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地方債“黑天鵝”機率有多大﹖ 思想花園

http://sixianghuayuan2.blogspot.com/2011/07/blog-post_09.html

所有對地方債的樂觀看法﹐都是來自一些「量化」的推論方式。

比如說﹐銀監會說地方債規模9萬億(遠少過審計署的10萬7千億)﹐其中23%有問題(也不知道是如何推論出來的)﹐就是最多2萬億的壞帳。其中﹐中央﹐地方﹐銀行各承擔三分一﹐內銀的壞帳率最多4%﹐也不過是一年的利潤。

在這種推論的方式看來﹐這已是最壞﹐最不可想像的情況﹐即使這個情況出現﹐內銀的價值也遠遠高過現在水平。

又 比如說﹐地方債規模最多10萬7千億﹐不過等於一年的財政收入﹐是GDP的四分之一﹐即使加上國債規模﹐和日本﹐美國﹐歐洲的政府債務規模也完全不能相 比。還有﹐中央政府擁有幾十萬的優資國企資產﹐出色的現金流﹐再差勁的情況下﹐也可以把這些地方債和央企資產打包證券化﹐所以不會成為爛帳云云。

這些推論﹐是否有些和當年次按危機前的推論有些似曾相似的感覺﹖

次按危機最後演變成金融海嘯﹐有兩個特點不容忽視。

第一﹐次按危機前﹐所有的模型和推論﹐都是考慮在「正常情況下」的演變﹐所有「異常情況」都被當做統計上的誤差﹐給排除了。這種推論方式﹐非常依靠邏輯鏈條的緊扣﹐一環扣一環。

真的是10萬7千億嗎﹖恐怕中央自己也不敢肯定。23%的計算從何而來﹖中央和地方真的會互相拆分爛賬﹖如果政局出現不穩怎麼辦﹖如果什麼派系要和另一個派系鬥一番﹐把這個問題拿來做籌碼怎麼辦﹖

這些都是黑天鵝事件﹐但當它在意想不到的時間發生﹐就會形成完美風暴﹐而這些任何模型無法模擬的。

次按危機的危害﹐並非在於它真的「暴煲」﹐而在於它的潛在危險﹐使市場混亂﹐形成意向不到的後果。雷曼的倒閉即是一例。

中國地方債的危險﹐並非在於它的規模﹐而在背後系統性風險無法估算﹐也沒有人敢去估算﹐當一出事時﹐市場很可能草木皆兵﹐然後再一些別的地方形成意想不到的風暴﹐火燒連鐶船。

中國地方債多數是以土地財政為擔保的﹐而中國的土地泡沫﹐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大的泡沫之一。


越是窮的地方﹐越是熱衷用地方債來搞基建﹐搞土地開發﹐越是沒有錢來還債。云南和陝西的公路建設﹐欠下上千億﹐現在沒有收入來付息﹐只是冰山一角。

更為可憂的是﹐內地公司﹐所謂的政府融資平台﹐都喜歡連鐶擔保﹐搞賬目外融資。什麼23%壞帳率﹐10萬7千億規模﹐中國是個數字造假登峰造極的國家﹐這些都是毫無意義的數字。如果真的出事﹐面臨恐怕是好幾倍的數字。

當然﹐我們可以說﹐內銀高層不是華爾街的資本家﹐他們沒有誘因去做假賬。但這是一個體制性問題﹐不是什麼人想特意去做什麼。地方政府層層加碼﹐每每糊弄﹐從來都是慣例﹐恐怕到最後﹐也沒有人知道實際情況到底如何﹗

地方債問題會暴煲嗎﹖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九不會﹐因為有什麼都「拆得掂」的中央政府﹐有無比權威的黨中央﹐有財雄勢大國企做後盾﹐不會有什麼驚天動地的事發生。

但一切都如走鋼絲﹐小心翼翼。如果在政治層面有什麼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而這種可能性又被市場看到了﹐那就會形成衝擊力很大的黑天鵝事件。在這種情況下﹐內銀的壞帳率提高幾個百分比根本是無足輕重了。

韓劇現場 ● ＭＢＣ電視台 企圖有多大、市場就有多大韓劇征服全球觀眾的神祕配方

呂哲權：中國證券業能做多大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4077750100uu6k.html

　行業第一：能維持多長、能增長多大

　　討論投資銀行業增長空間時，有兩個問題既有現實意義卻又不好回答，一是行業第一能維持多長時間？二是行業第一未來還有多大增長空間？

　　第一個問題與競爭激烈程度有關。美國投資銀行業可查證的數據較晚，但二戰結束以後美林長期佔據第一把交椅。1995年，美林維持了約50年的利潤行業 第一位置讓給了摩根；隨後的高盛則將利潤第一位置保持了7年(2004年～2010年)。在日本投資銀行業方面，野村控股利潤行業第一的位置保持了36年 (1961年～1996年)。

　　第二個問題與瓶頸有關，行業第一自然面臨著還有多大增長空間問題。1973年美林的稅前利潤為1.43億美元，佔全行業的16.5%。該公司維持第一期間的利潤峰值為30.9億美元(1993年)，較1973年增長了逾20倍，佔全行業的23.7%。

　　而高盛在維持行業第一期間的淨利潤峰值為133.9億美元(2009年)，比2004年增長約1.4倍。

　　在日本，野村控股維持行業第一期間的淨利潤峰值為2334億日元(1987年)，比1961年增長80多倍。

　　搜索二戰後美國、日本證券業的數據(美國數據不連續)得知，美林、大摩、高盛在二戰後初期較正常年份到21世紀的高峰年份，淨利潤增長為500倍～1000倍。野村從1951年到1987年，增長約2100倍。

　　野村突破

　　證券業瓶頸了嗎

　　1961年野村在日本證券業確立了第一的位置之後，截至1996年，該公司累計贏利佔證券業整體盈利的34%(大和為18%、日興為16%)。

　　1961年～1996年，野村持續36年盈利，而同期日本全行業有7年出現虧損(1964年～1965年、1993年～1995年)，大和與日興則有4年出現虧損。

　　1987年，野村淨利潤位居日本上市公司第一(豐田第二)。若以市值計算，野村1983年名列第8、1986年名列第4、1987年名列第9、1988年～1989年均為第10。在高峰期，野村開始超越全行業。

　　野村高峰期

　　只在日本「牛」嗎

　　在上個世紀80年代，美國證券業淨利潤年平均為24億美元，最高時達34億美元。同期，日本證券業平均淨利潤為27億美元(以當年匯率折算)，最高時達87億美元。顯然，日本證券業的淨利潤水平高於美國同行。

　　野村1987年實現淨利潤2334億日元(按當時匯率計，為19億美元)。美林、大摩、高盛實現淨利潤19億美元的時期是1996年～1997年。即在實現淨利潤規模方面，野村領先華爾街三大投行約10年。

　　業務上，野村高峰期時已在全球佈局，全球債券主承銷額排名1983年起連續10年左右進入全球前10。還獲得英國、荷蘭、德國、比利時、瑞士、巴林、中國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亞的銀行業務牌照。野村的國際化業務已接近華爾街三大投行。

　　國際比較樣板：

　　美國還是日本

　　可以和我國證券業進行比較的國際樣板公司，主要集中在美國投資銀行業，10年前，較多與美林和大摩相比，當下是高盛。日本的證券公司，經歷了20年左右的衰落後，現在基本被忽略。

　　美國擁有全球第一的經濟規模、獨一無二的國際貨幣地位和直接融資為主的金融體系，成就了投資銀行業的成功，當然值得我們關注和學習。但是，從可比性而 言，日本對中國，更具有參照價值。因為目前中國情況和日本早期情況類似。在宏觀經濟方面，目前的中國，約相當於上個世紀60、70年代日本；相似處表現在 幾個方面：首先，在GDP達到世界第二的時間方面，日本是1969年、中國是2010年；其次在居民收入增長期方面，日本1961年實行收入倍增計劃；而 目前中國正在進行十二五規劃；在貨幣升值方面，日本從1971年開始，1985年加速升值；中國從2005年開始升值。在證券業方面，中國證券業2002 年起連續4年虧損，類似於日本證券業1963年起連續3年虧損。

　　目前的中國證券業，在絕對規模上接近或超過了日本證券業。但在業務廣度和深度、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等方面，遠未達到日本證券業曾經達到的水平。從業態演進角度，日本證券業或許能給出更多的啟示。

桶裝水的利潤到底有多大

http://www.infzm.com/content/65971

科技公司的人均價值有多大？

你為所在企業創造的年收益是多少？你所在的公司員工平均年收入是多少？企業與員工的關係歷來耐人尋味，而不同行業員工與企業之間的價值轉化也存在極 大的差別。Facebook在申請IPO時，外界估值達1000億美元，它僱傭了3000名員工。而2010年，通用汽車上市時，估值只有414億美元， 卻需要僱傭20.2萬員工來創造這些價值。

其實這樣的懸殊對比，毫不為奇。相比之下，生產一輛汽車需要的投入的資源遠比開發一個應用要多得多。

我們可以將公司的估值/市值換算到每個員工身上，看人均為公司創造了多少價值：在截至2011年9月30日的9個月中，蘋果員工人均創造營收最多， 以134.9萬美元排名第一；其次為Netflix，為106.8萬美元；第三名為谷歌員工，人均創造營收84.2萬美元；Facebook員工以人均 69.1萬美元位居第四。

同期，按照淨利潤計算，蘋果員工以人均創造32.98萬美元排名第一，其次為Facebook員工的21.88萬美元，第三為谷歌員工，人均21.66萬美元。

按市值計算，Facebook員工人均創造2244萬美元至3125萬美元估值，處於絕對領先，其次為蘋果員工，人均710萬美元市值，谷歌為597萬美元排名第三。

如今蘋果已經成為全球最能盈利的科技公司，這當然也是蘋果員工相對而言較為高產的表現。從分析公司Pingdom的研究結論（源自雅虎的公開財經數 據）來看這也是個必然的結論。這項研究調查了幾個科技品牌的單位（員工）利潤值，這些公司均在紐約證券交易市場或者納斯達克公開上市，並且包括谷歌、英特 爾、微軟、惠普等巨頭。2008年領跑這張榜單的公司是谷歌，但現在蘋果已經大大超出了谷歌。這並不是因為谷歌的業績不佳，而是蘋果的業績太過突出。

那麼，我們能從中看出點什麼門道？

平均每位蘋果員工在過去的12個月中為公司貢獻了32.98萬美元的利潤。對比之下，谷歌的每位員工貢獻了21.66萬美元，微軟為18.72萬美元。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單個員工的利潤值並非由公司規模決定。

這裡的科技公司基本是都是互聯網公司，互聯網的一個本質是可複製性，不僅具備快速低成本規模化的能力，邊際成本極低。而且互聯網是一個智力資源密集型，而非體力資源密集型產業。舉例來說，一個好的程序員比10個差的程序員更有價值，他的智力資源也是可複製和復用的。

關於手機的大小——多大合適。 黃鐵錘

虧損百億燒到本業 面板夢一場空 八十四歲不拚了 許文龍放手奇美電 僵持兩年多的奇美電兩大股東爭執大戲，終於在許文龍家族全面退出奇美電董事會後，畫下句點。宣布退出後的第三天，許文龍在自家宅邸拉琴、宴客，透露出他的好心情。他很清楚，無法再為奇美電打拚，只能選擇放手。 撰文‧賴筱凡 五月十八日，就在奇美集團創辦人許文龍捐贈博物館的那個下午，一場小型演奏會緊接著在許文龍家上演。琴聲如訴，緩緩自小提琴弦上滑出，就好像許文龍這天的好心情一般，在他心裡，企業是一時的，唯有博物館與醫院之於社會的貢獻，才能長存。 這是奇美實業宣布全面退出奇美電董事會後的第三天，許文龍表現平靜，「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了。」貼近許文龍身邊的人士透露，奇美電與群創合併走一遭，經歷整合問題、美國反壟斷訴訟案，乃至於龐大的債務問題，五月十五日奇美實業全面退出奇美電董事會後，許文龍心中的大石終於放下。 據了解，許家不得不壯士斷腕，從去年奇美實業年報可窺一二。過去石化業有「北台塑、南奇美」兩強，奇美實業更是公認的幸福企業，但去年在龐大轉投資的業外損失拖累下，竟繳出五十年來最大虧損成績單，在本業獲利僅七十一．九七億元，不若前三年的逾百億元水準，認列投資損失達一一九億元，最後每股稅後虧損達二．二一元，原來奇美電大虧六四七億元的那把火，已經燒到奇美實業。 幸福企業五十年首見虧損 二○一一年，面板業的景氣蕭條，等不到面板報價回穩，奇美電大虧六四七億元，時任奇美電董事長的廖錦祥，為了奇美電銀行聯貸，擔心到耳中風，「他們都很清楚，聯貸案這關不過，奇美實業也會被拖下水，光看他們手上奇美電股票幾乎都質押，就曉得壓力有多大。」知情人士透露，即使奇美電與群創合併，但給許文龍家族的壓力未減。 眼看奇美電虧損累累，奇美實業只好進行內部大瘦身，「只要資源重疊的部分就整合，cost down再cost down。」奇美實業的員工私下抱怨，「虧錢的明明是（奇美）電子，卻連（奇美）實業也要一起苦。」對於奇美實業五十餘年的幸福企業員工來說，「打從○八年金融海嘯，奇美電大虧開始，奇美實業就不再幸福。」確實，過去一年來，奇美實業的營運費用大幅削減，以前一年營業費用得支出一四八億元，去年縮減到八十六億元。「（奇美實業總經理）趙令瑜上台後，整頓得很厲害，但一切還在常軌。」貼近許家身邊的人士不諱言，趙令瑜節省支出不遺餘力。 一頭灰白頭髮，面對記者追問，趙令瑜總是秉持著低調原則，一貫的笑容、快步離開，但奇美實業上下都知道，這位從基層做起的總經理，採購人員在他眼皮底下，很難搞鬼。 如果年輕三十歲 就跟它拚不過，奇美電的虧損壓力越來越大，即使奇美實業的塑化本業撐住，卻挺不住轉投資的虧損一再擴大。 甚至，奇美電兩大股東之間的矛盾，還倒打奇美實業一巴掌。 奇美電內部人士透露，在群創班底進入奇美電之後，奇美電董事長段行建把採購、財務等大權一手攬，過去奇美實業提供奇美電需要的塑化原料，可是，去年奇美實業送去的報價，居然被打回票。 這看在老奇美人眼裡，幾乎是大忌，「或許兩家公司的關係不若以往，但面對奇美電這種態度，奇美實業能忍嗎？」對此，奇美電發言人陳彥松回應，任何採購案都有其程序，奇美電不會因供應商不同而有差異，實在無需擴大解釋。 隨著外界不斷用放大鏡檢視奇美電兩大股東的關係，許文龍家族與鴻海之間的裂痕更大。就在奇美電董事會召開前兩周，許文龍家族的代表直接向段行建開口，決定全面退出奇美電董事會。段行建馬上表達挽留之意，卻已留不住許家要退出奇美電的決心。 「我很清楚，如果今天年輕個三十歲，還可能跟它（面板）拚，但我已經八十四歲，能做的有限。」許文龍曾私下和身邊的人如此透露。 最終，奇美實業不得不放手，「或許（許文龍家族）退出，對奇美電好、對奇美實業也好，許董、廖董都比以往寬心得多，所以還能釣魚、拉琴，心情也不像去年跟著銀行聯貸起伏。」知情人士說。 面對外界猜測是否要將股權轉手中資，或讓奇美電引入其他策略聯盟對象，許家人揮了揮手，「許董的立場很清楚，他是重然諾的人，答應銀行團的（對奇美電）增資都會繼續做，其他的就留給段總安排。」許文龍八十四歲的人生，從石化業起家，拓展到電子產業，要投入面板業時，他曾問當時奇美實業總經理何昭陽一句：「賠了，會不會影響到奇美實業？」何昭陽很明確地回答，「不會。」然而，時光移轉，面板景氣不再如他們當年所想，奇美電的百億虧損終究還是燒到奇美實業門口，為奇美電、也為了奇美實業好，許文龍的面板大業最終還是一場夢。

在中國，你扔掉的舊衣服每年有2600萬噸！這帶來多大的產業機會？

據中國企業家網，今年3月起，瑞典快時尚品牌H&M在上海試行「舊衣回收」項目，顧客將家裡閒置舊衣服打包送到店裡回收，還可拿到一張優惠券。H&M上海的門店會將收到的舊衣服運回瑞典，交給當地一家回收公司I:CO做後期的循環利用。這將帶給這家服裝公司在舊衣資源、環保形象、促銷等多方面的收益。

然而，目前國內二手服裝的流通仍舊不允許，因為在傳統觀念看來，廢舊衣服非常不衛生。可對於服裝業年產值高達1.3萬億的中國市場而言，仍是一座每年千萬噸級、尚未充分開發的「富礦」，而且越早參與其中的人，越容易佔得先機。

如何回收?交給誰去回收?如何實現資源的循環利用?《中國企業家》以上海一家名叫緣源公司的舊衣回收為案例，將給讀者顯現國內如何嘗試建立「時尚垃圾」綜合利用產業鏈。雖然公司還處於扭虧為盈階段，若能給服裝以「資源」正名，不白白浪費這些昔日的時尚產品，就很讓人欣慰。實際上，在美國，全服裝行業參與的舊衣回收也才剛剛開始。

H&M門店內宣傳舊衣回收項目的海報

舊衣回收雖然困難重重，可仍是一座每年千萬噸級，尚未充分開發的「富礦」

這樣一幕正在上海淮海路的一幢四層樓的H&M旗艦店內重複上演：上午，店員剛剛整理好架上的衣服，一位裝扮清涼的女顧客提了一大包衣服來到店內，交給店員，衣服有襯衫、T恤、裙子，看上去八九成新，乾淨、疊得很整齊，之後便投進一個一米高的回收箱內，並遞了一張八五折的優惠券給她。女顧客隨即在樓上、樓下逛了一圈，挑了幾件衣服，用優惠券結賬離去。

從今年3月起，瑞典快時尚品牌H&M在上海的淮海路店以及陸家嘴正大廣場店試行「舊衣回收」項目，在碧昂斯為H&M代言的泳裝性感海報掛出來之前，臨街大幅櫥窗招貼畫就是這次的舊衣回收項目，綠白相間的紙板箱上赫然印著「經久不衰的時尚」(Longlive Fashion)，呼籲不要讓時尚白白浪費，購物袋也全部換了這個環保新款。

上海不少顧客被「舊衣回收」計劃吸引，將家裡閒置舊衣服整理打包，送到店裡回收，然後拿到一張優惠券來購買剛剛上架的最新款夏裝。外地網友則在其官方微博上詢問，活動什麼時候輪到自己所在的城市。按計劃，這一項目將在下半年開始準備在全國所有門店推行。收到舊衣後，H&M上海的門店隔天會將收到的舊衣服送到位於崑山的倉庫，有人在那做簡單的分揀工作之後，統一運回瑞典，交給當地一家回收公司I:CO做後期的循環利用。

H&M舊衣回收

美國紡織回收委員會(CTR)董事長Eric Stubin曾說：「衣服是在自己家裡最可回收的物品。」但是，對於服裝業年產值高達1.3萬億的中國市場而言，舊衣回收是個大問題。如何回收?交給誰去回收?目前國內仍缺乏一條完整成熟的回收舊衣的產業鏈。在上海，一家名叫緣源的公司早在數年前已開始舊衣回收工作，但緣源這樣的公司與堆積如山的「時尚垃圾」的源頭——普通消費者相距甚遠。有著巨大市場號召力的快時尚品牌加入這一產業鏈，則有可能幫助補全舊衣回收產業鏈上最薄弱的一環。

雙重壓力

這一次，H&M回收範圍頗為寬泛，面向所有品牌的所有衣物，內衣也可以，甚至一隻襪子也可以。消費者的反應也出奇的熱烈。「平均每天能收到五六十袋衣服，週末可以有六七十袋。」淮海路的店長說。在這條上海最繁華的商業街背後，仍保存著很多上海老宅，不少住在那裡的老上海得知可以回收舊衣服，也會打包送過來，H&M的這項環保行動一開始被解讀為「促銷手段」，但店長解釋說，有些老人只是把家中堆積的、很久不穿的衣服送過來，並不收優惠券。「大概有50%的顧客會選擇用當天兌換的優惠券來消費」。

將H&M回收舊衣的動力理解為促銷需要，或許真是誤讀。在新一輪快時尚品牌的競爭中，它需要儘早祭出「環保」這面大旗。相比日本Uniqlo、西班牙Inditex旗下的ZARA，H&M對中國市場來說是「遲到的」。自2007年H&M在上海開設第一家門店以來，雖然目前已經在國內擁有126家門店，但依然排行快時尚品牌「老三」。

今年第一季度H&M淨利潤降幅超過分析預期，下降3%。H&M首席執行官卡爾-約翰·佩爾森(Karl-Johan Persson)表示，2013年將是具有挑戰性的一年，「在H&M的許多市場，流行服飾零售業的銷售顯示出面臨挑戰局勢的特徵。持續艱難的宏觀經濟環境和歐洲、北美本季度初的惡劣天氣都是原因。」中國市場隨之成為流行服飾零售商的「希望的田野」。

可是，環保問題一度成為H&M在華發展的絆腳石。H&M曾於2010年被上海質監部門抽檢發現一款針織休閒上衣pH值不合格，並於2012年1月再次因一款針織毛衣纖維含量實測結果與產品標註不相符而登上「黑榜」。舊衣回收項目顯然意在重塑環保形象。

從2009年開始，H&M即制定了「七個承諾」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其中包括可持續的舊衣回收項目。H&M負責大中華區、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總經理馬格納斯·奧爾森(Magnus Olsson)在接受本刊採訪時表示，可持續發展的環保理念對H&M公司未來的發展和利潤的持續增長都至關重要。現在，世界範圍內95%的紡織品都可以被回收，但是大部分廢舊衣服都被拿去填埋垃圾場，造成了極大的環境污染和資源浪費，這是舊衣回收計劃構想的初衷。

這一項目從2011年起在瑞典總部率先實施。2011年到2012年間，H&M在瑞典17家店中開展了舊衣回收。進展非常順利，H&M首席執行官佩爾森決定將這個項目擴展到全球。2013年2月開始，全球48個地區的H&M門店開始回收舊衣;在中國市場，首先在淮海路及正大廣場這兩家最主要的門店展開試運行。淮海路是H&M進入中國開的第一家門店，也是上海地區最大的旗艦店。

為了凸顯環保元素，門店專門設置了環保系列服裝專區，在門店內最顯眼的位置模特身著Conscious環保系列的衣服。這個「環保自覺行動系列」(Conscious Collection)是H&M於2010年推出的，所有的衣服都是由環保面料製造而成，包括有機棉、可再生滌綸、可再生聚酯以及環保大麻纖維等。最令人驚訝的作品是一條水紅色的時尚連衣裙，是用聚酯瓶子循環再造而成。根據H&M的數據，他們已回收利用了相當於790萬個PET瓶的聚酯樹脂。

自身介入回收產業鏈的H&M深知，設計使用環保材料，將極大降低產業鏈後端分解「時尚垃圾」的難度，能夠讓產業鏈下游企業更有效地回收再利用。

目前來看，上海的試行結果還算令人「滿意」，淮海路的回收箱第一週就「撐破」了，店員不得不盡快更換了一隻新的。他們同時承諾每回收一公斤衣服會向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捐贈0.2元用於慈善。

事實上，對於上海這樣一座人口擁擠，時尚潮流服裝品牌眾多、街頭轉角充溢著小資情調的城市，環保壓力也已經讓其不堪重負。有數據統計，上海每年製造的「服裝垃圾」是13萬噸。

按照過去的觀念，慈善、捐贈路線是舊衣回收主要出口，其實這是一種誤讀。國際上，捐贈只能解決大約15%的舊衣服，在上海，這意味著只有不到2萬噸的衣服被捐贈出去。這與居民家中的舊衣「存貨」總量相去甚遠。

另一方面，快時尚的流行加劇了這種缺口。物質生活的提高使得人們購買衣服的頻次增加，自然淘汰的舊衣服也隨之增加，但是，民政部門和慈善機構通常需要的都是冬季服裝，羽絨服、外套、棉襖、大衣，用來禦寒。對於淘汰率更高的輕薄衣服，傳統的扶貧習慣認為並不是必需品，因為穿暖是幫扶，穿著好看似乎不是慈善要做的事情。

於是，大量的廢舊衣服進入填埋場，加重了環境的負擔;另有一部分作為燃料進入磚窯等燃燒場，同樣污染環境。「現在人們對面料的要求，比如顏色要鮮豔、透氣性要好，使得單一纖維的使用越來越少，只有將近10%，90%的衣服都是混紡纖維製成的。」緣源公司負責人楊膺鴻介紹說，由於混紡纖維製成的衣服無法直接分離，因此填埋或者燃燒都會使其中的有毒物質釋放，造成對環境的污染和惡化。

世博會期間，上海發現自己面臨很大的環境壓力。從1980年代起，上海市的生活垃圾主要堆放在老港地區，即現在浦東新區以東，距離浦東國際機場很近。在方圓25公里地區生活的居民都可以聞到垃圾的餘味。經過有關部門研究、分類發現，其中舊衣服佔到3%到4%之間。於是，在世博會期間，上海市決定開始啟動上海居民區舊衣回收項目。

舊衣「富礦」

位於上海虹口的緣源從2011年開始在上海的社區、學校試點回收舊衣服。隨便在上海的居民區走走，就能發現幾隻肥碩的鐵皮「熊貓」回收箱，與人等高，頭部是衣服投放口，下方是工作人員取衣口。這樣的回收箱已經在上海的990個試點小區安置了1200多個，上年共回收舊衣物305噸。

今年64歲的楊膺鴻退休以後開始負責這個服裝回收項目。2008年緣源成立以後，經過上海市政府的批准，主要從事廢舊衣物的分類、整理以及調劑綜合利用。員工只有25人。

除了在上海的各個社區放置回收箱，也開通了預約和上門收取的服務。接到居民的預約電話後，通常有2位收運員和1位駕駛員一起上門稱重取衣。楊說他印象中最多的一次，楊浦區有一戶三世同堂的人家要搬家，一下子交出306公斤衣服，「整整塞滿了一卡車」。但是這種回收不產生任何費用，居民自願交出哪怕是非常新的衣服。因此，楊膺鴻說，「我們回收的舊衣服都是社會公共資源，對舊衣服的再利用實際上是社會剩餘價值的再分配。」

不過，在最新的《再生資源回收管理辦法》中，廢舊衣物仍不在規定的「再生資源」之列，具體應該如何進行回收，楊膺鴻的公司也在摸索之中。

對於有穿用價值的衣服，按照國內通行的做法，都會捐贈出去。在每月回收的舊衣服當中，有多達10多噸的毛衣，除去完好、待捐贈的，大約有40%會拆開重新編織。他們組織了一批社區裡的阿姨來織毛衣，之後送到山東、安徽、廣西等地的希望小學。今年預計會捐贈3萬件重新編織的毛衣。而大部分夏天穿的短袖、襯衫、褲子都會整理好送到非洲，接濟當地的貧民，「我們經過挑選、整理、消毒，穿著會很有尊嚴。」楊說。

但是對於大部分不可再穿用的舊衣服，如何實現資源的循環利用，是一個更具挑戰的課題。

緣源對大約70%的舊衣服按照面料進行分類：毛、棉、化纖、混紡以及皮革橡膠，從而進行回收處理，整個資源化處理的過程都在上海進行。目前，這個「廢舊服裝回收利用項目」已經作為上海循環經濟和清潔生產專項項目，列入上海2012-2014第五個三年環保行動計劃。而包括山東、江蘇的紡織工廠，以及Uniqlo、Only、Mango等服裝公司都在尋求和緣源的舊衣回收項目合作，建立回收產業鏈，或解決庫存問題。

在H&M的舊衣回收鏈條中，扮演緣源的角色的是瑞典一家年輕的科技公司I:CO。I:CO的母公司SOEX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專門從事紡織品和鞋類回收及再利用的瑞士集團。

I:CO的發言人Paul Doertenbach對《中國企業家》雜誌說，公司對廢舊紡織品的加工有五種不同的方式，包括再穿、再用、循環利用、原材料應用以及升級利用。I:CO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紡織品循環處理工廠和示範性的工藝控制體系，可以實現紡織品的循環再利用。

「現在紡織品的循環利用更準確的應該被稱作降級利用(down cycling)，因為每個環節都會降低材料的質量，原材料的損失幾乎是不可逆轉的。」Paul Doertenbach說。但Doertenbach說I:CO正在改變這種狀況。「當材料的原有成分可以被分解和重組時，就意味著原材料在新行業裡可以被當作新的原料重新使用。」Doertenbach稱之為升級利用(up cycling)，並且認為只有這樣服裝產業才能形成真正的可持續循環。

I:CO目前正在加強與循環技術專家、科學機構以及行業研究院的合作，它的目標是到2020年，在每一類別的回收物中都能找到至少一種材料可以使用升級利用技術。

數據顯示，I:CO收購的舊衣物大約有10%質量完好、可穿用的、經過消毒處理進入二手市場，30%到40%經過處理作為新材料使用，比如用作汽車以及建材的內裝材料、地毯襯墊材料、毛絨玩具的填充物、造紙業的原料等。還有一部分被改造成同等材料的產品，比如抹布。但這些衣物最終只有0.3%重新回到了服裝原材料中。因此，I:CO的發言人總結說，目前能降級回收30%-40%的舊衣服，而升級利用的還不到0.3%。

但不可否認的是，舊衣回收雖然困難重重，但仍是一座每年千萬噸級的尚未充分開發的「富礦」。據美國環境保護署估計，2009年美國產生1134萬噸服裝和家用紡織品，到2019年這個數量將增加到1587萬噸。來自中國資源綜合利用協會的國內最新的數字是每年2600萬噸;正因此，越早參與其中的人，越容易佔得先機。

有分析人士指出，就目前國內回收衣服的空白市場，如果H&M繼續像砸地鐵廣告一樣推廣此次舊衣回收項目，很大一部分舊衣物將率先被H&M公司回收利用。這將帶給這家服裝公司在舊衣資源、環保形象、促銷等多方面的收益。

「二手」困局

一個有趣的問題是，為何在瑞典可以產生像I:CO這樣的大型專業服裝回收公司?原因之一或許是，在歐洲、美國、日本等國家都有成熟的二手衣服市場，質量完好的舊衣服進入二手市場是有優先級的，但中國，目前對二手衣服的交易仍然是明令禁止。

不僅沒有專門的二手衣服市場，連民間的有償回收也是禁止的。在緣源的回收過程中，就有市民反映，萬一我們交出來的舊衣服被翻新再售怎麼辦?但在國際上，翻新再售是合法存在的二手循環，只是需要必要的消毒、處理以及標明是「二手衣」而已。

楊膺鴻在這個問題上有不同看法：「如何延長廢舊衣物的使用時間，是實現廢舊衣物綜合利用的最高境界。」換言之，能夠繼續穿用才是回收舊衣物的最優選擇，是舊衣回收這條產業鏈最頂端的一環。有分析人士指出，真正實現紡織材料循環的升級利用，仍需要5-10年的時間。

問題是：誰會買二手衣?對於很多國家來說，相比恥於買二手衣，更為羞恥的是沒有衣服穿。例如在非洲，他們每年購買最多的是來自美國的二手服裝，這已經成為美國出口體量最大的商品。龐大的產業鏈供養著美國成千上萬家二手服裝公司運轉。

但中國目前仍舊不允許二手服裝的流通。理由很簡單，傳統觀念認為廢舊衣服非常不衛生，其中可能會有病毒、細菌、寄生蟲。因此，中國禁止二手服裝市場的出現。

「實際上，消毒從技術上來講是很容易的。我們目前採用紫外線加臭氧消毒，半小時之內舊衣服上的細菌、病毒、寄生蟲都會被殺死，臭氧還有祛除異味的作用，化妝品的味道、煙味都可以除掉。」楊膺鴻介紹說。國外的專家和學者在這方面似乎早已經達成了共識：即經過必要的消毒、清洗工序之後，舊衣服就符合衛生健康的條件，可以再次穿用。而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人似乎表現出了尤為謹慎的態度。

業內人士認為，這條服裝回收產業鏈缺失的原因幾乎和國內所有物品回收產業鏈斷裂的原因是一樣的。環保、回收的理念才剛剛開始，缺乏回收的專業技術和設備，因此對於龐大的舊衣資源只能任其流失。在政策方面，由於舊衣回收對地方政府來說並不是顯著的業績來源，因此一直未被真正重視起來。

目前，中國資源綜合利用協會下的廢舊紡織品聯盟也僅限於對廢舊紡織品原料進行利用，服裝的回收和利用因為「太窄」尚不在他們的重點工作之中。在這方面，廢舊紡織品分揀技術方面，我國不僅缺乏設備，也缺乏技術，目前的分揀仍然採用人工分揀方式。

作為企業實體，如何維持投入產出平衡也是問題。緣源目前的所有收益來自破損的、沒有穿用價值的廢舊衣服的回收利用。據介紹，緣源每月運行費用在11萬元左右，每月平均回收舊衣服80噸，收益大約在9萬元，每月仍虧損2萬塊。楊膺鴻介紹說，等上海的回收箱體鋪到1500個的時候可以扭虧為盈，目前是1200個。

值得注意的是，緣源的模式正在引起更多人的關注。去年，西班牙的時裝公司Mango拿出200箱衣服交給緣源，公司通過民政局、婦聯等捐到了青海、廣西、山東、安徽等貧困地區。

緣源河南分公司於4月16日在鄭州正式成立，將在河南地區複製上海的這一回收舉措。同時，北京市委市政府也明確要做此類衣服回收，杭州、昆明、青島、大連、天津等將近30個城市過來考察，想借鑑緣源的做法。另外，在廢舊紡織品聯盟的推動下，幾家紡織品公司正在和緣源公司建立上下游供需關係，嘗試共同建立廢舊紡織品綜合利用產業鏈。

實際上，在美國，全服裝行業參與的舊衣回收也才剛剛開始，有人稱「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美國試圖調動服裝行業的所有部門和這個鏈條上的所有環節一起回收，包括消費者、製造商、零售商、慈善機構和回收機構。對楊膺鴻來說，這當然是最理想的回收鏈條，能給服裝以「資源」正名，不白白浪費這些昔日的時尚產品，才是最讓人欣慰的。

字幕組能做多大?Viki被樂天以兩億美元收購

為了與亞馬遜等對手競爭，樂天過去兩年在全球積極擴張，目前該公司已進駐全球13個市場。其中包括巨額投資社交書籤網站Pinterest以及3.15億美元收購Kobo電子書業務。

Viki這一名稱是Video和Wiki的組合。該網站成立於新加坡，向全球多個國家提供付費電視劇、電影、音樂視頻，採用類似Wiki的眾包方式通過電腦以及移動設備等翻譯視頻字幕。Viki的網站上寫道：「會員們使用Viki翻譯字幕技術將自己最喜愛的視頻翻譯成自己喜歡的語言，這將使全球的觀眾在同一時間內相互合作，觀看視頻。」

目前，在Viki上的視頻字幕已被翻譯為近170種語言，翻譯字數達到5億。該網站在東南亞發展迅速，目前計劃向拉丁美洲和歐洲擴張。

據《南方週末》早前報導，ViKi的字幕成果，還可以通過合作協議，從視頻發行方或內容生產方那裡分到一些收益。其中包括美國兩大視頻網站Hulu和Netflix。

早在2011年，ViKi就幫助三個國家超過25部電視劇登陸Hulu。

湖南衛視是ViKi在全球的內容合作夥伴之一，《步步驚心》、《傾世皇妃》等熱播電視劇，也都出現在ViKi網站上供用戶翻譯字幕。

Viki的盈利模式與Hulu類似，並被稱為「除美國以外的Hulu」,主要通過視頻流內廣告獲取收入並與內容製作方分成。該公司也有付費用戶，但暫時以免費內容模式為主。

Viki現已融資約2500萬美元，投資者包括安德森·霍洛維茨、Greylock Partners、Omidyar Network、Charles River Ventures 和Neoteny Labs。近期加入這一投資團隊的有微軟高管以及半導體公司Sling Media創始人布萊克•克里科瑞安(Blake Krikorian)以及在線調研公司SurveyMonkey CEO戴夫·戈登伯格(Dave Goldberg),他們在數字娛樂方面都有著豐富的經驗。7月份他們對Viki提供了一定的融資金額，但具體數值並未對外公佈。

三木谷浩史對此次收購表示：「Viki是一家社交網絡和數字內容銷售網絡的綜合體，和其他視頻網站有很大的不同。 提供多語種的視頻服務是我們擴展業務的最佳方式。」

大數據到底有多大，你我每個人都有貢獻?

人類日常生活的數據信息，主宰著越來越多的商業決策。那麼對大數據毫無貢獻的人群，又該何去何從?

大數據時代，不少人擔心自己的私人生活受到形形色色的監控、追蹤，進而簡化為數據點，經過一番運算，用於見不得人的政府或企業勾當。

另一方面，相對脫離數字世界的人群卻可能面臨完全相反的問題，根據《斯坦福法律評論》(Stanford Law Review)最近刊載的一篇文章表明，該群體缺乏關注。

「大數據對沒有被它吞噬的群體也構成一定風險，這個群體的信息沒有得到定期的收集、整理或提取。」美國國務院法律顧問喬納斯•勒曼(Jonas Lerman)寫道。

曾幾何時，日益膨脹的大眾數字資料大部分被商家所用，作為提供個性化廣告和優惠券信息的參考，誰管你需不需要這個信息?

然而今時今日，「大數據」分析漸漸影響著各種重大決策，決定著人類的生活方式和機遇。通過背靠數據預測未來，零售商確定了新店地點和商品價格，企業設計出了新產品，政治家制定投票率策略，分析家研究出疾病傳播方式與恐怖分子的動向。甚至是白宮也發起一項價值2億美元的計劃，旨在幫助決策機構從大數據中「獲取、整理並推斷出結論。」

對勒曼來說，組織這些數據力量是為了給「大數據邊緣」人群創造全新形式的無聲主義，將顯著放大現有的地理、經濟及社會階層的不平等現象，並將影響數據集結果，使其偏向大多數群體。

「這可能重組社會架構，將來唯一事關緊要的人群、唯一有數據價值的人群，是會定期為正確的數據流做出貢獻的人群。」

勒曼列舉兩個假設個體，作為例子：

01：一位居住在曼哈頓的30歲白領。她使用Facebook、谷歌、網飛(Netflix)和亞馬遜，擁有借記卡、信用卡、購物卡、公交卡、以及在汽車儀表板上電子支付通行費的快易通(EZ pass)。智能手機裡和車載的GPS導航系統引導她走天下。

02：一名散工，居住在美國最窮城市—新澤西州卡姆登市，距離曼哈頓2個小時的車程。他的工作酬勞以現金私下結算，沒有手機、有線電視和電腦。他坐公車付現金，家裡沒有車，偶爾在圖書館上網。

勒曼指出，今天很多大數據工具都經過校準，專門針對「足跡遍佈數字世界的」曼哈頓人。「大數據所塑造的世界會考慮曼哈頓人的習慣和偏好，會慢慢演變成屬於她的世界。但目前，大數據忽略了我們卡姆登的兄弟們。」他認為，隨著大數據進一步重整政府與市場秩序，卡姆登等地區的居民將被逐出機遇之門，甚至連民主參與也無福消受。

解決方案還是有的。他提出，方案一是確保決策者在設計新的公眾安全項目時，能夠在大數據途徑之外考慮到未能深入數字世界的群體。最終，聯邦政府甚至可能通過與2008年《反基因歧視法》(由布什總統簽署，禁止人壽保險公司以某人具有對某種疾病的易感基因為由，取消、拒絕對他進行保險或提高保險費用，禁止僱主以遺傳信息為依據進行僱傭、解聘、升職、加薪，或做出任何與僱傭行為有關的決定)類似的新民權法案。

他最後強調，「要確保大數據革命是一場公平的革命，其益處能夠得到廣泛、合理的分配，我們可能還需要保證少數群體不被遺忘、不被排斥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