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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海还是留守？ 上市狂潮中的中国企业路径难择

http://www.21cbh.com/HTML/2010-10-22/5OMDAwMDIwMjI5OQ.html

快遞業留守

http://www.eeo.com.cn/2012/0119/219954.shtml

經濟觀察報 記者 劉偉勳 沈建緣 圓通速遞的快遞員李師傅今年決定留在北京過年。除夕之夜，他打算和同在北京打工的妻子一起在出租房裡看春晚，吃餃子。

李師傅在春節假期將堅持工作，重要原因是可以比平時多賺2倍的工資，再加上加班補貼、免費工作餐和領導的慰問，讓快遞員平時不斷提高的待遇在節日期間又上了新的台階。

在郵政EMS、順豐、申通、圓通、中通、宅急送等國內主流快遞公司中，像李師傅這樣選擇留守的員工約佔總數的三分之一。據保守估計，目前全國快遞業從業人員已經超過60萬人，其中絕大部分是農民工。

為了避免像前兩年春節那樣快遞業因人員短缺而頻繁爆倉，今年各大快遞公司「軟硬兼施」，想盡各種辦法吸引員工春節期間留守崗位。較為樂觀的是，今年 願意留下來的員工比往年有所增多，而去年國慶之後的屢創新高的貨量近期已明顯回落，快遞業旺季供需失衡的突出矛盾正在逐步緩解。

留守員工

李師傅負責圓通速遞在北京國展西側一個商住兩用小區的快遞業務，該小區內有一個小型電子商務網站，主要銷售乾果類商品，春節期間的銷售很紅火，每天需要遞送的快遞有上百件。

每天，李師傅騎著橘紅色的電動三輪車往返於分撥站和所負責的片區之間，為包括上述電子商務網站在內的客戶收發快件。春節期間，他還將保持這樣的工作狀態，只是工作時間比平時短，待遇卻比平常好不少。

圓通速遞和國內其他快遞公司類似，春節期間快遞員的工作時間基本都從平常的10多個小時縮短到6個小時左右，其薪酬是平時的3倍，有些公司甚至會提供更加優厚的待遇。

比如北京市郵政速遞物流有限公司在農曆正月初一到初三，除了給加班的員工發放節日雙薪、計件工資雙倍計算外，還每天發給員工500元的獎勵，春節期 間的午飯也免費提供。民營快遞企業宅急送則安排經理級幹部在1月15日前，代表公司向每位一線操作人員家屬打電話進行春節慰問，通報員工在公司的表現，告 知公司的業務旺季獎勵方案，並郵寄有總經理簽名的賀年卡。「我們通過『待遇』加『情感』的方式，讓員工感到物質上有保證，精神上有依靠。」宅急送副總裁熊 大海說。

幾年前，很多快遞公司春節期間選擇暫停營業，員工大部分回家過年。堅持營業的快遞公司留下10%左右的人員值班即可滿足需求。國家郵政局預計，春節前30天內快遞業整體快件處理量將達到3.93億件，比去年春節前實際完成的業務量增加1.43億件，增長57.2%。

去年春節，由於部分快遞公司暫停服務而快遞量激增，造成大量快件積壓和延誤。今年，按照國家郵政局的要求，各主要快遞公司都已提前部署了設備和人員，在春節期間正常營業，儘管遞送時間會有所延長，部分快遞公司還會加收上門服務費。

據瞭解，很多快遞公司春節期間都安排大約三分之一的員工值班，北京郵政速遞物流的近7000名員工更是幾乎全部正常工作。中通速遞副總裁徐建國說， 該公司採用輪休和錯峰的方式，確保三分之一左右的員工在春節期間正常工作，從往年的經驗來看，基本能滿足節假日期間的客戶需求。

對於佔總量約三分之二的回家過年的員工，各大快遞公司也採取各種措施幫助他們成行。例如宅急送下屬分支機構與當地工會組織取得聯繫，向鐵路或長途客 運部門申請團體往返車票，解決員工訂票難的問題。有些分支機構則利用公司班車組織返鄉長途車，免費接送員工，或者為員工報銷往返路費。

高峰已過

與過去三四個月的「連軸轉」狀態相比，對李師傅而言，春節期間的工作輕鬆了很多。

去年國慶節之後，李師傅的工作量就是平時的3倍多，但公司並沒有多派人手，所以他幾乎每天都在所管的片區和分撥站之間往返十多趟，有時候會一直忙到夜裡八九點。

在最近幾個月的旺季中，李師傅和同行們基本都取消了休假，加班加點收發快件，每天的工作時間長達十幾個小時，甚至曾經連續工作30多個小時。一些快遞公司還招聘了包括學生、員工老鄉在內的大量臨時服務人員，以便在業務高峰時有足夠的人員進行支撐。

在供不應求的格局下，快遞業最近兩年進行了多次提價，快遞員的工資也大幅提高，年均增長超過20%。不過，由於成本不斷上升且同質化競爭激烈，快遞公司的利潤率不升反降，從幾年前的30%以上降到10%左右。

春節前夕，全國快遞業的業務量已明顯回落，普遍比去年12月中下旬的高峰時期下降了20%左右，個別地區降幅更高。例如中通速遞前段時間在義烏每天的快遞量有2萬-3萬件，近期則銳減到了2000-3000件。

「春節那三天，大家都串門，應該不會有太多活了。但我們還是有人值班，如果有人打電話，我們就去送。」李師傅說。

雖然不能回老家團圓，但李師傅早就給家裡的孩子和老人買好了禮物和年貨——送給兩個孩子的是新衣服和北京的點心，送給老人的則是過冬的衣服。不過這些物品他都沒有通過快遞發送，而是請老鄉幫忙帶回家，「因為快遞太貴也太慢了」。

【在一起•中國留守兒童報告】留守兒童的“童伴媽媽”：“做，總比不做好”

“童伴媽媽”任麗在陪著孩子做手工。（南方周末記者 陳露/圖）

“童伴媽媽”，這是一個飽含苦心的公益項目。它企盼用有組織的服務，來彌補留守兒童親情上的缺憾。

它也意識到：“留守兒童是一個經濟發展產生的社會問題，我們解決不了。”

“媽媽”們說：希望“以後會好一點，好到這個職業不再被需要”。

2015年12月的一天，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區佛門鄉禹王廟村的楊麗瓊走出了自己的村子，她來到鎮政府的一間辦公室。那一天她很緊張，她甚至記不起那間辦公室門牌上寫的名字。還有十幾個人和她一起，她們等在會議室里，等著自己的名字被叫到。她們都是女的，而這是一場要成為幾十個孩子“媽媽”的面試。

同一時間，東觀鎮火光村的任麗也走出了自己的家門，來到鎮上，同樣是參加一場面試。

召喚她們的是同一個新詞，“童伴媽媽”。要為村里的留守兒童找一個“媽媽”的消息，通過一張張村頭的大字報和村委的廣播，傳播開來。

“童伴媽媽”真名“童伴計劃”，這是中國扶貧基金會牽手共青團四川省委、中國公益研究院，開展的關註留守兒童的項目。

此項目目前已經在四川省的100個農村建立起來，下一步將會往貴州擴展，尤其是畢節地區。

他說“我媽媽姓假，假的”

四歲的喜文騎著一輛四輪自行車，其中左邊的輪子已經掉了。他的媽媽在他兩個月時離開了。

他說“我媽媽姓假，假的”。

楊麗瓊打開“童伴計劃”專門的QQ群給南方周末記者看，“這個孩子很可憐……能怎麽幫幫他？”。

100位“媽媽”，最大的五十來歲，最小的二十出頭。各自負責的村子有20到100多名不等的留守兒童。對留守兒童的理解，她們比旁人多一份直觀的感觸。“留守兒童”，這不是新聞里的一個詞語，也不是遙遠農村中一群面目模糊的孩子。而是那群“一眼就能看出不一樣”的孩子。

在成為“媽媽”之前，吳家店村唐曉艷當了八年幼兒園老師。在她眼中，留守兒童和爸媽在身邊的孩子之間，有一道清晰的劃分。“有爸媽在身邊的，幹凈些，聽話些。”

另一位“媽媽”彭麗懂得“孩子沒有媽媽在身邊是啥滋味”。她的媽媽11歲離開她，站在人群里的“那種不安全感”，即使自己已是15歲孩子的媽媽，她仍記得。

楊麗瓊曾在深圳打工十年，看多了身邊老鄉把孩子留在村里，獨自外出打工的百態。

“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工作在工廠的流水線上，或者做保安和鐘點工。稍好一點的，就是上面一點的管理。每個月拿著從兩千元到五六千元不等的工資。”她稱這些老鄉為“候鳥”。“如果經濟條件允許，孩子寒暑假時，老鄉們就把他們接到深圳，經濟條件差一點的，就不敢想這事，兩三年才回趟家，是常有的事。”

當上了“媽媽”，她又看到了候鳥牽掛的這頭——留在家里孩子的樣子。

粗細不等的裂痕，如同一條條長短不一的蛇，放肆地在沙礫路上爬行。路不寬，這是通往楊麗瓊所在村子的山路。山與山之間就是溝，溝里面住著老百姓。後來山體滑坡嚴重，政府出資一部分，在山頂上建了“新農村住房”。有能力的村民就搬了上來。

“我的爸爸在青海，我的媽媽在廣東”，周鑫鑫是典型的留守兒童。他接觸“留守兒童”這個詞，還是“看新聞看的”。他覺得留守兒童“沒啥”。他的爸爸媽媽每年會回來一次。

在楊麗瓊眼里，周鑫鑫已經是“條件不錯的留守兒童了”。村里情況複雜，她不得不作出傾斜。對周鑫鑫，她只有看到了才會和他聊聊天，跟蹤他的情況，確保他沒出問題。

雨豪才是楊麗瓊關註的重點。

他今年十歲，五年級在讀，出生十個月爸爸因搶劫被判十五年，媽媽頂著“外出打工”的名義，從此音訊全無。雨豪還有一個姐姐，雨霞，15歲，讀初三，考試總是第一名。平日里，雨豪跟著自己的78歲爺爺、80歲奶奶一起生活。經濟來源表上列著，“孤兒津貼”“陽光獎學金”“精準扶貧”“低保”，一家四口人靠著各種扶持生活。

他們沒有能力住進新農村住房去。破瓦房搖搖晃晃，從屋的這頭可以直接看到那頭的屋外，墻壁上有大大小小的洞。所謂的臥室，只有一張床，一盞電燈。打開，可以看見燈周圍的蜘蛛網。墻壁上貼著姐姐的獎狀。門上，留著雨豪去年寫下的“知識改變命運”。

楊麗瓊看著雨豪心里疼。

雨豪和姐姐性格截然不同，他內向，叛逆，自尊心強。“你說他，他會很難受”。在雨豪的理解里，對爸爸媽媽沒有概念。被問到爸爸媽媽是什麽樣子，他就擡頭看看爺爺，再看看奶奶，然後低下頭。

楊麗瓊覺得，雨豪的樣子和缺乏母愛關系重大。他的姐姐樂觀，上進，是因為比雨豪享受母愛的時間長。姐姐平時愛笑，只有在提起是否想媽媽時，這個15歲的女孩才會嘆氣，“唉，習慣了就好了”。她說長大了想當老師，也“還是想再去找找媽媽”。

楊麗瓊扒拉政府的任何一項相關規定，想看看“在政策方面他們享受到了哪些，還有哪些是可以享受到的”。楊發現“孤兒津貼”上，只有弟弟有，姐姐卻沒有。一個月三百多塊錢，對孩子很重要。她向上反映，詢問為何姐姐沒有，得到的答複是“一個家庭只能有一個孩子”。今年，她把姐姐也報上去了，“先都報上，報上再說”。可

是政府補貼是死的，“有時候杯水車薪”，她還在努力為姐弟尋找社會力量，團體的幫助。

媽媽生下孩子就離開的例子，村里還有不少。“我們這的女人就是這樣的”，家里經濟擔子落到一個女人肩上的時候，她們承受不起，往往就一去不返了。

招聘來的“媽媽”

畢節的留守兒童死亡事件發生以後，中國扶貧基金會秘書長劉文奎覺得，“必須有所行動了”。

他們從2015年6月份開始調研留守兒童問題，還找到中國公益研究院尋求理論支持。發現這在社會公益組織的議題里，是一個“老”課題。組織留守兒童的夏令營、為留守兒童輸送愛心物資、為留守兒童寄宿學校派遣義工等，公益組織做過諸多嘗試。但劉文奎始終覺得，“留守兒童所需要的不單單是物質方面。監護人的缺失，使他們在教育、安全、心理等各個方面的權利和需求都得不到滿足”。在物質缺乏的表象之下，他們需要一些更深層次的東西。

經過了半年的調研、研究，“童伴計劃”破繭而出——為每一個村子的兒童選一個“媽媽”，重點關註留守兒童。

劉文奎拿著“童伴計劃”的項目找到共青團四川省委，雙方一拍即合。在這個每年有近2400萬外出務工人員，245萬18歲以下留守兒童的省份，關愛留守兒童的工作已開展了10年。這十年，留守的群體名字從“留守學生”變成“留守兒童”，從零星的媒體報道上升到國家政策扶持，但有些問題卻始終未能解決。“從鄉鎮到村上的落地不足，往往使留守兒童項目效果大打折扣。”

但“童伴計劃”或許可以解決。在劉文奎的描述里，“這不是一個人的戰鬥，她的背後將站著村委會、鄉鎮政府、縣級項目辦公室以及專家團隊”。簡言之，這是一個結合了政府行政力量的公益項目。

項目能否順利開展，關鍵在於“媽媽”的選拔上。劉文奎和他的同事曾對“童伴媽媽”有過很多設想：不錯的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質；較好的性格；最好是一個“孩子王”。但問題是，在農村，這樣水平的人大多都到城里打工了。

幾經商討，他們定下了選拔“媽媽”的六條標準：“愛孩子，熱愛兒童福利服務工作；高中及以上學歷；年齡19-55周歲；無犯罪記錄；掌握漢語及當地少數民族語言，了解當地文化；能保證合理的工作時間，村支書、主任、文書和大學生村官不做推薦，村委委員、團支部書記、婦女主任、村小老師和醫生可納入推薦範圍，最好是專職人員”。

楊麗瓊和任麗都符合，她們因此敲響了面試的門。

最終，100位“媽媽”產生，她們被集體培訓三天。

“媽媽”們的“好難啊”

在工作走上正軌之前，“媽媽”們需要先對村里留守兒童的情況進行一輪普查，這也是她們向村民介紹“我是誰”的機會，這花了她們兩個半月的時間。

兩個半月走下來，讓她們意識到，“好難啊”，現實與當初的想象“差別太大嘍”。

她們挨家挨戶地去詢問孩子的相關信息。可孩子是流動的。有些是戶口在，但人從出生就沒回來過；有些是人在，但戶口被爸媽遷走了；這還不包括每到寒假、暑假，不定期去找爸爸媽媽的那一部分。

而退一步講，要想問到這些信息是不容易的。

“你們是幹什麽的？”“你們能給我家帶來什麽？”一圈摸底工作做下來，她們更加深了共識，“現在的人是比較現實的，會直接問是否有什麽新的補助那些”。

這也是高坪區項目辦公室的一位負責人希望呼籲更多社會力量加入的原因。“老百姓會問你為啥他家娃娃有那麽多補助，我家的娃娃就沒有？”因此，謝和她的同事正在做一件事情，他們把那些特別困難的留守兒童的故事收集起來，隱去名字，掛到網上。“社會力量是帶有個人喜好的，他想幫助誰就幫助誰，大家不好說什麽。”

在回答完自己會盡力幫孩子多爭取幫助後，“你們是查戶口的嗎？”這個問題在離異單親，或者父母不和的家庭中更加常見。

“農村還是……沒有辦法像城里人那樣，能夠理性地對待離婚。”楊麗瓊笑得有些無奈。在她的村子里，有很多藏起來的秘密。

實在搞不定了，媽媽們會去找村委會主任來當救兵，“孩子的信息總得知道哇”。

兩個多月摸底工作結束，面對著各自村子從二十多到一百多個的留守兒童，媽媽們開始了工作。但問題又接踵而至：一個人的精力有限，而各家居住分散，山路不好走，只能步行。去一個家來回一個多小時是常有的事——根本不可能顧過來這麽多留守兒童，當一個村子所有留守兒童“共同監護人”的想法，很難現實起來。

更嚴峻的是，她們錯過了一些孩子願意開口與人交流的機會——10歲以上的孩子已經不願意再與他人說什麽了。他們在缺失父母陪伴的情況下，度過了十年。已經習慣了自己一個人。他們內向、敏感，即使面對一個會對他們笑，會對他們好的“媽媽”，也會表現出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樣子。

“為什麽別人的媽媽在身邊，我的媽媽卻不在？”和孩子們熟了後，這是童伴媽媽最難回答的問題。

如果面對不讓孩子吃校門口賣的五毛錢的零食的問題，她們有信心比爺爺奶奶教育得好。爺爺奶奶說的是“你不許吃”；而“媽媽”能跟孩子解釋“為什麽不能吃，因為吃了會讓你的肚子里長蟲子”。

但是面對“自己的媽媽為何不在”的問題，她們所有的智慧似乎不夠用了。

“對於留守娃娃，我們只能說盡力讓他開心一點，沒法解決根上的問題。親媽媽的陪伴，是誰也替代不了的。”很多時候，她們會產生無力感。

這也是“童伴計劃”項目在輿論兩極中的質疑聲：“難解留守兒童親情之渴”。

對於這樣的問題，共青團四川省委一位負責人也考慮了很久。“留守兒童是一個經濟發展產生的社會問題，我們解決不了。我們只能說把服務做得更好。對孩子的成長來說，做，總比不做好”。

過年的時候，高坪的十個村十位“媽媽”都開展了一個活動：“有愛不孤單，牽手過大年”。讓回了家的父母和孩子們一起做遊戲。

在任麗的記憶里，很多父母為了這個活動都晚走了幾天。那天的村子空地上，“兩人三足”“運氣球”的遊戲伴隨著笑聲開展。笑著笑著，很多父母都開始抹眼淚了。大家就那麽笑著、哭著，感謝任麗可以給他們這樣的一次安排。

那一天是初八，任麗記得很清楚。“八是發”，是出門的好日子。很多父母會選擇在這一天再踏上外出打工的汽車。她們也開始了工作。

“童伴媽媽”們希望，“以後會好一點，好到這個職業不再被需要”。

（為保護留守兒童隱私，文中所提留守兒童名字皆為化名）

【在一起•中國留守兒童報告】在工讀學校里留守 “罪童”

2016年3月14日下午，孩子們在教室里上國學課。老師說，做人要懂得孝敬父母。（南方周末記者 滑璇/圖）

制造了“邵陽殺師案”的三位少年，被送到了工讀學校里，有兩位是留守兒童；而在這座學校里，“犯了事”的孩子，70%是留守兒童。

在工讀學校里，沒人探望、少有人探望是孩子們生活的常態，就像在家時也很少見到父母一樣。

2016年3月11日，星期五。

傍晚六點，伴隨著一句“現在自由發泄”，一百多名身穿迷彩服的少男少女突然沈寂了。幾秒鐘後，站在隊伍中間的一個男孩微微一笑，朝著灰暗的天空一聲長吼“啊——”。

自此，喊聲、歌聲、哭聲，高高低低，此起彼伏。“爸媽，我錯了！”“爸媽，我想回家！”“媽媽，什麽時候接我回去？”“媽媽，你能聽見我說話嗎？你想我了嗎？”孩子們叫得聲嘶力竭，眼中含滿淚水。

這里是邵陽市郊桃花村的一所工讀學校，專收各種“問題兒童”，沈重的鐵門里長年閂著兩把黑色的大鎖。

每逢周五，孩子們列隊站在十幾級臺階上盡情宣泄。站在上面幾級的是“家長送來的”，上網成癮、翹課逃學、離家出走；站在下面幾級的是“政府送來的”，溜門撬鎖、打架鬥毆、殺人越貨。

2011年以來，公安機關年年都要送來“犯了事”的少年，少則六七十個，多則八九十個。幾年累計已有三四百人。小的十歲，大的不過十五六歲。學校黨委書記周紅說，約有70%是留守兒童。

政府送來的孩子

當別的孩子淚眼婆娑時，那個發出第一聲嘶吼的男孩似乎有點不屑。他閉起眼睛，時而隨大流唱歌，時而向空中大叫，臉上不時閃過一絲笑容。

他叫淩非，2001年3月出生，村里有名的“慣偷”，“政府送來的”典型。

在一片卡其色迷彩服中，淩非穿得最打眼：戴領章的深綠色迷彩裝，深綠色長褲屁股後面橫著一條近十厘米長的破口。

“我這個衣服在部隊叫武警。我穿這個因為我是所長。”淩非一米七左右的個頭，精瘦結實，笑起來，細細的雙眼皮精致秀氣。

他對其他孩子的著裝有些鄙夷——那些迷彩服的袖子上縫著做工粗糙的鷹，還用蹩腳的英文寫著“空軍”。淩非認不全中文，更不認識英文。他固執地把那只鷹叫做“菜鳥”，“他們都是菜鳥”。

所長是管什麽的？“所長就是看著他們的，數他們的人數。”淩非說。

但其他孩子不這麽看。他們怕他，又瞧不起他。“他是小人，最喜歡打小報告。”“我們上完廁所他要數人數。”“他看人總好像高人一等，但其實就是管廁所的。”

這里的廁所確實要管。因為廁所連著外墻，有的孩子會躲進去，等到夜深人靜時翻墻外逃。兩個月多前，張波、金成傑、曲彪吃過晚飯便貓進廁所，伺機逃跑。

“集合報數的時候人少了，很快就發現他們了，一共才藏了幾分鐘。”說起這樣的小把戲，周紅覺得好笑，“他們還以為真的可以跑掉。”

三個男孩是初中同班同學，一起作案，一起被抓。“就是搞錢，搞別人的店子”。

14歲的張波，父母在深圳的一家工廠里做拉鏈，春節時才能回家待上一個月。這個沈默寡言、被形容為“走路像個娘們”的男孩，把QQ簽名寫在迷彩服上：人生道路，猶如戰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被送到工讀學校前，張波喜歡騎著摩托飆車，時速升到八九十公里，風從耳邊劃過，心里揪得緊緊的。撞壞金成傑的摩托後，他和兩個男孩“又搞來一輛”，隨後，在兜風的路上遇到了警察。

與淩非、張波一樣，政府送來的孩子大多因為盜竊。他們會撬開或砸開別人的店門、家門，從抽屜里、床板下翻出鈔票給QQ充值、買遊戲裝備、在網吧通宵。“有了錢，他們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買煙。”周紅說，孩子們會把煙盒、火機擺在網吧的電腦前，戴著耳機和別人視頻聊天，“這樣顯得很酷”。

也有犯過大事的。2015年10月19日，13歲的陳星、12歲的趙寧、11歲的程誌被送了進來。前一天晚上，他們用木棍和剪刀殺死一名53歲的女教師，搶走了2000塊錢。

在這起轟動全國的血案中，三個孩子里兩人是留守兒童。

趙寧的父母在貴州做生意，家境最好。他一米四出頭，說話靦腆，400度近視，是政府送來的唯一一個“小眼鏡”。這樣的孩子放在普通學校，大概會被當成書呆子、受氣包。“可他在外面成天鬼叫，像個瘋子一樣。他還和他奶奶吵架，會罵人。”陳星說，毆打老師時，正是趙寧最先動了“要錢”的念頭，“他說錢包里最少有幾萬塊，但後來只有兩千。這個事情不劃算。”

來到這里的孩子，都不是第一次犯錯。每次犯錯後，家人不是惡語相向、拳腳相加，就是把他們關在屋子里不許出門。為什麽錯了、怎樣彌補過錯、要為錯誤承擔何種責任，從來沒人對他們講過。只有進入工讀學校的鐵門里，他們才第一次嘗到錯誤與責任的滋味。

除了殺師的三人，政府每送來一個孩子都會定下一個期限，大多半年，有的一年，最多不超過兩年。盡管沒人被告知自己的期限是多久，但孩子們都默默數算著在這里度過的每一天，記憶力出奇地好。“還有不到兩周，我就來了4個月了，來的那天是星期二”。“還有7天，我就來了5個月了”。

在這一點上，淩非是唯一的例外。

“書記說要等我18歲才能出去。這里什麽都不好，一點也不好。要自由沒有自由，悶得要死。”如今，淩非“二進宮”已快九個月，焦躁不安，心急火燎。對於何時能夠出去，他沒有一點把握，“反正不能關我一輩子”。

工讀學校一角，架子上放著幾十個孩子的運動鞋、拖鞋。課間休息時的運動，是他們最歡樂的時光。（南方周末記者 滑璇/圖）

以偷為生

在一百公里外的邵東富泉村，淩非幾乎成了“傳奇”：

兩米高的院墻他一翻就過；偷完東西被人堵在網吧，做個假動作從邊上跑掉了；從別的村子里一下子偷了9900多塊，10條煙，包括兩條“大中華”，兩條“和天下”——那可是湖南最貴的煙；像電影里一樣，他還偷到過美元，但不認識直接扔掉了；邵陽的市長熱線也接過很多投訴他的電話……

“傳奇”的背後，是一個貧寒、破碎的家。

因為窮，淩非的父親三四十歲時花錢娶回一個雲南女人。村里這麽幹的，有二三十個。可沒過幾年，雲南經濟搞活，女人們陸續回家，沒回家的也改嫁到邵東縣城或鄰近的富裕鄉村。“可當年生下的那批孩子，一個都沒帶走。”

淩非的母親屬於後者，改嫁後便斷了聯系。在淩非口中，母親是絕對的禁區。聊天時，他雖然也會提到“爸媽”，但這個字眼只對應著爸爸一人。提到媽媽，只有一句話，“我不想說這個人”。或許他並不知道，幾年前，母親已不在人世。

七八歲時，將淩非一手拉扯大的父親離開偏遠的湖南農村，遠赴廣州打工，很少回家。不久，姐姐也走了，去了深圳。

在村里，這樣的選擇並不稀奇。面對幾片零散的油菜花田，村主任劉慶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村里310多戶人家，大人在外打工掙錢、留下孩子在家讀書的，大概占到四成。

淩非不願讀書，村里人給他湊出學費，他也不讀。“為了他，我們村上給他家搞了兩個低保指標。”村委會副主任寧建生說，一個低保指標每月90塊，不足以維持一個人的正常生活，但村里只能做到這樣。

有時，劉慶新也會叫淩非到家里吃飯，“主要是找他談，看看有什麽需要我們幫助的”。但淩非每次硬是不

肯張口。一餐吃過，對村主任家該偷照偷。

無人管束的日子里，淩非的生活就是四處搞錢，誰家錢放在哪里、誰家人幾點回家，他一清二楚。淩家1949年之前壘起的房子早就成了危房，三四年前徹底倒塌。房一塌，便有被偷的苦主找上門來，搬走了零零碎碎尚且能用的桌椅板凳、鍋碗瓢盆，“就當是點補償”。

沒家的日子，淩非就縮在別人家的廁所里；有時，豬圈上面鋪著餵牛的幹草，他就爬到上面睡一覺。村里有人出遠門多日不歸，他就撬開房門，躺在別人的床上整宿酣睡。“我們村書記在外面治病，經常不在家，他在村書記家也睡了好久。”“還有一個人家結婚了，出去度蜜月，他就睡到人家家里，人家都不知道。”說著，五六個被他偷過的村民，一陣哄笑。

“本事”再好也難免失手，一旦被抓到就是一頓暴打。每一次，淩非都大方承認偷錢的事實，被打得狠了，也和其他的孩子一樣會哭，流著淚大叫：“我改嘛，我會改嘛！”

最嚴重的一次，他被人捆在電線桿上扇耳光、拳打腳踢，幾十人圍著看。劉慶新聽說後，怕他被人打壞了、打死了，急急忙忙趕過去把他救了下來。“後來他家里人說，這孩子被人打廢了”。

但淩非不肯承認被抓、被打。“被抓了就拿刀捅嘛。捅完了就跑，後來也不會去想。”

在淩非的江湖里，他的本事很大。淩非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打過200人的群架，打架的人坐滿了12輛面包車和三輛小車；他和一群“大哥”坐在輪盤邊，轉到誰，誰就要吸麻古、K粉；為了懲罰一個出賣過自己和哥們的女孩，他們把她綁到山里、銬在樹上，用刀剁下了她的一只手；他喜歡身材好的女孩，交過兩三個女友，在工讀學校里還因為寫情書被周紅用橡膠水管抽過幾下……

“他打過架、吸過麻古，但剁手這種事他絕對不敢的。”周紅說，這些“事跡”中很多是吹牛，比如給女孩寫情書，這確實發生過，但男主角是一個家長送來的男孩。“他都不太會寫字，怎麽可能寫情書？”

村里人也說，淩非的問題就是“偷”。“派出所從沒說他做過什麽暴力的事，也沒見他交往過什麽女孩。”

“我不是她媽媽”

每次淩非被派出所抓到，村里就要跑到鎮上領人，劉慶新、寧建生至少去領過6次。“派出所對他也很頭疼”。

為了村里的治安，也為了淩非不再挨打，劉慶新以監護人和村幹部的雙重身份在“工讀學校學生入學審批表”上簽了字。2012年11月，寧建生、派出所民警和外村的一名淩家親屬一起，將淩非送到了邵陽市郊的桃花村。

“小孩剛來的時候11歲多，50多斤，這麽一點點高。”周紅沒想到，這個小孩一住就是兩年多，直到2015年春節才被父親接走。離開時，原本不到一米五的“小不點”已經快有一米七了，體重漲到了90多斤。但出去僅僅4個多月，孩子又被送了回來，還是因為偷。

“不是我們不讓他出去，”周紅說，“要出去必須有家長簽字領人，但他家里沒人來。”

與淩非相似，一些政府送來的孩子，沒人探望、少有人探望是他們生活的常態，就像在家時也很少見到父母一樣。

和張波一起偷摩托的金成傑13歲，父母離異，父親在四川打工音信全無，母親和繼父在懷化做生意，很少回家。從去年11月被抓至今，母親和爺爺只在大年初二時來過一次，帶了他愛吃的雞爪、香腸、麻花、鹵蛋，和他待了20分鐘。但金成傑對此非常滿足，“之前我以為他們不願意來看我了，有時就會蒙在被子里偷偷地哭。”

張波的家人過年都沒來，甚至沒打過一次電話。去年11月，他被派出所帶走後，叔叔曾給遠在廣東的媽媽打過一通電話，但張波害怕挨罵，沒敢接。在張波的印象里，媽媽快40歲了，長長的頭發高高挽起，很美。但他記不住媽媽或爸爸的電話號碼，只能等著他們打來找他。

有些孩子生了病，家人也不來過問。幾年前，政府送來一個15歲的女孩，父親在外打工，她和母親留守在家。師範還沒畢業，女孩就因為不檢點的生活染上了性病。住院治療時，周紅撥通了女孩媽媽的電話，對方一口咬定，“我不是她媽媽，我是她的鄰居，她媽媽在廣州打工。”

還有一次，一個有闌尾炎病史的男孩在學校里舊疾複發，周紅給他在外打工的父親打通了電話，希望家里委托一名親戚來醫院簽字手術。“結果他爸爸說，反正孩子是在你們學校生得病，就由你們學校負責。死也好、活也好，你們該怎麽做怎麽做就可以了。”後來是周紅簽了字，孩子手術後在醫院里住了七八天，家里連一聲問候也沒送來。

“等我出去以後，我要去廣州、深圳那樣的大城市打工。我還要去北京，去天安門看毛爺爺。我在電視里看過，天安門又大又好玩。”淩非自認在工讀學校里蹉跎了兩年的光陰，但身為一個沒學歷、沒技術的15歲少年，他並不知道能在大千世界中找到一份什麽樣的工作，“可能去飯店端盤子吧？”“端盤子要受氣的，你端得下嗎？”一名老師問道。淩非想都不想，“端不下也得端。不然出去亂搞，又要被送進來了。”

3月13日，淩非又找到周紅，“書記，我什麽時候可以出去？”“你估計什麽時候出去？”“起碼兩年。”淩非的火氣一下躥了上來，“反正沒人來接。老家夥（父親）死到哪里去了？看都沒來看過一次，電話也不打一個過來，死到哪里去了？”

看著淩非躁動而迷茫的臉，周紅無言以對。

十幾米外的操場邊，一群穿著迷彩服的少年正在練習手語歌。“我們都是好孩子，異想天開的孩子，相信愛，可以永遠啊。我們都是好孩子，最最善良的孩子，懷念著，傷害我們的……”

（文中未成年人全部為化名，南方周末實習生錢錦對本文亦有貢獻）

【在一起•中國留守兒童報告】貴州：大山里的圖書館 “我想到的辦法,就是多讀書”

山西省呂梁嵐縣王獅鄉敦厚中心小學一年級正在上課的李霞和陳紅同學，8歲，李霞是單親家庭，陳紅的父親外出打工。孩子們缺乏良好的學習氛圍和健全的管教體系，這是不少地方留守兒童教育面臨的現狀。（南方周末記者 王軼庶/圖）

一本書，哪怕是一本舊書，可以點亮一個孩子一生的希望。 

這是一間不足50平方米的圖書館。嚴格意義上說，更像一間擺滿圖書但座位不過20個的教室。每天，這里只開放一個小時，即中午13點到14點，也正是這個60分鐘，成為了大山里的孩子們一天最期待的時光。

每天午飯後，貴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勻市平浪鎮中心完全小學（以下稱“平浪完小”）的學生都會到這里繼續汲取書中的營養。平浪鎮距離都勻市31公里，距離貴陽市121公里，在都勻的南部大山深處。

2016年3月3日，輪到六年級學生陳振鑫值日。中午，她去辦公室找老師取圖書館的鑰匙。按照值日安排，她要負責圖書借閱登記工作，但今天她想早點開門，趁同學們還沒來自己可以先看一會兒書。

13時整，圖書館開門了，陳振鑫第一時間走進去，迅速拿起一本作文集，坐在圖書館的沙發邊靜靜地讀起來。

十分鐘後，圖書館已經來了34名同學。

《魔法公主》《小屁孩探險記》等圖書是一、二年級學生的最愛。三、四年級學生喜歡看《腦筋急轉彎》和《十萬個為什麽》。《宇宙的奧秘》《地球的起源》被五、六年級男同學爭相搶閱。更大一點的幾個六年級男同學圍坐一起，對《人體的奧秘》特別好奇。

還沒有看幾頁書，陳振鑫眼前借書的同學已排成了長隊，她只好放下書，開始了登記圖書借閱情況。在一旁用手機“偷拍”的校長羅定國，打算將孩子們讀書拍成照片或小視頻發到網上，好讓捐書的熱心人士及時了解孩子們的近況。

14時整，上課鈴響起，學生魚貫而出，很快，圖書館又恢複了平靜。

沒有夢想

3月1日，平浪完小正在舉行開學典禮。孩子們坐在操場上，陽光正好打在他們臉上。

“我們是農村的孩子，我們要認真讀書，更要自強不息。”說這句話時，校長羅定國一臉嚴肅，“你們不能沈迷手機遊戲，要多看書，好好學習。”發言剛完，高年級的學生迫不及待地鼓掌。

平浪完小全校一至六年級八個班，有330名學生。2015年記錄在冊的留守兒童是109人，占全校學生的三分之一。一見到南方周末記者，羅定國略帶無奈地說：“農村教育工作不好做啊！”

開學那幾天，他忙於處理留守兒童轉學、輟學、檔案事務以及關註學生品行問題。

六年級學生莫宗偉與別的學生嬉戲時爆出了一句“極其難聽”的粗口。羅定國很驚訝，怕他再這樣下去帶壞同學，尤其是他身邊的幾個留守兒童。羅定國決定課間操的時候找他談話。

羅定國與莫宗偉的談話還沒結束，另一件棘手的事情發生了。

一位70歲的老奶奶跑到學校，希望讓原本不在這個片區的孫子陳文江到這里來讀書。

陳文江今年10歲，母親於2014年因膽囊癌去世，父親陳國兵和繼母羅太梅為了生計，長期在合肥做建築工。

為了不耽誤讀書，2015年第一學期，父母把陳文江送到都勻市留守兒童寄宿學校——第十三小學。但每周末共計60元往返接送路費，讓奶奶承受不起，她說她“不管了”。

繼母羅太梅也很無奈。他們去年雖然一整年在外打工但沒有賺到錢，過年回家又遇到母親去世、親戚結婚，花銷不少，臨走時給了奶奶1000元生活費，兩人只剩路費回合肥了。此外，陳國兵還要供陳文江姐姐讀職校，償還前妻治病欠下的3萬元。

奶奶的家離平浪完小有13公里，羅定國和班主任劉瓊溝通後，決定接收陳文江入讀，並與陳文江奶奶、外婆約定：周一到周五住在學校1公里外的外婆家，周末去奶奶家。

陳文江外婆年紀比奶奶更大一些，兩個七十多歲的老人分開照顧一個小孩。“晚上沒人監管，學習更沒人引導，學校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留意他。”劉瓊憂心忡忡。

3月3日早上，羅定國在校門口見到了第一天來上學的陳文江，囑咐他一定要好好學習。陳文江睜大眼睛，懵懂地點了點頭。他身上一件黃色的大衣袖口破了個洞，滿身汙漬看上去似乎很久沒洗了。

陳文江的眼神比起同齡人更木訥些，他不知道什麽叫做未來，更不在乎學習。他說他不知道每天應該做什麽，但心底只有一個心願：“爸爸媽媽快點回來。”

“這就是我們的教學現狀，農村的孩子們缺乏良好的學習氛圍和健全的管教體系，普遍沒有夢想。”羅定國一臉惆悵。

自2014年到平浪完小擔任校長，羅定國一直在思考：“農村小孩的教育怎麽辦？”他覺得真正的教育是讓孩子變得真正強大，懂得做人的道理。

“我想到的辦法就是多讀書。”

點亮希望

戴著厚厚眼鏡的羅定國，雖然只四十出頭，卻當了二十余年的鄉村教師。在農村長大的他，成為一名鄉村老師的原因也很樸實：當年“老師總比在農田幹活的強”。

羅定國從小就喜歡看書，喜歡書法，崇尚儒家思想。他希望孩子們跟他一樣，能在知識的海洋里找到力量。

2016年兩會期間，農村兒童閱讀量低引發討論。全國人大代表周洪宇說，農村兒童閱讀量僅為城市兒童的七分之一，30%的城市孩子擁有88%的兒童圖書。對此，沒有誰比羅定國更有發言權。

2010年，羅定國在平浪鎮一所村小做教導主任。發現學生們實在“無書可讀”，他說服校長，花費600元買了一百多斤舊書。舊書挑到學校的那一天，孩子們都高興壞了。

“天還沒亮，我就去了舊書市場……”羅定國把當時的經歷寫成了博客，沒想到一位河南的博友給羅定國捐了1000元，讓他繼續給孩子們買書。

這次經歷給羅定國啟發。初到平浪完小，發現學校課外書籍匱乏，他在心里暗自計劃要寫篇博文呼籲社會給孩子們捐書。

“一本書，哪怕是一本舊書，可以點亮一個孩子一生的希望。我是貴州山區的一名小學校長，新學期開始了，天真無邪的孩子們卻缺乏課外讀物，我們渴望有愛心使者捐贈書籍，包括舊書。您今天少吃一袋零食，少吸一包煙，或許可以成就一名山區孩子的未來。”

2014年3月16日，短短幾行字附上孩子們純樸笑容的圖片，這篇起名《點亮孩子的希望》的博文在網絡上引起轟動。

發布當天，羅定國的電話成了捐贈熱線。不到一周的時間，書籍從全國各地送來。“幾乎每個省份都有人捐書。還有臺灣、香港的作家，美國、德國、意大利、澳大利亞的留學生。”

這一年，平浪完小獲得了社會捐贈書籍近3萬冊，平均每位學生能擁有課外書100本。

成都理工大學劉艷華老師動員13級機械工程系的同學集體為山區的孩子捐書。有錢的同學捐錢，派代表去書店購買，而沒有錢的同學，暑假回家將自己以前看過的課外書捐贈出來。2014年10月，劉艷華他們總共給平浪完小寄去兩千余冊圖書。

“這些書很好哦！”“這些書內容很豐富！”當六年級班主任楊繼敏和其他老師將社會捐贈的書拆封歸類時，等在一旁的學生們顯得有些迫不及待了，時不時拿起一本書翻了起來。

不過，源源不斷的圖書給平浪完小整理帶來了麻煩。圖書越多，整理歸類越需要時間。見學生們等著心急，羅定國決定讓每個班派學生先拿幾本到教室分給同學們去看。

“我們都不是專業的，又要上課，一直到‘陽光團隊’來了，圖書館才有點樣子。”楊繼敏所說的“陽光團隊”是來自華南農業大學的一支大學生支教團隊。

能在學校食堂吃飽飯，也是開心的事。（張濤/圖）

校長的“喜”與“憂”

2014年6月，華南農業大學“陽光團隊”帶隊老師林媛與14名大學生來到平浪完小，這給正為整理圖書而焦頭爛額的老師們帶來了曙光。

學土木工程的張震坤和學社會工作專業的羅應楠回想起當時整理圖書的時光，整理了才發現打理圖書館是門大學問。

首先，他們需要給圖書館放置書架。彼時，美國耶魯大學的留學生聯系上羅定國要求捐書，羅幹脆就請他們捐書架。大學生們在淘寶上選中了書架，費用由耶魯大學留學生出。

整理3萬冊圖書，需要篩選、歸類、存檔、設計上架，沒有專業知識會走彎路。一開始，張震坤他們想當然地把同學們感興趣的書放上去，發現書架一下放滿了，不對勁又撤下來，重新上架。

“十四天的熬夜奮戰後，為了有始有終地把圖書館工作完成，我們選擇晚走一周，為了愛看書的孩子們，一切都值得。”張震坤將自己的心情記錄在博客里。

“圖書館裝滿了希望的火苗，它就在那里，給孩子們無限的可能。”對於大家的勞動成果，林媛很自豪，她相信一定能影響喜歡閱讀的孩子。

2015年6月，“陽光團隊”再次來到學校，不僅繼續整理新捐贈的圖書，還給孩子們開設閱讀課程，包括集體讀書，分享心得。“孩子們的表演欲是你想象不到的。”羅應楠喜歡孩子們被閱讀激發出來的童真，他們的笑聲跟城市的孩子沒有區別。

但大學生們的每一次離開，讓羅定國感覺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

他找不到平日管理圖書館的人。全校共24位老師，教學任務繁重，分身乏術。這些老師主要教語文數學，全校只有一位體育老師、一位音樂老師和一位科學老師。

主教三年級的語文和全校書法的羅定國試探著問上學期新分來的大學生老師羅秀清。

不僅教數學、英語，羅秀清上個學期還兼管理科學室，無暇顧及圖書館。到了這個學期，羅秀清略感輕松，但看管圖書館的任務就落在她頭上了。

羅定國也找不到誌同道合的團隊，一起指引孩子們閱讀。他努力過，多次在各種會議上強調老師指引閱讀的重要性，鄉村老師要多學習多充電。“可是每次說下面都沒反應，我有些想放棄了。”更不會有老師能向他提出一套讓孩子多讀書的計劃。

平浪完小這兩年加入了羅秀清、林霞、索良露、李廷美、李恒等五個年輕大學生特崗教師，帶來了新活力。但他們在平浪生活條件艱苦，四個女生合租一套房子，水壓太低，洗澡很麻煩。而男生李恒則一直住在教室。

教案考核是教育局對鄉村老師的重要指標之一，忙完白天教學工作，他們還要備課到深夜。而周末，他們要回到自己城里的家。

為孩子們打造的讀書行動在兩年的探索中，變成每天象征性地開放一小時。

“現在的效果遠遠沒有達到我想要的，跟我當初設想的不一樣。”羅定國希望有更多的誌願者來幫他，從軟件和硬件上把圖書館建起來。

潤物細無聲

如果說“內心變得強大”是羅定國呼籲學生讀書的心願，圖書館的“常客”陳振鑫應該沒有辜負她的期望。

陳振鑫今年12歲，父親常年在浙江打工，家里還因修房子欠了9萬元的外債。2013年母親懷上妹妹後，放棄在外做沐足按摩的工作，回家照顧兩個孩子。2014年在家務農時，母親的左手食指和中指的部分指頭不小心都被打谷機碾碎。

陳振鑫很心疼媽媽，她在日記里寫道：“很想快點長大，不讓爸媽這麽辛苦。”

放學一回家，陳振鑫先把家里打掃幹凈，她瘦小的身軀幹起家務活來很利索，掃地，清洗碗筷。在等媽媽務農回家之前，她已開始自己洗菜，煮飯。

豆腐是留給媽媽和妹妹吃的，她給自己做了兩道菜，一道是酸辣椒炒芥菜，一道是酸湯煮菜心。放豬油的時候，她自豪地說，那是她和媽媽一起熬制的。

陳振鑫很愛笑，雖然生活很苦，但是有媽媽妹妹在身邊很開心。她說“要堅強、要懂事”是艱難的生活和圖書館里的書本告訴她的，而讀書讓她感覺不到寂寞。

吃完晚飯，陳振鑫迅速做完作業。如果還有時間，她會去學校，希望能進入圖書館讀一會書，“什麽都要學一點，以後才好找工作嘛”。

從六年級留守兒童羅緒、楊一丹、賈明婭、毛貞帥四個人身上，感受到的則是讀書給人帶來的無窮樂趣。

四個人學習成績不錯，他們的父母一方或雙方常年在外打工，他們最喜歡的就是一起去圖書館看書，討論讀書心得。

從名著《泰戈爾詩集》《紅樓夢》《西遊記》到兒童文學作品《窗邊的小豆豆》《小王子》，這些是他們最愛看的書。

“我不喜歡玫瑰，太嬌氣，我喜歡野草。”看完兩遍《小王子》，楊一舟對里面的人物有自己的理解。

他們總是忍不住討論讀書進度，還“暗自較勁”。當賈明婭說她最近喜歡看《笑貓日記》時，羅緒迫不及待地說：“我一整套已經看完了。”

自從學校有圖書館後，他們基本上每天都手捧一本書，“所以不會去記讀了多少本書，有興趣的就讀。”毛貞帥是四人中讀書成績最好的，是其中唯一的男孩子，他喜歡讀書的原因是：“讀書能給我帶來驚喜。”

羅定國沒有強制要求老師開設閱讀課，也沒有要求學生每周定期寫讀書筆記。他更希望閱讀來自孩子們的主動。“閱讀是一種潤物細無聲的影響。”

對於這四個孩子，羅定國覺得很驕傲，但他認為還不夠，這還只是個案。

有時候，變化發生了，或許平浪小學的家長們和老師都還來不及發現。

在一張一張心願紙上，寫著“想環遊世界”“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到北京看升國旗”“想成為一名好老師”“想考上哈佛大學”“當一名服裝設計師”，也有懂事的願望，“長大後好好報答父母”“快點賺錢”“學習成績進步”。

對於孩子們童言無忌的夢想，羅定國笑言有時也要潑潑冷水，希望他們更腳踏實地。

【在一起 中國留守兒童報告】大數據里的“留守兒童”

（梁淑怡、李伯根/圖）

（梁淑怡、李伯根/圖）

留守兒童、婦女、老人全國摸底首次啟動 底數排查強調“屬地責任”，不作為要被問責

留守兒童張紹蓮和弟弟張紹傑，放學以後喜歡坐在家的院墻上看書、曬太陽。（南方周末記者 翁洹/圖）

南方周末從民政部獲悉，民政部、教育部、公安部日前印發《關於開展農村留守兒童摸底排查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已於2016年3月底開始在全國範圍內開展農村留守兒童摸底排查工作，摸底工作截至2016年7月底。

這是我國首次對農村留守兒童開展摸底排查工作。

南方周末記者從《通知》相關表述發現，明確縣級人民政府要落實國務院《意見》要求，切實承擔屬地責任，也就意味著，在排查工作若有不作為等情況，相關地方政府負責人將被問責。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院長葉敬忠認為，根據官方對留守兒童的重新定義以及摸查口徑設定，本次排查最終數據將與過去討論的農村留守兒童數據或有巨大差異。

明確摸底排查口徑

南方周末記者從民政部社會事務司了解到，全國農村留守兒童數量規模一直沒有準確數據，目前專家學者和新聞報道都是引用全國婦聯2013年研究報告中的估算數據。據該報告，全國農村留守兒童已達6102.55萬,占全國兒童的21.88%。

本次排查工作明確要全面、清晰地掌握農村留守兒童數量規模、分布區域、結構狀況，及時掌握農村留守兒童的家庭組成、生活照料、教育就學等基本信息，建立農村留守兒童信息庫，並健全信息報送機制，為細化完善關愛保護政策措施，加強關愛服務力量調配和資源整合提供基礎數據支持。

《通知》明確，摸底排查對象是指父母雙方外出務工或一方外出務工另一方無監護能力,無法與父母正常共同生活的不滿十六周歲農村戶籍未成年人。

排查內容包括農村留守兒童出生日期、性別、民族、就學、戶口登記、公民身份號碼、身體狀況、居住地址、寄宿情況等基本信息，農村留守兒童家庭情況、父母務工地點、家庭主要經濟來源、受委托監護人基本情況、村（居）民委員會聯系人和本行政區域農村戶籍人口中不滿16周歲未成年人數量。

《通知》中明確“無監護能力”，是指留守在家的父親或母親因重病、重殘等原因喪失監護能力，不滿十六周歲農村留守兒童年齡計算時間截止為2016年7月31日。

首次摸底留守老人、婦女情況

《通知》規定，摸底排查工作以縣（市、區、旗）為基礎，縣級民政部門牽頭負責，同級教育部門、公安機關協助配合。

縣級民政部門指導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全面開展摸底排查工作，督促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指導村（居）民委員會開展摸底排查並及時接收匯總摸底排查信息，建立詳實完備、動態更新的農村留守兒童信息庫。

縣級教育部門和中小學校、幼兒園按照摸底排查口徑，提供在校在園農村留守兒童有關信息、數據。

縣級公安機關及派出機構對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匯總提供的農村留守兒童排查資料，核實戶口登記和不滿16周歲未成年人數量等信息。

《通知》明確縣級人民政府要落實國務院《意見》要求，切實承擔屬地責任，建立本鄉鎮（街道）農村留守兒童基本信息庫，並及時報送進展情況和信息。

通過層級負責人簽字確保數據真實可靠。

《通知》強調，總匯表將由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縣級民政部門、省級民政部門層級報送負責人一一簽字確認，後報送至民政部。

另外，《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門同步部署開展農村留守婦女、老人摸底排查工作，掌握農村留守婦女、老人數量規模、分布區域等基本情況。

專家：總體想法很好，但落地有難度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院長葉敬忠於2004年起開始研究中國農村留守人口問題，研究領域包括勞動力流動與留守人口、農村教育與社會問題等。

他對此次摸底排查持肯定態度，“過去沒有真正統計過留守兒童的數量，這次總體想法很好，但現實落實起來有難度。”

他表示，農村留守兒童數據具有流動不斷變化的特點，這給摸底排查工作帶來了難度。

其次，他認為“如何獲得準確的數據，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 葉敬忠調研發現，一般情況下，摸查工作落實到農村，“村幹部、會計或文書（大致）填一下資料，很難要求他們每村每戶調研，（導致）誤差會特別大。”

同時，根據摸底排查口徑看，“這次排查的只是留守兒童中的一部分，也是最需要關註的一部分。”

葉敬忠說，學術上認為“父母一方或者雙方在外打工，交由別人監護的都是留守兒童。”

根據國務院《關於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對於留守兒童的定義：留守兒童是指父母雙方外出務工或一方外出務工另一方無監護能力、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

“這次排查的只是父母雙方都外出的，跟過去討論的數據將有巨大的差異。”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副院長段成榮同樣認為此次摸底排查“很有必要”，但這是一項巨大的工程，考量決策者的“嚴密組織能力”，建議在開展中，要將摸底排查口徑“落實到位，劃分清晰”。

山東：政府出錢照看留守兒童

近日，山東省政府出臺文件，要求到2017年，要建成全省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平臺。

山東省要求，要通過政府購買服務方式，在鄉鎮（街道）設立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專業幹事，在村（社區）設立農村留守兒童關愛聯絡員。鄉鎮政府（街道辦事處）要建立黨員幹部、教師等“一對一”的關愛幫扶制度，形成以農村留守兒童為中心、監護人為主體、幫扶人為補充的全方位關愛服務格局。

不得讓不滿16歲的兒童脫離監護單獨居住生活。文件要求，父母外出務工要盡量攜帶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或一方留家照料，暫不具備條件的應當委托有監護能力的親屬或其他成年人代為監護，不得讓不滿16周歲的兒童脫離監護單獨居住生活。

父母雙方外出務工不能履行監護職責交由祖父母、外祖父母、成年兄姐監護的，村（居）民委員會應當對其監護能力進行評估，不具備監護能力的，及時督促家長更換監護人。

對委托非直系親屬、朋友承擔監護責任的，須經村（居）民委員會同意，在監督人監督下，由監護人和受委托監護人簽訂委托監護協議，明確雙方責任義務，監督人在協議上簽字後在鄉鎮政府（街道辦事處）和村（居）民委員會備案。

對自身無法確定委托監護人的，由鄉鎮政府（街道辦事處）指定有意願、有能力的近鄰或熱心群眾擔任監護人，依法完善相關手續並明確監護報酬。對納入最低生活保障範圍無力支付監護報酬的，縣級政府、鄉鎮政府（街道辦事處）可給予適當補助。

山東省要求，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實行屬地管理，縣級政府承擔主體責任，鄉鎮政府（街道辦事處）和村（居）民委員會承擔具體責任。其中要求，要發揮村（社區）基礎設施作用，為農村留守兒童與父母通過電話、視頻等方式聯系溝通提供便利。

力爭實現有需求的農村留守兒童全部住校。山東將建立農村留守兒童教育資助制度，免除困難農村留守兒童學雜費用。加大農村寄宿制學校建設力度，力爭實現有需求的農村留守兒童全部住校。實施“鄉鎮幼兒園建設項目”，每個鄉鎮至少建設1所公辦中心幼兒園，每個社區建設1所達到省定辦園標準的幼兒園，依托農村定點小學和教學點附設幼兒園，或按照“大村獨辦、小村聯辦、服務半徑1.5公里”的原則建設村辦幼兒園，實現公共學前教育資源全覆蓋，滿足適齡兒童就近接受學前教育的需求。

山東還將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加大誌願者招募和培訓，建立誌願者服務隊伍，倡導誌願者與農村留守兒童結對愛心幫扶。探索“類家庭”關愛農村留守兒童服務模式。同時，積極引導社會組織承接政府購買公共服務，通過法律援助、親情陪伴、心理疏導、困難幫扶、日間照料、課業輔導等多種形式開展農村留守兒童關愛服務活動。

很嚴重！中國1億留守兒童缺乏關愛和服務

“我希望未來有一天，評價一座城市，不再看它的高速公路有多長，馬路有多寬，商場有多繁華，而是看它是不是給兒童提供了一個安全、快樂的成長環境，看它是不是一個兒童友好型城市。我希望這一天不會太遠。”

這段話，是8月6日上午，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宋文珍在2016中國兒童友好社區研討會上的一個表述。

研討會在上海召開，宋文珍強調說，總量接近1億的孤殘、留守、流動兒童，特別需要兒童友好型社區提供關愛和服務。

所謂兒童友好型社區，是以社區為依托，動員社區資源建立的保障兒童權利、促進兒童發展的工作機制、綜合服務體系和社區環境。

宋文珍認為，政府、社區、社團組織、家庭等各方應密切合作，正著力打造兒童友好型社區，為2.2億中國兒童提供相對公平的基本公共服務，努力讓每一個孩子享有公平的發展機會。

根據統計，全國0-14歲的兒童總量達到2.2億。盡管在獨生子女政策下，兒童普遍成為家庭和社會關註的中心，但是從整體來看，中國兒童仍然面臨學前教育資源、衛生服務資源等服務資源短缺的問題。

以兒童衛生服務資源為例，目前全國兒科醫生不到10萬人，平均每萬名中國兒童僅有2名兒科醫生。尤其是特需兒童服務資源短缺情況更加嚴重。0-6歲殘疾兒童中近35%沒有接受過任何形式的康複服務。

中國從2016年1月1日開始實施全面兩孩政策。人口學者姚美雄、穆光宗等認為，中國整體上來說還不算是個兒童友好型的社會，這導致有不少育齡夫妻不願意甚至不敢生育第二個孩子。

華東師範大學學前教育系心理教研室主任周念麗以城市0-3歲兒童教育現狀為例，指出中國目前在兒童教育上存在過度保護與忽略並存、過度期待與焦慮同在、信息泛濫與迷茫共有、多方關註與缺位齊現的狀況。尤其是農村地區，6000多萬留守兒童缺乏父母的陪伴，身心的健康發育都受到抑制。

結合美國、英國、日本等國的兒童公共服務支持體系建設經驗，周念麗建議，中國應該充分發揮家庭、社區、社會組織、政府等各方力量，打造兒童友好型社區，建立強有力的誌願者系統，切實服務城鄉兒童。

從目前情況看，社區將會成為完善兒童公共服務的一個抓手。今年6月28日，教育部等九部門聯合印發了《關於進一步推進社區教育發展的意見》，強調社區教育是我國教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區建設的重要內容。

中國社區發展協會兒童友好社區專業委員會主任周惟彥認為，從政府機構對社區教育的重視和家庭個體對兒童教育的關註來看，當前是建設兒童友好社區的好時機。

她認為，億未來社區親子公益聯盟在全國建立的45個試點，努力構建普惠的社區嬰幼兒養育支持體系，就是建造兒童友好社區的初步嘗試。

宋文珍強調，兒童保護應當遵循兒童優先、兒童平等、兒童最大利益、兒童參與等基本原則。投資兒童就是投資未來。通過從兒童友好家庭，到兒童友好社區，到兒童友好城市的建設，創造一個對兒童尊重、平等、友善、關愛的社會環境，對於提高未來人力資源質量至關重要。

6000萬留守兒童教育滯後問題突出 親情慰藉缺失

19日公布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6》顯示，總量超過6000萬的留守兒童面臨教育和親情的雙重缺失，心理健康存在威脅，亟需得到政府和社會的關註和扶持。

過去數十年間，中國流動人口數量持續上升。2015年，中國流動人口總量已經達到2.47億，每六個中國人中就有一個流動人員。

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導致中國兒童群體出現急劇分化。部分兒童跟隨父母進城的同時，更多兒童以留守的方式滯留農村。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國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已經分別達到2880萬人和6100萬人，占全國兒童的比例分別為10.3%和21.9%。在中西部典型的人口流出地，農村兒童中留守者的比例已經過半。

當流動兒童在城市的生存面臨種種挑戰時，留在農村的留守兒童們的生存狀況更加艱難。《報告》稱，農村留守兒童普遍存在學校教育和親情慰藉的雙重缺失。

留守兒童的高中凈入學率比全國水平低20個百分點，不到城鎮兒童的一半，也低於農村非留守兒童。同時，留守兒童還存在比較突出的教育進度滯後和超齡就學現象。初中和高中推遲入學率分別高達21.3%和56.5%。

不能與父母保持日常的、近距離的溝通和交流是留守兒童們最大的煩惱。《報告》認為，親情慰藉的缺失，將會嚴重影響留守兒童心理的健康發展。

根據貴州省遵義縣和江西省修水縣的“留守兒童健康和生存狀況調查及幹預項目”，6歲以下兒童留守現象普遍，占比接近一半。留守兒童的主要養護人為祖輩，缺乏科學的兒童健康照料知識。

調查顯示，留守兒童意外傷害的比例高於非留守兒童，心理行為和人格發展問題突出。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指標異常檢出率高於非留守兒童。留守兒童更容易出現情緒控制問題，在探索主動性和獨立性方面都落後與非留守兒童。

《報告》提出，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問題應得到家庭、社會和政府的重視。托幼機構和有關政府部門，應該加大對留守兒童教育的關註與資金投入，積極對留守兒童的不良心理狀態進行疏導，促進留守兒童健康發展。

根據《報告》，中國流動遷移人口總體出現家庭化的趨勢，越來越多的家庭選擇舉家流動。尤其是1980年及以後出生的新生代，更願意選擇與配偶、孩子，甚至是老人一同流動。這意味著，有更多的留守兒童將會轉變成流動兒童。雖然流動兒童的成長環境仍待優化，但對於眾多留守兒童來說，能跟父母家人在一起朝夕相處，夢想就已經部分實現。

鑒於近年來與留守兒童有關的傷害事件增多，今年初，國務院下發《關於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要求各級做好依法強化家庭監護主體責任，完善關愛服務體系，打擊侵害留守兒童的各種違法行為。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學者段成榮認為，通過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鼓勵流動人口帶孩子進城、推動區域經濟均衡發展、引導扶持返鄉創業就業等措施，可以從源頭上減少留守兒童，從而緩解留守兒童面臨的教育和親情缺失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