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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荒与钱祸】逃跑的“炒钱团” 浙江高利贷“跑路”成风 中小企业危险迫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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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州民间金融史上,如此大规模的“跑路”潮实属罕见

炒钱已取代炒房成为浙江人的投资首选,高利贷资金近一半在民间借贷市场来回拆借“空转”

化解高利贷危局,必须要放开投资渠道以疏导资金,同时给民间金融合法地位并将其纳入监管

杭州:“世道疯狂”

杭州城高利贷庄家不下2000家。近期跑路的庄家,何金认识的已有3位,都是因为借款人跑路而随之跑路的,而借款人跑路的更是“多了去”。

2011年9月10日凌晨,杭州一个小区停车场入口,高利贷业者何金(化名)一行四人冒雨“踩点”。

“现在是最乱的时候。”昏暗路灯下,身着正装的何金踩灭烟头,对南方周末记者喟叹。

何金三十出头,入行3年,运作一只数千万元的“信贷基金”。两天前,基金的一名客户——杭州一家服装企业老板关机“跑路”(即潜逃)了。之前他向基 金借了370万元高利贷,作为银行到期还贷的过桥资金,而4天后此人从银行续贷出500万元便人间蒸发,名下资产早以离婚等安排悄然转移。

报案后公安局刑侦和经侦部门均不接案,答曰:“这种情况属于欺骗,不是诈骗。”按现行法律,该笔贷款利息率超过法定基准利率(一年期贷款利率为6.56%)的4倍,合约不受法律保护。

何金面临基金数十名股东的问责,记者9月7日联系采访时,他回复短信,“水深火热、焦头烂额中”。

9日晚上,“线人”报说该客户“前妻”将出现在这家小区,何金等人赶来彻夜守候,但无功而返。

第二天,何金又据线报远赴江苏找人。中秋节3天长假他都在“跨省追捕”中,还是无功而返。

如果这370万元最后追不回来,何金大约要向股东们赔付20万元,“小半年白干了”。

一家银行贴出拒绝高利贷的宣传画。但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与监管不解决,再多的宣传也没有用。 (CFP/图)

但变故却丝毫没影响何金的职业热情。“干了这行之后不会想干别的。”他坦言,因为“来钱太快、太容易了”。

入行的第一单放贷600万元,两个月他挣了7.2万元(月息6%,他提成10%)。他还亲眼见到有人3年前拎着5万元入行,如今身家2000万元; 另一方面,干这行有个最大好处——“不求人”,“无论多大身家的老板,见了我们都是低声下气的。”他说,“这个行业的人都由内而外地自信和强势。”

如此的行业魅力吸引的当然远非何金等人。江浙民间借贷的平均月息已经超过1毛(年化利息率120%),最高的能达到月息100%。在畸高利润的诱惑下,眼下杭州城从事高利贷业务的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寄售行、地下钱庄等,据何金估计不下2000家。

即使是投资何金基金的投资者,也都集体作出了更冒险的选择——他所在的基金为投资者提供两类选择,一类风险相对低收益相对低,另一类风险更高收益更高,但他介绍说,几乎所有的投资者都选择了后者。

在他看来,放高利贷和赌博是一回事,赌的是借款人的信用。“什么都靠不住,最可靠的是感觉,看面相,印堂发黑的人千万不能借。”何金总结他的经验, “干我们这行,《易经》、风水啥的也要懂点”;其次,忌贪,“借高利贷就像吸毒,借了一次就有第二、第三次,直到被毒死。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他摄毒过量之前 切断毒源”。

“火眼金睛”的何金把自己的这次走眼,归咎于“世道疯狂”,杭州城高利贷庄家中跑路的,他认识的已有3位,都是因为借款人跑路而随之跑路的,而借款人跑路的更是“多了去”。

放眼全国,今年以来因民间高利贷而起的跑路、暴力追债、自杀等恶性事件在浙江、陕西、郑州、江苏、福建、内蒙古包头、鄂尔多斯等地都不绝于耳。

温州:多米诺“跑路潮”

周德文说,在“重灾区”龙湾永强,仅8月份就发生了二十多起跑路事件,其中涉及10亿元以上的“老高”跑了3人。

在民营经济和民间金融最发达的“借贷之城”浙江温州,资金链条已异常紧绷。

中秋夜,本报记者获悉,至少有3家温州企业老板因无力偿债而做了“走佬”:洞头县奥米流体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等高管集体失踪;“泵阀之乡”永嘉县的阿斯泰泵阀公司老板跑路和浙江祥源钢业、温州宝康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保忠失踪(现已归案)。

节后的温州,无论是街头巷尾,还是本地网上论坛“703”中,“老高”(放高利贷的人)跑路、“走佬”都是人们热议的话题。

9月14日,记者赶往宝康公司所在的蓝田标准厂房东区2号查看,占地约1000平米的厂房大门紧锁,没有任何标牌显示这家公司的身份。绕道至厂房 后,紧闭的铁皮门上有一行小字“宝康不锈钢管有限公司”。透过门缝,偌大的厂房内除了一堆不锈钢管和设备外空无一人。记者长叩厂办公室铁门,躲进屋内的数 人始终不应答。

坊间传言,董事长吴保忠所欠债务包括2亿元银行贷款、8000万元民间借贷和5000万元承兑汇票。

在此之前,据记者不完全统计,4月以来温州已见诸报端的涉嫌高利贷的“老高”跑路事件已不下10家:江南皮革董事长黄鹤逃往国外,波特曼咖啡老板严 勤为、天石电子老板叶建乐、巨邦鞋业老板王和霞、锦潮电器老板戴列竣、耐当劳鞋材公司老板戴志雄、落之神鞋业老板吴伟华、蝶梦儿鞋厂老板黄杰等均出走,百 乐家电女老板郑珠菊携款潜逃被警方追捕归案。

由于楼市低迷,据估计温州至少有220亿热钱转战民间借贷。 (CFP/图)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记者,在跑路“重灾区”龙湾永强,仅8月份就发生了二十多起跑路事件,其中涉及10亿元以上的“老高”跑了3人。

在温州民间金融史上,如此大规模的跑路潮实属罕见。“如果不是走投无路,这些人不会逃的。”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主任何延法告诉记者,有的债权人 有黑社会后台,债务人一跑人身安全就失去了保障,而温州人乡土观念重、好面子,跑路等于自毁后半生的信用,“一般欠个几千万都不会跑”。

但数量级已经改变。数据显示,截至9月8日,“郑珠菊案”自发登记的债主名单已经上升至7页,涉及85人共计8948.62万元,郑珠菊共欠债权人的现金借款、银行承兑汇票等高达2.8亿元。

而江南皮革一案,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一份由中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江南皮革破产清算专项审计报告》显示,截至4月6日,江南皮革公司负债约2.6亿元,其留下的资产总计约为1.7亿元,所有者权益约为-8741万元,严重资不抵债。

江南皮革欠中国银行、深发展、浙江农合三家银行的短期借款和应付票据分别为6400多万元、1400多万元和2200多万元。而通过银行借款和办理 应付票据,从光大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和中国银行借出却又无法确认资金使用情况的,总计达6315万元,其中光大银行达到3000万元。另外,截至5 月31日,其供应商向龙湾区成立的清算组申报债权整理数为8231万余元。

“这只是账面上,最近几个月又有很多债权人登记,没统计在内。”清算组内部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还不知道黄鹤私底下跟民间借了多少钱。”他认为,江南皮革倒下引起的恐慌导致了民间借贷的资金挤兑效应,“后面发生一系列事件,或多或少跟它有关系”。

最典型的便是8月案发的涉及15亿元的原瓯海区国土资源分局公务员王晓东案,当时王遭到债权人“挤兑”,以“自首”形式向警方寻求庇护,被控于温州龟湖饭店。

王的一位朋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王平时为人和善,不赌博、不玩女人,“只爱喝点小酒”。事发前,一位借给他180万元的债权人因银行贷款到期,向其讨要债款。他一直敷衍,债权人警觉后联系数名债权人一起逼债,王为自保,前去警局自首。

还有更多的高利贷业者行踪已在警方的掌控之中,“债主们也不敢拿他们怎么样,就这样硬挺着,还公开放话:把我逼死了,一分钱也拿不到。”温州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浙江天龙集团总裁陈奎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这场地震让我想起1985年的温州‘抬会’崩盘。”浙江攀远律师事务所主任颜贻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近几个月来,他几乎每天都会接待上门咨询或委托高利贷合同纠纷事宜的客户,“超过2亿元的不少于10个人”。

他所指的当年温州乐清抬会“炸会”(即崩盘),会款发生额达8亿元,参与人数达30万之多,致63人自杀,200余人潜逃,近千人被追债者非法关押、拷打,数万家庭倾家荡产。类似的事件还包括1999年温州平阳水头发生的“会案”,2004年苍南爆发的“矾山连环会案”。


"链接:银行的钱如何转入高利贷?

1.担保公司的资金来源多数是银行授信。

2.银行和担保公司的“交易”。每季度末,银行高息向企业或担保公司吸储,完成“存贷比”指标,下季度初再由对方取出存款。作为交换,银行向对方提供低息贷款。

3.银行职员就任民间高利贷公司的股东,甚至直接放贷。

4.通过信用卡办卡公司从银行申请办理大量信用卡,刷卡购物在黑市变现,获得资金进行放贷。

(南方周末记者冯禹丁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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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逃跑」引出司法文書造假疑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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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投資客以借款方式投資煤礦,但煤老闆及公司股權和資產突然轉移,而涉及的多份司法文書,或無效,或相互牴觸,甚至出現同一編號內容不同的疑似偽造情況。債權人還發現,借款合同中的公章也系偽造。難道這徹頭徹尾就是一場騙局?

這個年關注定難過,對於烏魯木齊名佳煤業有限公司(下稱名佳煤業)的十多位債權人而言,他們擔心過去近兩年時間裡投入的總計約1.6億的資金,可能永遠要不回來了。

宣佈這個噩耗的,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法院的一份調解書、烏魯木齊市米東區法院的一份民事調解書和一份執行裁定書,加上兩份烏魯木齊市第二公證處的公證書。

幾份文書共同指向一個「法律事實」:名佳煤業已無法償還債務。

然而,事後檢視,這幾份法律文書存在著各種漏洞,或無效,或相互牴觸,甚至發現編號一致內容不同的疑似偽造情況。

目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院已糾正了錯誤調解,烏魯木齊市公安局經偵支隊也介入調查,這些司法文書的錯漏究竟如何造成,或將有一個解答。

以煤抵債

2012年4月,當毛萍走進名佳煤業總經理張明偉的辦公室時,並沒有注意到門口徘徊者異樣的眼神。一個月之後,她才知道,這些人都是名佳煤業的債主,他們當時在心裡嘀咕:又掉進來一個。

名佳煤業成立於2006年9月5日,註冊資本95.9萬,是一家「六證」齊全的煤業公司。2011年8月,新疆昌吉人張明偉取得了公司34%的股權,並擔任總經理。

此前的2011年4月,張明偉就已經開始以煤炭為「餌」,尋找資金和合作者。

經營運輸公司的何邦海是張明偉最早的借款人。2011年4月和6月,張明偉兩次以個人名義向何邦海借款,說要用來收購名佳煤業的股份。這兩次,張明偉不僅借到了錢,而且成功引起了何對煤礦的興趣。

「我最早借了他150萬,後來他還了100萬。」何邦海回憶,張明偉取得煤礦後,又開始借錢以開採煤炭。當他說要借錢買車輛時,何邦海沒有多想,拿出了340萬買了十輛工程車借給名佳煤業。

名佳煤礦鄰近烏魯木齊縣天山大峽谷風景區,曾是煤礦自燃區,但也因此有大量優質的無煙煤。陽光下閃著金屬亮光的的煤塊堆成小山,任誰都覺得是隨時可變現的硬通貨。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很快,張明偉的償付能力「出現問題」。他向何邦海提出以煤炭抵債。「當時我們約定每噸煤炭70元,給4萬噸。」在烏市,煤炭每噸價位在330元左右,這個價格意味著很大的利潤,何邦海答應了。

從此,煤礦是否能順利開採,也成了和何邦海息息相關的事。每一次張明偉缺車、缺錢,何邦海都繼續出錢,而且心甘情願。

「那時想,煤炭只要運出來就有錢了。」有時是50萬,有時是100萬,何邦海前前後後支付了數千萬的資金,其中不少是向親戚朋友拆借來的。2012年2月,張明偉索性和何邦海簽了個協議,將50萬噸原煤低價銷售給何邦海,以抵償已高達3500萬的債務。

何邦海也是事後才知道,張明偉對付其他債權人的手法大都一致,先是借款,然後將煤炭賤價抵債。一旦債權人應允,那麼他們將寄希望於將煤炭變現而付出更多,結果不但煤炭沒有到手,反而資金投入越來越多。

「就好像眼前吊了根胡蘿蔔,一直走,永遠也吃不到。」一位債權人回憶說,那時礦上堆了50萬噸煤,沒人會懷疑名佳煤礦還不了錢。

「說是懷疑,其實後來也有一些。」四川債權人楊迎春後來反思,並非沒發現有問題,但已投入很多錢,如果不繼續打錢,那之前的錢也拿不回來,演變成不得不給錢,「明知可能有詐也要硬著頭皮上」。

事後,債權人們統計發現,名佳煤礦欠下的債務共計約1.6億,其中債權人楊迎春一人就高達5500萬。

股權資產大轉移

在礦山上,堆放著50萬噸原煤,纍纍如小山。正是這些堆放的煤塊支撐著楊迎春等人收回投資的信心。

「其實按正常出煤,名佳完全還得起錢。」曾負責過煤礦日常運營的債權人張世雄說,名佳煤礦最多時一天出過4萬噸煤,前後產煤約120萬噸,運出了80多萬噸。

問題是,那近在眼前的煤炭,似乎永遠都運不下山。評審沒過、手續不全、沒有「路條」,都成了拉出煤炭的攔路虎。這些反過來還成為張明偉繼續從債權人兜裡掏錢的理由。

毛萍在2012年4月份簽下了300萬元的購煤合同,共計一萬噸。僅僅運了150噸,就被告知沒有「路條」,不能運煤。之後,因為當地政府要修路,長達半年的時間內,名佳煤礦徹底不能運煤。於是,毛萍成了最後一個掉進張明偉坑裡的人。

此時,多位債權人已失去耐心,不斷堵著門向張明偉追問欠款。由於在辦公室外見面的次數多了,毛萍這才知道名佳煤礦欠了那麼多人錢,心中不免惶恐。

緊接著,又是一個意外的消息。

「名佳煤礦已經不是張明偉的了,也已經沒有煤了。」何邦海說。

烏魯木齊油城行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油城行」),以名佳煤業債權人身份進駐煤礦。包括何邦海在內的其他債權人被迫退出。

後來他們打聽得知,2012年5月17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的一份民事調解書顯示,2012年元月,名佳煤業及張明偉向新疆人馬炳臣借款1.5843億,利率為同期商業銀行的四倍(法律允許的民間借貸最高利率),借款期限為2個月,張未能按期還款。

調解書認定,名佳煤業及張明偉向馬炳臣承擔本息共約1.68億的還款責任,這筆款項將以名佳煤業儲存的50萬噸原煤,以及今後開採的100萬噸原煤抵償給原告。

這意味著,一直支撐著債權人信心的煤炭,名佳煤業將不再擁有,希望像肥皂泡一樣破了。

壞消息不止於此。面對找上門的債主,張明偉告知,早在2012年4月份,他名下的34%的名佳煤業的股份,就已經轉讓給了一個叫羅霞的人。這一切此前不為債權人知曉,但已通過變更工商資料成為事實。

羅霞和馬炳臣,分別是油城行老闆方濤的秘書和駕駛員。在前去逼問的幾位債權人要求下,張明偉還簽下了一份按有手印的說明書。

驚人的是,在說明書中,張明偉坦白,自己其實並未同意轉讓股份給羅霞,也未向馬炳臣借款逾億,一切只因自己向油城行借了高利貸,油城行欲實際控制名佳煤業。由於張明偉已被逮捕,油城行拒絕採訪,南方週末記者未能核實說明書內容的真實性。

股權轉移的消息傳開,債權人們一下慌了。「我們找了律師,但律師說這個案子他們接不了。」楊迎春說,找了3家律所都不肯接,因為這是高院的調解,「打不贏」。

債權人也試圖和油城行協商,但最終沒有達成一致,感到無望的債權人選擇了上訪。2012年10月22日,何邦海、楊迎春、毛萍等四十多位債權人及家屬來到烏魯木齊縣委上訪。

當地警察將他們帶走。在公安局,背負千萬巨債的何邦海深感名佳煤業還債無望,以頭撞牆,幸無大礙,還意外牽扯出了不為人知的一面。

疑似偽劣文書

何邦海的身體維權方式讓當地公安大為緊張,為向何邦海說明「事理」,辦案人員拿出烏魯木齊市米東區法院的一份執行裁定書複印件。

這份司法文書顯示,2012年4月23日,米東區法院作出一份民事調解書,認定名佳煤業和張明偉於2011年12月底應付馬炳臣兩筆借款本息共約284萬,但張未履行確定義務,於是該院於2012年4月26日立案執行,當事雙方協商,張以自己在名佳煤業的34%股權及豐田越野車一部還債。

「這相當於3000多萬抵了290萬的債。」毛萍說,當初張明偉等人收購名佳煤業95%的股權花了9000萬元,這一抵償太不正常。

蹊蹺的是,米東區法院後來的執行裁定書,卻出現了兩個版本:一份落款為2012年5月11日,一份是2012年8月8日。債權人王遠文說,前者是撞牆的何邦海家人從公安機關手中獲得的,蓋有法院公章,後者是律師從法院調取的,直接從電腦輸出打印,沒有蓋章。

兩份文書,編號一模一樣,但時間、審判員信息完全不同。8月的那份沒蓋章,但簽字的審判長杜浩向南方週末記者證實,「記得此事」。5月已蓋章的那份又是怎麼回事?該法官未再說明。

兩份文書字體不同,但內容完全一致:將34%張明偉股權轉讓給油城行老闆方濤的司機馬炳臣。

矛盾的是,與米東區法院立案執行時隔兩天,張明偉名下的股權,其實已轉移到方濤的秘書羅霞名下。

債權人代理律師從自治區工商局調取的工商資料顯示,2012年4月28日,名佳煤業召開股東會議,同意吸收羅霞為新股東,並同意張明偉將名下34%股權轉讓給羅霞。

根據股東會議記錄,與會的股東有5人,其中張明偉、張英和王玲三人並未實際參會。這裡出現了兩份公證書,一份是張明偉委託了一個叫孟源的男子代為行使股東權利,另一份是張英和王玲委託孟源代為行使股東權利。

「可以確定,其中一份張英和王玲的授權委託書的公證文件是偽造的。」何邦海說,該文件顯示是由烏魯木齊市第二公證處做出的2012年第13360號公證書,顯示張英為女性,但事實上股東張英為男性。

南方週末記者發現,公證書上張英的身份證號碼少了一個數字,而股權書上完整的身份證號碼,經公安部門公民身份證系統查詢,張英確為男性,籍貫為河北保定。

債權人後來從烏魯木齊市第二公證處查詢的編號13360的公證書,實際是一份債權文書公證,內容為證明李付清與劉彬兩人的借款合同真實合法,這兩人與名佳煤業的糾紛毫無瓜葛。

王遠文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曾經向張英本人求證,對方稱自己對股權變更一事並不知情,此外,張明偉向他否認編號為13356的張明偉委託孟源的公證書的真實性。

上述股權變更如何通過工商部門的審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工商局沒有接受南方週末記者的採訪。可以確定的是,在這次疑為「被代表」的股東會議之後,張明偉的股權完全轉到羅霞名下,當初與何邦海等人訂立經濟合同關係的張明偉,瞬間與名佳煤業毫無關聯了。

更悲催的是,他們還發現,當初與張明偉的合同,蓋的名佳公司公章系偽造。在他們紛紛上訪之後,名佳煤業給烏魯木齊市公安局的一份情況匯報中也確認公章造假,但認為這是債權人與張明偉本人之間的民事糾紛,債權人是在以非法聚眾鬧事等方式,意圖脅迫名佳煤業償還「虛假債務」。

錯誤調解書

張明偉及名佳煤業的股權、資產轉移至油城行老闆下屬名下,不止於米東區法院的調解、工商局的股權變更登記,而是「三管齊下」。

2012年5月17日,新疆自治區高級法院作出了前文所述的民事調解書,調解的同樣是馬炳臣同名佳煤業及張明偉之間的債權關係,以150萬噸原煤抵償高達1.68億(本息)的債務。

對於極短時間裡,同樣兩方當事人的債務,分別在基層法院和高級法院分立,而不合併處理,何邦海感到困惑。償還馬炳臣的1.68億與張明偉欠其他債權人的1.6億債務相當,由此,他甚至懷疑前者是否屬於虛構,以轉移股權、資產,逃避真實的債務。

「最緊要的是,民事調解不能損害第三方的利益。」何邦海說,名佳煤礦有諸多債務的情況下,即使張明偉與油城行確實存在債權關係,自治區高院的調解書也不應該排斥其他債權人利益。

就此,何邦海到自治區高院上訪。2012年11月2日,高院作出民事裁定書,認為「新的證據證實原調解協議存在違反法律規定的情形,本案應予再審」,決定終止執行原調解書,另組合議庭再審。

在給何邦海等人的那份說明中,調解書的當事方之一張明偉表示,在接到高院通知後,他前往時經辦人員不在,「之後法院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做出的調解書。」2013年2月4日,自治區高院以案件在審為由,沒有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

南方週末記者瞭解到,2012年12月,烏魯木齊市公安局經偵支隊逮捕了張明偉。而此時狀告他的,不僅有何邦海等人,也包括了油城行。油城行老闆方濤拒絕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表示相關情況應詢問警方。警方以案件在偵為由,不接受採訪。

幾乎沒有債權人對挽回損失還抱有信心。張明偉被抓後,法院查封保全了名佳煤業的資產,但債權人仍聽說有人不斷在往外運煤。一位債權人在聽說曾帶給他財富夢想的黑色小山只剩下了一半大小後,氣憤過後也能無奈地嘆氣:「那又有什麼法子?」

(應採訪對象要求,毛萍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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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名義》誕生記:50家投資方“逃跑”,最熱反腐劇背後的商業冒險與選擇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7/0405/162381.shtml

《人民的名義》誕生記:50家投資方“逃跑”,最熱反腐劇背後的商業冒險與選擇
三聲三聲

《人民的名義》誕生記:50家投資方“逃跑”,最熱反腐劇背後的商業冒險與選擇

我們太需要英雄了,呼喚像侯亮平一樣的秉公執法、執法如山的英雄。

本文由三聲(微信ID:tosansheng)授權i黑馬發布,作者邵樂樂

誰也沒有想到,新一輪的反腐討論是由一部內地電視劇引起的。

自3月28日在《湖南衛視》開播已來,《人民的名義》這部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影視中心組織創作的當代檢察題材反腐電視劇,竟然成為今年第一部被全民討論的電視劇。

因為題材的特殊性、敏感性,加上部分反腐劇的粗制濫造,反腐劇自2004年開始經歷了長達十三年的“淡出期”。

《人民的名義》從一開始就打出了“十三年來第一部被解封的反腐劇”的口號,“直面當代中國官場大面積坍塌的腐敗現象”,“直接捅到副國級”,在十九大臨近,反腐成為主旋律的當下,這樣一部根正苗紅,(聽上去)尺度驚人的劇,來得正是時候。

“國家已經提高到不反腐要亡黨、亡國這個高度來看待這個事了。這種時候有什麽作品能比描寫反腐這個更能抓住人心。”導演李路告訴《三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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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名義》導演李路(中)

投政府所好,蹭“政治熱點”的影視作品有很多,但這類政治意圖明顯的作品往往得不到市場和觀眾認可。《人民的名義》目前豆瓣評分卻高達8.8分,導演李路和編劇周梅森也在采訪中一遍遍強調在創作上下的功夫。

《人民的名義》主宣傳海報上的主演有17位,沒有一線電影明星,沒有小鮮肉,甚至很少有30歲以下的“年輕演員”。取而代之的是陸毅、柯藍、張豐毅、張凱麗這樣的“老幹部”、“老戲骨”。

李路承認這些演員幾乎都給了遠低於行情的“友情價”,但並不是像外界傳言的那樣是由於出品方的特殊身份。為了請來這些演員,導演李路把自己在電視劇行業十幾年的“臉”都刷了進去。不過他對這個主演陣容頗為得意,“既上檔次,又與角色合適”。

李路認為,外界妖魔化了“政治”和“政府機關”在《人民的名義》這個項目中的作用。實際上,盡管最高檢影視中心是項目發起方之一,但在具體項目推進過程中,無論是劇本創作、演員尋找還是資金籌借,都與其它商業項目無異。

反而涉及“高層反腐”這樣一個特殊性題材,讓整個項目推進過程中多了許多不確定性。

李路透露,有超過50家投資方因為擔心尺度和風險,最終沒有參與投資。其中有一些投資方甚至已經簽約,最後選擇毀約退出。而項目進行過程中的2000萬資金缺口,最終還是靠李路跟幾個老熟人以拆借形式“要”來的。“最後一筆資金,在拍攝十幾天後才到位”。

“現在這部劇火了,很多人看到報道說早知道你當時缺2000萬你找我呀。我說你打住吧,當時你要是知道這個事兒,說不定把之前投進來的都要回去呢。”李路告訴《三聲》。

“只有錦上添花,沒有雪中送炭”,這是李路在長江商學院學到的道理,在《人民的名義》這個項目中,他又受到了一次“洗禮”。

制作這部電視劇的商業風險,因為他特殊的政治背景、項目參與者而被有意無意地淡化了。《人民的名義》是一部反腐力作,但它也是一個官方參與、民間投資、新玩家與市場博弈的故事。

作為項目的導演和總制片人,李路手里所謂的“政治資本”不過是最高檢影視中心給他的一份授權文件。這份文件授權李路全權負責這個項目的劇本開發、演員挑選、資金籌措和宣傳發行。比起“尚方寶劍”,它更像是一封“投名狀”。

李路對《三聲》說,他目前最大的心願就是《人民的名義》可以順利播完,“到現在我還是惴惴不安,兩年都沒有睡過好覺了”。

生逢其時的反腐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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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名義》編劇周梅森

十八大以來,正風、反腐成為政治生活的高頻詞匯,官方將這場持續的反腐運動描述為“顯示了猛藥去屙、重典治亂的決心,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的勇氣”。僅2016年1月至8月,中央紀委就先後14次對966起典型問題進行通報曝光,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共對7303批、19302起問題進行通報曝光。

電視媒介扮演著這場反腐運動最重要、最廣泛的輿論宣傳口徑。2016年10月以來,中紀委和央視聯合制作的反腐紀錄片《永遠在路上》、《打鐵還需自身硬》等在央視綜合頻道首播,大量官員的貪腐細節和周永康等大量落馬高官的懺悔出現在這部紀錄片中。官方賬號“共青團中央”在B站為《永遠在路上》做了專門的宣傳視頻,並打出了“反腐不是紙牌屋,反腐不是電視劇”的文案。

通俗娛樂內容層面,拍攝於10年前的《大明王朝1566》重回觀眾視野,在重慶衛視和視頻網站優酷重播。從表層來看,這部以皇權嘉靖、清官海瑞、奸臣嚴嵩為主線的忠奸大戲,至少在表層上暗合了反腐的主旋律。

反腐劇複蘇的苗頭發生在更早之前。編劇劉和平在談到2014年首播的電視劇《北平無戰事》過審時曾表示, “(這部劇)關於貪腐,一條意見都沒有。前幾天還說了,現在怎麽看不到反貪腐的作品?就一個《繡春刀》這也太不像話了,說的是明朝。” 

根據公開報道,最高人民檢察院影視中心專職副主任範子文從2014年到任起,就著力於重現反腐劇,“中央的反腐工作開展得如火如荼,但還是沒有人敢弄反腐題材。當時我們已經意識到,反腐工作肯定要有影視作品去呈現,也就是我們說的影視作品要關照現實嘛。”範子文說道。

最高檢影視中心的組織牽頭最終促成了成為電視劇《人民的名義》的啟動。2014年11月30日,範子文去南京找到“政治小說第一人”周梅森,希望周梅森出面寫反腐。當時的周梅森表現出明顯的顧慮,“不知道廣電總局是否允許拍”。所幸,範子文得到了廣電總局電視劇司司長李京盛的支持,“李京盛司長說當然可以,但是要精品,要反腐不要展示腐敗”。

最關鍵的是,中紀委的首肯成為反腐劇複活的一個重要節點。2015年6月的一次座談會上,中紀委宣傳部調研組希望最高檢特別是最高檢影視中心要加強反腐題材影視劇的創作和生產,同時希望廣電總局每年推出兩到三部的精品反腐劇。

《人民的名義》順勢誕生於這種自上而下的創作意圖,成為反腐劇回暖潮中第一個立項的項目。

險中求勝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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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名義》主演陸毅

盡管從輿論形勢來看,反腐作品的春天悄悄來臨,但迎合了這個時間窗口的第一部反腐劇《人民的名義》目前看來還是一個險中求勝的故事。“一方面有擔心,一方面有底氣吧”,導演李路說道。

最高檢影視中心的範子文、編劇周梅森、導演兼總制片人李路,成為護航《人民的名義》的三劍客。

“中央的反腐成效越來越大,讓一直靜靜觀望的我有了信心”。此前,周梅森的官場政治小說包括了《人間正道》、《中國制造》、《絕對權力》、《國家公訴》等作品,這些作品相繼被改編成電視劇,其中《國家公訴》就是周梅森與最高檢合作的電視作品。

因為掛職過一年的市政府副秘書長,周梅森自稱充分了解國家政權的運作形式,“大量的東西都來源於生活”。啟動《人民的名義》的創作後,周梅森在最高檢的陪同下,去了南京的浦口監獄,與一些落馬官員、檢察院及駐監檢察所的幹部開過小型座談會。

導演李路則是在劇本創作了三集之後介入的。2015年年初,李路偶然得知,周梅森為了《人民的名義》的劇本創作正在江蘇的某個人民檢察院體驗生活。基於“周梅森”這三個字,基於13年沒有出現反腐劇,加上反腐的力度如此之猛,李路認為自己一定要參與這個項目,於是近乎三顧茅廬,從周梅森處拿下了這個項目。

李路是國家一級導演和中國十佳制片人,此前的作品包括《老大的幸福》、《山楂樹之戀》等電視劇。但對於這部劇來說,更有裨益的是,李路導演科班出身,但讀過長江商學院,曾經出任過南京電影制片廠負責生產的副廠長和江蘇電視臺電視劇制作中心主任。

對於劇中涉及到的很多涉及官員的言談舉止、生活工作習慣,做了十多年的副處級幹部的李路自己並不陌生,有時候確有不太清楚的時候,也可以在劇組現場很快找到熟悉的幹部打電話請教。

“比如我們有兩大場常委會的戲,那省委常委會議怎麽開,以前是長桌子領導坐兩頭,現在是領導坐中間,這些都是有安排的,以表明杜絕’一言堂’。如果你對這些變化不了解,不好拍。”李路告訴《三聲》。

“周梅森”這三個字在李路看來,是這局險棋中的制勝招,“如果這個戲不是周梅森編劇,我也不見得敢接。因為他常年做這個研究,他知道底線在哪里,該弘揚什麽,尺度怎麽拿捏,所以他的本子我覺得可以做。”

經過周梅森的舉薦和最高檢影視中心的面聊,李路拿到了最高檢影視中心的授權,成為《人民的名義》的總制片人和導演,負責項目的投資、融資、制作和發行。

2015年7月11日,制作方在北京召開劇本創作專家研討會。除了制作團隊的“三劍客”,中宣部原副部長、中國作協原黨組書記翟泰豐,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電視劇司司長李京盛,檢察日報社總編輯錢舫等都專家領導參與了劇本的研討會。

被允許的尺度——“反腐反到副國級”正是誕生於這次研討會。當時,對於劇本在尺度上的保守,中宣部原副部長、中國作協原黨組書記翟泰豐大為惱火,“壞人只寫到一個公安廳長,十八大後倒掉這麽多的貪官,反腐形勢這麽嚴峻,你能這麽輕描淡寫嗎?”

根據新京報對主演陸毅的采訪,《人民的名義》拍攝期間,現場也有一個最高檢影視中心的人全程參與,“因為很多條例是不允許說錯的”。陸毅在進組前,也曾在最高檢的每個部門做過生活體驗。

吸引新玩家的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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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高亞麟的公司參與投資了《人民的名義》

即使有來自官方的牽頭和把關,但在具體細節和尺度的把握上仍舊是這部劇最大的不定數。電視劇《人民的名義》拍完送審時,編劇周梅森曾跟導演李路打了招呼:“要做好刪掉5集、改1000次的準備。”多家媒體報道的“十天光速過審”,也被李路否認。

對於總制片人李路來說,審查的不確定性帶來的最大挑戰在於找投資。

從立項開始,李路就將《人民的名義》定位成“投資不低於1億”的制作規模。通常情況下,反腐、涉案等特殊題材的影視作品,一般都由最高檢、或公安部直屬的金盾文化中心等機構和部門(俗稱“公檢法司安”)牽頭,聯合社會化的民營影視公司一起打造。但出於對嚴格的審查制度、高昂的制作成本和日益年輕化的觀眾群體的擔憂,很多老牌、大型的影視公司對這類劇集寧願敬而遠之。

李路稱自己制作過3000多集電視劇,從來沒有虧過錢。

但在《人民的名義》籌備之初,沒有投資方敢碰這個敏感題材。李路在為《人民的名義》碼局的過程中,接觸過的數十家大公司,包括了國企、民企、上市公司、影視界領軍公司,都在不同階段“逃跑”,“我最後要寫一個報告文學, 講講其中五十家兄弟姐妹沒敢投的故事。幾月幾日,因何而逃,合同都簽了,逃跑了。一堆,不是一個兩個,幾十個”。

最後,決定投資這部電視劇的毫無例外都是電視劇行業的新手,除了最高檢、江蘇省委宣傳部和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金盾影視中心之外,演員高亞麟的天津嘉會文化、北京正和順、上海利達影業、安曉芬的大盛國際、弘道影業等五家民營公司共出資一億,順利組局《人民的名義》。

“都是第一次做電視劇,基本上全是我的朋友或者是被勸說來的其他人”, 李路坦言自己是個膽子大的人,直到開拍前,資金缺口還差兩千萬,李路做好了抵押房子的準備後,按原計劃開機了,“誰都不告訴,誰都不講,所有壓力我一個人消化,一個人消化。”

對於這些參與投資的新玩家而言,它們明白投資這樣一部主旋律劇所背負的市場風險。但高風險對應的是高收益,它們比那些老家玩家們更迫切地需要切入電視劇市場,用這樣一個成功案例去獲取行業里更多的資源和人脈。更何況,這個組局人之前還沒有輸過。

目前來看,《人民的名義》正在享受高風險帶來的高回報率。自播出以來,《人民的名義》前五集全網播放量累計超過5億,雙網收視率第一。

更大的收益在於,《人民的名義》得到了《人民日報》《新華社》等上百家黨媒和主流媒體的評論認可,“很多國字頭的會議變成了《人民的名義》研討會”。來自劇組成員的社交媒體信息顯示,北京銀行紀律檢查委員會下發了《關於組織觀看反腐力作<人民的名義>的通知》,這部劇在政府機關中的影響力正在不斷擴大。

隨著十九大召開時間的臨近,以反腐為主題的獻禮劇會逐漸成為熱門劇種。《人民的名義》開播之後,不斷有人找到李路,希望能夠和他合作拍一部續集,或者一起做一個反貪題材的電影。

調侃自己因為拍這部戲已經“老了好幾歲”,“不是小鮮肉”的李路卻說,這樣的“體驗”,一次就夠了。

更加“接地氣”的主旋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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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名義》有很多類似張豐毅這樣的老戲骨

民營力量參與主旋律生意,開始讓主旋律劇集脫離說教、刻板和口號的面貌,試圖變得好看,因為誰都不想賠錢,“害了投資人這種事我們絕對不能幹”。

試圖吸引年輕人的主旋律電視劇,越來越傾向於類型片的處理方式。

為了讓《人民的名義》“有深度有懸念有劇情”,以更加契合湖南衛視這個播出平臺,李路在這部主旋律正劇中也引入了一些新手法,將嚴肅的反腐題材進行了通俗化的改編,“誰是真正的貪官”成為目前推動這部劇的懸念之一。

全明星陣容也是李路一開始就定下的策略,“演員一定要是要上檔次、有功力的”。這種主旋律正劇的操作方法從《建國大業》開始就在不斷證明著商業上的可行性,為《人民的名義》註入了高口碑自來水。李路向《三聲》(ID:Tosansheng)描述起演員們現場飈戲的場景時,表現得十分興奮,“他們都是直接前天晚上在房間里想好怎麽演,第二天上來就來。就像武林高手過招的時候不用拿刀拿槍。”

與劉燁在《北平無戰事》中的平衡作用類似,陸毅從《永不瞑目》、《爸爸去哪兒》以來積攢的人氣,加上人到中年累積的演技,成為這部劇試圖彌合商業劇與主旋律正劇縫隙,以此吸引年輕收視群體的一個明顯嘗試。

周梅森把陸毅所飾演的檢察處長侯亮平處理成一個美國大片式的“孤膽英雄”,從目前放出的片花來看,侯亮平還會經歷腐化、臥底等元素。周梅森如此解釋道,“侯亮平就像一把安全鎖。我故意沒有給他太多政治資源、家庭背景的交代,賦予他一些理想主義的色彩。我們太需要英雄了,呼喚像侯亮平一樣的秉公執法、執法如山的英雄。”

這些嘗試正在得到年輕人的積極回應。一直在大部分年輕群體當中缺位的政治素養甚至通過《人民的名義》得以複蘇。在已經播出的第一集中,視頻網站不時會飄過彈幕,主動解釋“拘”和“規”的區別,監察系統與地方政府的雙套運行體制,甚至不同等級官員之間稱謂的細小差別。

《人民的名義》目前已經同時在各大視頻網站上線,收回投資已經不成問題。但即使這樣,李路仍然對後續輿論走向保持關切,一點都不敢放松,“希望能夠順順利利播完吧”。

反腐討論電視劇《人民的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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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校園恐襲應逃跑?勇猛學生:我會奪刀反抗

1 : GS(14)@2016-12-01 08:06:40

俄亥俄州立大學發生的持刀隨機斬人事件,震驚美國校園;所幸當時一名校警正在附近工作,馬上趕往現場並擊斃兇手,才沒有釀成太多傷亡。然而,屢屢發生的校園襲擊事件已讓許多學生人心惶惶,加上特朗普當選後有更多偏差的種族主義趁機萌芽,如何提升校園安全顯得更加重要。南加州大學(USC)就積極推廣公共安全課程,希望教導學生正確的自保方式。駐洛杉磯記者:陳志豪位於洛杉磯市中心的南加大,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治安問題一直是學生心中的隱憂。2014年中國博士生紀欣然在校園附近遭到四名歹徒鎖定襲擊,最後在自己的住所傷重不治死的案件受人矚目。南加大在這宗事件後,便大幅提高校園保安措施;除了在校園各處添加攝影機、安排更多保安人員外,更提供免費的Uber讓學生在深夜搭乘,也積極加強學生的公共安全教育。記者親身走訪南加大校園,的確發現南加大的保安相較於許多美國大學是嚴謹許多,每個入口處都有警衛,校園也裝設許多緊急通報系統以及監視器,在硬體方面可說是做得滴水不漏。學生普遍認為,學校的公共安全部門(Department of Public Safety,DPS)做的很好,,所以他們在校園裏都還算安心。美術系的學生米麗婭姆(Miriam)就說:「學校有很好的DPS,不論有甚麼事情發生,校方都會第一時間透過電子郵件或是短訊通知我們,讓大家可以遠離那個區域」。除了做好通報系統,校方也表示,他們正透過各種課程加強對學生的安全宣導,原則上是希望他們能夠遵循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發佈的「一跑、二躲、三打」原則,來面對校園攻擊事件,因為「自保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雖然學校對於課程推廣顯得積極,但是當記者進一步問到學生知不知道如何主動保護自己時,大多數人的答案卻是非常分歧。妮科爾(Nicole)已經在USC就讀三年了,但是她對於學校提供的公安課程還是顯得一無所知。妮科爾說:「學校好像一直有在提供(公安課程),但是我一次都沒有去過......我甚至連這些課程的內容在講些甚麼都不知道」。那麼如果遇到斬人事件如何自保呢?妮科爾隨性地表示:「我覺得這都是運氣問題,就是人在不對的時間與不對的地方,遇到不對的事,就只能希望自己別那麼倒霉囉」。米麗婭姆也說:「我也沒去過學校的公共安全課程......我就是希望不要遇到啦,如果遇到了,那就是趕快跑吧」,「我是絕對不會動手反抗,我沒受過訓練,這太危險了」。除了多數學生都沒去過這些公共安全課程,去過的人也不見得會照做。參加過一次課程的的朱利安(Julian)就對於學校的說法「很有意見」。他表示:「我知道大家都說逃跑才是正確的,但是某種程度上我很難完全同意」;朱利安認為,每個人都應該要「把反抗也當作遇到事情時的一項選擇」,「如果沒有DPS的人在,我會選擇挺身而出,也許我會奪刀反抗......有時候以暴制暴也是一種解決事情的好方法」。他也進一步解釋:「如果每個人都選擇逃避,那歹徒可能就能夠為所欲為,最終造成更大的傷害」。看來,雖然校方的安排用心良苦,實際的成效卻是不如預期。如何加強大多數學生的危機意識,給予最適當的公安知識,也許是校方目前該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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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打點解唔逃跑?心理專家:心靈的腳已遭打斷

1 : GS(14)@2017-04-30 15:20:58

家庭暴力在每一個人身上亦有機會發生,無論結婚與否、同性戀或異性戀,均有機會存在,不少受害者往往因第一時間沒有意識到已經陷入這個危機,溫水煮蛙般慢慢走進一個死胡同,想逃也不敢逃,最後身心嚴重受創。不少人聽到案例會問,「被打為何不跑就好了?」在「家暴系列」最後一篇,《蘋果》專訪在洛杉磯執業多年的心理學家,為大家剖析受虐者的心路歷程,以及逃出家暴後要注意的安全等事項。駐洛杉磯記者:張紫茵在洛杉磯執業多年的心理學家趙家玉博士表示,很多時受害者第一次被語言或身體上傷害,都不會意識到是家庭暴力。而施暴者很多時會將暴力行為的責任,推到受害者身上,「是你今天講的話激怒我」﹑「是你做的事令我情緒失控」。此時如果受害者不是一個自信心很強的人,又或者本身個性較容易自責,可能一開始會相信施虐者的話,覺得是自己做錯。另外,家庭暴力通常都是慢慢升溫,一開始可能是言語暴力,未必真的大打出手。由於脫序行為是慢慢升級,受害者的危機意識不會一下子升高,就變成溫水煮蛙,愈演愈烈。有一些家暴個案,受害者忍受了幾十年還不離開。趙博士指,這些情況通常已不只是身體上受傷害,精神也受到很大的摧殘。「可以說心靈的腳被打斷了,跑不了也走不了」,而施暴者往往長年洗腦,告訴受害者都是他的錯,又或是沒有人會相信她的話,亦令受害者覺得如果離開會有很嚴重的後果。為了孩子,心裏就會生出念頭:「反而都被打了這麼多年還是生存下去,為甚麼要離開呢?」多年被虐,受害者對於暴力已經習以為常,慢慢就會有慣性,無論身體或心靈上都已經變得麻目,加上離開要面對的未知數更多,所以寧願留下來繼續捱。有一些受害者最終肯走出來,趙博士指,是一個很好的現象,起碼在心理上他們知道自己不應該受虐待,受到家暴也不是他們的錯。然而,一般受害者逃離後,會面臨諸多心理上的壓力,例如會戰戰競競,擔心以後會不會被拉回去,又或者陷入孩子的撫養權鬥爭,或者擔心離開後是否能財政獨立等問題。尤其是對於新移民來說,他們很多英文能力有限,人生路不熟,家人朋友不在身邊,資源亦有限,加上身份問題,很多時對面家暴更彷徨無助,所以他們會容忍更多,亦會傾向相信施虐者的洗腦而不敢離開。趙博士呼籲,受害者不要讓自己處於孤立的狀態,因為愈是孤立就愈容易被掌控、被洗腦。趙博士又指,離開時最重要注意安全。根據統計,美國遭謀殺婦女每3位就有1位是被另一半所殺。若下定決心要離開時有安全疑慮,可以報警求助,並尋找有關機構的庇護所、或者可信的親朋戚友家中暫住,起碼保障自己及孩子安全。最大的安全顧慮解決後,其後就要尋找法律協助,例如申請離婚或孩子撫養權。然後就要處理經濟方面,是否有能力照顧自己。現實的問題安排妥當後,就要正視心靈上的創傷,因為這是長遠的問題。「很多人就算脫離虎口,亦有機會陷入長期抑鬱症或焦慮症,或是缺乏自信,或一直認為是他的錯,身體上離開了施暴者,心理上仍然沒有離開。」趙博士指,很多人沒有正視心靈上的健康,隨後很容易變成酗酒或濫藥去麻醉自己,撫平自己的創傷。有些人對於精神科或心理專家不了解,甚至抗拒。趙博士指,未必要定要找心理學家,如果有宗教信仰,又或者有很多朋友在身邊,參加一些支援小組或團體亦會有幫助。「不要讓自己陷入孤立的狀態,人一孤立就很容易胡思亂想,以前一些舊觀念或施暴者說過的話就很容易如影隨行,持續控制他思想。所以想真正走出來,要確定身體及心靈都走出來,這樣才能好好的活下去。」




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international/art/20170430/20006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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