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11-11-06/111383995.html
織裡鎮，浙江省湖州市所轄，北依太湖，為水鄉靈秀之地，古因織造業興盛而得名，史料中即有「遍聞機杼聲」的記載。
時至今日，這個浙北古鎮仍興於「織」，為中國最大的童裝產銷基地和棉坯布集散中心，當地人自稱，「全國兒童身上穿的童裝四件裡就有一件是織裡造」。
10月26日，一起突發事件打亂了織裡鎮繁忙的節奏。
湖州官方通報，10月26日上午，織裡鎮在推行童裝加工企業稅收「社會化徵管」過程中，上門徵收的代徵人員因工作方法簡單，引起一外地業主不滿，雙方發生糾紛。
多位安徽業主表示，當事業主被打傷，官方則稱，雙方「互有推搡但均無受傷」。
根據官方通報，當事業主事後糾集百餘人聚集鎮政府上訪，要求解決糾紛問題，引發群眾圍觀。
當晚18時許，又有五六百人集聚於富民路一帶，圍觀群眾最多時達數千人。其間有一輛奧迪車因擔心被砸，車主急速駛離，沿途撞倒九人。官方稱傷者送至醫院救治後均無生命危險。不過，有民眾反映有人死亡。
此後，少數人員繼續投擲石塊，打砸路燈、廣告牌、汽車等。
至27日中午，又有部分人員在鎮政府前集聚，其中一些人進入鎮區，攔截車輛、打碎車窗玻璃。在此過程中，一輛警車被點燃，一名民警、三名協警受輕微傷。
此後兩天，緊張氣氛繼續延續，因擔心遭到波及，織裡鎮幾乎所有童裝加工廠均停止生產。直到29日，形勢方趨於穩定。官方宣佈，截至當晚18時，公安機關刑事拘留21人，行政拘留51人。在多方安撫下，部分童裝企業開始恢復正常生產。
這起看似偶然的事件，暴露的其實是外來人口管理、產業轉型等相互交織的社會矛盾。
萬家小作坊
織裡鎮的童裝業起步於上世紀70年代，此後加速發展，80年代後期已佔據全國20％的市場份額，至90年代時，中國一度有30％的童裝產自織裡。
2002年，織裡鎮被中國紡織工業協會、中國服裝協會命名為「中國童裝名鎮」。
織裡鎮建築特色鮮明，一般以四五層樓房為主，且廠店結合——樓上為加工車間，一樓為店舖，展示自己生產的各式童裝。幾乎每家都有自己的品牌，「小豬班尼」「芝麻開門」「賽洛非」「青蛙王子」等招牌漸次排開。
圍繞童裝生產，織裡鎮還衍生出許多配套的產業，如繡花、印染、飾品等。
據湖州市吳興區副區長金新根介紹，織裡鎮擁有1.3萬家童裝經營戶，其中直接加工生產童裝的有8700家，其餘的則從事童裝的相關配套產業。
織裡鎮區周圍星羅棋佈的村莊亦成為童裝產業鏈的一部分，幾乎每戶民居均是一個小型童裝加工廠，經營者多為安徽籍的外來農民。他們的經歷頗為類 似，一開始在鎮裡的服裝廠打工，後來發現自立門戶可以獲利更多，於是紛紛自行開設小作坊，租下當地農民的房子，購置幾台縫紉機，僱傭幾個工人，有的甚至只 是夫妻倆，就組成一個獨立的生產單元。
這些小作坊的經營模式亦如出一轍，加工廠從正規經營戶那裡拿到裁好的衣料，按照樣衣組裝成童裝，加工一件獲得數額不等的加工費。
相較於外地人經營小作坊，本地人更多從事承攬訂單的業務，再將訂單轉交給眾多小作坊生產，從而掙取差價。比如，有人以2000元的價格接到 200件童裝的訂單，後以6元錢的單價向小作坊下單，最終作坊主可獲得1200元加工費，手握訂單者則賺取800元差價。由於加工業主一般不具備攬單的能 力，所以高度依賴於本地的經營者。
「機頭稅」悖論
浙江區域經濟發達，體現為「鄉村小工業的集聚」，其特點是一鄉一品，加工分散。
溫州鹿城區的鞋、眼鏡、打火機，永康小五金，義烏小商品，東陽木雕，織裡童裝均為典型代表。
相對於織裡鎮上經過正式工商註冊的經營戶，一般的小作坊未經註冊，在早些年，這些作坊並不納稅。但從2008年開始，當地稅務部門開徵「機頭稅」，即以作坊中縫紉機的數量作為徵稅的依據。
吳興區副區長金新根解釋，因小作坊的營業額不好統計，難以按正常方式徵收，「機頭稅」實際上包含了增值稅、所得稅、營業稅、教育附加稅等稅種，「其中既有國稅也有地稅，我們統一折算到機器上，便於操作」。
起初，一台縫紉機每年的稅款為80元，此後幾乎逐年翻番，2009年是160元，2010年是343元，今年則再次漲至626元。
對於增稅的依據，湖州官方並未公佈，金新根則稱，徵稅額是根據各種稅收進行綜合折算得出的，但他也沒有透露相關計算標準。
與此相對，織裡鎮上經過正式註冊的經營戶，今年的稅收同樣增加不少，「我們按鋪面徵稅，去年一間是7000多元，今年漲到了1.3萬元到1.5萬元」。一位本地業主告訴《財經》記者。
金新根認為，織裡鎮裡的每台縫紉機，比較熟練的業主一個月最多可以掙到八九千元，平均約六七千元，「比起正規企業的徵收標準，每年600多元並不高」。
一位何姓安慶籍業主表示，他一天的淨收入約為200元，折合每個月6000元，這與金新根的估算接近。不過這是在滿負荷的工作下，「一般每天工作十六七個小時，經常嘴裡嚼著飯，就坐到了機器前。」何姓業主說。
在織裡鎮，一些童裝加工作坊未正式報稅，於是稅收部門通過鎮（鄉）村兩級進行集中徵收。
因人手不足，織裡鎮還招聘一些代徵稅收的協管員，當地將此種徵收方式稱為「社會化徵管」。金新根介紹說，這種徵稅方式在湖州和浙江其他地區廣泛存在。
據多名業主介紹，在具體徵稅過程中，操作上存在著較大的隨意性。有一些徵收人員在收取稅款後，並不向業主開具正規發票，只開一張收據，收據上名稱一欄只有一個大大的「稅」字。吳興區一位相關負責人解釋，這只是先把錢收上去，以後再開發票。
而在繳稅者看來，徵稅人員不開發票，有避賬嫌疑。但是否有人從中牟私，卻無從查證。
根據當地政策，「機頭稅」按5台縫紉機起征，這意味著如果一家小作坊，即使只有兩台機器，也要按5台機器交稅，許多作坊業主認為，這種徵稅方式並不公平。
其次，在數額認定上也有人為彈性。一位張姓業主夫妻有兩台機器，按照去年每台300多元，5台起征的標準，他們應當繳納1715元稅款，但收稅人員說他夫婦倆「不容易」，最後只收了800元。「有的人給徵稅的人買條煙，也可以少交千兒八百元。」張姓業主稱。
浙江大學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系主任魏江認為，針對作坊式生產的特性，按照機器來徵稅並非不可行，但稅收的數額標準如何估算，決策過程是否公開透明是關鍵。
財政部財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對此分析，對於小微企業，無法仔細核算增值額、營業額，只能大概劃一條線，當地的做法具有包稅的性質。這種方式在 全國具有普遍性。而在織裡，將其具體化，落到了機器上。但是，應該有合理的起征標準，比如五台起征可以，但一兩台機器也按五台征，就不合理。
對於徵稅憑據，賈康認為，織裡小作坊雖然沒有規範的工商登記，稅務機關也不應該沒有規範的徵收手續。但在徵收當中需要有個完稅憑證，徵稅人員領 走了多少，上交了多少，可以兩頭對賬，才能確保稅收進入國庫。一般的收據難以證明這一點，這方面的不規範，亦給徵稅人員截留稅收留下了空間。
稅收的增長雖是引發衝突的原因之一，但是在多位業主看來，更主要的原因在於徵稅人員在徵收過程中的簡單粗暴。
「如果他們態度好一點，大家是會繳納這筆錢的。」王母北斗村的一位安慶籍業主說。
事後，官方也承認這點，織裡鎮10月28日發佈公告稱，「稅收協管員許榮泉因工作不細，方法簡單，經研究已予以解聘。」今年剛剛開始的徵稅工作也被叫停。
產業升級壓力
在吳興區副區長金新根的解釋中，增稅是出於童裝產業轉型升級的需要。
他表示，織裡童裝業雖在不斷擴大，但總體上是落後的，主要就表現在小作坊的生產方式上。「到目前為止銷售收入超過1億元的只有一家，2000萬元以上的20家左右。其餘絕大多數是家庭作坊式的。」
在金新根看來，作坊式的生產既影響產業效率，也影響噹地稅收。「織裡童裝業用地是8平方公里，約合1.2萬畝，每年稅收總額是1.73億元，其 中童裝生產企業佔1億元左右。算下來，每畝上交的稅收每年1萬元多一點。」金新根認為，相比於規模大的企業，童裝企業的單位面積的稅收產出非常低下，他以 當地的上市公司棟樑新材（SH.002082）為例，每畝土地每年創造稅收為18萬元。「另一家大型紡織企業，每畝土地最高時創造稅收74萬元，平常年份 也有三四十萬。」
近年來，湖州市一直謀求對織裡童裝產業提升，希望能夠通過扶植大企業來帶動產業升級。金新根稱，政府的努力取得一定效果，但總體而言卻並不理想。「其原因就是大量的家庭作坊生產方式的存在。」
這位副區長認為，規模化企業，必須標準化生產，面料、印染、標識等都有較高標準，但是家庭作坊則往往以次充好，甚至出現添加黑心棉等不良行為。 此外，家庭作坊對正規的服裝企業造成很大衝擊，「在很多要素配置當中，家庭作坊處於優先的地位，比如房租，周邊農村很多是空殼村，租金價格便宜，電價按照 生活用電收取，價格低於工業用電，這樣一來，他們的產品自然比正規企業的便宜。」
在當地官員的邏輯中，「保護落後就相當於限制了先進」。他們認為，一直容忍家庭作坊的存在，相當於向這一群體提供了隱性補貼。出於產業升級的需要，一方面要扶強，另一方面要取消這種隱性的補貼。
「稅收是其中重要的一個手段，該收的稅要收上來，形成倒逼機制，如果連稅收都交不起，那麼也就沒有在這裡存在的必要，你可以轉移到其他地區去。」金新根說。
在浙江大學企業管理系主任魏江看來，上述邏輯卻站不住腳。他認為，產業轉型升級並不是問題，但不能以增稅的方式來實現，政府可以考慮給農戶更好的空間，比如修建規模化的廠房，然後租給農戶，鼓勵集約，規模化生產，「將稅收與產業升級相掛鉤是牽強的，也難以發揮作用」。
賈康也認為，把徵稅與產業升級聯繫起來並不合理。他認為：「這類企業目前最大的功能還是保證就業，讓大家有飯吃。」
外來人口挑戰
織裡的抗稅事件發展到後期，一度演變為外地人與本地人的互相攻擊，其反映了更深層次的矛盾。
織裡鎮全鎮轄46個行政村，11個居委會；總人口30餘萬人，其中戶籍人口10萬人，外來常住人口超過20萬人。外來人口中以安徽人為最多，安徽人中又以安慶人居多。
在織裡，儘管外來人口多於本地人口，但是在心理上他們處於弱勢地位。本地人也對外來人口存在偏見。在事件發生後，有網友在南太湖論壇上發文說，「我更加鄙視和唾棄安徽人。」
事件過程中，口水戰不斷。
有安徽的作坊主稱，26日撞倒九人的奧迪車主曾說，「撞的就是你們安徽人」，他們還稱，當天晚上，在處理衝突過程中，有當地人表示，「你們如果不想幹，可以滾回安徽去」。這些並未被證實的傳言結果刺激了一些人的行為走向暴力化。
反之，安徽人的打砸行為又激起本地人的反彈。
28日晚10時，當警方抓獲兩名參與打砸行為的安徽人後，圍觀的本地人群爆發出陣陣掌聲。
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教授錢文榮長期關注城市化問題。他表示，近年來，流動人口集中的地區，外地人與本地人的衝突明顯增多，需要特別關注。「這首先是一個文化心理習慣的衝突。外地人來到一個新地方，即使當地的處理是公平的，心理上仍會覺得受到欺負。」
更重要的是，在現實中，制度保障的缺乏，令外來人口無法產生歸屬感。
在織裡鎮，也體現了這種特點，以外來人口為主的作坊業主和打工者在當地難以享受公共服務。比如，子女入學就困難重重。北斗王母村的何姓業主說，他的老鄉們一般在孩子入學前將孩子帶在身邊，一到上學年齡，就送回老家，「上這邊的學校要交借讀費，回老家可以免費。」
浙江絲綢之路控股集團董事長、湖州市吳興區政協常委凌蘭芳也認為，外來農民工長期在底層打工，醫療、教育、居住等各方面都無法與本地居民獲得同 樣待遇，這些因素使得他們無法與當地融合。一旦有風吹草動，隨意性和破壞性就顯現出來了。「他們在老家是農民，在這裡是游民。」
但是，因公共服務涉及地方財政的投入，目前讓外地人享受與本地人同等的公共服務，這一目標在現實中難以實現。
錢文榮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一是需要由中央層面統一協調，在最基本的社會保障，比如醫療教育方面加大投入，實現全國統一覆蓋。二是各地根據不同的社會保障標準，補貼差額部分，這樣比全盤交由流入地政府解決，更具操作性。
另一方面，錢文榮認為，應當鼓勵和吸納外來人口進入到社會管理體系當中。
錢文榮曾考察過浙江諸暨市的一個案例，當地從外來人口的流出地請來兩位民警參與本地的管理，這讓外來人口心理上感到一種公平感。「需要制度設計來激發他們的歸屬感」。
10月29日，因擔心安全問題，北斗王母村的何姓業主將妻子和堂妹送回了老家，他說，明年自己可能也會離開織裡。
凌蘭芳表示，正是外來人口帶來了織裡的繁榮，他們一旦撤離，繁榮就失去了基礎。據初步估計，織裡全鎮停工一天，經濟損失以億元計。
凌蘭芳認為，徵稅風波再一次表明需要擯棄既有發展模式，走產業群合理分工的道路。「把外來工變成正式產業工人，享受勞動尊嚴，這樣才能讓創業者、打工者、經營者都有積極性。」
吳興區政府也已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在徵稅風波發生後，區政府派出幾乎所有機關幹部前往村和社區，挨家挨戶進行安撫，希望他們盡快復工，並留住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