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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後搞科研自製狗糧

2011-3-31  NM




香港工廠買少見少,僅二十八歲的 董必成(Ronald)和二十六歲的林廷鋒(Gary)卻深信「香港製造」有優勢,投資數百萬元自設生產線,瞄準數十萬狗主口袋,推出唯一本地生產的狗糧 「鮮寶」。

由科研到設廠,再將產品推出市場,才發現創業不如買樓投資般輕鬆,用一年搞掂配方研製、生產技術、宣傳策略等問題,上月賺逾十萬。

「送狗糧,三十磅裝活力配方,盛惠六百八十元。」已經是晚上十點,「鮮寶」的員工依然送貨上門。狗主胡先生倒出狗糧,三隻查爾斯狗即撲上來大快朵頤。胡生 笑說:「之前食其他狗糧幾隻狗仔無咁生猛,轉食呢個活力配方後,真係活躍咗好多,上網睇過,知道佢喺香港生產,肯定新鮮,會有信心啲。」胡先生去年十一月 試用「鮮寶」派出的試食裝後成為熟客。

人類可食用狗糧

「香港的狗糧一般來自歐美,運送時間加倉存,往往超過半年,新鮮極都有限,我哋就係想主打新鮮港產,而且使用人類食用級數肉類製造的狗糧。」說着Gary 將一粒狗糧放入口中試食。自小是狗癡的Ronald,眼見市面上的歐美狗糧,未必適合香港活動空間較小的狗仔食用,兩年前一句戲言想自己生產狗糧,沒想到 死黨Gary卻很認真,找來統計處數據研究,發現至二○○五年全港登記狗隻數量達三十三萬,還有未登記的,總數估計逾四十萬。面對龐大市場兩人認為「有得 諗」,遂將原本儲來買樓的積蓄,轉投本地狗糧市場創一番事業。

兩人因應個性和強項分工,性格較圓滑、隨和的Ronald主力對外聯絡及推廣,銷售電子工程師出身的Gary則專注配方研究及生產。與理大現代中藥研究所 合作近一年,經過近百項測試,終於得到以鮮肉為原材料,加入蟲草、紅棗、山楂等草本元素的「抗敏」、「活力」兩種配方。

押機器借二百萬

去年四月,兩人在大埔租設萬呎工場,投資百多萬元添置機器。他們又按照原定融資計劃,向銀行申請貸款,「剛剛起步,我哋品牌未做起,香港又無人做過狗糧, 而且銀行都嫌我哋太後生,唔肯借。」Ronald唯有拿着計劃書與機器作抵押逐家叩門,結果成功游說星展銀行批出逾二百萬元借貸。

Ronald忙着融資,Gary則為了獲得優良狗糧配方張羅,「我哋初時淨係有選用鮮肉作為原材料的想法,並針對香港狗仔經常有過敏問題,主打抗敏和活力 功效。」Gary帶着計劃書聯絡各大學的企業合作處,「搵過港大、中大、浸大,最後只有理大的教授有興趣,並建議加入中藥來達到抗敏功效,之後所有試驗都 由理大授權的現代中藥研究所完成。」經過第一輪洽談,兩人就知必超預算,「每個配方,佢哋會提供二十種中藥俾我哋,我哋從中篩選出十種常見、易採購的中 藥,組合出近百種實驗配方,再逐項組合進行實驗。」最後選出兩種配方,首階段埋單百五萬。

經過四個月測試,「鮮寶」狗糧去年八月正式出售,Ronald決定自設車隊,用直銷送貨取代開零售店,「香港做生意最惡搞係鋪租,但勝在交通方便,我哋網 上收訂單直接送貨,成本慳好多。」不設門市,就要集中宣傳力度,主修市場學的Ronald認為,最重要先讓人知道香港有本土生產狗糧,「好似寶路,廣告賣 到人人識,我初時想有樣學樣,輪流在報紙、雜誌賣廣告一個月,但實際回報卻不大,每日都只得幾個電話查詢。」

硬銷失敗,Ronald改以填問卷獲贈試食裝來吸引狗主,「我哋每隔一個星期就會喺銅鑼灣、旺角等人流多的地方派sample,一公斤裝每次都派三、四百 個。」但很快又發現,收集回來的問卷,十個有七個是假電話,於是又改為在報紙刊登優惠券,吸引狗主來電。Ronald表示,目前逾一千個固定客戶當中,七 成是試用過試食裝後繼續幫襯。

除了直銷,「鮮寶」亦會以七五折的批發價供貨到寵物店,但只佔生意額一成,「始終會更專注直銷,又可以接觸到顧客,聽取意見。例如有客人反映隻狗食開重口 味,唔多鍾意味道較淡嘅鮮寶,我哋就想到在生產最後環節加噴金『魚倉』魚油來增加香味。」Gary表示,顧客意見有助改良產品。

兩條生產線每日最多可生產兩噸狗糧,目前達四分一約半噸,不過單單凍肉就用上一噸。「鮮寶」在第三個月達收支平衡,聖誕、新年旺季更有逾十萬盈利,但肉價 及人民幣匯率急升,卻對成本構成巨大壓力,「從舊年開始生產到依家,肉價起碼升咗四成,人民幣升值都超預期,我哋嘅純利由原來的四成變到得三成。」 Gary為此又推出雞腎、雞肉及番薯三款毛利可達八成半的小食。

Ronald和Gary是中一認識的死黨,但兩人性格極端,「自細就經常嗌交,但轉過頭就無事,咁先做得到朋友。」對待生意,兩人分工明確,目標一致,就 連回想創立品牌初期,他們都異口同聲自認「戇居」,「用呢筆錢買樓投資輕鬆好多。」

Ronald和Gary各佔百分之七十五和二十五股份。大股東Ronald本來在家族經營的明彩印刷公司任銷售經理,他指公司每年生意額逾數十億元,今次 科研投資亦得到家人支持超過一半。而Gary則是全副身家投入,「讀中學同地產公司派傳單,人哋計時薪,我會自薦收貴啲派一棟,儲埋幾間一次過攝入住宅, 每個月搵到兩萬蚊;到中五貪得意輟學到台灣賣珍珠,我未到廿歲,戶口就有近廿萬元啦。」Gary對自己從小有生意頭腦頗為自豪。在上海大學主修行政管理, 副修動物營養學的他,畢業後卻去任職銷售電子工程師,從中取得有關知識外,更兩年儲得六十萬。不過迄今為止,Gary投資這門生意已超過八十萬,盡地一煲 皆因他對前景充滿信心,「我哋最近已經推出『漢堡狗糧』,節省風乾或脫水成本,味道和營養保留更好,價錢卻與乾糧相若,準備主攻本地市場。」Ronald 則補充,「我哋仲申請緊CEPA,預計五月可以進軍內地。」二人一人一句,說出發展大方向,期望三至五年回本。

大學科研合作

想仿效Ronald和Gary以科研創業,可嘗試與各大學合作。以理工大學為例,企業合作處總監楊孟璋稱,處方會因應投資者要求推薦合適教授參與研究,費 用包括研究員薪酬、材料及實驗室等,分階段支付,但投資者須承擔研究失敗風險。

壹點意見

香港狗會寵物護理講師黎基裘

1. 標榜以鮮肉為原材料的香港製造狗糧,夠新鮮,夠吸引。

2. 目前只有兩種配方,營養成分不能滿足不同年齡及體形的狗隻需要,例如1歲以下狗隻需要較高蛋白質。

3. 產品只通過大學研究所試驗欠公信力,建議申請香港認可處的品質驗證。

4. 將狗糧原材料來源及營養成分向獸醫推介,爭取其專業推廣。

5. 多參加狗展,方便接觸狗主消費者作交流及推廣。

開業資料(2010/8)

#租金:$135,000

裝修:$500,000

器材:$1,200,000

入貨:$100,000

總投資:$1,935,000

# 2個月按金,1個月上期

營業資料(2011/1)

營業額:$500,000

租金:$45,000

入貨:$220,000

▲人工:$80,000

雜費及運輸:$40,000

盈利:$115,000

▲6名全職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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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鋼系列 – 科研創新 會計仔筆記

 http://accountboyhk.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806464

鞍鋼是全國R&D做得最好的鋼企,如果說R&D 是鞍鋼生命力的泉源,並不為過。在國內首屈一指的R&D能力亦是它和其他鋼企的最大分野。

有人說,鞍鋼的優勢是自有礦山和技術,但其實這些都是研發帶來的成果。先講礦山吧,跟據母公司網業的資料,鞍山鐵礦品位只有28%-32%,屬於貧礦,連同本鋼的礦山探明儲量超過100億噸,其中工業儲量40億噸,居全國之首。這樣低品位的礦石今時今日已很難用於新式機器。在十年前,這個礦山是一個大負累,因為品位低,使用成本比外購礦高一倍,但礦工始終要吃飯,結果上市公司都是用「義氣價」硬食。

針對自有礦石含鐵率低的狀況,鞍鋼成功開發出提鐵降硅選礦工藝,使鐵精礦綜合入爐品位提高了2.9個百分點。而入爐品位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就能使高爐降低焦比1.5%,減少礦耗45千克/噸鐵,渣量減少3040千克/噸鐵。同樣的礦石能出更多的鐵,這也起到了提高礦產資源利用率、緩解礦石緊張的作用。十年後的今天,鞍礦公司交到上市公司手上的精礦平均品位達到67%,以今天的礦價Rmb500-700/T 計,每多1%品位就加RMB10,完全合乎比例。多出來的節能效益,就是明益上市公司的。

 

術也不是天跌下來的,而是堅持自已研發的成果。和其他企業不同,其他的鋼企都傾向原機買入,價錢較貴。鞍鋼則行自主發展的路,部份自行研發,部份較低技術的部份買國產,而且是分開一part part 買,每part 都選最好的再組裝。這樣不但成本降低、效率亦提升,亦方便技改。最重要的是,培肯了支持研發的土壤。

十年前的鞍鋼,一度面臨設備陳舊、工藝落後、能耗高、污染重、市場競爭力差的困難,企業幾乎陷入絕境。1994年末,平爐煉鋼佔鞍鋼鋼產量的62%,模鑄、初軋佔70%,落後軋機裝備高達70%,初級產品多,板管比不到40%。為了尋找出路,鞍鋼從九五初期開始了大規模技術改造,淘汰落後生產工藝和技術裝備,這不僅為提高企業工藝水準,調整產品結構打下了基礎。

隨著冶金技術的發展,一種短流程的軋製技術逐漸顯示出優勢。而當時鞍鋼和國內大大小小的鋼廠一樣,主要還是使用傳統的模鑄工藝。在這種工藝下,煉好後的鋼水從轉爐倒入鋼錠模裡,冷卻後敲掉模具,成型的鋼錠才被抽出來;而等到要軋製時,鋼錠還得被重新加熱到1250攝氏度以上。這樣做一來熱量浪費大,二來時間週轉長,效率低。為了改變這一狀況,鞍鋼在接下來的技改中使用一火成材的連鑄工藝,即鋼水出爐後趁熱直接鑄成想要的鋼材形狀,將以前的兩個步驟合為一個。到2000年底鞍鋼在國內冶金系統率先實現全連鑄時,新工藝以68%的降耗率,使鞍鋼的噸鋼成本又降低200元左右。 

具有世界一流水準的1700連鑄連軋生產線,是鞍鋼依靠自主創新形成的一套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鋼鐵技術裝備。以這條生產線為代表,鞍鋼在軋製工藝上立足自主創新推進技術改造,先後淘汰了初軋、熱疊軋薄板軋機和橫列式軋機,使軋鋼工藝的能耗、物耗及各類污染物排放量大幅降低。僅1700生產線,燃料消耗比改造前下降17%,每年可節約1.76萬噸標準煤,煙()塵和二氧化硫排放量也分別減少63%24%。之後的178021301450生產線全部都是十年來自主技術自有知識產權下的精品,寶鋼、馬鋼等的生產線都是外國買回來的,鞍鋼的大部份都是母公司和國產製造商研發的,價錢平得多,tailor made微調成本低,話改就改,這是自主研發帶來的優勢。 

除了礦山、冶煉流程的R&D,還有新產品的R&D. 2006年的主力產品是汽車板、家電板、集裝箱板、造船板、管線鋼、冷軋硅鋼高速鐵路重軋及鐵路耐侯鋼,都是較高級的產品。2006年開始,鞍鋼開始將精力放在國家No man’s land,研發國產獨家/國內最高規格的產品,以下是一些實例。

 

奧運鳥巢場館可抵禦十級地震的高強鍍鋅鋼板、用於西氣東輸工程的x70熱煨彎管(連同其他X80, X100氣管已獲中石化批出西氣東輸工程4000米中的52%,由於中石油新發現大氣田,兩年內要鋪油氣管40000km)、神州七號飛船用鋼、國內唯一可通過歐洲標準的船板、取得歐盟環保標誌的家電板、國內可承受高硫俄油的K60管線鋼、國內最高級的Q420qD橋樑鋼 (2006年鞍鋼製橋樑鋼佔全國總用量54%)、唯一國產能承受負196℃低温考驗的9%鎳石油罐用鋼 、用於哈動秦山核電廠反應堆用、國內獨家的的鋼板等。

 

另外也有一些不是獨家或國內最高規格,但可算是較高端的產品:可鑽至2300米深的石油套管、百米高速鐵路重軌等….

這個策略差不多在2006年開始,目標是每個季度打入一個新行業,每個月開發一種新產品,現在看來,大部份月份都可以做到。目前獨家貨佔總產品百份比仍少,但由於不是每個客户對新產品接受能力都一樣高,見人用得好才會跟;隨著時間及不斷有新產品推出,國產獨家貨將會是將來一個大動力。「獨家貨」或「數家貨」價錢高,原材料佔總成本較少,而且叫價力強,可輕易將成本增幅轉嫁。馬鋼的王牌火車輪毛利42%,佔產量3%,卻佔盈利27%,這就是優勢產品的威力。「中國創造」從來都是遠比「中國製造」有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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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草科研江湖

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11-10-23/110913106.html

 在趙保路近40年的科研生涯中,從沒碰到過一個項目像「戒煙濾嘴研究」這樣折磨人。

  作為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員,趙保路在這項研究中,除了科學問題外,時刻承受著缺乏經費的壓力,並因此得罪了一些煙草界的「老朋友」。這位研究員未來在煙草界獲得課題的機會也隨之降低。

  2010年5月,《中國科學·生命科學》雜誌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刊登的趙保路及其同事關於茶質濾嘴的論文稱,茶質濾嘴可明顯降低吸煙產生的有害物質。

  趙保路很快發現,相比說服煙草企業應用這項成果,在研究過程中遭遇的難題,都成了「小兒科」。

  從世界煙草行業的發展歷程來看,圍繞吸煙與健康的關係,控煙界與煙草商始終在竭力爭奪科學陣地,明爭暗鬥中積累了太多宿怨。而中國的控煙研究,除了遭遇煙草企業的冷遇之外,其經費來源又主要掌握在與煙草企業利益攸關的國家煙草專賣局手中,更是無米下炊,難有作為。

  趙保路的挫折

  當一根香煙被點燃時,會產生大量的自由基。這些自由基分子非常活潑,具有致癌作用。趙保路正是以吸煙作為研究模型,進行自由基的生物學和天然抗氧化劑研究。

  1988年,趙保路找到北京卷煙廠,勸說其開始國內最早在香煙中消除自由基的實驗和生產,實驗得到了北京市科委的10萬元經費支持,北京卷煙廠 也陸續投入了五六十萬元。他們將茶葉成分中去除自由基作用最強的茶多酚,放到了香煙濾嘴之中。研究持續到1995年,最終開發出中南海低自由基香煙,且上 市銷售。

  然而,趙保路跟蹤研究發現,這種香煙並不能減少煙草對人體的危害,由於其口味淡,很多吸煙者的吸煙量反而增多。於是,趙保路的研究團隊將研究方向轉變為去除煙癮。

  他以為,憑藉他在煙草界的人脈和研究本身的意義,經費應該不用發愁。但當他申請國家煙草專賣局的經費時,「至少三次,申請報告遞交上去後就沒有音訊。」趙保路對《財經》記者說,圈內人告訴他,「你做煙草減害的研究,會非常受歡迎,如果是戒煙研究,免談。」

  而他另闢蹊徑的結果,也是一無所獲。在科技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和衛生部,都沒有支持戒煙研究的項目,「與煙草相關的重大科研項目經費,基本由煙草專賣局掌握」。最終,他只好從其主持的其他兩個項目中「挪用」一些經費,以開展戒煙研究。

  經過反覆實驗,趙保路團隊從茶葉中找到了另一種成分——茶氨酸,在老鼠身上的戒煙試驗效果不錯,之後他與北京軍區總醫院合作,開展了含有茶氨酸的茶質濾嘴去除煙癮的臨床試驗。

  2010年,趙保路在《中國科學》雜誌發表論文《茶質濾嘴的祛煙癮減害作用研究》。

  為使這項技術得到應用,趙保路專門到武漢黃鶴樓卷煙廠作過一個報告,他儘可能弱化成果對煙草行業帶來的負面影響,而強調煙草行業的「挑戰和機遇」,仍舊反映寥寥。

  幾家醫療公司也曾主動與趙保路聯繫,提出將茶質濾嘴產業化。但有一個前提條件:把去除煙癮的功能去掉,只保留減害功能。

  在趙保路看來,「這麼做,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他最初的想法是在制煙過程中,直接將茶質濾嘴接到香煙上,這顯然必須得到煙草公司的支持。遇阻後,他轉而開發煙嘴型產品,使吸煙者吸煙時能自行把煙嘴接上。相比前一種形式,煙嘴的推廣自然困難許多。

  誰控制了研究經費

  茶質濾嘴的命運,並非個別現象。中國在控煙研究方面整體上經費不足,且體制扭曲。

  目前中國的科研經費主要來源是國家財政撥款和企業資助兩方面。財政撥款的執行者和管理者主要是科技部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但兩者都沒有與煙草相關的項目。

  此外,在國家科技計劃體系中,還設有社會公益研究專項,以實現財政對於科技公共領域的支持。2005年,中國煙草總公司鄭州煙草研究院申報的「卷煙安全性綜合評價指標體系研究」項目,獲得該專項計劃的資助,但這是與煙草相關的唯一入選項目。

  2006年,中央財政設立「公益性行業科研專項經費」,財政部與科技部共同制定了管理試行辦法。但在試點的十個領域中,未包括煙草行業。

  而且,這一公益專項經費仍由各行業主管部門來組織審核。雖然要求其組織來自行業主管部門以外的相關部門管理代表、來自行業協會、科研院所、高等 院校等方面的科技、管理、經濟等領域專家,成立專項經費管理諮詢委員會(下稱委員會),委員會成員一般不少於九人,但又允許其中60%可以來自本部門或直 屬單位。委員會主任也須由行業主管部門領導擔任。這意味著,就算煙草研究納入專項經費範圍,仍是由煙草專賣管理局系統來主導。

  一位煙草系統內部人士向《財經》記者透露,煙草局在批准立項時會特意迴避一些有爭議的項目,諸如吸煙有害問題等引起較大社會影響的項目不會獲批。

  而在與公眾衛生相關的衛生部,此類項目也很少。

  實際上,2006年《煙草控制框架公約》在中國生效後,圍繞由誰來領導履約工作,曾發生過一些管理機構之間的微妙調整。一開始主導權在國家發改 委經濟運行局,當時,煙草專賣管理局的意見和衛生部的意見還是比較平衡的,到2008年的大部制改革,中國在煙草控制中的領導機構轉變為工信部,衛生系統 的聲音即有所黯淡。

  此外,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雖設有控煙辦公室,但主要致力於宣傳、普及知識,也沒有經費支持相關課題。據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原副院長、現任新探 健康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吳宜群測算,財政每年撥給各級疾控中心的控煙經費總額約2000萬元,其中還包括參與《公約》的會費和各種會議費用等。以煙草 大省云南為例,每年中央財政以轉移支付的方式補助控煙項目經費僅為37萬元。

  企業資助,是另外一條科研經費的主要來源。

  吳宜群介紹,十幾年前,她所在的預防醫學科學院承擔過煙草公司資助的兩個項目,研究煙草職業人群所受到的工作環境傷害,結果出來後,煙草公司要求先審查,「對它不利就不讓發表」。

  中國煙草學會學術部主任韓希昌卻敘述了一個完全相反的版本,「預防醫學科學院的項目做完後,必須說吸煙有害,如果得出結論(毒害性)很小或者無害,數據就不發表。」

  不愉快的合作經歷,讓雙方都失去了繼續控煙合作研究的信任與誠意。

  與國內煙草科研領域的恩怨類似,美國人理查德·克魯格在其撰寫的《煙草的命運》一書中,也描述了美國煙草公司在支持相關科研方面的微妙心態:美國煙草公司資助一些研究項目,這些研究尋求可能引起疾病的其他原因——假設不是由吸煙導致的。

  總的來說,這些項目是為了應付公眾對煙草進行的攻擊,或者應付訴訟而採取的動作。最糟糕的是,在那些受贊助的研究人員非常接近獲得成果時,往往引起了煙草贊助商的不安,從而突然撤銷贊助。

  儘管國外亦紛爭不少,但是「所有關於吸煙與健康的論文,95%以上都是國外做的」。韓希昌說。

  這一數據,也印證了中國控煙研究經費和研究力量的相形更為短缺。

  國際基金會是另外一條可能的經費渠道,像吳宜群所在的北京新探健康發展研究中心這樣的非政府組織,根本無法獲得政府的經費支持,主要靠國外基金會的支持,但程序複雜,數量也很小。

  研究歧途

  事實上,國內煙草科研經費總量還是逐年增加的。根據《2009年全國煙草工作會議報告》的數據,2008年全年行業科技經費投入達16.94億 元,同比增長27.2%;而中國煙草學會編著的《2009-2010煙草科學與技術學科發展報告》表明,2009年用於煙草科學技術研究的科技投入,達到 30多億元。

  但在上述體制的束縛下,即使申請到與煙草研究相關的經費,也往往與控煙無干。

  上述煙草專賣管理內部人士說,總局有審批的權限,地方煙草局公司和所屬研究院,也有一些審批權限,但獲批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兩類:一是科技類,就是卷煙工藝研究;另一個是營銷方面的研究。

  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煙草科研經費大量投入的方向就是:煙草改良、遺傳育種、煙草病蟲害防治、卷煙加工工藝和煙用香料等研究。

  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末,方始興起降低焦油含量等減害研究。

  中國農業科學院煙草研究所,成立於1958年,後增掛「中國煙草總公司青州煙草研究所」牌子。2008年5月,該所組建成立吸煙與健康研究中 心,吸納了煙草化學、衛生防疫學以及其他相關專業研究人員。該中心主任張懷寶在接受《財經》記者採訪時表示,其成立正是源於煙草業近年來受到的外界壓力 大。但是,做除癮研究肯定還是「拿不到經費的」。

  根據中國煙草學會數據,截至2009年底,中國煙草行業已公開、公告的煙草技術類專利累計達到2891件。這眾多技術突破主要是推動了煙草經濟的發展,在控煙科研上卻了無貢獻。

  「其根本思路是怎麼提高產量,提高香味口感。」趙保路說。

  早在2003年的全國煙草工作會議上,國家煙草專賣局就提出「科教興煙」戰略,並在當年頒發的《中國卷煙科技發展綱要》中,明確將中草藥及其提 取液的添加,列為中式卷煙的自主核心技術。因此,添加劑減害降焦技術成為國內煙草科研的熱點和重點,包括對各種生物添加劑、各類中草藥添加劑、各類無機材 料添加劑等的研究。截至2009年,全國卷煙焦油量加權平均值已下降到12.2毫克/支,從1983年至2009年年底共降低了15.97毫克/支,平均 每年下降幅度為0.56毫克/支。

  但國家煙草專賣局力推的添加劑減害降焦科研戰略,也受到科學界一些人士的質疑。在一些業內專家看來,將中草藥提取物與煙草一起點燃,其成分經歷了複雜的物理和化學變化,可能會產生新的有毒物質,這至少需要有長期的跟蹤研究和臨床試驗。

  2003年1月,國家煙草專賣局在北京組織了對某品牌香煙的成果鑑定會,該品牌香煙中添加了一種中草藥,以實現降焦減害的目的。

  作為受邀的評審專家趙保路在會上質疑,將中草藥添加到煙絲裡,燃燒所產生的有害物質是什麼,是否對此做過檢測?課題組專家答辯稱,「危害總量是減少了。」趙保路繼續追問,「新產生的危害有沒有做研究?」對方未能作出充分答覆。

  2010年,美國癌症研究協會刊物《癌症流行病學、生物標識及預防》雜誌刊登了名為《中草藥卷煙和普通卷煙一樣具有致癌性和成癮性》的論文,該研究結果發現,吸中草藥香煙和吸普通香煙的吸煙者體內的尼古丁水平和致癌物質水平並無差別。

  上述《煙草科學與技術學科發展報告》亦承認:與國外相比,國內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煙草行業內部,對行業外研究資源利用不足,致使基礎研究力量相對不足,研究水平相對落後。

  「沒有安全的卷煙。」吳宜群認為,煙草業的目的就在於通過醒目標註低焦油和尼古丁水平來麻痺吸煙者對健康風險的警覺。

  從心理學的角度,亦可解釋減害降焦研究效果不彰的原因。首先為了獲得所需的尼古丁含量,吸煙者在吸低焦油香煙時會吸得更深、更頻繁。其次是吸低 焦油香煙者的戒煙意願降低。根據美國1986年成人吸煙行為的現況調查研究顯示,吸低焦油卷煙人群的戒煙率低於吸普通卷煙的人。

  事實上,美國自上世紀50年代即開始所謂的「降焦競賽」。中國疾控中心控煙辦公室副主任姜垣在此前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卷煙的標準焦油量在過去50多年時間裡降低了近60%,但大量的流行病學研究證實,煙草相關疾病的風險並沒有下降。

  在中國,煙草導致的健康危害已使其社會經濟效應呈負值,2010年,其社會淨效益已由1998年時的正1.5億元降至負600億元。而近年來, 作為稅利大戶,煙草行業每年對國家財政的貢獻率都在7%以上,2010年,煙草行業實現工商稅利6045.52億元,這讓政府很難有控煙決心。

  實際上,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目前各國政府通過徵收煙草消費稅獲得了近1330億美元的收入,但用於煙草控制的資金卻不足10億美元。相較之下,中國的控煙經費距離這一本已很低的比例還有很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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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研發預算變成人事費用及論文資源 兩大錯誤 台灣千億科研預算形同虛擲

2013-01-07   TWM  
 

 

台灣一年花費超過三千億新台幣資金投入研發領域,政府、學校,甚至企業大舉燒錢搞研發的結果,卻換來每年必須再付出一千多億新台幣的專利金,向其他國家購買專利。到底是台灣投入科研的經費不及國際水準?還是資源配置出了問題?

撰文‧張瀞文

第九次全國科技會議召開期間,國科會主委朱敬一高分貝指出,台灣的專利能量全球第一、總量全球第四或第五,但一年卻付給其他國家超過一四○○億新台幣專利金,超過一整年的政府科研預算,這代表台灣的智慧財產、專利布局非常差。

智財專利布局差,問題究竟出在哪裡?專家學者普遍認為,國內科研相關投入經費已不算低,但就官方所付出的科研預算來看,從開始的資源配置到資金運用,其實已經為這樣的結果埋下伏筆。

據二○一二年預算,政府投入的科研預算約千億元,加上教育部獎勵頂尖大學所編列的「五年五百億元」計畫,官方一年投入科研的經費早已超過千億元。

事實上,近幾年國家財政吃緊,但官方投入的科研預算的確呈現一路成長。根據統計,近十年來,國科會科研預算成長幅度達三三%,不僅高於其他部會,也遠高於整體中央政府總預算(成長幅度約二成)。

錯誤一:淪為預算替代品

表面上看來,台灣科研經費投入金額已不輸先進國家,但成效與實質對產業的貢獻上,落差相當大。台大國發所教授劉靜怡直指關鍵原因,「目前科研預算有很大比率是拿來『養人』,但這些常態性的人事費用,根本不該放在科研經費裡。」根據統計,一二年科技發展計畫經費編列約九四一億元,除了占大宗的國科會、經濟部、中研院、衛生署、農委會、教育部外,國史館、原民會、體委會、客委會、陸委會、僑委會、勞委會、新聞局、人事行政總處、法務部甚至故宮博物院、研考會、公共工程委員會等也都編列金額不等的科研預算。

其中,包括原民、客委、僑委、體委、人事行政總處、陸委等六部會,都是近年科研預算開始增加後才陸續加入分食大餅。而在一二年,連「保訓會(公務人員保障及培訓委員會)」也加入朋分行列。

相對於上述各單位近年陸續增列科研預算,與產業關聯度最高的經濟部,分配到的科研預算卻一年比一年少,○九年仍有二九三億元預算,至一二年,則已降至二七一億元。與產業關聯度低的單位愈編愈多,核心的經濟部卻愈編愈少,凸顯政府科研預算資源錯置的根本問題。

立委鄭麗君說,從保訓會也可以分配科研預算,就可看出科研經費早已淪為其他部會預算不足時的救火隊。台經院三所所長林欣吾也提出評論:「科研預算不是補貼,科研經費是要投資在對產業及生產力有貢獻的事情上,不是救急救窮的費用!」除了資源錯置問題之外,科研經費的運用也必須檢討。以目前作法,取得大筆預算的國科會、中研院、教育部,是把大多數經費投入在學術專題研究,換成一本本的論文,卻無法成為產業實戰當中的資源。

錯誤二:淪為學者升等籌碼造成上述結果的原因,在於國科會評估經費發放的關鍵績效指標(KPI)流於表面。近年來,學者或教授要向國科會申請科研經費,前提必須是在國際論文期刊上的曝光度夠高,這樣的KPI,造成許多學者把「寫論文上國際期刊」當做研究目標,進而形成惡性循環:有足夠曝光度就能申請經費,經費用來寫論文維持曝光度,才能繼續申請。

當科研經費淪為「寫論文上國際期刊」的資源,造成的後果就是「台灣科研成果與產業連結度太低」,台大電機系教授、現任國家實驗研究院院長陳良基,以數據佐證這樣的說法!

從近年各大學「育成中心智財收入」及「新創公司家數」等兩個指標來看,就能清楚看見台灣科研預算虛擲的結果。根據教育部大專院校產學合作績效評估調查顯示,○九年政府資助國立大學的研發經費高達二六八億元,當年度所創造的智財總收入才三億元,投報率為一.○二%,遠落後於美國六.七%。

至於在新創公司部分,○九年進駐或未進駐各大學育成中心,有技轉新創公司共三十九家,這與○八年美國各大學孕育有技術授權的新公司達五九五家相比,「正足以凸顯台灣科研成果與產業鏈脫鉤。」陳良基說。

為改善現狀,經濟部已初步確定科研預算運用的調整方向,未來提出申請的計畫,若能夠做完整的專利布局規畫,將優先處理。林欣吾認為,經濟部的調整方向正確,但就像政府長期以來許多產業升級轉型計畫一樣,最怕的就是空有口號,沒有執行。

為重建台灣智財布局,經濟部無論如何已經跨出一小步,但國家科研經費究竟應該怎麼重新配置與運用,其實需要更宏觀的全盤調整。

台灣科研投入與產出不成比例——大學科研產業化價值現況

類別

智財收入 創新企業家數

智財總收入(億元)

智財總收入占大學研發經費比率(%) 進駐育成中心有技轉新創公司數(家) 進駐育成中心無技轉新創公司數(家)未進駐育成中心有技轉新創公司數(家)公立大學(36) 3.00 1.02 17 286 22 合計(165) 4.74 1.04 62 71266

參考指標:

美國2008年 智財收入占研發經費6.7% 2008年美國大學孕育有技術授權的

新公司有595家

資料來源:陳良基教授,大學科研產業化與價值創造(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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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之變:風投資本家重新聚焦科研型初創企業

來源: http://news.iheima.com/html/2014/1014/146714.html

風投一直是矽谷初創企業保持創新能力的一大源泉,但對於科研型初創企業而言,由於研發投入較大、周期較長,同時在短期內難以獲得收益,所以風投資本家一直對科研型初創企業有所忌憚,不過這種情況在近幾年有所轉變,風投重新開始關註此類企業的發展。《紐約時報》網絡版日前發文對這一狀況進行了分析,以下是文章的主要內容。
\首先來看三家科研型初創企業:從蜘蛛毒液中提取環保型農藥的Vestaron、利用3D打印機為納米衛星制造火箭引擎的Bagaveev、研發下一代核反應堆的Transatomic Power,這三家企業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的運作資金均來自矽谷風投資本家。

在經過多年對科學、工程和清潔技術型初創企業的“不待見”之後,投資者在近幾年開始逐漸再次關註這些企業的發展,這也讓這些領域中的創業者松了一口氣。然而,即便獲得了投資者的支持,這些公司仍然面臨巨大的發展壓力,他們需要向投資者證明科研型企業的盈利速度是能夠超過Snapchat和Uber的。

今年8月,為Facebook、Yammer等社交網絡以及流媒體音樂服務Spotify提供資金支持的Founders Fund宣布向Transatomic Power投資200萬美元。在此之前,為社交新聞站點Reddit和遊戲開發商Omgpop提供資金支持的Y Combinator向核動力引擎研發企業Helion Energy投資150萬美元。而在上個月,谷歌宣布收購研發防顫抖智能湯勺的生物技術初創企業Lift Labs。

\“我們正在試圖在農藥領域掀起變革,”前遺傳學研究員、Vestaron的CEO約翰·索倫森(John Sorenson)說道,他在過去幾年中一直在努力尋找投資者,而與此同時他所關註的Snapchat 和Square都已經獲得了數百萬美元的投資,不過Vestaron也在上月成功完成了第三輪融資,“值得慶幸的是,投資者終於開始重新關註真實的、硬核科學和創新。”

來自美國國家風險投資協會(National Venture Capital Association)的統計數據顯示,工業和能源型初創企業在2014年上半年累計吸引了12.4億美元的融資,超過去年同期的兩倍,不過這仍然低於2008年頂峰時期的規模,當年工業和能源型初創企業全年累計吸引了46.4億美元的融資。

與技術型企業相比(尤其是網絡和移動服務供應商),工業和能源型企業吸引投資的能力相形見絀,如軟件類初創企業在去年累計吸引投資112億美元,較2008年高出85%。

包括太陽能電池板、藻類生物燃料和新型電池在內的清潔能源行業憑借先進的理念吸引了數十億美元的融資,但是由於其中的大部分公司都以失敗而告終,讓投資者蒙受巨大損失,所以投資者開始對那些尚處於起步階段的科研型初創企業有所忌憚,即便對其作出投資,也會密切關註公司的發展。

但是投資者普遍認為,矽谷目前一直在回避一些難度比較大的問題,“我們希望看到能夠飛行的汽車,而不是只能發送140個字符的Twitter,”Founders Fund所引用的這句名言反映了當下矽谷投資者對科學型初創企業的期望,畢竟互聯網行業已經發展到一個相對穩定的階段,所以如果想要獲得可觀的收益,投資者就需要將眼光轉移到其他領域之中。

\“我對於那些與‘鋼鐵俠戰服’有關的任何東西都非常感興趣,”投資機構Boost VC的創始人兼總裁亞當·德雷珀(Adam Draper)介紹說,該公司是前文所提到的Bagaveev公司的支持方,後者主要通過3D打印機來為搭載納米級衛星的火箭研發引擎,“社交網絡的投資價值正在降低,風投也都在尋找下一個投資點。”

成立於2011年的Transatomic Power由來自麻省理工學院的數位核科學家聯合創辦,該公司主要研究小型熔鹽反應堆,這類反應堆不僅能夠產生可靠清潔的能源,同時不會產生核廢料。盡管這項技術早在上世紀60年代就已出現,但Transatomic Power對其進行了重新設計,並利用自己所獲得的資金在材料和模型上展開多項研究,目前該公司還需要大量的資金來支撐下一步的運作。

“我們的世界需要更加穩定和廉價的電力能源,而我們所研發的這種新的核電技術將會是個不錯的解決方案,”Transatomic Power的聯合創始人兼總裁萊斯利·德萬(Leslie Dewan)說道,“不過我們目前還需要大約3億美元的投資,或許我們應該開發一款iPhone應用了。”

生物農藥企業Vestaron創辦於2001年,該公司一直專註於農業和食品方面的研究。根據Vestaron的介紹,他們從蜘蛛毒液中提取出來的殺蟲劑能夠在不傷害其它動物的情況下殺死甲蟲和毛蟲等害蟲,這種方法將能夠明顯減少農藥對環境的影響,在殺滅害蟲的同時,保證農業勞動者的工作安全以及食品安全。

\美國環境保護署在今年已經批準了Vestaron從蜘蛛毒液中提取出來的殺蟲劑,允許其在2015年面向蔬菜大棚農戶銷售農藥產品,Vestaron也為自己制定了100萬美元的銷售目標,目前他們計劃使用在最近一輪融資中獲得的資金來向農戶推介自己的產品,並希望未來將產品推廣到家庭和花園等領域。

不過值得註意的是,即便科研型初創企業在目前吸引到了投資,他們在發展初期的盈利方面仍然面臨巨大壓力。

以美國航天公司Xcor Aerospace為例,盡管公司的長期目標是研發火箭亞軌道航天飛機,但迫於盈利壓力,公司不得不在短期內專註於為美國航空航天局和一些航空航天公司提供火箭引擎。在獲得了穩定的收入流之後,Xcor才開始將自己研發的引擎安裝到試驗飛機的後端進行航天飛機的相關試驗。而在今年5月獲得由Space Angels Network提供的1420萬美元的投資之後,Xcor得以順利將太空飛機的機身制作完成。

“他們也很清楚投資者肯定不會送上10億美元來讓他們直接打造一家航天飛機,”Space Angels Network的董事總經理查得·安德森(Chad Anderson)說道,“所以他們首先會從一些具有商業盈利價值的零部件開始做起,這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相對於Xcor來說,Bagaveev的情況並不樂觀,該公司在今年4月的融資中僅僅獲得53.5萬美元的種子資金,這些資金將會用來研究將重量只有22磅(約10公斤)的微型衛星送到外太空的發射技術,根據Bagaveev的創始人兼CEO納迪爾·巴加維耶夫(Nadir Bagaveyev)的介紹,這一技術將能夠幫助那些小型太空公司完成價值數百萬美元的衛星發射項目。“我們就像是太空中的UPS,”巴加維耶夫說道,“我們承諾能在一周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將衛星送到既定軌道。”

巴加維耶夫還指出,Bagaveev計劃將最近獲得的這筆種子資金用到向外界證明他的創意的巨大潛力上,該公司計劃在今年年底進行首次試飛,巴加維耶夫希望這次試飛能夠讓公司吸引到更多投資者的註意。“我們將向外界展示我們的實力,並希望借此獲得更多的投資,”他說道,“我覺得投資者應該已經對那些消息類應用厭倦了,而我們的創意則更加吸引人。”


中船重工科研院所違規違紀問題突出:不少院所將正常項目轉至私人公司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6/4631776.html

中船重工科研院所違規違紀問題突出:不少院所將正常項目轉至私人公司

一財網 張國棟 2015-06-13 14:21:00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梳理發現,中船重工主要從事海軍裝備、民用船舶及配套、非船舶裝備的研發生產,旗下有多達28個科研院所、7個國家級企業技術中心。而這個支撐中船重工發展的科研體系,卻成了滋生各類腐敗的溫床。

昨日,中國重工(601989.SH)因“擬披露重大事項”臨時停牌,在央企整合的背景下,關於“南北船合並”的預期再度被引爆。南北船指的是中國船舶工業集團(中船集團)和中國船舶重工集團(中船重工),後者也是中國重工的大股東。

不過,眼下的中船重工,可能還無法顧及資本市場的各種合並傳言,擺在它眼前的是另外一項更重要的事情——整改。

從今年3月開始,中央巡視組對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等26家央企進行專項巡視。6月12日晚,中紀委網站披露,中央巡視組已陸續向上述單位反饋巡視意見,其中就包括中船重工。

6月13日上午,《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梳理發現,中船重工主要從事海軍裝備、民用船舶及配套、非船舶裝備的研發生產,旗下有多達28個科研院所、7個國家級企業技術中心。而這個支撐中船重工發展的科研體系,卻成了滋生各類腐敗的溫床。

根據中央巡視組的通報,巡視中發現的問題集中表現在:科研院所違規違紀問題突出,一些院所財務管理混亂,入賬票據五花八門;部分院所為爭取科研生產項目送錢送禮、違規報銷各種費用。不少院所在科技產業化過程中把項目和正常業務轉移到私人公司,有的變賣單位資源和知識技術為個人牟利,有的院所和領導人員在產業化公司違規報銷大額開支。有的企業和院所的領導和重點崗位人員利用職務便利,在工程建設、物資采購、外協外包等方面為自己和親友牟取私利。少數領導人員頂風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個別領導人員違反黨的組織紀律。選人用人程序不夠規範,個別領導人員帶病上崗,一些領導人員長期不交流。

同時,巡視組還收到反映一些領導幹部的問題線索,已按規定轉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國務院國資委等有關部門處理。

中船重工黨組書記、董事長胡問鳴表態,要以巡視整改為契機,舉一反三,統籌研究對中船重工有重大損害的一些嚴重問題,有效推動問題解決。

胡問鳴還表示,根據中央巡視組移交的違法違紀問題線索,將抓緊組織精幹力量,制定調查方案,無論涉及到誰,都要態度堅決,一查到底,決不護短,並如期向中央報告調查處理結果。

去年11月27日至12月29日,中央第七巡視組曾對中船集團進行了巡視。今年2月5日,中央第七巡視組向中船集團公司黨組反饋了巡視意見,此後,中船集團進行了巡視整改。有意思的是,當時的胡問鳴還是這家船舶集團的一把手,並經歷了中船集團整改的全過程。

今年3月25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王京清宣布,原中船集團董事長、黨委書記胡問鳴任中船重工董事長、黨組書記,同日,中船集團也召開大會宣布:原中船重工副總經理董強任中船集團董事長、黨組書記。

資料顯示,中船集團旗下擁有中國船舶、廣船國際、鋼構工程三家上市公司,中船重工旗下有中國重工、風帆股份兩家上市公司。

編輯:王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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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將著手解決科研人員“離崗創業”障礙問題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6-05-21/1006677.html

國家發展改革委主任徐紹史20日說,我國將進一步深入推進商事制度改革,著手解決科研人員“離崗創業”面臨的體制機制等問題,充分激發各類主體的創業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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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改革委主任徐紹史20日說,我國將進一步深入推進商事制度改革,著手解決科研人員“離崗創業”面臨的體制機制等問題,充分激發各類主體的創業熱情。

徐紹史在《2015年中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發展報告》新書發布會上說,我國將進一步簡政放權,創造更好市場環境和制度環境,激發更多經濟內生動力和市場主體活力;在創新創業集聚區、高校和科研機構、大型企業等三個層面,支持建設一批雙創示範基地;支持和培育互聯網+創新創業服務平臺,發展一批專業化眾創空間,完善中小企業公共服務平臺,推動眾創眾包眾扶眾籌等新業態、新模式蓬勃發展。

他說,要充分發揮國家新興產業創業投資引導基金、中小企業發展基金等作用,化解創業融資難題,助力初創企業和小微企業成長;繼續辦好全國雙創活動周,建立雙創政策服務平臺,大力弘揚創新創業精神,營造良好社會氛圍。

《2015年中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發展報告》由國家發展改革委組織編寫、人民出版社出版,是我國首部“雙創”發展報告。

  • 新華社
  • 張喜威
  • 安蓓 趙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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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防止個別人套現科研經費裝口袋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15193.html

科技成果轉化的單位收益,如果沒有約定,凈收益的50%或股權的50%歸研發團隊所有,主要研發人員和轉化人員應該拿這其中的50%。而在此之前,科技成果轉化的收益是要上交財政的。

18日,科技部副部長王誌剛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科技成果的產生、轉化,真正發揮作用的還是在人,在科研團隊,如何激勵科研人員的積極性,在政策上《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行動方案》做了一些新的規定。”

消除科技創新中的“孤島現象”

國務院辦公廳5月9日印發了《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行動方案》。《方案》提出,“十三五”期間,“建成若幹技術轉移人才培養基地,培養1萬名專業化技術轉移人才”。

《方案》要求,支持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發揮科研設施、專業團隊、技術積累等專業領域創新優勢,為創業者提供技術研發服務。吸引更多科技人員、海外歸國人員等高端創業人才入駐眾創空間,重點支持以核心技術為源頭的創新創業。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方案》要求,推動創新資源向創新創業者開放。引導高校、科研院所、大型企業、技術轉移機構、創業投資機構以及國家級科研平臺(基地)等,將科研基礎設施、大型科研儀器、科技數據文獻、科技成果、創投資金等向創新創業者開放。依托3D打印、大數據、網絡制造、開源軟硬件等先進技術和手段,支持各類機構為創新創業者提供便捷的創新創業工具。支持高校、企業、孵化機構、投資機構等開設創新創業培訓課程,鼓勵經驗豐富的企業家、天使投資人和專家學者等擔任創業導師。

《方案》還要求,構建“互聯網+”創新創業人才服務平臺,提供科技咨詢、人才計劃、科技人才活動、教育培訓等公共服務,實現人才與人才、人才與企業、人才與資本之間的互動和跨界協作。指導地方探索“創新券”等政府購買服務模式,降低中小企業技術創新成本。

王誌剛表示,科技成果轉化,從目前看主要還是企業作為科技成果轉化的主體,這個主體包括成果的產生、成果的轉化,還有對研發的投入。現在企業作為技術創新的主體,從全國的統計來看,企業研發投入占到77%,轉化這一塊絕大多數是企業作為供給方和接受方。

他介紹,目前高校也有很多老師,包括一些研究院所和其他的一些科技人員也成為成果產生和成果轉化的主體。隨著《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的出臺和轉移轉化行動的推動,會進一步促進高校院所和科技人員轉化科技成果。

科技部統計數據顯示,我國科技人力資源總量超過7000萬,研發人員超過500萬,其中企業研發人員將近400萬。

王誌剛說,目前科技成果轉化還存在一些障礙,“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不暢,癥結就在於科技創新鏈條存在體制機制關卡,創新和轉化各個環節銜接不夠緊密。”他說,為進一步打通科技和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通道,消除科技創新中的“孤島現象”,就要加快破除制約科技成果轉化的體制機制障礙,優化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環境,形成寬容失敗的社會氛圍、公平開放的市場體系、科學合理的體制機制,更好發揮政府與市場兩方面的作用,形成政產學研用多方協同推動科技成果轉化和創新創業的新格局。

“很多科技人員還是在高校科研院所大院子里,怎樣激勵這些人員走出圍墻,與企業以及其他的一些創新人員一起來進行創新創業,是這次轉移轉化行動的重點。”王誌剛說。

科研經費可以留下自主支配?

《方案》要求,強化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的多元化資金投入。王誌剛介紹,國家將發揮中央財政對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的引導作用。發揮國家科技成果轉化引導基金等的杠桿作用,采取設立子基金、貸款風險補償等方式,吸引社會資本投入,支持關系國計民生和產業發展的科技成果轉化。通過優化整合後的技術創新引導專項(基金)、基地和人才專項,加大對符合條件的技術轉移機構、基地和人才的支持力度。國家科技重大專項、重點研發計劃支持戰略性重大科技成果產業化前期攻關和示範應用。

同時,加大地方財政支持科技成果轉化力度。引導和鼓勵地方設立創業投資引導、科技成果轉化、知識產權運營等專項資金(基金),引導信貸資金、創業投資資金以及各類社會資金加大投入,支持區域重點產業科技成果轉移轉化。

王誌剛介紹,國家將拓寬科技成果轉化資金市場化供給渠道。大力發展創業投資,培育發展天使投資人和創投機構,支持初創期科技企業和科技成果轉化項目。利用眾籌等互聯網金融平臺,為小微企業轉移轉化科技成果拓展融資渠道。支持符合條件的創新創業企業通過發行債券、資產證券化等方式進行融資。支持銀行探索股權投資與信貸投放相結合的模式,為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提供組合金融服務。

在回答有關科技成果轉化率比較低的問題時,王誌剛表示,科研機構、高校科研人員的動力可能是與其的職稱或其他的獎勵有關系,但是對於轉化方面確實是原來的要求不是太明確,而且轉化之後的收益和對他工作考評的權重仍然是不夠的。

此外,設立研究項目的目的不同,比如基礎研究,像引力波,包括生物、材料方面,像粒子物理方面,雖然取得一些進展,但是還沒有到轉化程度,未來可能會轉化。比如像量子力學用在通信和計算方面,這些都沒有得到轉化。

就科研經費的使用和管理問題,王誌剛表示,通過改革目前已形成了一個30個部門左右的部際聯席會議,把項目、人、錢匹配好,同時加強事中事後管理,使科研經費使用的違規違紀違法的事情盡可能少,“但是一旦出現,科技部歷來的態度是決不姑息,我們已經公布幾起了,如果在這方面是明顯的違規、違法、違紀,該怎麽辦就怎麽辦。”

“科研經費管理,過去有一個發票的問題,大家拿發票報銷。”王誌剛介紹,根據《方案》,科研經費的管理和使用讓課題組包括大學和研究所有相當的自主權。按照原來的規定經費實際使用數量是不能調整的,現在可以調,但是有一定的程序。

對於報銷發票的問題,過去到年底這個錢不報銷不行,課題一結束,剩下的錢就給轉走了,“這次也變了,經費只要用得合理、規範,課題也驗收合格了,剩余的科研經費可以留在本單位繼續從事科研活動,自主支配。這樣就不急於趕緊拿著發票和各種東西去套現。”

王誌剛表示,這里也要防止個別人套現裝口袋,“錢裝在口袋里必定有一定的規矩和程序。你自己私下套取現金裝到口袋里,任何政策、規定都是不允許的。王誌剛說,“任何事情都是雙刃劍,有激勵必有約束,光有自由沒有約束,光講自主不講大的規矩是肯定不行。”盡可能符合科學研究的一些規定和特點。

科技成果的產生、轉化,真正發揮作用的還是在人。攝影/章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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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科研政策“最後一公里”需要拍板人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24107.html

在日前舉行的科技創新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和李克強總理的講話多次被熱烈的掌聲打斷。

其中總理談到,要完善保障和激勵創新的分配制度,探索年薪制、股權、期權、分紅等激勵措施。要提高科研人員成果轉化效益分享比例,讓他們憑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創新成果合理合法地富起來。

筆者相信,中科院金屬所的科研人員、西王特鋼人聽到這個講話,也會報以掌聲。李克強說,要用最短的時間讓科研人員享受到政策紅利,真正讓有貢獻的科技人員名利雙收。

中科院金屬所與西王特鋼的合作,無疑是可以讓科研人員真正名利雙收的案例。但可惜的是,這種實踐現在遇到了波折。

在采訪中,西王集團董事長王勇的一句話讓記者記憶特別深刻。他說,中科院是國家最高的科研院所,如果在這里科研成果的轉化都成問題,那就罔論別的科研機構了。

其實,西王集團與金屬所的合作模式,在政策層面上已經沒有障礙,缺少的就是從“承諾”到“落實”,缺少的是克服固有觀念的勇氣,缺少的是有人敢於拍板敢於承擔責任。

“不要擔心國有資產流失,科研成果最終轉化為生產力,最終受益的是國家。”王勇說。

西王特鋼總經理張健說:“中科院掌握了很好的資源,有很好的科研項目。但是成果轉換存在問題,由於體制問題推進緩慢,而在我們民營企業就落實很快。”
王勇認為,金屬所以科研成果入股西王特鋼,主要科研人員持有股份,這都是在陽光下操作的。“別管國家經費不經費的,也別管課題是誰的,這個課題帶頭人成功了,這個專利技術就有他的一塊,非得弄上專利技術是人家申報的,但是所有權不是人家的,把所有權給人家一塊就行。”

他同時認為,不能在陽光下操作,就會有暗箱操作,科研人員就會“走穴”,這無論對科研機構,還是科研人員,加上企業本身,都是不利的。

 “(不能陽光下操作)只能這些專家偷著出去賺錢,那樣就真的名不正言不順了,其實那樣國家損失得更多,一種陽光下的交易多好呢。”王勇說。

王勇的焦慮,自然有其作為企業家自身利益的考慮,因為科研成果並不是“青春永駐”的,科研成果不能有效利用,很快就會成為明日黃花。

李克強在前述會議上說,完善中央財政科研項目資金管理措施,形成充滿活力的科技管理和運行機制,不能光出個文件“吊胃口”,也不能“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而要切實解決好政策的“最後一公里”。“各部門要自我改革,直接修改完善具體的文件細則,讓科技人員真正感到口惠實也至,既有‘面子’,又有‘里子’,真正讓有貢獻的科技人員名利雙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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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雙料”院士王曉東:“體制外”的科研所是怎樣神奇的存在?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24819.html

以研究細胞雕亡著名的中國、美國科學院“雙料”院士王曉東,似乎一直習慣將自己隱在媒體聚光燈之外。回國十三年來,作為生命科學領域科學家的他,讓公眾最為“熟知”的形象應該是有著國家科技體制改革“試驗田”之稱的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NIBS,下稱“北生所”)創始人兼所長。

這家後來被譽為中國最高效研究所的特殊之處,在於打破了科研“鐵飯碗”,采用全員聘用制,五年內不問成績,充分給予研究人員科研自由和空間。低調王曉東的這點知名度,一定程度上還得歸功於北京大學終身講席教授饒毅在2011年的一篇博文《一個成功的研究所為何被邊緣化》引起的軒然大波。

另一次備受矚目,是在2015年1月未來論壇創立大會上,出現了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施一公、王曉東和饒毅三位優秀華人生物學家首次同臺作主題講演的盛況。

今年2月,王曉東和前保諾公司(Bioduro)創始人歐雷強(John Oyler)共同創建的百濟神州(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稱“百濟神州”)逆勢登陸美國納斯達克,成為2016年第一家赴美IPO的中國公司。

而這一次王曉東露面的直接原因,是他和饒毅正在為一個由民間多元化資本創立的科學獎項——未來科學大獎擔任生物學家評委。

“我感覺這個事情確實是我們國家科學界的一件大事,如果做得好其實會產生很大的一個推動。”王曉東說,該獎項的評獎標準,是在大中華區內發生的對未來最有影響力的科學發現。

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所長王曉東

40歲的勇氣

同樣留美歸來的施一公曾經形容王曉東“已經達到了從新中國走出去的華裔科學家能夠在美國取得的最高地位”。

當時做出回國這個決定,對王曉東來說並不容易。

出國的時候王曉東沒想到自己會在美國待那麽久,從1985年赴美留學到成為得克薩斯州西南醫學中心終身教授,在美國的20多年里,回國一直在王曉東的計劃之中。和那些大多數在海外退休之後才回國的前輩相比,他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只有40歲。

創建北生所的初衷,是在6位新加坡華裔科學家的倡議下產生的,意在以新加坡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IMCB)為模板而建立中國IMCB。2003年,北生所以全球招聘的方式,從20多位應聘人選中選拔出美國得克薩斯大學西南醫學中心教授王曉東、耶魯大學終身教授鄧興旺擔任共同所長。

當王曉東決定回國接受北生所聘書的時候,他聽到最大的質疑聲是:這個決定能不能再推後點,40歲的你正處在科研高峰期,而且你所在的美國實驗室科研條件也無可挑剔,可不可以等到60歲再回來?

當53歲的王曉東回過頭看10多年前做出的決定時,只慶幸40歲的自己的確有勇氣。

學會“妥協”

即使是竭力推掉很多公開亮相機會,作為北生所所長的王曉東也常會感嘆分身乏術。

對於不愛拋頭露面的原因,王曉東此次面對《第一財經日報》時直言,是因為自己確實沒有這方面興趣,“你得總有一個平衡,到底是面向什麽樣的觀眾?如果總是面向大眾,這一點其實我們真正做科學(的人)多少是有點‘不屑’的。”

王曉東所在的科學家圈子里,有一個玩笑說作為科學家每上一次報紙就會丟掉一個朋友;上一次電視就會丟掉所有朋友。依據是因為即使是科學家,面對媒體時說的話也不可能一直足夠嚴謹,這些不夠嚴謹的話通過媒體傳播出去後,科學家同行們很容易給你打上“媚俗”的標簽。

“看你這麽說就覺得你‘媚俗’,你‘媚俗’就被人看不起,如果你還經常‘媚俗’,大家肯定就知道這個人已經從(科研)第一線下來了。”王曉東說。

為了保證把足夠的時間和精力放在實驗上,王曉東曾給自己立下規矩,每年出國參加學術會議不超過兩次,每周工作不少於6天。但如今,想要堅持這個規矩變得越來越難。“我現在也很難保證能在實驗室待足夠的時間,雖然對我來講在實驗室的時間是最享受的。”

幾年前的一個大年初一,王曉東的一個朋友打電話過來問他在哪兒度假。王曉東的確是在度假,只不過他對度假的定義是有機會留在實驗室。

事實上,回國這麽多年後,王曉東已經學會釋懷,逐步接受了出席一些公開活動是科研所必須的存在,但很多時候他還是會因此多少有點負罪感。

2004年4月,王曉東以41歲的“低齡”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成為當時中國內地二十多萬赴美留學生中進入美國科學界最高殿堂的第一人,也是其中最年輕的學者。如今,已經邁過50歲門檻的王曉東最大的感受是時間越來越寶貴,如果能夠把時間放在實驗室里也許是他對時間最好的利用。

但“偏愛”實驗室的王曉東面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時也坦言,科學家到了一定年齡要學會放手,比如嘗試把自己的工作重點放在培養下一代。

如今,王曉東對於自己的要求是努力地讓自己腦子不要懶,有時候不見得非得要本人待在實驗室里面,但腦子不能停止對實驗的思考。

堅持“體制外”

北生所經常被外界描述成一個相當特立獨行的存在。

北生所的英文名稱——Nation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Sciences,Beijing(國家生命科學研究所,北京)——與其中文名字並不一致,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暗示了它出身的複雜性。

曾經有媒體這樣表述北生所的特殊性:在中國,幾乎99.99%的科研機構都隸屬於中科院、各大高校或科技部系統,目前獨立於這個龐大體制的,只有一南一北兩家機構:一是位於深圳的華大基因研究院,另一個就是北生所。

華大基因集團董事長汪建曾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對國家給北生所在人才考核和待遇方面開了“口子”羨慕不已。

王曉東並不否認北生所的特殊性,並且強調這種特殊性才是北生所的立足之本。“沒有這個特殊性就沒有辦法在一個小環境里面去種一塊試驗田,如果完全跟大環境是通著的,大環境又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你的小環境就很難獨立生存。”

和很多海歸學者一樣,剛回國那幾年,王曉東花了很長時間去適應國內的科研體制。“國內的科學群體比較小,真正能夠理解你、欣賞你的‘內行’並不多。”

相比海外比較成熟的評價系統,王曉東在初期需要反複地向“上級”科普他們到底在做什麽,有多重要。“你要做真正有創造性的科學研究,它確實不是一個一帆風順的過程,也不應該是一個政績工程,作為一個先驅,你總是要經歷所有的冷暖。”

有很多人給中國的科學研究盡快發展開了很多藥方,而王曉東的藥方就是要辦獨立的研究所。“因為我們中國沒有足夠數量的真正的好科學家,科學家不夠,底子不行,開再多藥方也不管用,即使有的藥方能一時把某個學科的水平推上去,但也不可持續。我們需要在人才、資源和體制上發力,打造創新體系。”

從科研到高科技企業,王曉東的藥方是科學要高於商業,需要培養各方面的專業人才。

但不可忽視的大背景是,現在中國的某些高科技領域極度缺乏合適的人才。因為很多領域以前沒有做過,沒有做過就不可能有現成合適的人才。

偏愛有野心的人

2012年,北生所年僅41歲的研究員李文輝在《eLife》雜誌上發表了有關乙肝病毒受體的研究結果。這一發現,被國內同行認為是“真正在中國做出的生命科學重大突破”。

而李文輝自2007到北生所到2012年,在過去5年里只發過一篇小文章。一個科研機構竟然容許自己的工作人員在長達5年的時間里沒有什麽像樣的“業績”,這在國內科學界是難以想象的。

但這就是北生所打破科研“鐵飯碗”,采用全員聘用制,五年內不問成績,充分給予科研自由和空間的特殊性與成果。

經歷十多年的特殊化發展之後,北生所交出的成績單是:所內科研人員已在《科學》《自然》《細胞》等國際頂尖雜誌上發表論文30余篇,質量為行業翹楚;2012年,全球著名研究機構美國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授予來自17個國家的28位科研人員“國際優秀青年科學家”稱號,入選的7名中國人中,北生所獨占4席。

由諾貝爾獎得主、美國科學院院士等組成的國際科學指導委員會曾如此評價北生所:“世界上還沒有其他研究所能在如此短的時間里,在國際科研領域占據如此重要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北生所在挑選人才上,並不太看重過去有過怎麽樣的成績,而是更關註引進人才計劃做的項目其整體目標是否足夠大膽。

“很多人考核關註提交的計劃是不是足夠嚴謹、是不是可行,我不關心可行性,我需要的是有野心的人。敢想敢幹,這才是真正探索性的科研。你如果沒有那樣腦洞大開的能力,這些科研永遠是低層次的。”按照王曉東的表述,他目前看過的所有計劃,至今都沒有能夠完全按計劃實現。因為一種真正看得很遠的計劃,很多細節是不可能在早期就能提前“填”進去的。

和很多科學家一樣,王曉東喜歡未知帶來的快感,直言“如果前方的路已能看得很清楚,那就沒意思了”。

而這樣一個發現性的科學成果,很多時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工作必須得做到,做不到就沒有發現,但是誰也不知道工作做到什麽時候才能獲得真正有價值的發現。

王曉東並不回避這麽多年來,天天要面對失敗是件很恐怖的事情,但他給自己開出的藥方是內心要足夠強大,能夠有堅定的方向,不能完全別人喜歡聽什麽就去說什麽做什麽。

科學與技術的界限

在美國待了20多年,又回國10多年,在中美兩地科研環境差異上,王曉東最直觀的感受是成熟度不同。

相比在二戰後迅速發展的美國科學研究大環境,拋開經濟水平差異和對於前沿科學的投入差別,王曉東不滿意的是:中國是一個缺乏科學精神或者說科學傳統的國家,沒有真正的科學傳統,所以很難把科學追求真理和經濟、技術發展的關系搞得很清楚。

“真正在中國做科研,做真正原創性的科研,其實還是一個很新的事情。”按照王曉東的理解,科學和技術應該是兩碼事,科學最重要的功能是對人類未知的探索,而技術是怎麽樣把事情利用科學的原理做得更好,但中國至今還沒有把科學和技術兩個概念完全區分開。不過,利好因素是中國有很多聰明人,有足夠的做科學的儲備;此外,如今的中國正站在近現代史上最好的時間點,可以有更多的資金來投入科學研究。

“從生物學研究的角度來講,現在的年輕人建立自己的獨立實驗室,留在中國還是留在美國,我覺得基本上差別不是很大了,這也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事情。”但王曉東還是堅持,必須搞清楚為什麽要做科學,什麽是好的科學,這個標準如果搞不清楚,也會把大家的路給帶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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