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制裁進化史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67769
只實施了一年多的伊朗制裁已經迫使伊朗與國際社會在核問題上達成了臨時協議，但西方國家對朝鮮實施了幾十年的制裁仍沒有把把金正恩的體重減下來，為什麽制裁的效果相差這麽遠的，其中隱含的應該不僅僅是社會制度的區別，WSJ對經濟制裁史的解讀可能有所啟發：
...回顧曼德拉不平凡的一生很容易想起一個普遍的觀點——美國和其它國家對南非實施的貿易制裁是南非種族隔離制度崩潰的關鍵因素。這讓美國人感到自豪。但大部分學者認為，這些制裁措施並非決定性的。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研究員Gary Hufbauer和他的同事檢查了20世紀的174個經濟制裁案例得到一個結論，只有約1/3的時間有效。他表示：“它們（的影響）是很小的。很多只是外交措施和套話。...我們認為制裁只有中等作用，但民意卻認為它們很有效。”
一個典型的證據是，雖然制裁的確迫使南非停止出售克魯格金幣，但該國大規模的黃金出口從來沒有受到沖擊。
當然，限制來自南非的進口，打擊跨國企業的南非投資，還有尤其的阻止南非隊伍參加國際體育賽事，的確排擠了南非白人，增加了南非政府的壓力。
然而，根據經濟學家Philip I. Levy數年前在哈佛大學的觀察，“鑒於貿易制裁很小的經濟影響，支持制裁措施效果的觀點最終轉移到了對執政黨的心理影響上。”
在其它因素中，影響最大的因素可能是增加了南非國內實施種族隔離的行政成本，非洲國民議會（曼德拉所屬的政黨）和共產主義的倒臺，最終導致南非白人政府不再把非洲國民議會視為與蘇聯是一個陣線的。無論怎麽說，美國的確達到了其在南非尋求的結果。而美國針對古巴和朝鮮數十年的制裁都沒有達到這個效果。
回到2013年的伊朗。當前的制裁措施看起來是更有效的，部分是因為制裁的技術已經改變了。
在小布什時代幫助實施制裁的Jun Zarate表示：“這已經不再是關於你是否能在德黑蘭的街頭上買到綠箭口香糖，而是一個政權是否能融資支付更為需要的東西。”Zarate在最近書中把這稱為“金融戰爭的新時代”。
雖然伊朗是否能獲得制造核武器能力還仍然有待觀察，但制裁措施的確導致伊朗嚴重缺乏生活物資，同時物價大漲也為伊朗人民帶來了巨大的麻煩，這迫使了德黑蘭政府重回談判桌。
長期研究制裁措施，在布什政府和奧巴馬政府中都擔任外交事務官員的Richard Haass表示：“制裁措施明顯已經影響了伊朗領導人的盤算。...制裁明顯在傷害（伊朗）政權，並導致不滿率上升，從某種程度上導致了（伊朗新任總統溫和派候選人）Rouhani驚人的一面倒大選勝利。”
包括針對伊朗的，我們能從最近制裁措施的使用中學到什麽呢？除了一個很明顯的事實，當制裁措施不是單方面實施的，而是美國、德國、日本和其它大國同時追尋的，那麽這些措施將有更大的影響力。
第一，正如Hufbauer說的，當制裁的目標“相當溫和和明確”，效果會更好。改變一個政權具體的行為比拉倒一個政權是更容易的。Hass表示：“呼籲太多的制裁是錯誤的。制裁可以給一個政府施壓，迫使它們改正和減少其行為，但制裁是難以改變一個國家的領導層的。”
第二，封鎖和進口禁令（很大程度上）是過時的。有系統地封殺進入全球銀行體系的渠道，從根本上迫使該國與其它願意與其貿易的國家進行以物易物的貿易，通常是更好的替代方案。而且這樣做成本更低，因為其更多依賴計算機而不是戰艦。
第三，現代的制裁應該針對具體的遭到國際社會反對的活動（購買濃縮鈾用的離心機，洗錢）或領導層瑞士銀行的賬戶，比如說伊朗革命衛隊的。
第四，當受制裁國國內存在大量政治活躍的選民，並與美國有相同的目標（朝鮮的主題思想果然厲害...），那麽制裁將是最有力的工具。比如說伊朗大選的結果顯示了，存在大量伊朗人希望在強硬派推動的核活動問題上，與西方國家進行談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