朋早有耳聞,有機會親歷,他相當激動。他之前聽說,總局就是負責挑毛病,可後來他覺得,“他們是很誠心地希望你能夠創作出一個好的藝術作品。” (劇組供圖/圖)

2015年4月30日,作家韓寒在自己的微博上寫了短短的兩句話:“看完《左耳》,我很難過。這條請勿點贊。”配圖是電影中的一個場景:女主角李珥斷然拒絕了表哥遞給她的一本韓寒的書,直言:“我早就不看韓寒了。”而高三時,她的自行車筐里會放一本老版《三重門》。幾天後,這條微博獲得的點贊,超過了百萬。

《左耳》的導演蘇有朋擔心過這個橋段。他問編劇兼原著作者饒雪漫:“這樣子好嗎?會不會得罪人啊?”饒雪漫安慰:“沒事,我跟韓寒很熟。”

臺灣70後蘇有朋,接拍一個大陸80後的青春故事,很多事情不熟悉。況且這還是蘇有朋第一次擔任導演。電影上映後,他才發現:原來真的有水軍,“你會看到(微博上),隔幾天,不一樣的用戶,可是發的文字和標點都一模一樣。”

光線影業方面一早就對票房期望很高,他們報出一個預期的票房,蘇有朋當場就懵了:“那是一個很離譜的數字,我可承受不起。”蘇有朋的經紀人倒很興奮:“太好了,這次該你了。”

光線影業的“新導演培養計劃”,之前已有徐崢、趙薇、鄧超等演員轉型導演,票房都過億,連連創紀錄。

5月3日,《左耳》票房破四億。饒雪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電影在三四線城市的受歡迎程度,就連光線影業方面都頗為驚訝。

如果非常暗黑, 票房可能只有現在的十分之一

接拍《左耳》前,蘇有朋讀了原著小說。他被書中的暗黑和殘酷橋段吸引。

書里的壞男孩張漾,仇視自己的家庭和成長背景,想逃離貧窮的小鎮。他與有錢人家的任性姑娘戀愛,希望利用對方的經濟力量去北京;他同時與另一個“壞姑娘”戀愛,後來對方懷孕,為了防止這打亂他的人生計劃,他千方百計讓對方流產。

蘇有朋看中小說中強調的青春的疼痛,“疼痛之後大家才知道成長”。他覺得,那些殘酷的情節符合青春的設定,並且還不是缺乏自我意識的“白癡的青春”。

蘇有朋認為,小說中某些較為粗暴的語言,會有所幫助。電影中某些粗口經過了重新配音,但一些有助於保持“這種暗黑的電影調性”的次要詞匯,譬如“婊子”“破鞋”,都保留進了公映版本。

至於暗黑或者疼痛要到什麽程度,蘇有朋得仔細拿捏。他知道,疼痛程度有多重,除了關乎表達自己的思考與觀念,還會影響電影的票房收入,“如果你定調得非常暗黑,那些情節統統可以保留,可是對不起,票房可能只有現在的十分之一。”

劇組做過一些調查,有人反饋,如果男主角張漾真的如書中所寫,去踢一個孕婦的肚子,後面不管再怎麽道歉和救贖,都絕不可能獲得觀眾的原諒了,電影最後拿掉了這類令人反感的情節。蘇有朋希望男主角能夠體驗到年輕時荒謬行為的代價,從中獲得成長,“變成一個觀眾喜歡的角色”。

觀眾喜歡,只是問題的一方面。

蘇有朋沒聽說過臺灣電影管理機構對“早戀”問題有什麽特別規定,而大陸電影中“早戀不許成功”的潛規則,也是後來饒雪漫給他普及的。在蘇有朋的觀念里,初中談戀愛太早,但高中就“不是不可以”。

為了符合審查要求,同時又想保留故事精髓,電影把那些顯得殘酷的感情故事都挪到了高考之後。

在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備案公示中,《左耳》的劇本梗概正面而宏大:“塑造了吧啦、張漾、許弋等一批性格迥異的年輕人的形象,展現了當下青年人成長時期的疼痛和美好。真實深刻地表現青春少年們生活理想與愛情,成長迷茫與救贖。用生動的語言和動人的情節譜寫了80後不可磨滅的青春記憶。”

在創作劇本的階段,總局方面就來跟劇組開會討論。

對於“大家開會”這件事,蘇有朋早有耳聞,有機會親身經歷,他相當激動。在他的印象里,開會的原因在於,小說《左耳》的讀者群比較大,影響層面可能比較廣,所以“有些東西希望我們不要太偏差”。他說自己完全同意:“大家還在摸索的時候,你給出一些錯誤的價值觀,我自己也覺得是不OK的。”

參加會議的有專業的導演和編劇,除了價值觀,也會討論劇本的結構問題、邏輯問題。“那一次我還挺感動,挺震撼的。”蘇有朋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之前一直聽說,大家覺得好像總局就是負責挑毛病,可是我經歷的那一次不是。他們是很誠心地希望你能夠創作出一個好的藝術作品。”

《左耳》的海報上,打出宣傳語:17歲,該愛了。在蘇有朋的觀念里,初中談戀愛太早,但高中就“不是不可以”。關於大陸電影中“早戀不許成功”的潛規則,他是後來才知道的。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特別憤怒,很不喜歡

一開始,蘇有朋並不想接拍《左耳》。做導演,是他過去從沒想過的事。

2005年,蘇有朋30歲,那時正是他接演電視劇的高峰時期。拍《楊門虎將》時,有一天他看劇本,忽然覺得:“這種言情的偶像電視劇,內容大同小異,有些東西只是為煽情而煽情,我自己看劇本,都覺得不感動,沒有辦法有眼淚,我要怎麽演呢?那個時候我的叛逆心又起來了。”

他開始想“做一個比較認真嚴肅的演員”。那時的他,因為小虎隊的乖乖虎、《還珠格格》的五阿哥,“奶油小生”的形象深入人心,對這四個字,蘇有朋的感想是:“特別憤怒,很不喜歡”。

他開始接觸舞臺劇。2006年上海話劇藝術中心邀請蘇有朋演了話劇《菊花香》。還是言情劇。而上海話劇中心看中他,他覺得,“可能還是我的偶像人氣,他們希望是粉絲來看,而不是真的做給票友看的那種話劇。”

最後票房還可以,演了七場,據說破了紀錄,但影評很差。年輕氣盛的蘇有朋很生氣:你們對我不公平,為批評而批評。

接下來,蘇有朋開始專挑有挑戰的角色來演,“不想做那些手到擒來、談情說愛的東西”,他在電視劇里演過新中國時期的團幹部,演過精神病人,也演過主旋律電影《康定情歌》和《少年星海》。

2009年有了《風聲》。蘇有朋演一個侍從官,過去是昆曲名伶。電影里他亮了一嗓子,有板有眼。小時候在臺灣,周日早上十點鐘轉播NBA,還有播國劇的節目,“誰看那個呢?都看NBA的”,蘇有朋就沒有想過有朝一日,他會跟戲曲打上交道。

因為這個角色,蘇有朋獲得第30屆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男配角獎,這是他為數不多的幾個表演類獎項之一。

蘇有朋這才松了口氣:“以前有一些是‘顏粉’:看重你的偶像氣質的粉絲。當我可以把自己完全當成是一個演員的時候,不見得我的市場也用一樣的眼光來看我。等到《風聲》出來,沒有太多反彈的聲音,我覺得已經很震撼了。”

2013年底,光線找到蘇有朋,問他有沒有興趣做導演,蘇有朋的第一個反應是:不要發神經,我不會。

基於禮數,他還是專門去了光線一趟。結果沒有拒絕成,“老板很正能量的,實在拒絕不動。”蘇有朋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

第二天想想,還是覺得這件事情麻煩,蘇有朋還是想推。經紀人勸他,你先擱幾天。琢磨了幾天,蘇有朋又覺得,自己還是有些東西想說,想通過作品表達一些價值觀或者人生觀。

《左耳》的兩位主演歐豪和陳都靈都很年輕。作為過來人的蘇有朋評價:“歐豪是有過一些經歷的,加上他是個男人,可能會比較堅強;都靈,我很希望她不要受到傷害,因為成名可能未必如想象中那麽美好。”

蘇有朋自己的青春看上去順利、風光,他從小是好孩子,中學讀建中,大學讀臺大,都是臺灣最好的學校。

“我的青春跟大家不太一樣。”蘇有朋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知道自己的壓力跟別人不同。

“乖乖虎”的時候,蘇有朋還是中學生。有一天排練完,晚上十點多,他在路邊等計程車回家。路人看到他,過來問:“你不是乖乖虎嗎?十點多了你怎麽還不回家,怎麽還在路邊?”

“大家對我的期望嚴厲到一個什麽程度。在這種情況下長大,你覺得會特別開心嗎?”蘇有朋無奈地對南方周末記者笑。

兩三年前,佛教徒蘇有朋就在想給自己做減法:“我最輝煌的時候,反而是我人生最痛苦的時候,我覺得也許應該改變一下:事業也算OK了,歌壇、戲劇上也算有些代表作,還拍了電影,還要追求什麽呢?很多東西在周而複始,你的那些感受,從希望到失望,從榮耀到谷底。欲望也不能無止境去膨脹。”

《左耳》之後,蘇有朋還沒有接任何角色,也沒有安排新的工作。一個月前,光線的老總問他,要不你再拿幾部小說,去看看想拍什麽?蘇有朋沒有接受,他決定先放個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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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轉專制:宋人的政治闡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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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春/圖)

英國普通法體系中有一條所謂“君主不容有錯”的原則,涵義跟董仲舒提出的“君不名惡”差不多。邏輯上的道理是這樣的:君主不容有錯,即不負行政責任;只作為尊貴之國家象征,不過問實際行政;行政權委托給內閣,發生差錯也由內閣負責;君主則超然事外。

一百年來,一直都有人聲稱,儒家那一套是鼓吹、維護“封建專制”的統治術。直到今天,持這種看法的人仍所在多有。平心而論,儒家經典中的一些提法,猛一看,也確實讓人感覺是在宣揚君權專制。不過我想說,這種感覺多半是因為對儒學原典的誤解所致,比如“君君臣臣”之說,原意是強調君臣各有義務,各守本分,但今天無數人硬是認為,這句話是說臣對君的絕對服從。

還有一些儒家原典上的話,可能本意的確有點維護君權之義。但是,如果我們看看宋人對這部分儒典的闡釋,便會感受到一種邏輯逆轉的趣味:這些貌似宣揚君主專制的話,經宋人一解釋,原來卻具有反對皇權專制的深意。

“三綱”說與反專制

最受人詬病的儒家話語大概要算“三綱”說:“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我看袁偉時老先生每次駁儒家政治學說,必將“三綱”拎出來批一番。從字面來看,所謂“君為臣綱”,似乎確實是在強調君對臣的絕對權威、臣對君的絕對服從。有什麽可辯護的?——還是可以一辯。

“三綱”之說最早見於漢朝儒生整理的經書《白虎通》。今天許多人都相信,漢代的儒學經書實際上已經竄入不少法家、陰陽家之流的思想,不可避免地感染上皇權專制主義的成分。余英時先生便認為,“現代人攻擊儒家,尤其集矢於‘三綱’說。但事實上,‘三綱’說也是法家的東西。韓非《忠孝》篇說: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儒家‘三綱’之說淵源在此。”不過我不打算將責任完全推給法家,因為自漢之後,“三綱”之說確實成為儒家學說中不可切割的一部分。

那麽宋朝儒家是如何理解“三綱”說的呢?讓我先引用南宋理學家真德秀《大學衍義》的一段話來說明:“即三綱而言之,君為臣綱,君正則臣亦正矣;父為子綱,父正則子亦正矣;夫為妻綱,夫正則妻亦正矣。故為人君者,必正身以統其臣;為人父者,必正身以律其子;為人夫者,必正身以率其妻。如此則三綱正矣。”

——顯然,在真德秀的理解中,所謂“君為臣綱”,並不是說君對臣具有絕對的權威,而是說君主應以身作則,自覺充當眾臣之表率。君正,臣才能正。這里的“綱”,並非指“權威”,而是指“模範”:君有責任成為臣之模範。你看,經真德秀這麽一闡釋,“君為臣綱”哪有半點為絕對皇權張目的含義?

事實上,如果我們去檢索文獻,就會發現,歷代士大夫向皇帝引述“君為臣綱”時,都不是為了論證“臣必須無條件服從君”,通常都是意在“格君心之非”,強調君主正人先正己的責任,甚至是以譴責的語氣批評君主“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南宋淳熙七年,朱熹在給孝宗皇帝的上書中便說:“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系而立。”朱熹所說的“紀綱”,當指“三綱六紀”。眾所周知,朱熹是堅持“三綱”說的死硬分子,但這半點都不影響他一貫抗議皇帝專權的立場。

蘇軾對“作威”“作福”的重新解釋

另一部儒家原典《尚書·洪範》中有一句“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也深受詬病。人們一般將其理解為“只有君王才能獨攬威權、擅行賞罰”。聽起來,此說維護君權專制的意味是非常濃郁的。

《尚書》原文已在秦火中佚失,傳世的今文《尚書》、古文《尚書》均為漢儒整理,人們相信其中許多篇目乃是漢代人之偽作。不過,《尚書》一直被漢後儒家奉為經典,不管“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之說是不是漢人偽造,它都已經成為儒家義理了。關鍵是,後世的儒家如何理解、闡釋它的涵義。

宋代已有士大夫對“惟辟作福,惟辟作威”之說提出質疑,如南宋儒家李衡在《樂庵語錄》上說:“惟辟作威,固是如此,紂之作威殺戮,豈不是作威?乃以此得罪天下,後世惟有徳然後可以作威,故曰徳威惟畏。”不過李衡的觀點談不上新鮮,大致不脫“仁政”的思路。

令我忍不住擊節叫好的是蘇軾的解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舍己而從眾,眾之所是,我則與之,眾之所非,我則去之。夫眾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蘇軾的意思是說,“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確實是為君之道,而君主要做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則應當舍己從眾,不持己見,讓自己成為“天下公議”的代表,公議所贊成者,君主遵從之;公議所反對者,君主放棄之。這樣,君主的權威就不會被一二權臣所侵奪。

如果說“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的原意確實有鼓吹君權專制之嫌,但讓蘇大學士這麽一闡釋,立即就“化腐朽為神奇”,獲得了全新的涵義,不但毫無專制的意思,而且透出幾分“民主”的味道來。

宋人建立的政體當然不是民主政體,不過崇尚公議、反對皇帝專斷,則是宋朝士大夫的共識,朱熹就曾告誡皇帝:“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為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因此,當宋寧宗稍露出一點專制的苗頭時,朱熹馬上便毫不客氣地向寧宗提出抗議:“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以啟將來之弊。”在朱熹看來,政事若任由皇帝專斷,即使皇帝天縱英明,決斷無皆合事理,也不是“為治之體”。

如此說來,蘇軾從“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推導出“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也非個人的標新立異,而是當時士大夫共識的反映。

司馬光:君主無為,大臣掌權擔責

還有一句聽起來無疑是為絕對皇權張目的儒家立論,來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意思是說,皇上您永遠正確,錯的都是臣下。余英時先生認為,這是漢代“儒學法家化的一個顯型”,《韓非子》中有“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之語,便是董仲舒“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的思想之來源。

我們不必否認漢代複興的儒家受到法家專制主義的感染,至少董仲舒本人是“君尊臣卑”理論的積極吹鼓手。不過,從“君不名惡,臣不名善”是不是就必定推導出絕對皇權?也未必。

英國普通法體系中有一條所謂“君主不容有錯(The king can do no wrong)”的原則,涵義跟董仲舒提出的“君不名惡”差不多。恰恰是這一原則,構成了英國虛君立憲框架下責任內閣制的法理基礎,邏輯上的道理是這樣的:君主不容有錯,即不負行政責任;如何不負行政責任?君主只作為尊貴之國家象征,不過問實際行政;行政權委托給內閣,發生差錯也由內閣負責;君主則超然事外。

現在的問題是,這里面的道理,宋代中國的儒家是不是也弄明白了?恰好北宋大學者司馬光寫過一篇《功名論》,開篇第一句話就說:“自古人臣有功者誰哉?愚以為,人臣未嘗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意思與“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相近。司馬光這麽說,是要拍皇帝的馬屁嗎?不是。司馬光在文章中接著寫道:既然所有的功名都歸於君主,那麽,君主就應該給予執政大臣充分的信任,讓他們掌執政之權,“人主端拱無為”即可,自可“享其功利、收其榮名而已矣”。“古之聖帝明王”都是這麽治理天下的。

——原來司馬光的用意,是希望君主象征化,無為而治;具體治理國家的權力,交給大臣。反正人臣的功名,最終都將歸於君主,君主又何必親自操勞呢?不能不承認,司馬光的推論,在邏輯上是完全站得住腳的。

司馬光是從“功名”(“善皆歸於君”)的角度推導出君主應當“端拱無為”的。另有一些宋代士大夫則從“責任”(“惡皆歸於臣”)的角度,同樣推論出君主不應該親裁政務。宋神宗時,由於“內外事多陛下親批”,皇帝出現專權的傾向,大臣富弼便勸誡宋神宗:陛下親批政事,“雖事事皆是,亦非為君之道。況事有不中,咎將誰執?”為什麽富弼反對皇帝親批政務?因為君主是難以承擔行政責任的——總不能經常更換皇帝吧,倘若出錯,“咎將誰執”?因此,皇帝還是“垂拱無為”的好。

我們再將朱熹的見解補充進來,從“君不名惡”推出“虛君制”的邏輯鏈就更加完整了。朱熹是這麽說的:“君雖以制命為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然後揚於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在朱熹看來,人主不負責任,所以每一道以皇帝名義發出的命令,都必須由執政大臣合議、經給事中與中書舍人審核通過,才可以發布於王庭。這樣,即使事後發現該命令有錯,也可以由執政大臣負其責。

在我看來,這一宋人心儀的政體,雖然稱不上“虛君立憲”,但已庶幾接近“責任內閣制”了。而它的法理基礎,居然就是看似鼓吹絕對皇權的“君不名惡,臣不名善”理論。

闡釋是活的思想史

“君為臣綱”“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君不名惡,臣不名善”是儒學原典上三個比較礙眼的論點,確實給人一種鼓吹皇權專制的觀感。但經宋人一解釋,其專制的意味立即得到逆轉,變成了強調君主責任、限制君主專權的意思。而且,整個推論的過程,完全合乎邏輯律,而不是信口開河、語不驚人誓不休。——這便是宋人闡釋儒家政治學的智慧了。

我堅持認為,闡釋比原典更重要,原典只是凝固的思想史,闡釋才是活的、動態的思想史。闡釋使原典不斷獲得新意義,使原典的思想與時俱進,“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兩千多年來,儒家思想之所以一直保持著生命力,就因為它是一個開放的思想體系,允許質疑,允許爭鳴,允許闡釋,允許推陳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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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言四海】頂尖者永遠有位子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9397

找到興趣,並為興趣認真不懈;不問自己為何沒有機會,只問自己是不是頂尖。

每當自己與朋友面臨生活中的諸多選擇決定,我總想起兩位鋼琴家。

當我訪問巴黎高等音樂院教授、著名演奏家貝洛夫(Michel Beroff)時,曾請教他如何教學。貝洛夫錄音等身,更是鋼琴天才,12歲就能掌握極其艱深的當代作品,是梅西安(Olivier Messiaen,1908-1992)等人作品的代言名家。我以為會聽到累積多年的經驗與心得,至少苦口婆心的循循善誘,怎知他竟冷淡言道:“我幾乎都在勸退,要他們趁早改行。”

是天分不夠嗎?“不是”,熱情才是關鍵。巴黎高等音樂院的鋼琴入學上限是18歲,能考進的必然有天分,但許多學生不曾思考自己要什麽,只因當年鋼琴是最拿手科目,糊里糊塗報考,考上後也就懵懵懂懂彈下去。“即使有天分,這也是浪費,”他面無表情繼續說,“人生可能無限,根本沒有必要在二十歲前就決定一切。用心探索,及早認識自己並找到真正的興趣,現在正是時候。”

或許貝洛夫真的看多了“乖”學生,但我還是忍不住好奇:如果有學生對音樂充滿熱情卻天分不足,怎麽練也不能成為演奏家,又該怎麽辦呢?

“那有什麽問題!”鋼琴家雙眼突然一亮,“我從來沒有勸退過這樣的學生,還盡一切可能幫助!音樂世界何其寬廣,誰說每個人都該當演奏家?只要真心愛音樂並充滿熱情,音樂必會給予回報!”

我永遠不會忘記貝洛夫那時的神情,而那瞬間煥發的光芒讓我無法再問:那些留下來的學生,最終也得面對僧多粥少,競爭激烈異常的音樂環境。現實不會改變,但有多少人能像貝洛夫般天縱奇才呢?

不過,自己沒說出的問題,貝洛夫的師弟巴福傑(Jean-Efflam Bavouzet)卻給了解答。

一日,他邀我在指揮大師蕭提(George Solti)家中敘舊。這位20世紀名聲輝煌響亮的音樂巨擘逝世雖近二十年,其倫敦故居卻一如往常,仿佛主人從未離去。對這位傳奇巨匠,巴福傑最深的記憶是什麽?“有次我在他琴房練習。那時我雖得了不少獎項,也日夜苦練鉆研,卻看不到希望,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也不知道該不該繼續。”

當年巴福傑才35歲,剛從手傷中複原,對人生充滿疑問。鋼琴家又何其寂寞,得在琴房孤獨面對自己。聽到年輕後輩的茫然困惑,蕭提沒說任何場面話,甚至也沒一句安慰;他只簡單說了句:“頂尖的人永遠有位置(There is always room for the top)。”

從此巴福傑不再仿徨。“既然我選擇了音樂,就要全力以赴。我不再問為何沒有機會,只問自己是不是頂尖,夠不夠資格站上舞臺。”大師的鼓勵其實是美好的預言。這七八年來巴福傑演奏事業大開,錄音連獲大獎,已是國際上炙手可熱的名家。這一切來得真實無欺:畢竟他從古典到當代作品都有深刻研究,曲目之豐遠遠勝過諸多同儕。還有誰能像他一樣,可以同時演奏貝多芬與海頓所有的鋼琴協奏曲和奏鳴曲,普羅柯菲夫和巴爾托克鋼琴協奏曲全集,以及拉威爾與德彪西的所有鋼琴作品?

“興趣可以讓你選擇人生方向,但只有努力才能讓興趣選擇你。”——巴黎高等音樂院畢業、國際大賽得主,都不是演出(甚至是生活)保證;找到興趣,並為自己的興趣認真不懈,音樂如此,其他科目或許也相去不遠吧!

(作者為音樂學博士)

放言 四海 頂尖 永遠 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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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幹部“回爐”再造“幹部召回”的貴州試驗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9379

汽車不合格,廠家要召回;幹部不合格,組織來召回。貴州“召回”千名不作為幹部分類“維修”。 (CFP/圖)

“35人以下單位召回至少1人,70人以上單位至少召回3人,中間規模的單位召回2人。”

“內心感受五味雜陳,強烈的自尊心壓得我有些喘不過氣來,我不知道家人和朋友將會怎樣看我,恨不得立刻找個地洞永遠地鉆下去。”

“末位淘汰和民主測評肯定不是唯一的、最好的辦法,但在工作開始之初,我們需要有一個突破口。”

汽車可以召回,幹部也能召回?沒錯,在貴州黔西南州,正在開展一個名為“幹部召回”的“運動”——

幹部完不成年度目標任務,召回;在幹部隊伍里鬧不團結,召回;上班期間打麻將玩遊戲上網聊天,召回;在急難險重任務前畏縮不前、臨陣退縮,召回;工作方法簡單粗暴、態度生硬,還是召回。凡是涉及包括上述問題在內的5類共計30種問題的,一旦觸犯,幹部就會被組織部門召回。

幹部召回之後去哪兒?除參加集中教育外,還有轉崗、降級降職、免職、辭退等幾種較為嚴厲的處理方式。

黔西南州的幹部召回制度,正是從“商品召回”中找到的靈感。實施大半年來,截至目前,整個黔西南州被召回幹部已有1668名,其中132人被轉崗或免職,67人仍待崗,占到全州公職人數的2.3%。

幹部召回制度正成為黔西南州的一塊招牌,在州府興義市的主幹道上,宣傳“幹部召回”的標語,每隔50米就能看到一塊。

有人形容這一制度是在現有的體制內,放入一條專吃末位者的鯰魚,事情是否果真如此?

“攤派指標,硬性召回”

召回制度的出臺,要追溯到2013年,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開始之後,貴州黔西南州提出口號“向惰政宣戰、向惰政問責”,號召各個區縣、單位積極創新自選動作。

據黔西南州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辦公室(以下簡稱活動辦)副主任梁喜明回憶,全州都在想辦法搞“新意思”,如“曬比述評”幹部工作、開設“勤政先鋒榜”和“惰政曝光臺”等。次年8月活動進入總結階段,興仁縣提出幹部召回制度。

時任興仁縣委書記郭雲海是這一制度的主設計者之一,他曾對人民日報表示,因為常聽到下屬抱怨自己單位職工如何不服從安排,不遵守紀律,但讓他們報名單,大家又都不願得罪人,結果成了“都還幹得不錯”。在他推動下,縣里仿效“汽車召回”制度,推出了人事管理上的幹部“召回”制度。

時任興仁縣委組織部部長、現任興仁縣人大常委會主任譚雲臨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說,“商品出現問題了,要把它召回來。幹部是組織部派出去的,當幹部出現問題了,組織也要把他召回。其實用書面語言就是幹部能上能下制度,只不過召回更加通俗一點。”

2014年8月11日,興仁下發《興仁縣不勝任現職幹部召回管理辦法(試行)》的文件,規定將對完不成任務、鬧不團結等12種不勝任現職情形的幹部實行召回,根據情節輕重處以“集中教育、跟蹤考察、組織處理”等三種方式進行管理。

文件下發後,新鮮的“召回”字眼,讓許多基層公務員議論紛紛。“是否執行得下來?召回後達不到處分標準,按照公務員法或者事業單位管理條例規定,達不到辭退、改聘的要求,怎麽辦?”某鄉鎮紀委書記宮偉說。

與宮偉一樣,大多數人一開始都持觀望態度。直到強制分配指標的命令下達,大夥才知道縣里“動真格的了”。

據多位公務員回憶,當時興仁縣下派指標,每個單位都必須出人,“35人以下單位召回至少1人,70人以上單位至少召回3人,中間規模的單位召回2人”。

文件僅規定了被召回情形,但是判定這類情形的標準以及選出召回幹部的方式,都由各單位自行決定。

當時在興仁縣的各級單位中,有些單位甚至沒有規章制度,大多數單位即使有規章制度,不少也處於“掛在墻上”的狀態,如何選出一個被召回對象,大家都沒有準備好方案。

在硬指標的巨大壓力下,最終,民主測評成為了大多數單位選出被召回對象的方式。全單位同事一起對單位成員的業務表現、工作態度等情況打分投票,居末位的人被召回。也有單位由於人數太少,召回幹部會影響工作,最後領導選擇將自己召回。

一位被召回幹部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雖然單位領導同事都對他“評價不錯”,但是“縣里要把這個制度推出來,必須要有人去”,自己在民主測評中居於末位,無奈就成了召回對象。

攤派指標的做法,讓一些被召回幹部感覺委屈。一位曾為召回幹部進行培訓的黨校老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曾聽到多位被召回幹部向他抱怨,自己工作並不差,但單位必須選出一位,不得已為集體“犧牲”。

私下里議論中,一些幹部認為這種方式並不科學,“人緣關系的好壞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民主測評的結果”。

作為制度設計者之一,譚雲臨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末位淘汰和民主測評肯定不是唯一的、最好的辦法,但是在工作開始之初,我們需要有一個突破口。”

“當時末位淘汰和攤派指標爭議最大。”譚雲臨說,為了突破第一個瓶頸,他向各單位一把手表示,“要用末位這種方式,是因為你們不作為,就要倒逼你們建章立制”。

當時與譚雲臨搭檔的興仁縣組織部副部長石鳳初也說,“下指標”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因為“一個單位總會有幹得好的和幹得不好的”。

2014年9月,幹部召回制度交出第一份成績單。興仁縣第一輪共召回不勝任現職幹部148人(科級幹部25人)。其中,集中教育125人,免職1人,辭退或解聘5人,跟蹤考察2人,轉崗15人。

“被紀委拍下照片時,桌子上的水還是滾燙的”

在黔西南州活動辦主任梁喜明看來,興仁縣第一次就召回148名幹部的數據,“震懾了全州”。在州主要領導的重視下,9月24日,黔西南州委常委會決定:在全州範圍內開展不勝任現職幹部召回管理工作。

才在興仁試點一個月的制度要在全州推廣,操作上的難題逐漸浮出水面。首先要解決召回標準的問題,興仁縣提出的12種召回情形,並不適用於全州。

當時有兩種意見爭論得厲害。一種主張出臺細、周、全的統一標準,全州一盤棋。另一種則主張州里出原則性政策,各個縣市各單位根據實際情況制定標準。

最終州里選擇了後者,原因在於“所有惰政情形根本無法窮盡,拿到基層也沒有操作性”。按照這一思路,州里出原則性政策,各縣區、單位據此制定實施細則。

各單位的規定五花八門,比較普遍的內容包括:幹部出現失誤,任務不能完成,班子不團結,有連續曠工情況,不請假外出,鄉鎮駐村幹部走讀,上班開會打瞌睡,被紀委暗訪通報批評等等。出現這些情形的幹部將被召回。

公務員李毅所在的單位,當時也公布了本單位的召回幹部管理細則。按照規定,單位需要開會學習管理細則,但當領導念到其中的一條時,“我們單位要求不按規定過斑馬線遭抓了,也要被召回”,李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全場哄堂大笑,最後領導自己也笑了。

幹部召回在全州推開後,幹部管理的一些基本原則被重新遵守,例如過去淪為形式的考勤,被擺到了重要位置。

在安龍縣委,南方周末記者發現了一本簽到本。縣委宣傳部幹部蔣先學介紹,如今連部門一把手也要嚴格考勤,如果外出開會,還需要向辦公室報告。4月24日下午兩點半,安龍縣委組織部副部長楊盛意在辦公室接受媒體采訪,沒來簽到,辦公室專門打來了電話詢問。

在安龍縣委會議室門外,每到開會時間也會臨時多放一張桌子。據工作人員介紹,開會無論是誰都需要簽到,如果不簽到,到時候各個單位辦公室核對不到,就算缺勤處理。

“簽到”令一些人頗不適應。安龍縣一名副縣長,有一次就遭遇紀委暗訪,被質問“怎麽不簽到”。這個副縣長負責農業口業務,常常要外出下鄉。

在安龍縣衛計委,一名業務骨幹被評上“惰政之星”,個人照片被登在單位的大門口,原因正是“一次上班遲到”。與這位骨幹一起被掛在惰政曝光臺的,還有剛入職安龍縣人民醫院不到兩年的住院醫師鐵余鴻,他的錯誤也是一件小事,“病例沒給主任簽字”。

一旦被上級通報,就屬於“一票否決”、必須被召回的對象。鄉鎮幹部王飛和他的同事們現在最害怕紀委,他們單位有一位同事僅是在桌子上瞇了一會,就被召回。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他同事因為重感冒倒了杯水準備吃藥,結果遇到紀委暗訪,“被紀委拍下照片時,桌子上的水還是滾燙的”。

根據梁喜明統計,被召回的幹部中,兩個群體比較突出,一是接近退休的幹部,這部分人往往是由於工作懈怠被召回。另外就是剛進來的年輕幹部,因為業務、工作失誤被召回。最常見的召回情形集中表現為兩點,一是作風問題,也就是常說的“冷硬橫推拖”,另外就是惰政,既不犯錯,也不幹活。

目前,李毅的單位還沒有人因為不走斑馬線被召回,但是李毅仍然有些害怕,“萬一被逮到,被召回還是有點丟臉”。

全州推廣之初,阻力自然不少,梁喜明說,“一是一些幹部認識不到位,膽子不夠大害怕得罪人,召回名單報不上來。二是被召回幹部也有些情緒”。

在接受人民日報采訪時,黔西南州州委書記張政曾坦言,現在一些領導幹部不僅“惰政”甚至還“躲政”,認為提拔當了領導就等於上了保險,幹與不幹沒關系、沒人管,壞了幹部風氣。“幹部‘召回’引起大反應,說明造成了壓力,帶來了殺傷力。”

2015年年初,張政曾連續11天上門約談,當即就召回了4名縣委常委。

譚雲臨介紹,在興仁縣,為了保證這項制度落實到位,“如果你們單位召不出幹部,但是工作又沒有幹好,那麽就要召回一把手”。

“強烈的自尊心壓得我喘不過氣來”

大半年來,整個黔西南州被召回幹部已有1668名。按制度設計,幹部召回後有集中教育、轉崗、降級降職等幾種處理方式,最為主要的還是集中學習。

幹部的“回爐”教育主要依托黨校進行。學習內容主要是各類法律法規、黨建理論教育、觀看教育警示片、撰寫學習心得這四部分。

差別主要體現在學習時長和學習強度上。一些縣較為嚴格,不但規定學習時間長達一周,而且實行封閉式管理,甚至會安排軍訓。如安龍縣和晴隆縣就是一周的全封閉式管理,早上6點鐘便要起床跑操。有些地方也會加入一些特色內容,如興仁縣的召回幹部就需要到縣里面最為艱苦的中心項目去參觀,“看看那些單位的同誌‘5+2,白+黑’的工作,讓他去感受到自己不足”。

中國法律援助誌願者劉松律師,曾兩次為望謨縣的召回幹部提供行政法的培訓。在與這些幹部交流過程中,他發現大家的心結還是在於面子問題;另外一些幹部覺得在外學習耽誤工作,還要花錢,有經濟損失。但由於召回並不記錄檔案,對他們的仕途影響並不大。

晴隆縣花貢鎮人社中心的章俊就因為一次工作遲到而被召回。當他走進晴隆縣委黨校報到時,他感覺“五味雜陳,強烈的自尊心壓得我有些喘不過氣來,我不知道家人和朋友將會怎樣看我,恨不得立刻找個地洞永遠地鉆下去”。

梁喜明介紹,在參加集中教育培訓的人當中,有70%的人考核合格後可以回到原來崗位上班,但仍有30%的人將面臨“跟蹤考察3個月、轉崗、待崗、免職、降級降職、辭退解聘”。

興仁縣史誌辦原副主任熊忠衛就面臨轉崗。在接受過集中教育之後,他通過“招拍掛”的方式,轉崗到回龍鎮擔任該鎮副鎮長。

召回制度實施大半年來,黔西南州紀委提供的暗訪情況顯示,2014年4月至8月,月均發現各級幹部違反作風建設規定問題十余起,最多的一個月達20起。不過,在“召回”制度實施後,2014年12月份僅發現並查處3起。

南方周末記者采訪發現,對召回制度感觸最為深刻的,當屬各個單位領導。“人好管了。”一位官員說。

幹部召回的殺手鐧,無疑是“攤派指標”和“末位淘汰”,這也是爭議最大的地方。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劉昕就覺得用“抓壞蛋”的方式召回幹部不妥。“評估一個人要長期、穩定的評估,不能因為一兩件事來決定。”

在黔西南州,攤派指標和末位淘汰的做法也在修正。據梁喜明介紹,從第二輪召回開始,要求不準攤派指標。一個單位允許幹部零召回,但沒有幹部被召回的單位,需要提交報告,且該單位將被列為重點工作對象。一旦發現存在問題,單位的領導班子將面臨問責。

“末位淘汰現在也不建議使用,還是要根據召回情形,事實依據要清楚;如果用末位淘汰或者大家投票,這就存在有些人人際關系不好被召回,實際上他沒有什麽錯誤,這個做法不太科學。”梁喜明說。

實際上,幹部被召回後,重新回到工作單位,壓力也不小。一些召回幹部學習歸來或調崗後,感覺單位氣氛“微妙起來”。例如李毅所在的單位,有一名女同事因為民主測評排在末位被召回學習,如今回到單位,同事們都小心翼翼的,“從來不在她面前提到那個敏感詞”。

(應受訪者要求,宮偉、李毅、王飛皆為化名。)

問題 幹部 回爐 再造 召回 貴州 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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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煩大了】忘了吧,專車的“免費午餐”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9388

2015年5月3日24時開始,一號專車平臺將正式關閉專車的司機端口。所有專車司機全部歸入滴滴專車平臺,重新開展培訓。

這是一個可以預判的結局,盡管來得過於迅捷。自今年2月14日滴滴、快的兩大中國打車軟件公司完成價值60億美元的“情人節合並”後,對於同質化業務的整合,就是新公司首席運營官柳青最核心的任務。雖然快的在1.3億用戶規模的市場上領先對方8個百分點,同時在盈利模式和商業邏輯清晰的專車市場轉型上也領先一步,但獲得“小馬哥”更大力度支持的滴滴,才是未來的主導者。

4月28日,部分有關的專車司機進行抗議與談判。這並不是第一次發生,快智集團其實已連續遭遇一線司機反彈——4月初,因規避政策法規,租車公司單方面提出要向司機收取1萬至2萬元的“車輛交通事故風險抵押金”,北京市的一號專車司機出現消極怠工等現象,身後站著一幹風投大佬且也是由他們主導推動完成合並的新公司管理當局一直保持著緘默。

表面看來,一號專車的司機似乎是對賠償方案不滿。根據規定,已履行原合同半年以上者將獲賠2個月的基本工資共3800元,而半年以內者為1900元,不滿一月者為1000元——此前司機得到的信息則是1萬元和5000元。如果選擇過檔滴滴專車就需要接受新的條件,包括:每周做六休一,每天上繳210元份錢,油費仍然自負,保險全自負,司機雖能拿到營業額的六至八成作為收入,但每周施行的末位淘汰制將使10%的司機被淘汰、從每月一兩萬高大上收入匹配五百多元的四金保障,到未來隨時可能執包袱走人還沒有保障。沒有最壞,只有更壞。

“現在把平臺做起來了,落得這樣個結果”,某專車司機的感嘆代表著大多數同業的真實想法。在他們原先的理解中,騰訊、阿里在為打車軟件推廣至少消耗了24億元人民幣後,強勢崛起的專車也被給予至少10億元人民幣的補貼承諾,以互聯網、大數據為名提供高端的出行服務,享受體面的收入待遇,就算後來也明白兩位老板意在疾速推進移動支付,但那又如何?就像老舍筆下的祥子,擁有一輛弓子軟、銅活地道、雨布大簾加雙燈、細脖大銅喇叭八百大洋屬於自己的新車,包月、整天終於可以全憑心意了。

且慢,這樣的嘀咕和抱怨何其耳熟!2014年,也是5月,“我知道遲早這一天會來,但不知道會來得這樣的快”,滴滴、快的突然默契宣布乘客補貼歸零,並在三個月後再同步取消僅剩2元的每單司機補貼,類似的不甘心就浮出過水面。只不過,提升了出行效率和品質的乘客們早早就明白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而尚未感知專車發展終極目的的普通的哥們,畢竟體驗了空駛率下降20%的切實好處,咂咂嘴生活依舊。

問題是,盡管科技的進步有助於破除既得利益集團落後的陳規、倒逼市場改革,但隱於其背後的資本力量才能深刻影響變革最終呈現的模樣,更不能忘記的是,推動這場變革的資本往往有著更精確的投入產出分析以及更宏大的抱負。

於是,一方面專車司機炫耀著象征先進生產力的高收入,一方面各地卸載軟件事件層出不窮;一方面公司們不斷拋出吸足眼球的大數據,諸如七夕節女生叫車時間峰值點22點10分,目的地為酒店的前五位城市分別是長沙(53%)、深圳(49%)、杭州(46%)、上海(45%)和北京(43%),一方面他們已在給司機打預防針:只靠補貼是愚蠢的!一方面,今年4月15日首例專車被罰起訴案在濟南開庭前,滴滴告訴司機會為他作出部分補償,而另一方面,部分地區的專車司機已被告知要多繳納各種風險抵押金。

最重要的,專車司機們的實際收入距半年前已出現大幅下降,而馬化騰、馬雲則高調宣布與近二十個城市就互聯網+時代下城市情境服務簽約。這里已是夢破碎的聲音,那廂杯子剛碰到一起。

麻煩 大了 忘了 了吧 專車 免費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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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信內部通報:私設小金庫和嫖娼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9464

中央第十二巡視組自3月1日進駐中國電信,兩個月後公布了初步巡視結果。綜合新京報和財新網消息,4月30日,中國電信內部通報顯示,中國電信對巡視組前期交辦的信訪已查清86.1%,並處理了北京公司等單位共計15件案件,共31人受到黨紀政紀處分。 (新華社/圖)

中央第十二巡視組自3月1日進駐中國電信,兩個月後公布了初步巡視結果。綜合新京報財新網消息,4月30日,中國電信內部通報顯示,中國電信對巡視組前期交辦的信訪已查清86.1%,並處理了北京公司等單位共計15件案件,共31人受到黨紀政紀處分。

通報顯示,北京電信相關人員私設小金庫196萬元,這一行為至少可追溯至2006年。2006—2012年期間,北京電信在河北香河某酒店共召開20次會議,累計向該酒店支付567.20萬元,其中88.85萬元結余形成小金庫。此外,北京電信還通過虛列會議費、瞞報客戶贈禮等方式為小金庫擴容。

除了私設小金庫外,公款吃喝和嫖娼也是存在的主要問題,僅一個月內,北京電信的幾位副總劉博、孫昊、王慶玉等人就在河北省香河縣的同一家酒店先後組織了三次公款吃喝和高消費娛樂活動,涉及渠道部經理張琳、政企部經理張新強、人力資源部經理張柏、辦公室主任王海生、辦公室副主任陳東等61人次,共花費7.95萬元。

另外,北京電信辦公室主任王海生在2015年1月組織的三次公款吃喝及娛樂活動期間,每次都在所住的酒店打電話召來內設的女性按摩人員為其按摩,其中一次屬嫖娼行為,累計花費公款1.08萬元。

對此,中國電信給於王海生開除黨籍,撤銷資深經理、辦公室主任職務,降為一般員工。劉博、孫昊、王慶玉等都分別視違紀輕重給予降級、留黨察看、嚴重警告等處分。而北京電信總經理張誌勇雖未參與此次公款吃喝,因履職不力被通報批評。

此外,中國電信還通報了集團電子渠道運營中心、企業信息化事業部、黑龍江鶴崗分公司、河南開封分公司、重慶石柱分公司等五起典型問題,分別涉及違規公款購買購物卡、違反組織人事紀律、違規招標、對抗組織調查以及弄虛作假等問題。

三大運營商反腐

2010年前後,中國移動原黨組書記張春江和中國移動原副總經理魯向東的落馬,被外界視作運營商反腐的開端,但反腐運動並沒有形成長久的持續力。

直到2014年十八大召開之後,隨著政府反腐不斷深入,三大運營商均有高管被查。

據中紀委監察部網站公告,2014年11月,中央第八巡視組專項巡視中國聯通;2015年中央巡視組第一輪專項巡視進駐了包括中國電信集團和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在內的20家單位。

其中,4月17日,中紀委發布消息,中國電信集團公司原副總經理、黨組副書記冷榮泉涉嫌嚴重違紀,正接受組織調查。

有分析人士指出,本輪巡視雖然已經結束,但有些案件可能還在進行中,已查出的線索將可能成為其他案件的線索。因此,電信運營商的這一輪反腐風暴並未停止,甚至只是開始。

中國 電信 內部 通報 私設 小金庫 小金 嫖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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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一成品油將現“三連漲”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9470

4月24日,車主在上海一家加油站內排隊加油。 (新華社記者 丁汀/圖)

5月11日(下周一),成品油調價窗口將再度開啟,目前國際油價一路上,多家分析機構預測,國內油價“三連漲”幾無懸念。

安迅思認為,美元匯率下滑、也門地緣政治危機以及利比亞一出口港被關閉等消息提振了近期原油期貨市場,3月中旬,原油觸底以來重振強勁反彈趨勢。布倫特和WTI原油價格過去8周中有7周錄得上行,後者甚至出現突破心理關口價位$60。

不過從供需基本面上看,供應過剩格局仍就沒有改善,目前美國原油庫存仍處於歷史高位,需要市場緩慢消耗,且一旦伊朗重返市場,原油市場將立即下跌,但另一方面,如5月份美國原油產量出現拐點,原油價格可能順勢上揚。不過受多空消息面影響,近期原油將持續震蕩,但下周一國內汽柴油三連漲成定局。

金投網數據,昨日WTI(美國西得克薩斯輕質原油)價格為60.93美元/桶,布倫特為67.77美元/桶;今日就分別跌至58.94美元/桶和66.45美元/桶。

卓創資訊分析師張斌表示,由於原油波動頻繁且幅度大,調價後前4個工作日預測新一輪成品油調整幅度及趨勢並不完全準確,因此,只能初步預計5月11日成品油每噸上調260—270元。

卓創資訊還監測,國內主營柴油市場批發均價受漲價預期提振而繼續上漲,使得柴油批零價差縮小。

截至5月7日收盤,國內20個省的主要城市主營銷售公司國四93#汽油批發均價在7852元/噸,較上個工作日上漲24元/噸,平均批零價差在558元/噸;0#柴油批發均價在5931元/噸,較上一工作日上漲32元/噸,平均批零價差在605元/噸。

截至目前,2015年內我國油價共經歷8輪調價周期,其中三次下調,四次上調,另有一次因幅度不足50元/噸而暫不調整。

下周 成品油 成品 將現 三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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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著禁令躍進十年後 高爾夫陡然入冬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9362

根據國家發改委等十一部委《關於落實高爾夫球場清理整治措施的通知》,廣州薩爾斯堡高爾夫球場被列入取締清單。2015年4月1日,這家已經停業的球場里,草坪已開始種上樹苗,大門口則放置著取締通知,禁止外來人員進入。 (CFP/圖)

2004年國務院發布全面叫停令後,高爾夫運動卻奇怪地進入了飛速發展的黃金十年。但現在,這個行業遭遇了進入中國數十年來最難受的寒冬。

從前那種眼睛向上看,指望向有錢人賣會員卡的日子結束了;這個行業真正的機會,在於讓其回歸體育運動的本質。

“當事人:上海國際高爾夫球鄉村俱樂部有限公司……本機關現責令你單位於2015年5月31日前對上述高爾夫球場項目予以拆除……”

2015年4月14日,上海市青浦區人民政府出具的一則通知,在一個擁有500名成員的中國高爾夫球行業從業者微信群里,又一次引起眾多行業高管的“哀嘆”:“上海國際高爾夫是1990年就成立了的球場啊,連它都躲不過去,這個‘冬天’真難熬。”

在過去的幾個月里,這樣的“哀嘆”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實際上,從2014年7月開始,以國家發改委、國土資源部等11個部委聯合下發《關於落實高爾夫球場清理整治措施的通知》為標誌,中國高爾夫球第一次真正遭遇了行業“寒冬”。

業內較為認可的《朝向白皮書——中國高爾夫行業報告》2014年度數據顯示:2014年里,中國有超過76家高爾夫設施(折合約77個18洞標準高爾夫球場)停止營業;全年總打球輪次1190萬輪次,較2013年下降了2.1%;高爾夫核心人口(每年至少下場打球8次)41萬人,較2013年下降3.3%。

停業球場數量之多,為2009年這一白皮書開始發布以來之最;總打球輪次與高爾夫核心人口數,則是首次出現下降。

而北京、深圳、廣州等地的數家高爾夫球場管理層人士,均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到他們球場打球的人減少了兩三成,2015年以來下降幅度仍在拉大。

“更讓我痛心的是,高爾夫球行業的名聲被醜化,乃至有些被‘妖魔化’了。原來以為自己從事的是‘高、大、上’的職業,現在怎麽有些像過街老鼠一樣,人人喊打?”一家廣東高爾夫球會的總經理,更是這樣表述“委屈”。

中國高爾夫球業,為什麽會走到這樣的境地?這個本質上是“體育運動”的行業,其前景將會如何?

最大力度的整治

“現在用談‘高球’色變,避‘高球’之唯恐不及來形容我們,一點都不誇張。”一位官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這一輪整治,起源於2014年7月,國家發改委、國土資源部等11個部委聯合下發《關於落實高爾夫球場清理整治措施的通知》。

這份文件是對2011年4月11日十一部委聯合發布的《關於開展全國高爾夫球場綜合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的“落實”,使之有了更具體的措施和明確的時間表。

新的文件,將全國各地高爾夫球場,按照取締、退出、撤銷、整改四類要求進行處理;並明確取締類球場的完成時間表是2014年12月31日;退出和整改工作則都必須在2015年6月30日前完成。

2015年3月30日,國家發改委公布了66家全國各地已取締高爾夫球場的名單。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在此前後,不在66家名單之內的球場,也有多家收到了要求其退出、整改的指令。

多位業內人士估計,總共關閉的球場,會在120家左右。“這次真的不同以往,這是‘十八大’以來反腐的大勢所趨,也是保證中央政令暢達的需要。”

地方的禁令更為明確:2014年12月9日,廣東省紀委監察廳下發《關於嚴禁黨和國家工作人員違規打高爾夫球的通知》,對現職黨和國家工作人員違規打高爾夫球作出了“九個不準”規定。

“我見過的官員,有深圳的,有廣東其他地方的,有從北京來的。已經落馬的一些官員,之前也都是常客”深圳沙河高爾夫球場一位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往年球場的常客里,的確有不少官員,他們來打球,身邊往往跟著四五個企業家,這是一個生態鏈,“從2014年底開始,來打球的官員,基本上沒有了,那些跟著的企業家,也就打得少了。”

廣東一位銀行業高管則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高爾夫是其近年來最喜歡的運動,往常每一兩周都要打一次,而今年以來一次也沒去過。“其實我是真心鍛煉,也是自己掏錢打,但被人看見說不清楚,還是不去算了。”

在中國獨特的政商環境中,高爾夫曾經發揮過微妙的作用,而現在,由此而來的“禁令”還在發酵。

2015年3月31日,商務部通報,“商務部合作司司長王沈陽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參加企業安排的打高爾夫球等活動,已構成違紀。駐商務部紀檢組決定對其立案調查。”

4月29日,商務部再次通報,免去王沈陽的合作司司長職務。

此事震動一時。一位商務部官員對南方周末記者稱,雖然王沈陽的問題並不止於接受企業安排打高爾夫球這樣簡單,但“現在用談‘高球’色變,避‘高球’之唯恐不及來形容我們,一點都不誇張。”

“我們反對利用高爾夫球來進行腐敗,但腐敗不是高爾夫球的產物,其他非法利益輸送的方式和手段,遠遠多於安排打高爾夫球、送高爾夫會員卡。”數位高爾夫球行業的管理者如此表示,“不應該給高爾夫球貼上這樣的標簽。”

2015年3月30日,國家發改委公布了66家全國各地已取締高爾夫球場的名單。 (CFP/圖)

全面叫停令後,高爾夫“黃金十年”

2004年1月10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暫停新建高爾夫球場的通知》,用5個“一律”,全面叫停。但此後至今十年間,中國新增了五百多家球場。

高爾夫球的起源,最流行的說法,始於蘇格蘭牧羊人在草地上的遊戲。

1896年,在上海,第一家高爾夫球俱樂部成立,象征著這項運動正式進入中國。1984年,香港知名商人霍英東、鄭裕彤等投資興建了廣東中山溫泉高爾夫俱樂部,則是當代意義上中國高爾夫產業的起步。

北京環球奧世高爾夫球場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段小春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綜觀前30年的中國高爾夫發展史,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1984-1994年是起步,10年間全國只建造了十多家球場;1995-2014年,這20年里平均每年新建三十多家球場,目前全國約有六百多家。

而在國家政策層面,則分為三個時期:1993年之前,鼓勵發展;1994-2003年,限制發展;2004年迄今,為禁止發展時期。

2004年1月10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暫停新建高爾夫球場的通知》,用5個“一律”(“一律不得新批”“一律停止建設”“一律不許動工建設”“一律暫停辦理供地和開工批準手續”和“一律停止開工”),全面叫停。

同年2月26日,時任國土資源部副部長在國新辦記者招待會上表示,在2004年1月之前,國土資源部總共只審批了10個高爾夫球場建設項目。

而到2003年末,中國的高爾夫球場已經有一百多家,這意味著,彼時大多數球場的合規性存在疑問。

隨後的時間里,國家部委又陸續出臺數項禁令。然而,從2004年國務院全面叫停令至2014年,這十年間,中國的高爾夫球場又從100多家增加到了六百多家,每年平均新增四十余家。

“過去10年,國家對高爾夫球場雖禁令頻發,事實上卻是發展的‘黃金十年’。”一位曾在北京、江蘇等地高爾夫球會擔任高管的人士這樣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

來自房地產和地方政府的助力

大多數高爾夫球場的業主,即是房地產公司;大多數知名地產商,均涉足了高爾夫球場項目。

中山大學旅遊學院副教授何莽,多年專註於高爾夫球行業和產業研究,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以國務院辦公廳名義下發的禁令,被拖十多年沒有落實,“與政策自身有關。因為十年前的禁令並未給出執行細則,同時,既忽視了強勁的高爾夫市場需求,也未顧及各地各級政府的合理利益訴求。”

何莽說,中央政府雖明令禁止,但部分地方政府因經濟發展或城市形象需要暗中支持;國土建設規劃部門雖不予審批,但文化體育旅遊部門則可能變相鼓勵。這導致高爾夫項目審批與查處的政策,在不同層級的政府間上下不一致,在同層級政府間部門不一致,加上查處力度上時緊時松產生時間上前後不一致,這三個“不一致”皆為高爾夫項目發展提供了“政策空間”。

段小春等數位高爾夫球從業者則認為,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富裕群體和中產階級人數的日益增多,對包括高爾夫球等在內的中高端體育娛樂活動的需求自然增長,如日韓等國家的經驗也類似。

同時,中國房地產業,在過去十幾年的興盛,更給高爾夫球業發展極大助力。

“從2001年之後,新修的高爾夫球場,有大約90%是以房地產項目為支撐的,”段小春對南方周末記者介紹,“一個標準18洞球場,如果不包括會所建設,投資是幾千萬元到三五億元不等。但高爾夫球場能夠給房地產項目提高20%-30%的售價;部分地產項目,高爾夫球場還是主要賣點,比如一些項目的名字就叫××高爾夫小區、××高爾夫花園。”

可為佐證的是,南方周末記者采訪亦發現,許多高爾夫球場的業主即是房地產公司;同時,大多數知名地產商,均涉足高爾夫球場項目,在其公司架構里設有專門的高爾夫球事業部。

而對於地方政府而言,除了能從房地產業的繁榮中直接受益外,高爾夫球場的存在,一定意義上,也確有提升城市形象,促進招商引資帶動就業的正面作用。

“中國的高爾夫球場,多建於比較偏遠的地方。要修球場,需要在當地先修路,需要租村民的土地——當然‘以租代征’的方式,合法性上有疑義。我們每年給村民付的土地租金,肯定要高於種地的收入;我們還要采購當地的農產品,要有償使用村民們的勞動力,一個球場需要的員工,算上球童得兩三百人。這些好處看得見摸得著。”

上述曾在北京、江蘇等地高爾夫球會擔任高管的人士,如此解釋他們能夠得到地方政府支持的部分原因所在。

2014年5月,北京朝陽區金盞鄉一高爾夫球場因占用耕地等違法行為被國家發改委和國土資源部聯名通報,並進行了拆除。現在,這里已經成為一片玉米地,也是一個羊圈。 (CFP/圖)

高爾夫是與非

“我們行業里經常開的玩笑是,‘在中國,審批高爾夫球場項目最多的官,是村支書’。”

但在“正面作用”之外,高爾夫球項目,也一直充滿爭議。除去高爾夫在政商生態中所起的作用備受詬病外,球場本身的問題,也是引來強力整頓的重要原因。

高爾夫球場占地面積大,一個標準18洞球場,大致需土地1200畝,“不少地方建設的高爾夫球場存在大量占用耕地、林地的現象,這不僅違反了我國嚴格保護耕地的基本原則,而且嚴重損害了農民的利益,易引發社會矛盾。”中倫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朱茂元、穆聳,在其《中國高爾夫球場用地法規政策回顧與展望》一文中這樣表述。

南方周末記者獲得的一份山東德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於2015年2月作出的判決書也顯示:山東德州臨邑縣臨邑鎮季寨村的村幹部們,在未征得村民張兆國、張兆順、張兆生等人同意的情況下,將後者承包的用於種植小麥的270畝土地,轉而承包給外來的公司以建設高爾夫球場,同時未給予村民們任何賠償。

該案一審、二審均判定季寨村村委會敗訴,並判其向村民做出相應的經濟賠償。

“搞定一個縣級政府,或者鄉鎮政府,乃至一個村委會,就基本可以搞定一個球場的審批。我們行業里,經常開的玩笑是,‘在中國,審批高爾夫球場項目最多的官,是村支書’。”廣東一家高爾夫球場的總經理對南方周末記者坦陳。

耗費大量水資源、威脅水源地的問題,在近年來,更是被屢屢抨擊。

高爾夫球場需要保持草坪的常綠,因此需要長時間澆水,耗水量巨大。

《朝向白皮書》的統計數據稱,2014年,中國一座18洞高爾夫球場,草坪年用水量平均為25.5萬立方米(即25.5萬噸),雖相比2011年時的調查下降了21.1%,但與美國年均18.8萬立方米(2012年數據)相比,仍高出35.6%。

25.5萬噸水是什麽概念?目前,北京市人均水資源占有量不足200噸,全國平均值是人均2100噸左右。

而北京地區的高爾夫球場數量是全國之最,在北京市區域內的就有60-70家。簡單計算,這些球場每年需消耗10萬人的水資源量。按照當前的水價——2014年5月1日起,北京將高爾夫球場、滑雪場等納入特殊行業用水管理,水價由原來的每噸4元提高到160元——簡單計算,高爾夫球場每年光水費就得兩、三千萬元。但實際上,大多數球場是自行打井,使用幾乎免費的地下水。

“自己打井開采地下水,是不被允許的。但就我所知,在北京,沒幾家球場會老老實實交水費。”一位高爾夫球會的法律顧問,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將高爾夫球場建在飲用水水源保護地或其他保護區內,也是屢見不鮮的做法。

比如,江蘇在此次整治中發現,全省41家高爾夫球場,取締類1家、撤銷類4家、退出類4家、整改類32家。

在4家被評定為退出類的球場中,有3家屬於球場建設在水源地保護區、占用一級或二級飲用水水源地等情況。比如溧陽天目湖高爾夫球場,占地面積887.44畝,無環評審批手續,經核查有11.5個球洞位於沙河水庫飲用水源地二級保護區內。

再如,老牌的上海國際高爾夫球鄉村俱樂部,也是因球場“位於黃浦江上遊飲用水水源二級保護區內,該球場在養護過程中有排行汙染物的行為”,因而被上海市青浦區政府要求拆除。

不過,對於整頓、取締高爾夫球場的行動,從業者們認為,不乏可商榷之處。

山西太原長風高爾夫球場,屬於66家被通報取締的球場之一。在被央視暗訪曝光後,有球場的管理者“叫屈”:那個球場的用地,原來是煤礦采空區、渣山,是當地政府作為重點治理對象,鼓勵民營企業投資進行治理改造。

亦有高爾夫球場管理者質疑,“政府要求取締我們的球場,並按照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確定的用途‘恢複原狀’,可這球場是建立在垃圾場上的。這是否意味著要把這還原成垃圾場?”

何莽則認為,不應“一刀切”地禁止高爾夫球項目,而是要開列“正負清單”:在耕地、水源地等附近的球場,屬於“負面清單”,予以禁止;而對使用垃圾填埋場、塌陷地、荒坡荒山等劣質土地建設球場起到綠化生態效果的,能夠產生正外部性的,則進入“正面清單”。

段小春等其他高爾夫球行業的受訪者也表示,日本的國土面積不到中國的1/20,但高爾夫球場有兩千多家,數倍於中國;韓國的國土面積,只有中國的1%強,也有四百多家高爾夫球場,與現在被清理整頓後的中國球場數量基本相當。

“鄰國的經驗值得我們學習。比如韓國,球場審批非常嚴格但政策清晰,盡管他們批建一家球場需要經過241項手續,5-10年的時間,但每年仍然有幾十家球場在等待審批。這些球場基本都在山地,不會占用耕地。”段小春說。

受訪者們還表示,與高爾夫球場緊密相關的一些基礎性法律,如土地性質和土地確權,還沒有解決,這也是困擾中國高爾夫球行業發展的根本性問題之一。

對違規建設高爾夫球場的嚴厲整頓正在進行,圖為北京海澱區一家高爾夫球練習場正在被拆除,用來撐網的鐵架已被放倒。 (CFP/圖)

從“向上看”到“向下看”

“過去發展高爾夫,我們眼睛是往上看,想著向有錢人多賣一些會員卡;從今天開始,我們要開始往下看了,吸引更多一般城市白領,吸引更多的年輕人來打球。”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南方周末記者接觸到的高爾夫球場高層管理者,或多或少都對國家整頓球場的政策提出了意見和建議,但幾乎很少有高爾夫球場的業主們表達過不滿。

“相對於房地產幾十億乃至數百億元的收入而言,球場每年的營收只有幾千萬,業主沒必要為此與政府部門對著幹。甚至不少業主私下還歡迎關閉球場,因為有相當比例的球場,平素是處於虧損狀態,這下可以名正言順地甩包袱了。”一位高爾夫球場的總經理解釋。

《朝向白皮書》歷年披露的數據顯示,在中國,近幾年虧損的高爾夫球場,約占40%。

而如果不計算賣會員卡的收入,在2010年,57家“運營較好”的球場,年日常運營收入只有1565萬元。

與此同時,高爾夫球行業的從業者們,也在自行“救亡圖存”。

前述深圳沙河高爾夫球場的人士介紹,其實這兩年,已經有不少球場通過降低打球費用,成立球場聯盟,在社區推動和普及高爾夫球運動等方式,使其回歸“體育運動”的本質。

“一些原來要先交納幾十萬元會員費,才有資格去打球的球場——我們稱為‘封閉式會員制球場’,也改為了非會員能打球。優惠活動也出現了,非節假日花幾百元就能打一場球,大大降低了打球的‘門檻’。”

深圳市衡泰信高爾夫有限公司執行董事王繼民則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目前中國高爾夫球行業,存在“三座大山”——“學球難”“打球貴”“費時間”,“只有搬掉這‘三座大山’,我們才能真正擴大高爾夫人口,為行業健康長遠發展,奠定基礎”。

“過去發展高爾夫,我們眼睛是往上看,想著向有錢人多賣一些會員卡;從今天開始,我們要開始往下看了,吸引更多一般城市白領,吸引更多的年輕人來打球。”另一位資深的高爾夫球經理人則說,“用粗俗的話講就是降低‘價格’和‘逼格’——這‘兩格’,是中國高爾夫未來發展的必然趨勢。即使政府不這樣打擊高爾夫,行業本身也該自我調整了。”

就在行業“壞消息不斷”的時候,高爾夫球賽場傳來了難得的好消息:

2015年4月26日,沃爾沃中國公開賽,中國選手吳阿順擊敗多位國內外名將奪得冠軍。這距離中國選手上一次奪得這項賽事的冠軍,已經過去了12年。

“這是冬日里的陽光”,高爾夫球從業者群里一片歡呼,在這一天,不少人像過年過節那樣,發微信群紅包慶祝。

鏈接:影響高爾夫球行業的重要政策文件

1993年8月16日,國務院批轉當時國家計委《關於加強固定資產投資宏觀調控具體措施的通知》,其中規定:對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資金來源不落實、建設條件不具備、市場前景不明的在建高爾夫球場,停緩建設,且不宜新建。

199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關於進一步加強土地管理切實保護耕地的通知》規定,禁止征用耕地、林地和宜農荒地出讓土地使用權,用於高爾夫球場等高檔房地產開發建設。

1999年,國土資源部發布的土地限制目錄,將高爾夫球場列入限制類建設項目。

2004年1月10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暫停新建高爾夫球場的通知》,用5個“一律”(“一律不得新批”、“一律停止建設”、“一律不許動工建設”、“一律暫停辦理供地和開工批準手續”和“一律停止開工”),全面叫停高爾夫球場的建設。

2011年4月11日,十一部委聯合發布《關於開展全國高爾夫球場綜合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

2014年7月,國家發改委、國土資源部等11個部委聯合下發《關於落實高爾夫球場清理整治措施的通知》,要求將全國各地高爾夫球場,按照取締、退出、撤銷、整改四類要求進行處理;並明確取締類球場的完成時間表是2014年12月31日;退出和整改工作則都必須在2015年6月30日前完成。

頂著 禁令 躍進 年後 高爾夫 高爾 陡然 入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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