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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患 茶怪老作

大孤山之患：大连油管爆炸调查

心腹之患 王蘭

　因為工作原因，最近接觸到一個真實故事。

　　A省有個比較成功的民營企業家B，近20年來做生意頗積攢了些資本。幾年前出於自身融資的考慮，加之經營實業比金融、股權投資辛苦太多，B投資了當地的一家金融企業當小股東（政府是大股東）。

　　B當股東後，獲取信貸融資相對比以前方便不少，還本付息也挺正常，當然，B的貸款過程是不是百分之百合規存疑。

　　後來，某權貴資本C看上了A省這家金融機構，以增資方式成為僅次於政府的第二大股東，入股過程在形式上符合公開、公正、公平的要求，實際掌管了該家金融機構的經營。

　　B的麻煩從此開始。C清理股東貸款，B起先抵抗了一陣，待C動用公權力時，B屈服並表示願意歸還所有貸款，但C並不罷手。

　　原來C的目的除清理貸款外，還想讓B把投資的股份優惠轉給C並徹底離開。最後結局目前尚未見分曉。

　　最近一次見到B，他很憔悴，私下說準備全部甩賣資產，關了企業，移民他鄉云云。寫下這個故事，並不是簡單同情B。

　　坦率而言，B自己的經營環節（如納稅）和入股、貸款過程或存在毛病，真要「東窗事發」也怨不得別人。

　　只是這種「被甩賣」讓我思考另一個較為抽象的問題：什麼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心腹之患？

　　過去30多年，在政治體制和社會環境不很匹配的條件下，中國經濟增長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這是全世界前所未有的，忽視這點來討論中國經濟，就失去了理性分析的基礎。

　　但眾所周知，中國經濟發展也面臨眾多挑戰：資源環境脆弱、人口老化、公民的基本財產權（如城鄉土地）沒有徹底解決、企業所有制結構不夠優化、政 府主導經濟增長的模式有待調整、出口導向經濟帶來了外匯金融風險等等。每個問題都很嚴峻，但個人認為它們均不能對中國經濟發展構成致命障礙，在我看來，現 階段對中國經濟發展構成心腹之患的是權貴資本。

　　首先，權貴資本的規模很大。權貴資本可以大致理解為權力與資本結合，謀求壟斷社會財富，前提就是權錢結合。

　　上世紀80年代前，權力普遍存在，但缺乏資本，權貴資本的規模可以忽略不計；80年代至90年代初，權貴資本初具苗頭；但自新世紀以來，權貴資 本的規模越來越大，蔚為壯觀。中國官場進入短週期輪替階段，躋身權貴人數呈幾何式增長，且人均控制資本遠非上世紀80年代可以想像。

　　其次，權貴資本的形式複雜。中國開放已20年有餘，權貴第二三代多從海外學成歸來，其他領域不清楚，在利用中國概念資本獲利方面，如離岸載體、新穎的所有制結構、稀奇古怪的賬戶、避稅手段、特別安排入股等等漸臻化境，如果他們願意現身說法，各大商學院的教授怕得下崗。

　　第三，權貴資本擠出其他市場資本。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經濟的規模很小，未開墾的領域很多，權貴資本和非權貴的民營/國有資本基本上可以做到互不 干擾。今日中國經濟規模已相當龐大，經濟處女地已很少，且權貴資本並不擅長開拓創新，於是把逐利目光轉向了存量經濟，由此產生擠出效應。最易下手的當然是 民營經濟，且不排除其逐漸涉足國有經濟的可能。

　　第四，權貴資本有隱蔽性。在中國，行賄/受賄是一般腐敗現象，扭曲資源配置、侵蝕社會道德，權貴資本亦如此。

　　只不過權貴資本還有其特別之處：一是非「普適性」。略去道德因素，行賄和受賄對經濟活動個體是一種「普適權力」，理論上，只要願意誰都能擁有， 大致可以理解為對經濟行為徵了「腐敗稅」（稅率或正或負），但權貴資本是「個別權力」；二是權貴資本較難繩之以法。一般腐敗無論多麼普遍，法律邊界比較明 確，也有清晰的處罰手段，但權貴資本在形式上更具迷惑性。

　　稽之往史，與如今權貴資本相似的是兩晉的門閥政治，它輔以九品中正制銓敘制度，使豪門利益得以固化，廟堂之上，裙帶飄飄。

　　考諸寰宇，在拉丁美洲、亞洲一些國家及轉軌經濟體中，權貴資本已公開制度化，權力/財富有明確的轉換價格，後果如何，歷歷在目。

　　有他人之鑑，當警惕權貴資本乃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心腹之患。█

　　作者投資業者

“國家糧倉”滿之患

從誕生開始，中儲糧這個國家的“大糧倉”就一直執行國家托市收購政策。達到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促進糧食增產、保障糧食安全的政策目標之後，面對已經發生變化的市場現實，中儲糧卻陷入尷尬。

政府每年要花掉巨額的財政補貼，但現實卻是，國內糧價越托越高，中儲糧糧滿為患，糧食市場難以自發形成價格信號調節生產。隨著國家層面開始對糧油收儲進行改革，中儲糧何去何從？

作為糧食市場的“巨無霸”，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以下簡稱中儲糧）在成立15年之際壞消息不斷。

2015年6月28日，國家審計署公布說中儲糧在財務支出、政策糧收儲、內部管理上存在多個漏洞。三個月前，央視曝光了吉林、遼寧中儲糧委托的租賃倉庫存在“陳糧頂新”事件。7月14日，中儲糧又被爆出收購糧食“打白條”的新聞。

中儲糧原本是為了“糧食安全”的目的而生。從2000年誕生始，這個國家的“大糧倉”就一直執行國家托市收購政策，負責國家政策性糧食收購和儲備，收儲國家戰略儲備糧以及用於調節糧食市場的托市收購糧、臨時儲備糧。

每年，中儲糧以托市價從農民手中收購糧食，留下戰略儲備糧之後，再將剩余部分以市場價格銷售給各類糧食企業，糧企再向市場銷售。

實行多年的托市收購政策提高了農民種糧積極性，促進了糧食增產。但在持續多年之後，面對已經發生變化的市場，中儲糧陷入尷尬。

中儲糧官網數據顯示，這家公司2014年資產達7000多億元，銷售收入2200億元，直屬庫346個，員工4.48萬人。

為了這個“巨無霸”，政府財政花了多少錢？據2014年財政部公開的政府財政決算報告，2014年的糧油物資儲備支出1539.75億元。這僅僅是一年的數字。

不僅如此，國內糧食市場目前的現實卻是糧價越托越高，中儲糧糧滿為患，糧食市場難以自發形成價格信號，以指導生產者的計劃。

2014年，國務院取消了棉花和大豆臨時收儲政策，並對新疆（含兵團）棉花和遼寧、吉林、黑龍江、內蒙古的大豆實行目標價格改革試點。這意味著國家層面開始對糧油收儲進行改革。

日前，農業部公布了一份《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第1480號建議答複摘要》，其中提到，其他幾類品種也要“發揮市場形成價格的決定性作用”。

這樣的變化中，中儲糧該何去何從？

庫存壓頂

“全世界最龐大的庫存已經建立起來了。”

8月，距離國家糧食托市收購截止日期還有一個多月，在安徽亳州這樣的糧食主產區，國有糧庫門口卻沒了排隊的賣糧卡車隊。

2015年，安徽夏糧總產量達到1414.7萬噸，同比增長1.1%，實現“十二連增”。中國社科院曾發布《中國農村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顯示，2015年中國糧食總產將以“十二連增”達到6.1億噸。而在糧食產量逐年穩增的同時，國家每年收購的糧食也在增加，由此帶來巨大庫存量。

中國到底有多少糧食庫存，沒有公開信息披露。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韓俊曾公開稱，“全世界最龐大的庫存已經建立起來了。”

據多位糧食專家估計，中國庫存消費比高達近50%，而這遠遠高於聯合國糧農組織規定的17%-18%的糧食安全標準。“即便是我們人口多，30%就夠了。”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孔祥智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中儲糧建立如此龐大的庫存，緣起於糧食管理體制。

自新中國成立後為了備災、備戰而實行多年儲備糧制度之後，1990年9月，國務院頒布《關於建立國家專項糧食儲備制度的決定》，開始在全國建立起歷史上數量最大、管理嚴格、調得動、用得上的糧食儲備體系。

當年成立了國家糧食儲備局，但這時糧食都由地方糧站收儲，使得儲備糧經營很容易受地方利益影響。

為了改變這種狀況，中央決定建立中央儲備糧垂直管理體系。1998年，新一輪糧食流通體制改革開始。此次糧改的原則是“四分開一完善”，即政企分開、中央與地方責任分開、儲備與經營分開、新老財務賬目分開，完善糧食價格機制。主要實行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余糧、糧食收儲企業實行順價銷售、糧食收購資金封閉運行三項政策。

2000年，國務院決定對糧食流通體制進一步改革，並成立了中儲糧。

“中儲糧只是一個政策執行的主體。”多位接受采訪的專家說，它只負責收儲國家所需的糧食，但具體到收多少、何時收、何時輪換、輪換多少等，由發改委、糧食局等部門共同商議，並最終報國務院拍板。

中儲糧成立之時，將1990年代初期建造的一批糧庫上收；而此時的倉容是為了“國家專項儲備”而建。在2004年，國家為了解決農民“賣糧難”等問題，實行托市收購政策。此後，隨著糧食產量的逐年遞增，收購量也逐年遞增。

中儲糧官網數據顯示，2005-2014年，中儲糧累計完成最低收購價和臨儲糧收購近6億噸，相當於2014年國內一整年糧食的產量。僅2014年，中儲糧購銷糧食達到2.6億噸，管理的政策性糧食占全社會庫存的70%，倉容罐容8000萬噸，資產7000多億元。

如此巨大的收儲量，僅僅靠中儲糧一家企業肯定是完不成的。中儲糧官網顯示，目前，87%的最低收購價和臨時收儲糧油分散儲存在11000多個地方和民營企業。中儲糧自己的直屬庫僅有346個，委托收儲庫點數量是中儲糧直屬庫數量的三十多倍，委托代儲的政策性糧食比例80%以上。

面對這1萬多的委托承儲庫，監管並非易事。“這幾次出事都是中儲糧委托或者租賃的庫點出事，並不是中儲糧自己有問題。”一位中儲糧內部人士說。

但從2012年河南中儲糧周口直屬庫主任喬建軍卷款潛逃一案開始，在中儲糧和承儲企業之間就存在著各種潛在的“問題”。而“轉圈糧”“以陳頂新”“打白條”問題暴露了中儲糧的監管不力。

解決問題的方案，是國家支持中儲糧“自建倉庫”。2015年6月15日，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國家糧食局三部委聯合發布了《糧食收儲供應安全保障工程建設規劃（2015-2020年）》（簡稱“糧安工程”）。其中規定，到2015年底，國內新增新建倉容5000萬噸，維修改造“危倉老庫”比例達到60%。

中儲糧相關負責人對南方周末記者稱，今年投資100億元於新建倉容，這是中儲糧成立以來建設規模最大的一年。

賣不掉的糧食

托市價格連年攀升已逼近市場價格後，收儲的糧食從入庫到出庫難以形成一個循環的體系。

中儲糧多年執行托市政策之後，漸漸陷入一個糧食補貼越來越高、庫存周轉不靈的新困境。

“托市”，顧名思義，即把糧食價格“托”起來，穩定糧食價格。國家往往會在每年農民種糧之前公布一個價格，即最低收購價。糧食成熟後，如果市場價格低於最低收購價，即會啟動“托市收購”，從而保證農民“賣得出去”糧食。托市收購的執行主體是中儲糧。

在2004年之前，為解決農民“賣糧難”問題，國家一直采取最低保護價收購。2004年，托市收購政策替代了最低保護價收購（其實兩者並無本質區別），但當年並未真正啟動。2005年，國家開始對水稻實行托市收購，2006年對小麥也開始托市收購。此後的每一年基本上都在安徽、山東、河南等糧食主產區實行托市收購。

托市收購主要是針對水稻和小麥。在2008年之後，對玉米、大豆、油菜籽、棉花等大宗農產品，在一些主產區實行臨時收儲。臨時收儲與最低收購價收購類似，均可劃分至托市收購範圍。

每年，除了發改委、糧食局會要求中儲糧收儲新糧作為國家戰略儲備糧之外，還往往會在一些市場價格低於最低收購價的地區啟動“托市收購”。由於托市價格高於市場價，大部分農民和糧販子就更願意將糧食賣給國家糧庫，糧食便源源不斷地進入了中儲糧體系。

從2006年開始，三級小麥托市收購價格為0.72元/斤；到2014年三級小麥的托市價格上升至1.18元/斤，每年保持10%左右的穩定增長。2015年，三級小麥的托市價格仍然是1.18元/斤，未再上漲。

由於有“托市價格”存在，農民不用擔心糧食賣不出去。而隨著最低收購價的逐年提升，也保證了農民種糧的積極性，糧食連年增產。

今年小麥、水稻的最低收購價都與去年持平。“當時有關部門討論得非常激烈，農業部門認為要漲，即使漲一分錢也得漲，要給農民一個積極的信號，但是價格部門堅持不漲，最後給出的理由是石油價格下降了，所以導致生產資料價格下降了，所以不漲價。”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孔祥智估計，雖然今年沒漲，但明年可能就會漲，因為勞動力等成本還在上漲。

但每存儲一斤糧食，財政都是要拿錢的，因此造成存儲費用過大。每年，中儲糧收購由農發行提供貸款，存儲、輪換以及貸款產生的利息都會有國家財政進行補貼。

安徽亳州一家替中儲糧代儲的面粉廠老板宋紅兵說，現在中儲糧收儲糧食，如果存放一年，收購費用、入倉費用、存儲補貼等一系列費用加起來大概是175元/噸。這意味著，儲存的糧食越多，時間越長，中儲糧獲得的國家補貼也就越多。

何時收儲、何時拍賣都是由國家發改委、糧食局等部門報批國務院才能決定，也就是說，糧權並不屬於中儲糧，更不屬於中儲糧的代儲企業。

但高額的補貼利益之下，就會產生市場主體利益尋租的空間。“有些企業為了尋求利益就會在存儲量上做文章。”孔祥智2013年曾在黑龍江等地調研發現這個問題。

“一般地方國有糧庫與中儲糧是委托關系，這些糧庫存儲糧食每年也會拿到國家相應的補貼。一旦這個地方糧庫的糧食在糧食交易市場被拍賣出去之後，他們往往會想盡各種辦法，不讓買糧食的這些面粉廠把糧食拉走，從而延長存儲時間，賺取國家的倉儲補貼。”上述面粉廠老板宋紅兵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南方周末記者采訪的其他面粉廠老板及市場人士、專家普遍認為，這是“出庫難”的主要原因。“中儲糧直屬庫還好一點，往往是地方糧庫存在這種情況。”宋紅兵說，“因此，在各地拍賣糧食都有一個潛規則：如果想要拍那些糧庫的糧食，必須私下提前加價。雙方私下里達成一致後，才能在交易網站上去拍這批糧食。否則，很難在糧食交易所規定的時間內全部拉完糧食。”

以前，一些面粉企業寧願“給好處費”還願意去拍政策糧，“因為計算下來，以前托市收購上來的這批糧食在交易的時候，即使執行順價銷售，再加上這些隱性成本，還是會低於小麥的市場價格。”趙軍說。

但是在托市價格節節攀升的同時，政策糧“順價銷售”價格也不斷上升，不斷逼近市場價。“2014年是基本持平，起拍價是1.235元/斤，市場價是1.27/斤。而今年的小麥市場價格是1.15元/斤，今年的托市收購價就已經達到了1.18元/斤（三等麥），所以大家都不願意去拍政策性糧食了。”宋紅兵說。

因此，托市政策漸漸造成了糧食“出庫難”。目前的現實下，在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看來，托市政策的最主要弊端在於，收儲的糧食從入庫到出庫不能形成一個循環的體系，“周轉不靈”。

“托”出來的市場

在扭曲的市場上，商品流通部分的糧食也進了中儲糧的糧庫。

現在的情況下，一方面，托市價格導致了庫存居高不下，政策糧順價銷售困難；另一方面，托市收購也造成了當前扭曲的市場價格。

托市價格不斷上漲，使得國內糧食價格只增不減，但國際市場糧食價格持續走低，因此造成國內外價格倒掛。“影響就是，國內價格高的糧食品種，在國際市場就可以找到替代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程國強說，“如玉米，國內外平均差價在600-700元/噸，最高可達1000元/噸。”

由於國內外糧食價格倒掛，因此導致國內糧食進口量持續上升，甚至走私進來，而國內的糧食庫存卻很大。

在孔祥智看來，當前的托市政策幹擾市場，使價格不能反映價值。“最初制定最低收購價，是因為市場價格比較低，為了防止谷賤傷農而制定，但這個價格說是最低收購價，從一開始執行就成為了市場的最高收購價，這實際上是把價格拉起來了。”

“雖然這樣調節了市場，但是已經沒有市場了。”孔祥智說，現在只有一些大型加工企業還有能力收購，托市價造成市場價格扭曲。

“我們現在的政策目標，是確保國家的糧食安全，保障農產品的有效供給。說得直白一點，就是為了保證農產品的增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程國強分析。

但增產後的糧食，一方面價格不斷走高，另一方面，市場主體都不收了，只有中儲糧來收。“後果就是嚴重扭曲了市場，商品流通部分的糧食也進了中儲糧的糧庫。”

在中央的主導下，中儲糧執行“順價銷售”，現實情況是，“根本順不出去”。

作為國家政策性糧食收儲單位，中儲糧主要承擔政策性功能，“是國家戰略儲備，不是以經營為目標，但不僅要自負盈虧，而且還要進行經營業績考核，這長遠下去肯定會出問題。”東方艾格農產品分析師馬文峰說。

“托市收購，不應該完全由中儲糧來承擔。中儲糧僅負責國家戰略儲備即可，其他的事情交由市場而定，這樣就不會有那麽多問題。”馬文峰說。

退出托市政策？

除了戰略性的儲備，其他的就放給市場去收購。

業內對於托市收購政策的討論非常多。2012年，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成員陳錫文在接受《經濟日報》專訪時就提出，深化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全面放開糧食購銷市場，使所有農產品流通納入市場化運行的軌道。

而在2015年2月，陳錫文在一個新聞發布會上表示，要解決農產品價格高企、糧食拍賣成交率不高等問題，需要實現價格形成機制的改革，目前國際通行的做法是實行目標價格改革。以目標價格取代過去的臨時收儲、最低收購價勢在必行。

高庫存帶來的財政高補貼壓力，讓財政部也開始“發聲”。2015年4月，財政部長樓繼偉在公開場合稱，目前英國減少對糧食的全方位補貼，鼓勵農產品進口。他認為，目前應鼓勵農產品進口，才能進一步轉移農村的勞動力，彌補制造業、服務業的勞動力短缺，使工資增速低於生產率的增速。

國家層面的改革也在進行。2014年，國務院取消了棉花和大豆臨時收儲政策，並對新疆（含兵團）棉花和遼寧、吉林、黑龍江、內蒙古的大豆實行目標價格改革試點。

目標價格改革直補的方式是，當市場價格低於目標價格時，國家根據目標價格與市場價格的差價對試點地區生產者給予補貼；當市場價格高於目標價格時，不發放補貼。目標價格補貼與種植面積、產量或銷售量掛鉤。

“農產品價格的天花板並非鋼板一塊，這個天花板是可以調控的，可以降下來的，現在棉花天花板降下來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韓俊在《農民日報》公開評論道。

因為才正式實施一年，多位專家均認為，“目前效果還不好評價”。今年的“一號文件”，並未將試點範圍擴大。

目標價格補貼，是從國外引進來的。據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介紹，在國外，一般會由種植者在保險公司進行投保，保證這個價格是多少，一旦低於這個價格，保險公司就會賠付。這種屬於政策性保險，由農民出錢買，國家出錢補貼。“但這種模式，在國外比較好操作，他們都是一個個大農場，而我國還都是小規模的農戶種植為主。”

李國祥說，“當前，可以從儲備制度入手進行改革。除了戰略性的儲備，其他的就放給市場去收購。長遠來看，需要改革，但改革有風險。”

但不管怎樣，“當前要完善農產品價格體制機制，退出目前的這一套托市政策，這是最根本的。不管用什麽政策，都要退出這個政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程國強說。

（應采訪對象要求，趙軍、宋紅兵為化名。）