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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司法改革路徑 張泗漢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242393&time=2011-03-29&cl=115&page=all

　　鐵路司法體制改革，是中央確定的重要司法改革任務。2011年新春剛過，鐵路法院檢察院的改制已悄然啟動，各有關法院、檢察院落實2010年 12月中編辦和兩高三部聯合簽發的《關於鐵路法院檢察院管理體制改革若干問題的意見》，鐵路司法體制改革步入實質推行階段。目前，上海、北京、南寧、鄭州 等一批鐵路法院、檢察院，相繼按照相關文件組織實施改制方案。

　　這次改革，是從根上改，質上改，要把鐵路法院、檢察院從鐵路企業中剝離出來，使之成為獨立於鐵路系統的專門法院，整體納入國家司法體制。兩院人 員不再是鐵路員工，集體納入國家司法人員序列，物資、經費全部納入地方，實行屬地管理。這對於確保法檢兩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維護社會主義 法治的統一和尊嚴，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鐵路司法改革經歷了漫長歷程。早在「文革」結束後，鐵路司法隨著司法體制的恢復而設立之初，其存廢問題就存在爭議。梳理這30多年來的爭議和變遷，有助於為當下的改革釐清方向。

爭議源頭

　　考慮到鐵路是全國的大動脈，又具有運輸的跨區域特點，1953年，中國借鑑蘇聯模式，成立了鐵路運輸法院，專門審理鐵路沿線刑事案件。在機構序列上隸屬司法部，並未歸鐵道部管轄。當時鐵道部門還歸軍隊管理。

　　1954年憲法頒佈，按照「一府兩院」設置，人民政府和法院、檢察院設立。又根據《人民法院組織法》規定，設立軍事法院、鐵路運輸法院、水上運輸法院等專門法院。鐵路運輸法院設立基層法院、中級法院兩級，歸鐵路系統管理。

　　1957年，在左傾思想幹擾下，很多法律制度，包括律師制度都被取消。當年8月，國務院56次會議通過《關於撤銷鐵路、水上運輸法院的決定》，9月將已經建立的19個鐵路法院撤銷。這並非意識到鐵路法院的獨立和公正性問題，而是當時法律虛無主義思潮影響的結果。

　　「文革」結束後，隨著司法體制的恢復，1979年7月出台的《人民法院組織法》第二條規定，設立包括鐵路運輸法院在內的專門人民法院。1980 年，司法部和鐵道部根據《人民法院組織法》的規定，聯合發出了《關於籌建各級鐵路法院有關編制問題的通知》。1982年7月9日，「兩高三部」（高法、高 檢、公安部、司法部、鐵道部）發佈《關於鐵路運輸法院、檢察院辦案中有關問題的聯合通知》，建立了三級鐵路運輸法院和鐵路運輸檢察院。

　　當時就有人對此提出異議，認為在鐵路系統建立司法機構很不嚴肅，審判權的公正性受到影響，不符合法治原則。但是，這種反對意見還比較微弱，沒有形成主流意見。當時正值嚴打，鐵路作為治安重災區需要重點整治，需要加強打擊，反對建立鐵路司法的意見沒有佔上風。

　　恢復後的鐵路法院在職能和機構序列歸屬方面有了較大變化，擴張了案件的管轄範圍，增加了民事和經濟審判功能。而原先的鐵路法院只承辦鐵路沿線的刑事案件。此外，還增設了高級法院，由兩級升為三級，使整個鐵路法院系統在司法體系中的地位得到提升。

　　這時的鐵路法院和鐵路檢察院在業務上由「兩高」進行指導，管轄權還是歸鐵道部，當時增設的鐵路運輸高級法院就設在鐵道部。

　　與此同時，1983年9月，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了《人民法院組織法》，刪去了「專門人民法院包括：軍事法院、鐵路運輸法院、水上運輸法院、 森林法院、其他專門法院」（第二條第三款）的內容，將第二條第一款第二項中的「專門人民法院」修改為「軍事等專門法院」。也就是說，鐵路法院從此失去了設 立的法律依據。

　　這實際上反映了當時的爭議。一方面，「嚴打」等需要加強了鐵路司法的地位；另一方面，在修改法律的時候，又取消了設立鐵路司法的明確依據。

　　1987年，「兩高」發佈《關於撤銷鐵路運輸高級法院和全國鐵路運輸檢察院有關問題的通知》，撤銷了設在鐵道部的鐵路高級法院和鐵路檢察院。這 是一個折中的方案。其背景是，有意見提出撤銷全部鐵路法院和檢察院。當時討論中提出分兩步走，先撤高級法院和檢察院，因此「兩高」出台了這個通知。不過， 這個「兩步走」的意見沒有見諸正式文件。後來並沒有繼續撤下去，而是保留了基層和中級兩級鐵路司法機構，這種格局一直沿襲至今。其中的主要阻力是，鐵路部 門不同意撤銷。

　　由此可見，鐵路司法的存廢一直存在爭議。鐵路司法的人財物都受制於鐵路部門，幾乎不可能保持獨立審判，司法權力的部門化現象，受到很大非議。儘管阻力重重，但改制必須進行。

阻力來自何方

　　上世紀90年代初，全國人大、最高法院啟動修改《人民法院組織法》時，就試圖對包括鐵路法院在內的專門法院進行改革。當時有主張保留的，有主張全部撤銷的，還有主張保留一級的。

　　後來的研究結果是，對專門法院總體上保留建制，通過人、財、物關係的剝離，擺脫有關部門的控制。按設想，專門法院經費由中央司法財政統一劃撥， 幹部由最高法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任命，但因涉及諸多原因，改制方案的草案經過20多稿後擱淺，整體性的大規模改革沒有了下文，而是決定成熟一個解決一 個。例如，對於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法院和檢察院的法律地位，1998年12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關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生產建設兵團設置人民 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決定》，給予了初步解決。

　　1999年10月，最高法院在第一個五年改革綱要中，對包括鐵路法院在內的專門法院的體制，提出逐步改變「由行政主管部門或者企業領導、管理的 現狀」。2001年，中央有關司法改革的文件亦指出：「逐步理順設在鐵路、林區、農墾等人民法院的管理體制，合理調整機構佈局，清理整頓現有人員，將人員 編制納入國家司法體系統一管理」。

　　同年6月，最高法院副院長沈德詠在全國十四家鐵路運輸中級法院體制改革研討會上說，鐵路法院管理體制不順，一直是圍繞鐵路法院生存和發展的根本問題，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但由於鐵路歷史長，涉及面廣，數量多，人員也多，因此體制改革會更加複雜更加艱巨。」

　　解決「部門、企業辦法院」問題，是上一輪中央司法改革任務之一。這項改革從2004年開始，由中央政法委牽頭，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中央司改 辦等幾個機關配合調研、協調。當年12月，中央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提出了「關於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的初步意見」。2004年，最高法院第二個五年綱 要也明確提出，要「改革現行的鐵路、交通、民航、林業、石油、農墾、礦山等部門、企業管理法院人財物的體制」。

　　2003年，鐵道部出台了《關於推進鐵路主輔分離輔業改制和再就業工作的指導意見》，嘗試將公檢法機關、醫院和學校等單位剝離出鐵路系統，交由 地方管理。但是，到目前為止，醫院和學校等的剝離早已結束，而鐵路公檢法的改制還未完成。這一狀況主要和改革的動力有關。對於鐵路系統來說，醫院、學校等 主要是負擔，但公檢法等機構，則主要是權力。

　　由於各方的權力和利益博弈，改革一拖再拖，難以推行。2009年出台的《人民法院第三個五年司法改革綱要(2009-2013)》，未見鐵路法 院改革方面的表述。同年7月，中央出台正式文件，要求當年年底完成改革任務，但時隔近一年，具體的改制依然沒有實質性進展，到底如何改，也未見公開的徵求 意見和信息披露。

　　改革的困難就在於，所涉及的複雜利益格局如何平衡，鐵路部門是否願意放棄權力，改革轉制後人員安排、經費保障等諸多方面如何解決等。有關部門一 直不肯放棄自家權力，是改革中最大的阻力。這也是這項改革橫跨2004年和2009年兩輪中央司改週期，遲遲不見具體動靜的重要原因。

　　鐵道部雖然只是國務院的一個部門，但鐵路是國家的交通大動脈，涉及到穩定，要改變非常難。2008年的大部制改革中，設立了集公路、航空和水運的大交通部，但鐵道部仍獨立存在，就可見一斑。

改革「兩步走」

　　這些年來，社會上不斷呼籲改革，歷年的全國「兩會」，都有代表委員建議廢除或改革鐵路司法，以防止司法權力的部門利益化。2005年，江蘇省高 級法院院長公丕祥、湖南省檢察院檢察長何素斌等104名人大代表提出提案，建議立法禁止在行政機關、企業、事業單位設立法院、檢察院。2006年，全國人 大代表、河南省高院院長李道民和32名人大代表提交議案，建議取消鐵路運輸等專門法院。2009年，全國人大代表、吉林省高院院長張文顯等人建議，盡快將 鐵路、林業、農墾等法院一律納入國家司法體系，與部門、企業徹底脫鉤。

　　與此同時，從2003年以來，先後有多位公民和律師，在涉及鐵路案件訴訟失利後，紛紛將矛頭指向了訴訟糾紛的裁判者本身，以公民建議等方式向全 國人大多次提出撤銷鐵路司法的建議。例如，2009年4月，曹大和被捆綁致死案宣判，綁死曹大和的列車長黃建成獲輕判，社會上對鐵路法院合法性的質疑繼續 升溫。當年6月，16名北京學者、律師、記者聯署將《關於對鐵路系統司法權進行違憲審查的公民建議書》提交全國人大。

　　可見，改革勢在必行。目前改革的方向已經明確，問題是具體如何改，當下的主流意見是保留鐵路司法建制，但要脫離鐵路系統，理順關係，納入國家統一司法體制。還有一些意見主張改革一步到位，即鐵路法院體制不僅脫離鐵路系統，也要獨立於地方，成為真正的鐵路專門法院。

　　我個人基本支持後者，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改革可以分兩步走，先將鐵路司法從鐵路企業中剝離出來，納入國家司法體制，人財物交地方管理，這只是第一步。

　　司法改革既要打破部門化，也要打破地方化，待條件成熟時再進行第二步。鐵路法院要獨立於地方，設三級，由上而下自成體系。例如，在首都設立鐵路 高級法院，中級、基層法院按照鐵路局、段分佈領域設立，法院人員由全國人大授權最高法院任命，司法經費由國家財政直接劃撥，司法行政和審判監督統一在最高 法院，使之成為名實相符的專門法院。

　　而且，在管轄範圍方面也要調整。鐵路法院只負責鐵路沿線的刑事案件，可以包括刑事附帶民事案件，但純粹的民事案件，不應該由鐵路法院管轄。

　　如果鐵路司法改革，在去除司法部門之外，還能在打破司法地方化方面有所建樹，或許還能為整個國家的司法體制改革開闢蹊徑。比如，司法機構設置打破行政區劃限制，將有助於保障司法權力的獨立公正行使。

　　張泗漢為國家法官學院教授、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原副主任

成都拆遷「司法白條」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301569&time=2011-09-10&cl=115&page=all

　　烈日下的廢墟，群蠅亂飛，堆連成片的拆遷垃圾中間雜著爛家具和舊衣服。辛文蓉家的祖墓，曾經在成都雙流縣九江鎮的一片拆遷廢墟的背後，而今被高樓取而代之。

被警告即將被強拆的老百姓，在房屋的牆上寫著涉及相關法律政策的大字，反對強拆。鄧海 攝

　　現年47歲的原村民辛文蓉，九江鎮金島社區人。這個位於雙流縣城邊上的社區，由原千子門村和沙灣村合併而成。辛文蓉也隨著這場城市化變成了城鎮 居民。然而在過去兩年裡，她數度進京上訪，指控當地政府掘其祖墓、強拆其屋。上訪未果，又訴之以法。2011年8月末，雙流縣法院終於受理了她訴鎮政府違 法拆遷的案件。

　　在接到提交證據的電話通知後，這個看起來消瘦而又倔強的農婦，想到的是去祖先曾經的墓地看看。「我好像又看到了希望，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希望。」辛文蓉說，在她的周圍，很多人在告政府違法強拆勝訴後，提出的行政賠償並未獲得法院支持。

　　像這樣的「司法白條」，在雙流縣乃至整個成都市並不罕見。遭遇強拆的農民們屢告屢勝，卻未能阻止地方政府強拆的步伐。財新《新世紀》在採訪調查中，隨機收取了20個農民告政府強拆勝訴的案例，其中賠償請求均未獲得法院支持。

　　當地大規模的涉農拆遷由來已久。2003年，成都正式啟動拆院並院、農民集中居住；2006年，成都開始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試驗，農民拆房上 樓；2010年，成都推出建設用地指標交易制度，推倒農房換用地指標活動啟動。除此之外，還有數量眾多的徵地拆遷，強拆和對抗時有發生。

　　跟辛文蓉一樣，許多農戶在一番激烈抗爭後選擇尋求法律手段解決矛盾。當地法院亦逐漸受理強拆案件，一度緩解強拆雙方激烈的對抗情緒。

　　但面對一系列「判贏不判賠」的「司法白條」，失望和新的絕望萌生。尚在等候案件開審的辛文蓉，站在早已不見蹤影的祖墓位置忐忑不安：「到時候恐怕還要繼續上訪。」

拆遷之城

　　寬闊的六車道馬路，兩旁是成片被圈的土地，野草在裡面蔓延。行道樹上高高地掛著「只有拆遷才能發展，只有拆遷才能大發展」的標語，高音喇叭宣講拆遷的聲音越來越清晰。

　　退伍老兵帥光云騎著摩托車，在成都市溫江區的城郊和農村徐行，然後用筆在地圖上標註著新增的拆遷地塊。在2008年自己房屋被強拆後，他的生活便被徹底打亂。做工掙錢的目的，首先是籌備上訪路費，此後他逐步注意到身邊還有更多拆遷悲劇發生，就開始不停地記錄。

　　2008年4月10日，天還未亮，在出門賣豆腐的必經之路上，帥光云和妻子吳傳瓊遭到突然襲擊。兩輛汽車先是將他們攔在中間，隨後出來八個青年男子，強行將他們帶到溫江區天府街道辦事處。

　　當天下午回到家，房屋已變成一片廢墟。在廢墟裡清理半天，他們始終找不到父母的遺像、自己的退伍軍人證和對越自衛反擊紀念章。「它們是我懷念父母、紀念戰友的惟一精神寄託。」帥光云說。

　　此後他開始了漫長的上訪歷程。在每一份上訪材料裡，他都特別對希望街道返還父母遺像、自己的退伍軍人證和自衛反擊紀念章等作了標記。街道辦的領導，每次都以沉默應對。

　　在鄰縣雙流西航港街道，養殖戶毛長勇有的是另一種憤怒。2009年4月20日，西航港街道再次發出通知，要求他盡快拆房，稱其房屋補償金額13萬元，扣除安置購房款後，街道還需補其現金75528.3元，限其第二天前往領取，「逾期不領，視為已作補償，後果自負」。

　　第二天毛家沒有前往領取。此後的4月23日，西航港街道再發通知，但內容已大相逕庭，將之前街道支付其現金的說法變更為「你戶應支付街辦現金75528.3元」，要求毛在當天辦理，「過期未辦理，視為同意此補償安置方案，街辦將組織人員對你戶幫助拆遷」。

　　第二天，西航港街道即對其養殖場1172.49平方米的房屋進行「幫助拆遷」，終於趕在縣委規定的時限前完成了任務。毛長勇在此後向法院起訴時表示，自己因此次損失了180頭肥豬。

　　個人的悲劇被掩蓋在地方發展的滾滾洪流之中。有著西部第一縣之稱的雙流縣，在成都最早推行「三集中」改革試驗。這裡總人口92萬，至2009年，雙流縣縣長森林宣稱，已集中居住農民70多萬，城市化速度大為提高。

　　這個成就的背後，是拆遷大躍進。據雙流縣東昇街道的一份材料，僅2006年他們就組織拆遷31項，涉及土地3400多畝、1600多戶，需安置 4800多人。東昇街道為保證拆遷進度，在內部展開拆遷競賽，然後定期交流經驗，評比考核，最終順利完成任務。雙流縣政府2009年第16次專題會議紀要 則記載，2009年4月被確定為「拆遷攻堅月」。

　　此種情況在溫江、雙流並非特例。成都市國土局的數據顯示，到2010年底，成都35857個涉農村民小組中，有3298個在實施徵地拆遷，此外還有1249個在實施災後重建拆遷，進行建設用地指標增減掛鉤試驗等項目的拆遷有1389個。

狀告政府

　　早於2004年，當地農民即零星開始嘗試上訪之外的維權之路。雙流縣東昇街道白鶴村農民王小林，於當年起訴政府強拆自己房屋違法，並獲得勝訴。

被強拆的老百姓住在廢墟的生活場景。鄧海 攝

　　知道王小林勝訴後，九江鎮農民李治安也開始考慮走訴訟途徑。根據現場視頻、錄音和多位街坊證實，2008年6月4日清晨，李志安房屋被強拆，衝突中他腿上被砍數刀、腿骨被打骨折。他在接受財新《新世紀》記者採訪時稱，他有過多次上訪，問題久拖不決。

　　2009年3月3日，李治安向雙流縣法院起訴九江鎮政府強拆違法，最終獲得勝訴，給了鄰居和街坊極大的鼓舞。

　　此外，同屬九江鎮的鄒家場社區，江治先、江志奎等在2009年遭到強拆後，於2010年先後向法院起訴政府強拆違法，同樣勝訴。

　　選擇通過起訴政府來解決問題，在有過勝訴案例的東昇街道、西航港街道等地，也漸成風潮。

　　帥光云則選擇上訪和起訴同時進行。2008年7月25日，成都市溫江區法院正式受理帥光云訴溫江區天府街道強拆違法案；9月22日，此案開庭審理。

　　在訴訟過程中，天府街道辦事處始終沒有在舉證期限內，向法院提交相關證據材料，對帥光云提出的證據也無異議。只是強調，當地建設工業園區，已進行了為期三年的拆遷活動，只有帥光云等幾家不願搬遷，使得拆遷工作無法完成。在此情況下，才對其房屋進行強拆。

　　2008年10月30日，法院判決溫江區天府街道辦事處強拆違法。

　　財新《新世紀》記者在當地採訪調查，獲得20份類似的勝訴判決，其中有18例判決中，政府強拆被認定「程序違法」。這也讓獲勝的農戶開始質疑徵地拆遷政策的合法性。

　　2010年，雙流西航港街道居民李清俊將四川省政府告上法庭，指四川省政府在2008年12月31日通過三份批覆批準成都市政府徵用基本良田的行政行為違法，超越其職權範圍，侵害了他的合法權益。

　　但此案最終未獲受理。成都市中級法院稱，土地徵用審批權是國務院及省級政府的專屬權力，國務院及各省政府對徵用土地的行為不屬於司法審查範圍，裁定不予受理此案。

　　李清俊不服提出上訴。但四川省高級法院認為，該批覆屬於上下級機關內部請示批覆性質的內部行政行為，不屬於法院受案範圍；且徵地權是國務院及省級政府的專屬權利，不屬司法審查範圍。

　　李清俊對此始終不能接受：既然是內部行政行為，怎麼能對外呢？成都市雙流縣將這個內部批覆列為徵地活動的合法依據，既徵了他的土地又拆了他的房。

　　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何海波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上述批覆已涉及第三人的利益，因此已不再是政府間簡單的內部行政行為；徵地權確實是國務院及省級政府的專屬權利，但是不能以此來排除司法審查。「法院不立案可能是另有苦衷。」

賠償「白條」

　　對拿起法律工具維權的被拆遷農戶而言，進一步推翻拆遷決策困難重重，甚至勝訴帶來的喜悅也是短暫的。

自己的家即將被拆，這位居民還在勸慰剛被強拆的鄰居。鄧海 攝

　　狀告天府街道辦事處勝訴的帥光云，於2008年12月3日向天府街道提出行政賠償申請，未獲答覆。帥遂於2009年2月20日向溫江區法院提起行政賠償訴訟。

　　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溫江區法院以案件涉及法律適用問題，需要送請有權機關作出解釋或確認為由，於2009年3月18日中止訴訟。

　　而財新《新世紀》記者獲得的20份勝訴判決案例中，法院對勝訴原告隨後提出的賠償訴求均未支持，其中兩例賠償訴訟被拒絕的理由是「已過起訴時限，不予受理」；另一例是賠償請求被駁回；其餘17例則均被法院裁定中止訴訟。

　　所謂中止訴訟，是指在訴訟過程中發生法定中止訴訟的原因，訴訟無法繼續進行或不宜進行，法院裁定暫時停止訴訟程序的制度。法院作出中止訴訟裁定即發生法律效力，當事人不能上訴。

　　專事拆遷官司的北京律師王才亮也遇到過類似情況。「有次案子勝訴，地方政府明確告訴法院，如果判政府賠償拆遷戶，判賠多少，就從法院的經費預算當中扣多少。」他認為法院在人事和財權上受制於地方政府，因此在處理這些案子時，就不得不有所考慮。

　　在中止訴訟期間，雙流縣法院也曾試圖通過調解方式解決問題，但成功率並不高。在20個案例中，僅有兩例政府和拆遷戶達成賠償調解協議。接近成都市政府的一名人士表示，現在通過調解達成拆遷賠償協議越來越難。

　　而對中止訴訟後的漫長等待中，有的人選擇跟司法機關鬥爭到底。帥光云自2010年8月起，就不斷通過公開抗議、申請行政復議乃至提出訴訟等方式，與溫江區法院、溫江區公安局等部門較真，他甚至表示：「生命不止，維權不息。」

　　有的人如江志先，耐心已近用盡。他在最近給地方人大的投訴信中表示，「如果這樣繼續下去，我對生活完全失去了興趣，現在我的處境已經是生不如死了」。

底線失守

　　原本希望以受理強拆訴訟案件而緩解矛盾的基層法院，也處境尷尬。

　　有成都市基層法院法官私下向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法院依法判，本想充分彰顯法治，沒想到結果卻是「將法院自己架在火上烤」。

　　他表示，現在拆遷矛盾越來越多，有不少老百姓通過上訪等手段也未能解決問題，若法院不立案則意味著將其最後的救濟渠道給堵死，立案並依法判決有利於緩解矛盾。但法院畢竟受制於地方政府，因此就出現判贏不判賠的情況。

　　「現在僅判決政府敗訴，政府還能夠容忍。有些地方政府根本就不將法院放在眼裡，他們甚至根本就不參加庭審，或者根本不做任何答辯。」這名法官說。

　　實際上，在財新《新世紀》記者所瞭解的20例農民勝訴案例中，敗訴的政府提起上訴的，也僅一例。

　　但是，這位法官說，如果法院判決政府賠償，地方政府肯定會抵制。法院無可奈何，只能面對來自維權農民的不滿。一些得不到賠償的當事人，採取了激烈的做法，如向法院扔石頭。

　　部分基層政府也將老百姓的依法維權看成比上訪還要糟糕的事情。據雙流縣東昇街道打給縣委、縣政府的報告稱，在不斷和政府打官司後，有些老百姓的上訪訴求從最初的個案，演變為對政府徵地拆遷政策合法性的質疑，並依靠人多勢眾，採取越級上訪，給各地政府帶來壓力。

　　他們建議警方收集證據，給「違法上訪」特別是再次、多次上訪者給予有效處置和打擊。對於強拆行政訴訟案的代理律師，則建議其主管單位按照律師行業管理規定對其嚴肅處理。

　　財新《新世紀》記者採訪獲知，不少當地律師現在已拒絕代理此類案件。而獲得勝訴的老百姓則帶著判決書不斷上訪。前述法官表示，這些情況，可能會導致基層法院在今後受理此類案件時趨向謹慎。

　　「法律的缺位和人性的缺失，是強拆悲劇的重要原因，如果通過法律理性解決問題的渠道不暢通，帶來的可能是矛盾的積壓與激化。」王才亮擔憂地說， 如果作為保障公民權利最後底線的法律，也解決不了強拆矛盾，那麼地方政府維穩壓力將增加，老百姓也會變得絕望，更容易變得極端。

　　「如果我遇到勝訴不能賠償的情況，肯定要將上訪進行到底。」正在經歷訴訟的辛文蓉說。

執業二十五年律師　踢爆司法黑幕

內幕交易司法解釋將出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2-24/100360349_all.html

　證券市場的內幕交易取證難，可謂中外通病，加上中國金融和司法體系均不成熟，對內幕交易的威懾力不夠而犯罪成本低廉，A股市場氾濫的內幕交易，已成為中國證監會證券稽查的頭等大事。

　　接近監管當局的知情人士透露，最高人民法院針對內幕交易調查認定、舉證責任和損害賠償的司法解釋，將於近日出台，有涉及刑事層面的，也有涉及民事層面的內容。

　　新的司法解釋將推動在內幕交易案的認定過程中，更多採用間接證據，內幕交易知情人的範圍將有所擴大，並對內幕交易案如何啟動民事賠償程序，提供相關的司法依據等。

允許採用間接證據

　　內幕交易取證難業內皆知。即使行政偵查中利用間接證據認定了犯罪行為，公安機關也常常因直接證據不足而拒絕移送。

　　據公開數據，證監會2011年前11個月共獲取內幕交易案件線索108件，立案調查39起，啟動非正式調查63起，已通報了秦宣、謝風華等轟動性大案。

　　知情人士透露，本次司法解釋的主要精神就是，允許公檢法採用間接證據。「對內幕交易、內幕信息知情人和知悉人、密切聯繫的人都可以推定，沒有合理理由能證明與內幕交易無涉的，都可以推定有犯罪嫌疑。」 比如有通話記錄或者短信記錄，之後有交易行為，雖然通話和短信內容很難獲知，在處罰時也可能被推定有內幕交易嫌疑。

　　美國威凱平和而德律師事務所律師周汀表示，內幕交易中直接證據極少，取證和認定在境內外都是難題，但美國相對技術手段更為完善。「儘管可以通過間接證據確定犯罪嫌疑，但所有內幕交易刑事案的偵查成功，都在某種程度上有賴於證人的合作。」

　　一位法律專家介紹，刑事訴訟的證據規則是無罪推定，需要排除合理懷疑；而民事訴訟的證據規則是優勢證據規則。中國對行政訴訟的證據規則沒有明確 規定，一般都認為是用公權力進行處罰，應該參照刑事訴訟的證據規則。證監會一直覺得這一規則過於嚴苛，一直在推動最高法院解決這個問題。

　　對責任分配的認定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行政處罰與刑法一樣，均是行使國家公器進行的處罰，因此一旦證據不充分很容易被行政訴訟。證監會早年間在海南凱利案件上，就曾經因此而被行政訴訟，因而非常希望能夠有一個清晰的司法解釋來保護自己的權益。

　　2011年7月，最高法院出台《關於審理證券行政處罰案件證據若干問題的座談會紀要》（下稱《會議紀要》），指出在特殊案件的審理中，將部分特定事實的證明責任適當向原告和第三人轉移。但這一轉移僅適用於對行政處罰的行政訴訟中。

　　《會議紀要》還規定：「人民法院在審理證券行政處罰案件時，也應當考慮到部分類型的證券違法行為的特殊性，由監管機構承擔主要違法事實的證明責任，通過推定的方式適當向原告、第三人轉移部分特定事實的證明責任。」

　　「這個規定太間接。一是實現形式間接，即只有在被處罰人訴訟證監會等監管部門的時候，監管部門才能享受這個權利，最初調查定罪的時候不行。二是 效力太間接，《會議紀要》和法律的效力不是一個層次的，只能供法院系統審理案件時做參考。」一位接近監管層的人士表示，「希望這次司法解釋能直接規定舉證 責任分配的問題。」

誰是知情人

　　司法解釋還會澄清兩個方面，對內幕交易主體的認定和信息獲取的認定。

　　《證券法》規定：「證券交易內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獲取內幕信息的人，在內幕信息公開前，不得買賣該公司的證券，或者洩露該信息，或者建議他人買賣該證券。」

　　「什麼算是非法獲取內幕信息？比如清潔工打掃時無意看到文件，這算不算非法獲取？」一位業內律師表示，「在美國，所有獲悉內幕信息的人，都算知情人。」

　　新的司法解釋將把獲取渠道分為合法與非法兩種。在合法渠道中，內幕信息知情人是因身份而獲得信息；而通過竊取、刺探、竊聽、收買等獲取內幕信息則屬於非法手段。

　　最早禁止內幕交易的規定，就是1990年央行發佈的《證券公司管理辦法》，規定此類行為將被行政處罰。

　　1993年，《禁止證券欺詐行為暫行辦法》首次對內幕交易的行為、內幕信息的範圍等作了詳細規定。這一法規通過列舉法加兜底條款首次確定了內幕人員的範圍，但僅限於發行人高管、中介機構人員等「可能通過合法途徑接觸到內幕信息的人員」。

　　2005年出台的《證券法》，將證券交易內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獲取內幕信息的人均列為可能參與內幕交易的主體。但這一規定又將通過中性渠道內 幕信息的獲取者排除在外。此外，《證券法》對證券交易內幕信息的知情人的規定繼續採取列舉加兜底條款的定義方法，只是將兜底條款的限定權力交給了證監會， 即「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規定的其他人」。接近監管層的人士表示：「『規定』一詞定義不明。證監會出台的何種效力的文件才算『規定』？難道隨便出台一個 內部文件也算？」

　　2007年，杭蕭鋼構內幕交易案引起了業界高度關注。在該案中，曾任杭蕭鋼構員工的陳玉興，通過向公司時任證券辦副主任的羅玉峰等人打聽消息， 得知杭蕭鋼構即將簽署重大項目合同的消息，夥同專業炒股者買入股票。因該項目合同信息在杭蕭鋼構員工內部早已廣為流傳，而陳玉興開始得知該信息並買入股票 時，並不知細節，只「模糊知道要簽一個大合同」。在法庭辯論中，公訴人和辯護人曾就「未公開內幕信息」的定義和陳玉興是否屬於探聽、竊取內幕信息展開激 辯。辯護人認為「已經過分張揚」的項目合同不屬於內幕信息。

　　最終法院認定，杭蕭鋼構在內部會議上透露的模糊信息不符合證券法相關規定，因此不構成內幕信息，也不能視為已將內幕信息公開化。但是，法院認定 陳玉興是杭蕭鋼構公司的前任證券事務代表，本身屬於證券專業人員，具有一定的專業知識和經驗，其行為應屬於刺探內幕信息的非法行為。這一案件的判決在內幕 交易認定史上具有重要意義，亦被證監會列為內幕交易的經典案例。

　　隨即，證監會在業內試行《內幕交易認定辦法》，並建立了「上市公司內幕信息知情人登記制度」。同時，證監會還設有舉報人獎勵制度。然而，對內幕 交易的線索獲得渠道來說，因舉報而被發現者微乎其微。「內幕消息與保薦人入股等不一樣，不涉及他人，各做各的，別人不知情，也不會產生利益分配不均的情 況，所以舉報非常少。」

　　《會議紀要》中明確列出了內幕交易的五種情況，並根據內幕信息知情人的等級不同，分為行為與信息「基本吻合」「高度吻合」等不同判定標準。

民事賠償待釐清

　　中國對內幕交易的懲罰一向較輕，杭蕭鋼構案中的兩嫌疑人均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業界頗有異議。如謝風華等獲利巨大，但無論是最終罰款額度還是刑法量刑，都不足以令後人望而卻步。相形之下，美國對內幕交易案最高25年的有期徒刑加上罰款及民事賠償，顯然更具威懾力。

　　對內幕交易案，中國目前並無完善的配套民事賠償制度。在內幕交易的民事賠償中，「暫時不予受理」由來已久，其歷史可以上溯到2001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的一個通知，其中規定，「對於股民針對上市公司虛假陳述、內幕交易、操縱市場等行為提起的民事賠償案件暫不受理」。 最高法院對此的解釋是，當時「證券民事責任制度十分薄弱」，加上司法人員素質有侷限，相關法律法規不甚完善，法院尚不具備審理條件。2002年，最高法院通過出台司法解釋取消了索賠障礙。2005年，《證券法》規定了內幕交易行為，明確了賠償制度。

　　直至2010年，黃光裕案發生，才揭開內幕交易民事賠償第一案的序幕。經過管轄權異議等兩年的漫長程序較量，該案剛剛有望進入實質審理階段。

　　2011年11月，由公司法、證券法專業律師聯合民事訴訟、行政訴訟、刑事訴訟領域經驗豐富的律師組成反證券欺詐律師團，目前正在就李啟紅、肖時慶等內幕交易案公開徵集利益受損投資者。這一做法類似境外集體訴訟的受害人召集形式。

　　不過，在民事賠償方面，到底什麼人可以申請賠償、如何賠償、賠償額度是多少，目前都無明確的司法依據。

　　有法律專家表示，美國對此有上限原則，即賠償最多不超過獲利的3倍。

　　「這些問題都會在這個針對內幕交易的司法解釋中有一定的闡述。」知情人士表示，美國常用於證券民事賠償的集體訴訟機制，在本次司法解釋中，「出不來」。

　　本刊記者陸媛對此文亦有貢獻

司法拍賣陽光化

　2012年2月8日，全國法院深化司法拍賣改革工作會議召開，「人民法院訴訟資產網」開啟。今後，全國法院的涉訟資產拍賣信息將全部在該網上公開，司法拍賣也將逐漸在網上進行。

　　司法拍賣是法院通過委託拍賣機構強制拍賣被執行財產，並以拍賣價款清償被執行人的債務的一項重要執行措施，處於權利兌現、利益交割的關鍵環節， 屬於各方利益競相追逐、各種潛規則滋生交錯的敏感區域。近年來，司法拍賣成為司法腐敗案件滋生的重災區，多名法院院長、副院長、執行局局長、庭長以及法官 落馬，都與司法拍賣有關。

　　法院系統也在刮骨療傷，不斷「自我革命」。最高人民法院從2004年開始，出台了四個有關的文件，圍繞著法院的拍賣負責部門、拍賣機構的選定方 式以及拍賣平台等問題上著手。地方法院也有創新，比如北京高院規定委託拍賣的部門不參與案件的審理和執行，辦案人員不參與委託拍賣，使審判權、執行權和委 託拍賣權相分離。上海高院將全市司法委託拍賣工作實行集中委託、統一管理。重慶高院則在2009年4月施行了《關於司法拍賣工作的規定》，將所有涉訟資產 的司法拍賣全部納入重慶聯合產權交易所；2010年12月，該院又啟用了司法拍賣互聯網競價系統，在司法拍賣網上發佈信息、網上報名、網上競價交易。

　　通過陽光拍賣，能否扼住司法拍賣中的權力尋租？財新記者專訪了主管這項工作的最高法院副院長蘇澤林。蘇澤林於2004年6月開始，擔任最高法院副院長，並任審判員、審判委員會委員、二級大法官。

改革緊迫性

　　司法判決生效後，由法院指定拍賣機構對資產進行拍賣，監督機制的缺乏和法院的決定權力集中，使得法院工作人員往往能夠與拍賣機構以及某些意向受讓方形成利益集團，通過圍標、串標等方式破壞公平競價，損害債權人和債務人雙方的利益。

　　財新記者：目前的法院強制拍賣制度是如何變遷的？

　　蘇澤林：作為執行措施的強制拍賣制度，是在1991年《民事訴訟法》正式頒佈時確立的，到現在已整整20年。在此期間，司法拍賣制度的發展大體經歷了四個階段。

　　一是以1998年施行的《關於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為標誌，司法拍賣正式成為訴訟資產處置的主要形式，並從法院自行組織拍賣步入委託拍賣機構拍賣的階段；

　　二是以2005年起實施的《關於人民法院民事執行中拍賣、變賣財產的規定》為標誌，司法拍賣從隨意指定拍賣機構步入嚴格規範拍賣機構選定程序的階段；

　　三是以2009年起實施的《關於人民法院委託評估、拍賣和變賣工作的若干規定》為標誌，司法拍賣的對外委託全面轉由法院的司法技術輔助部門負責，委託拍賣工作正式與審判、執行部門分離；

　　四是以今年1月起實施的《關於人民法院委託評估、拍賣工作的若干規定》和這次全國法院深化司法拍賣改革工作會議為標誌，司法拍賣改革開始以建立統一的交易場所和網絡平台作為重要方面，強化對拍賣過程的有效監督控制成為改革發展的首要任務。

　　財新記者：您如何看待近年來司法拍賣領域頻發的腐敗案件？

　　蘇澤林：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司法拍賣領域的制度缺陷和管理漏洞仍然存在。各種利益群體試圖在司法拍賣環 節獲取法外收益的努力沒有停止，「權力尋租」空間仍然存在，出現腐敗的風險仍然很大。在遏制圍標、串標和黑惡勢力控場方面，我們的手段不夠有效。因人為操 控導致成交價縮水、成交率降低的現象仍有發生。

　　如何讓權力尋租在司法拍賣領域無所遁形，讓當事人權益在司法拍賣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實現，讓司法公正在拍賣領域全面彰顯，是一項艱巨任務。尤其是在法外利益獲得者攻擊改革的時候，必須拿出一往無前的勇氣，堅決打破來自人情世故的干擾，個人得失的影響，困難問題的阻撓。

　　伴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涉訟資產處置已不僅僅限於當事人合法權益實現範疇，還成為整個產權交易體系健全與發展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我們必須認識到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加快頂層設計，從更高的定位來審視司法拍賣工作。

陽光平台

　　司法拍賣工作中，不得向拍賣機構和當事人收取任何費用；法院以及拍賣機構工作人員及其近親屬均不得參與競買或委託他人代為競買。

　　財新記者：在司法拍賣中引入產權交易市場體系，您如何看待這種探索？

　　蘇澤林：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涉訟資產處置總量在我們國家的產權交易體系中所佔的比重越來越大，每年涉訟資產拍賣的交易總量達幾千億元。推進司法拍賣改革，不僅是司法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健全完善產權交易平台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根除司法拍賣領域腐敗問題的同時，必須改變在涉訟資產處置中由各地法院單打獨鬥的局面，把全國法院的涉訟資產拍賣聚合起來。通過發揮涉訟資產處置的規模效應，在引領交易市場體系發展、促進各類市場要素有序流通方面發揮應有的作用。

　　近年來，全國各地法院進行了大膽探索。特別是重慶，從2009年4月起就全面啟動了包括引入第三方交易平台、以電子競價代替現場競價為主要內容的司法拍賣改革，有效堵住了滋生腐敗的漏洞，大幅提高了涉訟資產成交變現率。

　　2011年7月，重慶市法院系統又通過指導研發「訴訟資產網」並完善功能模塊，實現了司法拍賣互聯網交易，競買人足不出戶、輕點鼠標就能參與拍賣。

　　此後，南京、杭州、廣州、長春和北京等地的類似改革也已快速推開，並取得了很大成效。全國各地的探索與實踐積累了寶貴經驗，為全面推進司法拍賣改革奠定了良好基礎。

　　財新記者：全國層面的改革，怎麼推進？

　　蘇澤林：最關鍵的，就是在全國法院系統建立統一的交易場所和網絡平台，這樣可以起到三個作用。

　　第一，有助於擴大拍賣信息的公開程度。信息不公開、出口不通暢，會為暗箱操作、低估賤賣埋下隱患。統一的交易場所和網絡平台，可以統一信息發佈口徑，提高信息發佈廣度。進而提高拍賣成交率、增值率，實現涉訟標的物價值最大化。

　　第二，有助於落實對競買人信息的保密要求。個別拍賣機構故意洩露競買人信息，為利益團體圍標、串標或者採取非法手段打壓、排擠其他意向競買人提 供可乘之機。統一的交易場所和平台，有助於嚴格落實保密責任，消除保密管理死角，從而有效消除圍標、串標和職業控場等「亂象」。

　　第三，有助於強化對拍賣過程的全程監控。通過統一的交易場所和平台，可以實現對拍賣公告、報名等節點的嚴格把關，對拍賣的現場競價、交付等重點 環節的監控，確保拍賣合法進行不出問題。也有助於我們以拍賣宗數、成交率、增值率、平均競買人數等指標進行綜合動態監控，準確把握拍賣工作效果。

陽光操作

　　「人民法院訴訟資產網」由最高法院負責總體組織管理，各高級法院負責各自子網站的組織管理，網 站擁有拍賣信息發佈、網上競買報名、拍賣機構隨機選定、網上電子競價、網上結算等功能，不僅為全國法院司法拍賣信息公開提供了全天候平台，也為競買人提供 足不出戶就能參加競買的服務。

　　財新記者：我們注意到，目前「訴訟資產網」已經出現了各地法院涉訴的資產拍賣信息。接下來的工作目標和安排是什麼？

　　蘇澤林：這個網站所設計的各項功能，對深化司法拍賣改革具有示範引領作用。要統一思想，迅速把全國法院的司法拍賣信息發佈全部納入「人民法院訴訟資產網」，並依託這個網站為競買人提供網上報名、網上競買甚至網上遠程結算等服務，使它真正成為全國法院統一的司法拍賣網絡平台。

　　具體來說，要著力做好六個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統一拍賣信息發佈。要用「人民法院訴訟資產網」這個平台，有效聚合全國法院的司法拍賣信息，以規模效應吸引更多關注，確保所有司法拍賣信息都能在這個網站看到，確保在這個網站看到的司法拍賣信息都是真實全面權威的。

　　具體而言，對外發佈司法拍賣信息公告，「人民法院訴訟資產網」是必選方式，在其他紙質媒體上可同步發。網上發佈的信息應儘可能詳盡，包括完整的 評估報告、明確的地理位置標識、完整的拍賣標的全景及特寫圖片，以及關於拍賣標的的詳細文字介紹，拍賣的最終結果也要及時公佈。

　　二是要統一交易場所建設。在「人民法院訴訟資產網」基礎上，還要抓緊推進交易場所的確定和建設。

　　各地要因地制宜，避免重複建設，充分利用具有良好信譽和功能完善的現有交易機構。

　　法院在與拍賣機構分工協作、各司其職的同時，也要對拍賣活動全過程實行有效監督。只有這樣，交易場所才能成為法院與拍賣機構之間的隔離帶，切斷法官與拍賣機構間的利益關聯，防止腐敗發生。

　　三是要統一競買報名制度。競買人信息保密直接關係拍賣結果的公正性。各地法院應依託「人民法院訴訟資產網」上的「競買人報名系統」，嚴格落實保密責任。

　　其中尤其要注意兩個環節：一是保證金賬戶管理環節，嚴格限制拍賣前的保證金賬戶查詢行為；二是對標的物查看過程的規範與限制，安排不同時間、不同人員陪同競買人查看標的物，保證競買人查看標的物不見面、不碰頭。

　　四是要統一拍賣競價方式。以電子競價代替擊槌成交，已是大勢所趨。以互聯網為依託的電子競價系統，實現了意向受讓方分離、受讓方與場外人員分 離，給予了競買人獨立調整競價策略的決策空間，更有利於促成充分競價，發現資產價值。而且整個報價過程均有實時監控並全程公開顯示，完全置於陽光之下，可 以確保競價更加公平，交易更加公正。

　　五是要統一拍賣機構管理。首先要嚴格規範拍賣機構的選定程序，全面推行隨機搖號選定拍賣機構的制度，切斷法官與拍賣機構間的利益鏈條，杜絕違規行為。各地法院可以將選定拍賣機構的過程，全程公開曬在網上。

　　其次是建立違規拍賣懲戒制度，凡曾在司法拍賣過程中發生以不正當手段取得拍賣業務、操縱競價或惡意串通、洩露競買人信息等違規情形的，要堅決清除。

　　六是要逐步實現網上交易的統一。司法拍賣的「網上結算」系統建成後，一個完整的互聯網上拍賣交易體系就可以形成。

　　當然，目前還需要在制度設計層面多做研究，在確保交易安全的前提下，依託互聯網上交易結算系統完成涉訟資產的全部拍賣交易過程。

近年來部分涉司法拍賣腐敗案

　　2004年

　　湖南高院原院長吳振漢案：在一起執行案中，將拍賣深圳大世界商業城的業務外包給一家拍賣公司，其兒子吳劍雄參與拍賣，佣金雙方分成。

　　2006年

　　深圳中院執行窩案：原副院長裴洪泉、執行二處處長李慧利、民七庭庭長張庭華、民四庭庭長蔡曉玲、法官廖昭輝，為廣東省拍賣業事務有限公司謀取利益，收受賄賂。

　　2007年

　　天津高院破產腐敗案：原天津高院民二庭原副庭長孫偉民、審判員秦立軍、田長友、天津一中院經濟庭審判員王躍有，在一起破產案中，在立案、指定清算、拍賣機構等環節，對相關單位給予關照，從而收受賄賂。

　　2008年

　　廣東高院原執行局局長楊賢才系列腐敗案：在中誠廣場執行案等數起執行案中，收受賄賂。

　　2009年

　　重慶高院原副院長張弢、執行局原局長烏小青腐敗案：在案件執行中，與拍賣行、律師相互勾結，從中尋租受賄。

　　資料來源：財新記者整理

【方舟評論】3Q大戰：一流司法才能讓互聯網業走出叢林

北京司法部叩門　大劉棄車保帥

華置主席劉鑾雄已正式被澳門檢察官刑事起訴行賄及洗黑錢罪，案件已排期在初級法院開審。 澳門特首崔世安上週也罕有地，開腔回應指會堅定執行法院裁決。 其實「大劉案」已升級至中央層次，而背後有份發功者是前澳門特首，現為國家領導人的何厚鏵。 大劉上週也急急北上，向國務院轄下的司法部「叩門」，望能棄車保帥。

大劉被澳門法院列為被告的消息證實後翌日，華 置申請停牌，大劉發表聲明，強烈否認有關指控。華置於上週五復牌，公司股價下挫百分之七點四，一度創三年新低，市值蒸發十四億元。本週一中午，潛水多日的 大劉終於現身福臨門，隨行有母親、胞妹劉玉珍和女友甘比。大劉現身後，下午華置股價跌幅即時收窄。至本週二，股價報$9.01。

不 過，大劉現在最「頭痛」的並非股價，而是有關行賄及洗黑錢的刑事指控。上週六，大劉帶同另一女友呂麗君現身北京，呂麗君更被拍到拿着一袋二袋疑似禮物。據 悉，大劉此行主要目的是透過港澳辦引見司法部重要官員，請求對方「出手」擺平事件。「佢都知涉案那五塊地保唔住，希望有關方面以『手續辦唔清』為由收番啲 地，個人不用揹上刑事罪，可以保住個人名聲。跟香港有別，北京的司法部與澳門法官有溝通，也有影響力，估計起碼要使一億幾千萬元。」知情人士透露。 另一邊廂，同為案中被告的博美集團主席羅傑承，上週六如常現身大球場睇波，更表示會到澳門應訊。但其實，羅傑承亦知是次很難「甩身」，四出籌謀，更曾相約 掌管歐文龍案件檢控事宜的澳門檢察院檢察長何超明見面，但不果，事關案件已升級到中央層次，澳門有關官員已收到指令，不能接觸劉鑾雄及羅傑承二人。

棄地保聲名
兩 人「急急腳」四出求情，皆因歐文龍第三階段貪污案將於本週四宣判，萬一全部指控都罪成，對劉、羅一案將十分不利。 現在，各界對案件都「唔睇好」，甚至在澳門官場內，認為是打擊官商勾結的樣板。上週六，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前往北京出席首屆京交會開幕禮前，忽然「高調」 開腔回應案件，指待終審法院作出裁決後，澳門政府會「堅定執行有關裁決，無論是過去、現在和將來也必如是。」更強調「在任何情況下，行政當局絕不能在保密 原則下對司法程序作出干預」，暗示「無偈傾」。接近澳門的消息人士透露，崔世安○九年上任後，一直無甚建樹，莫講外界，連澳門人都幾乎忘記有這位特首。 「佢今次擺出強硬姿態，明顯係想藉今次案件立功，而在背後發功正是當年力撐崔世安做特首的何厚鏵。」據知羅傑承在收購涉案地皮後，獲利七億元，他與當時的 澳門特首何厚鏵有「意見分歧」。 而當年有份競投這五幅地皮的四太梁安琪，被問到大劉這案件時說：「廉潔對澳門好重要。」對此風涼說話，據知大劉甚為氣結。

甘比家姐上位
大 劉官非纏身，旗下上市旗艦華置隨時群龍無首，皆因向來「一言堂」的大劉，是華置董事會內的唯一執行董事。案件曝光後，華置立即委任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國 偉、羅麗萍以及馬時俊成立特別委員會，處理涉及澳門訴訟的事項。聲稱無辜的大劉堅拒辭去主席兼執董職位，但公司同時提出委任多兩位執行董事，包括集團財務 總監兼公司秘書林光蔚，以及銷售及租務部經理陳詩韻。

五十六歲的林光蔚是集團老臣子，八九年已加入華置，追隨大劉 多年。由於大劉對身邊人防備心極強，林光蔚等候多年，直至現在老闆出事，才有機會進身董事會。相反，年僅三十三歲的陳詩韻，升職如坐穿梭機，皆因她是大劉 女友陳凱韻（甘比）的胞姐。娛樂記者出身的甘比，○二年加入華置，不久即成為大劉私人助理，同年陳詩韻亦加入華置，出任旗下公司廣生堂總經理。入職前，有 指陳詩韻在大劉資助下留學海外，獲得美國管理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士。有前華置員工透露，陳詩韻雖不懂地產，但工作勤力。「佢之前做廣生堂，之後先空降來租 務部，決策上嘅嘢，佢都直接問大劉。」 甘比飛上枝頭，家人亦同享富貴。○八年十月，甘比為大劉順產誕下女兒劉秀樺，得寵升級，陳詩韻在華置亦扶搖直上。根據華置○九年年報，陳詩韻獲擢升為集團 高級行政人員，擔任銷售及租務部經理，開始涉足華置最核心的地產業務。華置近年的重頭戲，包括灣仔「壹環」及澳門「御海•南灣」等項目的宣傳及銷售工作均 由陳詩韻親自操刀，並頻頻代表華置參與土地投標及售樓活動。

華置元氣大傷
今年初，陳詩韻公布華置新一年的推盤大計時 表示，華置今年在香港不會推出新盤，把重心移向澳門及內地市場，力推「御海•南灣」和成都「西錦城」第二期及「都匯華庭」第一期。三個項目的銷售收益將成 為華置未來三年的增長火車頭。如今大劉捲入貪污及洗黑錢案件，一旦罪成，涉案的五塊澳門地皮隨時被收回，再加上大劉被禁足內地，屆時令華置策劃多年的發展 藍圖付之一炬。 澳門地產項目可說是大劉多年的心血，華置投資二百億元，打造豪宅項目「御海•南灣」，總住宅樓面面積近五百八十萬平方呎，是澳門目前規模最大的住宅項目。 第一期預計一三年底落成，今年三月開始預售樓花，已售出三百五十個單位，平均呎價七千五百元。粗略估計，整個項目可為華置帶來逾二百億收入，甚至高於華置 現時一百七十億元的市值。

不過，大劉已為澳門地皮作最壞打算，希望能「棄車保帥」。截至去年底，華置內地的投資淨 額為一百二十二億元，佔股本權益三分之一。大劉一旦罪成，勢必影響集團在內地的發展。澳門立法會議員區錦新日前接受訪問時指，澳門與內地有罪犯引渡協議， 犯人若前往內地，公安隨時可將其押解返澳門服刑。在金融界出名「快、狠、準」的大劉，終於老貓燒鬚，並將上市公司華置「拖落水」，最無辜的莫過於一眾小股 東，為免越揭越臭，不如及早跳船。

澳門行大陸法　與香港無引渡
大陸法 澳門施行的是大陸法，乃「成文法」，法官只能依照立法原意審判案件，按法典訂明什麼罪名作出相關判刑，不依案例。至於香港，則實施普通法，法官既可以援用成文法也可以援用已有的判例來審判案件，判例對以後同類訴訟有約束力，屬「判例法」。 「無罪推定」原則 澳門法庭奉行「無罪推定」的原則，舉證責任在控方，嫌犯在判決確定前，均推定無罪。 澳門行賄及貪污刑責 向政府官員行賄，行賄者每項控罪最高判刑為2年；洗黑錢的最高刑罰為5年至12年徒刑。 引渡條款 香港與澳門目前沒有引渡協議，但即使被告人不出庭，澳門法院亦可進行審訊甚至將被告定罪，但只要被告不到澳門或與澳門有引渡協議的國家，可避免被捕及服刑。 資料：澳門《形法典》、《新華澳報》及律師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